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物学教育的进步
191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1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0所。到1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 生物学研究的进展
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献。1919至1920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922年8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1922年到1937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1925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1942年刊出12卷3期后停刊，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1920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1924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1927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0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1940年出至第4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①。1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年刊出12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①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9卷第2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人，有动物标本近28000件，植物标本18000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0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万余号，植物标本43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人。1938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发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至1948年又刊出新集（n.se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篇，植物学方面136篇①。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0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个科249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发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首次发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0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①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发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12000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1929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发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15万号左右①。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1931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6卷第1期，发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等。
1930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1932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12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①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1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6卷，4286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个科，4968属，计20069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1497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①。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②。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①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4年。
②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第三节 学术团体
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1924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0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1928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1926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1949年解放前夕发行到第17卷第2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1928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年后即停止活动。1944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0余人在重庆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1933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①，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1935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1934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发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00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发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