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望之、贡禹、师丹以名儒为大臣，能高论而无济时艰。
第一节萧望之
受霍光冷遇
萧望之（？—前46），字长倩，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徙于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家庭世代以种田为业，到了萧望之开始学习儒学。他“好学”，起初学习《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后来到太常受业，又事同学博士白奇，还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他还写有赋四篇②。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效，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听不得这种意见。于是独不任用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意思是，你不肯循规蹈矩，得罪了执政，结果不得大官而守门。萧望之说：“各从其志。”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建议宣帝亲政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现在陛下“思政求贤”，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议皇帝“亲理政”，“举贤材”，“考功能”。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连提升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据《汉书·萧望之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参见《汉书·艺文志》。
发表政见，多所建议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内，不愿意远出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宣帝觉得萧望之“经明持重，议论有余，材任宰相”，打算试试他处理政事的才干，于元康二年任他为左冯翊。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怀疑君主对己有所不满，就装起病来。宣帝听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谕旨意说：“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太守日浅，故复试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这年西羌反，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现在大军出征，供给紧张，西方农业歉收，将会引起饥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赎罪，以救急难。萧望之与少府李强发议，以为民有“好义欲利”之心，关键在于上之教化，对待义与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他们引经据典，反对张敞入粟赎罪的建议。
宣帝又将此议交给两府商讨，丞相、御史向张敞问难。张敞说，萧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于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后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
萧望之与李强又举出武帝时期赎罪法引起暴乱的事实，再次反对赎罪之议。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决，军需大致相给，就否定了张敞之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迁为大鸿胪。
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或称少主）远嫁元贵靡。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乌孙持两极，无坚约”，建议征还少主。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五凤（公元前57—前54年）年间匈奴大乱，议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乱举兵灭之。诏遣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大臣问策于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如果“乘乱而幸灾”，“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他建议：“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汉朝果然调兵卫护呼韩邪单于，平定其内乱。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宣帝称好，萧望之却表示反对。然而推行常平仓，“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对他甚为器重，而萧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称职。三公非其人，①《汉书·食货志》。
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穷困，盗贼未止，官吏无能，都因丞相不称职。宣帝因萧望之轻视丞相，就命几个官吏诘问他。萧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对。宣帝从此对他不大高兴。
由太傅辅政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告发萧望之对使者傲慢失礼，对丞相患病也不过问，还有擅作威福和贪财行为，触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办。宣帝于是指责萧望之“廉声不闻，傲慢不逊”，沾染污点，于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左迁为太子太傅。
萧望之左迁后，黄霸、于定国等相继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他却不得为相。做太傅时，以《论语》、《礼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韩邪单于要来朝见天子，诏公卿议接见礼仪。黄霸、于定国等认为，“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依次在下”。萧望之则认为、对待匈奴，应当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礼”。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客礼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萧望之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诸儒对《五经》同异的意见②。
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选择可以嘱托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宫中，任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元帝。萧望之与周堪本以师傅受到尊重，现在多次宴见，参议国家大事。萧望之又推荐刘向，擢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元帝重视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与弘恭、石显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视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弘恭“善为请奏，能称其职”。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法”①。他们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互相勾结，而与萧望之等对立。萧望之与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③，打算建议罢免这伙人。他以为中书是为政之本，应当选用贤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后庭而任用宦者，这不是本朝旧制，又违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建议罢免中书宦官，更用士人，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难于改革，议久不定，还将刘向调为宗正。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才士备用谏官，会稽人郑朋暗里打算附从萧望之，上书揭发史高、许章及其子的过错。周堪看过这个奏疏，建议让郑朋待诏金马门。郑朋当面吹捧萧望之，说萧望之如果兴周、召之业，他愿追随②《汉书·宣帝纪》。
①《汉书·佞幸传》。
②《汉书·匡衡传》。
③《汉书·楚元王传》。
效力。萧望之对此奉承颇为乐意。郑朋还多次称颂萧望之，短毁史高，说许章、史高的过失。
被宦者势力迫害而亡自郑朋的不正之风暴露之后，萧望之就与他断绝来往，周堪也不予推荐任用。郑朋为此怨恨，倒向许、史，把说许、史事的责任推给周堪等人，说：“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建议召见了郑朋。郑朋出外扬言说：“我见，言前将军（萧望之）小过五，大罪一。中书令在旁，知我言状。”萧望之听到这个消息，就此问弘恭、石显。弘恭、石显担心萧望之亲自申诉，会交由其他官员查办，立即勾结郑朋及其同伙华龙，命二人告发萧望之等阴谋打算罢车骑将军及排挤许章和史高，等候萧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于是这事交给弘恭审问，萧望之率直地对话：“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弘恭、石显上奏说：“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离毁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召致廷尉。”意思是说萧望之等结党营私，要求法办。当时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便答应了弘恭等人的建议。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向，才知萧望之已关在狱里，大惊地说：“非但廷尉问邪？”就此责备弘恭、石显，二人叩头认错。元帝说，把他们放出来照常管事。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出面对元帝说，皇帝新即位，就审查师傅，既然已经下狱，应该就此罢他的官。于是元帝下诏说，萧望之辅导我八年，没有什么罪过，把他及周堪、刘更生都罢官为民。而郑朋却当上了黄门郎。
过了几个月，元帝又下诏说，萧望之“导以经术，厥功茂焉”，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依靠萧望之用为丞相。恰巧这时萧望之之子散骑中郎萧伋为其父前事上书鸣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说萧望之本来有罪而不是他人诬告，现在他教子上书，失大臣之体，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个性刚而不屈，上奏说：萧望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不将他下狱，不足以解决他怏怏之心。元帝说：“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石显等人说：“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元帝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石显等立即着手逮捕萧望之，并命执金吾派兵包围萧府。使者到了萧府，召萧望之。萧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杀，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为这不是皇帝之意。他为此问门生朱云怎么对待。朱云是个好节之士，觉得不好对待，劝萧望之自己拿定主意。于是萧望之仰天叹道：“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饮鸩自杀。这时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惊，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他罢食不吃，直掉眼泪，近侍人员也随之哀恸。于是召来石显等责问议论不审，石显等免冠认错，过后也就作罢。
元帝对萧望之始终追念不忘，不仅让其长子萧伋嗣为关内侯，还每年派使者去扫墓。
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作风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见解。史称他“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评价过高。他身为天子之师，官高位重，却斗不过两个中书宦者，即使有元帝关怀，也逃不脱石显等人的暗算。这个问题，扯不上什么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是两支君权附属势力的较量，由于萧望之缺乏实际才干，君主操纵无能，而对手石显等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以致宦者势力得胜，师傅势力失败。萧望之个人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节贡禹
建议朝廷节俭
贡禹（前124—前43），字少翁，西汉琅邪（郡治今山东诸城）人。通晓儒家经学，学习和传授《齐论》、《公羊春秋》②，被征为博士，任凉州刺史，因病去官。又举贤良，任河南县令。过了一年多，在工作上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责，免冠认错。他说：“冠一免，安复可官也！”于是去官。
元帝初即位时，征用贡禹为谏大夫，在政事上多次虚心请教。这时农业歉收，地方上大多穷困。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古时简朴，任贤使能，薄税轻徭，所以人给家足。到了本朝初年，循古节俭；后来争为奢侈，上行下效，“甚非其宜”。并指出：“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他向元帝建议“少仿古以自节”，节省费用，遣归宫女，减少厩马，将一部分苑地分给贫民耕种。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将宜春下苑交给农民耕种，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建议减轻农民负担不久，贡禹上书，说自己年已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难以任职，是个“素餐尸禄餐朝之臣”，要求退休还乡。元帝不同意。过了一个多月，任贡禹为长信少府。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六月，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位于三公之列。
贡禹在位，多次言朝政得失，提出不少具体的建议。他说，古时民无赋算口钱，自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他建议，当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二十岁才出算赋。
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业。现在本朝以铜铸钱，开山采掘铜铁，斩伐林木，耗费人才，破坏生态，影响天气，势必产生水旱之灾。自从铸五铢钱以来，百姓犯盗铸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商贾求利“而不出租税”，农夫劳苦而负担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穷者起为盗贼”。他指出，这是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根子就在于“钱”。所以，他建议，取消采铜业及以铜铸钱，禁止私商活动，也不必收商贾之税，务必“使百姓一意农桑”①。
①本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贡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②见《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
①《汉书·食货志》。
他又说，各个离宫及长乐宫的侍卫人员可减一大半，“以宽徭役”。十万多官奴婢戏游无事，费用巨大，百姓负担很重，应当令官奴婢“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负担徭戍任务。
建议纠正官场风气他又建议，令朝廷官员的家庭不得私自贩卖，与民争利，违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商贾、赘婿及贪官“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兴功，耗费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地方政府以便巧书计者和勇猛酷烈者为吏，欺上瞒下，虐待百姓。所以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从政，行为不端，但“家富势足，目指气使”，号称为“贤”。所以说，“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好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他认为造成此政此风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赎罪，求仕者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议，“宜除赎罪之法”，对于选举不实及贪赃枉法者，不但免官，还要杀头，一定要改变长期以来“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不良风气。
元帝将贡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从此开始令男儿七岁才出口钱。又省一些宫馆的侍卫人员，减诸侯王庙卫卒半数。其余贡禹的建议，则未被采纳。贡禹又建议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进政治贡禹为御史大夫时，所议多与丞相于定国不合。当时关东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影响京师安定，上书论政者多归咎于大臣。元帝引见于定国和贡禹，“条责以职事”，指出当时恶吏妄为，盗贼濅广，民多怨结，地方大员多不称职。并指问：“今丞相、御史将欲何施，以塞此咎。”①贡禹等无言以对，想不出什么施政良策。
贡禹任御史大夫仅几个月便去世，死时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
十二月九日②。他死后，皇帝追思其议，竟下诏罢郡国庙，定迭毁之礼。但刘歆以为贡禹建迭毁之议，不免“失礼意”③。
贡禹与王吉为友，都“以礼让进退”④。当时人们称道：“王阳（即王吉）在位，贡公弹冠。”①这是说他俩取舍相同。
贡禹的言论，多切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及政治风气较为尖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的建议不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实际①《汉书·于定国传》。
②《汉书·元帝纪》。
③《汉书·韦贤子玄成传》。
④《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①《汉书·王吉传》。
而近于迂，所以无能挽救世道习俗。班固评道：“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评不无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无能解决矛盾。
②《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
第三节师丹
多所建议
师丹（？—3），字仲公，西汉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治《诗》，受教于匡衡。举孝廉为郎。
元帝末，为博士，免职。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间，州举茂材，又补为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灾，群臣对修堤与不修堤争议不休，结果不修，师丹等多次论说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灾区抚慰百姓④。稍后，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认为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举。于是师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过了几个月，又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①。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师丹为诸吏散骑光禄勋。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同时王莽为大司马②。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师丹任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于是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不久，徙为大司空，辅政。
自成帝以来，外戚王氏已逐渐掌握朝政。哀帝刘欣为定陶王时，看到成帝将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权重，内心常常忧虑。自做了皇帝之后，打算对时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两个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权。如：封舅丁明为阳安侯，舅之子丁满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为孔乡侯③；外遣曲阳侯王根于封地，罢免成都侯王況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荐的官员④。师丹以师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为哀帝处理政事猝急，上书说：古时父死子承，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与后家，而放出王氏。频繁地发下诏书，变动政事，猝急而不慢稳。如今各地并不安定，阴阳失调。他向哀帝建议，多看多想，“不宜仓卒”。
提出限田法，议而不行师丹辅政时，看到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极为严重，欲救社会之急，想出了个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议：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给群臣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师丹的建议，并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办法：“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③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汉书·师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④《汉书·沟洫志》。
①师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由少府为光禄勋，过二年迁侍中光禄大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②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③参见《汉书·哀帝纪》。
④参见《汉书·元后传》。
没入官。”这对各个等级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规定。所谓“名田”，即以私人名义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这种建议，算不得什么社会改革方案，只是权宜之计，对权贵和豪富“略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针砭社会弊病之议，居然也引起当时社会小小波动及部分权贵的反对。此议传开，顿时田宅与奴婢的价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贤等隆贵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为此议如果付诸实施，自然对于正在大肆兼并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们有点碍手碍脚。哀帝此时举棋不定，诏书“且须后”，即等待以后再办，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议“遂寖不行”①。
因持异议而被罢官哀帝即位之初，称成帝之母王氏为太皇太后，称成帝的赵皇后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都在定陶王国邸。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教养刘欣“至于成人”①。她知道成帝无子为嗣，通过向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王根行贿的办法，使刘欣得以立为皇太子②。因此，刘欣即位后，她自以为应当尊贵，“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③。这时，高昌侯董宏“希指”上书，引秦华阳夫人称太后之史例，建议“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为皇太后。师丹以左将军的身份和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董宏，以为董宏“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为刚刚即位，脚跟未站牢，羽毛不丰满，于是表示谦让，违心地采纳了王莽和师丹的意见，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闻知大怒，要挟哀帝必称其尊号，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乘机上奏，建议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国之名，车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称“皇”之意，还应当为共皇立庙于京师。哀帝将此议交给群臣讨论，不少官员表示赞同，只有师丹表示异议。师丹认为，必须明尊卑之礼，正人伦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合乎“母从子、妻从夫之义”，打算将其车服与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无二上之义”；定陶共皇的号谥前已决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继承成帝，“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庙”。哀帝本欲通过这个行动树立自己的权势，以抑制王氏；而师丹却高谈阔论表示反对，实际上是倾向王氏，自然这对君臣之间有了隔阂。从此师丹逐渐不合哀帝之意。
适值此时有人向哀帝建议改革币制，说古代以龟贝为货，现在改用为钱，百姓因此贫困，应当改币才好。哀帝征询师丹的意见，师丹答对可改。哀帝将此案交给有司再议，都以为钱已用了很久，难以猝然变易。师丹因年迈健忘，忘了前之所语，后从公卿之议。又一次，师丹命属吏代写奏疏，属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传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听到这个消息，派人上书告发师丹，说他一方面向皇帝上书言事，一方面让外人也得到其书。哀帝因此①本节依据于《汉书·食货志》上。
①《汉书·孔光传》。
②参见《汉书·外戚传》下。
③《汉书·傅喜传》。
问大臣有何意见，都答对说：大臣奏事不应当漏泄，使吏民传写流闻四方。应当交付廷尉查办。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师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给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书为师丹辩护，说他品行出众，积极言事，使人写书，漏泄之过不在其身；以此贬黜，可能众心不服。尚书劾申咸等人说，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对师丹这样的国家重臣议罪处罚本是慎重的事，他们起初附会经义以为当治，一旦事已公之于众，又上书妄誉师丹，前后矛盾，实属“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随即下了罢免师丹大司空之职的策书①。策书上说：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应当起到“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来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很多，灾害严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职没有尽到。您既不与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称职，但您曾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诏有司赦而勿治。马上交出大司空高乐侯印绶，免官归去。
尚书令唐林以为哀帝对师丹处治过重，上疏说，师丹为世儒宗，德高望重，亲傅于帝，位在三公，过失不大，而处治过重，京师有识之士都以为应当恢复其爵邑。哀帝采纳了唐林的建议，下诏赐师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师丹免官之后，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议，尊其祖母傅太后为皇太太后，其母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赵氏同样尊贵，“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①；又为其父共皇立寝庙于京师，仪式如同元帝。朱博迁升丞相后，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应将师丹免为庶人，复封董宏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师丹废归乡里。
随外戚派系波动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权势重新膨胀。新都侯王莽报告太皇太后王氏，发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剥夺了她们的玺绶，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废了共皇庙。原来提议尊定陶共王为“皇”者泠褒、段犹等人都迁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为庶人。征师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后王氏下诏大司徒、大司空说：褒有德、赏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称僭号，悖于义理。师丹为人忠节，分明尊卑，可谓社稷之臣。应根据“章有德、报厥功”之道，对他增加封赏。于是封师丹为义阳侯，赐以二千一百户。过了一个多月，师丹去世，谥曰节侯。其子业嗣侯，随王莽之亡而绝爵。
西汉自元、成以后，外戚权重，直接影响刘氏政权兴亡，也影响社会安乱，外戚丁氏、傅氏与王氏互相争权夺利，有派别之分，但无优劣之别，师丹与董宏依此倚彼，更为胜败，无足称道，不必褒贬。班固说：“（师）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①师丹与董宏的表演，确可悲啊！师丹限田之议，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不是个积极改革的良法，从当时限田之议一风吹的史实来看，且不论其主客观原因，就说当事者吧，哀帝不象个锐意改①师丹为大司空“一年免”，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
①《汉书·外戚传》下。
②参考《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革之主，师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个空想的小改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