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武帝①
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著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汎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兗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
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兗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兗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16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废晋建宋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第二节梁武帝①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名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人。他是梁王朝开国皇帝南北朝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称梁武帝。
以军功起家萧衍虽出身于南朝时王、谢、袁、萧四姓望族之一的萧氏，又相传是汉相国萧何后裔，但据史书记载，其祖先于魏晋时期官位不显，或为地方守令，或为州郡僚佐。其祖父萧道赐，官至刘宋南台治书侍御史。到了其父萧顺之时，萧氏方有起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两人从小就十分要好，相随左右。萧道成发迹后，萧顺之亦出任其重要僚属，出谋划策，时人誉之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萧道成代宋自立，萧顺之尽心竭力，立下汗马功劳。萧道成曾欲授其扬州刺史职以酬殊勋。不巧的是萧道成不久后死去，而即位的齐武帝萧赜又对萧顺之怀有猜忌，故萧顺之未居台辅。但也仍以参预佐命功，封临湘县侯，历位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死后，赠镇北将军，谥曰懿。
萧衍于刘宋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他自幼好学，文武之道兼而习之。长大后，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好出谋划策，受到当时名流的赞许。
萧齐时，他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参军，后迁卫将军王俭东閤祭酒。王俭十分器重他，任为户曹掾，又对人说：“萧郎三十岁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于西邸，吟诗赋文，是为著名的“八友”。“八友”之一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善于品评人物，识鉴过人。他很敬佩萧衍，常对亲友说：“统治天下者，必在此人。”萧衍又转随王镇西谘议参军，上任后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去职服丧，居建康，他有感父亲在官场上的不得志，遂决心干出番事业来，以出人头地。
恰值此时，天赐良机。齐武帝死后，其子郁林王萧昭业即位，他昏庸无能，政刑失措，辅政的尚书令萧鸾（萧道成兄子）欲谋废立。萧衍抓住这一机会，全力帮助萧鸾，欲尽废齐武帝后裔，以雪父耻。萧鸾也深知萧衍的用心，于是两人常常在一起密谋废立之计。时齐武帝子随王萧子隆任荆州刺史，齐武帝亲信王敬则镇守会稽，对京师建康形成钳制威胁。萧鸾问计于萧衍。萧衍说：“随王虽有美名，不过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无智谋之士，其重要僚佐都唯利是图，如果授以显职，则将不为其所用，制服随王，只需一纸诏书即可。王敬则贪图富贵，声色狗马，苟安江东，宜选美女加以收买。”萧鸾言听计从，先任随王亲信为京官，然后召随王至京，任命为中军大将军，剥夺了其实权。
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也是齐武帝的旧臣，萧鸾为了稳妥起见，在萧衍仍服丧时，仍起用他为宁朔将军，镇寿阳，名为备魏，实防慧景，萧衍率军尚未至镇，崔慧景知抵抗无济于事，遂白服前来迎接，萧衍安抚了慧景后，并未治罪。将军房伯玉、徐玄庆困惑不解地问：“崔慧景反心昭彰，实是逆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武帝本纪》，下引两传者，不另作注。贼，我等将军，如同猎鹰，您一声令下，即可将其擒获，为什么放了他呢？”萧衍微微一笑说：“他不过是手中的婴儿，杀了反而有损武夫声誉。”于是对崔慧景好言相劝，晓之以利害，崔慧景遂安下心来，不再有举兵反叛的打算。萧衍亦因此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又迁黄门侍郎，典掌机要，出纳王命。建武元年（494），萧鸾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连废萧昭业、萧昭文两帝而自立，是为齐明帝。齐明帝萧鸾一上台，即大开杀戒，尽诛齐武帝诸子。萧衍是否直接参与了这场骨肉相残的屠杀，史阙无载。但他因父亲受到压抑而对齐武帝及其诸子怀有成见或仇恨，则是可以肯定的。早在齐武帝病重时，王融等人就欲废昏立明，以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称帝。向萧衍征询意见时，衍竭力反对，以废立“必待非常之人”，“忧国须是周公”一类冠冕堂皇的理由沮丧众志，并且袖手旁观，坐视王融被诛。而当德才皆无却非齐武帝嫡统的萧鸾欲谋废立时，萧衍则异常积极，并以“预萧谌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萧谌为人凶险，废立之日，禁止齐武诸王与外界联系，并领兵先入后宫。萧衍与之通谋，他在这场同室操戈的内争中的作用似可推测而知。
建武二年（495），北魏军队在将军刘昶、王肃等人的指挥下进攻司州。
萧衍出为冠军将军、军主，隶属左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广之，为偏师，救援司州刺史萧诞。行至离萧诞固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市）百里之处，众军见北魏军容强盛，畏缩不前。萧衍为了振奋军心，对诸将说：“我们应屯军于下梁城，在凿岘天险设防，据守雉脚之路，占据贤首山，以便打开通往西关之路，兵临敌人营盘，形成三方犄角之势，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王广之等未从此计。萧衍则派部将徐玄庆占据贤首山。魏军切断了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都不敢前往增援，只有萧衍请求率兵解围。王广之拨给萧衍精兵。他遂率众连夜登上贤首山。魏军攻城，他坚壁不出。当时魏将王肃指挥进攻，因攻城难下，遂一鼓而退兵，使刘昶产生怀疑。萧衍乘机捎信给刘昶，挑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魏军顿兵城下，士气受挫，主帅之间又不和，萧衍抓住战机，发起总攻。他下令军中：“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他亲自扬麾，鼓声连天，威振山谷。敢死士兵，手持短兵直攻号称有十万之众的敌营；持长枪长戟的步兵，从两翼包抄，配合敢死队。一时群情振奋，锐不可当。义阳城内守军见势，开城门出击。魏军腹背受敌，军心大乱，遂溃退。这场战役，杀敌数千。破敌营后，从王肃、刘昶遗留下的巾箱中找到了北魏孝文帝的敕书。上面写道：“听说萧衍善于用兵，勿轻易与其交锋，待我至。若能俘获此人，则江南将为我所有。”
萧衍因功任司州刺史，在任期间，威望日高。曾有人赠送马匹，萧衍不肯接受，赠马人遂偷偷地将马栓在衍房前的柱子上。萧衍出门看到了马，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栓在马头上，叫人将马赶出城外，希望其主人认领。不料不久后，马又被人送到府下。但是，萧衍却因其威望而受到齐明帝的猜忌，将他召回京师任太子中庶子，又出镇石头城。萧衍为了解除齐明帝的疑虑，将自己的部曲遣散回家，又常乘折角小牛车以示清心寡欲。齐明帝因此十分高兴，常常称赞萧衍为人清俭，希望朝臣都仿效他。
建武四年（497），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雍州，围雍州刺史曹虎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曹虎是齐武帝的腹心，齐明帝欲除而未遂，于是打算借刀杀人。齐明帝内定萧衍为雍州刺史，口授密旨，名为出兵增援，实为观望曹虎成败。萧衍与随后来援的五兵尚书崔慧景等人顿兵于邓城，不料不知内情的孝文帝率十余万骑兵前来打援。崔慧景慌忙撤兵，萧衍劝阻无效，兵遂大败。萧衍率众且战且退，又为北魏军将宇文福所破，伤亡惨重，损失二万余人。
萧衍虽然兵败，但不久就接替曹虎，先为辅国将军、监雍州事。永泰元年（498），又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郑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
禅代称帝齐明帝死，其子萧宝卷即位。当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内省，分日帖敕，号称“六贵”。此外又有佞幸小人茹法珍、梅虫儿、丰勇之等八人，世称“八要”，以及中书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擅权专政。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萧衍对其从舅录事参军张弘策说：“《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况且今天国有六贵八要，怎么可能指望稳定呢！政出多门，必生动乱。如果权贵们互相猜忌，彼此诛杀，那么雍州之地就是最好的避祸场所了。只要多施仁义，即可称雄西方。但是我的兄弟们都在京都，恐怕他们将无法避祸，要图大业，还应与我的哥哥萧懿商量。”
恰值萧懿卸任益州刺史，行郢州事。萧衍派张弘策前往郢，陈计于萧懿，认为应在猜防未生之时，召诸弟离京聚集于雍郢，然后以雍郢为基地，“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此为万全之策。萧懿拒绝了这一建议。但萧衍仍在永元元年（499），从京城接回了弟弟萧伟和萧憺。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同时，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什么樊城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不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辅政大臣相继被诛，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萧齐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永元二年（500）十月，东昏侯萧宝卷又诛杀萧衍的哥哥尚书令萧懿，又遣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西上，名为之郡，实欲攻袭萧衍。萧衍立即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攻曹史吉士瞻等人商量起兵大事。既定，在十一月遂召集全体僚佐，宣布起兵的决定，对大家说：“现在昏君当朝，穷凶极恶，诛杀朝贤，黎民涂炭。上天命我讨伐之。望你们疾恶如仇，与我共同举义。成事之日，将以功勋分别任命公卿将相，我决不食言。”于是建牙，招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又尽出檀溪竹木安装舰船。
但是萧衍还不具备立即顺江东征的条件。当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为行府州事，握有实权。荆州军事地位重要，又位于雍州和扬州之间，故其归属与否对萧衍和萧宝卷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萧宝卷派遣刘山阳西上，目的也是联合萧颖胄共同进攻萧衍。萧颖胄虽对朝廷滥杀大臣颇感不安，但尚无起兵反抗的打算。而萧衍则认为：“荆州人向来害怕剽悍的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可谓唇亡齿寒，荆州必将归附于我。若以雍荆二州之兵取建康，易如反掌。”于是他派与萧颖胄有亲戚关系的参军王天虎去江陵，捎给颖胄及其僚属每人一封信，诈称刘山阳打算袭击雍荆二州。萧颖胄对此半信半疑，一时下不了决心。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市），萧衍再次派王天虎赴江陵。天虎走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这次派天虎去江陵，我只捎二封信给萧颖胄和萧颖达兄弟，信上又说‘天虎口述’，而未给别人书函。我略施小计，并未对天虎面授机宜。等到颖胄兄弟询问天虎，天虎将无言以对。但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所以荆州府的僚佐必然因此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合谋，共同向他们隐瞒真情，遂产生怀疑。消息传到刘山阳那儿，他将对萧颖胄存有戒心。这样，萧颖胄进退两难，则不得不归附于我，这是用两封空函安定一州。”
刘山阳进至江安（湖北公安市西北），闻讯后果然中计，迟疑十几天不肯进入江陵。萧颖胄无计可施，只好归属萧衍。王天虎愿以性命成萧衍大业，萧颖胄遂用王天虎首级诱斩刘山阳，送首萧衍，并建议选择吉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第二年（501）二月进兵建康。萧衍回答说：“今聚甲兵十万，举兵起事，所凭借的不过是众人一时激愤之情。如顿兵百日，不仅粮草自竭，而且必沮众志，难成大业。今大计已定，岂可中途而废！？”时萧衍部将又劝萧衍迎立萧宝融于襄阳，以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然后再发兵东征。萧衍坚决予以拒绝，说：“如果大业不成，将自取灭亡；如功成业就，威振四海，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那时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
十二月，萧衍上表以萧宝融为相国。永元三年（501）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以弟伟、憺留守襄阳，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梅虫儿、茹法珍擅权专杀，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遂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二月，军至汉口，初战失利，众将欲强攻郢、西阳、武昌等数城，萧衍加以制止。他采取了分割包围的战术，将几城团团围住，一方面等待江陵和湘中的后继部队，一方面准备粮草，以逸待劳，收卧取天下之效。三月，安康王即帝位于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车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
七月，萧衍指挥军队在巴口大破由建康前来增援郢州守军的十三军。于战俘中得江州刺史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派他去招降陈伯之。萧衍对众将说：“征讨不一定非要凭借实力，主要靠声威而已。今我大败十三军，陈伯之闻讯必然大惊失色。江州一纸檄文即可平定。”陈伯之遣苏隆之求萧衍不要进军江州。萧衍说：“陈伯之首鼠两端，可趁其犹豫时逼迫就范。”于是发兵江州。陈伯之不得不束甲投降。
同月，郢城及鲁山等地守敌因长期被围，不堪饥馑疾病，开城求降。萧衍命令对守城军民加以抚卹，死者均给棺材安葬。
九月，萧衍率军东取建康。一路风卷残云，很快就兵临建康城下。久受萧宝卷之苦的建康士庶纷纷出城迎接义师。萧宝卷驱逼二十余万人入台城，企图固守顽抗。但守城将士兵无斗志，先后请降。十二月，宫内禁卫军兵变，杀萧宝卷。萧衍兵不血刃，占领建康。他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又斩王咺之等四十八个奸佞小人。他因功受录尚书事、大司马、扬州刺史等职，又封建安郡公，位极人臣。
但萧衍起兵的目的是代齐为帝。他根据所谓前代禅让故事，经过一系列合法程序，于中兴二年（502）四月，于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萧衍时年三十八岁，是为梁武帝。
巩固统治的内外政策萧衍既然建立梁朝，遂贬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又打算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尚书仆射沈约进言，称：“魏武帝曾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萧衍深以为然，派亲信郑伯禽杀了萧宝融。又以自幼残疾、口不能言的齐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尽管如此，梁武帝对齐宗室仍很宽容，未像前朝一样尽诛之。他曾对齐宗室萧子恪和萧子范说：“凭借武力并不能得天下，如果没有期运，虽有项羽之力终将败亡。宋孝武帝生性猜忌，滥杀无辜，然而未被猜疑的人终于成为后患。齐武帝认为湘东王萧鸾庸愚而不疑，其子孙最终却死于萧鸾之手。所以有天命的人将不能为人所害。我攻下建康时，人们都劝我杀了你们以除后患，当时如果这样做了，谁敢说个不字！之所以未杀你们，是因为有鉴于东晋以来禅代之际，必然相互屠杀，有伤和气，使国祚不能长久。另外，梁代齐虽是革命，但毕竟与前事有所不同。我与你们虽非五服之宗，但仍是宗属，加上我的父亲又于齐初参预佐命，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怎么可以在现在视你们如同路人？！你们兄弟二人若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若无无命，又何必杀之！只能表明我没度量而已。况且齐明帝萧鸾诛杀高帝、武帝子孙，我起义兵，不仅仅是为了自雪门耻，而且还是为了你们报仇。你们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怎能不释戈拥戴呢？我是从齐明帝家取得天下，并非夺天下于卿家。你们仍是梁朝宗室，我将坦诚相待，你们也不要怀有见外之心。”萧衍虽然竭力掩饰他协助齐明帝上台的行为，但毕竟还是履行了他不滥杀的许诺。萧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其中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梁武帝萧衍统治初期，尚能留心政务，对宋齐以来的种种弊端有所纠正。他上台伊始，除了将宫女二千赐与将士外，又下诏将凡属后宫、乐府、西解等处的妇女全部放遣。又废止东昏侯设立的淫刑乱役，禁绝除习礼乐、缮甲兵以外的一切浮费，提倡节俭。他身体力行，经常只穿布衣，食菜蔬。又虚己待下，采纳众议。他诏令公东府置木、石函各一，规定如果对在位者所未注意的政事欲加议论，可投谤木函；如果以功劳、才能、冤枉未为人所知，投石函。他曾以东昏侯的余妃为后宫，颇妨政事。范云劝谏而萧衍仍无改变。范云又与王茂共同进谏。范云说：“过去刘邦入关中，不沉湎女色，范增因此而对其远大志向感到畏惧。现在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天下都在拭目以待，为什么要因袭败亡之迹，因女色而失人心呢？”王茂起拜说：“范云言之有理。望明公以天下为己任，不要再因女色而妨政务。”萧衍默然无语。范云乘机请萧衍将余氏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也同意了。第二天，他又赐范云、王茂钱各百万。
萧衍还注重整肃吏治，每当选择长吏，都尽量做到廉平；凡被擢举者，亦亲自召见，训以政道。他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又著令：“小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大县县令，大县县令有才能者升迁二千石。”并付诸实施，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为宣城太守，对于吏治清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萧衍即位后，为了使各州郡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采取了更换异己，任用亲信，兼以讨伐的方针。他以弟憺代萧颖胄为荆州刺史。又以邓元起代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王茂代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刘季连、陈伯之并不受命，举兵反抗，皆被讨平。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不仅曲赦江、益二州，而且对叛乱头目亦加宽恕。刘季连被俘送往京城，入东掖门，数步一跪拜，来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割据益州，又没有公孙述不肯降汉的骨气，是不是因没有像孔明那样的谋臣才失败啊！”于是赦刘季连为庶人。陈伯之兵败后降魏，武帝不记前嫌，数年后招降，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专政，虽立国百年而皇权衰落；宋齐以来，皇权虽有加强，但由于诸王、门阀世族、武将寒人等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政局动荡，国运短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使封建皇权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状态下得以长期稳定地行使最高权力，梁武帝绞尽脑汁，尽可能地在不危及皇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经济要求。对宗室诸王，他尽量予以实权，或出任方面，或位居台辅。他取消了宋齐以来为防范诸王的典签制，使出镇方面的诸王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分掌者。诸王中虽有勤于政务者，如梁武帝的弟弟萧憺在任荆州刺史时，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供给贫困民屯，使荆州长期维持稳定局面，但也不乏奢侈纵欲，贪赃枉法者。对这些人，只要他们无反叛之心，梁武帝都予以纵容，充其量训以家教，以避免骨肉相残的局面出现。他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巧取豪夺的老手，住宅内有库房百余间。有人揭发他打算谋反。梁武帝亲临萧宏住宅，逐屋查看。库房内藏钺三亿，布绢丝棉不计其数。萧宏以为大祸临头，惶恐不安。不料梁武帝因未发现兵器，十分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很富有呵！”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
对门阀世族，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二朝对其压抑的作法，尽可能地恢复他们尊崇的地位。下诏命令“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特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共计州望二十三人，郡宗三百五十人，乡豪数千人（当时有县一千二十二，乡数不详），安置士人，并让他们负责推荐东晋以来湮灭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在当时，东晋初的百家士族重新得到重视。梁武帝以熟悉《百家谱》的东海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在写给朝臣的文告中，都要避其家讳，以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萧衍对于宋齐以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吏部依据东晋之制，设立选簿，使选举“应在贯鱼，自有铨次”，避免“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之弊，以维护门阀世族的政治利益。尽管如此，萧衍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赋予百家士族以政治实权。一般说，凡是萧衍的亲故或有功劳的百家士族均可获得礼遇优厚的高官，但他们能否有实权，则决定于其才能和操行。如对尚书省长官的人选即是如此。大族名士谢胐与萧衍关系密切，但生性不堪繁琐，不省职事，萧衍遂以其为侍中、司徒、尚书令，徒有尚书省长官之名，而实权则在同是大族名士却效忠萧衍、熟悉政务的尚书右仆射、侍中范云，以及尚书左丞徐勉手中。范云死后，众人都认为尚书左仆射、大族名士沈约当接替范云，典掌枢要。沈约与萧衍曾同为“八友”，萧衍禅代之际又立有功劳，但萧衍认为沈约为人轻浮，不如尚书左丞徐勉那样稳重忠厚，于是舍沈约不用而以徐勉典掌枢要，与右卫将军大族名士周舍同参国政，使其掌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大权。徐勉和周舍事君谨慎，决无疏漏。二人曾与别人不住嘴地聊了一整天，但机要之事竟一无所露，众人都非常钦佩。
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力日益崛起的形势。
萧衍是军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对那些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武将多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赐显爵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粱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于禅代之际立有殊勋，遂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萧衍任其为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其余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亦因萧衍称帝而骤富暴贵，或享受甲族权益，或任总方面，或权倾朝野。梁武帝萧衍也尽可能地满足这些人的政治、经济要求，使之成为自己可靠的支柱。
为安排旧族、新贵、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将内外之班达五十六，有名号二百四十八个。除此之外，梁武帝还不断增置州郡县，以满足门阀世族和寒门素士对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权贵后裔以及官吏，他们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纠集恶少年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并不加以处分。御史中丞任昉弹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优容权贵，却刻于百姓，如果罪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罚作苦役。天监十年（511），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若能改变，对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听后，对百姓用法稍有宽缓。
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502），素善锺律的萧衍，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锺器，厘正雅乐。天监四年（505），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经常亲临国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512），又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萧衍自己就是个无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钦明，自幼笃学，博通儒玄。当了皇帝后，虽日理万机，仍学而不止，常常在烛光旁卷不释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阐述儒学大义，或以玄学来补充儒学的不足。朝臣对其论点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质疑，他也一一为其解释断疑。
萧衍博通文史。他钦令编《通史》六百卷，亲自撰写赞序。他才思敏捷，文笔华丽，往往落笔成章。所作的千赋百诗，多是一气呵成，而且尚可文质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他多才多艺，“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梁朝五礼俱备，雅乐和谐，儒学大兴，文史并茂，东晋以来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羡慕，认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渊薮，想来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萧衍当了皇帝后，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冬天四更天时就点起蜡烛批阅文件，手坼裂了也毫不在乎。他多自己起草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戕、奏诸文，合成在一起，共一百二十卷。他常常因政务繁忙而顾不上饮食。这在封建皇帝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亲理万机，但往往却因用人不当和自身无能而不收实效，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萧衍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呈现日趋腐朽的状态。梁与北魏在天监初年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互有胜负，边境十分不安定。梁武帝萧衍遂在天监四年（505）大举伐魏。他任命六弟、懦性无能的临川王萧宏为主帅。当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梁书太祖五王传》）。军次洛口（今安徽省洛河镇），萧宏畏敌不进。一天夜里，突降暴风雨，军营出现骚乱，以为魏军前来袭营。萧宏慌忙率数骑弃军逃跑。全军将士既无主帅，纷纷离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置老幼病残于不顾。结果梁军损失近五万人。魏军乘势大举进攻淮南地区，幸赖守军死战，名将韦睿等率大军及时援救，才扭转了岌岌可危的败局。此后，梁魏僵持于两淮地区。梁武帝为阻止敌军南下，于天监十三年（514），发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以灌淹北魏的寿阳城。淮河中沙土轻浮，难以成堰，武帝不听劝谏，靡费千万，役人死伤无数，花费了二年时间，堰勉强建成。初成见效，淮河流域数百里地，并成泽国，北魏军不得不撤退。但不久后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沿淮河所有城戍和居民近十余万口，都被洪水吞没。不久后，北魏发生六镇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急剧激化。萧衍见有机可乘，欲取乱侮亡，统一北方。大通二年（528），他以来降的魏宗室元颢为魏王，命令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配合元颢北伐。元颢和陈庆之进展顺利，先攻下北魏首都洛阳，又连下三十二城。但元颢入洛后，与陈庆之发生矛盾，欲脱离梁朝自立。梁武帝也没有再派大军去支援陈庆之。结果尔朱荣反攻洛阳，杀元颢，陈庆之全军覆没，只身一人化装成僧侣逃回江南。梁武帝自天监四年所开始的北伐事业也告结束。
梁武帝在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造就了相对的繁荣局面，但也埋下了内忧外难的隐患。连年劳民伤财、无果而终的对魏战争，严重削弱了梁朝的国力，加重了统治危机。对宗室、权贵、门阀世族的优容放纵，使得构成梁朝统治支柱的政治势力日益腐朽透顶。颜之推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各级官吏无不专事盘剥，不恤百姓，所以各种矛盾逐渐激化，梁朝统治也开始由盛向衰转化。
晚年昏庸随着功成业就，年事增高，梁武帝本人也开始由有为向无为，由开明向昏庸转化。但他与一般昏庸皇帝有所不同。从个人生活看，他似乎无可指责。他身着布衣，木绵早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好酒色，自五十岁起不再娶后宫；提倡后宫节俭，不衣锦绮。又始终以正人君子的标准约束自己。他注意服装仪表整洁，即使是在盛夏季节，也照样衣冠楚楚，决不袒胸露臂；服饰不整不与人相见，哪怕是见内竖小臣也如会见重要宾客一样，正冠整衣。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掩盖他那虚伪、贪婪、猜忌和利己的本性。相反，梁武帝越步入晚年，这些丑恶的东西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萧衍信佛。他称帝后就于建康锺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在皇宫内立至敬等殿。他还组织群臣对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进行围攻，并借口范缜与王亮相通谋而将其流徙广州。但当时他并未达到疯狂笃信的程度。但随着梁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佛教遂成为他用以麻醉自己、欺骗他人的鸦片。他不仅潜心佛经，著解释佛典的义记数百卷，而且经常亲自于重光殿和同泰寺向万余人讲说，他创立了三教同源说，说孔子、老子是佛的学生；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即三教之中，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以苦行僧自居，早晚都去佛寺礼拜，屡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宣称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到了晚年，他往往一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不过豆羹和粗米饭而已。但他的所谓素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一个瓜可以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可以做出几十种味道。他所谓的为百姓求福，不过是招祸而已。普通八年（527），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四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他再次舍身，群臣出钱一亿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钱二亿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三十七天，群臣又花了一亿才将其赎回。不巧，刚刚赎身回宫，同泰寺的塔就烧毁了。他遂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一定会有障碍，应大兴土木，新塔应比旧塔增高一倍。于是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四次赎身，一次造塔，既为自己捞得美名，也为佛寺骗得大量财力和人力。结果倒霉的是百姓。
萧衍至晚年，既已老眼昏花，怠于政事，又沉溺佛教，每当判决重罪时，往往一天也难下决断。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欲谋反逆，他发觉后，对其声泪俱下地训诫后，就宥赦之。史称：“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因此王侯益加骄横，或者白天公然于都城大街上杀人，或者在晚上打家劫舍。有的罪犯藏匿于王侯之家，有司知道而不敢搜捕。武帝对此并非不了解，只因都是亲朋故旧，不加以禁止罢了。而黎民百姓，却动辄得咎。当时梁全国编户不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二年以上徒刑的，达五千人之多。萧衍还刚愎自用，忌讳别人揭短。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对他披露了真情，他就暴跳如雷；有人粉饰太平，他则兴高采烈。他自恃才高，不允许有人在他之上。沈约曾恰当地评价他说：“此公好面子，不让着他就会恼羞成怒。”中大同元年（546），名士贺琛上书指出当时弊政有四：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不公；其四，大兴土木，民不聊生。梁武帝看后勃然大怒，叫来主书，口授敕书责骂贺琛，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开脱。敕书大意是：“你说什么‘上书不为朝廷所用’，为何不列举出犯法官吏的姓名？你说什么‘奢侈无度’，我与此无关。我除了公宴外，从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如此；凡所兴土木，都不费公家一砖一木，不过是靠雇人借资而已。你说‘宜导之以节俭’，我不沾酒色，居室不过一席之地，宫中无雕饰之物。昼夜操劳，日进一餐，逐渐消瘦，还不是为了国家！你说话要负责。所说的弊端乱政和营建的轻重缓急，都要举出具体事例；所谓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如此，则是欺罔朝廷。”贺琛因此不敢再说话，只有谢罪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侯景之乱是不足为怪的。
亡国于侯景之乱侯景是鲜卑化的羯族人。他与东魏皇帝高欢关系密切，曾任东魏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高欢死，侯景因不肯受继任皇帝高澄节制，以河南十三州降西魏。西魏又欲夺其兵权。侯景在东西夹击的情况下，于太清元年（547）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派兵援助。
梁武帝当了四十六年皇帝，一直在北伐事业中没有丝毫进展。他听说侯景来降，十分高兴。他贪图河南十三州之地，又想统一中原，于是任命侯景为河南王。又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梁军士气低落，纪律松弛，主帅萧渊明怯懦畏敌，无实战经验，结果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的寒山堰一带，被东魏军队击败，萧渊明被俘，梁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报信的人到建康，正值梁武帝睡午觉。宦官告诉梁武帝说侍中朱异有急事相告，武帝预感大事不妙，急忙起床来到文德殿。朱异说：“寒山堰我军大败。”武帝惊恐万状，几乎从床上掉下来。宦官急忙扶他就坐。武帝长叹道：“看来我要重蹈晋家覆辙，被夷狄所亡了。”
梁军败后，东魏集中兵力进攻侯景。侯景率四万军队拼死抵抗，几次击败魏军，双方相持数月之久。梁朝因而得到喘息时间，调兵遣将，弥补防务漏洞。侯景因力不能支，被魏军打败，率步骑八百投奔南朝，到达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出于对侯景的感激，正式委任他为南豫州刺史，戍守寿阳。还赐给他青布万段，兵仗若干。双方因利害关系结成暂时的同盟。东魏为了离间这种同盟，对梁武帝展开了外交攻势。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梁武帝消灭侯景，北朝即可释放萧渊明和其他战俘。梁武帝贪图小便宜，立即同意和议，回信说：“只要萧渊明放回，就立即送回侯景。”侯景虽反对和议，但并未将和议看得很重要。他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夺江南还是有把握的。梁武帝虽有出卖侯景的打算，可是又不考虑其后果，对侯景并不防范。侯景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利用萧衍与侄子萧正德之间的矛盾，寻找内应。萧正德在萧衍无子时过继给他，但萧统的出生却打破了萧正德继承皇位的美梦。萧正德因此心怀不满。侯景派人与萧正德联系，答应事成后拥立他为皇帝。萧正德喜出望外，成为侯景内应。
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侯景于寿阳起兵，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朱异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其他三人以苛刻为务，号为“三蠹”。故其起兵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梁武帝以萧正德防守长江，正中侯景下怀。十月二十二日，侯景顺利渡江。初渡江时，他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渡江后，兵势大振，遂立即进攻建康。防守宣阳门的萧正德又开城门迎侯景入城。梁武帝慌忙领男女十几万人，甲士二万入台城戍守。太子萧纲见情况紧急，全副武装去见梁武帝，征求对策。梁武帝心灰意懒，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必来问我！内外军事指挥，都由你负责吧！”
侯景急攻台城，太子萧纲与良将羊侃拼死抵抗，打退侯景多次进攻，侯景无奈，只好一边胁迫民众为兵，一方面展开攻心战。他发檄文于城内，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檄文切中时弊，守城将士为之心动。故虽梁军多于侯景军队，却难以组织反击。
当时台城内只有粮四十万斛，不能支持太长时间。梁武帝欲斩朱异等人以退侯景，被太子萧纲劝阻。他又寄希望于城外勤王援军。但怎知城外梁军二、三十万，在他的子孙带领下，都顿兵不前，专事抢掠。这时，侯景以深受压迫的奴隶为兵，军力增强，又开始攻城。在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台城被围一百三十多天后，侯景攻入台城。
侯景虚伪地派人送呈于梁武帝，写道：“陛下为奸佞所蔽，故臣领众入朝，惊动圣体，今诣阙待罪。”梁武帝问：“侯景在什么地方？让他来。”侯景拜见武帝于太极东堂。武帝故作镇静，问：“你在军队中时间很久了，有什么功劳？”侯景一时慑于皇威，汗颜无语。武帝又问：“你是哪儿的人，而敢到此地！妻子还在北方吗？”景又不回答。别人代为答道：“侯景妻子皆为高澄所杀，只以一人归附陛下。”武帝又问：“刚过江时你有多少兵马？”景回答说：“千人”。“围城有多少人？”答道：“十万”。“那么现在有多少人？”答道：“普天都为我所有。”梁武帝听后，低头无语。
侯景为了收买人心，废黜只当了一百多天皇帝的萧正德，仍奉梁武帝为皇帝。他迫使梁武帝下诏遣还勤王之军，又任命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他囚禁梁武帝于太极东堂。梁武帝萧衍受侯景摆布，内心愤愤不平。侯景欲用亲信为司空，武帝说：“调和阴阳，要司空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侯景又请以其两个亲信为便殿主帅，武帝还是不同意。侯景十分不满。太子萧纲哭着劝谏武帝不要过于逞强，武帝大怒说：“是谁让你来的！如果社稷有灵，还能重复大业；如若不然，哭亦无济于事！”侯景又让士兵驱赶马匹，带着刀箭在皇宫内出出进进。梁武帝觉得十分奇怪，问左右其中奥妙。有人答道：“这是侯丞相的甲士。”武帝大怒，叱骂道：“是侯景，不是什么丞相！”左右都大惊失色。从此，武帝的要求多不被满足，饮食也为守卫所裁节，遂忧愤饥饿成疾。五月的一天，他病卧于净居殿，觉得口苦，向看守要蜜吃，遭到拒绝。他连叫二声：“荷！荷！”就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不久后又杀之。侯景专门从事烧杀掳掠，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康，几乎荡然无遗；江南赤地千里，人烟罕见，白骨成堆；梁朝宗室诸王互相厮杀，骨肉相残，不久后同归于尽，政权落入到陈霸先手中。如此结局，不能不归咎于梁武帝萧衍的昏庸无能和养寇贻患。
第三节侯景
从尔朱荣到高欢麾下
侯景（503—552），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鲜卑化羯人。少年时深受边镇剽悍好武风习影响，行为不拘，善骑射，骁勇好斗，有膂力，深为乡里所惮。被选为怀朔镇兵，曾任功曹史、外兵史等低级官职。北魏末年边镇各族人民大起义飚起，鸣鼓角、树旗帜者不计其数。侯景与怀抱澄清天下之志的怀朔镇队主高欢甚相友好，同图建勋立业。武泰元年（528）四月，秀容川契胡酋帅尔朱荣乘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入洛，发动河阴之变，攫取北魏军政大权。尔朱荣权势熏炙，各地豪强纷纷投奔，侯景亦率私兵归尔朱荣。为开辟前程，又向尔朱荣麾下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由于机警敏捷，侯景迅速提高了作战指挥能力。“未几绍宗每询问焉”，甚得尔朱荣器重。
六镇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河北起义军势力又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建义元年（528）八月，义军首领葛荣率军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受诏讨葛荣，任侯景为前锋，同率精骑七万①，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与葛荣决战。葛荣自诩久历戎阵，威行河北，己众敌寡，胜券在操。他骄傲轻敌，在数十里平野上箕张平推迎战，分散了兵力。尔朱荣与侯景利用了葛荣的严重错误，腹背夹攻，突破薄弱处，大败义军、生擒葛荣。河北起义军从极盛而一战败亡。侯景战功卓著，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崭现头角。
永熙二年（533），高欢消灭了尔朱荣集团，掌握了魏孝武帝。侯景见高欢势盛，遂率所领之众依附高欢，再图发展。永熙三年（534），因君相矛盾激化，孝武帝奔关中依宇文泰。高欢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见为孝静帝，东西魏分立。宇文泰据关中与高氏抗衡，南有萧梁，天下三分之势遽成。侯景在高欢重用下跃马横枪，驰骋疆场，成为东魏重要将领。
侯景悍勇能战，驭军有法，特别注意以厚利抚纳笼络士卒。每战胜后，辄将所掠财宝分与手下将士，故得部众拥戴，“咸为之用”。他精于韬略，机诈权变，有“颇习行阵”①、“多诡诈”②之称。由于善挟巧诈，作战多捷，侯景对东魏雄勇冠一时的猛将高昂、彭乐等亦不屑一顾，嗤此辈“似豕突尔，势何所至”，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
经略河南东魏迁都于邺后，高欢置重兵于河北，自居晋阳，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柔然，对与梁接境的河南一带鞭长莫及。河南古称“四战之地”，战略地位重要。高欢选中久涉行阵、善谋多诈的侯景，经略河南。天平元年（534），侯景受命攻荆州都督贺拔胜，开始苦心经营。他先后在荆州败走贺拔胜、独孤信、史宁等西魏骁将。天平三年（536），侵梁楚州，又获梁刺史桓和。屡屡获胜，战绩斐然。久居河南，侯景对南朝梁廷腐败状况了解得非常深切。①尔朱荣率兵数各书记载不一，此从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史卷》第251页。①《册府元龟》卷442《将帅部》。
他藐视梁武帝萧衍妄敦戒素、佞佛昏谬，曾踌躇满志地夸口，愿请兵“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骄矜自负溢于言表。
天平四年（537），高欢大举伐西魏，任侯景为西道大行台，“经略关西”。侯景建议兵多力有余，宜分前后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不纳此万全之计，十月，在沙苑战败。嗣后，侯景向高欢请劲兵数万，言称追击宇文泰骄胜之兵，实则想乘机入关割据，被高欢妃娄氏识破，未行。
沙苑战败后，西魏军东进洛阳，河南诸郡多降。为争回此战略要地，元象元年（538）二月，侯景率卢勇等将收复广州。南汾州、颍州、豫州亦复入东魏。秋七月，侯景与司徒公高敖曹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宇文泰亲提大军急趋救援。侯景布阵坚固，北据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南依邙山（今河南洛阳市北），与西魏军搏战，几乎阵擒宇文泰。只因西魏援军继至，兵势复振，宇文泰方反败为胜。此次河桥之战中，侯景善于因机制变、因形用权的特长引人注目。战后，侯景更邀宠睐。高欢对之“仗任若己之半体”，益加倚重。
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使领军十万，专制河南，“随机防讨”。既以备梁、西魏，又使讨叛贰，侯景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河南“殷实富强”①，人口百万②，侯景在此经营多年中，早与当地豪族紧密勾结，③逐渐发展成与中央不相协调的强大地方势力，初步具备了割据的经济、政治诸条件。如今获得“与神武（高欢）相亚”的显赫地位和权力，更是如虎添翼，专兵尾大势成。武定元年（543），东、西魏在邙山大战，东魏获得大胜。侯景也因用计赚取虎牢城，连收北豫州和洛州，功迁司空；武定三年（545）改授司徒。侯景官运亨通、权柄在握，土广人众，实力雄厚，久酝于怀的“飞扬跋扈志”难免时时流露。他轻视高欢之子高澄，对东魏将领司马子如口出大言：“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因被高澄视为肘腋之患，也引起了高欢的疑忌和防范。
叛魏降梁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疾笃。高澄先发制人，书召侯景入京。侯景自知一旦入朝，脱离根本，就如虎兕在柙，不仅威权尽失，性命也难保无虞，于是公开据兵反叛。河南诸州刺史、守、令也多与侯景合流。东魏在上年的玉璧之战中损失惨重，高欢新死引起朝野振动，侯景反叛使东魏西、南两面受敌，形势更加严峻。为尽快平叛，高澄对侯景许以种种优厚条件诱降，同时遣重兵昼夜兼行，企图包围侯景，一举歼灭之。侯景仓促难敌，急举河南①《玉海》、《邺侯家传》：“东魏河北、河南三道殷实富强”。
②据《魏书·地形志》上中二卷所录东魏武定年间（543—550）户口数统计：东魏总口数7，591，654。侯景所辖十三州中，除缺阳、西扬、东荆、襄四州户口数外，其余豫、广、颍、洛、北荆、东豫、南兖、西兖、齐九州共764，399口，十三州总口数当在百万左右，约占东魏人口总数13％。③《通典》卷三《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瀛冀诸州，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如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六州降西魏请援。旋学狡兔三窟，二月，又遣行台郎中丁和上表萧衍，倾河南全境豫、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和齐十三州降梁求援。谋援举地数量的不同，透露出侯景对西魏心存疑虑，投降乃是解急权宜之计；而对萧梁则无所顾忌，暗蓄有全力斡旋，伺机攘权的险恶用心。梁廷众僚惴惴，皆请拒之。但梁武帝不久前曾夜梦中原牧守以地降梁，权臣朱异为邀宠，释此梦为宇内方一之征。恰值侯景来降，萧衍矜然自得，谓己梦通神，竟利令智昏，引狼入室，欲藉侯景扩土北进。纳降并封之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五月，东魏韩轨领重兵围侯景于颍川，窘困中侯景再割东荆、鲁阳、长社、北兖四城向西魏请救。宇文泰深谋远虑，既不愿放过此稍纵即逝的东进良机，又审慎冷静地注意防范诈谖叵测的侯景危过翻异。他决意相机行事，纳降后乘势进取河南。遣兵前往颍川解危，又派荆州刺史王思政抓紧接收降地七州十二镇。东魏兵退，侯景出屯悬瓠。喘息未定，宇文泰召其入朝，企图虚委重任，实去其权。侯景深谙此谋，自然不入宇文之彀。他公然宣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指宇文泰）”，决计马首南向，染指萧梁。
萧衍纳降后即派兵运粮应接侯景。太清元年（547年）八月，贞阳侯萧渊明受命率十万大军屯寒山，与侯景犄角，大举北伐。十一月，东魏慕容绍宗大败梁军，俘渊明，再回师扑击侯景。两军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对垒。侯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刃、入阵砍人胫马足，大败慕容绍宗。绍宗裨将斛律光狼狈逃走，张恃显落马被擒。绍宗慨叹“未见如（侯）景之难克者也”，遂定计深沟固垒。两军相持数月后，侯军粮尽。太清二年（548）春正月，侯景部将暴显等降绍宗。侯景收散卒步骑八百，奔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叛梁作乱东魏乘胜收复失地，即令萧渊明遣使述高澄欲“更申和睦”之意，企图离间梁、侯，坐收渔利。此时侯景亡师失地，身价大减。太清二年二月，梁与东魏间开始协商议和事宜。侯景慑于南北复通，“不免高氏之手”，驰启固谏数次，未纳；又向萧衍求与南朝高门王、谢结婚，被梁主拒绝。侯景恨怨，反心更炽。为摸清萧衍真实态度，他诈作东魏书信，言以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堕计，复信“贞阳旦至，侯景夕反”，弃卖侯景。既已进退失据，侯景遂破釜沉舟，在寿阳募军聚众，更新军械，秣马潜戈，侍机反梁。并暗结早就觊觎皇位的梁临贺王萧正德，密约事成后拥正德为帝。准备就绪后，八月，侯景以诛长期沆瀣一气、奸佞骄贪、蔽主弄权而为时人所疾的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等“三蠹”为名，在寿阳起兵反梁。梁后期，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方面，早已危机四伏。因北魏东西分裂，无暇顾及江淮，萧衍见边境安宁，囊弓戢矢。政躬多暇，竟溺陷释教，废弛朝纲。士大夫上行下效，争尚空谈，不习武事，文恬武嬉，奄无生气。武帝长斋事佛，自奉仁慈，对王侯官吏多有宽纵。他们作恶有恃无恐，乃至白昼杀人越货，劫道行凶。地方官贪赎横行，残民以逞，直至搜刮净尽方肯罢休。大同十一年（545），梁散骑常侍贺琛启陈时弊，言户口减落，长吏贪残，风俗侈靡，官场窳败，经济凋敝。他言辞直切，武帝恼羞成怒，严辞诘责，而又无可如何。梁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大通元年（527年）至侯景叛乱的二十二年中，梁朝农民多次揭竿而起，参加者万人以上的较大规模起义就高达八次。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此起彼伏①。萧梁已酿成“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国有累卵之危，俗有土崩之势”的岌岌可危局面②。侯景起兵，及时准确地抓住了梁朝社会矛盾尖锐的重要症结。他传布檄文，直斥梁朝“割剥齐民，以供嗜欲”，疾呼“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陈词慷慨激昂，颇具煽动性。且起兵之初约束军纪，不使扰民，故而得到北兖州等地城人响应。
梁宗室诸王见武帝年老、朝多秕政，也不免隐生雄心。又见武帝舍嫡立庶，更激起诸王觊觎帝位。侯景南下正好提供了他们借勤王之机勒兵观变的机会。
侯景连下谯州（今安徽滁县）、历阳（今安徽和县），兵临长江。梁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据采石，袭寿春，迫使侯景进退失据，自然瓦解。但萧衍闭目塞听，盲信天险长江；麻痹轻敌，拒绝这一正确建议，放弃了主动攻击、消灭侯景的最佳战机。萧衍更万万没想到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会勾结侯景，里应外合，竟委任正德负责建康防务。梁军布防混乱，疏于戒备，给侯景造成了可趁之机。十月下旬，萧正德派船数十艘，假借运荻草，自横江偷渡侯景及所部兵八千，马数百匹到采石。侯景轻越天险，直掩建康。江南承平岁久，罕见兵甲。侯军猝然出现，公私骇震，一片慌乱。两天后，侯军抵建康朱雀桁南，建康守将庾信、王质、萧大春、谢禧等均不战弃阵而逃。侯景未遇激战，连下东府城、石头城，屯军皇宫所在地台城之下。自此，水火兼用，在三十余万陆续集结的梁援军环视下，连续攻城一百二十余日。
围逼既久，台城内粮尽疫行，军士煮弩熏鼠捕雀而食。饥疫死者“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洫”，后来仅剩二三千羸弱死守。侯景也渐粮饷不支，又闻梁荆州精锐援军将到，遂谲诈求和以却援足粮。太清二年二月，与梁武帝歃血为盟停战。萧衍接受侯景的戢兵条件，割江右四州之地（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予侯景，遣诸路援军返师，台城守卫也尽收兵甲。侯景及时补充军粮，缮修器械，休整军队。十余日后，毁盟重开战幕，悉力猛攻。三月十二日台城陷落。萧衍沦为阶下囚，五月饿死。侯景虚立梁简文帝。梁名存实亡。
侯景自寿阳起兵，奇袭建康至攻陷台城，历时仅七个月。他率不善水战的少量北军，越过长江，长驱直入，短期内一举摧毁梁朝，实属惊人。他的成功与萧衍昏谬愚瞽密不可分，但也反映出侯景战术灵活，判断准确、工于心计的指挥才能。侯景所以敢以处于劣势的少量军队，大胆攻敌，关键在于善于用奇。他料敌正确，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抓住宗室伪饰勤王、顿兵不战和援军将帅惧战自保、互相猜忌，梁军士气泄沓、没有正面打硬仗的战斗力等有利条件，集精兵锐卒，攻敌要害，速战速决，化弱为强，未战已先胜敌一筹。
为达到奇袭目的，侯景巧辟蹊径。起兵前，先暗结萧正德作内应，故能悄无声阒，拱手越过长江，萧梁也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心理优势。即使已兵扼建康咫尺的板桥，侯景还假惺惺地宣称起兵仅为诛权佞，无意问①据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五卷《萧梁》部分统计，时间迄萧衍死时为止。并参阅朱大渭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99页。
②《文苑英华》卷七五四·梁典总论。
鼎，以麻痹萧衍。梁布军尚未停当，侯景已轻骑简从，飞袭建康。萧梁猝不及防，受创凛然。
对陆续赴援的三十余万勤王梁师，侯景也从冷静的分析出发，决定自己的战术。他根据“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将不威严，兵不整肃；或游疑观望，或闻风而逃；指挥系统紊乱不灵，嫌隙颇深实力大减等情况，断定梁王侯、诸将，无有敢撄锋铦，“竭力致死”，与己争一胜负者。大胆积极进攻，先发制人，挫敌锐气。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陈兵于建康覆舟山北，与绍陵王萧纶对阵。萧纶畏葸不战。日暮，侯景更约次日会战，佯退。安南侯萧骏麾军追击，侯景出其不意，陡然回师反扑，乘胜击破赵伯起等军。诸军皆溃，萧纶奔逃。侯景悉收辎重，生擒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梁军夺气、胆寒。太清三年正月，侯景再次主动出击。在青塘消灭了援军中坚韦灿军队，再一鼓作气与援军统帅柳仲礼决战。柳仲礼受伤，战败气馁，诸军愈加仓皇。侯景不失时机暗贿金镮，自此柳仲礼闭营不战，敛势冷观。援军戎幕清闲，掠民财产。侯景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凌厉攻击台城。
军事强攻的同时，侯景双管齐下，成功地运用了政治攻心的战术。台城守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朝贵族官僚的奴隶。奴隶素居社会最底层，被视为生口，等同牛马。他们深仇蕴蓄，犹如满弩紧弓，一旦找到了爆发的契机，就会转化成强大的战斗力。侯景在攻城中，宣布放免在南方沦为奴隶的北人为良，并不次任用，以重赏招引他们从军。朱异家奴逾城投景，侯景封为仪同，并令乘良马，披锦袍，往来城下，炫耀城内说：“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仕侯王，已为仪同。”奴隶鱼贯偷出，趋降侯景，感激私恩，愿为效死。故胡三省以为，萧梁虐奴，咎由自取①。显然，侯景诱募和抚纳奴隶，巧妙地分化和动摇了台城的抵抗力，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攻台城藉此而收意外之效。
太清三年二月末，侯景再施诳诈，又获成功。他利用萧衍久困疲怠，急欲偃兵的心理，投其所好，提出停战为盟。诱使梁军撤援弛备，自己抓紧储粮筹辎。然后骤然变计，劲卒精甲蓦然猛攻，昼夜不停，一举破台城亡梁。建康之战充分体现了侯景战术灵活、用兵诡谲的特点。
入城后，侯景自为大都督、录尚书事、使持节、大丞相、王如故。掌握梁廷大权。他废萧正德为侍中、大司马。六月，杀萧正德。欲除梁诸藩后篡位，派叛军东进浙东州郡。太清三年（549）十二月，侯军陷会稽，尽有三吴。大保元年（550），侯景自为相国、汉王；十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梁简文帝成其砧上之俎，萧梁有名无实。
侯景出身行伍，志大识。在久膺疆寄的戎军生涯中，养成了“反覆猜忍”，酷虐凶狡的性格。他有野心而无政干，生性暴戾嗜杀，不能真正收取民心，难于在南方站稳脚跟。故军虽锐勇，不能持久。
侯景初至建康，军令尚严，士卒不敢侵暴。及久攻不下，人心渐散，粮仓将罄，乃纵兵掠民。无论金帛菽粟，恣意劫夺。他令民筑土山攻城，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羸者杀以填山，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城破后，将病人与死尸聚而焚之，惨不忍睹。还在石头城立大舂碓，刑人或加杀，或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他封箝民口，禁人偶语，犯则刑及外族。①《资治通鉴》卷一六一。
遣军攻浙东，他鼓励诸将破栅平城尽屠毋赦，以扬威名，故其将领专务焚掠，杀人如芥。南方人民创痛巨深，仇恨侯军暴虐荼毒，“虽死不从之”。啸聚筑垒，亟起抗暴。南方土豪酋帅亦趁国土板荡，朝廷倾覆，风云际会，异军突起。他们凭藉私人武装，参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成了后来平定侯景的主力，登上了南朝政治舞台。
侯景横逆衄践，江南经济文化遭巨大损失。梁都建康所在地扬州和邻近的东扬州向来富庶繁荣，为南朝财政所本。亟经摧燎，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一落千丈。建康城焚掠后满目疮痍，残如荒郊。“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由于战争中不能正常生产，大宝元年（550）又旱蝗相继，江南发生特大饥荒。百姓流入山谷江湖，以草根木实果腹，草木垂尽，饿殍遍野。就连富室豪家亦皆乏食，鸠形鹄面，坐怀金玉，奄奄待毙。江南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高如邱陇，凋残颓废，一二十年后犹未克复。
萧梁文人学士逢此乱离，备历屯蹇而丧命者甚多，大量藏书亦于战火中毁佚。南朝文化受到空前浩劫，但部分文士北逃避乱，客观上给南北文化交流和北齐文化发展以一定推动①。
江南士族自东晋末开始衰落，至梁末已呈沉淫沉弱，生机殆尽之态。他们大多麇集于建康和扬州，因而在侯景暴风骤雨般的扫荡中，被屠戮略尽。皇室萧氏更是难逃灭顶之灾。侥幸身免的士族逃往江陵投靠荆州刺史萧绎，喘息未定，遽遭西掳入关，没为仆隶，耕田养马。南朝士族自此一蹶不振，成为强弩之末了。
侯景凭凌南土，东魏乘梁危迫中不遑顾及淮南，派辛术招携安抚，侵蚀入己。不费一矢，坐得全淮。西魏争城掠地也不甘示弱，先取襄樊，再占益梁，长江上游入其畛域。在军事、经济力量上优势陡增，以后北周灭北齐，隋统一南北的契机遂萌。
侯军在建康和浙东肆虐，长江中上游萧梁荆、郢、雍、湘、益诸方镇却火并正盛。湘东王萧绎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结西魏翦除兄弟子侄，为自立清道。宗室自相鱼肉，无异是代侯景行师。大宝二年（551）闰三月，侯景遣军乘机西上。从此时起，侯景在战术上犯了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的严重错误。荆、郢虽交通便利，但多为水路，侯军不善水战，难于利用；侯景早已尽失民心，脱离建康根本，骤然难于驻足。他本应水、步两道，鼓行西上，直指江陵；或是身顿长沙、徇地零、桂，积聚兵粮，荆、郢皆可入其掌。但他自恃兵多将广，屡战屡胜，轻视梁荆州精锐。兵分五千守夏首，再分一万趋巴陵，另有一路指叩江陵。兵分势散，各路又未能协同默契。当前锋任约军与梁徐文盛军相接后，萧绎抽兵驰救，任约窘急。侯景率兵援任约，四月，在西阳被长于水战的徐军打败。梁军一味逃窜惧战的颓势开始扭转。侯景急遣轻骑三百袭陷郢州，擒刺史萧方诸。徐文盛等军心大乱，奔归江陵。梁将王僧辩受命拒侯景，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沉船靡旗，伪装将遁。侯景中计，昼夜猛攻巴陵、数旬不克。锐士尽于坚城，士卒饥于米菽，军中疾疫蔓延，死伤大半，侯军战斗力大损。六月，赤亭大战中，梁将胡僧祐和陆法和败擒任约，断侯景一臂。侯景只得放弃经略江汉，退走建康。梁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击侯景，破其后军。梁军士气大振，转入战略反攻。因利乘便，沿流进讨。侯景丧师失将奔逃，船只前后不接。
①参阅缪钺《颜之推年谱》，见《读史存稿》1982年版。
回到建康后，侯景自恐不能久存，欲早逞为帝之心。八月，幽禁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九月，杀简文帝及其诸子。十一月，废萧栋自立，改元太始，国号汉。
承圣元年（552）三月，梁江州刺史王僧辩军、东扬州刺史陈霸先军与侯景在姑孰和石头城北激战。侯景情穷势绌，率部下数十人遁逃。四月，在沪渎下海，北逃途中被随行羊鹍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