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时期，中国更是一个有空前统一规模的多民族国家。这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还没形成，在其境内及其周围，存在着许多民族和部落。
第一节 汉族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而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成的人们共同体。当时对于这些民族、部落并没有总的正式名称，现在一般称作华夏族。华夏族主要居住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有很多居住区，彼此之间相当分散。西周、春秋时期，华夏贵族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除周王室外，有分封于各地的许多诸侯国。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多已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阶段。在华夏族各国之间及其四周，散居着其他各族。与华夏族相比，各族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一些。当时，各族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或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逐步地走向融合。春秋时期各族在物质经济生活方面的密切交往、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正是这一时期各族走向融合的主要标志。这个时期，蛮、夷、戎狄各族社会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各族间相互关系的活跃，势必对各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华夏族对其他各族的影响方面：（1）开发了一些新的经济区域。晋惠公时，迁姜戎至晋的“南鄙之田”①。齐悼公时，“迁莱于郳”②。这种迁徙的直接后果便是一些新的区域被开发出来。（2）互通有无，共同发展。齐桓公时“通齐国渔盐于莱”③。晋悼公时魏绛“和戎”目的之一是因为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④。这种互通有无的结果，必然促进了各族经济的发展。（3）促成各族生产者的杂居。如：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千室”，并“献狄俘于周”⑤；楚昭王灭蛮氏戎，“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⑥。显然，这些“狄俘”、“戎俘”中的大部分人，都将被投入生产部门，从而与华夏族人民处于相同的境地和命运。再看戎、狄、蛮、夷等族对华夏族的影响：（1）对开发齐、晋、秦、楚等国做出了贡献。姜戎首领驹支说：“晋惠公蠲其大德，..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①戎族人民披荆斩棘，对晋国“南鄙之田”将近百年的开发，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齐与东夷，秦与西戎，楚与荆蛮，情况皆类此。（2）各少数族地区的某些农作物传到中原地区。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齐败山戎，献“戎菽”于鲁②。管仲亦云：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③。中原有菽，未必始此，后人已有异议④。但齐桓公北伐山戎后，戎菽得以推广，“布之天下”，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左传》襄公五年。
③《国语》卷六《齐语》。
④《左传》襄公四年。
⑤《左传》宣公十五年。
⑥《左传》哀公四年。
①《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谷粱传》庄公三十一年。
③《管子·戒篇》。
是没有疑问的。（3）骑射之术也传入中原。旧说，中原善骑始于赵武灵王。其实，由于各族间长期的密切交往，春秋后期骑战已为中原各国所用。《左传》有“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⑤的记载，战国初年著名军事家吴起说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⑥的话。这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已是车、骑并用了⑦。骑兵的出现，必然要促进畜牧业与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
各族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走向融合。当时华夏先进文化的灌溉面不断扩大，其他各族文化也不断丰富了华夏族文化。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晋国范宣子同姜戎驹支发生争执。驹支乃赋《青蝇》而退⑧。驹支赋《诗经·小雅》中的《青蝇》章言志，证明他华夏文化的素养之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周大夫“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⑨。伊川本周地，可那里的人们已经采用戎族的风俗了。另方面，华夏族与其他各族互通婚姻，促进了各族血统上的混合。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①。后晋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姊生卓子”②。象晋文公重耳这样的风云人物，原来是异族联姻的混血儿。同时，晋国也嫁女于戎狄。如晋景公的姐姐便是“潞子婴儿之夫人”③。自献公至景公，已七十年左右，其间晋与戎、狄联姻，互有嫁娶，相继不绝，其他华夏族国家也与各族发生过类似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促进了各族在血统上的混合。
春秋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和融合，是各族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和融合的反映和升华。它表明这一时期各族融合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为汉民族的形成迈出了重要意义的一步。
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
东北方的燕国使辽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进了华夏民族。自称“蛮夷”的楚族，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进一步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礼记·月令》即说：“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⑥《吴子兵法》第五《应变》。
⑦参见《日知录》卷二九“骑”条。
⑧《左传》襄公十四年。
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①《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②《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③《左传》宣公十五年。
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于是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①，使“天下定于一”②的共同心理索质。为了使“天下为一”，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在思想界出现了以杂家著称的《吕氏春秋》，其称“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③，取长补短，容纳百家思想，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这是春秋以来由列国争雄，走向全国统一，完成民族融合，实现华夏民族统一的先声。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秦汉的统一，既反映了统一民族的要求，也推进了民族统一的发展。
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提供了物质的和政治的条件，而促进其完成。《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说的当是汉代的情况。这是在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由分散到统一，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复族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族名称的确定。华夏族统一的秦皇朝，其族称曾被称为“秦人”，西域各族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朝国祚短，“秦人”的称呼很快为“汉”的称呼所取代。汉皇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四百多年，国势强盛，影响深远。在对外交往中，汉朝的使者被称“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于是，在汉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以及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中，特别是与南海诸国以及中亚、西亚、东亚各国友好交往中，声名远播，“汉”之名遂被他族他国称呼为族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①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②总之，汉族之名自汉朝始称。这汉族族称的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汉朝灭亡之后，经三国鼎立，十六国的割据和南北朝的分裂，历数百年，到唐才有稳定的统一局面。唐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仍称“汉人”，如唐与吐蕃交往，称“蕃汉两家”③，唐以后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皇朝，却早已不是朝号，这表明了汉族族称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①《荀子·议兵》。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吕氏春秋·用众》。
①《先秦史》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中国民族简史》第19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
③《旧唐书·吐蕃传》。
第二节 匈奴
匈奴居于汉族之北，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大漠南北曾披称为鬼方、薰粥、猃狁的各族，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三世纪形成的。其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匈奴社会经济匈奴兴起时，其物质文化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近数十年来匈奴墓葬的出土文物证明，其中有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至一世纪的大量铁器，如铁马嚼、铁镞、铁刀、铁剑、铁镰和铁铧等。铁器文化使匈奴社会生产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畜牧业的繁盛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从而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入阶级社会，并为其强盛提供了物质前提。
匈奴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多，饮食、衣着及其他许多日用品多仰给于牲畜。马的种类很多。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黑色）马，南方尽是骍（赤黄色）马。此外，还有许多奇畜，如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騱等。匈奴人从小就熟习骑射，长大后则编为骑兵。他们适应塞北的地理环境和游牧的生活方式，日常“人不弛弓，马不解勒”①，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畜群（马、牛、羊）的生产十分繁盛。史载：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今年蒙河套南伊盟一带）捕获其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71年，汉与乌孙联兵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驘、橐驼等七十余万头。公元89年，汉将窦宪大破北单于于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布苏泊））获其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①。
匈奴也有农业和手工业。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从出土的匈奴文物可知，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从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开始，已逐渐广泛地深入到生产、生活和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铁工具的出现，是匈奴手工业生产得以发展的技术基础。大量兵器的制造，也是以铁工具为前提。从铁器能自行冶炼，及出产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各方面推断，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再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匈奴人的铁器文化不仅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测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
手工业中，铸铜业也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批铜镞、铜刀、铜剑、铜马嚼、铜炉、铜炊具、铜勺、铜壶、铜鼎、铜钟、铜铃、铜镜、铜帽等，可以看出匈奴铸铜业的生产规模和制作技术；特别是铜镞的大量生产和日用器具，饰具几乎全是铜制，说明铸铜业早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后来因出现冶铁业，主要的兵器（如剑）和重要的工具（如刀）、用具（如马嚼）便逐渐被铁器所代替，而铸铜业则转向主要制造日常生活用具和饰具了。诺颜山等地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批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①《淮南子·原道训》。
①参阅《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
样的陶器，但都是没有骨胎的，当不是匈奴最原始的陶器。且就出土的属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陶器看，不仅种类和产量甚多，而且形制和花纹也复杂，质地和款式都很精致，制作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经验的专门的陶工，恐怕不易进到这样的工艺境界。《汉书·苏武传》载，且鞮侯单于之弟於靬王弋射北海时，曾赠给苏武马畜、穹庐和服匿。服匿就是陶缶。这种陶缶，其形如罂，小口、大腹、方底，是用来装酒和乳浆的。因此可以认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有可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木器制造业也是一个手工业部门。制造弓矢是其主要的一部分，也须有专门的工匠从事此项工作，方足以应需求。匈奴人制造穹庐、车辆、木楯和棺槨，也都需要木材。西汉时，今内蒙大青山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都是匈奴人的木器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元帝时，郎中侯应上书，说明山上草木茂盛，冒顿单于在那里“治作弓矢”①。制造车辆也是木器业的一部分。公元109年，汉兵在河套地区一带击败南单于，曾获其穹庐及车千余辆②。
因资源上的方便，匈奴人也有毛织和皮革手工业。《淮南子·原道训》说，“匈奴出秽裘”。《后汉书·文苑·杜笃传》说，匈奴有“罽帐”。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匈奴遣使者至洛阳贡马及裘③。裘能作贡品，必为精工细作的珍贵物，匈奴对皮毛加工技艺必有相当的水平。
匈奴与北方各族特别是汉族进行商品交换。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迫切需要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故匈奴人十分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马邑之谋，“匈奴绝和亲”后，因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①。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降汉，率部到长安，用土特产向汉买了大量的铁工具和兵器，五百汉族商人因违禁几乎被杀②。从匈奴墓葬出土的大批汉族文物证明，匈奴与汉族的交换是频繁的，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很多，包括生产上、生活上的许多用品。此外，匈奴也与北方其他各族进行商业贸易。如两汉之际，河西地区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就是各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一个重要地点。《后汉书·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居县不盈数月，辄至丰积。”
匈奴社会结构匈奴族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其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并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族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传说中的匈奴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不稳定的情景。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匈奴人的氏族公社出现了私有牲畜的个体家①《汉书·匈奴传》。
②《后汉书·耿弇传附耿夔传》。
③《后汉书·南匈奴传》。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汉书·汲黯传》：“浑邪王至（长安），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应劭注云：“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庭。这种独立的小经济一经出现，便开始起着瓦解氏族组织的作用。从漠北已发掘的属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丰富的大墓旁边，有许多陪葬品极其缺乏的小墓，可以看出，这时氏族组织已经解体，贫富悬殊已暴露出来了。这时，牧场和游牧地仍归氏族公社所有，可是牲畜已属于个体家庭所有。这是此一时期匈奴人氏族公社特征之一。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瓦解至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掠夺性的战争成为匈奴首领的经常职业，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因此，他们要按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随时出征和投入战斗。这反映了在匈奴的氏族组织中，把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而为一的情况。
由于牲畜的繁殖，照料畜群需要更多的劳动人手，关心自己私有经济的畜牧主便把战争虏获得来的人加以利用，于是产生了奴隶阶级。史载，匈奴人作战，以所得的虏获物赏赐给战士，俘掠得来的人口收为奴婢；把战死者的尸体抬回来，尽得死者的家财①。因此，匈奴平民拥有奴隶，贵族的奴隶则更多，甚至以奴隶殉葬。匈奴贵族死，“近幸臣妾”（奴婢）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②。据史书记载统计，从匈奴对汉战争、掳掠，至昭帝时，先后掳去的汉人当在十万口以上③。此外，匈奴还从别的部族掳掠了很多人口。如东汉初年，数万落（落即户）“赀虏”（匈奴名奴婢“赀”，即资财之意），利用匈奴分裂之际，集体逃亡。这些逃亡的奴婢中，有西域人、丁令人，还有羌人等。这些逃亡的奴隶，合计有数万落之多④。姑以每落五口计，也有十数万人。这是匈奴奴隶的主要来源。
此外，匈奴奴隶还可由邻族贩买而得，如东汉时，羌族把掠夺的大批汉人奴隶转卖给南匈奴。或因隶属部落付不出贡税而没收为债奴。如乌桓自被冒顿单于攻破后，每岁输送牛、马、羊皮给匈奴统治者，过时不纳，其妻子常被没收为奴①。再是匈奴本族人因犯罪而被没收为罪奴。匈奴法律规定：盗窃财物者，没收其家口和家产。
匈奴的奴隶制政权在匈奴频繁的掠夺战争中，氏族首长和军事首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因而逐渐地专擅了权力并世袭了职位。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抬头。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自立为单于时，便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了。从此，单于集中由挛鞮氏这个显贵氏族所专擅，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世袭。《史记·匈奴列传》说：各大臣都世世为官，呼衍氏、兰氏、须卜氏这三姓是贵种。当时，部落或部落联盟机构的形式虽仍旧保留，但它的民主原则已被抛弃。冒顿自为单于之后，对于军政大计虽也征询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但往往并不采纳而独断专行，有时甚至把和他意见相反的部落首领斩首。同时，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命他们按时出征，“有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此数字系从《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匈奴传》、《武帝纪》、《昭帝纪》统计。④《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注引《魏略》。
①《后汉书·乌桓传》。
后（至）者斩！”②象冒顿单于的这种权力，显然不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所能具有，这时他已十足是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向东破灭东胡，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自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时、丁令、鬲昆、薪梨各族；后又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及其旁各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奴隶和贡献源源流入，私人的财富也迅速增殖起来。为了保护这些财源，镇压奴隶，防止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于是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一个地方性的奴隶制政权建立起来了。
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尉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东面连接貉。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接连月氏和氐、羌。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故匈奴人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意即“象天子那样广大的首领”①。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氏族贵族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担任。呼衍氏居左位，兰氏、须卜氏居右位，主断狱讼。裁决了的案件，用口头报告单于，没有文薄、记录之类②。左右贤王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最尊贵，因而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左贤王是单于的“储副”（即单于的候补人选）。故常以太子为左贤王。左右贤王以下则是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在匈奴政府的官职中，再下则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
匈奴贵族的奴隶主政权，实质上是一个游牧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本来在很大的成分上是在掠夺和压迫邻族人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特点，一方面是所有及龄壮丁都被编为骑兵；另方面是所有各级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军事首长，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大者统领万骑，小者统领数千。统领万骑的军事首长共有二十四个，称为万骑长，他们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万骑长们各以部众多少为区别权力大小及地位高下的标准。通过这样的统治关系，迫使那些“甲骑”随同他们向相邻的各族进行无休止的掠夺战争。
另外，通过战争、和亲与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同时，匈奴也对汉族经济文化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汉代养马业的发达，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匈奴的影响。这可见匈奴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后汉书·南匈奴传》。
第三节 东北各族
东北地区各族，乌桓、鲜卑在秦汉时期被称为东胡，因其“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此外，有扶余、挹娄、高句丽等，统称为东夷。
乌桓乌桓最先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纳里河西南地区。乌桓人先是过游牧生活。至汉代产生了男女分工的家庭手工业。《后汉书·乌桓传》云：“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毼。男子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乌桓社会习俗上保留着母系氏族的许多遗迹。如，“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报复者故也。”“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①乌桓社会，由若干“部”组成，各“部”有许多邑落，其首领由公众推选。“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②邑落和部的首领在群众中有颇高的权威。“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乌桓社会内部有自相约束的法规：“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乎之。”③据文献所述，汉代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邑落及其上的“部”中，阶级在日益分化，统治阶级在逐步形成。他们在军事上拥有特权。在财产所有制方面，乌桓表现为二重性。土地和牧场，一部分归邑落公有，一部分属于家族私有，畜产则为各家族或个人私有。乌桓的邑落，这时，有的已经不是血缘的群体，而是一种地域的共同体。所谓“氏姓无常，以大人勇健者名字为姓”，这样的家族或个人，正是没有氏族只有家族的人们。他们或者是由外地来的，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如东汉末年，“（袁）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①。这十多万户汉人移入乌桓，与之错居杂处，对于乌桓的邑落转化为地域的共同体是有作用的。
乌桓社会在剧烈变化中产生了奴隶阶级。乌桓被匈奴征服，为其所奴役。欠交租税的乌桓人被匈奴贩卖为匈奴家族奴隶②。东汉初年，乌桓豪帅跟随匈奴奴隶主掠夺并蓄养奴婢。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③此后，乌桓入居缘边塞内十郡，侵掠居民之事仍不断发生。
乌桓与周边各族有错综复杂的密切关系。自匈奴击破乌桓后，乌桓势孤力单，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年向其征收牲畜、皮革，若过时不交，便没①《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
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②《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③《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
①《后汉书·乌桓传》。
②《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③《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收其妻子为奴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后来匈奴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转徙漠北。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献奴婢、牛马、弓及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人为王侯、君长，许其从塞外内迁，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怀来），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明帝、章帝、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二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二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郡乌桓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二世纪末，汉还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起义军，参与中原内部的政治斗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在中原内部纷争中，袁绍因被曹操击败，其子袁尚往奔辽西，投靠蹋顿。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在今辽宁朝阳市南），乌桓败绩，蹋顿及各王以下被斩，降汉者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其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
鲜卑鲜卑，古游牧部族，与乌桓同为东胡的一部分。原活动于辽东塞外鲜卑山，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汉武帝时乌桓降汉以后，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也跟着向西南推进，移居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其语言风俗与乌桓同。常以春季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髠头饮宴。鲜卑的土特产，以野生动物最为出名，有野马、羊、端牛。鲜卑以野生动物之多而著名，说明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和畜牧，而农业似乎尚不占重要位置。鲜卑移居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后，因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西部系草原和湖泊，宜于游牧；东部系山陵森林，宜于狩猎。南边的老哈河流域则宜于种植和渔业。公元二世纪中叶，檀石槐统一草原东部之时，鲜卑的社会经济始变成“田、畜、射猎”而又“捕鱼以助粮食”的混合经济①。虽然如此，在三世纪初期，鲜卑的生产仍以畜牧为主，他们经常以牛羊与曹魏互市。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向曹魏贡献的牛马达七万多头②。
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并《后汉书·鲜卑传》。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
鲜卑的社会组织，略与乌桓相同，也是邑落公社。二世纪初，鲜卑大人朝汉，汉于宁城下筑南北两部质馆，以处乌桓、鲜卑邑落大人的人质和市客。鲜卑大人燕荔阳率邑落二十（或一百二十）③部入馆互市，与《后汉书·乌桓传》所云“邑落各有小帅，数千百落自为一部”，是相合的。因此，可以推知鲜卑也实行邑落公社制。若干邑落组成部，部与邑落各有大人与小帅为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违大人言，处死罪，但可以牛羊赎。
东胡部落自被匈奴击破之后，鲜卑和乌桓一样，成为匈奴统治和奴役的对象。西汉一代，鲜卑未曾与汉通使。东汉初年，才开始与汉发生关系。当时，鲜卑与匈奴、乌桓侵犯汉的北部边塞。汉辽东太守祭彤乃利用鲜卑对抗匈奴。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嗾使偏何反击匈奴左伊秩訾部，从此双方岁岁相攻，匈奴衰弱。不久，偏何又攻下赤山，杀乌桓大人歆志贲。从此，乌桓在塞外的根据地尽失，转入塞内，鲜卑遂在塞外占居优势①。鲜卑的实力既日益壮大，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各国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全面攻击。《后汉书·南匈奴传》云：“时北虏（北匈奴）衰耗，党众离畔，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北单于在各族沉重打击下从蒙古草原远走中亚，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当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②。遗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皆改称为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起来。北方草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匈奴占居优势转为鲜卑占居优势。
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在檀石槐统领下，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设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的弹汙山歠仇水上，“兵马甚盛”。他统率部众“南抄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①这个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包括整个蒙古草原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共二十多邑。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共十多个邑。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共二十多邑。整个大联盟的十二个大人皆为大帅，都受制于檀石槐。这个部落大联盟的意义，只是在“割地统御，各有分界”②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于若干跟共同利益有关的公共事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军事上的攻守等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其时西部鲜卑诸部相率叛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占有云中、雁门、代郡以及太原等郡。一个是轲比能集团，拥有十多万骑，据有自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另一个，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还有素利、弥加等原来所谓“东部大人”的若干小集团。鲜卑统治集团政治上虽然分裂为几部分，但其与汉族加强联系，并接受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趋势并未中止，而且仍在不断扩大。《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轲比能“部落近塞。自袁③《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作“受邑落质者二十部。”《后汉书·鲜卑传》作“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
①《后汉书·祭遵传附祭彤传》，《鲜卑传》。
②《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①《后汉书·鲜卑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书》。②《三国志·魏志·田豫传》。
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旗麾，以鼓节为进退。”总的来说，东汉以来汉人逃往鲜卑地区的数目，相当可观。这些人，大多数属劳动人民，或者帮助鲜卑人兴城筑塞，发展农田和手工业，对于开发边疆的生产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外，不少汉人原来在内郡参加农民起义失败了，他们有一定的文武技能和军事经验，逃往鲜卑地区。其中，有的作了鲜卑上层的“谋主”；有的教授鲜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鲜卑人学习汉语、汉文。这样就不只改进了鲜卑的各种制度，而且有助于鲜卑的富强，所谓“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东汉末，轲比能集团逐步统一了漠南。
夫余夫余，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活动于东北地区。《史记·货殖列传》称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北邻乌桓、夫余，东绾貉、朝鲜、真番之利”。这是我国史书对夫余的最早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夫余已为华夏诸国所知。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北有弱水。弱水，即今嫩江或黑龙江。“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出名马、赤玉、貂豽、美珠，珠大者如酸枣。”“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各“加”分领数百至数千邑落。“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①夫余与汉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汉武帝时，夫余向汉朝贡。东汉初年，夫余不断遣使朝汉，而同高句丽、鲜卑对抗。安帝时，高句丽围攻玄菟郡，夫余王曾遣子尉仇台击破之，解救了玄菟。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余王曾来洛阳。以后，高句丽日趋强大，向西发展，汉边军退至西盖马（今辽宁抚顺）。但夫余仍亲汉，西与鲜卑，南与高句丽对抗。东汉末，公孙氏势力在辽东兴起，夫余属辽东。公孙氏曾以同族之女妻夫余王，以利用夫余抑制高句丽、鲜卑。
挹娄挹娄，古为肃慎，在夫余东北。东滨大海，其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但语言不同。出产“五谷、牛、马、麻布”①。西周时，肃慎向周朝贺，周成王曾命臣下作诗文以志纪念②。汉代，其社会大概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柹，以多为好。”③挹娄人善用弓矢：“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中人皆死。”④秦汉时，挹娄役属于夫余。由于挹娄人勇敢善战，据守山险，夫余奴隶主难以随意役使他们。汉代，中原人知道挹娄“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表明挹娄的土特产已辗转①《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①《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②《史记·周本纪》。
③《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输入中原，受到汉人的重视。挹娄社会发展较缓慢。曹魏时，史称其“法俗最无纲纪”⑤，大概尚徘徊于原始社会末期。
高句丽高句丽，秦汉时居住于我国东北，“在辽东（郡）之东千里。南与朝鲜、
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有稻作产业，但农业尚在初期发展阶段。定居，“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①汉时，高句丽分为五部，“其国有王”，官吏多称“加”，“尊卑各有等级”。“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②汉时，高句丽与汉朝有较友好的关系。“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③王莽时，高句丽王驺不接受发兵助征匈奴的命令，驺被莽军所杀，高句丽则被贬为下句丽侯国。东汉初，高句丽王宫时，兵力复振，势力逐渐扩张，同时汉人迁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起作用。
⑤《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①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②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③所引皆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第四节 西域各族
“西域”一名，在汉代的记载中，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就狭义说，则是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从公元前三至前二世纪起，东方各族——蒙古草原上的匈奴人，锡尔河流域草原上的塞种人，在中国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以及和他们邻近的乌孙人，陆续向西方大规模地迁移，都是通过这个地区，因此可以说，西域是历史上与文化上中西交通的走廊。这里是各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并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
西域的地理形势和民族分布就狭义西域的地理形势而言，天山以南是四周环绕高山的一个大盆地。
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有葱岭，东有南山（即祁连山），只有在东北有个天然缺口，通达蒙古高原及甘肃西北部。这个盆地，东西约长二千八百多里，南北一千多里。在汉代，这地区已变成一望无涯的流沙，发源于周边高山的许多河流流注于大沙漠之中，其中寻源于昆仑山的于阗河，北与葱岭河会合，汇流成一条自西向东横贯沙漠的塔里木河，注入蒲昌海（今罗尔淖尔）。由于有塔里木河无数支流的灌溉，这里有许多肥美的沙漠田，适宜于畜牧和农耕。
秦汉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一些原始部落，占有这一块块绿洲，建筑城郭，逐渐形成了许多号称“国”的小城邦。在大沙漠以南，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有条通道至莎车，约有十余“国”，总称“南道诸国”。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也有几个小“国”，总称“葱岭诸国”。在沙漠以北，自疏勒沿天山南麓东行至狐胡，亦有十余“国”，总称“北道诸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为“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种面积小，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天山以北，一直延展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高山深谷，山谷中有许多小河和湖泊，这是一个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块很大的平原，即准噶尔盆地。这里，气候湿润，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汉初，分布于这一带的人们，也分为许多小“国”，统称之为“山后诸国”。
天山南北地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初叶被蒙古草原上的匈奴所征服。匈奴贵族不仅任意劫掠西域人口以为奴隶，而且还以贡赋形式掠夺其财富以及一切资源①。但是，西域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剥削。《汉书·西域传》说，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便为后来汉朝进行的一系列通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汉代，西域的民族分布错综复杂。自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的各小国居民，大约都属羌、氐种。据《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种俗与子合同”。依耐“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而自疏勒以西北则基本上为塞种。《汉①《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蒲类国条记载；《三国志·魏志》卷三○注引《魏略》关于赀虏的记载。书·西域传》上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②可知，民族的分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受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同书卷下又云：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关于塞种人的体貌特征。同书指出：“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u。”在大沙漠以北的“北道诸国”，其居民多系原始的蒙古种。至于天山以北地区的种族则非常复杂，有原始的蒙古人，有塞种人，也有一部分羌族的苗裔。
从西域的社会经济情况看，有的地区农业发达，有的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这些地区皆兼有一定的手工业，或三者兼有。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①自且末以西的南道各地，都有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铸手工业，并且接近于汉朝的水平。因这些地方和汉接触较早，接受汉人影响较多。北道各地大都也是农业区，有的兼营畜牧，尤其像疏勒那样的地方，由于正当中西交通的要冲，因而还有较繁盛的商业。史称，疏勒“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②。一般说，处于南北道上的一些地区，其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先进。从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可以看到东汉时期南疆某些地区已出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和租佃制度。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地区已产生封建生产关系。
山后各地，大都是随畜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其中大者有车师、乌孙。“车师地肥美”③，有城郭田畜，是个农业和畜牧都发达的地区。乌孙“地莽平”，“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④政治组织形态从西域各族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西域中较大的“国”如乌孙，其政治组织较完整，国王以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等官属①。可见乌孙已经具备了国家组织形式。关于西域各地方的兵制，他们的军队数字在西域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差不多每三至四人就有一个兵。如乌孙人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鄯善人口一万四千一百人，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②。这种特殊的兵役制度正说明他们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战争的频繁。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组织还保留有氏族部落的显明特征，这种氏族部落组织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②塞种，大概是雅利安人中的塞西安人（又译为西徐亚人）。他们遭受月氏人的侵略，乃由伊犁河流域迁往印度五河流域的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罽宾（即克什米尔），而残余的一部分则徙向帕米尔高原之西北，建立了休循、捐毒等小国。
①《汉书·西域传》上。
②《汉书·西域传》上。
③《汉书·西域传》下。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汉书·西域传》下。
在西域的政治组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西域各地所设置的官职称号，自国王以下有侯、相、将、丞、都尉等。这种官僚机构的出现，显然是受汉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或者就是汉朝所派遣。第二是译长的设置。在西域诸“国”中，凡是当道“国”都设有译长，少则一人，多则竟有四人，表明西域各地的语言很不统一。由于当时商业交通比较频繁，故需要大量翻译人员。其三，是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梨有击胡君等。这显然是受汉政府影响设置的，是西域与汉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汉经济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汉通西域后，西域各族对于比自身先进的汉族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汉文化很乐意吸取。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要求婚姻，得到允许成婚后，夫妻双方要求入汉朝贺。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①汉的衣冠礼制和音乐歌舞为龟兹所吸收。又如莎车王延，“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勅诸子，当世奉汉家。”其子康继位后，“光武初，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②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为西域各族所仰慕和吸收。这对推动西域各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①《汉书·西域传》下。
②《后汉书·西域传》。
第五节 氐和羌氐族
氐和羌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的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南、四川西北地区，即汉武都天水、陇西、广汉等郡一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自冉以东北，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氐族分布的所在。《汉书·地理志》记：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陕西略阳西北）、陇西郡的氐道（治今甘肃天水）、蜀郡的湔氐道（治今四川松潘北）皆为氐族所居。汉时，“有蛮夷曰道”①。上述诸道、县皆在“冉以东北”，其地自古为氐族所居。氐人的分布，如前所述，在秦陇、巴蜀之间。其地山陵险阻，峻阪相接。许慎《说文》卷十四下云：“秦谓陵阪曰阺。”汉人之称氐人为“氐”，和氐人居住的地形有很大关系。
氐族处于汉、羌两族之间，与汉、羌两族很早就有密切联系，深受两族影响，但氐族仍然具有既不同于汉又不同于羌的民族特点。《魏略·西戎传》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②这段史料说明：氐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与中原汉语不同，但由于与汉联系交往多，又多懂汉语；氐族的社会经济，主要经营农业，过定居农耕生活，兼饲养牲畜，牲畜中猪的饲养，是表明定居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汉书·西南夷传》叙述白马氐的经济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族的农业和纺织都有相当的水平。汉末，汉军曾在武都“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①；氐人的麻织品很早就受到汉人的重视。《说文》中即有氐人织品的专词，所谓“絣，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②。“絣”、“纰”虽是汉字，实为氐语，在东汉时这些麻布便为中原人士所习知了。氐人营建板屋定居有悠久的历史。《诗·小戎》：“其在板屋，乱我心曲。”《毛传》：“西戎板屋。”然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不指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春秋之时西羌尚未东迁，在二郡之中，特别是天水以南的武都郡，自古即为氐族分布所在，所以此所谓西戎主要指氐族，并不包括羌族在内。风俗习惯上，氐人服装喜穿青绛二色麻布衣。《说文》：“绛，大赤也。”氐人服色爱好青与赤二种。妇女皆编发。氐人早期的葬俗是火葬，与羌族相同。《荀子·大略》：“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可知氐人行火葬。
①《汉书·百官公卿表》。
②《三国志》卷三○裴松之注引。
①《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
②《说文》第十三，系部。
氐族支系众多，各有称号。各部自有豪帅，不相统一。其中以白马氐最为强大，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仇池山）。汉朝廷向西和西南开拓，氐人部分内属，部分移居深山。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拓氐人之地，设武都郡；仇池山势险要，氐族豪帅常据之以自固。其后，氐族虽有武装反抗，但往往为汉族统治阶级所镇压。氐族统属郡县后，长期与汉族错居，受汉经济、文化影响，差别日益缩小。
羌族最先居住的地区羌族的原始分布地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西羌传》又谓，西羌始祖无弋爰剑畏秦之威，“亡入三河间”，诸羌共畏事之。此三河，李贤注以为即黄河、赐支河、湟河。可知黄河上游所谓九曲之地，及其以西以北各地是羌族最先住居的地区。羌族的耕牧生产羌族最初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后期，羌族开始兼营农业。《后汉书·西羌传》称：“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众。”爰剑被秦掳去作了奴隶。他在秦地学会了农耕技术，逃回河湟地区，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羌人，从此羌族逐步改变了从前原始的射猎、游牧生活。这段生产改革虽然归功于爰剑这位杰出首领，但事实上是羌族人民长期生产实践创造的。河湟地区，羌族人民很早便在那里开辟了许多农田。《汉书·赵充国传》记充国上书云：“计度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东至浩门（今青海乐都东），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垦种面积之大可知。《后汉书·马援传》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击破先零羌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又进攻诸种羌于允吾谷及唐翼谷，抢收羌民的谷粮畜产而还。当时马援上书云：“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此所谓湟中，即指湟水流域。羌族把那里的田土开辟出来，而且引水灌溉，成为水田。此外，大、小榆谷（约在今青海贵德县境之黄河南）也是个“土地肥美”，宜于农业的好地方。此地“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①。《水经注》卷二河水注：“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亦可见羌族农业之发展状况。汉代，羌族的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已实行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汉书·赵充国传》记：“是时（指汉宣帝初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这正是游牧部落定期游牧的一种常态。西羌畜产种类，主要是马、骡、驴、牛、羊。这些家畜，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同时又是他们衣食之源，所以汉代人说：羌“以畜产①《后汉书·西羌传》载瑜麋相曹凤上言。
为命”②。《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许多次汉军掠夺羌族牲畜的事件，少则数千头，多则上万头，甚至数十万头。这些事实说明羌族的畜牧业是颇发达的。
羌族的社会组织关于羌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粳（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可看出东汉时，西羌正从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波。所谓“十二世后，相与婚姻”，即十二代之后，许多新的氏族组织便从旧氏族内分衍出来。
羌人氏族众多。据《后汉书·西羌传》记，以祖先的名字命名者，如“研种羌”、“烧当羌”、“滇零羌”等；以所在地为名者，如在白马氐地区和广汉徼外白马山的都称作白马羌，在武都参狼谷的称参狼羌。以母方氏族为名的，则有“累姐”、“牢姐”、“勒姐”等羌。
东汉时，羌族的社会阶级已经产生。如居于大、小榆谷的先零羌凭恃自己的富强侵犯烧当羌。烧当羌的首领滇良招集附近种落，掩击先零、卑湳二种羌，杀三千人，掠取财物，占据大、小榆谷。这些事实说明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从氏族混战和掠夺的过程中，社会阶级的分化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分化的现象，表现为健者为豪，带领部民去侵凌弱小的部落。分化现象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豪富羌酋多娶妻妾，及聘礼须用大量牛羊牲畜的风俗。
羌族在阶级分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部落集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时爰剑的子孙分衍为一百五十种。此所谓“种”，指羌族的部落集团。有九个部落集团分布在赐支河首以西和蜀汉徼塞的北面，其中只有武都的参狼羌有胜兵几千人。有五十二个部落集团分散不能自立，或者灭亡，或者附属于大的部落集团，或者迁徙远去，不知所之。其余八十九种分布在河湟地区及河湟以东、以北的各个郡县之内。其中以烧当羌为最强，有胜兵十多万人。其余大者一万多人，小者几千人。东汉顺帝时，各个部落集团大约估计共有胜兵二十万人。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西羌的“种”或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又由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氏族间的关系，在十二世纪以后，各氏族成员除了同祖的关系外，又加上了一种婚姻的纽带。因此，部落成员在集团对外时可以发生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东汉时，已经有五十二种部落集团分散、灭亡，有些弱小部落变成了强大部落集团的附庸。这样，在集团之内便产生了统治部落和被统治部落的区分，阶级的分化从此出现。同时，许多部落集团之间，由于掠夺耕地和牧场，由于婚姻纠纷，或争夺财富，彼此经常发生战争。一旦外族来犯，他们组织诸部落集团的办法便是解仇结婚，交质盟诅。如西汉时，赵充国指出：“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羌与诸羌种豪酋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①。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汉护羌校尉杀烧当羌的首领迷吾，迷吾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②《汉书·赵充国传》。
①《汉书·赵充国传》。
女及金银聘纳诸种，解仇交质，进兵陇西②。二世纪初，属先零别种的滇零羌联合钟羌、当煎、勒姐、参狼以及上郡、西河的“东羌”，在北地郡建立了一个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虽然前后只有十二年，但在羌族史上十分重要。史称其时“滇零等自称‘天子’”。这是羌族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的第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但这是在汉代统治阶级压迫下成立起来的，自己并没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又与河湟地区的广大羌民没有联系，更未与各郡的汉族人民相联合，所以这一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丁奚城（在今宁夏灵武南）终于被东汉统治阶级攻夺，这个部落联盟又陷于分裂状态。
羌族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方面，汉代天山南路的婼羌早知用铁兵器。《汉书·西域传》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这表明羌人在西汉时已经使用铁矛、弓箭之类的武器。《东观汉记》载：元初中征伐滇零羌时，掠夺的兵器有铠、弩、刀、矛、战楯、匕首二三千枚。羌人的战术是长于骑兵。东汉虞诩说：“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①羌族居塞内者，称守塞羌，兼以农为业，其居住都是土屋；在塞外者，则多居庐帐。羌民的服饰，东汉初的班彪说：“羌胡被发左衽。”人死用火葬。《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汶山郡羌民的习俗记：“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这些风俗习惯，显示了羌族的民族特点。
②《后汉书·西羌传》。
①《后汉书·西羌传》。
第六节 西南夷
西南夷的地区分布
秦汉时期在蜀郡西南、西北广大地区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总称为西南夷。其中，主要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笮都、冉、白马、哀牢等。夜郎在今贵州省的清镇、平坝、安顺、普定至关岭、晴隆一带。滇的部落在今滇池周围地带，与滇结成联盟的靡莫等部落则在今曲靖地区。邛都本部落在今四川西昌县，围绕在邛都周围的众多小部落则散布在今凉山州境内。巂、昆明部落群则分布在今保山县以东北至大理州境内。徙、笮都部落在今四川雅安地区一带。哀牢，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西。
西南夷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夷各族从事不同的生产事业。夜郎、滇、邛都等，“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则“随畜迁徙，毋常处”；而徙、笮都、冉等则兼营农牧。各族的生产、经济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夜郎“邑聚而居，能耕田”①。滇池“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②。
滇的牲畜饲养也颇兴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滇时，获“牛马羊属三十万”③。在手工业方面，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青铜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以及金、银、玛瑙制成的装饰品等。邛都夷，“其土地平原，有稻田”④。哀牢夷早已聚邑而居，农耕的“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
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并且产“铜、铁、铝、锡、金、银、光珠”等⑤。东汉时，哀牢人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且利用当地特产，生产出内地尚为稀少的木棉布。冉夷则兼营农牧，“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冉人因地制宜，发展了一种技艺高超的建筑术，“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①。
西南夷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汉初即与内地巴、蜀发生了交换关系。《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巵、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以所多易所鲜。”《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通过西南夷地区的中间贸易，汉族地区一些商品，辗转贩运到边疆地区，甚至远销国外南亚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首邑在今广州），南越人把蜀出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问枸酱的由来，南越人回答说是从牂牁江（今贵州省境内之北盘江）上运来的。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华阳国志·南中志》。
④《后汉书·西南夷传》。
⑤《后汉书·西南夷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大夏人说“蜀布、邛竹杖”乃他们在身毒（今印度）得之于蜀郡商人之手②。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西汉初年，内地和边疆各族经济同时得到发展的形势，为汉武帝开拓边疆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遣唐蒙出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夷，置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汉封他为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赐滇王王印，使治其族。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牂牁太守陈立杀兴，灭夜郎。王莽时，西南夷连年起兵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连年不克。
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再次进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保山）、巂唐（今云南云龙）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鼻）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郡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哀牢居地是自蜀通往掸、身毒一路的门户，地位特别重要。
汉开拓西南夷，在经济、文化上有积极的影响。两汉之际，文齐作益州郡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甚得其和”，且发动各族人民，共同“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①。时值公孙述据蜀，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述并“拘其妻子，许以封侯”，要挟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拥护之下，抵制了公孙述的威胁，派人到内地与东汉取得联系，使益州郡始终保持在统一的版图内，而经济的发展未受国内战争的影响。东汉明帝时，郑纯任益州郡西部都尉（驻今云龙县旧州）。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因此升任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②郑纯执行了不作过苛索取的政策，缓和各族矛盾，受到各族的拥戴，从而带来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帝时，张翕为越巂郡太守，“政化清平”，深得“夷人爱慕”③。②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在民族间的纷争较少情况下，当时的夷、汉两族才有更多交流生产的机会，汉族先进经济才有可能发挥积极的影响。西汉中朝以前，西南夷各族以使用青铜器为主，铁质生产工具靠从蜀都输入。西汉中期以后，汉族移民带入的铁工具进一步推广。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已经占一定数量，有锛、剑、削、铜柄铁刃斧等，共九十二件。贵州清镇、平坝发掘的同时期墓葬中，也发现了铁制的犁、锄、斧、刀、剑等④。东汉时，西南夷中一些地方的铁矿已直接被开采，用以就地制造铁工具。据《汉书·地理志》载，西南夷地区共五郡，只有犍为郡武阳、南安产铁，设有铁官；《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西南夷地区越巂郡台登（今四川凉山州冕宁）、会无（今四川凉山州会理），益州郡滇池（今云南晋宁），永昌郡不韦（今云南保山）等县产铁，并设有铁官，比西汉时产铁的地点大为增多。至于铜、锡、铅矿的开采范围，则比西汉更加扩大。滇池周围地带成为更加富庶的地方，“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①。夜郎、哀牢、邛都的部分地方的物产，也较西汉时期增多。
当一些地方受汉族经济影响，生产有所提高之时，汉文化也逐步为一部分夷族所接受。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追为益州郡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通过兴办学校，让当地夷族子弟入校读书，以改变其文化生活面貌。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入内地“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③。
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推动西南夷地区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阶级剥削既然是一种必然现象，民族压迫也不可避免。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令长、长史，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往往赋敛烦苛，又不能与当地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
④见《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①《后汉书·西南夷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
第七节 蛮与越蛮的主要分支
蛮是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槃瓠、廪君、板楯，是蛮的三个主要分支。
槃瓠蛮因以神犬槃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武陵郡的沅水有雄、樠、辰、酉、武五条支流，称五溪，故聚居于当地的蛮族又有“五溪蛮”之称。史称槃瓠蛮“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其人多居住山地，从事粗放农业，并与邻近民族有一定的交换关系，“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有家庭手工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①。能织木皮为布，以草实染料，衣服五色斑斓。秦汉时，槃瓠蛮部落分散，“有邑君长”，各有首领，汉朝廷授予首领邑君、邑长称号，颁赐印绶。蛮语“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半匹），是谓賨布”，作为赋税。蛮族历史悠久，并早在传说时代的唐虞时，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东汉时，“武陵蛮夷特盛”②。由于官府徭役失平，妄增租赋，槃瓠蛮屡起反抗，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经常挫败进剿的汉军。势力逐步有所扩展，往北达到南郡江陵一带，向东南发展到零凌、桂阳等郡。
廪君蛮，秦汉时有巴、樊、曋、相、郑五个氏族，其中巴氏首领务相，被推为五个氏族的共主，号为廪君。《录异记》云，廪君就是“求廪地”之君，其任务是率领五姓氏族寻找可耕之地。后遂以廪君为族名。他们早期活动在夷水（今鄂西南清江）流域，后发展到巴中、黔中（约当今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地区），其地约相当于汉的巴郡、南郡，故又被称为“巴郡南郡蛮”。相传廪君死后，“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廪君蛮有崇拜白虎和以人祠虎的习俗、表明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秦灭巴、蜀，巴氏仍世为廪君族君长，并娶秦女为妻。“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①这表明廪君蛮的家庭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汉时赋税仍依秦制。东汉时，廪君蛮人户发展增殖，建武年间曾因反抗东汉统治，有七千多人被强制迁徙于江夏郡（今鄂东地区）。但因东汉官府“收税不均”，廪君蛮仍继续起兵反抗。迁入江夏郡的廪君蛮，在大别山南麓的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等五水流域生息繁衍。其中一部分向东北进入了庐江郡。
板楯蛮分布在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沿渝水（今嘉陵江）居住，“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板楯人应募“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秦官府因奖励其功，与板楯人盟誓，相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楚汉相争时，板楯蛮从汉高祖还定三秦有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南蛮传》。
①《后汉书·南蛮传》。
功。战后，“遣还巴中”，免除其部落首领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纳租赋，余户岁纳“賨钱”四十。因此，又有“白虎夷”、“白虎复夷”或“賨人”之称。因居住巴地，又称“巴人”。板楯蛮从事农业生产，长于狩猎，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赞赏其歌舞，“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各部落首领分别被封为夷王、邑君、邑长。由于板楯蛮英勇善战，东汉经常征调他们从军，北上汉中，两败羌人；东下武陵，镇压叛蛮；南入益州，助平南夷，屡立战功。但官府对他们“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板楯人“愁于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灵帝时，板楯蛮举行大规模反抗，“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①。与此同时，板楯蛮种姓“繁昌，分为数十姓”②。著名的李氏、范氏、泉氏、扶氏等就是后起的大姓。从板循七姓到数十姓的衍变，标志着板楯蛮种族的兴盛和势力的发展。
百越的族系越是我国古代东南部民族名。战国秦汉时期，越人分布地区很广。《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因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对越人称“扬越”。因其“各有种姓”，各部杂居共处，互不统属，故又称为“百越”。“百越”，按当时的称谓举其著者，有东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雒越等。
百越各部分布虽广，却具有共同的民族特征。他们的族名是共同的。从战国到两汉这一时期中，百越部落有三个共同的族名称谓，即“越”、“骆”、“瓯”。“瓯”和“骆”是本族的自称，“越”是华夏给的名称。他们有共同的居住区域。《汉书·地理志》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以至五岭以南和瓯江、闽江流域，都是百越分布地区。他们还有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越语”。刘向《说苑》记有一段故事，说楚国有个王子泛舟于清波之中，听划桨的越族姑娘唱了一支歌。楚王子“召越译”翻译后，才懂得歌词的意义①。这可见越语不仅不同于中原华夏语言，也不同于邻近楚人的语言。他们的经济生产相同，各部落都以种稻田为主，兼营渔猎或狩猎。《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汉书·地理志》记儋耳、珠崖郡说：“男子耕农，种稻禾，紵麻；女子蚕桑织绩。”又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在战国时，于越冶铸的青铜剑就很有名，其锋利能“穿铜釜，绝铁■”②。岭南地区的越人，则表现为铜鼓的制作。传世的大量铜鼓，其铸造之精，雕镂之美，图案之丰富，均世所罕见。自东汉以来，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了铜鼓的使用、流传和出土情况。马援南征曾获得“骆越铜鼓”③。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方是广西，已达五百面以上。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①《说苑·善说》。
②《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篇》。
③《后汉书·马援传》。
越人有共同的习俗。如建筑住宅，用柱搭架为楼阁，人居楼上，牲畜家禽则圈养在楼下。这种住宅，称为“干栏”。晋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如断发文身，《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越人性习于水，善于水上活动。《越绝书》卷八称：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王刘安在上武帝书中也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①从上述几方面的共同情况看，可以认为百越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形成为一个族系。
百越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分布在东南广大地区的百越部落，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南越的番禺（今广州），商品经济发达，汉代已成为我国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番禺通过秦水（今北江）、郁水（今西江）可与江南及西南广大的内地密切交往。蜀地产的枸酱，通过夜郎，可转输到南越②。临邛的程郑“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索隐》：“谓通贾南越也。”③由此沿海航行，往北可达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东冶（今福建福州）等地，因而贸易兴盛，成为岭南与内地商品交流的中心。古代岭南最先兴起的城邑主要是分布在河道沿线，著名的于番禺外，还有广信、布山、合浦等地。这些城邑，人口较密集，交通较方便，经济文化发展早，最先成为百越的地区性经济中心。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经济文化则处在闭塞落后状态。如闽越地区，“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东汉末年，到过海南岛的薛综说：“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①九真郡的骆越，东汉以前尚“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百越之走向民族融合百越先民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即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春秋时期，越族中的先进部落联盟于越，在江浙一带建立了越国，不仅吞并了毗邻的吴国，而且与其他诸侯国逐鹿于中原，因而更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而越以此散”，“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同时，楚势力向南发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③，相当部分的越族地区成为楚国的版图。
秦汉时，百越各部正式纳入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体系中。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秦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①《汉书·严助传》。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史记·货殖列传》。
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③《后汉书·南蛮传》。
苏北）。秦统一六国后，在瓯闽地区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在南越、西瓯及骆越地设置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将领屠睢死于此役。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越君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无诸以助刘邦灭项羽之功，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遥领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朝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公元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了交趾、九真二郡。文帝初（公元前179—前174年），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于上淦（今江西新干）。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二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部全置于汉郡县统治之下。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