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庾亮①
高门子弟，东晋姻戚
东汉末年，颍川郡鄢陵县县衙有一个门卒庾乘，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受当时名士郭泰赏识，介绍他入学官，为太学生们佣工。后来，庾乘经过刻苦自学，竟然能讲论经义。因其出身卑微，他每每坐在学舍的下座，但是太学生，甚至博士们，都经常找他请教问题。庾乘的名气逐渐大起来了，朝廷几次征辟他做官，他却婉言谢绝，因此被人们号为“征君”。
从此，鄢陵庾氏家族兴盛发达了。
庾乘之子嶷，曹魏时官至太仆。第三代中的庾■、庾峻、庾纯，出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侍中、中书令等显要官职。第四代做官的人更多，庾氏已经成为中原的高门大族。
庾亮是这个门第显赫的家族的第五代。
庾亮（289—340）字元规。他容貌俊美，仪表不凡，喜读《老子》、《庄子》一类的书籍。又擅长清谈，动辄讲究礼节，有一副名士派头。他很早就享有盛名，人们把他比作三国时代的夏侯玄、陈群一流的人物。他十六岁时，北方正处在“八王之乱”的高潮，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辟召他当佐史，他没有答应。永嘉（307—313）初年，其父庾琛出仕会稽太守，他也随行到了江南。庾亮深居简出，有些人虽然仰慕他，却不敢冒昧造访。
当时，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驻于建邺（后更名建康），图谋建立偏安政权。在王导的辅佐下，他网罗了一大批南北士族担任幕僚。庾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司马睿的辟召，入镇东大将军府担任西曹掾。这个举止娴雅、谈吐不俗的青年人博得司马睿的喜欢和器重。司马睿听说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尚待字闺中，主动提出与庾氏联姻，为长子司马绍聘定了这门亲事。司马睿称帝（即晋元帝），立司马绍为太子，庾亮官拜中书郎、领著作郎，与太子中庶子温峤在东宫陪侍司马绍读书，从而三人结为布衣之好。后来，庾亮又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巧妙周旋，受遗辅政东晋初年，谚云“王与马，共天下”①。元帝依赖王导、王敦兄弟的扶持，君临江南。朝政大权主要控制在王氏兄弟的手中，元帝处处受到掣肘。元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推行“以法御下”的政策②，有意重用亲信刁协、刘隗而疏远王导，因此，帝室与王氏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头是皇室姻亲；另一头是大族权臣，庾亮夹在中间，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帝室，在理智上，他却不敢得罪王氏，只能谨慎小心地应付着这个复杂的局面。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庾亮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条。
有一次，元帝赐给太子一部《韩非子》，庾亮婉转地对太子说：“申、韩冷酷无情，败坏社会风气，殿下不必去读它。”又有一次，庾亮奉使到芜湖与王敦商议国事，两人原来各坐一旁，谈着谈着，王敦喜欢上庾亮，不禁凑到了他的跟前。送走庾亮，王敦赞叹说：“庾亮比裴贤明多了！”以后，王敦还上表举荐他为中领军。
王敦以诛刁协、刘隗为名举兵攻入建康，元帝郁郁而死。元帝死后，司马绍继立，是为明帝。明帝任命庾亮为中书监。中书监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原来由王导担任。庾亮深知王氏兄弟对自己怀有戒心，这个中书监是万万当不得的。他立即上表辞让。明帝见庾亮态度很坚决，只好作罢。不久，庾亮又借口养病，向朝廷告假。
太宁元年（323），王敦谋反的消息不断传来建康，明帝暗中进行反击准备。东晋王朝的兴废与庾亮的利益息息相关。他名为养病，实际上时时刻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这时，在王敦身边任记室参军的老朋友郭璞请假归来，庾亮邀约温峤找他。郭璞的卜筮之术名闻遐迩，据说非常灵验。庾、温两人求他占占王敦的吉凶，郭璞摆弄一番，摇摇头说：“算不出来。”两人又求他占自己的吉凶，稍顷，郭璞说：“大吉。”告别了郭璞，两人议论说：“郭璞说算不出王敦的吉凶，或是不便明说，或是王敦不敢动手了。而我们将要参加辅佐皇室削平王敦的义举，却得了吉兆，可见这次义举一定会得到成功。”
在庾亮、温峤等人的支持下，太宁二年（324）六月，明帝发布讨伐王敦的诏命，任命庾亮以中书监领左卫将军，与诸将共同抵御王敦的心腹钱凤。不久，王敦病死，王敦的另一个心腹沈充败逃吴兴。明帝又任庾亮为假节、都督东征诸军事，追击沈充。事平之后，明帝论功行赏，封庾亮为永昌县开国公，赐给绢五千四百匹，庾亮谦让不受。
明帝不愿当傀儡皇帝，他着手调整内外军事将领，任命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为左卫将军、舅父虞胤为右卫将军，统领京城宿卫禁军；任命寒门出身的将领陶侃镇守荆州，控制荆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庾亮被拔擢为护军将军，但反而失去实权。他和司徒王导都很不满意，曾经在明帝面前流短飞长，说司马宗等人的坏话。明帝大不以为然，对司马宗、虞胤更加信任了，甚而把宫门的钥匙全交给他们掌握。明帝生病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庾亮声称有事要进宫见明帝，派人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但不给，还大声斥责来人说：“这宫门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吗？”庾亮一听，更加愤愤难平。
明帝病重，不愿人家去打扰他。群臣进宫，司马宗、虞胤一概挡驾。明帝如有不测，皇位由谁继承？庾亮不觉心急火燎，他怀疑司马宗、虞胤以及司马宗之兄——西阳王司马羕有阴谋。于是不顾宿卫禁兵的阻抗，强行闯入禁内。一见明帝，泪水止不住簌簌而淌，他便咽地说：“西阳王羕、南顿王宗居心叵测，策划排斥大臣，谋取辅政大权，这件事关系社稷安危、国家兴亡，臣恳请陛下予以贬黜。”明帝心中一震，若有所悟，但默然不作声。不久，明帝病危，传诏引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和丹杨尹温峤入宫。明帝宣布以他们七人辅佐太子，轮流统领禁兵宿卫宫殿，免去司马宗、虞胤的左、右卫将军之职。拜卞壸为右将军，庾亮中书令、加给事中，陆晔录尚书令。
也许明帝对身后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七个辅政大臣中，有宗室，有外戚，有南、北士族，使之相互制约，可以防止个人擅权。然而事与愿违，明帝一死，东晋大权落到了庾亮的手中。
一意孤行，酿成动乱太宁三年（325）闰八月一天，司马衍即位大典就要开始了，忽然，司徒王导派人来请病假，这犹如给隆重的大典兜头倒下一桶凉水。尚书令卞壸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还没有殡葬，嗣皇帝还没有继位，这时候是臣子称病告假的时候吗？”王导自知理亏，才坐车赶来。司马衍即位，是为成帝。成帝年方五岁，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而委政于庾亮。从此，王导常常称病不上朝。王导执政，实行优容世家大族的政策，导致东晋初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庾亮执政，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倡法治、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因此，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尤其严重的是，庾亮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不断激化。当时，荆州刺史陶侃和豫州刺史祖约怀疑庾亮私自删改明帝遗诏，有意把他们排挤出辅政大臣的行列，所以对庾亮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历阳内史苏峻自恃手拥强兵，实力雄厚，不把庾亮放在眼里。他在历阳私自招聚亡命之徒，扩充军队，以致运送军需物资去历阳的船只首尾相接，给朝廷造成沉重的负担。只要稍不如意，苏峻就破口大骂朝廷。为此，庾亮派遣温峤任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守武昌，监视荆州方面的动向。接着，他又布署修筑石头城的工事，加强首都的卫戍力量，预防发生突然事变。
乱子首先从京城发生。司马宗从左卫将军的显要职位下台以后，心怀怨望，暗中组织力量，企图搞掉庾亮。庾亮抢先一步，在司马宗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他和他的同伙，贬斥了司马羕和虞胤等人。司马宗的一个部下卞阐逃亡到历阳投奔苏峻，庾亮下令苏峻把人交出来，苏峻拒不从命。
庾亮一直觉得苏峻是一个祸根，早就有心剥夺苏峻的兵权。卞阐潜逃一案，促成他将苏峻调回建康的决心。起初，他私下征求王导的意见，王导劝阻说：“苏峻为人阴险多疑，不会老老实实奉诏回来，不如暂且宽恕他，免于闹出风波”。庾亮听不进去，又召集群臣商议，他慷慨激昂地说：“苏峻狼子野心，总有一天要出来捣乱，现在征他回京，纵然不肯顺从，祸害毕竟小一些；如果再放纵几年，恐怕就难以制服了。”朝堂上一阵沉默。这时，卞壸站出来反对说：“苏峻手握强兵，逼近京城，从历阳到建康，不足一天的路程，一旦发生动乱，建康就十分危险，这件事应该慎重考虑。”庾亮哪里听得进去。卞壸越想越不安，只得写信给温峤，让他出面规劝庾亮，但是庾亮依然置若罔闻。
消息传到历阳，苏峻意识到庾亮将要拿自己开刀了。他又是差人向庾亮求情，又是上疏表示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然而朝廷的诏书还是颁发下来了：征召苏峻回京，担任大司农，加散骑常侍。苏峻狗急跳墙，与祖约一道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反抗。
咸和二年（327）十月，一场动乱爆发了。江州刺史温峤闻报，请求率军下援建康，队伍还没有出发，庾亮来信制止说：“我对西部边陲的忧虑超过历阳，足下不可越雷池一步。”庾亮不许温峤越雷池东向，是对陶侃放心不下。与此同时，三吴将领请求发兵保卫建康，庾亮也加以拒绝。庾亮太盲目自信了！
叛军主动进攻，庾亮却采取消极防御，局势的发展十分不妙。有人对王导建议说：“应当派兵迅速切断阜陵，坚守江北当利等渡口，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战胜之。倘若敌军未到，我们可以进逼历阳；如果我们不进攻，敌军就会先发动进攻。这是先声夺人，机不可失啊！”王导听了很赞成，庾亮却认为建康固若金汤，苏峻决不敢直接进犯建康。然而，当庾亮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苏峻的部将韩晃、张健袭取了东晋囤积了大量食盐、大米的姑孰，直捣慈湖。庾亮得到报告以后，叫苦不迭。
建康进入战争状态，庾亮自任假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其弟庾翼，当年二十二岁，尚未出仕，也带领几百名士兵守卫石头城。宣城内史桓彝率军入援，被韩晃堵截在广德。徐州刺史郗鉴也准备起兵，庾亮仍是硬充汉子，以防御北方敌人为由，发诏阻止。然而建康的局势日益险恶了，庾亮派司马流守慈湖，司马流贪生怕死，还没有交锋，就吓得吃肉都送不到嘴里，慈湖很快失守。咸和三年（328）一月，苏峻、祖约的联军二万多人从横江渡口抢渡长江，进抵陵口，晋军抵挡不住，连连败北。二月，苏峻占领蒋陵覆舟山。敌人近在咫尺，建康城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王公贵族和官僚已经竞相把家眷送到外地避难。这时，又有人给庾亮出主意说：“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不敢从正面发起进攻，一定会从小丹杨南路迂回，应该派兵埋伏在那儿，截击他们，就可以取胜。”庾亮刚愎自用，竟再次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后来听说苏峻果真从小丹杨绕道过来，夜里行军时迷失了方向，队伍七零八落。这样一个歼灭敌人，扭转危局的大好机会又被庾亮贻误了。苏峻攻入建康台城，卞壸战死。庾亮率领诸将守卫宣阳门，阵势还没有拉开，将士们见敌人蜂拥而来，纷纷丢盔弃甲溃逃了。庾亮知道大势已去，也顾不上当皇太后的妹妹和皇帝小外甥了，匆匆对侍中锺雅说：“这里的事就拜托你了。”锺雅见庾亮临阵脱逃，怒冲冲地说：“大梁折断，房椽崩塌，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庾亮无可奈何地说：“今天的事情不必多说了，你等着我打回建康就是了。”然后，急忙和弟庾怿、庾条、庾翼跑了。他们刚刚在江边登上一条小船，敌军也追赶上来了，双方混战一场。庾亮左右开弓，匆促间不意误中船上的舵手，船上的人一时大惊失色，慌张地要跳船逃跑。庾亮反倒冷静下来了，他一动也不动，怅恨自责说：“这双手那能用来杀贼！”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小船脱险以后，直驶寻阳。一个月前，温峤见局势危急，不再理会庾亮的“不得越过雷池一步”的禁令，移兵寻阳，驰援建康。庾亮见到温峤，以皇太后的名义，宣诏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职。温峤坚决不受，说：“还是消灭苏峻要紧！”他把一部分兵力分给庾亮。二人共商征讨苏峻大计，庾亮推举温峤为盟主，温峤则推举庾亮，争执了半天。温峤从弟温充提议他们应该共同推举陶侃为好，于是温峤派人去荆州邀请陶侃。
五月，陶侃兵众到达寻阳。人们窃窃私议说，陶、庾本来不睦，苏峻之祸又是庾亮惹起的，陶侃此来，当诛杀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委实惶恐不安，但他不得不听从温峤的安排，硬着头皮去拜见陶侃，陶侃很吃惊，连忙扶起他，带着几分不解和几分得意的神情说：“庾元规怎么拜起我陶士行来了！”士行，是陶侃的字。想当初，庾亮是名士中人，求见一面尚且不易，今日竟拜倒在寒门将领陶侃的脚下。陶侃一肚子气，顿时消了一半。庾亮又引咎自责，那声调，那姿态，使人感到又诚恳又亲切。陶侃一阵大笑，揶揄地说：“君侯曾经修筑石头城工事要对付老夫，今天也来求我了。”陶侃设宴招待庾亮，二人饮宴终日，谈笑风生。
以陶侃为盟主的四万联军从寻阳出发，浩浩荡荡进军建康。联军屯驻在蔡洲，遥对石头城。庾亮率先派将领王彰攻打石头城，被苏峻的部将张曜所败。首战失利，庾亮羞愧交加，心情十分沮丧。他派人把象征军事指挥权的节传送交陶侃，以示自责。陶侃派人宽慰他说：“古人曾经三败而后胜，君侯这才失败了两回。当今情况紧急，不要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庾亮带领二千人守卫白石垒，苏峻步兵万余人从四面发起强攻，白石垒前烟尘滚滚，杀声震天。庾亮指挥若定，激励将士们英勇杀敌，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又乘胜追杀了数百名敌人。
出守藩镇，庾王之争咸和四年（329）二月，联军平定了苏峻之乱。成帝在群臣的拥簇下驾临温峤乘坐的大船。庾亮上船拜谒成帝，他长久俯伏在地，欷歔不已。庾亮哭什么？是君臣重逢，悲喜交集而激动？还是哭在动乱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庾太后？或者是哭自己轻举妄动铸下的大错呢？或许兼而有之吧！翌日，庾亮又入宫谢罪。八岁的小皇帝突然问：“往日被称作白头公的那个人在哪儿呢？”庾亮大吃一惊，成帝说的白头公指的是司马宗，他忙答道：“司马宗因为谋反，早已伏法了。”成帝一听哭了，对着庾亮说：“舅舅说人家造反，就可以随便把人杀了；人家要是说舅舅造反，又该怎么办呢？”庾亮真没有想到成帝这样说，吓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他叩头不止，请求辞去官职，允许他全家到远离京师的偏僻地区去，做无声无息的平民百姓。
庾亮心里又急又怕，虽然成帝派遣尚书、侍中送来一道手诏，说“这次大乱是国家的一场灾难，不是舅舅的责任”，但是他觉得是非走不可了。他上疏成帝说：臣凡鄙小人，才不经世，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便烦显任。..而才下位高，知进忘退，乘宠骄盈，渐不自觉。进不能抚宁外内，退不能推贤宗长，遂使四海侧心，谤议沸腾。
祖约、苏峻不堪其愤，纵肆凶逆，事由臣发。社稷倾覆，宗庙虚废，先后以忧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脑涂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斩之，屠戮之，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臣灰身灭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责。臣负国家，其罪莫大，实天所不覆，地所不载。陛下矜而不诛，有司纵而不戮。自古及今，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剑北阙，偷存视息，虽生之日，亦犹死之年，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
臣欲自投草泽，思愆之心也，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圣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虽垂宽宥，全其首领，犹宜弃之，任其自存自没，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
成帝下诏苦苦挽留，庾亮决定不辞而别，他带着家眷，由暨阳东门出城。成帝又派人扣住了船只，不放他走。在这种情况下，庾亮请求朝廷放他出任方镇，效力疆场，朝廷也就同意了，于是任命他担任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矫诏擅杀江州刺史刘胤，占据湓口。司徒王导不仅不予追究，而且以他继任江州刺史。太尉陶侃不满王导姑息养奸，发兵东下湓口。庾亮随即也上表朝廷，督率步骑二万余人西上，配合陶侃讨伐郭默，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事后庾亮不受爵赏，撤兵回到芜湖，陶侃写信给他说：“赏罚黜陟是国家的重要制度，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过分克制，独自当君子！”庾亮回信说：“这次胜利上有元帅指挥，下有将士效力，我庾亮有什么功劳呢？”朝廷又进庾亮为镇西将军，但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这时，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把自己凌驾于成帝之上。成帝一天一天长大了，可是见了王导要下跪，给王导的手诏要称“惶恐言”，好像他不是皇帝，王导反倒是皇帝似的。陶侃和庾亮对王导的擅权都耿耿于怀，陶侃曾经倡议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反对，才避免了一场干戈。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死。朝廷擢升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这一次，除开府以外，庾亮都受而不辞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庾亮对王导“挟震主之威下陷百官”更不能容忍了。他写信给郗鉴说：昔于芜湖反复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
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
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
庾亮也要起兵赶王导下台，但郗鉴仍不同意，庾亮才没有轻举妄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庾亮的动向被陶侃的儿子陶称觉察到了，陶称便报告王导，王导故作从容地说：“我和元规休戚与共，聪明人那能传播这种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即便真有这么回事，他来我走，回家当平民百姓，有什么可怕的！”话虽这样说，但由于庾亮手伸得很长，坐镇荆州而遥控朝政，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都倒向他，王导心里很不舒坦，遇到刮西风的日子，他一面举起手中的扇子去挡灰尘，一面慢悠悠地说：“庾元规刮来的灰尘太脏了！”后来，陶称告密的事也被庾亮知道了。庾亮故意推荐他任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陶称从长沙带领本部二千兵众兴冲冲到江夏赴任，途中，转道往武昌拜会庾亮，随身只带了二百人。庾亮当着众多的将佐，历数他的罪状，把他杀了。按照晋制规定，使持节者才能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即使陶称犯了死罪，庾亮也无权擅杀。所以庾亮上疏为自己辩解，说陶称是“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说自己是“义有专断”①。石勒死后，庾亮便有北伐后赵、收复中原之志。咸康五年（339）三月，他对所辖地区军事部署作了一番调整，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此外，庾亮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
庾亮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决定亲自领十万大军北上，移镇石城，作为其他诸军的后援。他上疏朝廷说：“襄阳北连宛、许，南有汉水阻①《晋书·陶侃传子称附传》。
隔，地势险要，粮食充足。臣请求移镇襄阳石城，派军队星罗棋布于江、沔之间。几年以后，战士得到训练，即可抓住战机，大举进军，直指河、洛。”成帝让公卿大臣进行讨论，多数人都不赞同，于是不许庾亮移镇。
咸康五年（339）七月，王导死去，成帝征庾亮入辅，担任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肯就职，他信心十足地准备移镇襄阳了。此时，邾城突然失陷。这个消息给庾亮极大的打击。原来，后赵以重兵围攻邾城时，守将毛宝曾经派人告急，庾亮麻痺轻敌，以为邾城十分坚牢，没有及时派兵增援，结果邾城倾覆，智勇双全的大将毛宝和突围而出的六千将士又都淹死在江中了。庾亮自求贬官三等，降为平西将军，虽然诏命恢复原职，但从此以后，他郁郁不乐，渐而成疾，次年二月病死，时年五十二岁。
第二节陶侃①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家境贫寒，仕途艰难陶侃，字士行（259—334），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谿族杂居的地方。谿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①，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②。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陶侃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又称“散吏”，实际是一种徭役。
②《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
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①。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②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投身戎旅，建立军功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①《晋书·惠帝纪》。
②《晋书·张华传》。
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①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①《晋书·刘弘传》。
①《晋书·华轶传》。
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时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
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忠顺勤劳似孔明”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①，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②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①《晋书·明帝纪》。
①《晋书·熊远传》。
②《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
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都督八州，怀止足之分太宁三年（325）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
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应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①。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允。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②。
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③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①陶侃对庾亮如①《晋书·应詹传》。
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②，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①。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
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②。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②《资治通鉴》卷九四咸和三年。
①如《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专写《陶侃被诬》一节，为陶侃辩冤。
②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温峤仍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③《晋书·庾亮传》。
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谿。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①《晋书·桓宣传》。
第三节桓温
坐镇荆州
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东晋宣城内史桓彝之子。桓彝为北方世族，西晋永嘉之乱后随晋元帝南渡，很得信任，先后任中书郎、尚书吏部郎等职，名显朝廷。明帝时，桓彝拜散骑常侍，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以功封万宁县男，后为宣城内史。桓温未满周岁时，名臣温峤见到他，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②，及闻其声，称赞说：“真英物也。”因为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便给他取名叫作桓温。
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时人刘惔认为他是稍逊于“孙仲谋、晋宣王之流”的人物。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作乱，桓彝被苏峻部将韩晃杀死。桓温年才十六，但他“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桓温十八岁这年，曾参与杀害他父亲的泾县县令江播病死，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其父守丧，因怕桓温前来寻仇，预先将兵器放在身边。桓温诡称吊孝而入，手刃江彪于丧庐之中，又追杀其二弟于道，终报父仇。桓温由此为时人所称。
桓温成人以后，以选尚明帝之女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又袭父爵为万宁县男。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除授琅玡太守①，登上仕途。这一年，桓温仅二十三岁。康帝建元元年（343），桓温进位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
穆帝永和元年（345），久踞荆州的权臣庾翼病死，他临死前上表请以子庾爰之继己之任。由于荆州是东晋重镇，关于庾翼的继承人选在朝臣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诸庾世在荆州人情所归，应依庾翼所请，以庾爰之镇守荆州。但时任宰辅的侍中何充认为“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②。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但亦有野心，“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宜常抑之”③。因此他劝会稽王司马昱自己出镇荆州，又请以自己为军司，司马昱不听。于是桓温出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①。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其地民风劲悍，兵强财富“居天下之半”②，素为东晋重镇。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扬为根本，而荆州地处扬州上流，常能对京师建康形成威胁，故唐杜佑说：“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详择其人焉”③。桓温既居此形胜之地，就为他日后专制朝政，几移晋室的作法打下了基础。
②《晋书》卷98《桓温传》，下引此传者，不再作注。
①《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②《晋书》卷七七《何充传》。
③《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①《晋书》卷八《穆帝纪》。
②《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灭蜀桓温有雄才，史称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庾翼在世时很看重桓温，曾向成帝推荐说：“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温出任荆州刺史后，为立功以树威，决定西伐占踞巴蜀并已日渐衰微的李氏成汉政权。
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疏朝廷要求伐蜀。随后他不等回音，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司马无忌径自出兵伐蜀，有精兵万余人，溯江而上。朝中闻知，诸臣皆因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深以为忧，唯刘惔认为桓温必能克蜀，人问其故，刘惔说：“以蒲博验之，其不必得，则不为也”①。
永和三年二月，桓温军至青衣（今四川名山北），成汉主李势以其叔父李福、族兄李权和大将咎坚为统帅，发兵阻拦桓温大军。桓温军从另道而进，三月，进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这时，有人建议桓温分兵两处，异道而进，以分散汉兵兵力。袁乔说：“今深入万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顾之心，所谓人自为战也。今分为两军，军力不一，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赍三日粮，胜可必矣。”②桓温以袁乔所言为是，乃留辎重于彭模，命参军周楚、孙盛率羸兵看守，自率大军直趋成都。这时成汉李福等人转头进攻彭模，周楚、孙盛奋力将其击退。桓温大军一路上三战三捷，又击败李权等汉军。汉军溃散，从小路逃回成都。桓温进逼成都，汉主李势倾全部兵力出城，与桓温军激战于成都城之笮桥（在今成都市西南，桥用竹索编成）。桓温前锋出战不利，参军龚护战死，晋军皆惧，意欲退军，前锋袁乔声色俱厉，拔剑督士卒死战，遂大破汉军。桓温乘胜攻入成都，纵火烧成都小城（内城），李势乘夜逃走，远遁九十里。不久，李势见大势已去，先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然后舆榇面缚诣桓温军门投降，成汉遂被桓温灭掉。
桓温既平蜀，在李势殿上置酒大宴将佐参僚，当地缙绅皆来庆贺。桓温生性豪爽，气度不凡，加上新平蜀地，志得意满，在宴会上神采飞扬，历数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事。他“音调英发，”“其状磊落，一座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③。
桓温驻军蜀地，援引成汉政权中的贤才为己之用，像成汉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地一时之选，桓温并用为参军。但不久，王誓、邓定等复反，众各万余，桓温一一讨平。桓温大军驻蜀三十日，然后凯旋，回师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永和四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一时威名大振。
时晋廷中穆帝年幼，康帝皇后褚太后临朝摄政。桓温伐蜀时拜表辄行，已引起朝廷疑忌，待其平蜀，更怕他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乃使在朝野中素具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参综朝政，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桓温对此很是不满，但他与殷浩素相识，知其不会有多大作为，并①《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②《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③《世说新语·豪爽篇》。
不惧怕。此后，桓温经营荆州，“在州宽和，百姓安之”①。同时渐露不臣之心，与晋廷虽名为君臣，实际在荆州自行其事。晋廷对桓温已不能征调如意，但求羁縻而已。桓温平蜀后，又加督交、广二州诸军事②，此时，他所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但因当时国中无事，君臣尚能相安一时。
锐意北伐永和五年（349），后赵主石虎病死。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今湖北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并上疏请求北伐。朝廷不加理睬。反而在这年七月，以征北大将军褚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命其北伐后赵。桓温北伐之举遂搁置。此后，桓温又屡次上表要求北伐，但朝廷对其既有戒心，均未获准。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率大军四、五万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今湖北鄂城）而止。朝廷上下惊恐不安。褚裒既败，晋廷又欲以殷浩北伐，故殷浩时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闻桓温陈兵而下，惊慌失措，欲去位以避之，经吏部尚书王彪之力劝乃止。这时，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说北伐尚非其时，应先“思宁国而后图外”，所以以前未准桓温北伐。又说桓温行此“异常之举”①，容易引起非议，希望桓温深思熟虑之。桓温还不敢公开对抗朝廷，见信后即刻率军还镇，并上疏解释说，此次率军东来，是要北伐扫灭赵、魏（冉魏），历年多次上疏要求北伐都是想为国家“静乱”，恢复中原，自己并无私心。朝廷以桓温为太尉，桓温固让不拜。
永和八年，殷浩自寿春率晋军北伐。但不久其督统、安西将军谢尚等在许昌（今河南许昌）大败于前秦将张遇，晋军死伤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殷浩又退回寿春。第二年，殷浩率军七万再次北进，准备进据洛阳，修复晋廷园陵。但前锋羌人将领姚襄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殷浩军大败，将士损失万余人，殷浩尽弃辎重狼狈逃回，其北代又告失败。
桓温见殷浩兵败，立刻上疏弹劾，请朝廷废掉殷浩。于是殷浩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朝廷内外大权渐归于桓温，朝中已没有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从永和十年至海西公太和四年（369），桓温连续进行了三次北伐。北伐前秦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使步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水军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关中到汉中的通道），诸道并趋关中，进攻前秦。
桓温大军进展顺利，淅川一路步军攻上洛（今陕西商县），擒获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攻克青泥城（今陕西蓝田）。前秦主苻健派太子苻苌、子苻生等率兵五万屯于峣柳（今陕西商县西北），阻挡桓温亲率的主力军西进①《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温别传》。
②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胡三省注。
①以上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穆帝永和七年。
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四月，二军相遇，展开激战，前秦苻生骁勇异常，杀桓温将应诞、刘弘等多人，晋军死伤千余人。桓温督军力战，终于大破秦军。与此同时，桓温弟桓冲又大败前秦丞相苻雄于白鹿原（今陕西蓝田西灞、浐二水之间）。随后，桓温军转战而前，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苻苌等秦军退守长安城南，苻健自领羸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内城），倾全部精兵三万，由大司马雷弱儿等率领，与苻苌合力抵抗桓温。晋军顺利入关，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抚喻百姓，使其安居复业。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桓温，耆老见到晋军，惊喜万状，流着眼泪感叹：“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北伐形势非常之好，但桓温却顿军灞上，观望不进。隐居关中的王猛闻桓温入关，前来相见，与桓温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见民间有此人才，大为惊异，问王猛说：“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说：“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①”。桓然默然无以应。王猛意思是说桓温志在立威，以功名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这正说中桓温心事，故其无所答对。
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苻健“收麦清野以待之”，晋军军粮发生危机。不久，桓温大败于苻雄，死伤万余人。于是，徙关中百姓三千余户而归，退至潼关，又被迫军苻苌所败。九月，桓温回至襄阳。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北伐姚襄永和十二年，晋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桓温进行第二次北伐，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
姚襄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同时遣使上疏晋廷罪状殷浩，后又听从其将佐的建议，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围攻洛阳。当时占据洛阳的是降晋复反的魏前荆州刺史周成。姚襄进攻洛阳，逾月未能克。桓温乘机北伐。
六月，桓温军发自江陵，遣督护高武据鲁阳（今河南鲁山县），辅国将军戴施屯于河上，率舟师从黄河进逼许、洛，自己亲率大军随后进发，又上疏晋廷，请徐、豫二州出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八月，晋军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将精锐埋伏于水北林中，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命晋军结阵而进。二军接战，桓温之弟桓冲及诸将奋勇向前，大败姚襄。姚襄军大乱，自相杀死者达千余，姚襄逃奔平阳。桓温既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表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因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又徙归顺的百姓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其二弟桓云任江州刺史、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假节。桓云在职，“招集众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滥，众皆嗟怨。时温执权，有司不敢①《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弹劾”①。其三弟桓豁任建威将军、督沔中七郡军事、新野义成二郡太守，后又因功进位右将军。其四弟桓秘，虽素与桓温不睦，但也任职辅国将军、宣城内史，并一度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假节，后官至中领军。其五弟桓冲数从桓温征伐有功，多次升迁，先后镇守襄阳、江陵等要冲，升平四年（360）桓云死，接任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谯二郡太守，振威将军。此外，其子侄也多有任要职者。升平四年，晋廷加封桓温为南郡公，桓冲为丰城县公，桓温之次子桓济为临贺郡公。
北伐姚襄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不许。收复洛阳后，桓温于哀帝隆和元年（362）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者，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晋廷君臣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于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认为桓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①。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有关迁都事宜请桓温筹划办理。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朝廷改授桓温都督并、司、冀州，罢交、广二州都督，桓温表辞不受。
哀帝兴宁元年（363）五月，桓温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东晋内外军政大权集于桓温一身。桓温乃上疏陈便宜七事：“其一，朋党雷同，和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体，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有司皆奏行之。从桓温所陈七事看，大部分是针对当时朝廷上的问题而发，如果真能照此实行，对于东晋的弊政当能有所改革。
兴宁二年，桓温当政时期，东晋实行了“庚戌土断”。由于桓温法令严明，这是东晋最有成果的一次土断。
东晋过江以来，对于北来的流民采取优待政策，“以其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②。这些“无有土著”之人不入于国家的正常编户，因此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从成帝咸和年间，东晋政府为了增加劳动人手和赋役来源，也为了防止国家的正常编户冒充北方流民逃避赋役，开始实行土断。在“庚戌土断”之前，先后实行过二次土断。兴宁二年三月初一庚戌这天，朝廷颁布法令，“大阅户人，严法禁，谓之庚戌制”③。桓温当政，执法雷厉风行，彭城王司马玄“违禁藏匿民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①，由于桓温一反东晋过去优容世族贵戚的作法，执法有力，这次土断取得很大成果，大批人口成为国家的编户，流民减少，时会稽一郡即“亡户归口三万余口”②。后来刘裕当政时评论此次土断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③。桓温当政期①《晋书》卷七四《桓云传》。
①《晋书》卷七五《王述传》。
②《隋书·食货志》。
③《晋书》卷八《哀帝纪》。
①《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
②《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③《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间，较之东晋其他时期，在政治上似乎稍有振作。
北伐前燕，兵败枋头兴宁二年三月，前燕将李洪侵许昌，大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汝南县）。桓温使西中郎将袁真、江夏相刘岵通水运，自己率舟师进至合肥，准备北伐。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朝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辞录尚书事不受，遥领扬州牧。当年，桓温移镇姑孰，转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右将军号如故，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威势镇主，既镇姑孰，遥控朝政，四方州牧皆遣上佐纲纪致敬④。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海西公太和三年（368），晋廷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
太和四年，桓温在土断之后“财阜国丰”的基础上，第三次出兵北伐，这次的进攻目标是前燕。
这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酒可饮、兵可用”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愔听从其子郗超之计，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朝中百官皆来送行，“都邑尽倾”。大军行经金城（东晋侨置琅玡郡治，在今江苏句容县北），见己昔为琅玡太守时所植柳树皆已长大，感慨万分，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泣然流涕。大军继续北进，过淮、泗，踏上北土。桓温与将佐僚属登上楼船眺望中原，慨然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②时正大旱，水道不通，参军郗超劝阻桓温说：“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③。桓温不从。六月，桓温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①。于是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④《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①《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②《晋书·桓温传》记金城泣柳及北眺中原之事皆在穆帝永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不载金城泣柳事，但亦将北眺中原之事记于永和十二年，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当为海西公太和四年伐前燕时事，其说甚是。见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115页《言语篇》刘盼遂曰及第834页《轻诋篇》程炎震云。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见《水经·济水注》。
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②。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桓温使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在今山东西南部）。檀玄很快攻下湖陆，擒获燕之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主慕容以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二万于黄墟（今河南民权北）迎战晋军，结果大败于晋军，慕容厉单骑逃回。接着，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又大破燕将傅颜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晋军顺利进军，燕主慕容君臣惶恐不安，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这时，前燕名臣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③于是慕容以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御晋军，又使其散骑侍郎乐嵩去向前秦求救。
桓温进军之初，曾使袁真进攻谯、梁之地，并开石门（即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境）引黄河水入汴渠（今河南荥阳西南之索河），沟通淮、泗水以通水运。袁真虽然平定谯、梁之地，但石门却没能打开，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而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
桓温进至枋头，离燕都邺城只有二百里路，但他顿兵枋头，不敢直趋邺城。这时，晋军的形势已很不妙，水运不通，粮草不继，退军已经是必然的了。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又听说前秦军将至，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晋军为怕燕军在上流放毒，一路上凿井而饮。晋军既退，前燕诸将皆欲追之，慕容垂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①”于是慕容垂亲率骑兵八千跟踪于后，又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埋伏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东涧中。桓温见燕军未来追赶，果然放心，命令晋军兼程而进。慕容垂命令部下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晋军被杀者达三万人之多。此后，前秦救兵苟池又于路邀击桓温，晋军又死伤万余人。十月，桓温收拾散卒，驻军于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桓温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三次北伐，除第二次有些成果外，皆无功而返，而第三次更以惨败告终。这有主客观二方面的原因。
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中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比如他伐蜀途中，曾于鱼腹（今四川奉节东）平沙上见诸葛亮用石垒就的八阵图，其“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其军中文武皆不识此阵，但桓温一见就说：“此常山蛇势也，”可见他对兵法阵势是很精通的。又如他入关伐秦，镇守陇西的前凉将王擢赶紧“驰使于（张）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②《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晋书》卷一一一《慕容载记》。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引起前凉一阵恐慌。但桓温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所以前燕申胤说他：“骄而恃众，怯于应变”②。又如他在第三次北伐撤军时，谋略上也输了慕容垂一筹。
从客观上来说，东晋君臣无意恢复失地，志在割江自保，又桓温权势日增，朝廷对其深怀戒心，因此其北伐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当桓温大军进展顺利之时，申胤就曾预料说：“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③这是正确的分析。
尽管如此，桓温的三次北伐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打击了少数族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
桓温既遭惨败，深以为耻，回至山阳，乃归罪于袁真，奏免袁真为庶人。袁真上表辩冤，并奏桓温罪状，朝廷不加理睬。袁真遂据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投降前燕。桓温使毛虎生领淮北太守，镇戍历阳（今安徽和县），防备袁真。然后桓温发徐、兖二州百姓修筑广陵城，徙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太和五年，袁真病死，其将朱辅立其子袁瑾继任其职。八月，桓温率兵二万从广陵出发，进攻袁瑾，袁瑾固守寿春，桓温遂围而攻之。太和六年正月，桓温军攻下寿春，生擒袁瑾、朱辅。寿春又入晋手。
废立专权，野心未遂桓温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参军郗超乃劝桓温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素有野心，他曾卧对亲信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接着又抚枕而起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部下见桓温出此不臣之言，莫敢答对。又桓温对于叛逆王敦甚为倾慕，经过王敦墓，连声说：“可人，可人”，称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①。这时与郗超一拍即合，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痿疾，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并草拟好诏令呈之于太后。褚太后在逼迫之下，只得同意。桓温集百官于朝堂，依《汉书·霍光传》所记废立故事，宣太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桓温命督护竺瑶、散骑侍郎刘亨收海西公皇帝玺绶，又亲率百官至会稽①《晋书》卷八六《张祚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①见《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版）第467页《赏誉篇》嘉锡案。
王邸。迎司马昱入朝。于是司马昱即帝位，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
桓温废掉海西公后，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素与桓温有隙，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桓温皆欲除之。乃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殷涓、庾蕴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疏，请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不许。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言辞激烈。简文帝手诏答桓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①桓温这才作罢，改请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唯庾蕴因其侄媳乃桓豁之女，桓温使其饮酖自尽。桓温既诛庾、殷之族，“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简文帝下诏进桓温为丞相，桓温辞让不受，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
前秦主苻坚闻知桓温行废立之事，很不以为然，说：“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②简文帝虽身为帝王，但摄于桓温权势，常惧被废，“拱默守道而已”①。曾对郗超咏庾阐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②，在位不到二年，便忧愤而死。
咸安二年（373），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不至。几天后，简文帝病死。群臣惧于桓温，不敢拥立太子，有人认为应该请桓温来朝后再说，尚书仆射王彪之说：“天子代立，大司马（桓温）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③于是群臣才敢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司马曜是为孝武帝。简文帝临死，遗诏使太子家国事一禀之于桓温，如诸葛亮、王导故事。桓温本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见简文帝遗诏，很不高兴，给其弟桓冲写信说：“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桓温未能遂愿，疑心是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从中作梗，心中愤愤不平。孝武帝宁康元年（372）二月，桓温带兵入朝，朝中人心惶惶，传言桓温将要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孝武帝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今南京市西）迎接桓温。王坦之恐惧不安，谢安说：“晋祚存亡，决于此行”。④桓温至新亭，百官拜伏于道，桓温大阵兵卫，和百官相见。于时气氛十分紧张，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王坦之汗流遍体，错将手版倒拿。但谢安神色不变，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气氛渐渐缓和，二人交谈多时，竟尽欢而散。
桓温入朝，因当时发生的卢悚入宫事，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连座者甚众。三月，桓温染病，于是回姑孰养病，在建康只呆了十四天。
①《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①《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②《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③《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
④《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桓温回至姑孰，病渐沉重，但其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其九锡，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闻知其病重，故意拖延，时桓温使其记室袁宏撰九锡文，谢安屡次修改，多日不成。宁康元年七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终于没能实现他先加九锡，再渐移晋室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