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真返璞，自由放任，行善除恶，去华务实。这16个大字，不但是泰戈尔的教育思想的菁华，而且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人生观、宇宙观的中心。
关于泰戈尔的教育的思想这问题，1956年出版的《国际大学季刊》及《印度亚洲文化季刊》各有几篇专文分析，值得读者参考。据我看来，泰戈尔一手所创办的国际大学，是他在事业方面最大的功绩。他运用国际大学来表现他的一贯的教育思想，同时，也通过国际大学，给他作沟通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媒介。所谓归真返璞，自由放任，行善除恶，去华务实，无非鼓励世人须处处以自然为师罢了。
人生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真正的教育，不是采取填鸭的方式，把各种硬性规定的课程和课本，往学生的脑袋里灌输，而是采取启迪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做主人，让教师处于辅导的地位。只因学生对于学问本身发生兴趣，同时，他们知道活到老，学到老，一天停止学习，那一天的生命等于虚度。这种自动的孜孜向学的精神，是真正研究学问的人的秘诀。泰戈尔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再进一步，他还不辞千辛万苦，立志创办一间大学来证明他的教育思想的正确。
中庸说得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真正的教育，就是顺着学生的个性，予以适当的指导。但是，目前的教育是怎样的呢？泰戈尔说：
我们把地球除开，而教学生读地理；把语言除开，而教学生读文法。他所渴想的是史诗，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事实和日期的编年史。他活在有生命的世界，但是他却被流放于没有生命的留声机的世界……
教师有他自己的目的。他想按照他的现成的学说来陶铸儿童的心思。……这等于把结成果实的使命加在花儿身上。……花儿住在富足的世界，但是果实必须把心关闭得紧紧，以便使种子成熟。……
儿童因为除了生活以外，没有一种有意识的生活目的，所以他能够看到周遭的一切事物，能够完全自由地听到各种声音，在搜集消息上，用不着选择。……
教师认为教育儿童最好的方法在于聚精会神，可是自然的母亲知道最好的方法在于分散精神。当我们做儿童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分散精神，通过意外的突然的方法来搜集事实。……事实应该原原本本地让儿童知道，这样才能够刺激他们的心思，作充分的活动。
泰戈尔像孟子那样，最懂得人情心理。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换句话说，在人生某阶段，他便有某种活动；可是一般教师，甚至编制课程和课本的专家，老是把成人或老人的爱憎好恶，当做儿童的爱憎好恶。这种被动的教育，无论内容多么丰富、充实、正确，多数儿童恐怕都不能够接受和同化。
西洋有个俗语：“对于一个人是美味珍馐，对于另一个人却是毒药。”这话很有道理。因为各人的个性不同，嗜好也相差很远。假如你要尊重人家，那么你必须尊重他的个性及嗜好。在北京的馆子里，主人一定请主客先点菜。在西洋各国，真正考究饮食的人，多数是吃“点菜”。例如我爱吃鱼，你爱吃鸡，他爱吃牛排。同样的牛排，做法又分个三种：全熟、半生熟、不熟。人的嗜好不同，只有得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这才心满意足。为着满足客人的需要，主人应该投其所好。
泰戈尔的教育方法，恐怕受孔子极大的影响，因为他走的也是因才设教的路线，要因才设教，说说倒没有什么，要干起来颇不容易。这一方面表示老师的博学多能，另一方面也表示老师的诲人不倦。你瞧，同样一个“孝”的问题，孔子给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的答案各不相同。同样一个“仁”的问题，孔子给颜渊、仲弓、司马牛的答案也各不相同。比起现代一般不大胜任的教授，双手捧着一本陈年的讲义，像活的留声机那样，自己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却听得昏昏欲睡，便知因才设教的方法实在高明，为的是因才设教是给学生吃新鲜的色香味俱全的“点菜”，样样投其所好，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为什么泰戈尔懂得采取因才设教的方法呢？因为他小时候曾吃过庸俗无能的老师的大亏，弄得见书如见虎，对于书本不发生兴趣。在《我的学校》里，他曾说：
那种单纯的训练的方法，是没有注意到个人的。这是个制造所，特别计划出来磨炼一律的效果。它采取一种平均的直线来发掘教育的途径。但是，生活的过程并非直线的，因为它喜欢跟普通人玩跷跷板，老是摇摇摆摆。就学校而论，假如把生命当做死的，可以很方便地切成对称的东西，那么生命才算是完全。这就是当时我进了学校，吃了亏的原因。因为突然间，我发现我的世界在我的周遭消逝了，被取而代之的东西，无非木凳子和笔直的围墙，它们好像盲人一样，直瞪着我。我不是校长创造出来的——当我出世的时候，政府教育部也没有被咨询过。但是，由于我的造物主的忽视，他们竟对我报仇，这到底有什么理由？
因为他非常尊重个人的自由、学生的个性，所以他对于课程的安排，颇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有弹性的或硬性的教材的划分，好比艺术上的技术和机械上的技术的区别。前者启迪心思，创造新的经验，后者不过重演和复述罢了。泰戈尔在这方面的贡献，比较近代其他许多思想家更明显。他不但认为把课程划分为严格的独立的教材，然后在固定的钟头内教导他们，是毫无效果，而且他正式主张，须有一种“放假的情绪”（Holiday Spirit）渗透于整个学习的环境中。
泰戈尔认定自由生活的可贵，同时，也明了文明生于闲暇，所以他决定要创造一间大学，造成时雨春风的气氛，凡是在那种气氛里生活的儿童，很快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精神粮食，以便作顺利的发展。只因他们浸淫于“放假的情绪”里，所以他们无论在厨房、菜园、织布机，他们都可以从工作里找到乐趣。
泰戈尔所重视的自由是多方面的：一、思想的自由；二、心灵的自由；三、意志的自由。这三种自由是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
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不分皂白地自划鸿沟，彼此互不往来，然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对方当做敌人。再进一步，让怀疑与猜忌的心理从中作祟，弄得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笑柄。
假如在一个团体里，每个成员经常保持密切的接触，那么别人的丰富的经验，无一不能扩大自己的眼界，开拓自己的胸襟。尤其是在较大的团体里，文化上各阶层的人物都有，每种人都有他的一套光荣的传统和特殊的作风。只要我们以同情心来仔细考察，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发现人类的统一性。
求学不限于课本，更不限于教室。除课本和教室外，学生如能在创作和建设的活动上，甚至在志愿的服役上，彼此密切合作，那么各种经验的总和，将使他们对于人类问题有真正的认识。由认识发生同情，由同情发生友爱，这才算是教师领导有方。
根据上述的方法来训练，儿童才懂得对人类的思想——像他们在各种方式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话又说回来，泰戈尔虽然像广纳百川的大海一样，要吸收各种各式的文化，但他却给当地文化以优先权。从大处远处着眼，从小处近处着手，这本来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他在文学的创作上是这样主张，在教育方法上也是这样主张。
易经云：“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泰戈尔也主张，在基本统一的观念下，他希望通过文化交流，东方和西方能够相互了解，彼此尊重，这才是维护世界和平最可靠的方法。
由于现代一般教育家受军国主义及狭义的爱国主义的影响，谁都主张利己而损人，所以泰戈尔针对这弊端，要积极提倡文化交流，给外国的文化以应得的地位。用印度教育部长阿查（Maulana Azad）的演讲词来说，“泰戈尔一面尊崇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同时，又意识到我们的古代遗产的价值。他主张，西方固然不可以拒绝东方，东方也不可以拒绝从西方来的有利的影响。”（见《泰戈尔和印度教育》）
须知人定可以胜天，一切事物的改革，还须从改革人心着手。文化是精神的生活，它的传播，全靠人和人的接触，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人类的接触无穷，文化的发展也是无穷。
平心而论，社会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它要个人能够适应它的现有的模型。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应该给个人以种种便利，使他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的人只顾小我，牺牲大我；有的人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泰戈尔认为现代各国的通病，就是政府要用高压的手段，厉行某种教育政策。从儿童的观点看来，许多教育政策都是索然无味，因为那些政策都不是他们个人的经验，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相互反应的结果。
为着厉行教育政策，政府把责任加在校长和教师的肩膀上，然后校长和教师又把这些责任往儿童的身上推。结果，学校变成前人的复制品。假如我们要得到机动的教育，那么教师须不辞劳瘁来指导学生，而不是钳制或支配学生。
我们须记得泰戈尔最喜欢把学校造成良好的环境，使所有学生如坐时雨春风之中，不知不觉地天天往前迈进，让他们领略国家、国际、艺术、精神的一切价值。只有这样，受过教育的学生，个个懂得崇尚友爱，杜绝仇恨。
最后，我们须特别提出泰戈尔多么看重师生的关系。他曾说：“青年和老年，老师和学生，同聚一堂，共享他们的日常的粮食，及永生的粮食。”这种正确的主张不禁使我联想到《论语》所描写的孔子跟几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闲谈，师生好像兄弟一样，让每个人有发表各自的怀抱的机会。同样的，这又使我想到名作家李榷所写的《我所见的牛津大学》，师生时常坐在一起聊天，一面抽烟，一面自由问答，学生不怕答不出来，致遭扣分留级的处罚；先生也不怕说不出，有打破饭碗的危险。相亲相爱，相反相成，大家自由自在地长享研究学问，探讨真理的乐趣。
这才是富有时代意义的教育。这就是泰戈尔之所以引起世人崇拜的培植世界和平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