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仲长统
生平与著述
仲长统（180—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②谢承《后汉志》卷五。
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①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超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首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①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①对于恶性发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①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②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③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①《全后汉文》卷八九。
①《全后汉文》卷八九。
②《全后汉文》卷八九。
③《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发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
隐居著书
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首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发，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发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发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发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发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首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
做官为民
崔寔（？—约170），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①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发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①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①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首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发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首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发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发；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①。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②。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