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倒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这几句名言，现在已经被人视为金科玉律。
泰戈尔在英国逗留了14个月，法律虽然没有学成功，但在创作方面，他已经奠定巩固的基础。谁也知道，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在某种环境下，一定有某种的反应。泰戈尔所处的时代，是国难与家愁纷至沓来的时代，一个感情非常浓厚，感受性十分敏锐的大诗人，面对这些悲惨的环境，他的满怀心事，只好寄托于诗歌。他的尽情歌唱，并不是代表愉快的心情，而是狂歌当哭罢了。用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这两句话来形容泰戈尔当时的心事，恐怕不会离谱太远罢。
熟悉殖民地社会的人，谁也知道殖民地的青年，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后，思想上即刻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很敏锐地觉得，欧美人士在本国是一个脸孔，一经过苏伊士运河后，又是一个脸孔。这种情形，泰戈尔当然很看不惯，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对于政治革命这事情，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审时度势，只好努力从事文学的革命，尽量创作优美的诗篇，使国人于低徊吟咏之余，多少会改变人生观。
自18岁从英国回来，到25岁这几年间，他老是充满着悲哀、孤独的情调。
就在这期间，他发表了他的《黄昏之歌》（Evening Songs）。这本书已经给他奠定未来成功的基础，在驾驭文字这方面，他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
殖民地时代的印度，什么事情都要向英国看齐，连创作生活也没有例外。当时最负盛名的《孟加拉大观》的总编辑查德吉·邦金，被人誉为“孟加拉的司各特”（The Scott of Bengali），所以泰戈尔也被人称为“孟加拉的雪莱”（The Bengali Shelley）。他的技巧是单纯的，辞藻是有限的。光凭下列的一些字眼，如：沉默、灵魂、心灵、歌曲、演讲、孤独、浓郁、深刻、边缘、眼泪、叹息、繁星、新娘、爱抚、爱情、死亡，他可以缀成天衣无缝的诗篇。他的好友汤逊很惋惜地说道，泰戈尔在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与日俱增，可是在思想与语言上，他时常患着重复单调的毛病，在某种环境下，他老是旧调重弹，尤其眼泪、繁星、月光等字眼，他一有机会就充分运用。
说来怪可怜。一个富有高超的思想及浓厚的正义感的诗人，他对于异族的统治已经不开心，对于饥寒交迫的同胞的生活也很看不惯，然而手无斧柯，他对于眼前的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只好饮泣吞声罢了。
那时，孟加拉的抒情诗，还处于启蒙的阶段。这位青年诗人胆敢以大刀阔斧的作风，披荆斩棘地开辟一条新路，好让新瓶来装新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黄昏之歌》里，我自己觉得脱离束缚，不必模仿其他诗人。除非你知道我们的抒情诗的历史，你不会明了，要打破形式和辞藻的传统是多么勇敢的事情。你也许可以把《黄昏之歌》的音节叫做《自由诗》。我觉得非常高兴，同时，也认识我的自由。
起初，他完全不问形式，后来才逐渐顾到形式，再进一步，我们须知道，孟加拉的浪漫主义运动，是从这时候真正开始。
泰戈尔受雪莱的影响独深，而雪莱的著名的诗篇《赞精神的美》（Hymn to Intelletual Beauty），好像为泰戈尔写的，或者是由他写的一样；因为这诗最能表现他当时的心情。
《赞精神的美》这首诗长达84行，其中有些地方，从文字到精神，从风格到韵味，都和泰戈尔的作品很协调。现在引用几行（查良铮译）如下：
只有你的明光，像薄雾流过山峰，
或者，像夜风吹过竖琴，
所发的轻柔的乐音，
像月光照在午夜的流水，
给生活的噩梦带来了真理和优美。
雪莱是忧郁的，泰戈尔也是忧郁的。雪莱说：
他们知道，要让我有欢欣的面容，
除非确信你会把世间
解除它的奴役的锁链。
这儿清清楚楚地说明，诗人的忧郁，并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全人类。假如世间真正能够“解除它的奴役的锁链”，那么诗人将歌颂之不暇，哪里还会闲愁万种，时常长吁短叹？
泰戈尔年轻时不但崇拜雪莱的诗篇，而且日常生活也模仿雄姿英发的雪莱的作风。他喜欢穿着奇装异服，梳着波浪形的长发，蓄着拿破仑式的胡子，一举一动，尽量作潇洒出尘的诗人的姿态。
少年时代的泰戈尔，固然是取法雪莱，可是，到了他能够独树一帜、自成家数的时候，他便把雪莱抛到脑后了。袁子才所谓“不合古人不佳，不离古人又不佳”。前者是指模仿的阶段，后者是说创作的生活。
泰戈尔自己对于他的《黄昏之歌》是很珍惜的。他说：
就我看来，这是我的作诗的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代。这是第一次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写作。
但是，从《黄昏之歌》到《清晨之歌》是个大跃进。他开辟了一个新门径，增加了一个新经验。他开始对世界发生兴趣，而且觉得很调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有一个清晨，我凑巧站在阳台上边。太阳刚从茂密的树林的叶子的巅顶上出来。我仍在继续凝视，突然间，好像有一个帐幕从我的眼前拉开，我觉得世界浴在新奇的光芒里，四周放射美丽和欢乐的波浪。一会儿，这种光芒穿透闷在我的心头的重重叠叠的悲哀和失望，然后充满着这种普遍的光辉。
就在这种心情下，他好像有一支神来之笔，让他写出一首诗篇，题为《瀑布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the Waterfall）。现在我试译如下：
山儿震动了，小石子
大批倒在陡坡上发出卡搭的声音；
水流澎湃而又起泡，
震怒地混乱地狂啸；
它们以欢天喜地的态度，
把山儿搞得四分五裂；
清晨的曙光把它们弄狂了，
它们要把大地碰得隆隆地响。
而我呢——我要怜悯河流；
我要冲破，要解放石子的监牢；
我要泛滥大地，同时，以狂欢的态度
灌输欢欣的音乐。
乱蓬蓬的头发，一束束的鲜花，
像虹翼一样广布，在几个钟头内
我将边跑边散布明朗的笑语给亲爱的阳光。
我将从这峰巅跳到另一峰巅，
跳跃的水流将从这岗陵洋溢到另一岗陵。
大声地欢笑，高兴地鼓掌，
让时间和我自己的步伐合拍。
这首《瀑布的觉醒》可以说是他的《清晨之歌》里最重要的一篇。他运用强有力的笔调来表现内心突如其来的自由。这首诗大受他的同胞的爱好。它的象征主义一再表现于他的作品中。
然而诗篇的创作，并不妨碍他对于西洋科学的崇拜。他竭力宣扬，西洋人在征服自然界这方面的成就是既大且深。假如印度同胞忽略这事情，这等于自己要毁灭。他对于大地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记载大感兴趣。他认为现代科学和印度的神话，并非矛盾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的了解，很可能把二者作个综合。
《清晨之歌》就是在加尔各答写的。他住在萨德路（Sudder Street），这地方现在算是欧籍人士居住的很沉闷的区域，不过在当时却是出入自由。接着，泰戈尔曾到西海岸卡瓦城（Karwar）小住。那儿是个海口，而且是平沙无垠；就在那环境下，他写他的第一部剧本《自然界的报复》（Nature's Revenge，即《牺牲》及其他剧本）。他的撰述剧本，可以说是必然的。在他的种种天赋中，他是个伟大的演员。孟加拉人士深知他会表演。在印度，戏剧算是共同的生活。每年秋天，当天神的故事上演的时候，各乡村男女好像着了魔一样，谁都争先恐后地要看一看。老实说，剧本是他的诗篇特有的文字。本地的剧本，是在院子里或街头的露天剧场公演的。那种露天剧场，孟加拉逐渐绝迹，可是各乡村还继续表演下去。旅行剧团包括唱和做。一批诗人，用诗歌来问答，或者用印度古典文学的故事来表演。
这种环境对于泰戈尔的天才极有利；他的戏剧在露天剧场上表演，比较在高楼大厦的戏院里表演更适合。此外，他后来所作的剧本，更是有意识地发挥方言的传统，越来越接近大众所欢迎的戏剧。但是，这样一来，加尔各答的舞台再也不上演他的剧本了，剩下仅有他自己在左拉桑高的家或在圣蒂尼克坦上演，由他亲自指导青年男女做演员和歌唱家。
孟加拉人宣称，泰戈尔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悲哀的诗人，这话并不是毫无根据。须知泰戈尔不是普通咬文嚼字的无病呻吟的诗人，他是个富有哲学的涵养的诗人。他看透男人的浪费生命，女人的无谓牺牲。他更懂得小中见大，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从有涯中认识无涯，从无常中认识有常。这些深奥的道理，可以从他的剧本《自然界的报复》里看得出来。难怪他自己要在《回忆录》里宣称，这部剧本是他后来一切作品的导言。
1883年（22岁），他从卡瓦城回来，就草草结婚。
接着，他便动手写作《图与歌》（Pictures and Songs），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速写与素描，在格调上是抒情的。这可以说是他的精神的记录。据他自己说：
当时我具备各方面的才能……。我把长日如年的时光来描绘我的新生的青年时代的各种各式的幻想。
他又说：这本《图与歌》是他的——
《清晨之歌》及《高调与低调》（Sharps and Flats）二书的桥梁。我对于自己的题材越来越具体。从前我是迷迷糊糊的，感情冲动的，而我的题材也没有确定。我住在圆型街的一间很漂亮的屋子。我开始观察。我常坐在窗下，看看草场对面的茅屋。我们的一切活动往往使我觉得很有兴趣。我再也不被自己的感情束缚了，外界的事物开始吸引着我。
由童年到青年，由个人到世界，这本来是多数文人的感情和思想发展应有的过程，不过这事情泰戈尔表现得更为具体，更为积极罢了。
在《高调与低调》那本书里，他也曾搜集他的许多篇译文，其中法国的大作家雨果的作品竟达五篇。他如雪莱、勃朗宁夫人、摩尔等人的诗篇也略有介绍。据他说，他时常到当地书店去找新书，他要想法认识新诗的精神。他还很谦恭地说道，他只选择那些容易翻译的东西来译。
泰戈尔的家老是成为当地音乐的中心。他既会歌唱，又会作曲。干什么，像什么。他曾很自豪地说：“假如我的诗篇被人忘记，我的同胞还会记得我的歌曲，而且占着永久的地位。我对这些歌曲有深刻的爱好。”
一个朝气勃勃、雄心奋发的青年诗人，面对多灾多难的国家，已经不大好受，何况家里又是灾难重重？他的嫂子不幸去世。这位贤慧的嫂子，一向都爱怜他的天才，所以她的溘然长逝，不消说给他以极大的打击。幼年丧母，青年又丧嫂子。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从此以后，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