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①。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②。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00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①。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页。②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①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③。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④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⑤。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①。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②。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②《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4页。
④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页。
⑤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页。
①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上。
②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①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1853年以前的10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16000包至25000包之间。1853年的出口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1860—1861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包”②。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年，出口为72900000磅。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0000磅。1854—1855年，为86500000磅。1860—1861年为87220754磅。1861—1862年增至107351649磅。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③。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包①。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②，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③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④。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①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②同上书，第602页。
③《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1页。
④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第32页。
第二节 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
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速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速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100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00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①。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②。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1/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1886）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66.9％①。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1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00斤）57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两左右②，土纱比洋纱贵52.6％。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③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⑤。《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八九十文。①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②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①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②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牛庄口，第2页。
③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④《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烟台，第43页。
⑤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①。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②。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③。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⑥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两9钱至4两，1867年是2两5钱至3两，而1868年的价格大约在2两2钱到2两5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速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1875）棉布进口金额为1700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0）为1900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1885）为2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达4500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更是达到11000多万海关两②。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发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④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①《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4页。
④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志》，“工商业”，第36页。
⑤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⑥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0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②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16页。③《关册》（英文），1871—1872年，第133—134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21页。
⑤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②。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①。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⑥。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页。
③《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页。
⑤《关册》（中文），1903年，下卷，第30页。
⑥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②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页。
③《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1500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①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担，不到2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056担①。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10余家，后来全部关闭；10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④。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1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⑤。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⑥。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0页。
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③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4页。
②《海关贸易报告册》，1888年，天津口，第19页。
③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第15页。
④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6页。
⑤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⑥《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有20余家，到宣统二年（1910）仅剩8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⑧。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10余座，熟铁炉百余座①。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②，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③，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60％⑤。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⑥。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⑦。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②。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60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1880）生丝产量达500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③。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1880）输往欧洲12000包至14000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担至4000担；输往美国10000箱（每箱75斤）；本省消费为20000担④。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⑤。福建“自开海禁以来，⑦《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⑧《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0页。
①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60页。
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③《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④《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⑤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9页。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0—121页。
⑦《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11页。
①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2页。
②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1—12页。
③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3页。
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页。
⑤同治《平江县志》卷20“物产”，第3页。
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⑥。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⑦。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⑧。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①。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10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仍有较多发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发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①⑥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3页。⑦陈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5期，第130页。⑧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8页。
①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2页。②参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册。
①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第三节 官手工业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②，光绪三十年（190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③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发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60至80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①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12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及书器等费。”①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②。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③，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②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页。
③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3页。
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9—22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11—515页。
②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③《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科；考工厂，“以启发工商智识为宗旨”④，“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⑥，“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⑦；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⑧，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11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⑨。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1913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传习所519个，劝工场10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①。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牍类，卷上，第1—2页。
④《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⑤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页。
⑥《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⑦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⑧《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⑨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6页。
第四节 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
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八九十家”②；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③，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0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④；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1906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1908年增加成18所工厂，190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陆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00余家”①；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②，其发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0余家，到清末增至100余家③；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发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600余家④；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100余家⑤。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⑥；“190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⑦。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1901—1911），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00余家⑧，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1911）止，先后设立了约40家⑨；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17家①。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②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6—7页。
③《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编，第153页。
④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44—347页。
①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1页。②《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6编，第172页。
③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1页。
④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115—116页。
⑤《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247页。
⑥《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126页。
⑦《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1951年10月。
⑧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⑨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34页。
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①。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发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0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②。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③。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发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①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15—420页。
②同上书，第392页。
③同上书，第386—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