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战期间，印度非常同情联军的行动，大家出钱出力来支持战争。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深得英国当局的赞赏。那时，联军所标榜的民主政治以及民族自决的口号，打动每个印度人的心，于是他们便向英国要求，提早使印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谁料事与愿违，英国的诺言迟迟没有实现。因此，印度便组织一个“独立同盟会”。英国震惊，把同盟会的首领菩桑夫人逮捕。不幸英国这种估计完全错误，结果，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发而不可收。
就旁遮普一省而论，战争期间，他们的牺牲极大。他们对英国没有履行诺言这事情，非常不满，可是英国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轻易接受印度的要求。甘地知道民怨沸腾，他吁请英国改变态度，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的建议不被采纳。因此，他便号召全国休业，以示反抗。
谁也知道，甘地所采用的是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不幸在许多地方，警察和群众都控制不住感情，所以发生流血事件。外侮当前，促成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空前的合作。他们精诚团结，步伐一致，非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誓不甘休；这是1919年间的事情。
对于那次不幸的暴动事件，泰戈尔义愤填胸。他写了一封信给印度总督詹斯福特勋爵（Lord Chelmsford），把英廷所赐赠的爵士的荣衔，双手奉还。
总督阁下：
政府对于旁遮普的局部纷乱事件，运用非常的手段来弹压，这事情使我惊讶，同时，也使我认识，作为英属印度的子民，我们的地位是孤立无援的。政府所加于那些不幸的人的严厉的处罚，以及它所采用的方法，使我们相信，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在往古来今的文明政府的历史上找不到同等的情形。贵政府拥有摧残人命最有效的组织，现在竟运用这种组织的力量来应付手无寸铁的人民，这种行为我们绝对认为与政治上的方便行事无关，与道德正义更无缘。
我们旁遮普的同胞所受的侮辱和苦痛的记载，已经透过沉寂，达到印度每一角落，而人民的心中所激发的普遍的愤怒，我们的统治者却熟视无睹——他们也许私自庆祝，他们曾给人以值得恭贺的教训。
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曾博得英印大多数报纸的颂扬，其中有些报纸曾以开玩笑的态度尽量描写我们的苦痛的情绪，而政府当局对于这事情一点也不加以制裁。另一方面，凡是可以代表受苦受难的人的痛苦的呼声，裁判的意见，却一字不准发表。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呼吁也是徒然，而报复的热情已经使我们政府的高贵的政治家的风度掩没——事实上，政府大可宽大为怀，这才和它的力量及道德传统相配合——在这当儿，我所能够替我国做的一点事情，就是自己负起一切后果的责任，在言论上支持我的几百万同胞去抗议，因为他们在恐怖的痛苦中，已经哑口无言了。
现在已经达到这时代，荣誉的徽志使我们的耻辱在不调和的国耻中更见明显。就我而论，我愿意卸除一切特殊的徽志，站在我的同胞的旁边，他们因为是微不足道，很容易受到非人类所应受的耻辱。
为着上述的理由，我迫得很不愿意地很遗憾地请求阁下除去英皇陛下赐我的爵士的荣衔，那是由你的前任总督亲手惠赠的，他的高尚的心志，我永远念念不忘。
你的忠实的朋友泰戈尔·罗宾德罗那特
爵士的荣衔，他倒不稀罕，但是，这个衔头多少是代表社会对他的认识和敬重，现在形势逼得他要公开否认，他的心里的苦痛不问可知。此外，旁遮普事件，使他的希望幻灭，这更是不好受。他时常相信英国人处理事情的公平正直，这种性格使英帝国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比较其他各国更受人欢迎。他个人有许多英国朋友，同时，英国作家给他的影响也很大。现在他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心里不大愉快，所以他更觉得周遭一切事物似乎都有差错。
旁遮普事件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在许多场合里，他都发表演讲。结果，弄得双方都对他痛恨。然而，当局面最坏的时候，他还能够对安德烈写出这样的信：
虽然我们这么怨恨英国，但是我不能不爱你的国家，因为它给我几位我最亲爱的朋友。我非常喜欢这件事，因为仇恨是可恨的。好像一个将军为着战略关系，把全部敌人赶到“死路”，以便歼灭他们，我们的愤怒的情绪把全国人普遍化，以便在精神上给他们以最大规模的打击。……
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好人，彼此之间具有亲和力。燃料的外表不同，但火焰却一致。当这个国家的光焰照到我的眼帘的时候，我承认它和那种照耀印度的途径，照耀我们的家庭的光亮一模一样。让我们找寻那种火焰，同时，我们要知道，凡是分裂的精神占优势的地方，就是黑暗统治的地方。
换句话说，泰戈尔虽然极端讨厌殖民地制度，但他对于英国人毫无仇恨，而且有相当的敬意。他曾说：“最优秀的英国人，是世界人类中最优秀的标本。”泰戈尔这种对事不对人，攻击制度而不攻击人身的宽大的作风，无形中给印度带来很大的光彩。更难得的是，泰戈尔如此，甘地和尼赫鲁也是如此。在印度民族运动的过程中，大家认清目标，积极进行，到了目的达到之后，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已成历史的陈迹，大家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是多么漂亮！
甘地所倡导的不合作运动，原来是反对采用一切暴力的。这事情甘地了解，泰戈尔也了解，可是实际执行的人却不大了解，所以当地曾有少数人对泰戈尔发生误会。
还有一层，一些眼光短浅的人，以为欧洲的文明是物质文明，印度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泰戈尔却坦白地指出，欧洲人征服物质的力量的功劳，这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成就。假如印度人不了解这一点，将来吃亏的并非别人，而是自己。就精神文明而论，从希腊诗人荷马到英国小说家康拉德，他们的成就并不小。此外，欧洲历代殉难的烈士之多，正如恒河沙数，我们并不能说人家不懂得什么真理。简单说一句，东方和西方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合作的。凡是高傲的人，不论是印度人或英国人，都不足为训。
现在让我们谈谈语文问题。自他五十岁左右，他才开始运用英文来写作，尤其是用英文来翻译他已经成名的著作。那些译品固然给他带来国际的声誉，但是就文论文，像汤逊所说的那样，“他的翻译对我是一种隐蔽——在他的诗和西方人士之间罩着一层云雾”。
泰戈尔是个敏感的人，他更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的英文还不够水准，今后还是运用孟加拉文来写作，这使他更能够自由运用。
1921年2月2日，他给汤逊的信就是这么说：
你知道，当我5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追求你的语文。我要赢得它的青睐，这种希望似乎太迟了。因为我没有在任何大学得过学位，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缺陷——我实在不敢闯入那个专门保留给天使去践踏的田地。在我的译文里，我战战兢兢地避免一切难题，结果，我的译文比较流利，但也比较浅薄。……当我开始假冒自己的作品的行为的时候，我是闹着玩的。现在我对于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不禁会发抖。我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行为，退到我的原来的职业，单纯做孟加拉文的诗人。从兹弥补过失，我希望不会太迟。……
上述的一段话，一方面说明泰戈尔的过分谦逊，另一方面证明母语教育比较任何语文教育来得重要而且有效。
然而世间的事情，有时是求之不得，有时要拒绝也不容易。自泰戈尔将爵士的荣衔奉还英廷后，他对于世俗的所谓名誉，更抱着非常冷淡的态度。他是忘怀得失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动他的心。可是许多著名的学术机构，都要和泰戈尔发生一点关系，这才能够把该机构的地位尽量提高。
普通学术机构和学人及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发生关系，不外几个方式，如：颁发奖金，担任讲座，赐予名誉博士学位。
当泰戈尔驰誉国际文坛后，这些机会源源而来，可是除了最著名的大学外，普通学术机构的讲座及名誉学位，他一点也不稀罕。
牛津是英国两个老大学之一。牛津当局老早就想赠与一个名誉博士给泰戈尔。可是自泰戈尔把爵士的荣衔奉还英廷后，牛津当局不能不有戒心。他们认为，泰戈尔既然视荣衔如敝屣，爵士的荣誉既然可退还，那么牛津的名誉博士学位恐怕也不会被接受。
1926年，牛津大学授意桂冠诗人布力治（Robert Bridge），请他征求泰戈尔本人的意见，同时，把一切应备的手续告诉他。在布力治致泰戈尔的信中，他很唐突地透露了一句话：“我觉得你的被选是没有多大把握。”这封信使泰戈尔颇难处置。假如他到了英国，而牛津大学又没有赐予学位，这将使他十分尴尬；何况那时他到处大受欢迎，人家的热烈，和英国的冷淡，倒成个剧烈的对照。
1930年，泰戈尔曾到牛津去讲学，不过牛津的学位，迟迟没有颁发，这事情曾使一般印度文艺界愤愤不平。到了1940年，牛津大学觉得事情再也不应该迟延下去，于是很有礼貌地用本人不必亲自前往牛津领奖的办法，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的衔头；这在牛津的历史上仅有两次先例。
那时，牛津大学的代表为冀厄爵士（Sir Maurice Gwyer）及印度哲学专家拉达克里希南爵士（Sir S. Radhakrishnan），地点在圣蒂尼克坦。文名广播遐迩后的泰戈尔，一般人的恭维的信件，他早已不大重视，不过牛津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是个例外。据说，那天拉达克里斯希爵士用拉丁文致辞，泰戈尔用梵文致答词。拉丁文和梵文都是死文字，可是这些古色古香的情调，更和一代大诗人的身份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