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汉的衰落
大政方针的改变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元帝刘奭继立。元帝改变了汉家“王霸道杂用”的大政方针，片面地推崇儒家，削弱了国家权力，汉家政权趋向衰落。元帝的政策，为成帝、哀帝、平帝相继承袭，以至政权落于外家之手，而出现了王莽篡汉的局面。
元帝在即位之初，即下诏征召名儒王吉、贡禹，拜贡禹为谏大夫。他还一度重用以经术闻名的萧望之、刘向等人。大批名儒受到提拔，进入封建朝堂。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等人相继作过丞相。儒生津津乐道的治国主张，如减刑宽政，不与民争利等，得到了实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在西汉统治已近二百年，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之时，宽弛的政策使封建权贵、官吏、地主们如同脱缰之马、贪残暴虐，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压榨，日益加深。元帝本人还称得上“温恭少欲”。他曾几次接受臣下的劝谏，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对于百姓疾苦，他也并非不闻不问，曾下了十七道诏书，但这根本无助于贫困农民生活境况的改善。
成帝刘骜继续执行以儒术治国的方针，曾减免天下赋算，罢除六厩技巧官，几次赈济受灾百姓，赦免天下刑徒，并遣使察三辅、三河、弘农等地冤狱。但下层民众从中得到的恩惠甚少，宽弛的吏治给他们造成的灾祸却在变本加厉。
哀帝刘欣即位之初，很想重振朝纲。他为澄清吏治，任用龚胜、孙宝等人为谏官，派遣官员监察各级官吏，撤换不称职的人。他还罢除任子令，废掉诽谤诋欺之法。为缓解阶级矛盾，他也采取了一些恤民政策。曾罢乐府，禁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奢侈之物，禁郡国贡献名兽，制定限田之法等。但在外家掣肘、权臣作梗的阻力面前，他丧失了重整朝纲的锐气，由畏难而失望，由失望而颓唐。他面对汉家天下江河日下的局面，无所作为。
元、成、哀三朝，在政治上由宽弛而致败乱，在民族关系处理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此时匈奴分裂成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分别统帅的两部。呼韩邪单于内附中原，汉朝对其采取安抚政策。郅支单于数度困辱汉使，在杀了汉使谷吉之后，引兵至康居国，横行于西域。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使西域都护甘延寿在副校尉陈汤怂恿下，征发屯田士卒及西域诸国之兵，攻杀郅支单于，消灭了这股匈奴力量。汉朝在西域重振声威，也取得了对呼韩邪单于关系上的主动权。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度入朝，并求和亲。元帝以宫女王嫱（字昭君）许之，单于号为宁胡阏氏。终西汉之世，边境一直比较安定，汉匈关系和睦。
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时而起，展开争权夺势的斗争。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外戚史高在宣帝临终时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元帝即位之初，信任师傅萧望之、周堪，经常与他们讨论朝政。萧、周又举荐宗室刘向与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史高受到排挤，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给。弘、石二人在宣帝时就掌握了朝廷机要。元帝对之信用不疑，委之以朝政。望之等人担忧外戚史氏与外戚许氏的放纵及弘恭、石显的擅权，多次劝谏元帝斥逐这些奸佞，整顿朝廷纲纪。可是元帝依违无断，“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任凭“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①。经过数年的斗争，元帝竟在石显等人挑唆下，迫使萧望之自杀，摒弃周堪、刘向等人于权力中心之外。
在萧望之等人之后，又有京房在与宦官佞臣的斗争中被害。京房是著名经学家，擅长阴阳灾异之说，曾数次上疏因灾异言政事，得到元帝赏识。他用历史上君主信任佞臣导致败亡的事例启发开导元帝罢黜石显，言词明白切至。石显在得知京房谋议之后，借故除掉了这个政敌。
在与石显等人的斗争中，还有贾揖之丢掉了性命，陈咸、杨兴受到贬黜。奸佞受宠，直臣被斥，助长了朝廷谄谀自保之风。刘向为元帝所描绘的图景：“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①，变成了无情的现实。
成帝即位，石显被诛，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外戚集团代之而起。成帝的软弱无能过于其父，母党王氏集团乘机崛起。王氏家族中有十人先后封侯，五人任大司马，长期把持朝政。成帝毫无主见，政权完全操纵在母舅王凤等人手中。有一次，成帝召见贵族子弟刘歆，很欣赏刘歆的才能，准备拜他为中常侍。手下人提醒成帝，一定要经王凤同意才行。成帝起初很不以为然，可是请示过后，他只能服从王凤的意见，拜刘歆为黄门郎。王氏专权，引起了朝臣的忧虑。京兆尹王章借谈灾异之机，多次晋见成帝，建议罢退王凤，收回王氏之权。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要挟。在母后王政君的逼迫下，成帝只好罗织罪名，将王章下狱，迫害致死。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②。王凤死后，其兄弟子侄轮流执政，横行无忌，气焰熏天。对刘氏政权忠心耿耿的刘向等人深知外戚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构成对皇室的巨大威胁。他们多次告诫成帝：自古以来没有万世长存的政权，要抑制王氏等外戚势力的发展，以防止刘氏政权的灭亡。无奈成帝勇于纳谏，无力回天，对于这些言词激切，义形于色的劝谏，只能感慨、赞叹、悲伤其意而已，根本没有收回威权的气魄和胆略。
在皇权与外戚、宦官等集团的较量中，饱读《诗》、《书》的儒臣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忠直之臣如刘向、京房、王章、朱云等人敢于挺身而出，与腐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受到了沉重打击。匡衡、张禹、孔光等人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奴颜卑膝，谄事权贵，唯外戚马首是瞻，唯求保住身家性命，求得荣华富贵。另有一班所谓直臣如谷永等人，虽然言词激切，颇能指明当世政治得失，实际上却因早已投身于权贵之门而无所顾忌。
哀帝上台后，收回了被王氏长期把持的大权。可是他同样受制于自己的①《汉书·楚元彐传》。
①《汉书·楚元王传》。
②《汉书·元后传》。
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之党。傅、丁二氏挟制哀帝，使其家族取代了王家的尊贵地位。他们尽力扩展权势，作威作福。经过一番争论，傅、丁二氏甩掉了藩妾身份，取得了皇太后的尊号，家中子弟接踵盘踞要津。傅家封侯的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丁家二人封侯，一人任大司马，六人任将军九卿二千石。他们两家中任侍中诸曹的各十几人。对于他们的骄奢跋扈，也有一些朝臣进行了斗争，老臣师丹因此被罢官夺爵。在外戚集团中，傅太后从弟傅喜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皎皎者。他恭俭礼让，拥有很高声望。对于家族的暴兴，他深感忧虑。对傅太后揽权、干政、扩大家族势力的举动常常进行一些规谏和抗争，由此得罪太后，被免去官职。
西汉晚期，外戚借着与帝王的特殊关系发展权势，帝王也借重外家势力以维系统治。外戚一旦羽翼丰满，又要回过头来与帝王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成、哀、平三朝的政治舞台上演的，正是皇家与外戚、外戚与外戚你争我夺的历史闹剧。
除外戚乱政外，哀帝又为这幅动乱画图添加了几笔油彩。他宠幸嬖臣董贤，对之赏赐无算，任其为大司马卫将军，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董贤。丞相王嘉上疏劝谏，希望哀帝保持初即位时的恭俭作风，不要因私宠而败坏制度。哀帝假托太后遗诏，要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又封还了这封诏书，并再次规劝哀帝。哀帝大发雷霆，召王嘉诣廷尉诏狱。王嘉不肯按惯例自裁，在狱中不食，呕血而死。
哀帝短祚，在位六年病死。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集团在元后王政君的支持下，再整旗鼓，卷土重来。王莽在王家累世擅权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推翻了西汉政权，建立起王氏的新朝。
第二节 王莽篡汉
王莽篡汉
王莽字巨君，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元帝皇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成帝时，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凤、叔父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人均封侯，只有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
王莽的同族兄弟，依仗权势，竞为奢侈，横行不法。王莽自幼节俭，没有堂兄弟的那种习气。他努力学习，曾以名儒沛郡陈参为师，研习《礼经》。他对母亲克尽孝道，对寡嫂孤侄尽心照料。在地位尊显的叔伯父面前，他礼貌有加，颇能得他们的欢心。伯父王凤病重，他亲自煎汤尝药，一个多月衣不解带。王凤深为他的孝行所感动，临死前再三嘱咐成帝和妹妹王政君，一定要好好关照王莽。王莽因此被征为黄门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王莽多方收买人心，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任黄门郎不久，即升为射声校尉。当时的名士戴崇、金涉、陈汤等人不断在成帝面前赞誉王莽。于是成帝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官职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职位越高，王莽越是严于律己，谦恭待士，常用自己的车马衣服赈济宾客，弄得家中没有余钱。朝野人士都为他的行为感动，争相为他作宣传。他的声誉越来越高，连叔父们也自叹不如了。
王莽在政治斗争中很有权谋。他的姑表兄淳于长发迹较早，官居九卿，地位和权势均在他之上，又深受成帝和元后宠信。王莽认定这是一个必须除掉的竞争对手。他不动声色，暗地里搜集淳于长的过失，待到积累了足以置其于死地的罪状后，通过叔父王根，上奏成帝。淳于长被诛身死。王莽此举既除掉了威胁自己地位的对手，又获取了忠于职守、不徇私情的名声。此后，辅政的王根请求退休，推荐王莽代替自己。三十八岁的王莽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拜大司马大将军，成为王凤、王音、王商、王根诸叔伯之后王氏家族的第五位辅政者。
王莽辅政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后重用自己的外家傅氏和丁氏家族。王莽在政治上暂时受挫，被罢免家居。
王莽不甘心失败，他随时在等待时机，重握权柄。在野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三年间有上百名官员上书为他鸣冤叫屈。哀帝寿命不永，执政六年后病死。王政君以元帝皇后的身份出面收拾残局。她于哀帝死去的当日就驾临未央宫，收取了象征权力的传国玉玺，遣使者急速召王莽进宫，下诏把军政大权悉付于王莽。王莽掌权后马上罢免了辅政的哀帝宠臣董贤，迫使他自杀，自己则取而代之，重居大司马之位。哀帝无嗣子，他与王太后商议立了九岁的中山王刘衍做皇帝，由王太后临朝称制，实权则由王莽执掌。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后，王莽重握权柄伊始，就开始打击异己，培植亲信。为避免与王太后争权，他废掉了成帝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迫使她们自杀。对“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悦者，莽皆傅致其罪。..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就连已免官家居的自己叔叔王立，也恐怕他得到太后信任，妨碍自己的行动，而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他放逐到封国之中。经过一番经营，“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另外，“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①。在建立起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后，王莽开始了向权力最高峰的进军。
王莽自幼熟读儒家典籍，他有意地模拟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相传周公摄政，曾感动得越裳氏千里迢迢来献白雉。王莽示意塞外的少数民族也自称越裳氏来献白雉。因此，王莽的党羽就宣扬，这是他德政所招致的符瑞，与周公摄政致白雉之瑞有千载同符之效，从而把王莽推上了安汉公的宝座。为了巩固地位，王莽又把自己的女儿入选为皇后。按照古礼，后父应有百里封地。王莽之女既立为后，就有人请求以新野田地二万五千余顷益封王莽，以达百里之数。王莽假作推辞。这一下，据说感动得天下吏民近五十万人上书，要求加赏王莽。在有计划的舆论制造下，王莽成了当代圣人。于是，王莽的得力干将王舜等人建议把古时伊尹的阿衡和周公的太宰称号合并为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以表示王莽兼有这两位圣贤的功德。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太后下诏宣封王莽为宰衡，其母赐号功显君，二子封列侯。王莽的政治地位又进一步上升了。
元帝以来，兴复儒家典章制度成为习尚。王莽为点缀文治，粉饰升平，于元始四年按照书中记载的古代礼治模式建立起明堂、辟雍、灵台，并网罗天下学者异能之士居于长安，讲论儒家经典，造成一派王道复归、制度隆盛的气象。一帮御用文人因此又大事颂扬王莽的功德，提出用古书中所载“加九锡”的办法，来显示这位当代周公的荣耀。所谓九锡就是在服饰、车马、仪卫诸方面都采用与帝王相仿的标准，以示地位仅次于帝王，高出诸侯王之上。这一建议，得到王太后批准。于是王莽的威权、气派都已经侔于人主了。在西汉晚期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时，王莽深知只有上得天佑、下得民心的符瑞出现，才能给自己的执政找到合理的依据。于是在他辅政的五年之间出现了很多瑞兆，什么龙、麟、凤、嘉禾、甘露、醴泉等祯祥瑞异简直多得数不清。王莽还示意周边少数民族各自献上瑞物以示悦德归服之意。他又派出陈崇等十二个使者巡行天下以察风俗。之后，他们带回了三万余言赞颂王莽功德的谣谚。在所谓天命人心都倾向于王莽的情况下，已长到十四岁的平帝就不能不于公元5年驾崩了。为了不致于给篡权造成障碍，王莽选了一个两岁的皇室婴儿做皇位的继承人。
王莽篡位即真的野心已越来越明显，党羽们为把他最后推上权力顶峰又紧张忙碌起来。他们假造一块白色石头，说是汲井时所得，上边写着红字：“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这些红字当然是天意了，王莽怎敢违抗。于是马上让王舜到王太后那里，表示支持王莽居摄践祚。公元6年，王莽做了假皇帝，年号居摄。
对于王莽的所作所为，自然有一些汉家宗室和忠于汉室的人起来反对。
居摄元年，汉家宗室安众侯刘崇与其相张绍在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次年，东郡太守翟义又兴兵讨莽，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人起而响应，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王莽花了好大力气才把翟义等人镇压下去。
在灭了翟义后，王莽加紧了篡窃的步伐。就在这个时候，梓潼文人哀章，作了个铜匮。匮里的两个书检上，分别署着“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意谓刘邦顺应天命，要把江山让于王莽。书检内写明，王莽应当作真皇帝，王舜、平晏、刘歆等为①《汉书·王莽传》上。
王莽篡汉立下汗马功劳的大臣及哀章自己和王兴、王盛等十一个人是王莽的辅佐。哀章在黄昏时分，穿着黄色的衣服，献上了这个精心制造的宝贝。王莽得知后，大喜。第二天一大早，就戴上皇冠去见王太后，向她宣布：“我不能不顺从天意去作真皇帝了，现在我已决定改国号为新，从十二月朔癸酉这一天起，天下就是新朝的了。”到了即位这天，王莽哭哭啼啼地把小皇帝拉下宝座，自己登上了垂涎已久的帝位。
王莽利用汉政权腐败衰朽，失去人心之机，用虚伪狡诈的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天下吏民，实现了作帝王的梦想。王莽的代汉，没有使社会衰微破败的局面有所改善，相反却把政治经济秩序搞得更加混乱。当初对他寄予厚望的善良民众，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再世周公，把他们推入了更深的苦海。王莽复古改制王莽篡汉后，试图按照古籍中所记各种制度，改变汉制，以为这样可使天下大治。
经济改制是王莽改制的重点。他用复井田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他发布了实行王田的诏书。诏书中论述了秦汉时期土地政策的不当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诏书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诏书指出，这些都是背离了“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的美好制度的结果。诏书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①王莽在经济上另一重要改制是实行一套新的工商财政管理办法，即“五均”、“赊贷”、“六筦”。
西汉一代发达的商业，对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商人势力的发展也会产生与官府争利和居间盘剥农民及小手工业者的弊病。在社会衰败，政府财政困难，民众又无力承受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过分增值之时，这种弊病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王莽在刘歆等人建议下，实行国家的工商统制政策。他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命令在商业比较发达的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等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管理。五均官的职责是：一、用成本价格收购滞销的五谷、布帛、丝棉等日用商品，保护生产者不受损失。二、各市在每季度中月根据质量对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如果商人售货超出市平均价格，就以平价强制抛售。如果物价低廉，则听其卖买，以防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五均官还负责对农民、小生产者的赊贷事务。①《汉书·王莽传》中。
百姓急需生活用钱，可借与工商之税，定期偿还，不取利息。百姓如果借款兴办产业，收取一成以下的利息。这就是“五均”、“赊贷”。王莽又采纳鲁匡的建议，实行“六菑”，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布铜冶等工商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对于六菑的意义，王莽是这样阐述的：“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取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为了保证这一措施顺利施行，他“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①。
王莽的改制，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以及商人、地主、官吏的联合破坏等原因而彻底失败。
在封建社会里试图恢复古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度，是十足的梦想。在土地兼并已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之时，王莽想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收回土地，无异虎口拔牙。“王田令”在实施中受到顽强的抵制。由地主阶级成员构成，又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官府也无法把这一法令真正贯彻下去。结果是大地主纷纷采取各种对策，各级官吏又乘机上下其手，大谋私利，致使原来就很严重的土地问题陷入更混乱的状态。无地农民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反而在土地公私倒手的乱局中弄得两手空空，衣食无着。中郎区博看出这一政策实在无法实行，上疏劝谏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在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现实面前，王莽只得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①宣告了王田法的破产。
对于税收、物价以及工商事业进行统一管理，这种设想不应简单否定。
但在腐败的社会中，执法的官吏本身就是贪污中饱的社会蠹虫，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忠于职守，为民造福。更失策的是，王莽在无任何有效手段进行监督的情况下，竟效法汉武帝以富商大贾为兴利之臣的作法，起用姓伟、张长叔、薛子仲等巨奸大猾主持五均六筦之事。这等于授予了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他们和地方官相勾结，“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利用经济特权谋取更大的私利，把五均六筦作为盘剥百姓的科条，以各种手段敲诈勒索百姓。这些本意是通过限制大工商业者，使国家与百姓获利的措施，反倒成了摧残与勒索人民的酷政，造成了“百姓愈困”、“众庶各不安生”②的严重后果。王莽改制中最愚蠢的，是币制的改变。他即位前后数次改变货币形式，弄得多种货币混杂不清。最混乱时曾一次规定货币种类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之多。五物即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是金、银、龟、贝、钱、布六种货币的名称。这六种货币又按币值分出钱币五品、布币十品共二十八品。他随心所欲地频繁更换，使币值无法固定、币种比价不合理，因此每一次币制改变亦都增加社会经济的紊乱。当时民间习惯使用通行已久的五铢钱，私下里往往把名目繁多、无法记清的新币放置一边，仍用五铢钱交易。①《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王莽传》中。
②《汉书·食货志》下。
王莽得知后，严格规定：“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①王莽勇于更张，又十分固执。他执行经济政策，有难以动摇的决心。对于违抗者，他规定了严厉的制裁办法。他的法令本不合理，又异常严苛，“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②后来眼见以此罹刑者实在太多了，王莽不得不减轻处罚办法。可是触刑的人仍是有增无减，地方上按照新的刑法把十余万犯人用槛车铁锁押解到长安来做苦工，因不堪忍受虐待而死于非命者达到半数以上。
王莽建立新朝后，根据《周礼》的记载，对官府机构作了调整，把职官名称均改成经典上有记载的名字。为了全盘恢复周代典章制度，他又以《周礼》为依据，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他以为这样一来，周政就可以重现，他的文、武之业也可安然成就了。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这样的结果又把朝廷及地方行政制度搞得一塌糊涂。朝廷组织机构的变化和郡县的一再分割，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为降低。频繁更改的地名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混乱。人们根本无法记住朝令夕改的地名。就连政府公告也不得不在新地名上加注原来的地名。这样的行政制度的改变，除了烦政扰民之外，没有产生什么积极作用。百姓没有从中看到周代王政的复归，只看到了地方官走马灯似的更换和郡县地域变戏法似的来回拼拆。
为了显示新朝在统治规模上超迈往古，王莽下令把对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原来封的诸王称号一律改称为侯。他派出五威将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向周边各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得天下的诸种符命，以及他执政的威德。“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鳖鸟之毛，服饰甚伟”①，浩浩荡荡地向边境进发。他们傲慢的态度引起了边疆民众的不满。贬低封号和用阴谋手段调换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印绶的作法，激起了匈奴、西域、辽东各地方政权的反抗。这就使西汉皇朝及周边各族用很大努力才换来的和睦的民族关系很快恶化。面对少数民族的不满，狂妄自大的王莽采取压服手段，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他派孙建等十二员大将，十道并出征伐匈奴。派严尤征高句丽、秽貉。派冯茂击句町及其他西南民族。派王骏击西域。征伐句町政权的战争，前后进行数年，士兵死伤几万人，消耗粮谷军费不计其数。对匈奴的战争更造成了天下虚耗的严重后果。他派出由丁男、甲卒以及囚徒组成的三十万大军远征匈奴，命令各郡筹措运送粮食、军械等物资。各郡每年运往西北前线的钱谷都达百万以上。战争吞噬掉无数战士的生命，消耗了无穷的国家财富。更有不法将士借战争之机敲诈欺凌百姓。
王莽的新政搞得天下骚动，四邻不安，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在他的新政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①《汉书·食货志》下。
②《汉书·食货志》下。
①《汉书·王莽传》中。
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①在衰败的西汉政权中对王莽抱着很大期望的天下民众彻底失望了。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了。
①《汉书·食货志》下。
第三节 绿林、赤眉大起义
西汉晚年阶级矛盾的激化西汉晚年，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成哀之时，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衣食无着，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嫁妻卖子以求生存。为了抑制兼并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哀帝时师丹提出了限田之议。在贵族官吏的反对下，限田计划不能实现。侥幸没有踏上流亡之路的穷苦大众，在官府及地主的剥削压榨下，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加上元帝以后频繁的自然灾害，广大民众的生活已苦到无法活命的地步。
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一无所得，只有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民众只有揭竿而起，用武装斗争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境遇。成帝时，先后爆发了颍川铁官徒申屠圣、山阳铁官徒苏令以及广汉人郑躬、尉氏人樊并领导的四次工徒、农民起义。哀帝时，农民武装此起彼伏，越来越壮大。有的活动于天子脚下的三辅地区，甚至放火焚烧了武帝茂陵，冲天大火在未央宫中都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此时还出现了从关东直到京城到处传行西王母等①的怪事。人们甚至在京城中，半夜里举着火把，爬上屋顶，无目的地猛劲击鼓，拼命叫喊。这是社会失去向上力，民众失去信念，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状态的生动反映。农民起义的地火已在岩层下冲腾奔涌，即成喷发之势。在燎原烈火中焚毁行将就木的腐朽皇朝，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绿林、赤眉大起义王莽的暴政伴随着严重的天灾。在王莽从居摄到灭亡的二十年间，水旱蝗灾和一道道掠民虐民的诏令接踵不断地向民众头上压来。不堪忍受的痛苦，点燃了人民反抗的怒火。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很快推翻了倒行逆施的新朝。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以后，北方的并州、平州不断有零星农民聚众起事。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一带出现了数千人的暴民队伍，他们转掠州郡，活动了一年多才被镇压下去。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起义接连爆发。临淮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吕母起义于山东海曲。吕母本是工商业者，因儿子以小罪被县宰杀害，吕母散其家财，招聚饥民，进行反暴政斗争。她率领众人攻陷海曲县城，杀掉了县宰。此后她自称将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部众达到万人。南郡人张霸、江夏人羊牧也于这一年举起了义旗。几年之间，各地义军掀起的反抗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汇成浩大声势。荆州的绿林，山东的赤眉、力子都，南郡的秦丰，平原的迟昭平，钜鹿的马适求，黄河以北的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各部互相呼应，规模浩大，遍及全国。绿林、赤眉两支义军声势最为壮大，是推翻王莽政权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
鄂西连年大旱，人死无数。求生的农民成群结队到低洼的沼泽地中寻找一种叫做凫茈的草根果腹。新市人王匡、王凤在调解饥民争端中建立起威信，①《汉书·五行志》下之上。
遂被饥民推为首领，于天凤四年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江夏郡的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闻讯后，前来投奔，也成为义军首领。几个月内，这支队伍就集合了六七千人。他们以现在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兵”。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官府派两万大军前来征剿，王匡等率领义军在今湖北京山大败官军，歼敌数千，获取大量辎重粮食。这个重大胜利给了义军和百姓很大鼓舞，他们乘胜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等县，打开粮仓，赈济难民。当他们返回绿林山时，队伍已达五万余人。
次年，一场大瘟疫在鄂西扩散，义军染疾而亡者将近半数。将领们经过研究，决定分兵两路进行战略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向西进入南郡，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及朱鲔、张卬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称“新市兵”。战略转移扩大了义军的影响，给义军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这时，平林人陈牧、廖湛也聚集千余人响应起义，称“平林兵”。鄂北豫南成了义帜纵横之地。
绿林兴起的第二年，山东、苏北一带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当时，青、徐大饥，饥民们无以为生，往往自发组织起来，抢掠度日。山东莒县难民为统一行动，推举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率众以泰山为根据地，辗转作战。不到一年就聚众万余人。这时，同郡逢安和东海徐宣、谢禄、杨音等人也率众万余人加入樊崇的队伍。他们进攻莒县，转掠姑幕，打败了田况所率的四万征剿大军，消灭敌人万余。这支义军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组织也很简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说：“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泛相称曰臣人。”其实当时大多数义军情况都与此相似，“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①王莽派出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率领十万大军开赴山东，征讨樊崇领导的义军。这些官兵“所过放纵”，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东方的人民愤怒地控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②义军没有被官兵的汹汹气势吓倒，他们决心与官兵决一死战。为避免作战时与敌军相混，他们用矿物把自己的眉毛染成红色，由此得名“赤眉军”。赤眉军与官兵在成昌展开激战，获得全胜，一直把官军追杀到无盐，斩敌万余，杀死了官兵统帅廉丹。战后，赤眉大军十余万围莒县，转东海，在楚、沛、汝南、颍川、陈留等地流动作战。今山东、苏北、皖北及河南、河北的部分地区都成了赤眉活动区域。
下江、新市、平林三支队伍在斗争中逐步发展，使部分贵族地主看到了恢复刘氏天下的希望。地皇三年（公元22年），汉宗室在避罪逃亡中加入平林军。刘玄字圣公，是刘秀的族兄。他在义军中先任安集掾，后称更始将军。同年，汉宗室、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在舂陵组织起七八千人的地主武装，举起了反莽大旗。贵族地主的加入，壮大了反莽斗争的力量。他们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较强的组织能力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他们的组织和影响下，起义队伍面目焕然一新，战斗力量有了很大增强，斗争目标也更为明确。①《汉书·王莽传》下。
②《汉书·王莽传》下。
但他们的加入也造成了起义成份的复杂，他们的影响逐渐改变着农民起义的性质。
刘縯兄弟起兵后，联合王常等人率领的下江兵，于地皇四年正月击败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所率大军，两名莽军统帅及数万官兵被杀。刘縯又率兵在淯阳大败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所率大军，进而围攻南阳的中心宛城。这两仗沉重地打击了王莽的军事力量，也显示出义军的实力。以前，义军组织机构很不健全，没有部曲编制、旌旗号令等。现在则队列整齐，旗幡招展，所到之处发表文告，安顿民心，号召反莽。这使王莽感到威胁。
农民起义联军在斗争中迫切感到，只有集中力量，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战斗，才能尽快取得反莽斗争的胜利。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推举西汉皇族人员为领袖，以兴复汉室为口号，才能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经过一番争论，最有资格当选的刘縯被怀有戒心的平林、新市将领们否决，而刘玄被拥立为皇帝。地皇四年二月初一，农民军在清水边设起坛场，为刘玄举行登基大典，欢庆自己政权的诞生。刘玄宣布改年号为更始，大赦天下，封王匡、王凤为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将领封为九卿。一个有地主分子参加的农民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是取得反莽斗争胜利的关键一步，也是断送农民起义前途的关键一步，当然更是历史必然选择的关键一步。
更始政权建立后，一面派刘縯、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①义军势力的迅速发展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静，把头发胡须都染成黑色，以示自己有力量战胜“群盗”，一面加紧配备后妃嫔御美人，搜刮天下黄金，以作末日的最后享乐。他最重要的对策还是调集军队消灭起义军。他“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雒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得颛封爵，政决于邑。除用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术者，各持图书，受器械，备军吏。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视饶富，用怖山东。邑至雒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②当王莽大军集结洛阳之时，刘玄的北伐之师在王匡、王凤、刘秀等人指挥下，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严尤、陈茂之军，占领了昆阳、定陵、郾等地，而刘縯与更始军主力正在围攻宛城。王邑率领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准备去宛城围歼义军主力。途中，王邑、王寻自恃兵多，不听严尤、陈茂的劝告，决定先破昆阳，再向宛城进发。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在刘秀劝导下，决心以八九千人固守城池，与王邑大军对抗。刘秀命王凤、王常守城，自己与宗佻、李轶等十三人乘着夜色，冲出重围，集合了郾、定陵诸营中的士兵，增援昆阳。当时王莽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①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自带步①《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
②《汉书·王莽传》下。
①《后汉书·光武帝纪》。
骑兵千余人为先锋，在官军前拉开阵势。王邑、王寻以为城破只在旦夕，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敕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只派数千人来接战。在刘秀率领下，义军意气风发，以一当百，连连向前推进。刘秀机智地传播宛城已攻破的消息，瓦解王邑的军心，然后率三千敢死之士猛冲敌营中坚。中军一垮，全军溃乱。在城内外两路人马夹击下，官军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是决定王莽失败的关键一仗。刘秀以少胜多，击溃王莽的有生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朝的灭亡和农民起义的失败昆阳大捷奠定了更始军的胜局。更始皇帝及新贵们为将来坐稳江山而铲除异己的工作随之开始。刘縯治军有方，战功卓著，在士兵中有很高威信。但他生性倨傲，盛气凌人，引起刘玄及平林、新市一帮权贵的嫉妒。他们认定出于刘氏家族的刘縯是更始政权的最大威胁，共同谋议杀掉了刘縯。其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中十分悲痛。他自知羽翼尚未丰满，无力与新市、平林之兵对抗，只好强作笑脸，驰赴更始皇帝驾前谢罪。
刘玄除掉刘縯后，分兵两路讨伐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北取洛阳；一路由申屠建、李松指挥，西向武关。更始军进展顺利。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响应，攻破武关。李松与他们合兵后，又各自遣将分徇京畿各地。三辅大姓豪强申砀、王大等人也纷纷起事，各自聚众千余，自称汉将军，与更始军配合作战。李松、邓晔在华阴整治攻城器具，进至长安城下，会集大军，准备攻城。
王莽早已众叛亲离，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当年追随他的党羽甄丰、刘歆以至本家兄弟王涉，相继谋议反叛。就连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也已因谋逆之罪被他除掉。他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在绝望中听信崔发之言，“呼嗟告天以求救”。他率领群臣来到南郊，把上天佑助自己的符命陈说一遍，又宣读了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告天策，然后捶胸顿足，号陶大哭，说是为了感动上苍，祈望回天之效。当义军分徇三辅之时，王莽还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拜了九个人为将，号称九虎，调出几万精兵，东向迎击义军。王莽把九虎的妻子儿女解到宫中，作为人质，逼他们为自己卖命。他聚敛黄金无数，却赐给兵士每人四千钱。兵士们无心作战，在华阴附近一战即溃，九虎中的六虎或死或逃。在义军兵临城下之时，王莽赦免狱中囚徒，要他们上阵替自己卖命。这些囚徒还未出城，就一哄而散。兵士们掘了王莽的祖坟，放火烧掉了象征王莽德政的明堂、辟雍、九庙。
十月戊申这天，长安的城门被攻破。王邑率兵在宫城北门外做最后的抵抗。经过两天的挣扎，兵士百姓们攻入王莽躲避的地方，商人杜吴刺死王莽，校尉公宾就割下首级，军士们争相分割莽尸。这位三十八岁辅政，五十一岁居摄，五十四岁做皇帝的王莽，于六十八岁时连同他建立的新朝一同葬身于人民反抗斗争的火海之中。
王莽灭亡后，刘玄在百官奉迎下，由洛阳迁都长安，大封宗室、功臣。
但他没有远大理想，不懂得也不善于治理天下，在优裕、奢侈的环境下，很快腐化起来。朝臣向刘玄汇报政事，他经常醉得不省人事。有时实在没办法，就让侍中在帷幕后冒充他与臣下讲话。更始的新贵们在掌权后不思造福百姓，却恣意胡作非为。李轶、朱鲔在关东，王匡、张卬在三辅都擅作威福，残暴虐民。朝中的官员们也只知欺压、掠夺百姓。更始政权面对天下分裂，拥兵者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没有作出任何对策。百姓对他们大失所望，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却看到了争夺天下的希望。
更始政权建立之初，曾派兵招降赤眉。正在辗转苦战的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有望，决定前来投奔。樊崇带领二十余人从濮阳赶到洛阳，被封为列侯。时间一长，他觉察到这不过是虚衔羁靡之计。他不甘受制于人，跑回濮阳，重整即将离散的队伍。他将赤眉军分成两部，西进中原。一部由他和逄安率领，攻取长社，南击宛城。另一部由徐宣、谢禄、杨音指挥，攻陷阳翟，转兵梁地，击杀了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打了胜仗，可拿起武器的农民已相当疲惫，他们不愿继续征战，日夜盼望东归家乡。樊崇等人知道如果东归，部众必散，就决定继续西进攻打长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两道并进。次年正月，樊崇、逄安从武关，徐宣等人从陆浑关，开到弘农。他们与更始军的几次交锋，都取得了胜利，军心又振作起来。很多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也聚集到赤眉军中。樊崇对军队重新加以编制，以万人为一营，共分三十营，每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大军从华阴进至郑县，眼见长安在望，赤眉军觉得也应该立自己的皇帝，才好夺取政权，坐稳江山。这支纯朴的农民军队认为只有刘家后代才有资格当皇帝，就用抓阄的方式选择了西汉城阳王刘章的后代，十五岁的放羊娃刘盆子为帝。他们又拜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将军。新建政权的赤眉军开到长安东北，要与更始军见个高低。
这时更始政权内部分崩离析，正在自相残杀。赤眉军开到华阴、郑县之间，张卬与申屠建、廖湛等更始将军觉得，与其固守长安，不如流动作战。刘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决定劫持刘玄。不料刘玄事先得到消息，反将申屠建斩首。张卬、廖湛、胡殷等人走脱后，起兵反叛。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战，王匡、张卬率部投降赤眉。赤眉与更始叛军联合攻城。守城的李松战败被擒。其弟李况为保住哥哥性命，打开城门，迎接赤眉军入城。刘玄走投无路，肉袒投降，后被谢禄派人勒死。农民用双手建立起的更始政权，在完成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历史使命之后，很快葬送在农民自己手中，这是历史的悲剧。
赤眉军占领长安后，重蹈更始覆辙。将领们忙于论功行赏，无纪律约束的兵士则经常在长安内外抢劫财物，欺凌居民。已对更始政权失望的群众再一次失望了。他们纷纷组织起来，筑壁自保。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百万大军很快耗尽了城中粮草。已养成流寇作风的赤眉军，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对他们已无意义，就放火烧了宫室，大肆劫掠一番后出城西向，重新踏上流动作战的道路。他们无目标地在陕、甘、宁、豫一带转徙求食。转战中，一场大雪冻死了很多士兵，逼迫他们重返长安。在郊外，他们挖掘了西汉帝后们的陵寝，把其中的宝货哄抢一空。但从此赤眉军战斗力逐渐削弱。公元27年，刘秀派征西大将军冯异出征，大败赤眉军。当十几万疲惫不堪的脱险兵在宜阳遇到正严阵以待的刘秀大军时，等待他们的只有缴械投降的一条路了。
赤眉军从公元18年起义，到公元27年被刘秀镇压，走过了九年悲壮的历程。他们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在流动作战中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和绿林等农民军用血和火埋葬了旧的封建皇朝，也用血和火为新的封建皇朝开辟了基业，他们自己却在新皇朝的奠基礼上成了祭坛上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