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泰戈尔在嘉齐柏住得厌倦之后，他便计划沿印度的干线，优哉游哉，驾着牛车，漫游全国。他像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一样，非常珍惜自己的才华。他的计划将吸引印度各阶层的人的注意。但是，他的父亲对他却另有一番期望和计划。
那时，泰戈尔的家庭虽然中落，但它的产业仍比以后20年富裕得多。他的产业主要的是分散于三处：即恒河沿岸的茜莱达（Shileida）、奥丽莎（Orissa），以及拉莎希县的卡利格兰（Kaligram in the Rajshahi District）。他的三哥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曾经营印度的内河船务公司，可是这种事业经不起外国船务公司的打击，结果，损失不堪。他迫得要退出商场，把管理权交还家属。
大哥是个哲学家，根本不治生产，所以家里人并不敢希望他能够经营什么事情。这样一来，所有产业只好靠侄子那下一辈人来管理。但是，泰戈尔的父亲却希望他负起经营产业的责任，这事情使他十分困恼。他觉得这并不是他的事情，因为家里的产业是用来维持兄弟们的生活，他个人落得逍遥自在，用不着多管俗事。
老实说，起初他听到“工作”二字便害怕，后来才表示赞成。事实上，当他的家境越来越坏的时候，他却表现他的经营实业的才能，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自幼对他的产业所在的环境和人物相当熟悉。
1891年（30岁），他重访伦敦，来回不到两个月。这次旅行，除写些“访问欧洲”的日记外，既没有使他的不安的心情得到慰藉，又没有使他和英国人打交道。等到他回家后，他又负起大地主的任务来了。
现在他踏进最愉快、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大部分时光都消磨于茜莱达。茜莱达是在帕德马河（Padma）边，即恒河还没有和布拉马普特拉河（Bramaputra）汇合，然后分为成千成百支流之处。他的产业分散于各地，所以他可以很悠闲地坐船到处去巡视。那儿距离加尔各答很近；这种环境使他心广体胖，怡然自得，同时，他的各方面的才华都逐渐达到成熟的境地。他也时常沿运河及河流巡视卡里格兰，或者搭车到加尔各答去巡视奥丽莎，然后坐运河船回来。由于坐船时间是相当长久，他这才懂得欣赏恒河的情调。
苏子由说得好：“太史公游览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有奇气。”泰戈尔在印度最有名的恒河逗留了相当时间，所以他的才思如泉涌，他写剧本、写各种体裁的诗、写小说、写讽刺文、写批评、写散文、写信札，这些都是他所收获的东西。其中大部分创作都有传世的价值，不过起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那时，有一种新印度主义（New-Hinduism），倡导者从印度古代的经典里断章取义地找出现代科学知识，然后以冒牌的科学的形式大谈他们的迷信。他们的机关报叫做《新生命》（Nabajiban）。对于这种开倒车的运动，泰戈尔当然要予以无情的打击。
泰戈尔的前辈，即那位号称“孟加拉的斯各脱”的小说家邦金，不幸站在敌对的立场。邦金一向仅写小说，没有写诗，那时，他居然也出了一部诗集。凑巧泰戈尔有关的《婆罗蒂月刊》，发表了一篇很严肃而又有分量的批评，邦金一口咬定这篇批评的文章是泰戈尔写的。幸亏泰戈尔宽宏大量，所以一场风波便告平息。
在茜莱达期间，泰戈尔绝口不谈政治，但是，关于宗教和社会问题，他一点也不放松，因此，他有时也曾参加论战。他的最大的武器，就是沉默无言，这比较滔滔的雄辩更有效力。他也反对“神智学”（Theosophy），因为神智学和新印度主义很有关系。当时很流行的新印度主义有许多问题都使他大伤脑筋。他极端反对强权。同时，尼采的学说也使他没法子忍受。凡是崇拜强权的言论，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当他在茜莱达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负责编辑《萨赫拿月刊》（Sadhana），这份刊物无疑的是孟加拉最优秀的刊物。他的侄子苏丁德罗那特（Sudhindranath）算是名义上的编辑，不过内容四分之三都出自他的手笔。到了第四年，他老老实实地编了一年，一切业务也由他负责。后来因为经济困难，迫得停止出版。这份刊物颇负时誉，但是孟加拉人看书的虽不少，肯掏腰包买书籍杂志的却寥寥可数。那时，有个朋友准备给他以经济上的支持，不过他个人已经觉得精力憔悴，同时，静极思动，他实在不愿意按时写评论、小说等东西。这是1895年（34岁）的事情。
他致力于《萨赫拿月刊》的四年间，在新闻事业上曾有极光辉的成绩。这份月刊是继承《婆罗蒂月刊》的传统，成为他发表言论的机关。他在出版界上继续不断的活动，每一种刊物都算是一种新的媒介。当他踏进一个新时期，他的思想便需要一种新的刊物来表现，新陈代谢，这本是很自然的趋势。不过我们须记住，凡是和他有关的刊物，他一定充分运用，尽量发表。
那时，他的文思源源而来，什么问题他都想谈一谈，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到文学各部门的问题，他都有极浓厚的兴趣。甚至经济问题，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他首先发起古代印度和现代印度的比较研究，这种工作变成一时的风尚。古代人的静穆庄严，现代人的纷扰鄙俗；古代人的沉思默想，现代人的争名夺利；二者之间不消说有很大的距离。不过现代人要充分了解古人，是相当困难，不是把古人一笔抹杀，把古书送进茅厕坑里；便是把古人捧到天上，片言只字，都是珍同拱璧。
这是他的创作生活最丰富的年头，而报章杂志上的文字仅算是业余玩票的作品罢了。他深入民间，洞悉群众生活形态。他住在恒河边的茅屋，自然的景物，一一收入镜头，成为他的诗篇的材料的源泉。“燃脂夕校，月已窥帘；倚墨晨书，风为展页。”优美的环境，使心情十分愉快，尤其是流水、沙滩、芦苇、帆船，一桩桩、一件件，只会使人开心，不会使人烦恼。那时他的生活的断片，完全收在他的“败页”或“残书”（Torn Leaves or Torn Letters）里边，其中大部分是寄给他的侄女英迪拉。英迪拉知道他的书信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当他度着五十诞辰那天，她把他的书信抄录一份，装订成集，双手送还。他亲自批阅这些书信，对于一去不回头的壮年时代的写作，不禁忧喜参半。结果，他选出一部分，印成单行本，聊当纪念。
就在那四年间，他每月都撰述小说，从1891年11月写《我主婴孩》（My Lord the Baby）开始。那些小说，后来编成几个集子，其中大多数已经译成英文，而《饿石》（Hungry Stones）一书，特别受国内外读者欢迎。
《残书》有时也描写他做小说的过程。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段，一经修饰润色，便成为非常完整的小说。从前他是坐在一派豪华的大厦的窗下欣赏行人，现在他却和他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因为事情懂得很透彻，所以他动笔写作的时候，老是文情并茂，毫无枯燥的毛病。举一个例，在他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描写邮差：
有的时候，到了薄暮邮差才来，他告诉我有关邮务的许多故事。邮局就设在我们的园丘的茅屋的楼下——这是再方便不过，因为信件一来，马上可收到。我喜欢听他的故事。他有法子把平淡的事情说得有声有色。昨天他告诉我说，这地方的人多么敬重恒河。假如他们的亲友中有人死掉，他们便把他的骨殖捣成灰，然后把这骨灰保留下来，直到他们遇见有人喝了恒河的水而后止。他们把骨灰连槟榔送给那个人。这样一来，他们以为他们已死的亲友已经达到恒河了。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他无时无地不细心观察周遭的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把自己的印象表达出来。因此，看他的小说，等于体验印度人民的实际生活。
那时，他的创作欲极炽烈。他好像定了一个座右铭一样，说“何可一日不作诗？”所以他的诗篇的数量多得惊人。他以东方人来接受西方的思想，然后以现代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资料。穷源究流，触类旁通。这种双管齐下的作风，使他对于一切事物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他自幼认识自然的伟大，同时，他立志要和自然合一，所以他所描写的自然景物，并非空泛的表面的描写，而是赋予个人浓厚的情感。他对海景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洪水泛滥的恒河沿岸逗留多年，所以他知道生离死别会使人黯然销魂，同时，他也知道狂欢极乐里多少是带着悲哀。至于望月有感，触景生情，这等于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用不着我们多所赘述了。
《吉德拉》（Chitra）这部剧本，成书于1891年，到了第二年才出版。这是他最心爱的一部剧本，内容是抒情的，虽然形式上采取自由诗。他往往在雨季来临之后，春花怒放之前撰述剧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除了《吉德拉》外，我的所有剧本都是冬天写的。在那季节里，抒情的热度似乎变得冷淡些，这才有闲情逸致来撰述剧本。”这部《吉德拉》写作时期，正值他的诗情最丰富的时期，结构和观念固然无懈可击，表现的方法特别轻灵生动，这的确可以算是灵感达到最高峰的天衣无缝的作品。
他以前单纯写自由诗。自《吉德拉》发表后，他这才改变作风。他认为自由诗不够“庄严”，所以他发明一种多少有押韵的自由诗；这种脚韵并非有硬性的规定，而是在适当的时期，把脚韵稍微调整，一方面增加庄严的成分，另一方面读起来更为顺口。这种作风在他后来的作品里越来越浓厚。“老去渐知诗律细”，年轻时的豪放，一到年龄长大，多少要在修饰润色上做些功夫。
青年的黄金时代，转眼之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青年时代一过，所有热情和狂欢，无疑地也会逐渐减退了。“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尤其多愁善感的诗人，他时常有“夕阳无限好”的感觉。
然而他的生活是悠闲的，心情是镇定的。就在这种环境下，他可以优哉游哉按照固定的目标往前迈进。因此，他的创作的收获实在很可观。量的丰富，加上质的充实，他已经具备伟大诗人的一切条件，虽然他要博得全世界人士的赞美，还须等待20年（1913年）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