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发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的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此，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发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期间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国民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由于旧民主主义对人民民主主义的排拒性，某些党派和个人更竭力地宣传中间路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为实现中间路线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1946年11月25日，国民大会召开10天之后，民盟负责人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龙门酒家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并由罗隆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书面谈话说：“中国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民主。但团结、统一、和平是国家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节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从今年2月政协闭幕后直到今天，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第二反对内战。”“中国当前有无数个问题待解决，但最紧要的问题是停止国共两党的武力战争。我们民盟认清了这个重大关键，因此我们愿保持在内战环境中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节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以上书面发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站在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民盟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也是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发表了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这是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中间路线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张文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调和美苏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以上说的是“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接着他论述“国共两党之中间”。他说：“国民党虽没有明明白白主张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共产党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介于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路线。
“站在第三方面”，极力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人，是施复亮。
他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间派的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的时候，连续发表文章，加紧进行中间路线的宣传。综观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轮廓和各个方面。他所阐述的中间路线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
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①第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中间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①。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②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①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①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①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②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①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出版。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②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发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发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①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②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8日。①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①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年10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10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①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
第二节 “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
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共产党、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共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发。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发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年9月1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年6月25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发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首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超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首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谓“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中共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贰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腐败，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共产党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月29日《大公报》发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首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0万。至共产党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发，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共产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共产党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共产党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共产党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年7月4日出版的《时与文》第l卷第17期上，发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发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速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十分流行，国民党的军界政界也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论盛行的时候，1947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示。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并公布了“总动员令”。7月5日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了“共匪叛国，逆迹昭彰，政府戡乱，吊民伐罪”的谈话。7月6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戡乱建国”的广播词。他对国民们说：“我们要毫无迟疑毫无保留的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凡我爱国同胞，务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认清目标，积极努力，乃可以加强军事力量，缩短战祸日期，及早达成戡平叛乱的目的。”同日陈诚在“告全国官兵书”中说：政府已“下令动员全国力量，戡平叛乱”，全国官兵要“彻底奉行政府戡乱政策”。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在许多城市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7月20日，在南京召开的戡乱救国运动大会上，喊出了“消灭共匪”、“枪毙毛泽东”等口号。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南昌、汉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开了戡乱救国运动大会。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表明了它要把与共产党的战争坚决打下去的决心，这也就是对“南北朝”论的回答。
至于共产党方面则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说法。三路大军南下作战以后，仗打得非常顺手，是更加不愿意出现“南北朝”局面的。与国民党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大搞“戡乱救国运动”同时，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的对时局口号的第1条说：“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其中说：“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速。”“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7年10月10日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没收官僚资本”等项政策。同一天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口号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有利形势和政策来看，中国能出现“南北朝”吗？
不可能。
“南北朝”本来就是一种对时局的估计，当然持“南北朝”论者认为它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第三节 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
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发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发，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超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发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发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发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共产党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①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首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首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共产党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①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②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①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①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②《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①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共产党和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③。这两条是说中共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①《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②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③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