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早期，先秦诸子学风仍有流传。贾谊亦儒亦法，晁错是法家，刘安杂收诸家。
第一节贾谊
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著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据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为之对答，还尽如人意。诸生于是公认他才能出众。文帝为之高兴，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当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他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①同时草拟了色尚黄，数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国等一些具体方案，呈奏于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稳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谊颇为赏识，考虑将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将相大臣都对贾谊之议非常反感，乃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些人多是汉初功臣，盘据要职，安于现状，害怕改制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故公开反对贾谊改制之议，自然也反对重用他为公卿。文帝迁就功臣宿将，只好稍稍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闻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悼念伟大的屈原，并“因以自喻”。其辞有云：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鹄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①贾谊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命运连系起来，认为同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四月，有天下午，一只鸮飞入他的房间，立在座位旁边。鸮，又称猫头鹰，楚地人称其为“鵩”，传说是“不祥鸟”。贾谊外放，本来感触良多，便借机写《鵩鸟赋》，以抒情怀。其辞有云：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穆无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汉书·礼乐志》。
①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②贾谊接受了老庄思想，据祸福相倚之说，认为人生如浮舟，准备对吉凶生死坦然处之，所以不计较细小变故，也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示出他对生活与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过了一年多，贾谊被文帝征召入京朝见。入见时，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具体他讲了为什么有祭鬼神的缘故。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渐向前移动坐位，细心地听贾谊之言。快结束时，还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儿子，受宠爱，而好书，所以命贾谊辅导之。同时，文帝在政治上还征求贾谊的意见，“数问以得失”。
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作为梁王师傅自感有失辅导之责，经常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三十三岁。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辑有《贾谊集》，其中包括《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赋五篇及其他文章。
《过秦》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治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与《治安策》。
贾谊写《过秦》的主要论旨，是如何安民的问题。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政治，发表政治见解的表白。他在汉初统治者刘邦、著名学者陆贾等人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影响下，也很注意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大约二十二岁那年就写了著名的《过秦》，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
此论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老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评论秦的统一之功，也是肯定汉初的统一大业。在当时诸侯势强，存在着分裂割据危机之时，此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此论又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甚至秦始皇去世后，“余威振于殊俗”，影响还是不小。这个总结，也符合秦始皇于武力统一后，为巩固统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行有力措施的实际情况。
此论的重点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曾说：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②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但为什么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该施行仁义，而秦朝却“暴虐”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①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①《汉书·诸侯王表·序》。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①《新书·大政》上。
第二节晁错
“削藩策”和晁错之死
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②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①《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①《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风俗通义》。
④《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第三节刘安“谋反”案件
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为淮南王。在西汉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安好读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欢嬉游打猎，很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其中有苏非、李尚、左吴、陈由、雷被、毛周、伍被、晋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编写《鸿烈》（后来称《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当时武帝“方好文艺”，对父辈刘安（叔侄关系）较为尊重。每次给予书信，常召司马相如等文士看过草稿才发出。刘安入朝献上新作，往往为武帝喜爱而秘藏。曾受命写《离骚传》，早上受诏，日食时就献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次宴见，谈说政治及方技赋颂，直到黄昏才罢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当时身任太尉的田蚡，因与刘安原有交情，亲自到霸上迎接。还对刘安说：“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宴驾，非大王当谁立者！”刘安因父刘长被文帝处治而自杀，内心怨恨。现在听田蚡此说，暗中高兴，于是，一方面拉拢田蚡，赠与厚礼；一方面广结宾客，等待时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发兵讨伐闽越，刘安上书劝谏，说用兵有害无益，得到武帝的称赞①。可是，他自己却在谋兵。这年，“彗星见”，有人对刘安说：“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刘安心想武帝没有太子，万一天下有变，诸侯并争，不可不早作准备，便筹办武器，收买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谀蛊惑刘安，使得刘安更是暗喜，而积极预谋。
刘安对聪慧、能辩的女儿刘陵非常喜爱，常给予很多金钱，让她在长安做侦探工作，勾结武帝的近臣。刘安与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刘迁，娶了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为妃。刘安担心修成君泄露秘密，与太子商量之后，让他假装不爱妃，三个月不同席；又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与妃关在一起三个月，太子还是不亲近妃。修成君要求归去，刘安暗自高兴，就让她还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儿刘陵、太子刘迁都得到刘安爱幸，“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为。
太子刘迁学用剑，自以为本领超群，听说郎中雷被善于用剑，召之比试。雷被一让再让，后来剑误中太子。太子发怒，从此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雷被害怕，表示愿意去奋击匈奴，实际上是想借此离开淮南王国而到长安去。刘安听信儿子之言，罢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长安，向皇帝上书表白。武帝将他的告章交给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刘安与王后荼想不让太子去受审，打算发兵对抗，犹豫未决，十多天没有定下来。适值皇帝有诏就淮南审讯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这时，淮南相对寿春县丞顺从刘安之意而不及时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气，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说情，淮南相不听。淮南王派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淮南王安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①参考《汉书·严助传》上。
人上书告淮南相，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查究。追查到刘安，刘安派人到朝廷侦探，公卿要求将刘安逮捕查办。刘安担心事情暴露，打算发兵对抗。太子刘迁建议不要操之过急，伺机谋刺举兵。这时武帝并没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汉中尉殷宏去审查刘安。汉中尉到了淮南，态度平和，向刘安审问对待雷被之事。刘安估计自己在此事上无多大罪过，未曾动手。汉中尉回朝报告情况。处治此案的公卿说：“淮南王安雍（壅）阏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诏，当弃市。”就是说刘安压制雷被不让去奋击匈奴，不遵诏令，应处以弃市之罪。武帝诏令不许可。公卿要求废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许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国五个县，诏削去两个县，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刘安之罪。刘安起初听到公卿要求诛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罚，闻汉使来，害怕被捕，便与太子准备照原定谋刺的计谋行事。等到汉中尉来到，向他致贺，刘安因此就未动手。但刘安被削地之后，反悔说：“吾行仁义见削地，甚耻之。”故加紧谋反。有些使者从长安来，胡说些武帝没有男儿等事，刘安便高兴；如果说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刘安以为是妄言，加以否认。
刘安有个庶子刘不害，年龄最大，因不受刘安喜欢，故王后荼不以其为子，太子不以其为兄。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轻视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怀不满，阴结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刘迁，以其父代之。刘迁得知，将刘建逮捕拷打。刘建心里越加怨恨。他了解到太子曾想谋杀汉中尉的情况之后，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派其友人严正向皇帝上书，说才能出众的刘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阴谋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河南郡处治。这时辟阳侯审食其之孙审卿插了一手。审卿怨恨淮南厉王刘长杀了其祖父审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孙弘添油加醋地告发淮南之事。公孙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探其狱”。河南郡治刘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起初，刘安召伍被商议军事行动。伍被在刘安宾客中位于“冠首”①。他认为刘安考虑不周，不可妄动。刘安发怒，将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囚禁了三个月，逼迫伍被随从。伍被认为淮南不足以对抗朝廷。刘安说：“苟如公言，不可以侥幸邪？”伍被说：依我之见，伪造一些朝廷、郡县及诸侯的印章、衣冠，假传朝廷之令，迁徙各地豪杰及其家属到朔方郡，逮捕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再派辩士到各地游说，这样也许可以侥幸取胜。于是，刘安立即行动，“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大将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又使人伪装畏死潜逃去投靠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一旦发兵，就刺杀卫青，而将公孙弘劝诱过来。
刘安打算调发其国中兵，担心相与二千石不同意。他就与伍被预谋，打算假传王宫中失火，如果相与二千石来救，就可乘机杀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盗者之衣，持羽檄从南方来，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发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刘安又与伍被商议联合诸侯及进退之计。伍被建议：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占据险要，“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同意，并说“急则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牵涉很大而上报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监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刘迁。刘安得知廷尉监前来，与太子阴谋召相与二千石，打算杀了他①《汉书·伍被传》。
们而发兵。使人召之，相来了，内史不应召而解说已经外出，中尉说有诏命在身而不能见王。在这种情况下，刘安心想只杀了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没有什么用，就让相退去。这时刘安仍然犹豫未决。太子以为，虽然牵连谋刺汉中尉事，但同谋者已死，口绝，就对刘安说发兵已错过时机，恐怕不行了，并表示愿意去受审判。刘安一筹莫展，已无可奈何了。这时看风使舵的伍被自动坦白，详细地交待了与淮南王刘安谋反的情况。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围了王宫，尽捕了在其国境内的淮南王宾客，索得“反具”向皇帝报告。
武帝命诸侯与大臣议如何处治淮南王刘安。诸侯和大臣都说应当严惩之。武帝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刘安。刘安闻知，自杀。王后荼、太子刘迁及所有参与阴谋者都族诛。武帝以为伍被曾说过汉朝好话，打算勿诛。廷尉张汤说：“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于是诛了伍被。废除淮南王国而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发生，刘安之弟刘赐自杀，受牵连者也都被诛除。汉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穷根本”①，株连而死者数万人。时为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一月。
刘安事件，在当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是朝廷与诸侯矛盾斗争的一次大爆发，以朝廷加强了统一集权、诸侯受到削弱而告终，有才能和思想的刘安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了解这个事件，有利于认识当时汉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
《淮南鸿烈》的编撰刘安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且还是当时学术界一个著名学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据《汉书·艺文志》分为“内”、“外”，据《汉书》本传还有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而现存只是内篇部分。此书反映出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
《淮南鸿烈》在形式上类似《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并有阴阳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②就是说，“道”不可能耳闻、目见和言传，谁也不知是形还是无形。照此说来，“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这说明其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又说：“达于道者，反于清净，容于物者，终于无为。”③就是说，达于“道”，只有清静无为。这就与政治思想挂上了钩。
此书对儒法多有讥刺，实际上是刺汉武帝内法外儒。作者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绂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①《汉书·张汤传》。
②《淮南子·道应训》。
③《淮南子·原道训》。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①所提“儒墨”，显然只是指“缘饰《诗》、《书》”的儒。讥刺儒者是哗众取宠，趋炎附势之徒，造成不良影响，以致世风日下。所指是汉儒代表叔孙通、董仲舒、公孙弘之所为。作者又说：“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毫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始也。”②这就不是讥刺儒者，而是抨击以仁义礼乐招摇过市的“俗世之学”，以及提倡此学“暴行越智于天下”的“有天下”者。这是对汉武帝的明讽暗刺。
不仅抨击俗世之学，而且还揭露那个“俗世”，把俗学低劣与俗世衰乱联系起来，加以诅咒。作者说：“乱世..为行者相揭以高，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器用逐于刻镂，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挠以为慧，争为佹辩，久稽而不诀，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成，不周于用。”又说：“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刍豢黍粱，荆吴芬馨，以嚂其口；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①就是说，俗学无益于治，却贻患无穷，那套知巧诈伪与繁文缛礼，导致追求享乐与争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贫者贫困而饥寒。作者说：“富人则车舆衣纂（绘）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充肠，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②论者以为这种贫富悬殊以及主奴区分的衰世之俗，与“俗世之学”大有关系，故其申明“羞而不为”。作者所为的，是要将道家摆在百家的主导地位，将黄老之术作为君临天下之道。他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③很显然，作者是要抬高黄老之道，以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对抗。即坚持汉初的儒道之争。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所谓“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陈平等大臣“治黄老之术”。当初势力较大的功臣、外戚、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无为，不干预藩国的事务。所以当时诸子百家并存，道家居于优势，儒术尚未独尊。到了武帝之世，为了制驭大臣、削弱藩国，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司马迁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①《淮南子·俶真训》。
②《淮南子·俶真训》。
①《淮南子·齐俗训》。
②《淮南子·齐俗训》。
③《淮南子·主术训》。
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①在汉初数十年间，始终存在儒道斗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②。这种斗争，一直继续到武帝之时。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儒学，就是这场斗争之最后代表。而这场所谓儒道斗争，归根到底，乃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淮南王刘安标榜道家而攻击武帝独尊儒术，正是代表藩国而与朝廷对抗和斗争的。
可悲的是，刘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是失败的。当时，削弱藩国与独尊儒术可谓大势所趋；刘安逆流而动，实难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