泰戈尔因为旁遮普事件，愤而奉还英廷所赐的爵士荣衔。当他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之前，他的内心痛苦不堪。他曾有好几个晚上彻夜失眠。他的心情，恐怕只有哈姆雷特能够领略一二。
为了易地疗养，同时，又想使各国人士对于他一手创办的国际大学有深刻的了解，他决定周游寰宇，而第一个目标当然是旧大陆。
1920年5月，他从孟买上船。同行者有毕尔逊（W. W. Pearson），送行的亲友中有安德烈。沿途他把自己的观感，写信告诉安德烈。那些信件，成为本章及下章最重要的材料。其中佳句俯拾即是，使人不忍释卷。
谁也知道，诗人是最敏感的。诗人不但是闻一知十，而且许多事情他早已有预感。当他所坐的邮船过了红海的时候，船上的几天的生活已经给他以这么一种印象：
这儿的人要我们为他们打仗，将我们的原料供给他们，但他们却把我们摒斥于大门外，那儿悬着揭示牌，上书：“由亚洲冲进来的人，将被惩办。”当我一想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不禁会打冷颤，我非常怀念我的圣蒂尼克坦的富有阳光的角落。
今天是星期一日，到了下星期日我们的船便抵达马赛。但是，我已经开始计算我的归期的日子了……
负着沟通东西文化，寻求世界和平的大使命的诗人，他很想找个机会周游列国，可是他一想起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异样的嘴脸，他就恨不得马上卷起包袱，高唱“归去来兮！”
他抵达英国后，就到牛津访问亲友。那时，欧洲各国的文人，一听见他抵达英国的消息，纷纷写信来请他到那儿去观光。这样一来，他的精神又为之振奋，提前回国的念头暂时抑制下去。再进一步，他认为有些欧洲人对他的了解恐怕远在他的同胞之上，虽然在印度他可以享受阳光和闲暇。
他知道，欧洲人士对他的希望和要求，也许是暂时的，过了相当时候，他恐怕又像秋扇一样，被人遗弃。但是，他又自我安慰一番。他知道叶子迟早会掉下来，不过当叶子还没有落地之前，它曾吸收阳光，灌输到树木的心脏，同时，叶子所发出的天籁，可代表整个森林的呼声。在这种情绪下，他愿意向西方人士传播东方的圣人的哲理，说不定将来也有开花结子的一天。
那时，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正展开印度问题的辩论。泰戈尔眼看那些人的言论，不禁十分惊讶。他觉得他们对于印度问题，不但毫不了解，而且缺少同情，至于英国的报纸，也是大同小异，不给印度以有力的支持。
话又说回来，泰戈尔虽然对于英国上流社会有微词，尤其对于未来印度总督的候补人，他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可是他对于英国人民的正义感，却引以为慰。他觉得他们的灵魂，并没有给强权政治污损。
然而这种毒素比较我们所想象的更深入，它侵犯到英国的重要机构。我觉得，我们诉于他们的高尚的天性的努力，越来越得不到反响。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不要为这事情失望，反而要抱誓死不屈的勇气和决心，竭尽能力，为国家服务。
最近的事件完全证明，我们真正的得救是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一个国家的伟大，不能够靠人家不大愿意的带着轻视的一点施与来做基础。
泰戈尔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政治活动应该怎样搞，他却十分明了。他认为一个国家寻求独立，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从事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必须走着痛苦牺牲的困难的途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假如爱国志士想走捷径，乞灵于立场相反的人士，这无异自讨没趣。
在英国住了一个多月，他就匆匆束装前往巴黎。临别时，他遇着一位故知祁德斯博士（Dr. Patrick Geddes）。他认为祁德斯博士的可爱，不仅在于他的科学上的成就，而在于他的完美的人格。他觉得祁德斯博士既具备科学家的精确，又拥有先知的识见。此外，他还能够运用艺术家的手腕，把他的意见用符号的语言表达出来。由于爱护人类，他这才能够充分了解人类的真理。
他由伦敦到巴黎的时候，他发觉巴黎变成一座死城，他想访问的朋友，连一个也找不到。尤其不幸的，是他从巴黎前往亚甸的途中，他的衣箱全部失落，逼得他无心参观，要赶紧回到巴黎找裁缝和洗衣店。
就在那么不如意的环境中，泰戈尔却维持着宁静的心情。他认为印度同胞困处于极局促的环境中，彼此为着芝麻大的事情，争得头破血流，这实在不值得。假如我们不负起伟大的责任，我们就没有法子培养伟大的胸襟和人格。他觉得欧洲人的侮辱印度，看不起印度，这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假如自己不大争气，想法迎头赶上，那么不幸的后果还会接踵而至。他绝对反对采取报复的手段，因为他主张人家的小气或不公道，这是人家的错误。假如我们自己也同样小气或不公道，这是不可宽恕的。
在法国住了一个月，他就准备去荷兰。他曾得到德国友人的邀请，但是，那时疮痍满目，战争的记忆还是很新鲜，要从法国到德国，旅行手续上不免有种种困难。他打算从荷兰回来的时候，顺便到汉堡去观光。
在离开法国前，他曾到战区一游。那种碎瓦颓垣的景象，使他深刻地觉得，这需要很大的努力及充分的时间，才能够使人忘记一场混战的噩梦。他希望法国人宽大为怀，忘记仇恨和伤害。
人类有创造的力量，也有毁坏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是在心里交战。假如创造的力量不能够战胜，那么毁坏的力量就像猛虎从铁栏杆里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伤害的能事。
他从法国到荷兰，在荷兰小住两星期，和当地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时相往还，大家相见恨晚，尤其是他们对国际大学创办的意义有相当认识，这简直使他喜欢得要命。的确，“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泰戈尔所负的是沟通东西文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现在他万里迢迢，亲自跑到荷兰，他居然能够找到几位知心，而且这些人对他只有敬仰，没有阻碍，这怎么不使他觉得友谊的可贵呢！
他从荷兰折回安特卫普（Antwerp），再由安特卫普经布鲁塞尔布鲁塞尔（Brussels）、巴黎，而达伦敦。就在安特卫普的旅途中，他给安德烈写了一封信，时间是1920年10月3日。
我在荷兰逗留了两星期。这两星期给我以非常慷慨的礼物。有一件事情，你应该相信，这个小国和圣蒂尼克坦的心灵上的交通已经打开；我们还须努力把它扩大，利用它来作精神上的财产的交换。总之，经过我们这次的访问后，欧洲越来越接近我们。我只希望我的圣蒂尼克坦的一切朋友能够认识这事情是多么真实，它所代表的是多么丰富。现在我比较从前更加明白，圣蒂尼克坦是属于世界的，而我们须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事实。我们印度极难忘记所有的刺激，而那些刺激使我们的良心集中于我们日常的困扰。但是，良心的解放是精神生活应有的手段和目的。因此，圣蒂尼克坦应该退出我们的肮脏的政治漩涡。
昨天早晨我抵达安特卫普，这封信就在安特卫普写的。我现在准备去布鲁塞尔，因为那儿有个约会。接着，我便前往巴黎。
平心而论，荷兰虽算是个小国，但它在学术和艺术上的成就，并不亚于那些大国。我们只看泰戈尔所表示的喜悦的程度，便知荷兰的文人学者对国际大学是多么关怀。
1921年，泰戈尔漫游丹麦、瑞典、德国，在这些国家里，像在法国和荷兰一样，他得到极大的敬重；每次演讲的时候，讲堂老是挤满了听众；他的剧本上演的时候，观众也是掌声雷动；开明人士很慷慨地惠赠大批书籍给国际大学的图书馆。欧洲各国政府的要人，懂得礼贤下士，个个要请他为贵宾，并且预备专用的飞机，听候差遣。
在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青年学生举行提灯大会，庆贺他的莅临。德国的出版家买到大批纸料，预备出版他的著作三百万册；同时，他们曾卖出几万册《家庭与世界》的英译本。
这些事情使他有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德国人对他的一致尊崇，这使他感激不尽。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非常崇拜德国的知识分子。崇拜会使人感激，而德国人对于梵文的研究的精细，可以说是举世无匹。那时，泰戈尔正受英国的冷落，所以德国对他的尊崇，是来得恰好。他说：
他们是忍耐的辛勤的民族。我知道他们会吃苦。他们中已经有人开始学习孟加拉文；因此，他们将会阅读我的原著。
须知一个作家最爱读者了解他的著作；要充分了解作者，阅读原著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要履行这些条件，忍耐而辛勤的德国人当然能够做得到。
1921年6月20日，泰戈尔到捷克的德国大学去演讲。他的演讲词是那么深刻，所以该校教授会为表示最高的敬意，决定把各位教授的著作搜集起来，恭恭敬敬地送给国际大学。
须知著作是文人学士的心血的结晶。他们不会随便把自己的心肝披沥给普通人去看。现在德国大学全体教授居然愿意把他们的全部作品送给国际大学，这可见德高望重的泰戈尔在捷克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泰戈尔漫游旧大陆期间，他曾结交了不少第一流的学者。这些人都愿意到国际大学去服务。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舍弃繁华热闹的都市，跑到圣蒂尼克坦去过田园的生活。不过那时战争刚停，进出境的手续还是十分麻烦。假如他们对泰戈尔个人没有信仰，恐怕谁也不会应聘。
然而旁遮普事件，始终使泰戈尔念念不忘。他痛恨英国的官员处理那次事件的时候，感情控制不住。因此，他对于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微词。他说：
我们的现代学校的校长是英国人；在欧洲各国中，他们对于思想最缺少感受性。他们是良善、忠实、可靠，不过他们洋溢着动物的精神，那种精神驱策他们从事赛马、打猎、拳赛等事情，而他们对于一切思想的感染，多少会表示顽固的抵抗。
因为周遭的环境迫得他义愤填膺，所以他才发表上述的判断，而这种论调他从来没有。他的国际声誉，使奉承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事情使他觉得十分厌倦。他只望快快收拾行装，重返宁静的圣蒂尼克坦，过着精神很愉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