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崔浩①
锋芒初露
崔浩（381—450）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
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
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①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帝以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关中大乱，准备乘机伐夏。长孙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道与人事相呼应，机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挥三路人马直趋关中，大败赫连昌，杀获数万人，夺得牛马十万余头。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统万城下。太武帝佯装撤退，夏主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分两翼鼓噪而前。突然，风雨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风雨向魏军迎面袭来。宦官赵倪进言，以为风雨迎面而来，是天不助人，劝太武帝收兵回避，来日再战。崔浩斥责说：“这是什么话！我军千里制胜，岂能因风雨而轻易改变计划。敌人贪利冒进，后援断绝，我应分军隐蔽疾进，前后夹击，出奇制胜。风势在于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变！”太武帝依计而行，率军奋勇出击，夏兵大败，赫连昌狼狈逃窜。魏军攻破统万城，俘获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上万，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等人续写。神二年（429），他们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准备北伐柔然①，内外大臣一致反对，保太后也坚决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徐二人说：“天文不利，北伐必败。”群臣齐声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崔浩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又说：“张渊等不过是庸俗儒生，见识短浅，牵制于小数，而不通达大体，难以与他们深谋大计。臣观察天象，数年以来，月之运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据臣所占，三年内，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就是旄头之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徐羞愧难言，忙辩解说：“蠕蠕地处偏远，得其地不能耕种，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况且他们轻疾无常，难得制服，何必急于兴师动众而使士马劳顿！”崔浩指斥张渊所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不合时宜。他说：“蠕蠕本是国家北边臣隶，中间叛去，现在要惩罚元恶，夺回善民，恢复他们的旧役，并非无用。漠北地势高峻，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归降，贵者娶公主为妻，贱者担任将军、大夫，列居满朝。又高车号称名骑，并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击蠕蠕，则担心蠕蠕轻疾；于我国兵则不然。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他们相进退，并非难制。况且今夏若不乘虚进击，破灭其国，至秋天他们再来，国家将不得安宁。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因蠕蠕进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张渊、徐辩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太武帝高兴异常，对公卿大臣说：“朕决心已定了！”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说：“南贼正在入侵，丢开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师，谁不知难。倘若柔然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将如何对待？”崔浩说，“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则无法抵御南贼。自从国家攻克统万以来，南贼恐惧，故扬言兴师保卫淮北。等到我们击败柔然，往返之间，南人必不敢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往；他们疲困，我们却不劳累。今主上英俊，士马强盛，如果他们敢来，好比用马驹去喂虎口，有什么可怕的？柔然依恃险远，以为国家无力制服，自己宽慰自己，为日已久，故夏天则散众放牧，秋天牛马肥壮才集中，避寒就温，南来寇掠。今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必然望风惊散，可一举而灭，这乃是一劳永逸，利益长久的大事。既然皇上决心已定，你们为何还要阻止？这些浅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挥东西两路大军旋风般直扑漠北，柔然纥升盖可汗毫无戒备，民畜布满原野，见魏军突然袭来，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魏军四散分讨，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辆、毡帐数百万，柔然、高车数十万人归降。纥升盖可汗仅逃得性命，不久忧郁而死。及魏军班师而还，南朝竟然没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①《魏书·蠕蠕传》云：“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对柔然所加蔑称。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历史原貌。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与日俱增，赢得了太武帝的无比信赖。太武帝亲自亲临崔浩府第，问以异事，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为了表彰崔浩的谋划之功，给他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领他出入内寝，备加宠幸。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侍奉朕祖父、父亲，至今三世，忠诚莫二，朕故委以亲近之职。卿应当尽忠规谏，匡正辅弼朕躬，不要有所顾虑。朕虽然有时发怒，不采用卿的意见，但总是反复深思卿所说的话。”有一次，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然而脑中所藏，过于甲兵威力。朕虽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后有功，都是此人指点的结果。”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要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然后再执行。”太武帝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神三年（430）三月，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称刘宋正调兵遣将，将入侵河南，请求增兵三万抢先下手，主动出击；同时，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响导。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议，众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议不可从。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气候闷热，易生疾病，非出师之时，且敌人早有准备，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时间一久则粮草接济不上；分兵讨伐，则力量分散而无法应敌，未必有利可图。如敌人果然出兵，也应等到秋凉马肥、敌军劳倦之时，因敌取食，然后慢慢进击，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说：“这几年来，朝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得知，个个垂涎三尺，也想在南边抄掠，以取资财。他们心存私计，给国家惹事生非，断不可从。”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说南寇已至，请求增兵造船，迎击来犯之敌。众公卿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苦苦规劝，反复争论，但太武帝难违众议，于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调集重兵屯驻黄河北岸。这时，宋军也步步逼进，进占河南碻磝、洛阳、虎牢、滑台四镇，魏大将长孙道生屯兵黄河北岸御敌。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进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准备征讨赫连定。众公卿担心宋军会乘虚而入，丢失东部州郡，都不同意这样做。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彼此唱和，窥伺大国。刘义隆指望赫连定出兵，赫连定期待刘义隆出师，谁都不肯先入，有似连鸡，不得齐飞，不能造成祸害。臣原以为刘义隆出兵，先屯驻黄河中游，然后两路北进，东路攻冀州，西路攻邺城。如此则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伐，不能拖延。如今则不然，其军东西排列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势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并无北渡之意。赫连定不过是残余势力，容易摧毁，稍推即倒。取胜之后，我军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则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风披靡。愿陛下西行，毋须疑虑。”不出数月，魏军攻破平凉城，赫连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着崔浩的手对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所闻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举世无双；预知成败，若合符契，从未有过失误。朕的进止都要征询他的意见。”神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宋军驻扎在彭城一带，并没有往北推进。”情况正好和崔浩预料的一样。太武帝得到报告，狠狠地教训了公卿一番，说：“诸卿以前说朕用崔浩的计策错了，吓得要死，一再进谏。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开始都自吹超过别人，到头来却不如人家。”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统一凉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太武帝决定兴兵征讨，先向崔浩问计。崔浩回答说：“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出其不意，他必惊慌失措，擒获他势所必然。”太武帝点头说：“好！吾意亦以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计议，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当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到达，不能久留。他们必然环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无食，十分危险。而尚书古弼、李顺也说姑臧依赖冬雪消融，引以灌溉。离姑臧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牲畜为何繁多？况且汉人绝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廓、立郡县。如果仅靠雪水融化来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数百万顷土地？”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可与大家辩论？”原来，李顺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也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这时，崔浩气忿地揭露说：“你受人金钱，想替人游说，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欺骗吗？”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众公卿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这年八月，太武帝率军进抵北凉都城姑臧，见城外水草丰盛，兴奋地对崔浩说：“卿所说的果然是事实。”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关中一带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出征途中驻■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国史冤狱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①《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于刘（聪）、（石）虎。”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②。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都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他在给崔浩的诏书中说：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己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子龙川，讨孽竖于凉城。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①。崔浩“不长属文”，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杀。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②《魏书·卢玄传》。
③《魏书·王慧龙传》。
①《魏书·高允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②。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②《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第二节魏收
北魂“三才”之一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以文才和史学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学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据他后来自称，其家本是西汉初年魏无知的后裔。祖父悦，北魏时官至太守。父子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十五岁时学习作文。随父赴边后，恰值四方多事，他转而“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①。有个叫魏伯的人看他习武没有多大进展，故意问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惭愧，也因此受到启发，就坚定了用功读书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随树阴讽诵”，苦读不止。年复一年，板床磨损得很厉害，他从不怠惰。经过这一番用功读书，魏收学业大进，他写的文章也渐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儶的推荐而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要选拔近侍，诏试魏收撰《封禅书》。魏收不作草稿，下笔成章，将近千言而所改无几。黄门郎贾思同报告节闵帝说：“即使是三国时的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这年他二十六岁。
这时，北魏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权臣高欢率兵进入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有个亲信崔■，很多人都巴结他。魏收没有主动登门拜访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挤，险遭弹劾，因得辛雄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深为孝武帝所褒美。郑伯对魏收说：“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既有崔■的排挤，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欢相国称号上的犹豫使人难测“主相之意”，魏收便辞去了职务。一年后，魏收被起用为孝武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的属官，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这时，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温子昇、邢子才被世人号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同高欢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魏收称病辞职。其舅崔孝芬问他为什么辞官，他说：“惧有晋阳之甲。”当年有尔朱荣发兵晋阳之举，而今高欢的大丞相府亦建于晋阳，魏收是语出双关。永熙三年（534），高欢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长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继续维持魏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属河南安阳辖境），史称东魏。这是魏收经历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变动。
在东魏时期的政治经历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应召赴邺，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①以上见《魏书》卷104《自序》、《北齐书》卷37《魏收传》，下引二文，不另注。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们之前，李谐、卢元明于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当时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选，极重才器、文辞，以显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复出，实与南北通好有关。然魏收使粱时，买吴婢入馆。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马子如的推荐，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任中外府主簿。司马子如还曾当面向高欢说，魏收是“一国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重视。魏收通过崔暹请求修国史。崔暹向高欢长子高澄建议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果为所动，推荐魏收做了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于是他又回到邺。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皇家史职，这年他三十三岁。这期间，恰值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上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从此他结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请众官。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说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欢又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卷，传92卷，合110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卷，《地形》3卷，《律历》2卷，《礼乐》4卷，《食①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
①《魏书》卷67《崔光传》。
①魏太武诛史官，即崔浩国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②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84页《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货》1卷，《刑罚》1卷，《灵征》2卷，《官氏》2卷，《释老》1卷，凡20卷，续于纪传，合130卷（如不计子卷，合114卷）。据《魏书·自序》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
《魏书》撰成后，在北齐统治集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号为“秽史”。文宣帝诏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百有余人。继尔文宣帝又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太原王松年、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皆获罪，或因以致死。最后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而投诉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当时，因左、右仆射杨愔、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尚书陆操从整体上看待《魏书》，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他们的谈话，已部分地涉及到“众口喧然”的原因。
《魏书》撰成当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职。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监国史，参议律令。这一年，邢子才写了一首诗赠给魏收，题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说明这期间魏收对于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史馆”之见于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仪同三司。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监史如故。文宣帝的谥号、庙号、陵名，都是魏收所议。孝昭帝考虑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旋诏行魏史，一本置秘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是《魏书》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时，魏收于大宁元年（561）加开府，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还有诏于玄洲苑阁上为其画像。当时，邢子才被疏出，温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当初“三才”并世，常相訾毁，各有朋党。魏收每每贬损邢文。邢子才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听到后就说：“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不谐，也透露出当时南北文化上的联系。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传位后主高纬，他以三十二岁的盛年去当太上皇了。后主天统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实”的情况，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凡所更改，涉及到列传中的个别体例、史文四五事。这是《魏书》撰成后12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经过这次修改后，《魏书》就一直流传下来。
魏收从北魏孝明帝时入仕，经过三个皇朝，历事九个君主，至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达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顶峰。这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武平三年（572），六十六岁的魏收，在大致了却了《魏书》一案后的六年就死去了。后主追赠他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魏收娶其舅之女为妻，无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辈年少，申以戒厉，著有《枕中篇》，具见《北齐书》本传。他曾就《齐书》起元事，同李德林有过书信往还，事见《隋书·李德林传》。除《魏书》以外，魏收有集70卷，已佚。
《魏书》的得失《魏书》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无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见《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①，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篇幅最长，有400多字；“二表”皆佚，“一启”即《前上十志启》，今存，编于志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②。
《魏书》记事起于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迄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它主要记述了北魏148年、东魏16年合计164年的历史，也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北魏、东魏同东晋后期及宋、齐、梁几朝南北关系的历史。
《魏书》首创《序纪》，叙拓跋氏的由来及北魏统治者历代祖先的历史，虽未可尽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阐述了北魏皇朝的历史渊源，记述魏晋时期拓跋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它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说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书》的纪称东晋是“僭晋”，表明北魏才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把它们视为“自拟王者”的地方势力；以“私署”、“自称”的口气记张寔、鲜卑乞伏国仁等史事，是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认可。“僭伪”、“岛夷”、“自署”等不同的书法，都是从政治上明确表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的继承者。《魏书》中还处处渗透了一种文化观念，有一种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姿态。它评论东晋皇朝说：“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③它论桓玄、刘裕等人则谓“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由《魏书》提出来，其含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这里有对立、贬损对方的用意，它毕竟反映了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政治上标榜正统，文化上标榜先进，《魏书》作者的这两点撰述思想，是对北魏皇朝作为民族迁移及重新组合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魏书》的纪，以《世租纪》和《高祖纪》篇幅最长。《世祖纪》写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焘“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武功；《高祖纪》记载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变法的诏书和措施，所谓“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这两篇纪，在记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们反映了北魏历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阶段。《魏书》的纪写得零散而没有文采，惟其每于帝纪之后所补叙的史事往往有生动的记载。《高祖纪》后补记孝文帝数事，说他“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孝静纪》后补记孝静帝“禅①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于卷88、92、93、94之末，均标明“史臣曰”，并注以“阙”字，与今存之数合计，不符。
②《北史》卷56《魏收传》。
③《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
④《魏书》卷97后论。
位”的情景，写道：“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又写他至后宫诀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云尤门，王公百僚衣冠拜辞，帝曰：‘今日不减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泣洒。”这两段补叙，分别写出了开拓之君的心志和亡国之主的悲戚。
《魏书》的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突出的家传色彩。上引杨愔的话，说是在《魏书》中“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如卷27《穆崇传》列举传主家族66人，卷36《李顺传》列举59人，卷39《李宝传》列举50人等。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也有多人合传的情形，但主要是对人物行事有密切关联者合而为传，最多也只限于数人。家传式的合传完全改变了本来意义上的合传的体例和性质，也起不到合传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家传式合传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广泛的反映。卷96至卷99，依次写了刘聪、石勒、刘虎、慕容廆、苻健、姚苌、吕光，司马睿、李雄、桓玄、冯跋、刘裕、萧道成、萧衍、张寔、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等人，包含了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权，东晋、宋、齐、梁四朝，以及没有进入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几篇传，写出了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卷100至卷103，还写到了东北、北方、西北许多民族和外域的情况。它们反映了北魏、东魏在民族交往、中外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历史见识。
《魏书》的志显示出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关于“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是反映北魏统治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魏书》还首创《释老志》，这篇长达13000字的志文，记述了佛、道二教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详载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它在北魏的兴衰史。所记所论，主要在于阐明佛教和皇权、教化的关系以及佛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作者最后写道：“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重姓族，崇佛教，这是南北朝共同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强调这两篇志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认识所达到的高度。《魏书》的《地形志》、《刑罚志》、《官氏志》，或追叙秦、汉、魏、晋沿革，或以秦、汉、魏、晋制度为依据，以证“魏氏承百王之末”①；同时，也承认“及交好南夏，颇有改创”②的历史事实。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联系的尊重。《魏书》的《食货志》、《礼志》中保存有极重要的历史文献。《食货志》载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均田诏书，是关系到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大事。《礼志一》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①《魏书》卷111《刑罚志》序。
②《魏书》卷113《官氏志》序。
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下略）。..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卷100《乌洛侯国传》记：“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443）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这件事，纪、传、志都有记载，说明它的重要性非同寻常。三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都吻合无误，有相互补充的作用。《魏书》所记此事，已在1980年为考古工作者的发现所证实：石室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称嘎仙洞，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石室壁上所刻祝文，跟《礼志一》所记完全吻合，所署“太平真君癸未岁七月廿五日”也符合乌洛国朝贡时间的间隔，可补史书记载之所未详。上引《礼志一》所记及石室祝文的发现，可证《史记·匈奴列传》关于东胡史事的记载，以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所引《魏书》关于鲜卑史事的记载，都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魏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记载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封建皇朝的历史，它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和走向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反映了4至6世纪北部中国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特点，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皇朝史。
《魏书》在历史观上却是明显地宣扬“天命”、星占、灾异与人事相关和佛道的灵验。其《序纪》记拓跋氏先人诘芬与“天女”相媾而得子，是为“神元皇帝”。《序纪》后论还说：“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纪》载：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寐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而“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这都是以神话、传说和自然现象来编■“天命”可信的故事。《天象志》序称：天象变化，“或皇灵降临，示谴以戒下，或王化有亏，感达于天路”，“今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这是十分明确地宣扬天人感应。它记：太平真君十年（449），“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占曰‘相将诛’。十一年六月己亥，诛司徒崔浩”。和平三年（462），“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占曰‘有白衣之会’。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这样的记载，充斥于《天象志》。《灵征志》所记灾祥，也都与人事丝丝相扣，旨在宣扬“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神祇眷顾，告示祸福”①。《释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但它也宣扬了非佛致祸和名道寇谦之预言的灵验。这些，都反映了魏收在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和特点。
《魏书》在有的史事的处置和评价上有失实之处，这引起后人中有一派意见的激烈批评，以致把它称为“秽史”。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提出魏收曾因得阳休之之助而为其父阳固作佳传、于《尔朱荣传》“减其恶而增其善”数事；以《北史》同传较之，李延寿对《尔朱荣传》颇有改正，说明李百药的批评是对的，而《阳固传》则无原则性改动，说明李延寿并不赞成李百药的批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3有《魏书多曲笔》条，列举数事证明《魏书》对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而《北史》凡此多不载，又说《魏书·孝静纪》末载孝静帝终以遇酖而死，疑系后人以《北史》所补，①《魏书》卷112上《灵征志》序。
非《魏书》本文所有等，都证明《魏书》确有曲笔处。但自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借“诸家子孙”之口把《魏书》号为“秽史”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刘攽、刘恕等人所撰《魏书目录叙》，则把因《魏书》所记“诸家子孙”的先人、家世失实而引起的争论，说成是关于《魏书》“党齐毁魏”的争论，把“诸家子孙”之称《魏书》为“秽史”，说成是“世薄其书”、“时论以为不平”而“号为‘秽史’”，都已离开《魏书》引起争论的真象。后来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和上引赵翼的话，似都没有详察其中原委、变化，沿袭《魏书》是“秽史”之说。至于隋文帝说魏收《魏书》“失实”，那是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他命魏澹等人重撰《魏书》，“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就是明证。唐太宗集群臣讨论撰写前朝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①，事实上已对二家《魏书》作了肯定。李延寿撰《北史》，对《魏书》中的曲笔多有改正，又在《北史·魏收传》中批评魏收在《魏书》事件中依仗权势打击“谤史”者的行为，但他还是肯定了《魏书》的成就，说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这个评价褒之过高，但可以说明众议“已为详备”的意见的存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论《魏收魏书》条指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乃其后修改者甚多，而总不能废收之书，千载而下，他家尽亡，收书岿然独存，则又不可解。”这实际上是对于《魏书》“被谤”的质疑。清四库馆臣也持近似的看法，指出：“魏、齐近世，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②《魏书》竭力反映门阀的家史而又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它在当时招致“群口沸腾”的原因。“秽史”说由“诸家子孙”的“众口喧然”而起，千余年中而改变了原样，是应当重新加以认识的。
《魏书》是一部有价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显的缺点，把它完全否定为“秽史”是没有根据的。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45《魏书》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