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国的经济侵略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国家人4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①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万海关两，增加了109.4％。其中鸦片为2994.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②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页。
②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8—1169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发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00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陆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第二节 洋务派的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0）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①。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①《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
第三节 军用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
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6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发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0年中共造兵船19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0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陆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陆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000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000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国军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陆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共拥有舰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艘，其中9艘为船政局自造，2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国军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
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0万两，其中12.3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00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0艘。次年，又以220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0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0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0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00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万吨。生产的发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发展迅速，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个大厂，另有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0），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0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发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发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00台，纱锭2.5万枚，工人4000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约2500人，日产纱100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成。①《洋务运动》第7册，第469页。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