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为东汉创业之主，明帝、章帝继之，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第一节刘秀与两汉之际的农民战争①
刘秀的早年
汉光武帝刘秀（前6—57），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县西）
白水乡（舂陵）人，系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刘秀的父亲刘钦曾经当过南顿（今河南项城县西）县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刘縯），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②。
刘秀九岁时，父亲病故，由叔父刘良抚养成人。刘良任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县令时，刘秀“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③。刘良罢官后，刘秀回转家乡，以农耕为业。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求学，“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①。以才识过人，深受南阳士大夫们的器重。不久，刘秀完成学业，从长安回到故乡。那时，正面临王莽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
参加绿林军刘秀是从参加绿林军起家的。绿林军起义于地皇二年（公元21年）后，声势日益浩大。次年，分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队伍。南阳豪族地主，也乘机起事。特别是豪族中的刘氏，“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们怀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②的目的参加起义军。刘秀族兄刘玄参加了起义军，刘秀长兄刘縯使邓晨和兄弟刘秀起兵响应。当时刘秀正在宛城卖谷，遂与当地豪族李通、李轶等合谋，“乃市兵弩”，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起兵于宛城，时年二十八岁。
十一月，刘秀率领部众至舂陵，与刘縯会合。以刘縯兄弟为首的这支地主武装，号称舂陵兵。刘縯派族人刘嘉劝说新市兵首领王匡、平林兵首领陈牧与之“合军而进”。从此，刘氏代表人物刘玄、刘縯、刘秀相继参加了绿林军。
刘玄称帝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一月，绿林军诸部齐心同力，取得胜利，号刘玄①本节主要取材于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③《东观汉记·光武纪》。
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为更始将军。乘胜追奔逐北，又大败陈茂、严尤所部王莽大军于清阳（今河南南阳南），进围宛城。绿林军各部兵力发展到十余万人。这年二月，“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刘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①刘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当然反对立刘玄为帝，他提出了暂缓的意见，说：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②。但农民军将领张邛等皆主张维持原议，“众皆从之”。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阳刘玄称帝，建年号为更始。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偏将军之职。
昆阳之战刘玄称帝后，派刘縯攻下宛城作为都城，并派王凤、王常、刘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在昆阳与官军发生一次大战。刘秀身先士卒，取得大胜。刘秀在此战中显出了军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
昆阳战后，刘縯与刘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刘玄恐刘縯势大难制，设法谋杀了他。
刘縯被杀后，刘秀恐遭刘玄疑忌，深自韬晦。当刘縯的属官向他致吊唁时，他缄默不言，“难交私语，引过而已，又未尝自代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但“独居辄不御酒，坐卧枕席有涕泣处”①。刘玄见刘秀态度恭谨，疑心顿释，乃任之为破虏大将军，封阳武侯，赏其在昆阳之战中的战功。
绿林军的胜利与刘玄之死经过昆阳之战，王莽军主力被歼。绿林军乘胜分两路向长安进军：一路由王匡等率领北上攻取洛阳；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向西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王莽被杀。推翻王莽统治后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从洛阳徙都长安。刘玄入都长安后，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于亲信赵萌，排斥绿林军将领，因而与绿林军将领和广大起义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当刘玄都洛阳时，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曾随同刘玄的使者来到洛阳。刘玄仅用官衔笼络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军将领的义愤。赤眉军立即分两路向刘玄进攻，大军直捣长安，连战皆捷。但在向长安进军途中，樊崇等赤眉军将领误听平陵人方阳的建议，拥立汉朝宗室子弟刘盆子为帝。更始三年（公元25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军攻克长安，刘玄投降，不久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杀。
刘秀势力的发展①《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②《后汉书·齐武王縯传》。
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发展之时。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①。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发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发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发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平定河北各地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发动进攻。首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发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秀称帝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发，缪为恭顺。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①《东观汉记·光武纪》。
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第二节光武帝的帝业
统一政权的重建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①；“虽置三公，事归台阁”②，“三公之职，备员而已”③。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①《唐六典》。
②《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后汉书·仲长统传》。
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①，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①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①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4，279，634户，21，007，820口，较之建武初年将近增长一倍。①《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①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三节汉明帝
汉明帝刘庄（28—75），初名阳，后改名庄，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年十二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年十六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继位，时年三十。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
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③。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④，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继续加强皇权，整顿吏治明帝继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东观汉记》说：“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阖门而已。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总揽盛权，权不借下”①。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②，亦被罢官。后来，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明帝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公元66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明帝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②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明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③《东观汉记》卷二。
④《东观汉记》卷二。
①《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②《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诏“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永平三年（公元60年）诏令“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诏郡国死罪囚减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毋令豪右得专其利。”
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击北匈奴，再经营西域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明帝积极经营边疆，与北匈奴争夺西域。光武帝统治时期，因忙于恢复社会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无力经营边疆，对西北地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国势强盛，明帝乃改弦易辙，变过去的消极羁縻为积极经营。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北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明帝命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率军出酒泉，大败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守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遣假司马班超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击败亲匈奴势力。“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率领大军再次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后，复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恢复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班超之功，得到了明帝的首肯。
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学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然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经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主讲；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帝尤垂意经学，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他还亲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并亲御讲堂，令太子、诸王说经”。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终年四十八岁。临终遗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扫地而祭”，“省送终之礼”，一切从俭。葬于洛阳城西北之显节陵，谥号孝明，庙号显宗。汉明帝评论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后汉书》一方面称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其稍欠宽和。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也有这个意思。
执法严明，严于驭下是汉明帝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发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大体沿袭范史的观点。
第四节汉章帝
汉章帝刘炟（56—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为皇太子，年方四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后，章帝即位，时年十九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76年—84年七月），后来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十三年。
继续与民休养生息章帝在位时期，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其一，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另外，还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稳定局面。
继续经营西域正是在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章帝继续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章帝即位之初，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廷曾有过争论。杨终、第五伦等以为：“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工频年服役，转输烦费，..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缩。牟融、鲍昱等则以为：征伐匈奴，屯戍西①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章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又以“光武绝西域之国”为理由加以反驳。章帝采纳杨终等的意见，下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超。但西域疏勒，于阗诸国苦留班超，“互抱超马脚不得行”。班超见恢复西域大业功败垂成，乃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上疏朝廷，反复陈述经营西域的利害得失，请求增兵。并建议与乌孙和亲，“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①。疏奏之后，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弃前议，派遣平陵人徐干为假司马率兵千人赴西域，后又派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前往，俱受班超节制。在东汉朝廷的支持下，班超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击败了亲匈奴势力，“威震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复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复西域地区行政机构建置。
白虎观会议章帝还遵循光武帝、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②，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建初四年（公元79年），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诏朝臣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巡幸鲁地，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从此，儒家谶纬神学在当时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
放纵外戚窦氏章帝在防止外戚专权方面则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而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书陈宠建议：“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①章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然凡事从宽，则近于纵容，流弊更甚，其结果，一是影响吏治，“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则助长了贵族官僚特别是外戚的骄奢淫佚、专横跋扈。章帝宠信窦后，窦后兄弟窦宪等“恃宫掖声势”，横行霸道，甚至“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章帝虽然“召宪切责”，但“不绳其罪”，以致后来章帝去世后，窦宪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怙势，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宪”②，开东汉时代外戚专政之先例。司马光对于章帝之纵容窦宪曾加以评论说：“章帝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是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他指出这无异于“放纵”。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三十一岁，葬洛阳城东南郊之敬陵，庙号肃宗。
明、章二帝为政的异同得失明、章二帝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说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①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超传》。
②《后汉书·章帝纪》。
①《后汉书·陈宠传》。
②《后汉书·窦宪传》。
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历代史学家都对他们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严明著称，章帝则以宽厚著称。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薛莹《汉纪》也说：章帝“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①范、薛二家只见明帝持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持法过宽之失。袁山松《后汉书》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②这种评论，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较为确切些。
①《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②《太平御览》卷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