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政治上的大权，紧操于英国人的手里。高级官员完全由英国人担任，印度人充其量仅能做书记、翻译、助理等职务。
政治上既然没有飞黄腾达的希望，一般有钱的家庭，多愿意把儿子送到英国去学法律和医学，准备学成归国后，可以一生从事“高尚的专门的职业”（Learned Profession）。你瞧，甘地学的是法律，尼赫鲁父子学的是法律，泰戈尔的二哥和他自己学的也是法律，便知当时印度的上流社会的风尚。
在交通不大方便的时代，漂洋过海，的确是一宗不大容易的事情。好在泰戈尔生长于印度最繁华的城市，时常有机会和各国人士接触，所以他对于离乡背井这事情，并不怎么难过。此外，他的二嫂和她的孩子们在伦敦久居，所以他抵达伦敦后，“仍然笼罩在自己的家庭网”，生活照常，一点也不觉得寂寞。他不但照常到学校上课，而且家里另请教师来督导。可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据他自己说：“处处我都不想读书。我所学到的一点，都是从接触人的一方面得来的。从各方面来的这异国的空气，在我的心上发生了作用。”这儿可见，从事创作的人，最重要的是丰富的生活经验，书本的知识仅占了次要的地位。
不久之后，他的生活起了相当的变化。这对他未来的发展很有关系。他说：
派立特先生把我从家中拖出来了。我住到了一位医生家里。他使我忘记是到了外国。斯各特太太对我的爱护，完全是纯真而且自然的。她的心对我有如慈母。那时我已经入了伦敦大学，从摩勒先生（Henry Morley）学英国文学。他的教授方法，并不是罗列枯燥无味的死书本，文学在他的心中和谈话的声音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一直达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到生命正需要粮食的地方，而且一点不损伤其本来的美。回家来以后，把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翻来覆去地看，现在我让自己做自己的先生了。
从这一段自述里，我们可以找出几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斯各特太太看顾他，有如慈母对爱子，她往往无缘无故地要说他的面容消瘦，她因此而为他担忧。这种异族人士所加的母爱，使他尝到温暖的人情味，同时，因为住在外国人家里的缘故，使他更能够深切了解英国的人情风俗，而这事情是二嫂和她的孩子们的圈子中所不易得到。
第二，一个人在求学的阶段，最得力处不过一两位老师。摩勒把文学“在他的心中和谈话的声音里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一直达到我的内心深处，到生命正需要粮食的地方”。这种现身说法的教授法，比较那种记诵枯燥无味的书本，实在更有趣味。
第三，做学问固然需要良师的启迪，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学生须自动地时常逛书店、上图书馆。自泰戈尔受名师摩勒的启示后，他便发愤用功，把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翻来覆去地看，用力既久，自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他1877年的秋天才到英国，在没有到伦敦大学听讲之前，他曾往伦敦南部的勃莱吞城小住。就在那儿，他第一次见到遍地白雪飘飘的景象，这对他不消说是很新奇。
他在英国逗留14个月，在大学里只念了3个月，据他说：
我的外国的知识差不多全是靠同人们接触得来的。我们的创造者总是利用种种机会在他的制造品中渗入新的成分。和英国人的密切接触了三个月以后，这种混合物便成功了。我又被指定在每晚对他们轮换着朗诵诗歌、戏剧或历史，直到11点钟。这都不是学校式的读书。这是一面了解文学，一面又接触人心。
“一面了解文学，一面又接触了人心。”这可以说是他留英时代最大的收获。虽然三个月的训练，不能使他成为律师，但是，文学本来很有根底的人，一经这么启迪后，他便抓着创造的钥匙，以后就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收获了。
泰戈尔是个早熟的青年。当他留英的前夜，他对于创作和出版事业已经有很大的兴趣。那时，查特吉·邦金先生（Bankin Chatterji）曾主编一个月刊《孟加拉大观》，编者是孟加拉文的著名小说家，他的长篇连载的小说里的两位女主角，几乎是家喻户晓。泰戈尔长于朗诵，尤其是懂得念书给人听。他的嫂子觉得他念给她听，比她自己去看还要好，所以他时常一面念着杂志，一面还可以享受嫂子的扇子上来的风呢。
不久之后，《婆罗蒂月刊》（Bharati）出来了。婆罗蒂是娑拉斯瓦蒂（Sarasvati）的别号，是个司学术和诗歌的女神。泰戈尔经常给这刊物投稿。他回忆到当时自己“既没有学问，又没有才能，居然也能够在那厅堂中占一席位，而且还能够不受别人批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使他能够一往无前地从事创作生活，虽然他自己明白，这个刊物“里面却是半生半熟的汤饭”。
他写小说，他也写诗歌。他的最早的一本书——《一个诗人的故事》（A Poet's Story）——是1877年（16岁）写的，原先刊载于《婆罗蒂月刊》，到了第二年，便由一位朋友代他印成专集。这书的前部是把他的快乐的童年，加以高度的想象化，说他整天和自然为伍。到了长大成人的阶段，他白天想着科学，晚上想着诗歌。他的思想上的两重性格，在那时期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此后，他经常在《婆罗蒂月刊》上发表文章。他最早写的一部剧本《鲁德拉山达》（Rudra Chanda）于1881年（20岁）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不过以后没有再版。他还写了一篇小说《可怜》（Pity）在《婆罗蒂月刊》上连载，不过这篇小说多少是模仿邦金的作风，连趣味也谈不上。接着，他又写了许多散文诗。
但是，他20岁以前，即留英前后的几年间的最重要的作品，却在散文这方面。从散文上，他随处显着深刻的思想，锐敏的观察力。1877年（16岁），他写了一篇《孟加拉文的希望和失望》（The Hope and Despair of Bengalis）。在这篇论文里，他一生所努力的最杰出的题材已经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了。这题材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合作。他坚决主张，欧洲的知识上的自由和印度的保守，欧洲的艺术和印度的哲学，欧洲的独立自主和印度的精神上的静止，二者应该搞到水乳交融，这才能够产生高度的文化。
读者知道，泰戈尔的名字“罗宾德罗那特”（Rabindranath），是指太阳出于东而没于西，联结东西而不分东西的意思。他自小抱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思想正确，他这才能够坦坦荡荡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就在他著述《孟加拉文的希望和失望》那一年，他还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论语言与人格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进步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假如语言没有改善，一个民族就不能进步。这些论文，一方面可发挥他个人对世界的怀抱；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泰戈尔，他多么重视语言，他多么希望语言与时俱进，因而使运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只有进步，绝不落伍。
1878年（17岁），他曾在《婆罗蒂月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如《撒克逊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但丁和他的诗篇》、《论歌德》。这些文章说明他的兴趣虽广泛，但最重要的，是他酷爱文学。
在他18岁以前，他已经发表了七千行诗，以及许多散文。他既娴熟英国诗，又精通印度诗。前者给他以新鲜的格调，后者给他以传统的艺术。二者交互为用，造成这么一个东西合璧的大诗人。
现在我把他年轻时代的诗篇试译两首如下：
太阳，静听你的不朽的歌声，
小孩，在世界末日里跑完他的路程。
像太阳那么有恒，像月亮那么悠久，
你的伟大的曲调，可配合你的竖琴，
唉，盖世无双的首要的诗人！
上述的一首诗，是沙拉斯瓦蒂的长篇演讲的结尾。现在再试译一首《咏玫瑰花》：
玫瑰女啊，
唉，我的玫瑰女啊！
抬起头来罢，抬起头来罢。
把花丛点缀得漂漂亮亮！
干吗那么害臊？
干吗那么害臊？
把叶儿掩盖你的脸庞，
干吗那么害臊？
这儿你可以看出，他所用的叠句，比较一般诗人都来得多。
此外，他还运用通讯的体裁，在《婆罗蒂月刊》上发表《旅欧寄简》。这些通讯，后来汇订成书，大受读者的欢迎。
像19世纪的英国的米勒·约翰司徒一样，在20岁以前，已经能够和当代文坛巨匠抗衡，泰戈尔也在20岁以前，光焰万丈，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方面，奠定非常巩固的基础。天才加上努力，壮健加上长寿，难怪他有惊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