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晋元帝①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东晋朝的建立者。谥号为元皇帝，史称晋元帝。
一个皇室疏属司马睿出身于西晋皇族。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与司马睿是叔侄关系。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的庶出之子，魏帝曹芳正始年间，始受封为南安亭侯。嘉平初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而控制了曹魏政府的实权。司马懿为代魏准备条件，分别派诸子出任境内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司马伷以宁朔将军之职坐镇邺城。邺城是曹操封魏时的都城，曹魏王公的聚居之地，素为屯兵屯粮的重镇。司马伷被委镇此地，反映了司马懿对他的重视。在魏世，司马伷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征虏将军等职。西晋开国后，又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等职，初封东莞郡王，后改封琅邪王。平吴之役，司马伷率军出涂中，立有大功，遂进拜侍中、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督青州诸军事等职。父司马觐为司马伷长子，初拜冗从仆射，后袭爵琅邪王。一生无突出事迹。
咸宁二年（276），司马睿生于洛阳。太熙元年（290）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邪王爵。同年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继立的司马衷鲁愚迟钝，无力驾驭政局，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极端残酷的攻杀。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王导，字茂弘，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邪王氏，公认的名士领袖王衍是其族兄。王导是西晋末年有一定才能的政治家。他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为利用司马睿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曾多次劝说司马睿离开多事的首都地区回到封国。司马睿赞成王导的主张，但是一直找不到归国的机会。
永兴元年（304）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
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元帝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赴往琅邪（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精心筹划，移镇建邺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
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全力经营江南永嘉三年（309），已在山西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前后两次派兵攻打洛阳。总揽朝政的司马越征调建武将军钱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援救京师。钱出身于吴兴大族。当陈敏企图割据江东时，他曾起兵讨伐，陈敏败后，以功封建武将军。钱到达广陵（今江苏清江西），闻汉兵强盛不肯前行。司马睿奉司马越之命，派人催行，并威胁钱说要以军法实行惩办。钱不愿送死，被迫举兵反抗，转而攻打王敦。王敦不敌，南奔建邺。钱将俘获的度支校尉陈丰杀死，并焚烧粮仓，自号为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立孙皓子为吴王，建立政权。司马睿派兵进讨，但因众寡悬殊，未敢交锋。次年三月，钱屡战皆胜，兵逼阳羡（今江苏宜兴），威胁建邺。这时义兴大族周玘纠合部曲起兵，与政府军合力，终于将钱击灭。周玘属于江东的武力豪族。平钱已是他参与灭石冰、陈敏之后的三定江南了。由于平定钱有功，司马睿任命周玘为吴兴太守，又特地将吴兴的阳羡及长城的西乡，丹阳的永世划为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分割郡县的大事，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决定，而司马睿新立义兴郡，事先并未同洛阳打招呼，这说明他的政权已有很大的独立性了。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病死。汉统治阶级内部一度因争夺最高权力，而暂时停止了对西晋作战。但是到这年十月，夺得王位的刘聪重新调遣四万大军进攻洛阳，并命令在黄河下游流动作战的石勒率军配合，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授，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不能允许周馥等人将有号今天下作用的皇帝从自己手中夺走。在大敌当前之时，他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就对他督区之内的这支异己力量耿耿于怀，乘势派出部将甘卓、郭逸等人协助裴硕攻打周馥。周馥在项城（今河南沈丘南）被俘，忧愤而死。事后，司马睿在与别人议论此事时，也默认周馥是没有反罪的。周馥死后，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一带。江南政权的割据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其党羽王衍奉丧还葬东海。被司马越留在洛阳防察宫省的何伦等人也离城东走，许多达官贵人纷纷追随而行。不久，困守孤城的晋怀帝接受青州都督苟晞的邀请，准备迁都仓垣。一时间，洛阳上下，人心惶惶，出现了人口外流的狂潮。到怀帝准备动身之时，竟然连个卫队也找不到了，朝廷的官员更是十不存一。不久，洛阳为汉军攻陷，怀帝被俘。王衍等人也被石勒抓住杀死。
逃出洛阳的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分别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和密县（今河南密县）建置了行台。与此同时，大将军苟晞、大司马王浚也在仓垣和幽州等地建立行台。他们各奉一位西晋皇室成员代表中央政府，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的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四方，要求各地方镇出兵勤王。由于对司马睿的期望最大，遂推举司马睿为盟主。在司马越死后，怀帝曾重新对各方镇进行过任命，司马睿被委任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的职务。司马睿对于西晋朝廷的重视不以为意，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经营江南方面，根本无心北顾。
由洛阳外流的官僚和士族以及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口，为逃避胡人的杀戮，除一部分以坞堡自守外，一部分北迁辽东、西亡凉州，余者皆纷纷南下。“是时，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江淮”（《晋书·食货志》）。人口的南迁，往往是以一个大族为中心的集体迁徙，这些北方来的士庶侨民集团具有强大的势力。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接受了王导的建议，大量吸收这些人参与政权。他先后委任了很多人担任内外主要官职，并使北方侨人士族在江南政权中明显地居于优势地位。同时，司马睿还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对于北来侨民，为了照顾他们暂寓江左日后还乡的情绪，司马睿也没有把他们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比较快地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是，司马睿的上述作法也带来了一定的恶果，它造成了江南地区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过也有一部分南迁的北方大族名士对司马睿势力的孤弱表示失望。汝南大族周f曾发牢骚地说：“我是因为中原地区不安定来此避难的，而这里如此单弱，怎么能保证安全呢！”为此，王导做了大量的拢络工作，逐渐稳固了他们的情绪。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这是晋惠帝元康年间政府分割扬、荆十郡而设置的新州。司马睿的势力向西发展，必须要实现对江州的控制。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以都督江州军事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因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司马睿接受盟主的称号以后，没有理睬北方的求援，却对华轶加紧了行动。永嘉五年六月，他先把部将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构成军事压力，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令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以及周访等人合兵攻打江州。由于下属的叛变，华轶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司马睿还派兵赶走了豫州刺史裴宪，从而将势力范围接近了长江的中游地区。
永嘉六年（312）二月，从北方传来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石勒在苦县宁平（今河南郸城东）屠戮王衍等西晋大臣后占据许昌。不久，他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北，是周围三十里的大湖。它上承澺水（今洪河），东出■水、富水连结淮河。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确实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年1月），司马睿写信给流窜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要他到建邺担任军谘祭酒。王澄为王衍的胞弟。六年前，王衍曾为家族的长远利益作过一些规划，以王澄为荆州刺史就是他替自家安排的一条退路。王澄到任后，纵酒博弈，昏庸残暴。他在派部将镇压李骧领导的流民起义时，曾用欺骗手法将投降的八千多人尽沉江中，可谓凶残至极。杜弢起义发生后，迅速波及荆湘诸州，王澄亲自将兵攻打，却屡为杜弢所败。不久，荆益诸州都督山简的部将王冲又自称荆州刺史，把王澄打得四处奔逸，立足无所。正在仓皇之际，司马睿请柬的到来，对于王澄来说好象救星一般。他立即答应奔赴建邺，但途经豫章时，王澄因得罪王敦，被杀。王澄死后，司马睿派周f接替王澄的职务，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f无法在荆州立脚。
永嘉七年（313）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愍帝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拉拢他们，以调动各地晋军对刘聪、石勒进行一次军事反击，以期达到缓解汉将刘曜对长安的围困，并进而收复洛阳的目的。但是，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资治通鉴》卷八八）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进攻洛阳的诏令。
在司马睿的下属中，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的军谘祭酒祖逖上书给司马睿，坚决要求出师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马睿左右为难。因为在江南建立起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司马睿和王导的共同理想，所以他们无意于北方。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因直接拒绝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着光复中原志向的南渡北人。最后，司马睿只得对祖逖采取敷衍的态度，一方面同意祖逖北伐，并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另一方面则既不供给武器铠甲，也不调拨士兵，只给一千人的粮廪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军队。
激烈的内部冲突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完全是托词。在当时的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腹心的扬州地区也出现了麻烦。义兴大族周f曾因平定钱有功被封为吴兴太守，但是在“三定江南”中周氏宗族所显示出的强大武力，已引起司马睿的疑虑和惧怕。所以尽管周f治理吴兴颇有成效，却一直得不到建邺的信任。同时，周f还要承受着司马睿心腹刁协等人轻视的压力，这就使得他羞愤万端，决意反抗。周f联合东莱大族王恢，企图发动兵变把北方的大族赶下台，由南士取而代之。密谋不慎暴露，周f将逃到他那里的王恢杀掉灭口。司马睿知道后不动声色，下令征调周f入建康（愍帝称帝后为避讳由建邺改名）任镇东司马，行至中途，又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当周f南行到达芜湖，司马睿复命他返回建康，改任军谘祭酒。周f终于明白司马睿是在故意戏弄他，忧愤而死。临死前，他对儿子周勰讲，杀死他的是掌权的北方人，并要求周勰为他报仇。
周勰对于父仇刻骨铭心。建兴二年（314）年底，他利用吴人对司马睿政权的不满情绪，与父亲生前旧属吴兴功曹徐馥通谋，假借奉在家养病的叔叔丞相从事中郎周札之命，声言起兵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他到处收集兵力，当地土著豪强闻讯翕然响应，连孙皓的族人孙弼也在广德起兵配合。次年正月，徐馥杀死吴兴太守袁琇开始行动，周札之子周绩随即聚众响应徐馥。徐馥欲奉周札为主，但遭拒绝。由于叔父反对，周勰未敢冒然动作。司马睿闻变，准备发兵进讨。王导反对用兵。他说，多发兵容易给建康造成空虚，少发兵则不易平乱，不如利用周氏家族内部矛盾，派周札的侄子周莚去处理。周莚到达义兴后，设计将从弟周绩杀死，并迅速平定了事变。摄于周氏宗族在江南地区的门望和武力，司马睿既没有惩办周勰，也没有深究此事。为安抚吴人，他改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并提升了周莚的官职。
同在建兴三年（315），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终于被司马睿的荆州刺史陶侃打败。两年前，原荆州刺史周f被杜弢围在浔水，靠时任武昌太守的陶侃的救援，才徼幸脱险。司马睿调回周f，改任陶侃主管荆州。陶侃经过与杜弢的数十次激战之后，才逐渐占据上峰。流民军由于伤亡过重，力量不支。杜弢被迫向司马睿请降，但遭拒绝。他复写信给南平太守应詹乞降。在应詹的建议之下，司马睿同意受降。但陶侃等人仍不肯停止对杜弢的攻击，杜弢只得再反。陶侃乘势将其击溃，杜弢败死于道。不久，湘州也落入陶侃之手。
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自永嘉五年击灭华轶后，一直坐镇江州，主管西线的军事。由于部属陶侃平定荆湘地区流民起义有功，司马睿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加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之职。王敦开始自行选置刺史以下的官吏，日益骄横跋扈。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王敦改任陶侃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去荆州出任刺史。但是荆州的将吏拒不接受王廙，而要求陶佩返回。王敦欲杀死陶侃，但顾虑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陶侃被迫赴广州。到任后，他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才能，使那里长期动乱的局面迅速得到安定，切实巩固了江东政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自称帝时起，晋愍帝一直陷于困境之中。史称“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行。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晋书·愍帝纪》），甚至连盗发汉帝陵所剩的劫余物资也尽纳内府。而汉主刘聪对长安的攻势一直未减，晋愍帝司马邺虽然又进封司马睿为丞相，并多次乞师救援，但始终未能盼到江南发来的一兵一卒。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在汉军的重围之下，内外断绝，兵疲粮竭，被迫出降。长安不守，汉将虏愍帝北去的消息传至建康，司马睿如果再没有表示，则无法向世人交待。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带领将士露宿野营，向四方发布檄文，声称要立即北伐救回愍帝。然而数天之后仍不见有真正的军事行动。为了收场，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给丞相府的督运令淳于伯栽上“漕运稽期”的罪名，将其斩首。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很难彰世人耳目，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晋书·刘隗传》），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的周莚、刘胤等人。事情闹到了不好收场的地步，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免职。司马睿终于承认，冤杀淳于伯是他的过失，但又表示对此案有牵连的人不再追究。
王与马共天下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王敦之祸称帝之后，司马睿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在刁、刘二人的策划之下，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晋书·刘隗传》）。在太兴元年（318）一年之内，司马睿两次下诏整饬吏治。第一次的时间在三月，诏书一面对清静为政加以肯定，一面却又表示要惩办不法官吏。第二次下诏在七月。司马睿的语气转变为十分严厉，除命令各级官吏“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外，还要求“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用者，有贪惏秽浊而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塞之责”（《晋书·元帝纪》）。他还亲自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程甫、徐州刺史蔡豹等几个违制的官吏，其中程甫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司马睿在杀鸡给猴看。
对于司马睿的行动，王导很快作出反应。他派遣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在听取他们归来的汇报时，王导对顾和的议论大加褒扬。顾和出身于吴郡望族。他反对朝廷对各级官吏所进行的调查，主张“宁使纲漏吞舟”，不“以察察为政”（《晋书·顾和传》）。这种纵容官吏贪污、豪强兼并的主张正是王导施政的主导思想。王敦的反应远比王导激烈。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上疏给司马睿。在上疏中，王敦夸耀他们弟兄在草创东晋政权中的功劳，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他还威胁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表示要采取适当的行动。
王敦自恃专任阃外，手握强兵，有大功于江左，一向看不起司马睿。司马睿称帝之时，王敦曾有心废他。矛盾激化后，王敦逐渐滋生了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一直不敢贸然起兵，主要是畏惧两位同样掌握军权的外藩：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
周访升任梁州刺史是在建武元年（317）十月。当时在荆州竟陵（今湖北潜江）地区有一个以杜曾为首独立的武装力量。杜曾曾多次打败过陶侃，并北袭襄阳（今湖北襄樊）、宛城（今河南南阳），使王敦派去的荆州刺史王廙无法进入江陵。时任豫章太守的周访受命救援。在沌阳，周访以少胜多连败杜曾，得封梁州刺史。太兴二年（319），司马睿以王廙在州滥杀引起民怨为由，将其调入建康，改派周访为荆州刺史。王敦害怕周访据大州对他构成威胁，遂自领荆州。当初，王敦惧怕杜曾，曾对周访许愿说，如能擒杀杜曾将荐举他为荆州刺史。就在司马睿调王廙入京之前，周访攻灭了杜曾，但王敦并不履行诺言。周访对王敦的出尔反尔，食言而肥，非常气恼。他在襄阳努力务农训兵，修养生息，伺机对王敦进行报复。
祖逖打败石虎收复谯县后，陆续降服了许多中原坞主和割据武装，黄河以南的土地皆归晋有。祖逖士马强盛、粮储丰足，随时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祖逖的兵力虽然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摄力，使得王敦不能不有所顾虑。
太兴三年（320）八月，周访病死。王敦消除了一块心病，遂起用沈充、钱凤等人积极谋划起兵前的部署。
与此同时，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削弱他的实际权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这年年底，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派遣宗室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临行前，司马睿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惠皇帝受制于强臣的命运，离自己不会太远了。湘州据大江上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鉴于东晋政府的绝大部分军队皆掌握在各地的外藩手中，司马睿迫切地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四年（321）五月，在刁协的建议下，他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免除他们的奴客身分，编入兵籍。司马睿将他们分别配给亲信刘隗和戴渊所统领的军府。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给客制度是在西晋荫客制度基础上，根据东晋社会的实际制定的政策。给客制度除对第一、二品官职荫佃客户数的规定比旧制有所减少外，以下各品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如第三品由原来的十户增至三十五户，第四品由七户增至三十户，最低的八品、九品也由原来的一户增至十户、五户。给客制度保留了旧制的荫衣食客人数，又增加了荫典计人数的规定。给客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客皆注家籍”，“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主人）量分”（《隋书·食货志》）等规定。给客制度再一次从法律上肯定士族地主私占人口的权力，反映了东晋时期士族地主的强大以及皇权对它的软弱和依赖。当然，这一制度同样反映了地主国家同地主分子在劳动人手方面的激烈争夺。因为司马睿颁布给客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大族对国家人口的过度侵吞，并把他们超过规定的私占人口强征为国家所有。通过征客为兵，司马睿得到了大量的兵员，配给刘、戴两个军府的人数各在万人以上。由于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在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持默许的态度。当年七月，司马睿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戴、刘二人假节领兵出镇，名义上是对付北方的少数族，实际上是司马睿在继司马承出镇湘州后的另一防范王敦的重要军事部署。
在戴渊为都督的四州中，包括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所受的艰辛向来不闻不问，而在披荆斩棘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之后，却派人对他进行管辖，这使得祖逖怏怏不快。他认为，戴渊虽有才望，但由于是江南人，素无宏图远见，对北伐事业既会不关心，也可能不理解。特别是祖逖得知王敦与朝廷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戴渊出镇是专为对付江州而来时，更感到灰心丧气。祖逖预感到，东晋将有一场内战，北伐事业难以成功了。他悒愤成疾，终于发病而死。祖逖之死，使王敦如释重负。对于发动兵变，他再没有任何可顾忌的力量了。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起兵向建康进攻。在王敦为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取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斥司马睿“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不杀刘隗绝不罢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晋书·王敦传》）。在王敦起兵的同时，他的心腹沈充从吴兴起兵进行响应。
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隗、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
在周f的申救下，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周f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睿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隗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石头城和金城。司马睿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
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隗、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
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隗、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隗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王敦控制了朝政。他先后将戴渊、周f等人杀死，并“改易百官及诸军镇，转徙黜免者以百数，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资治通鉴》卷九二）。他还把司马睿软禁在宫中，取消了人身自由。四月，王敦退军还武昌，临行前又在京城设置了留府，以控制朝廷。不久，王敦加领宁益二州都督，并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在王敦看来，改朝换代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了。
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由于极度痛苦，心力交瘁，病死在宫中，时年四十七岁。
马司睿死后，其子司马绍嗣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二年，依靠其他大族的支持，将第二次起兵企图篡夺帝位的王敦击败。
司马睿是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一隅，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只有在这一旗号之下，北方的大族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的大族才能■■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在拥立司马睿的大族中，琅邪王氏的势力最强，影响最大，在司马睿建立东晋朝的过程中，他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各项政策都与王氏家族的关系极大。后来司马睿试图摆脱扶植者对他的控制，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种努力不但没有成功，还终于引发了王敦之乱，导致他的受辱身亡。
第二节王导①
身世
西汉时期，琅邪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住着一家王姓大族。远祖王吉好学明经，西汉宣帝时征为博士、谏议大夫，出任益州刺史。从此，王家渐渐发迹，子孙代代为官。传至第八代，王家又出了个远近知名的孝子，名王祥。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王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庐江，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其时已年近六十。因为他出身高门，又以孝道扬名，故官运亨通，从扬州别驾很快升为大司农，晋武帝时官拜太保，荣登三公高位，进爵睢陵公。弟王览也先后作过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宗正卿、光禄大夫等高官，赐爵即丘子。西晋末，王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徒、司空、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西晋一朝，王氏家族冠冕盛门，声势显赫。王导乃王览之孙，王裁之子，是王氏大族中的第十代。
王导（276—339）字茂弘，小名阿龙，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初袭祖父爵位即丘子，司空刘寔推荐他为东阁祭酒，朝廷让他作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他都谢绝了。后来，作了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事参谋。
投靠司马睿王导自幼跟随父兄周旋于司马氏皇室之间，与琅玡王司马睿的关系尤为密切。晋惠帝时，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大混战，史称“八王之乱”，王导知天下将乱，遂一心推奉司马睿，暗怀中兴晋室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特别器重，两人如同挚友。当时洛阳战火纷飞，一片混乱，王导多次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不久，司马越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司马睿求之不得，立即请王导担任司马，委以军事。王导尽心竭力，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永嘉初年，司马越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司马睿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联合南北士族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过了一个多月，士大夫们一个都没来，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赶紧与他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作官，以结纳人心。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导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这俩人来了，其它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
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薰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作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①“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情。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②“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对周f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f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f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从容地①《世说新语·排调篇》。
②《世说新语·排调篇》。
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f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为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
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王与马共天下”
建兴四年（316）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并州刺史刘琨速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作皇帝。次年六月，温峤抵达建康，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愍帝遭囚禁，宫庙被焚毁，皇陵被挖掘的惨象，颇有亡国之痛，说着说着，不禁痛哭失声起来，王导与他对哭。诉说完毕，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相互结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我现在不必再忧虑了！”从此，他留住建康，助司马睿中兴王业。
太兴元年（318）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南北士族纷纷上表劝进，司马睿即皇帝位，是为元帝。元帝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元帝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国军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要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敦自以为名声大，又在江左立有大功，统兵在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①。根本不把司马氏皇帝放在眼里。元帝又怕又恨，与王氏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为了对付王氏，以防不测，乃引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削夺了王氏的部分权力，对王导也渐见疏远。中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书郎孔愉替王导说情，称赞王导忠诚贤明，有辅佐的功勋，应当委以重任，但元帝听不进去，反把孔愉贬为司徒左长史。王导本人尚能正确对待，守分自安，并不计较，有识之士都赞扬王导姿态高，能屈能伸。而王敦却愤愤不平，由猜疑发展到仇怨，与皇室矛盾渐趋激化。王敦的亲信钱凤、沈充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拍马逢迎，得知王敦有不臣之心，趁机从中煽风点火，出谋画策，更促使事态的恶性发展。王敦上疏朝廷，替王导鸣冤叫屈，言辞之间充满怨望。奏章被王导看到，封好退了回去。王敦二次上书，这次却落到了元帝手中，元帝连夜把皇叔谯王司马丞召来，出示奏章，说：“近年来，王敦的位望也该满足了，仍贪得无厌，言语如此傲慢，该怎么办？”司马丞回答得很干脆：“陛下不早点杀掉他，大祸将要临头。”刘隗也来献计，劝元帝派出腹心爪牙出任方面重镇，以遏制王敦。晋元帝立即行动，以司马丞为湘江刺史，镇长沙；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三路兵马对居兵武昌的王敦形成箝制之势。与此同时，王敦也加紧扩充实力，调兵遣将。双方剑拔弩张，内战迫在眉睫。
王敦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元帝对王导的疑忌。御史中丞周嵩劝谏说：“王导一向尽忠竭力，辅佐陛下，以成大业，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话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迷惑。疏远有旧德的人，使贤佞同列，既有损于陛下以往对王导的大恩，弄得不好还会给将来招来祸患。”元帝醒悟过来，逐渐消除了对王导的疑忌。
平定王敦之乱永昌元年（322）一月，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起兵武昌。元帝急调戴渊、刘隗回师保卫建康。刘隗、刁协趁机劝元帝杀尽王氏，元帝不同意。司空王导得知王敦起兵，慌忙率领堂弟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侍中王侃、王彬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每天清晨入朝待罪。因周f的申救，元帝使人送还王导朝服，并召见了他。王导慨叹地说：“逆臣贼予，哪朝没有。想不到今日出在我们王家！”元帝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我正要让你代为执掌政令，你这是什么话！”当即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并传下诏令：“王导以大义灭亲，可把我作安东将军时的节拿来给他。”元帝把节交给王导，意味着对他的信赖，但王导未能阻止王敦沿江直下。王敦攻破建康城，杀刁协、戴渊及尚书左仆射周f。刘隗逃奔后赵。王敦早有政治野心，当长安失陷，南北士族纷纷向司马睿劝进之际，就想独揽朝政，但又担心司马睿年长而不好摆布，曾想另立一个皇帝，王导没有听从。及攻破建康，王敦责备说：“不听我的话，几乎灭族。”王导仍然不理睬，王敦没办法。敦既得志，拥兵不朝，生杀在手，“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元帝又急又气，不久忧愤而死。
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王敦为了实现篡权野心，把军镇移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屯兵于湖，自领扬州牧，日夜与钱凤策划、密谋再次起兵。王导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明帝预作准备。正在这时，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即率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志倍增。王敦病势越来越重，但仍不死心，遂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兄王含为元帅，命钱凤等人率水陆五万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叛军进抵江宁南岸，王导致书王含，信中写道：近承大将军困笃绵绵，或云已有不讳，悲怛之情，不能自胜。寻知钱凤大严，欲肆奸逆，朝士忿愤，莫不扼腕。..兄之此举，谓可得如大将军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大将军来屯于湖，渐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劳弊。..先帝中兴，遗爱在人。圣主聪明，德洽朝野，思与贤哲弘济艰难。不北面而执臣节，乃私相树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谁不愤叹！
导门户小大受国厚恩，兄弟显宠，可谓隆矣。导虽不武，情在宁国。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但恨大将军桓文之勋不遂，而兄一旦为逆节之臣，负先人平素之志，既没之日，何颜见诸父于黄泉，谒先帝于地下邪？故省来告，为兄羞之，且悲且惭。愿速建大计，惟取钱凤一人，使天下获安，家国有福，故是竹素之事，岂惟免祸而已。
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毕力，岂可当乎？事犹可迫，兄早思之。大兵已奋，导以为灼炟也。①王含接书，并不作答。
明帝亲率六军迎战，斩钱凤、沈充，败王含，王敦病死，叛乱很快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为政清静不久，明帝病重，诏令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及丹阳尹温峤入宫，共同辅佐太子，轮流带兵宿卫宫殿。明帝还特意把皇舅庾亮请到御座上，并提升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典掌机要，实权在握。王导见状，心中不是滋味。
几天后，明帝病逝，太子司马衍五岁即位，是为成帝。即位大典那天，庾太后临朝，群臣奉进御玺，司徒王导却请病假不参加。卞壶当众声色俱厉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大臣吗？大行皇帝尚未出殡，嗣皇帝还没有即位，这是臣子请病假的时候吗？”王导得知，只好带病坐车匆匆赶来。
成帝年幼即位，庾太后临朝称制，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国家大事都由庾亮一手决定。从此，王导常常请病假不上朝。有一次，王导私下去送郗鉴，卞壶得知，上奏朝廷说：“王导败坏国家法令以徇私情，请免除官爵。”事情虽没有那样做，但却举朝震动。
王导辅政，以清静为宗旨，“不存小察，弘以大纲”①，优容世家大族。东晋初，法禁宽弛，江东豪强大多藏匿户口作为私家佃客，不向国家纳税服役。山遐为余姚县令，实行严刑峻法，上任八十天就查出私藏人口一万多；大豪强虞喜藏匿的人户最多，按律应当处死，山遐欲绳之以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中豪强恨得咬牙切齿，一齐向王导告状，诉说虞喜有高风亮节，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①《晋书》卷七九《谢安传》。
不该受此屈辱，还诬告山遐私造县舍等种种罪名。结果豪强诉胜，山遐被撤职。离职前，山遐写信给顶头上司会稽内史何充，请求留任百日，待彻底查清逃户后，再受朝廷责罚，自己将死而无恨。何充替山遐申辩，也受到连坐免官的处分。建康城内的豪强也很猖獗，有一次，石头城官仓有一百万斛稻米被盗，窃贼都是豪强出身的将领，当局不敢清查，却把看守仓库的主管官吏活活打死便算交差了事。事隔不久，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视扬州境内各郡县，从事们回京后都来见王导，纷纷汇报郡县长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你听到什么了？”顾和回答说：“明公辅政，宁使网漏吞舟，何必听信传闻苛察那些小事。”王导大加赞赏，诸从事面面相觑，若有所失。正因为如此，王导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普遍好感。但自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引起了社会上层的严重不满，统治集国的内部矛盾又重新激化起来。
苏峻之乱中的表现咸和二年（327）十月，庾亮不顾臣僚劝阻，强行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到中央任大司农，借以削夺其兵权，消除朝廷隐患。苏峻不从，遂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共同起兵讨伐庾亮，一场新的动乱爆发了。苏峻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在祖约的配合下，很快挥兵至建康城下，官军连连败绩。庾亮丢盔弃甲，撇下当皇太后的妹妹和外甥小皇帝，匆忙带着三个弟弟狼狈出逃寻阳投奔温峤。次年二月，建康失守，百官奔散，殿省萧然，留下护卫小皇帝的只有王导、陆晔等少数几个大臣。苏峻勒兵入宫，王导抱着小皇帝坐在御座上，侍中褚翜、钟雅及右卫将军刘超等侍立左右，显得正气凛然，叛军不敢上殿。苏峻自封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专断朝政，滥署百官，殴打大臣，裸剥士女，为所欲为，以王导德高望重，仍然让他官居原职而排在自己前面。叛将路永、匡术劝杀尽王导等大臣，苏峻敬重王导，没有同意。苏峻又逼迫成帝迁居石头城，软禁在一间仓屋里，还天天跑来高声叫骂，骂尽各种丑话。王导开始害怕起来，担心大祸临头，这时也顾不得小皇帝了，匆忙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城外的白石。直到叛乱平息，王导才回到石头城，并让手下人把元帝给他的节拿来，陶侃揶揄地说：“苏武节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王导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慌忙令人把节收起。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给建康城带来极大的破坏；士民逃散，百业停废、宗庙宫室化为灰尘。面对凋敝残破的景象，不少人建议另迁新都，温峤提出迁都豫章，三吴豪强请求迁都会稽，众说纷纭，莫知所从。王导力排众议，坚持说：“建康，古之金陵，帝王故里，孙仲谋、刘玄德都说‘建康王者之宅’。古代帝王不因丰俭而迁都，如能以农业为根本，节省用度，何必担心凋敝！倘若不重视农业，即便乐土也会变成废墟。而且北寇常常骚扰，钻我们的空子，一旦示之以弱，逃窜到蛮越之地，敌人就会趁虚而入，迁都恐怕不是好办法。现今应特别强调镇之以静，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定了。”大家见他说得在理，就不再提迁都之事了。
随着形势的渐趋稳定，朝廷内部又出现新的政治格局：陶侃因平叛立有大功而被擢升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州诸军事，权位显著上升。温峤因功而拜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兴郡公。郗鉴拜为侍中、司空、南昌县公。庾亮自感失职，请求出居外镇，带罪立功，朝廷批准他出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镇羌湖。王导平叛无功，不升不降，但因他是元帝亲任旧臣、三朝元老，陶侃、温峤、郗鉴又都领兵在外，故被推举留京辅佐成帝，重新执掌朝政。
王导二次上台，继续推行宽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①湘州刺史卞敦在苏峻之乱中作壁上观，既不出兵勤王，又不供给军粮，朝廷颠复，坐观成败，按律应当革职治罪。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为由，调卞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卞敦装病不肯去，又调任光禄大夫、负责少府。后将军郭默假传圣旨，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害怕郭默不好制伏，反而宣布大赦天下，下令把刘胤的首级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并任命郭默为西中郎将、江州刺史。陶侃闻知大怒，致书王导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即日上表朝廷，请求发兵讨伐。王导答书说：“默居上游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谮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①陶侃看完信后冷笑说：“这是遵养时贼啊！”王导自知措置失宜，只好令人收起刘胤首级，命庾亮协助陶侃进讨，斩郭默于寻阳。王导所任将领赵胤、贾宁等人，又个个都不奉公守法。凡此种种，使大臣们担心起来，陶侃甚至想起兵废黜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未能实现。
晚年这时，成帝已长到十几岁了，但每次见到王导都要下拜，给王导的手诏则称“惶恐宫”，中书作诏则称“敬问”。每次去王导府上，都要拜王导的妻子曹氏，如同王家的儿孙一样。王导晚年患有手足麻木症，行动不方便，有时不能上朝，成帝就率领群臣来到王导府上宴饮，尽欢而散，然后命人用车把他接进宫去。侍中孔坦看不下去，秘密上表成帝，认为皇帝不宜向臣下跪拜。王导闻知，气愤愤地说：“我王茂弘老朽了，如象卞望之（卞壶）那样高峻，刁玄亮（刁协）那样刚悍，戴若思（戴渊）那样锋芒毕露，孔坦敢这样吗！”孔坦又劝成帝应该依托朝臣，不要把政事交给王导一人。王导听到后很讨厌，下令撤销孔坦的侍中，从皇帝身边赶开，调到外朝担任廷尉。孔坦郁郁不得志，以病辞职。
庾亮对王导的所作所为早就耿耿于怀。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病逝，庾亮接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假节，驻兵重镇，兵权在握，于是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又欲起兵废黜王导。他写信给郗鉴，指斥王导“彼罪虽重”，“曾无悛改”；年岁大了，而“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成帝乃“万乘之君”，但却“有位无人”①。希望郗鉴支持起兵，结果遭到拒绝，事情不了了之。不久，庾亮的部下、陶侃的儿子陶称把这件事秘密报告王导，有人劝他多加提防，王导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我与庾元规休戚与共，有头脑的人不该再传这种无稽之谈。即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①《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①《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使有这回事，元规若来，我就回家当平民，有什么可怕的！”随后写信给陶称，叮嘱他要好好侍侯庾亮这位皇舅。其时庾亮虽居外镇，却手握重兵，遥控朝廷，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归附，王导开始不平起来，一遇西风刮起尘土，就举起手中扇子把脸遮住，慢吞吞地说：“元规刮来的尘土脏死人！”王导晚年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还自我叹息说：“人说我糊涂，后人当思此糊涂。”
咸康四年（338），以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罢司徒官并入丞相府。第二年七月，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
第三节谢安②
隐居生活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据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补遗》所收“谢府君神道”）；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博物多闻”，“以儒素显”，任过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一类的文官。父亲谢裒（一作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出身于这样的名门世家，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修养。四岁时，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他大为赞赏，说：“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即王承，东晋初年名士）。”当时的宰相王导也很器重谢安，青少年时代的谢安就已在上层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当时社会名流如刘真长、王羲之、王濛、支遁等都对谢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社会上把谢安看作安民救世的人物。但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公府虽屡次召辟他出来做官，都被他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退。他寓居在会稽的东山（今浙江上虞县一带），经常与王羲之、支遁、许询等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咏文，过着逸士一般的悠闲生活。咸康中，在扬州刺史庾冰的强迫下，不得已出任为庾冰的僚属，但只一个月左右，便又辞职回家。后吏部尚书范汪提名谢安任吏部郎，谢安即写信拒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被召，历年不到任，应禁锢终身。经皇帝下诏才赦免。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握有相当的军政大权。升平元年（357）谢尚死，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谢尚的官职。次年，谢奕也死去，其职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家门富贵，只有谢安一人隐退。谢安妻子是名士刘惔的妹妹，也是名门闺秀，问谢安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谢安轻蔑地说：“恐怕免不了要出来的。”谢安隐居时，每外出游玩，常带妓女相随，司马昱（后即位为简文帝）当时任宰相，听后说：“谢安既然肯与人同乐，也不会不与人同忧，召他会出来的。”果不其然，谢安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政局有明智的见解。隐居时，亦常常协助兄弟从政。谢万任吴兴郡太守时，谢安随万赴任。谢万有时贪睡，谢安便往床前，手叩屏风呼他起来理事（《太平御览》卷七○一引《俗说》）。升平三年，谢万奉命讨伐前燕，谢安也随军北上。谢万为人傲慢，谢安便劝他说：“你身为元帅，应常常关心手下将领，使大家齐心协力，哪里有像你这样傲慢而能成事的呢？”谢万不听，反而每称诸将为“劲卒”，手下的人都对他很不满。谢安十分着急，亲自登门拜访谢万的部将，对他们厚相逊谢亲托，自队帅以下无一例外，深得人心。后谢万战败，手下本欲乘机起事，因念及谢安的缘故才作罢。
出山入仕升平三年，谢安的名声愈来愈大，甚至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谢万兵败被革职，谢氏兄弟再无人担任高官，为避免门户中衰，谢安便毅然决定出仕。升平四年八月，谢安出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当时②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谢安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年已四十了。桓温得谢安为僚属，十分高兴。对左右的随从说：“你们可曾在我的僚属中见过这样有才能的人？”谢安最初官职不高，但颇有威望。曾推荐门生几十人给田曹中郎将赵悦子录用，赵悦子上报桓温，桓温让他录用一半，但赵悦子认为：“当年谢安在东山时，官府名流屡次催逼，惟恐他不关心政局人事，今天他自己从乡选举士，哪里有反而不用的道理。”于是，全部录用。
升平五年，谢万病逝，谢安归郡赴葬。不久，转任吴兴太守。在职期间，无重大建树，但为政清平。后人思念他，立了“吴兴太守谢安碑”（见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简文帝风姿优美，喜儒学、玄学，颇勤于政务。但无济世大略。谢安将他看作惠帝之流，只能清谈而已。二年，转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七月，简文帝去世，太子司马曜继位，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然，也会让他居摄政事，协助太子从政。简文帝原也有这种打算，但由于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的反对才作罢。桓温怀疑是谢安、王坦之从中作梗，对他俩怀恨于心。宁康元年（373）二月，桓温从姑孰入朝，驻扎于新亭，大列兵卫，传说要见王坦之和谢安。当时传说桓温要杀王、谢，取司马氏而代之。王坦之十分害怕，问谢安怎么办。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决定于我们这一次的行事。”便与王坦之去新亭见桓温。朝廷百官都排列在道路两旁拜见桓温，王坦之吓出一身冷汗，连朝见用的手版也颠倒了。谢安却从容镇定。王坦之原来名望与谢安不相上下，至此，人们莫不称赞谢安胜于王坦之。
宁康初，桓温大权在握，威行内外，孝武帝软弱无能，政不己出，全赖谢安、王坦之等大臣尽忠臣辅，维持政局平衡，使桓温始终不能取司马氏而代之。桓温一再催促朝廷授给他加九锡殊礼，记室袁宏起草了礼文，文采甚美，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谢安故意缓行其事，每次袁宏呈草稿上来，都要他修改，一连修改了几次仍不能定稿。袁宏不明其意，问仆射王彪之。彪之说：“桓温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不会久于人世，文稿还可拖延些时日。”果然，这一年七月，桓温便病故了，加九锡的事便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桓氏势力仍十分强盛。其弟桓冲、桓豁，侄儿桓石秀操纵着扬、荆、江等军事重镇。谢安为了避免朝政大权落入桓氏手中，让崇德褚太后出来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她的临朝对谢安很有利。不久，谢安升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与尚书令王彪之共掌朝政。宁康二年，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兖二州刺史，谢安又兼统中书省，成为实际决策者。当时，北方的前秦、前燕等少数民族政权强盛，不断侵扰东晋边境，国内宗室司马道子弄权，大族如王、桓诸族恃强抗衡。鉴于这种国情，谢安对外采取和靖政策，尽量减少武力冲突；对内施行德政，文武用命，富国强兵，同时维持各大族之间及大族与皇室之间的势力平衡。如扬、荆、徐、兖四大重镇，前二镇握于桓氏手中，后二镇则为太原王氏所操纵。宁康三年，王坦之卒，谢安即以徐州授桓冲，自领扬州刺史，首先夺得对京师威胁最大的军镇。当时，太原王蕴因为是皇后的父亲而受皇帝的信宠，谢安不久又解桓冲的徐州授王蕴，既间疏王蕴和皇帝的关系，又削弱桓氏的兵权，也使太原王氏再握军镇，达到各大族势力基本上平衡。与此同时，又注意不过分伤害大族的既得利益，乃奏请追封晋初开国功臣的后裔，兴亡继绝。永嘉时，大量北民南渡，大族兼并流民为部曲，不立户籍。桓温执政时，曾行土断，三吴首当其冲，被括逃户多流入京师。有人主张彻底搜索，谢安不许，认为应以德政抚民，不行烦细苛政，加上强寇压境，不宜扰乱民心，故回答说：“京师若容不了这些人，何以称为京师？”（古义京曰大，师曰众）史称谢安“弘以大纲”“不存小察”，基本上类同于王导的施政措施。王导晚年不复理事，行无为之政，死后庾冰继任，则纲密刑峻，殷羡认为庾冰之政虽纲目不失，终是小道，不如王导之政。谢安十分欣赏和赞同这一评价。因为谢安为政宽恕，事从简易。人们都称赞他政如王导而文雅则胜过王导。
淝水大捷太元元年（376），谢安进位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又加司徒，谢安谦让不拜，复加侍中、都督扬、徐、兖、豫、青五州军事。当时，前秦屡扰晋境，朝廷下令招求可以镇守北方防线的文武良将。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有人讥诽谢安用人唯亲。中书郎郗超虽与谢安有怨隙，闻此事后叹息说：“谢安能不怕他人讥诽而举荐自己的亲戚，真是明智。谢玄是有才能的人，必不辜负谢安的期望。”果然，谢玄任兖州刺史后，在京口组成“北府兵”，精锐无比，成为东晋最强劲的武力。太元四年，出镇广陵，命令儿子谢琰进攻彭城，获胜而归。太元五年，进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太元八年，前秦苻坚亲率六十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八万精兵拒敌。敌我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亦不敢追问。谢安泰然无异常日，命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还跟谢玄一起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三千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谁知谢安早已成竹在胸，欲稳定民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召来诸将，面授机宜。淝水一战，晋军大破秦军，捷报传来，谢安正与客人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晚年桓冲得知谢氏诸将已破秦军，既妒忌谢氏的胜利，又后悔当初失言，加上自己镇守西线，历年败于后燕军队，羞愤交加，太元九年二月发病而死。荆、江二州刺史缺任，谢玄新立大功，朝廷上下都认为应把这二个重要军职授与谢玄。但谢安一来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战后，谢石进位尚书令，太元九年谢安进位太保，若谢玄再出任西线重镇，一家揽尽全国军政大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来担心尚有一定势力的桓氏一旦失去重要官职，会怨恨而起事。因此，将荆州授与了桓冲侄儿桓石民，任命石民的弟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冲的孙子桓伊则为江州刺史。谢安一直注意维持各大族之间的势力平衡，既不过分削弱，也不让其过分膨胀，即使对自己的家族，也不例外。因此，谢安当政期间，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发展较快，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谢安虽小心处事，但由于名高权重，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妒忌。谢安女婿王国宝，是太原王坦之的儿子，不学无术，谢安十分讨厌他，只任命他当尚书郎。王国宝自以为出身名门，理应任清要官职，不愿任尚书郎，辞职不干，并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妹是司马道子的王妃，道子与孝武帝是投机的酒徒。因此，王国宝谄媚司马道子，让他在皇帝面前离间谢安。孝武帝于是逐渐不信任谢安，转而宠用司马道子。淝水战后，谢安功名大盛，孝武帝心有忌惮，加以道子离间，由是疏远。九年三月，又升谢安为太保，进一步将他架空。谢安也识时务，让荆、江二州于桓氏，维持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一方面回避司马道子，不与他抗衡，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夺回军政大权，维持自己家族的势力。九月，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于是加授谢安大都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加黄钺。十年，前秦国内发生叛乱，苻坚求援于东晋。谢安正欲避司马道子，于是请求亲自率兵往救。四月，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扬州邵伯镇），修建城堡居住，名为“新城”。谢安晚年虽功成业就，名盖天下，但忆起昔年隐居东山的悠闲生活，仍无限思念。及遭司马道子排斥，更思隐退。在新城造船凿舟，大作航海的准备，一旦时机适当，便欲沿长江下三吴，告老还乡，再过山水间的生活。但就在这一年七月，谢安病倒了，只得请求返回京师。走前，犹对北伐作了部置，命令龙骧将军朱序驻扎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驻扎彭沛，互为犄角，待来年汛期水涨，东西两路一齐渡江北伐。部置完毕，才与儿子谢琰一起回到建康，上书请求退职。八月廿二日，谢安病卒于建康，终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廷以隆重的仪式追悼谢安，孝武帝亲临灵堂三天，追赠太傅，谥文靖（谥法：柔德安众曰靖）。十月，追封庐陵郡公。谢安有两个儿子。长子谢瑶，袭封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次子谢琰，甚有将才，跟随谢安从政，官至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后在孙恩之乱中被杀害。
风流学养谢安不仅是东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博学多才，风度优雅，为东晋名士之冠。江左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人所矜重，谢安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优秀的素质。
玄学作为侨姓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道。二十来岁时，拜访名士王濛，与他清谈了很久，大受赞赏。曾与许询、支道林等人聚集在王濛家。谢安提议大家在一起言咏写怀，于是共解《渔父》。谢安看题，令众人解释，支道林先解，讲了七百余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人无不称善。大家都各抒己见之后，谢安谈自己的见解，讲了万余语，才峰奇逸，萧然自得，在座的人，莫不钦服。许、王、支都是东晋有名的谈手，而皆服于谢安，可见谢安玄学知识的渊博和言谈的精炼。
谢安亦通儒家经典。宁康三年（375），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便对袁宏说：“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意即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全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所收谢安诗作十来首。曾写简文帝谥议，文理深得，为朝廷所采纳。桓温阅后，递给在座其他人看，并说：“这是安石碎金。”他闲居时，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活。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曾与戴逵谈论琴书。自弟谢万死后，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却不因丧废乐。王坦之屡次写信劝阻他，说居丧废乐是儒教大礼，希望谢安能维持礼治。但谢安却回信说：“我所追求的是声律，可称为情，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作的，正聊以乐自娱，若要尊崇世教，纯洁行为，则不但不可提倡，亦非所屑。”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谢安晚年居丧行乐，谅必有寄兴托情的因素。而社会上的人将它视为风雅的行为而竞相仿效，遂成当时一种风尚。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很喜欢顾恺之的画，称赞其画是“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可见他对绘画有一定的爱好和鉴赏能力。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南朝羊欣所编《古来能书人名》及王僧虔《论书》等，都把谢安作为东晋书法家。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但有一次，谢安参加哥哥谢奕的葬礼回来，天色已暮，又下着雨，车夫喝得酩酊大醉，驾驭不住牛车，谢安坐在车中，手取车柱撞打车夫，声色俱厉，使车夫骇然酒醒。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风度。东晋门阀社会，社交有较严格的流品，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有得吃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第阀阅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法方式，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流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作，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由于谢安身体力行，教子有方，故其子弟大都成才。如谢玄、谢琰是东晋名将，而封（谢韶）胡（谢朗）遏（谢玄）末（谢渊），为文坛彦秀。谢氏一门，人才济济，文武双全。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材。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疾，作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士人们爱其咏而不能及，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又有河东人裴启撰《语林》不实，被谢安斥为“裴氏学”，于是“众咸鄙其事，《语林》遂废”。史称“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兴，崇虚价于百金。”谢安不仅有卓越的军政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这对于一个地位仅次于皇帝的权臣来说，是很难得的。难怪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