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对于宗教和哲学，都有深刻的认识。他所探讨的是高深玄妙的道理，他所忽略的是故弄玄虚的传教士。只因道理是一贯的、汇通的、殊途同归的，所以他能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找出各教的要义，而不至成为迷信的教徒。在《致友人书》（Letters to a Friend）里，他时常提出宗教问题；在《印度的诗人》（The Poet of Hindustan）及《人类与宗教》（Religion and Man）二书里，他对于佛教、印度教、基督教更有入木三分的见解。
他曾一再很谦逊地说自己不是学者专家，他仅以诗人的身份来观察宗教和哲学。
首先他要把印度教与佛教作个比较。
他认为印度教不是一种受经典的限制或者以先知为中心的信仰。但是，它有经典，它也有先知，把上帝对于各阶层的宗教经验遗留给我们。假如你说现时流行的印度教的范围和眼光都比较狭窄，那么正统的佛教，却广大无边，超越印度的疆界，东渡中国、日本，而成为全世界一致信奉的宗教。
印度教认识无涯，所以它追求解放；佛教也认识无涯，但它却从现实生活入手。印度教的目的是积极的、解放的，避免有涯的束缚的，想法与无涯合一的；佛教的目的是消极的、毁灭的。但是，归根究底，“涅槃”（Nirvana 即圆寂之意）并非消极的理想，因为佛教所谓“无”，是超出积极和消极的状态，而且能够领略二者。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道教里找到超然物外的精神。“道”超过一切；上帝、人类、宇宙——无论全体或局部——都是从“道”化出来。“道”是无涯的上帝和有涯的创造的背景。
婆罗门教的目的在于解放，佛教的目的在于毁灭。我们可以说二者的道理相同，不过名词有些差别罢了。但是，名词代表心理的状态，同时，名词也重视某方面的真理。“解放”使我们趋向真理的积极方面，“毁灭”使我们注意真理的消极方面。婆罗门教要追求快乐，佛教要避免痛苦，这又是名异实同。
由于“小我”作祟，人类往往把认识“大我”的门径堵住了，因此，所有宗教都斩钉截铁地宣称：“假如你不否定自己，每天抱起十字架，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假如你不消失于整体里边，你就不能找到你的生命。假如种子不播在地上，不死掉，它就没有希望得到新树木、新生命，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它发生出来。没有否定自己，就不能够实现自己；而宗教的目标，不过是消除暂时的、有涯之身，代之以永久的、无涯之身。
天道自在人心。我们的真正幸福，在于浑然与天道合为一体。
由于宗教的媒介，我们可得到真理。我们把至高的真理叫做上帝、天父、安拉、婆罗门，或者其他神圣的名字，都无关重要。宇宙即上帝，上帝即宇宙。宇宙是无涯的，人生是有涯的，那种隐藏心灵深处的真理，就是介于有涯与无涯之间。
泰戈尔曾引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名言：“假如物质没有精神，它就不存在，也不能运用；同样的，精神没有物质，它就不存在，也不能运用。”这种一元的思想，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很普遍。
普通人的生活过程，跟动物大同小异，一开头就有许多欲望；不过他只看到眼前，或最近的将来的事情。但是，隐藏心灵深处的大我，却不安于眼前的状况，他要不断地奋斗，结果，豁然贯通，知道自己是可怜得很，所以他必须加倍努力，以便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崇高的目标。
一个人如要渡江，他不能够在此岸对彼岸高呼：“岸儿跑过来罢。”相反的，他必须制造船只，尽力划船，才能够达到彼岸。从佛祖这么一个精彩的寓言里，我们多少可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我们的灵魂和心灵曾受罪恶和死亡的束缚，我们不能要求神明替我们解脱；相反的，我们须加倍努力，以求解脱。脱离苦难，自然而然会得到幸福，好像清心寡欲之后，自然而然会得到积极的生活，认识真理一样。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死亡会剥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之物。我们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有进步，但是，只要生和死的谜还是存在，那么最高的真理的基本教训——无论佛教也罢，基督教也罢，回教也罢，犹太教也罢，拜火教也罢——还是一样。成千成万的儿童甜蜜的脸庞，整天玩玩笑笑，蹦蹦跳跳，给我们这世界带来富足和快乐；但是，当我想到他们个个将慢慢地向火葬堆或坟场进军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万箭攻心，肝胆寸裂。我知道，我必须把目前算是我的一切东西留在身后，甚至我的身体也在大地里物化。当我撒手西归之后，我的最亲爱的人们又将怎样？无论我们怎么钟爱我们的亲属，我们知道自己是孤独的旅客。假如我们惨遭破船没顶，这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假如我们侥幸走到正路，安登彼岸，那么这也可以说是福有应得，同时，还须归功于爱护我们的主宰。
什么事情都是过渡的，这种观念给我们的生命以必要的补剂。有了乐观，又有了悲观，这才能够保持平衡，这才算是宗教。愚蠢往往和大笑共存；眼泪往往跟智慧齐在。眼泪引导我们到更深刻的生活真相；大笑常引导我们到生命的海洋的表面。在西方，人们发大笑比较流眼泪的机会更多，所以他们的生活显然很肤浅。
在东方，我们时常有机会与悲惨、匮乏、苦痛接触，所以我们的眼泪也多于大笑，同时，我们的智慧也比较那种以大笑为象征的肤浅的生活高明得多。
一个严肃的有思想的人，迟早应该有精神上的觉醒及启示的经验。谁都需要有精神上的觉醒及内心的启示，因而个个得超凡入圣。就达到真理这一点而论，佛祖和基督完全一样；因为自知、自制、祷告，以及其他达到真理的条件，是造成他们的宗教的蓬蓬勃勃的生气。佛祖并不是和尚，虽然普通人把他当做僧侣，而且以他为中心，利用他的名义来组织宗教。基督及其宗教也遇着这么奇怪的事情。基督是神圣的，虽然教会所宣布的基督的教条，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教会把他当做神秘的人物，用教会的玄学与宗派的外衣把他罩住。伟大的宗教领袖把人从睡梦中喊醒，要他们认识生活的真相。这样一来，教他们要进一步在内心的自由的堡垒上重建神圣的宫殿。
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是精神上陷于睡眠或死亡的状态。有些例外刚好确定通例。既有犯罪的时候，又有悔过的时候；既有播种的时候，又有收获的时候；既有出生的时候，又有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时难免自投情欲、愚蠢、精神睡眠的罗网；不过我们却长期处于那种状态中。我们的良知的呼声，会叫喊我们、劝告我们、督促我们。这样一来，我们得脱离罪恶和一切的束缚，达到超人的光辉和庄严。简单说一句，宗教是道德加上情感，由心灵深处慢慢提高。在没有摆脱黑暗和愚蠢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宗教。
为了证明这道理的正确，泰戈尔特地引用《新约·罗马书》第13章第11至14节。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接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因为佛教特别注重道德，所以我们根本不大理会那些传教士们的批评，说佛教是无神论者。有人说，佛教仅是伦理制度，不能算是非常严格的宗教。请问什么宗教算是“严格”的宗教？答案是：基督教、犹太教、回教。为什么呢？因为原始的佛教对于上帝及死后的情形缄默无言。我们反驳说，只因佛教要它的信徒注重道德的自修，不必浪费时间去幻想神的下凡、圣礼等事情，这才算是道地的宗教。至于那些标榜宗教的人，他们实际上比较根本不理会宗教，往往缺少对宗教的正确的认识。
佛教永远是世界上最合伦理的宗教，虽然一般神学家要提出宗教及真理的各种定义，以便适合他们的传教的职务。许多神学家等于大律师，所不同的是，大律师还有正义感及自由权等观念，而神学家却笼罩于神秘及神权中，而且要求信徒要绝对盲从。
现代文明的危机主要的在于道德。从这方面看来，你可以说危机是宗教，假如宗教生活在于提高道德生活。佛教不是神学的系统，也不是把历史事实作个总结，而是希望每个人考核自己，找出自己的悲惨的遭遇的原因，以及拯救精神的病态和道德的贫困的办法。你可以说，“这未免太过简单。假如佛教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它就不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宗教了。”那些以为宗教的范围内必须包含许多神秘的事情，不可思议的启示，神授的祭司，钦定的教条的人，根本不理会我们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主要的是以简单而自明的原则做根据。请问什么警句、什么真理，会比“行善去恶”四字更简单、更自明呢？但是我们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实践“行善去恶”这四字，因而从内心里得到极丰富的精神生活呢？
再举一个例：“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到上帝。”（《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这句话是那么简单，只要用脑想一想，便能明白。但是，我们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清心，因而达到正确的见解？
老实说，上帝是绝对简朴的化身。我们也应该力求简朴，直到后来对于真理有最高度的认识后，我们才能够浑然与真理合而为一。到了那时，从前的一切错综复杂的事情，现在都一一简单化、光明化了。这才是精神上的进步的方法，这才是接近天道，自我发现的方法。
佛教对人类的宗教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坚持宗教的道德基础，以代形而上学的教条及不可思议的要求。假如一个人从甲教改信乙教，或者从丙教改信丁教，他用不着自豪，更不要以为自己将会得救。大家应该知道，人生最大的关键，在于整个人的道德的进步。改信第二种宗教，改隶于另一个教会，对于个人的道德的进步，漠不相干。
简单说一句，泰戈尔虽然自幼受佛教的影响独深，但他对于各种宗教都同样尊重，一点也没有歧视。他绝对不想党同伐异，入主出奴。他很坚决地主张，道德的进步，比较信仰任何宗教，隶属任何教会，更来得切实。
自求多福，在我而已。何必整天为狭窄的教条，何必时常舍弃人间应尽的责任，幻想地狱与天堂，致自寻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