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
秦都咸阳
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1959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1988年年底，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6处，秦墓1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6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1973—1982年，发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1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号和3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15000平方米。1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6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号宫殿基址在1号基址西南100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1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发掘秦东海行宫，是1984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1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68厘米、当面直径52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式与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材瓦亦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推定此遗址始建于秦始皇时期，西汉时仍沿用，大约到东汉时废弃。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即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东巡的碣石宫。石碑地西边有黑山头遗址，东边有止锚湾遗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砖和较大的云纹瓦当，说明这三处遗址的时代相同，性质相近。
位于秦皇岛市金山嘴的另一处秦行宫遗址，北半部已发掘，揭露面积1.5万平方米。这里至少有六组以上的建筑。北面一组似为正殿，由两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基址组成，共四十大间。有墙基、石柱础、门道、散水、叠落的筒瓦、板瓦、与石碑村遗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它同绥中墙子里发现的遗址同属于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参考书目1.秦都成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1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期。
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11期。
3.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
4.陶复：《秦咸阳宫第1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1976年11期。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6.郑绍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综述》（二），《文物春秋》1989年4期。
第二节 秦始皇陵园
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工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公元1974年以来，勘察发掘全面展开。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发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和一部分马厩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万多件。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1355米、宽580米。外围墙长2165米、宽940米、墙基厚8米。内外围墙的四面都有门，除内墙北墙辟二门以外，其余每面各辟一门。门道两侧各有一土阙。内围墙的四角有角楼；西北部有夹墙，亦呈长方形。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每边长350米左右，现存高度76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四面有门。地宫内的构筑和埋藏，目前还不清楚。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丽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内的这些建筑布局，大体上是按照宫廷生活设计的。
陵园外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发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由于陵园外四周大量遗迹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陵园实际范围的关注。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的陵园边界应该是陵墓外围的自然屏障。以坟丘顶部为基准，向四方各自延长3750米，南抵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的古河道。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目前提出的这个设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检验。
与陵园建制有关的遗迹与陵园建制有关的发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项。
（一）兵马俑坑的发掘。兵马俑坑共发现四个，都集中分布在陵园东门外1.5公里处。已发掘3号俑坑的全部和1号俑坑、2号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这几个兵马俑坑，规模都很大，大约在始皇生前便开始营造，估计到秦灭亡时尚未完成。已发掘26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战车32辆（每辆配驭马4匹）、坐骑的战马29匹。根据钻探，三个坑的总面积是20780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000个，战车100多辆（配驭马400多匹），坐骑的战马100多匹。像这样大规模的模拟当时的步卒、骑兵的形象和战车实物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发现，以致被一些中外学者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它为研究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以及秦社会诸问题，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价值。
秦兵马俑的发掘工作，还将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已经出土的资料考察，这应该是秦军士列陈送葬的模拟。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阵的编列。战车兵和步兵是当时作战的主力部队，骑兵的地位看来仍和战国时期差不多，武器配备仍旧以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铍为主；而且绝大多数仍旧是青铜制品。主要的防护性设施是皮革制作的铠甲，没有发现头盔和盾。铜兵器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服饰铠甲整齐统一，阵容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的气势。
（二）马厩坑。有二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内外围墙西垣之间。两处活埋生马约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饲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等刻文，表明这是宫廷厩苑的象征，跽坐俑则是养马的国人。在陵园西垣外大道南侧，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内置陶棺，棺内置生埋禽兽和跽坐俑。依马厩坑例，这应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异兽。秦始皇生前有许多厩苑，死后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和珍异的禽兽随葬。
（三）铜车马坑。位于坟丘西侧。两辆车马同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车均作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一人。车马人皆约当实物的二分之一。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车马无异。根据初步考证，1号车系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号车为安车。象征秦始皇乘舆出行。
（四）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发现17座，皆东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发掘的8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椁，作长方盒状。随葬品有较多的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铭刻。尸骨经鉴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位于始皇陵坟丘北边陪葬墓20多座，未发掘，情况不明。
参考书目1.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第三节 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
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是公元1956年开始的。公元1956—1957年，勘查城墙、城门，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1958—1960年，发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1961—196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1975年以来，主要发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1954—1966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1972年以来，转入全面发掘。公元1972—1975年，发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1979年发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1981年起发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发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25700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11度左右。基部宽度为12—16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发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6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3300—3800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0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1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发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1986年以来，发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发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长134.7米、宽65.5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宽2.1—3.2、厚0.2—0.4厘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6—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
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68米，沟宽2、深1.8米，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1—11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1400米。12号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1—11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1—4号遗址与南排的8—11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12号建筑的围墙与1—11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12号的主体建筑比1—11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1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
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1米，缺口中发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发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70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公元1930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发现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0米、宽150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62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0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0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1—41米，残高8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参考书目1.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3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1期。
4.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10期。
5.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6.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2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
8.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
9.黄展岳：《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年3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1期。
12.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516—52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四节 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
秦汉长城
近百年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秦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鄣烽塞进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1900—1916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曾三次进入甘新地区，对楼兰、敦煌等地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和掠掘。公元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过调查发掘。公元1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汉代玉门关、阳关及其以东的长城、鄣塞、烽燧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汉长城沿线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河北、辽宁等省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条长城进行过多次的勘查发掘。勘查证实，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它西起玉门关，东至辽东以远，直线距离6000公里以上。全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
秦汉长城的东段几乎全部沿用燕长城。大约自内蒙古的化德县与商都县之间起，沿北纬42°往东，经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省丰宁县北、围场县北，向东沿金英河北岸横贯赤峰市，抵达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为天然屏堑，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东岸的牤石头沟又继续向东伸展，至库伦旗南部，进入辽宁阜新县东北。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檄”的记载看，自阜新以东，秦对辽东的燕长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发现的长城遗迹，从遗迹附近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来看，全属燕汉特征的遗物，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如果把这些残段连成一线，西汉长城的东端应是《朝鲜列传》所云：“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
秦汉长城的中段约自东经114°以西至102°之间。这段长城错综复杂，建置年代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线。南线沿用秦国长城，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走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榆林，循毛乌素沙漠东侧，越窟野河，北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直达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到河西走廊，这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线秦汉长城，大约横贯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经勘查，遗迹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透迤在狼山北面岗峦之上，至石兰计山口，向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与东段原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利用战国赵长城以外，有一部分应是秦蒙恬所扩建。
中段北线，即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胸”，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或径称“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有不少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实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条复线长城，而且分为南北两条，只是对个别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位于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都向西北方向伸延，两条走向近似平行，间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茂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再转向南，与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相连接。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条外城都是东起武川县西部哈拉合的中线长城处，蜿蜒西北行，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西北进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条，一直伸延到阿尔泰山中；南面的一条，折向西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鄣塞相连接。我们认为，像这样大面积的调查，出现个别路段走向出入是难免的。看来应有统一的组织，全面的复查，辅以现代的科学测绘记录，才能取得最后的结论。
西段长城系汉武帝经营河西走廊时修建，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自玉门关往西，直到新疆罗布泊湖畔的古楼兰（鄯善），仍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但已不见连接不断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门关为汉长城的西端。
秦汉长城是军事防御建筑，所经地带自然环境差别甚大，修筑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筑造，山上石块垒砌，在陡峭的崖壁处，则利用崖壁作墙身，或稍加修筑而成；在两山夹峙的山口，则采用土石混合构筑。一般他说，夯土筑造的长城，墙身大都毁坏不存，现在仅能见到墙基痕迹。墙基宽4—6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蚀尤为严重，现在只能见到间断的缓缓隆起的土梁。石块垒砌的长城，石墙下宽上窄或两壁垂直都有，高宽各4—5米，保存较好。不论夯筑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遗留有屡次修缮的痕迹。
长城沿线的诚郭鄣塞长城沿线内侧，遍设边城。这些边城，多半属于屯戍性质，一般小于内地县城。有的边城使用时间很长，与内地县城无甚差别。城内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秦汉长城沿线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城址、宁城县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少数城址，可以确定始建于战国或秦代，西汉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应是西汉时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后）设立的。
边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筑造，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种形式：（1）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每边长420—600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兰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内外两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边长1000米左右，内城设在外城内中间，每边长200—250米。官署设在内城，内外城之间为屯戍建筑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秃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3）城中也设子城，但子城位于城内一隅，城垣规模略小于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属于这种形式。
（4）形状不规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锦后旗太阳庙等少数城址。
在已发现的边城中，有十八座可与史籍记载中的秦汉郡县相印证。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县古城村城址为云中郡郡治，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为西河郡广衍县城址，丹东叆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址，等等。
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门关，东至奈曼旗沿线，发现不下数百处，有一部分已作了发掘。
鄣塞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规模较小，形同后世哨所。一般设有围墙。围墙有石砌，有土筑。平面方形，每边长数十米至100—200米。鄣门一般设在南垣，作瓮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后代“马面”设施。公元1972—1976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都属于这一类建筑。内蒙古西部黄河北岸的乌兰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鸡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内侧的朝鲁库伦石城等，也属于这类建筑。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讯，都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草原上，沿线罗列，间距0.5—1公里，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有的远隔数峰。设在山巅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形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10米。个别烽台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加筑围墙。地处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城鄣烽燧遗址。敦煌西北地广人稀，盐碱特重，城鄣烽燧遗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10米以上。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在烽燧附近堆放着，甚至连攀登燧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是研究汉代边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丰富最直接的资料。
参考书目1.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5期。
5.陆思贤、盖山林：《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6.罗庆庚：《汉武帝长城复线刍议》，《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7.李逸友：《汉光禄城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3期，1984年。
8.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9.甘肃省博物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0期。
10.黄展岳：《秦汉长城遗迹的调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00—40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节 汉代帝陵
西汉十一陵
西汉十一个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东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个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公元1962年开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后陆续勘查诸陵。公元1966年发掘文帝窦后墓的部分从葬坑。公元1970—1978年，发掘长陵的一个陪葬墓——杨家湾大墓和安陵一个陪葬墓的从葬沟。公元1982—1983年，勘查杜陵并发掘杜陵寝殿和陵园的部分门址。
渭河北岸西汉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获是澄清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排除咸阳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时又对汉唐间的有关西汉陵的记述作了详细校核。认定《汉书》臣瓒注所记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汉书》臣瓒注的诸陵方位被《三辅黄图》、《水经注》和唐《元和郡县志》所采纳，特别是《水经注》在记述北魏成国渠的流向时，详细标明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顺序，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据。于是在探明北魏成国渠遗迹的基础上，对汉陵逐一进行审定。审定后的西汉陵，自西至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目前的推论是否正确，尚待发掘验证。
西汉的陵寝制度西汉的陵寝制度，主要是勘查诸陵的坟丘，陵园的围墙、门道和门阙；还有它们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为陵”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个帝陵的坟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筑造。茂陵坟丘最大，底边长230米、顶高46.5米。其他略小，一般顶高30米左右，底边长150—200米。坟丘居陵园中央。陵园四周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00米左右。四面围墙的中部辟一门，称司马门。门道宽15米左右。门道两侧各有一座土阙。土阙长40、宽15米左右。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并在陵园附近设庙。在各个陵园的内外地面上，目前还可以见到西汉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大约就是寝殿或原庙这一类建筑的遗存。除杜陵寝殿已发掘，情况比较清楚以外，其他都无法确定。
后妃墓的外形与帝陵同，而规模略小。一般设在帝陵东边，但有少数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东边或北边。
现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长陵，有63座。延陵陪葬墓最少，仅1座。勘察和发掘均可证明，汉陵陵区内的建筑物，大都是在西汉末年焚毁的。
以杜陵为例。杜陵陵墓坟丘现存高29米，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每边长175米、顶部每边长50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内全部用夯土填筑。四条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状，平面呈前端窄、尽端宽的梯形。推测墓室是竖穴式的土坑，坑内棺椁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四面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30米、基宽8—10米。四面围墙中部各辟一门。门址宽约85米左右。北门和东门遗址已发掘。得知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宽84.24米、进深20.57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门。配廊地面呈斜坡状，方砖铺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檐柱窝。遗址内有大量的砖瓦出土，瓦当数量很多，绝大多数是“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当。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门楼建筑。陵园南门外东南边设寝殿，已发掘。寝殿建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长51.2米、南北宽29.6米。四周为廊，廊宽一般2.1米，地面铺砖。寝殿南北两面各设三个门，东西两面各设一个门。每门又分左右门道。构筑颇为复杂。此外，还在杜陵北637米处发掘从葬坑一个。从葬坑由主室、车室组成。主室内出陶俑，皆男性，着帛衣，腰系革钩，带铁兵器。车室有两辆明器木车，配置铁制的车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东南575米处。坟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边长145—150米，顶部每边长45米，高24米。四面的围墙亦呈方形，每边长330—335米，基宽3.4—3.7米。四面围墙的中部各辟一门。
杜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杜陵东边和北边，现存59座。
东汉十二陵东汉迁都雒阳，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东汉十二个帝陵，除了献帝禅陵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或在雒阳故城的东南，或在雒阳故城的西北。故城东南的东汉陵区，尚未勘查，情况不明。故城西北当指令洛阳北部的邙山。现在邙山上犹存东汉墓数百座，早年从这里流散出来的“黄肠石”很多，其中刻有“永建”、“阳嘉”等年号。近年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公元1964年曾发掘一座早年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墓中尚存铜缕玉衣30片；公元1984年又发掘一座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发现石上刻有“建宁”、“熹平”等年号，并有玉衣同出。由此推定，今洛阳邙山上确实存在一处东汉帝陵区；但具体陵名及排列方位，则无从确认。位处北邙之阴黄河之阳的所谓光武帝原陵，因陵西“光武庙”中有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修庙碑，而被历代史学家所承认。通过近年对邙山东汉黄肠石墓的勘查，所谓光武帝原陵的传统看法，也有待考古的重新验证。
参考书目1.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
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六），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6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10期。
5.郭建邦：《河南孟津送庄汉黄肠石墓》，《文物资料丛刊》（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6.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3期。
7.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年3期。
第六节 汉代诸侯王列侯墓
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约有60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后的顺序有石家庄北郊赵王张耳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长沙象鼻嘴吴氏长沙王墓，长沙陡壁山吴氏长沙王后曹■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并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梁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铜山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咸阳杨家湾绛侯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并穴合葬墓，广州象岗南越王赵眜墓，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并穴合葬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家族墓，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并穴合葬墓，高邮天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并穴合葬墓，徐州石桥某代楚王夫妇并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同穴合葬墓，亳县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类和发展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形式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长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墓室（简称“木椁墓”），或用石板（块）砌造墓室（简称“石室墓”），或用小型长方砖砌造墓室（简称“砖室墓”）。另一类是崖洞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葬全部穿凿在山中，如满城汉墓、铜山龟山汉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先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广州南越王墓、高邮天山汉墓。这两种不同的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达到“凿山为藏”的作用。
西汉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袭战国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制。注重高大坟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椁，随葬带有周代礼制象征的铜陶器。大约到文景时期，模拟地上府第建筑的风气开始流行，椁室规模趋向宏大，诸侯王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殓服大量出现，显示现实生活豪华高贵的丝织品、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以及车马、炊厨食品，等等，都随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时期兴起，洞穴中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回廊，俨如地上府第。随后，为模拟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砖室墓相继出现，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东汉时期，砖室墓占居绝对优势，费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黄肠题凑”葬制也因不能适应砖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征性的“题凑石”（方石）。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强宗豪右僭越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来越多，“题凑石”实际上归于消失，玉衣也不仅是王侯的专用品。东汉末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盗墓风炽，诸侯王列侯的豪华墓葬呈现全面衰败，与一般汉墓难于区别了。
两汉王侯墓制举例下面按西汉早中晚三期、东汉前后两期，各举一例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变化情况。
轪侯利苍之妻墓（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北边有斜坡墓道。坟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积土夯筑，下半部挖土为穴。坟丘现存高5—6米。墓口长20米、宽17.9米。墓口下有四层台阶，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渐缩小。墓底长7.6米、宽6.7米、深16米。棺椁为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坑底部正中。椁室井字形，中间是棺室，四周隔出头箱、足箱、左边箱、右边箱。椁底承托三条垫木。棺椁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层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黑地彩绘棺，三层为朱地彩绘棺，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死者置内棺中，女性，年龄约50岁左右。葬式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十八层，连同贴身衣二件，共二十层。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中，总数1000多件，有漆器、纺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铜镜、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和印章，等等。根据2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证实这里是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1号墓与2号墓并列，死者自应是轪侯之妻。而地层关系上稍早于1号墓的3号墓（死者利苍之子），墓中随葬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纪年木牍，由此推知1号墓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168年稍后数年。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号墓）墓穴升凿于凌山岩石中。墓门朝东。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容积约2700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墙封门，二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甬道紧接墓道，长6.76米、宽4.5—4.8米、高5.3米，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两耳室均作长条形，长16米多，宽3米多，高4.35—5米。甬道尽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长14.92、宽12.6米，四壁弧形，穹窿顶，高6.8米。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出土时已倒塌。中室后面是后室，隔以石门。后室亦作穹窿顶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后室还开凿一道回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北耳室置陶器，器内原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张设两具帷帐。后室门道置石俑、弩机。主室内设棺床，上置棺椁，载以柩车，棺椁内及周围放置大量铁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铢钱。侧室象征浴室，内置熏炉、铜灯等。总计随葬器物3100多件，全部是实用品。另五铢钱2317枚。从随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库，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死者身着玉衣，头枕镶玉铜枕，腰部左侧佩铁刀一把，右侧佩铁剑两把。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以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1100克。出土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铜器、漆器铭文纪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据《汉书·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应是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广阳顷王刘建墓（北京大葆台1号墓）与王后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长90、宽50.7、高8米。坟丘下是墓圹。墓圹呈覆斗形，上口长26米、宽21米，圹底长23.2米、宽18米、深近5米。圹内建木构墓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木构墓室由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等组成。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二椁三层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死者已被盗出棺外。内回廊放陶器，墓道内埋置朱轮木车3辆，马13匹。此墓早年被盗，剩余随葬器物尚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共400余件，五铢钱100多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它由大约15000根柏木条堆垒而成，柏木条长90、宽厚均约10厘米。木头都向内。外围长16、宽10.8、高3米；内围长14.2、宽9、高3米。正南有门通向甬道。根据“黄肠题凑”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时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纪年，结合《汉书·诸侯王表》、《燕王旦传》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的广阳顷王刘建。
中山简王刘焉墓（定县北庄汉墓）坟丘高20米，底边长宽各40米。坟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墓。斜坡墓道长50多米，一侧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横列前堂、方形后室和回廊组成。题凑位于砖室外围，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单道叠砌，形成一圈绕墓室的石壁，四边各长20米、高8米、厚1米左右。在砖室券顶上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0厘米。共用石材4000余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1米左右，厚约25厘米。其中174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个别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盗，后室棺椁已毁，仅存少数骸骨和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169片。劫余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铜弩机，“大官釜”陶釜，少数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书，以及玉枕、玉带钩、玉窍塞和东汉五铢钱153枚。根据题凑石葬制，出土属于两个个体的玉衣，铜弩机上“建武卅二年”铭刻和石刻题记所提供的年代范围，推定墓主应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与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刘畅墓（定县北陵头43号汉墓）坟丘高12米，底边直径40米。坟丘地下砖砌墓室，规模宏大，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东后室、西后室组成。墓室南北全长27米多（不计墓道），最宽处13.8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门南边，未发掘。墓门内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两侧各有一门通入耳室。两耳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东耳室内主要放置陶饮宴器具；西耳室内放置车马器和仪仗用具。甬道与前室连接处又设一封门。前室长5米、宽2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横列式，宽敞高大，长10.5米、宽3.06米。中室后部有两条甬道分别通入东后室、西后室。两后室各置一棺一椁，均腐朽，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盗，两具骨架弃置中室。在东耳室内发现铜缕大理石片400多片和错金铁镜；西后室内发现银缕玉片1100多片，以及错金铁刀、铁剑等兵器。由此知西后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着银缕玉衣；东后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着铜缕石衣。随葬器物大多被扰乱，劫余的重要器物有掐丝的金龙、金辟邪、金羊群、银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铁镜，以及各种铁兵器和玉石饰品，还有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235枚。根据五铢钱和大量陶质模型器的断代，并据《后汉书》东汉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应是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汉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还有很多。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省都有发现。粗略地计算，总数约四五万座，已发掘的有一万座以上。发现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和当时的郡县所在地。在这些地方，秦汉墓的发现多达一千多座。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参考书目1.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
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5.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3期。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3期。
8.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2期。
9.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1期。
10.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1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4.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5期。
15.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
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8期。
17.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18.南京博物院：《高邮天山—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32期，1981年。
1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11期。
20.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
21.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
23.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8期。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50—45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七节 秦汉简牍和石刻
秦汉考古材料中，有关于汉代农业方面的资料，关于汉代冶铁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关于汉代生产的重要资料。因为本卷丙编对这些问题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很多带有文字。除了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缣帛书和主要作为信物的玺印以外，还有很多书写、錾刻或范铸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书和镜铭，等等，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价值最大、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简牍和石刻，略加论述。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发现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公元1979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第三批是公元1986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
云梦竹简出睡虎地11号秦墓，共1100多枚。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
《编年记》52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历史。《语书》14简。前8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四月南郡守腾颁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6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文义与前8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为吏之道》50简，每简分5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内容庞杂，主要是儒家处世言论的杂抄。还附抄两条魏律，内容与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书》有两种。甲种166简，正背两面皆隶书，字小而密；乙种259简，只正面隶书，字较大。两种《日书》内容基本相同，所记都是关于预测吉凶和迷信习俗。《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可通称为《秦法律文书》。其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部分律文应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订。这批秦法律文书，除《效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关于核验帐目、物资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余都不是该律的全文。这批秦律，内容十分广泛，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举凡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帐目以及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正是中国从诸侯割据向中央专制集权制的转变时期，秦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可信史料。
青川木牍出土于郝家坪50号秦墓。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面修治平滑，都有墨书文字。正面是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共三行，121字。律文是关于田亩阡陌封埒的设置，以及对阡陌封埒的保护和道路的管理维修规定。背面文字四行，33字，内容是与律文有关的纪事。更修《为田律》出土于四川青川，表明这是秦政府针对蜀地新移民的情况而更修的，其目的在于维护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如何理解律文中畛封埒的含义，以及畛封埒和阡陌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较大分歧。
天水竹简发现于放马滩1号秦墓，共460枚。简上原有三道编绳，上下端各空出1厘米为天地头，简文以古隶书体写在篾黄上，最多每简43字，一般25—40字。出土时，编绳已不存，次序散乱，无篇题。经整理，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纪年文书8简，系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测丹是1号墓的墓主。《日书》有两种。甲种73简，简长27.5厘米。乙种379简，简长23厘米。以形式论，均系抄自当时日者占家手中的巫书，有不少言天道鬼的迷信条文，而更多的是讲人与人相关的事，是研究先秦和秦文化的重要资料。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本世纪初，西方学者便进入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从事考古活动。从公元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随后，中国学者也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1.居延汉简公元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资料已全部发表，并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公元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其中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新莽及于东汉建武初年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其中以宣帝时期为最多。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蓬火品约简已发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汉简包括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肃敦煌县、玉门市和酒泉县。
先后发现六批。第一批是公元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采集705枚。第二批是公元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采集168枚。第三批是公元1944年中国学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发掘48枚。第四批是公元1979年在玉门花海发现91枚。第五批是公元1979年甘肃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中发掘1217枚。第六批是公元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发现76枚。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敦煌汉简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内容大多与屯戍有关。年代自武帝末起，至东汉中叶，以东汉简稍多。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内容亦多屯戍文书。最早的纪年简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安帝年号简。上述六批敦煌汉简资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3.悬泉置汉简公元199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中。遗址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经初步发掘，出土简牍15000余枚，麻纤维纸、帛书、封泥、五铢钱、文化用品、丝织品、铁工具、粮食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共2650余件。简牍多数出土于坞外西侧的废弃物堆积区内，有清晰的按时代自然堆积的层位；少数出土于房屋、马厩内的垃圾中。经初步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少量竹简。简牍形制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约40册。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时简最多。文书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尚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多种。悬泉置遗址简牍的出土，使我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认识。简牍内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汉简的内涵，拓宽了简牍研究领域，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汉简公元1901—1941年外国学者曾多次进入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活动，掠掘大量汉文简牍、纸文书和佉卢文文书。汉文简牍、纸文书，大部分是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屯戍簿册，小部分属东汉；佉卢文多属经卷文书，年代与汉文相若。公元1930年和1934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获汉简71枚，内容亦多屯戍簿册，年代集中于西汉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掘获佉卢文简牍66枚。公元1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又在楼兰城址掘获魏晋前凉木简、纸文书576件。另有2枚佉卢文木牍，年代属东汉晚期。
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汉墓中的简牍，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几起：1.武威汉简共三批，均出于武威汉墓中，包括公元1957年磨咀子6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公元1959年和1981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公元1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仪礼》简共三本九篇，实存469简，27298字。它不同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经过勘对、考订，证明是失传的西汉庆（普）氏本或后（仓）氏本。抄写时间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公元1959年出土的王杖10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公元1981年出土26简，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并录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令。旱滩坡医药简牍92枚，出土于东汉早期墓，内容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比较完整的有三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有些药方还记录了病状、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2.银雀山汉简公元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号墓出土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3.马王堆汉简（附帛书）公元1972—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出“遣策”竹简312枚，3号墓出“遣策”竹简403枚，医书竹简200枚（内木简10枚），另有木牍7枚。1号墓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复原研究，其顺序大体是：开头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大多数符合，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帮助。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3号墓的遣策内容与1号墓略同，但增加了车骑、乐舞、僮仆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医书简分为两卷，其中一卷的内容与《黄帝内经》近似。木牍7枚，其中3枚记侍从、车骑；2枚记随葬食品及其盛器；1枚记衣物；最后1枚记下葬日期及缄封者。据银雀山《元光元年历谱》简推算，3号墓的埋葬时间应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二月。1号墓大约稍晚数年至十余年。
帛书出3号墓东边箱一漆盒内。分两种：一种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种写在24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与简册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时断裂破损严重。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确定为28件，计12万余字。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六艺类4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4件：《老子》甲本附卷后佚书3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3件。数术类11件：《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5件：《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种。另有地图两幅：《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体有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似非一人一时书写。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文帝初年（公元前179年）左右。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考定，马王堆3号墓墓主系轪侯利仓之子，他用帛书随葬，说明这批帛书是他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
4.张家山汉简公元1983—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汉前期墓。247号墓竹简最多，达1200余枚，简文约3万字。这是我国汉简的一次重要发现，其重要性可与睡虎地秦简相埒。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汉初律令。律名与睡虎地秦律简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与秦律简不同和新增的汉律有奏律、亡律、户律、杂律、史律、告律、贼律、兴律、赐律、捕律、均输律、爵律、津关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变（蛮）夷律，等等。这批汉律的发现，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内容有较具体的了解，为探讨汉初社会制度开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简中还有《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五部佚书，以及日书、历谱、遣策。《奏谳书》是一部与汉律相关的重要文献。《算数书》则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计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未被揭示出来。
5.凤凰山汉简公元1973—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10、167、168、169六座西汉墓中，共竹简548枚，木简74枚，竹牍1方，木牍9方，共4000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170枚，木牍5方，出土于9号墓、10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1方，分别出土于168号墓和10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10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6.扬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共木牍13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6枚、木觚7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16枚，赙赠木牍、木觚各1方，木牍衣物券1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0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秦汉石刻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1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1973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立，公元1973年发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发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242、宽81—83、厚12厘米。碑首圭形，题额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首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墓记出土很多。公元1929年洛阳出土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1973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1980年邳县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1980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1973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马衡将全部出土残石汇编成《汉石经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太学遗址中又发现汉石经残石600多块，碑趺14块。经复原研究，对碑石数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经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参考书目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3.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1期。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
5.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7.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年。
8.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9.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10.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年版。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
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悬泉置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
1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年。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3期。
16.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7期。
17.林梅村：《楼兰新发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年8期。18.甘肃省博物馆等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19.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9期。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22.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3.陈美金：《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3期。
24.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25.湖南省博物馆等：《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
26.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7.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2期。28.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1期。
29.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6期。
3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4期。
31.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10期。
32.扬州博物馆等：《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11期。33.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1期。
34.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2期。
35.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3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8期。
3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2期。
37.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38.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年11期。
39.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
40.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4期。
41.天津市文管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3期。
42.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8期。
43.南京博物院等：《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8期。
44.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5期。
45.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2期。
46.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0年3期。
47.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年4期。
第八节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
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北方地区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遗迹和遗物；今新疆地区以于阗、楼兰、姑师、乌孙等西域诸国的遗迹；以及川西云贵地区以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遗迹。
北方地区本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内蒙古西部收集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科学的匈奴考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获得多批匈奴墓葬资料。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资料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墓葬，凉城县的毛庆沟墓地，乌拉特中后旗的呼鲁斯太墓地，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速机沟、瓦尔吐沟的遗物，以及宁夏固原县鸦儿沟、杨郎村的遗物。这个时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著称。主要的器形有“触角式”短剑、鹤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种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牌饰和带扣。属于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出土金鹰冠饰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西沟畔2号墓出土9件汉字刻款的金饰牌、银节约，尤引人注目。
属于两汉时期的匈奴考古资料，重要的是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三处墓地，以及族属尚有争议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
西沟畔发掘8座匈奴墓，时代相当西汉早期至中期。补洞沟发掘9座，属于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南匈奴墓。西沟畔4号墓是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致的以金银玉石琉璃等质料制作的头饰和项饰，高浮雕的盘角卧羊金饰牌、花草纹的包金带饰品，以及与西汉中原贵族墓所出极为近似的玉舞人、龙虎纹佩饰等，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他16座都是小型的竖穴土坑墓，葬俗仍保留传统的殉牲习俗，随葬少量的工具和器皿，其中既有本族特征的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图案的动物纹饰牌，又有相当数量的汉式器物，如铁鼎、铁剑和铜镜等。
倒墩子发掘27座西汉中晚期匈奴墓，情况与西沟畔、补洞沟所见略同，除多数是竖穴土坑墓以外，还有少数偏洞室墓。也有殉牲习俗。随葬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边饰的各种动物纹饰牌，以及来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铁器和五铢钱。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结合文献推断，应属于西汉安定郡属国降汉之匈奴人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都有小口细颈瘦腹罐随葬，而这种形式的陶罐，在蒙古诺彦乌拉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汉代匈奴墓中也经常被发现；各种动物纹饰牌，也基本相似。说明它们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北方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地处西汉辽东塞外、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估计有墓葬500座，已遭部分破坏，仅发掘63座，全是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墓地中心的墓葬较大，随葬品较多；墓地边缘的墓葬较小，一般只随葬1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共出土遗物13800多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遗物，主要是带扣、各种动物纹饰和骑士出猎，捉俘虏的雕像。汉式遗物有铁工具、各式刀剑、铜镜和铜钱。关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
此外，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曾发现1座西汉初匈奴墓，出土2件透雕角抵纹铜饰牌。内蒙东胜县、陕西榆林县、西安市曾发现东汉匈奴语官号印，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1座东汉南匈奴墓，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木垒等地也零星发现南匈奴遗物。这些都对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代鲜卑考古资料，在东部，最重要的是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地，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稍晚。辽宁北票、义县等地发现的慕容鲜卑遗迹，已属魏晋时期。西部的拓跋鲜卑遗迹，从北起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南迄内蒙古河套东部，都有发现。重要的有满洲里附近的完工墓群、扎赉诺尔墓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迹，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以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砂凹地墓群。
榆树县老河深村共发掘鲜卑墓128座。墓葬由北向南呈长条形分布，排列有序，多数头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一批较大的男女并穴合葬墓或一男二女并穴合葬墓。并穴合葬墓全是竖穴土坑。有木棺，仰身直肢葬式。男墓在右，女墓在左；或男墓居中，二女墓在两侧。随葬品大多是实用器。男性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铁制的兵器、工具、马具和动物纹铜饰牌，间或有汉式的铁长剑和铜镜。女性墓大多随葬金银饰品及少量铁马具、工具。殉牲用马，有的墓实行火葬。
老河深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西岔沟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大体相似，都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炊具——镂空圈足铜鍑，类似的带扣和动物纹饰牌。但老河深多铁器，制作一般较工整，显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故推定其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略晚。东汉时，这里属鲜卑东界，东与夫余相邻。从墓地反映的民族习俗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推定为鲜卑人墓地。
拓跋鲜卑是鲜卑诸部中居于最东北的一支，早期活动在大兴安岭北部。
公元1980年在鄂伦春嘎仙洞发现北魏石刻，证明这里是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后来拓跋部从东北逐渐向西南迁移。完工墓群和扎赉诺尔墓群，就是他们留下的时代最早的遗迹。完工发掘6座墓，都是竖穴土坑，以桦木板为椁，实行家族丛葬，殉牲牛马狗亦同埋坑中。随葬品较多，主要的是各种骨器、石器、珠饰和铜扣带饰。陶器有壶、罐等，数量不多，皆手制。葬俗和器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反映出当时拓跋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内部维持着大家族组织。随葬品中还发现有陶鬲、漆器和绢麻残片，说明当时与汉文化已有联系。扎赉诺尔东距完工约60公里，发掘31座，皆竖穴土坑墓，内置桦木棺，大部分单人葬。陶器出现轮制，器形较多。铁兵器和铜炊具（鍑）已出现。随葬品和殉牲的数量已有很大差别。从葬俗到随葬品都可以看出扎赉诺尔墓群与完工墓群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扎赉诺尔墓中，出土有汉式规矩镜，“如意”锦残片，又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铜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说明墓地主人与汉文化的联系，又受匈奴的影响。
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和百灵庙砂凹地三处墓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而后西迁路线上的三个地点。南杨家营子除有墓地外，还有居住遗址。这三处墓地的墓制和随葬器物与扎赉诺尔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陶器和骨器的制作看，显然又比扎赉诺尔进步。由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骨纺轮的出现，又可以看出这三处墓地的经济生活比扎赉诺尔有了发展。南杨家营子出土一枚东汉中晚期五铢钱，砂凹地出土剪轮五铢，二兰虎沟墓中随葬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和铸有“大吉”的铜铃，表明这三处墓地已经接近东汉晚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以后拓跋鲜卑继续向西南迁移，活动范围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山西大同一线，沿途又有不少遗迹和遗物被发现，但时间已进入魏晋时期了。
新疆地区新疆的考古资料，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分五个部分，即：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遗迹；罗布泊古楼兰遗迹；东疆的石堆墓；伊犁河的土墩墓和北疆的石人石棺墓。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和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尼雅遗址于本世纪初被英籍A.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所发现，并遭到多次掠掘。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馆又作过调查，对其中的两处聚落遗址进行局部发掘。获得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器、陶器，以及“长宜子孙”残镜、东汉五铢钱、汉“司禾府印”印范；还有书写佉卢文、古和田文的简牍。在遗址北边发现一片墓地，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已暴露在沙面上。发掘的一具木棺作四柱足的长方箱形，长约2米。直接埋于沙中，无墓圹。棺内有夫妻合葬干尸二具，男右女左。男尸黑发高鼻高颧骨，女尸多发辫。二具干尸所着的衣物绝大多数是内地生产的丝织品，包括汉字织锦，“君宜高官”铜镜，还有两块蓝白色的蜡染印花棉布。发掘者根据遗址所在的方位，与《汉书·西域传》相印证，推定这里应是西域的精绝国。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位于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公元192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作过勘查，发现有平面方形的内外两层城垣。公元1977—1979年，新疆博物馆再次调查时，城垣已毁，仅存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和数百个柱础石。在遗址北部发掘一处寺庙遗址，掘获一批佛像残块和壁画残片。寺庙附近掘获一件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钱约45公斤。遗址中部又有陶窑和烧成的陶器遗存。发掘者认为，这里似为西域于阗国的一个城府。
本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后到罗布泊古楼兰城址进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公元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这里发掘。公元1979—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对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现存的楼兰古城址，建于东汉，平面呈方形，每边长330米左右。在城内调查和发掘的佛塔建筑、官署遗址，以及先后挖获的汉文木简412件、纸文书164件，则主要属于魏晋时期。在楼兰城郊发掘9座汉墓。出土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生产的汉隶织锦、铜镜、漆器、五铢钱。根据对墓中6个头骨的测定，结果有5个属欧洲人种，1个属蒙古人种。5个欧洲人种中有4个与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1个介于地中海与帕米尔——莫尔干类型之间。另1个属蒙古人种的头骨，接近于南西伯利亚类型。由此似可认为，古楼兰地区的居民种族是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优势的。
东疆的石堆墓分布在哈密至阿拉沟一带。因墓坑地面上有块石封堆，故名。共发掘152座。石堆呈圆形或长方形，大小不等，一般直径2.5米、高0.2—0.5米。石堆下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早期墓一般随葬红色彩陶器、木器、骨蚌饰品。后期墓出现男女合葬，一般随葬红色素陶器、铁器、丝织品。较大的石堆墓往往在石堆四周围筑石垣，平面近方形，长宽各10余米。墓底置木椁室，椁盖上铺苇草，其上填石积沙直至地表。随葬富有地方特色的金银牌饰和内地生产的漆器、铜镜。石堆墓的碳素测定并校正，早期墓约当战国；后期墓约当西汉。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前，在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居住的是姑师人。汉武帝遣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后期的石堆墓应属于车师前国初期阶段的姑师人。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因地面上有圆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部分是几个或十几个为一组。土墩大小不等，但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基本一致。封土内经常发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上或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土周围环绕浅沟。公元1961年以来先后在昭苏县夏台、波马发掘土墩墓19座。墓室竖穴土坑，东西向，南北并列排列。可分三期。早期墓一般随葬手制的陶罐、陶钵、陶碟；中期墓也以陶器为主，器形较规整，新出现陶碗、陶盘、陶烛台，还有汉式的铁环骨刀和铁犁铧；晚期墓的陶器皆轮制，器形也较复杂，个别大墓随葬丝毛织物、金器、铜器、漆器等。发掘者推定它是西汉时期的乌孙人墓葬；并且认为，西迁后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居民以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相对定居生活。昭苏土墩墓的13具人骨鉴定还表明，土墩墓的死者大部分是欧洲人种头骨，并有少量蒙古人种混血。在6个女性头骨中有2个混杂的类型，其中1个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昭苏乌孙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乌孙人材料的研究基本相符。
北疆的石人石棺墓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周围。公元1961年进行一次广泛调查，公元1963年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发掘32座。有的在墓地周围竖列矩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石垣内埋多座墓葬。墓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个别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围以数块片石，构成象征性的石棺。竖穴土坑墓上都有卵石封堆或在封土上覆盖卵石。竖穴石棺墓一般没有。葬式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较少，个别作俯身直肢葬。石垣内的方形大石棺墓中，还经常发现乱骨葬，肢解埋入，交互叠压，或身首异处，一般埋数人，多达二十人（以头骨计）。发掘者认为，他们的身份应是殉人。随葬品很少，放置无规律。主要是石罐、石镞，手制的陶罐，还有少量的铜器和铁器。由于考古工作做的还不多，它们的时代和彼此间的关系都不甚清楚，目前只能笼统地认为，石人石棺墓可能是西汉至唐代一千余年间，生活在这里的几个不同民族的遗存。
西南地区居住在今川西高原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西南夷”。
已发现的“西南夷”墓葬和遗物已遍及这三个省的四十多个县市二百多个地点。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滇池为中心的滇墓；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各族墓；黔西北的“夜郎”墓和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葬。
滇池区域的考古发现，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最负盛名。公元1955—1960年先后发掘4次，共发现墓葬48座，出土遗物4000多件。公元1964—1979年，先后在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又发掘同一文化性质的墓葬88座，出土遗物3000多件。公元1977年以来，滇池附近各县的三十多个地点又有零星发现。大致说来，这种文化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至元江的范围内。由于在石寨山6号墓中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所以将这种类型的墓葬称为“滇文化墓葬”，或简称“滇墓”。这种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大约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根据几种主要青铜器的组合、演变，可以把这批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随葬尖叶形锄、粗茎剑、空首钺、“石寨山式”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透雕动物饰牌、圆盘状饰牌、璧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为典型的“滇文化”器物。第二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这时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生产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的铁器和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这时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于绝迹，内地输入的铁兵器、生活用具和五铢钱，已占绝对优势。
随葬器物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了自战国末楚将庄0入滇，直到汉武帝在此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滇人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形态。不少学者从多方面的材料论证滇人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奴隶占有制的早期阶段。西汉末到东汉，原有的滇文化已不复存在，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为一体。
洱海区域的“西南夷”材料比较复杂，可分土坑墓和大石墓两大类。重要的土坑墓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墓地和剑川鳌凤山墓地，时代大多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在永胜县金官龙潭和大理市大墓坪、金梭岛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时代较晚。土坑墓有单人葬、二次葬、多人合葬或解肢葬。葬具有木棺、独木棺、铜棺或无葬具。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但器形颇不一致，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是剑、斧、锄、鼓和镯。剑作空心扁平茎、山字形格；斧身扁平，形似钺，滇池区域未见；锄身近方形或半圆形，与滇池所出近似；铜鼓造型似滇池区域所出，但较原始、简朴；镯多数为长条形铜片弯曲而成，亦不见于滇池区域。祥云大波那墓地还有干栏铜房屋模型、家畜模型。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已有变化，而且有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滇西大部分地方已进入铁器时代。关于滇西青铜文化土坑墓的族属，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比较倾向的意见是：青铜文化时代的洱海区域居民属氐羌系的昆明诸种，而万家坝介于滇与昆明交界处，所反映的基本经济社会是“耕田有邑聚”，应属于濮系的“靡莫之属”。滇西大石墓分布于金沙江至怒江一带，材料比较零散，有的与土坑墓杂处，部分随葬品也相似，但滇西大石墓实行多人一次性丛葬（主要是多人二次捡骨葬），与本地土坑墓不同，与川西南大石墓也不是一个文化系统。看来应是滇西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类型。
贵州西部的赫章县可乐区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区，先后发掘近200座富有本地特征的墓葬。这两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与滇池区域的小型滇墓近似。随葬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也与滇墓所出的相同或相似。贵州西南部也有零星发现。赫章、威宁，汉初属西南夷的夜郎故地，汉武帝以后是犍为郡汉阳县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夜郎与滇同属“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两地所表现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与史籍记载相符合的。这两批墓葬的发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发掘的都是小型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夜郎文化的真象，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验证。
川西南大石墓以安宁河流域为中心，沿河两岸都有发现，而以西昌县境内分布最为集中。这里的大石墓系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石室长达10多米。实行二次捡骨葬，人骨直接堆积在墓底，可延续使用数百年，埋葬若干代人，与滇西建于地下的大石墓不同。早期墓的随葬品大部分是实用的陶器，以双耳敞口罐为主，每墓随葬常达100多件。石器和青铜器不多。晚期墓随葬青铜器增多，以镯、环、发钗等装饰品为主。铁器开始出现。大石墓出土的无格铜剑、长骹矛、铜柄铁剑、双耳敞口罐、凸唇边手镯、玦形耳环、玉石管饰等，与滇、“夜郎”系统的器物近似，其分布地域和时间，又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中的邛都相符。由此推测，川西南大石墓可能是邛都人的遗存。
石棺葬又称石棺墓、石板墓、板岩葬。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的沿河两岸。共发掘80多座。墓向大体一致，似行氏族公共墓地制。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麻布裹殓；也有少数行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二三件陶罐。发现最多的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双耳罐。有的可从随葬品的不同来区别性别：男性随葬剑盾；女性随葬贝饰、蚌饰和纺轮。少数较大的墓，发现有秦汉铜钱和中原式器物。石棺葬大约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晚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冉在筰的东北，它的位置正当岷江上游；武帝时在冉地区设置汶山郡，郡治在今茂汶境内。由此推测，石棺葬可能是冉一类民族的遗存。
川西云贵高原，古代民族众多，迁徙不定，来源复杂，除滇池区域有较多的考古工作以外，其他区域工作不多，又缺乏研究。以上意见，只能说是目前的倾向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可以说明的一点是，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设置郡县后，中原物质文化大量传入，与富有特色的西南夷各族文化相融合。西汉晚期到东汉，西南夷各族文化相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土坑墓、砖室墓或崖墓，随葬井灶壶罐，成为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方文化。
参考书目1.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36年版。
2.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7期。
3.伊盟文物工作站：《东胜县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年创刊号。
4.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1期。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3期。
6.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8、9合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8.黄盛璋：《新出汉匈奴语官号印辨正》，《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9.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
10.王炳华：《新疆东部发现的几批铜器》，《考古》1986年10期。
1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6期。
13.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载《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群》，《考古》1964年1期。
15.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载《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6.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5期。
17.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1979）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8.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3期。
19.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群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6期。
20.A.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版。21.李遇春：《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1年1期。
2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23.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年。
24.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7期。
25.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5卷3期。
26.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27.新疆博物馆等：《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考古》1982年4期。28.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1期。
29.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30.新疆博物馆等：《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1.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7期。
32.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4期。
33.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石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7、8合期。
34.新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3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3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37.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
38.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
40.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
41.大理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墓》，《文物》1986年7期。
4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2期。
43.《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44.贵州省博物馆：《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2期。
45.贵州省博物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4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2期。47.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郊大石墓》，《考古》1983年6期。48.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49.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