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要都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殷墟遗址

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遗址以河南安阳市西北二·五公里的小屯村为中心,包括洹水两岸的后岗、高楼庄、花园庄、四盘磨、孝民屯、侯家庄、武官村、大小司空村等十多个村庄,总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与秦将章邯期约于“洹水南殷墟上”,即指小屯村一带。

十九世纪末叶,小屯村农民挖出了甲骨,上面有文字,后来经过学者的研究,确定为商代王室占卜用后的刻辞,即甲骨文。驰名中外的殷墟遗址就这样发现了。殷墟遗址的发掘是从1928年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工作暂停,共经历了十五次发掘。1949年以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殷墟发掘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开始最早,延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收获也最丰富。

通过发掘已经判明,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七十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七百多个,有的作为贮藏粮食、器具、甲骨等之用,有的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比较集中分布在宗图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有名的妇好墓就在这里。

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是王陵区。在这里共发现十三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

小屯村附近各村都发现有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以来,所获实物资料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三万片,铜礼器总数已达五六百件,铜兵器、铜工具等更数以千计,其他玉、石、骨、角、牙、蚌、陶等各类遗物已无法作出精确统计。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可珍贵的实物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现在从殷墟的考古发现中基本上已得到了证实。

参考书目: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郑州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之一。郑州商代遗址是1950年在郑州市东南郊二里岗首先发现的,1952年开始发掘,至今一直在进行。

遗址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其他如城北的省府、河南饭店、紫荆山、城南的南关外、城东南的二里岗、杨庄、城西的杜岭街、铭功路、人民公园和城东的白家庄等地发现了居住遗址、墓葬和手工业作坊遗址等,总面积约二十五平方公里。

从人民公园发现的地层证明,二里岗的上下两层文化堆积都早于殷墟遗址,从而确定了郑州商城遗址的年代属于商代前期。以前,学术界关于商代的考古知识仅局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现在,由于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及其年代的确定,使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在空间上扩大了范围,而且在时间上提早了一个阶段。

郑州商城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早期诸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这个城址提供的有关城墙的结构、宫殿的建造和布局、城内外居民遗址、墓地和手工业作坊等的分布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使我们能够用来研究我国早期城市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刻字甲骨和其他文字资料目前还极少发现,但却发现了大批的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等文化遗物,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关于郑州商城究竟为商代前期何王所都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以为是仲丁、外壬二王所居之嚣(或隞)都;另说则认为是成汤至大戊共九王所居的亳都。

若从郑州商城本身所包含的年代同最近发现的偃师尸乡沟商城相比较而言,其作为亳都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图二河南省郑州市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参考书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57年1期。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隞都》,见《文物》1961年4、5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1期,文物出版社,1977年。

邹衡:《论汤都郑毫及其前后的迁徙》,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肆篇,文物出社版,1980年。

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是继郑州商城之后在河南省新发现的另一座商代前期大型城址,因其紧靠今偃师县城,并有一条东西横贯城内的低凹地带,当地居民相传称之为尸乡沟,故名。城址绝大部分深埋于地下,1983年春经钻探发现,随即开始发掘,迄今工作仍在进行。

该城建于偃师县西南洛河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平面北宽南窄,形似切菜刀,面积约一百九十万平方米,即相当于郑州商城的三分之二。现已找到七座城门,若干条大道和三处建筑群基址。位于城南居中的一处建筑群最大,近方形,边长约二百米,四面设有围墙,具有宫城性质。宫城内分布有多处大型建筑物,已发掘其中偏东北的一处。这是一座以正殿为主体,东、西、南三面有庑的封闭式宫殿建筑,附近并有石砌排水沟的设置。在宫城以南的塔庄村曾出土过商代二里岗期铜礼器多件。

关于此城的年代和性质,学术界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其年代可早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此城应该就是《汉书·地理志》所云汤都尸乡即西亳。另外的意见则定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岗期下层,认为该城是早商别邑桐或桐邑,亦即《晋太康地记》所云亳坂东之城,为太甲所放处桐宫。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该城的年代不会超出二里岗期;又若与郑州商城相比较而言,当以后说为是。

参考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载《考古》1984年6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8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载《考古》1984年10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5年4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8年2期。

邹衡:《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西毫与桐宫考辨》,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第1号,文物出版社,1990年。

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境内洛水南岸,西距“洛阳北魏故城”郭城东南角约二华里的二里头村。遗址以二里头村一疙垱头村为中心分布地区,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喂羊庄之间的范围在内,总面积约四平方公里。1959年考古调查发现后,同年开始发掘,以迄于今,发掘工作未曾间断。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和年代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其文化性质尚未最后确定,在考古学上通常称之为二里头文化。在遗址的中心部位现已发掘出两座宫殿遗址,其规模和结构略似商代前期的。考古学者据此推断:二里头遗址应该是一大都会。至于为何代何王所都,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商代成汤所都西毫:另一种则以为是夏都之一。若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尸乡沟商城联系起来考虑,则后一种意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样,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载《考古》1983年3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周原遗址“周原”最早见于《诗·大雅·绵》,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在今陕西西部,包括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宝鸡等地的一部分台地(“原”),范围约二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心地区紧靠岐山的南麓,或曰岐邑,今扶风县西北的黄堆和岐山县东北的京当二乡之间,面积约七至八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即当其地。这里大概就是亶父迁居之处;西周初年又曾为周、召二公食采之邑。

早在西汉时期,周原就出土了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毛公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在本世纪,周原更屡有西周窖藏铜器成批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达五六百器,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直接史料。

194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经多次在周原作过调查发掘,特别是1976—1977年,更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云唐、庄白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内涵丰富的骨器作坊遗址和贮藏大量青铜器的窖穴。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凤雏宫殿基址的窖穴中,还发现了近三百片刻字的甲骨,有的记载祭祀商王的情况,有的记下楚、蜀、巢等地名,据此可以了解周人早年与商王朝以及其他方国的关系。

参考书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载《考古》1963年12期。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10期。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丰、镐遗址丰、镐是周王之二都,在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郊。《诗·大雅·文王有声》载: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镐京。郑玄笺:“丰邑在丰水之西;镐京在丰水之东。”现在沣河犹存,丰、镐二京当在其两岸。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洋水两岸作过调查;1949年以后继续在这一带作了调查与发掘。现已基本上查明,丰、镐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在沣河的中游地区。

沣河西岸,在客省庄、张家坡、西王村和冯村之间,总面积约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遍地发现了先周和西周的居址、墓地,有的地方还发现了铜器、陶器、骨器等作坊遗址。在张家坡的东面还曾发现几处已经被破坏的房屋基址,有的还有下水陶管道装置。附近有两个窖藏坑,出土了七八十件铜器。从这些发现来看,这里显非一般住址,很有可能是丰邑的中心地区。沣河东岸,在斗门镇以北,直至洛水村,面积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密集的西周遗址。汉以来的史书都明确记载:镐京在汉武帝所凿昆明池附近。以上遗址正靠近昆明池遗址的西北部,或被该池破坏了一部分。因此,镐京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参考书目: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载《考古》1963年4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洛邑(王城)与成周遗址洛邑(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王城)在瀍水之西;成周在瀍水之东。今瀍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

十九世纪以来,洛阳古墓多被盗掘,两周铜器屡有出土,“臣辰”、“矢令”诸器和金村古墓器群即其著者。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是在1949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三十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王城。五十年代初,先在涧河东岸,即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

据《诗·王风谱》、《左传》杜注和《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从这座古城的年代、方位和规模等来看,应该就是东周王城。在此城的南部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估计当为东周的宫殿宗庙之类。另外在穿过此城的今中州路一带又发现了一批小墓,其时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晚年。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王城的建置情况是有一定意义的。

七十年代,在瀍水西岸的北窑村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房基、墓地以及祭祀坑等;同时,这里还有一处规模不小的铸铜作坊遗址。这些发现为寻找西周早期的洛邑提出了新线索。

参考书目: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载《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2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窖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83年5期。曲阜鲁故城遗址《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初年,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以上说明鲁国之始封地在今山东曲阜鲁国故城。然《世本》却说“煬公徙鲁”,则曲卑并非鲁始封地,到伯禽图三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之子煬公才迁曲阜。不过,此后史书并不见鲁再有迁都事,是曲阜鲁城一直为鲁之国都。

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考古者曾在鲁城作过调查,但其所获多为两汉遗存。1949年以后,这里曾几次出土周代铜器,并有西周遗址和墓葬发现。1977—1978年开始大规模钻探和重点试掘,现在对于鲁故城的年代和建置情况已经初步有了眉目。

鲁故城规模很大,城垣周长近十二公里,现已探出十一座城门,城内还有宫城,并有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据地层推断:故城始建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朗,东周时期继续沿用。在城内又发掘了西周至战国中期的墓葬百余座,有的墓随葬有带铭文的铜器,记明为鲁国所铸,从而证实此为鲁国故城无疑。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张学海:《浅谈曲阜鲁城的年代和基本格局》,载《文物》1982年12期。临淄齐故城遗址齐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城及其附近。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于临淄,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为止,临淄作为姜齐与田齐的国都共达六百三十余年之久。

1949年以前,考古者曾在临淄采集到封泥和瓦当之类。六十和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才有计划地连续勘察和发掘了齐故城。据判断:现在保存的故城主要属于东周时期,秦汉时期继续沿用,直到魏晋以后,才逐渐荒废。齐故城分大小二城,小城套筑在大城内的西南隅,总面积达三十余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十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在城址范围内共发现冶铜和铸铁遗址各二处、冶铁遗址六处以及制骨器作坊遗址等。

大城内还发现两处墓地:一处在东北部,大概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齐国的公墓。在此曾发掘了一座大墓,殉马竟达二百余匹。另一处在南部,曾发掘一座春秋未年的墓葬,有九个殉葬人。

从城内文化层的堆积和墓葬的时代来看,齐故城遗址的年代最早似乎为西周后期,大体相当于齐献公时代。至于西周前期的齐国遗址,即齐国始封地“营丘”,目前尚在探寻之中。

参考书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5期。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间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4年9期。

燕国都城遗址燕建国约九百年,曾几迁其都。据《世本》所载,春秋时“桓侯徒临易”,宋忠以为河间易县。按汉之易县非今河北易县,应在今雄县境。《水经·易水注》乃谓文公徙易,即当春秋早期;又谓战国时昭王始城下都。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县城东南,早在三十年代已作过考古勘察。1949年以后又经过多次复查与发掘,并已初步查明为东西二城,时代稍有早晚,但大体属于战国时代,实即燕国晚期国都。

关于燕国早期的国都,据文献所载和近人的考证,多谓在今北京市及其附近,但具体地点一直不很清楚。清代末年据说在北京南郊,或说在芦沟桥一带曾出土“匽■”(即“燕侯”)铜器。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此为线索,在北京与拒马河之间进行了考古普查,发现了一批西周遗址,其中尤以房山县琉璃河遗址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经过多次发掘判明:琉璃河遗址分布范围约四平方公里,主要包括董家林城址和黄土坡墓地以及刘李店等一般居民区。城址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继续探查。黄土坡墓地现已发掘出一批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并出土不少珍贵铜器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带有“匽■”铭文的铜器中,有一件记载“太保”活动的情况。此“太保”即召公奭,“匽■”应为召公之子,有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诸侯。据《太平寰字记》记载:汉良乡县即燕之中都。今董家林城址距汉良乡城址仅数里,其为燕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参考书目: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载《考古》1963年3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载《考古》1974年5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晋国都城遗址晋立国始自西周初年,从战国开始,已分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历年来,考古工作者曾对山西夏县的安邑魏故城、河北邯郸市的赵王城和河南新郑县的郑韩故城分别作过考察与试掘,积累了不少资料。

关于晋国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从1956年山西侯马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开始的。在侯马市现已发现六座城址,其中“牛村”。“台神”、“平望”、“马庄”、“呈王”等五座古城大体均属春秋战国时代;“白店古城”的年代可能稍早。在这些古城附近,发现了铜器、货币、骨器、陶器、石器等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盟誓遗址,有的还用人祭。另外在古城区外围的上马、柳泉和平望并发现三处墓地。在侯马盟书的载辞中出现了“子赵孟”的名称,据考证,此“赵孟”应该就是赵鞅即赵简子。这样就给盟誓遗址的年代提供了物证。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景公曾采纳了韩献子的意见迁都汾浍之间的新田,即新绛。今侯马遗址正处汾浍相汇处,且其年代主要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年,因此,晋国晚期国都新田,应该就在这里。

近年来,在侯马遗址东北二十五公里,即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一带,正在发掘另一处范围约九平方公里的晋国遗址。据初步推断,遗址的年代主要属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正好与侯马遗址衔接,为探寻晋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遗址提出了重要的线索。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载《考古》1963年9期。

长甘:《“侯马盟书”丛考》,载《文物》1975年5期。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载《文物》1982年7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赵都邯郸故城调查》,载《考古学集刊》1984年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呈王古城》;《山西侯马上马墓地3号车马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3期。

秦国都城遗址秦立国在西方,其都城曾屡经迁徙。在陕西境内,经过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秦国都城遗址主要是雍城、栎阳和咸阳三处。

雍城是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都城。《史记·秦本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括地志》说大郑宫城即“岐州雍县南七里故雍城”,今雍水以北,凤翔县城南数里即其所在地。这里现已发现古城一座,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的姚家岗和马家庄都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春秋时期。在此二址之间并发现汉代“年宫”和“棫”字瓦当,秦“蕲年宫”和“棫阳宫”的旧址亦应在此。另外,在城内的高庄和八旗屯都分布有秦墓群;南指挥村则是秦公的陵园所在。因此,秦故都雍城遗址基本上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栎阳遗址在今临潼县武屯镇东三百五十米,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此作过初步勘察。遗址范围约四平方公里,现已探出夯土城墙五百余米、六个城门、三条街道和七处建筑基址,其年代可早到战国时期。据《秦本纪》所载:献公二年城栋阳,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与考古材料大体相符。

咸阳是秦国最后的国都,也是秦统一中国后的首都。据文献记载:孝公始都之咸阳在渭北,至秦始皇时乃渐次向渭南扩展。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渭北和渭南作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其重点是在渭北今咸阳市东北十五公里的窑店公社一带。

在这里发现了范围约二十四平方公里的秦国遗址,并有夯土墙和大型宫殿基址的分布,估计应为秦都咸阳的中心地区。

参考书目:王国维:《秦都邑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76年11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85年3期。

楚国都诚遗址楚立国在南方,很早就同中原的周王朝发生了联系。据《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初年,楚的祖先熊绎曾受到周成王的分图四湖北省江陵县楚郢都纪南城及其主要遗迹分布示意图封,居丹阳。

春秋时期,楚文王乃迁都郢:楚昭王又徙都鄀。战国末年,楚考烈王最后徙都寿春。

楚迁都寿春以前,曾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境;又曾迁于钜阳,或云在今安徽太和县东。楚都淮阳的时间短暂,通过最近的考古发掘,大体得到了一些证实。

寿春即今安徽寿县。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寿县朱家集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楚王墓,出土了成套的楚王室铜器等。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寿县城内外进行普查和试掘,找到了有关楚都的一些线索。

关于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历来众说不同;七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结合考古发现又展开了讨论,主要有湖北和河南两说。持湖北说者,谓丹阳在秭归县境,或谓在枝江和当阳县境;持河南说者则谓丹阳在河南西南部的丹水和浙水会合之处。除此二说外,还有安徽当涂县境之说。以上诸说,虽各有文献根据,但皆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证明,尚无定论。

楚都的考古工作多年以来比较集中在湖北江陵县纪南城遗址。此遗址位于县城北五公里,地面上尚保存了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垣,周长一万五千五百零六米,城内总面积约十六平方公里。据推断:现存城垣大约兴建于春秋晚期;城内东南部小城可能更早。城内保存有多处夯土台基,有的具宫殿基址规模,附近并发现制陶、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已发现水井四百余口,说明当时居民密集的情况。城外四周分布有楚墓地数十处,已发掘的楚墓在千座以上,其中最早者为春秋早期。

《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自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徒(东)[陈]。”杜预注《左传》桓公二年曰:“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今从纪南城址的规模、地望与年代来看,其为楚国的郧都大致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参考书目:李景耼:《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载《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一册。

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载《江汉考古》1980年1期。曹桂岑:《楚都陈城考》,见《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载《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夏商周时代已处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这时的文化遗迹和文化遗物应采用历史学上的命名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但是目前有些重大学术问题还没有获得历史学的最后解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在考古学范围内作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进行探讨。

夏文化的探讨我国最早的文献《书经》和《诗经》中都有关于夏的记载。本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派学者曾经怀疑过与夏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禹的实在性,却不曾否定夏的存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公认:我国历史上在商朝以前确有夏朝。但是,究竟哪些是夏朝的遗迹,仍然是至今还在探讨的问题。

在考古学上寻找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即夏文化,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艰巨的工作。在三四十年代,有的学者曾经以殷墟文化为起点初步进行了探索,以为仰韶文化或者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但是,殷墟文化属于商代后期,它同夏文化在时间上毕竟还相距太远,以此为基点探索夏文化自然不易得出利学的结论。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上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的确定,把商文化提前了一大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商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距离。继此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普遍发现了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年代上或文化特征上都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这样,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诸文化基本上按年代顺序串联起来了。夏文化既是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那它就应该包括在以上诸文化之中。

近年来,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多数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豫西、晋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但是,由于探索夏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各有不同,尤其是对确定夏文化的条件各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结论还不很一致。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可以大致归纳为两派:一派认为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属于夏文化外,二里头文化应该分属于夏、商两种文化,其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商文化。另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晚两期都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只是夏文化的渊源之一,或可称为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先夏文化”。这两派观点不同的焦点是:前派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商汤所都西亳,即所谓“二里头西亳说”,并断定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即相当于商汤之时,所以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者为夏文化,其余各期为商文化。后派不同意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认为郑州商城是汤都亳,即所谓“郑亳说”,并断定二里岗下层约相当于汤灭夏之时,早于二里岗下层的二里头文化各期都是夏文化。

最近,由于“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持前派观点的大部分学者已放弃商汤所都“二里头西亳说”,改为“偃师尸乡沟商城西亳说”。又因为偃师尸乡沟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年代基本上相同,即都晚于二里头文化,所以,二里头文化只能是夏王朝时期复民族的文化,亦即夏文化了。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官殿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4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载《考古》1975年5期。

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型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载《中原文物》1982年2期。

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载《华夏考古》1987年2期。先商文化的探讨商朝历史之所以成为信史,考古学上的商文化之所以能够确定,都是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墟甲骨文所包含的绝对年代,一般都认为从武丁开始,直到商纣的灭亡,是商朝的后半段,或称商代后期,亦即晚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后期文化或晚商文化。武丁以前,上溯至商汤,即所谓先王时期,是商朝的前半段,或称商代前期,亦即早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常称之为商代前期文化或早商文化。在商汤灭夏以前,即所谓先公时期,商王朝尚未建立,或称先商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原始形态。探索先商文化就是要探寻商文化的起源,也可以说就是要追溯商人的起源。《史记·殷本纪》系统地列举了商人诸先公之名,其中绝大多数都已见于甲骨文,可见商人远祖的世系是基本可信的。商汤灭了夏才建立商王朝,那么灭夏以前的商人诸先公应该与夏王朝是约略同时的,所以先商文化也应该与夏文化同时。

关于商人起源的问题,以往的历史学家仅根据文献记载,曾经提出山东说和辽西说。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在山东者为岳石文化,在辽西者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差别均甚大,彼此井无明显的渊源关系,前二者决不可能是先商文化。所以,目前考古学界一般都不采用此二说。

近年来,学术界因为探讨夏文化,必然牵涉到先商文化。同时,由于对复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必然导致对先商文化的不同看法。大体说来,山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豫东和像北的龙山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另一派则主张到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诸青铜时代文化中去寻找,并认为冀西南和豫北地区的漳河类型商文化才是先商文化。

以上两派都有一些文献根据,而且都注意了豫北地区。不过,前派意见是把重点放在豫东,后派意见则注重在冀西南。

若以年代而论,前派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或第三期是早商文化的开始,上推至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则相距两期或三期,两者的年代还不能相衔接。后派意见以二里岗下层为早商文化的起点,上推至漳河类型商文化正好衔接。

再以文化特征而论,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与豫东或豫北的龙山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的共同特征极少,前者决不可能是由后者直接发展而未。二里岗下层与漳河类型商文化的文化面貌尽管也有些差别,但两者有不少文化因素是共同的,后者应该就是前者的直接前身。

总之,从现有材料来看,前派意见还不能将其所认定的早商文化和其所推定的先商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两者之间还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因而难以成立其说。后派意见所论定的早商文化已和其所认定的先商文化直接挂钩,两者紧密相衔;而且这种先商文化即漳河型商文化与此派意见所论定的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两者的年代基本相同而文化特征有别,成为并行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显然此派意见比较切合夏商的历史实际。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出版社,1980年。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而作》,载《文物》1988年3期。

商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商文化现已分为先商、早商和晚商三个大阶段,现在分述如下:先商文化关于先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开展,积累的资料不甚丰富,经过初步归纳,约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漳河型,以邯郸涧沟遗址为代表,中心分布地区在河北省的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的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其南包括豫北安阳地区在内。二为辉卫型,以新乡潞王坟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河南省黄河北岸的辉卫地区,其西南约以沁河为界而与二里头文化相邻。三为南关外型,目前只知郑州地区有其分布。

这三种类型中,漳河型和辉卫型的年代都较早,其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区别显著;南关外型年代较晚,文化特征同二里头文化最为接近。可以看出,先商文化是自北向南发展的,而冀西南和豫北地区应该是商文化的策源地。

早商文化关于早商文化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资料也最丰富,但各地区也还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现象。现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一为二里岗型,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范围甚为广阔,大体包括了河南全省、山东省的大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中偏东部、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安徽省的西北部。二为台西型,是早商文化最北的一个类型,以河北藁城县台西遗址为典型代表,其分布地域主要在河北省境内,其北已抵拒马河一带,其南约与邢台地区相邻。三为盘龙城型,以湖北黄陂县盘龙城遗址为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中部和东部长江以北地区。四为京当型,是早商文化最西的一个类型,以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和岐山县京当铜器墓为代表,分布地域大抵在陕西省中偏西部。

以上早商文化的四个类型总的分布面纵横均在二千里左右。从文化特征上看,各个类型之间的共性大大超过了其特性。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之内文化面貌趋于一致的情况,足以说明商朝早期政治军事势力之强大,从而促成了文化上广泛而频繁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可看到,二里岗型分布范围最广,其所反映的生产水平也最高,它在这四个类型中显然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二里岗型可能代表早商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文化,而其他三个类型的分布区也许只是早商王朝控制的边远据点。

晚商文化晚商文化的考古工作进展很不平衡,长期以来比较集中在豫北、豫东和冀西南、晋东南地区以及山东省境内,其他地区很少开展,目前尚无法进行类型研究,暂时仅能以殷墟遗址为典型代表。从晚商遗址的分布地域来看,大体同早商文化相似,惟陕西地区和湖北地区,由于地方文化的兴起,逐渐地取代了商文化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参考书目:邹衡《夏商文化研究》,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部分,文物山版社,1980年。

先周文化的探讨先周文化是指周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武王克商以前周人活动的情况,在古代文献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是,考古学上的先周文化长期以来却还在探索之中。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知确属武王时期的铜器只有两件,即《大丰簋》和《武王征商簋》。据此二器的铭文,可知其均在克商以后所铸。早于武王的铜器在陕西省境内也屡有出土,但一般都少有铭文,且具有浓厚的商文化风格,往往不易辨别何者属于克商以前的周人所有。不过,这些铜器多半出自墓葬,有的还伴出陶器。经过分析,这些陶器的风格与商文化绝然不同,而与西周陶器特征却很相似,考古学者据此而确认了先周文化。

从现有材料来看,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省西部和中部泾、渭二水所流经之地,甘肃省东部的局部地区也有发现。这同《诗经》、《孟子》和《史记·周本纪》等所记周人早期活动的地域正好是相合的。

以年代而论,现在发现的先周文化大约可以早到商代后期武丁以后,其更早的文化来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从先周文化本身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化因素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因素饲如青铜器和某些葬俗显然来自东方的商文化而又表现出先周文化本身一定的特点。另外的因素特别象陶器则和商文化迥然有异,而与甘肃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以及陕东北、晋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现象表明,先周文化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继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地将有助于对周人早期活动的进一步了解。

关于先周时代生产力水平问题,是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以往研究铜器的学者,因为没有找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有的便以为当时还处于石器时代。但是另外的学者则根据自己对古文献的解释,认为周武王以前已进入铁器时代了。现在在先周文化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且发现有周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但并未发现铁器,说明在先周之时,既非石器时代,亦非铁器时代,而是处于青铜时代,其生产力水平与商代后期相差不是很远。参考书目: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载《文物》1979年10期。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柒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再论先周文化》,见《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

西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周人灭商建立周王朝之后,通过多次分封,使周文化得到广泛地传播。

西周时期,具有某些周文化特点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域较之商文化更有所扩展,几乎遍及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部分上游地区。由于地域广阔,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不同的历史原因,各地区原有文化与周文化相接触的具体情况各不一样,其相互融合的进程也很不一致,从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点。大体说来,约可分为西方、东方和南方三大类型。

西方类型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的泾渭地区和甘肃省东部的部分地区。

另外,山西省的霍山以南和河南省的洛阳以西,亦属此类型的分布范围。以宗周丰、镐和歧邑周原为重点的泾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腹地,也是先周文化滋生与繁衍之地。在先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了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西周文化,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山西省南部的临汾盆地原来是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约到了商朝未年,先周文化已经向此区域扩展,并逐渐地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西周初年,唐叔虞就封于此,与宗周丰、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此地形成的晋文化也具有比较浓厚的周文化风格。至于包括南虢在内的河南省洛阳以西地区,因处丰、镐与洛邑两都之间,其文化与宗周相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东方类型文化分布可分三个地区:一是洛阳以东黄河两岸的河南省中部地区,周之畿内地,西周未年郑亦曾迁封于此:二是燕山以南、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西半部和河南省北部、东部以及山东省西南部地区,是燕、卫、宋、曹等国封地;三是山东半岛及其以南地区,主要是齐、鲁二国封地。这三个地区在商朝后期都在商朝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商朝覆灭后,商文化却一直在东方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周文化虽因分封而到达东方,但还不能完全取代它。所以东方类型,尤其是在以上第二分布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晚商文化的延续,而商、周两种文化则经过了长时期的融合过程,直到东周时期才逐渐完成。

南方类型西周时期,由于不断的征伐战争和分封诸侯,周文化势力已逐渐伸入到长江流域,而且居于统治地位。从考古材料来看,周文化向东南扩展的路线有二:一是顺汉水而下,直至湖北省境内,所谓“汉阳诸姬”的文化即其代表。二是顺淮水而下,从河南省的中部直达安徽省的江淮之间。以上两个地域,在商末周初之时曾是荆蛮、淮夷之地,其文化一直受商文化的影响。周文化势力进入之后,逐渐取代了晚商文化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以周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商、周和当地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体,两湖地区的楚文化和安徽江淮之间的群舒文化正是从这种融合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考书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东周文化类型及其分布地域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己完全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各诸侯国经济迅速发展,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列国文化亦随之形成。从考古学上来区分,主要有以下七种文化。

秦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和甘肃的泾渭流域。早期的秦文化包括在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之中,近年来通过甘肃东部的调查和发掘,已初步区分出来。西周灭亡之后,秦人不仅兼并了原属西戎诸族之域,而且接受了宗周腹地。秦文化是在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又掺入了戎人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秦文化独有的某些特点。

晋文化春秋时期,晋国是较早发展起来而势力最强的诸侯国,陆续兼并了其邻近的许多小国,其领域已不限于山西南部,而已伸展到山西西部、东部和霍山以北、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北西南部等地。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国,即所谓“三晋”,更兼并了原属周、郑、卫、宋等国的属地,占据了全部中原地区。晋文化战国时又称三晋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发展起来的,它又可看作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蒸文化以北京市至河北易县为中心分布地区,其北己越过长城,远至辽东,其南包括京、津、唐地区直至河北省的唐河流域。在先商和早商时期,这里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也包括其与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带;晚商至春秋之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逐步北移,燕文化势力乃逐步伸展,直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燕文化在西周时期属于东方类型,即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在其与西来的周文化融合过程中,又吸收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成分,发展成为东周时期显具北方特点的文化。

齐鲁文化齐、鲁二国同居东海之滨,齐鲁文化在西周属东方类型,在山东地区,除了始终保留岳石文化的传统影响外,商周两种文化也曾势均力敌,处于长期并存的情况,在曲阜鲁故城遗址中表现尤为明显。春秋以来,商周两种文化因素始加速融合,并受到江淮地区文化的某些影响,形成独具东方风格的齐鲁文化。战国时期,鲁国衰落,齐国占领了山东省的大部和河北省的一部,齐文化亦随之扩展了其分布范围。

楚文化东周时期,楚国侵地最多,幅员最广,除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外,还伸展到了陕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这给楚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化的构成甚为复杂:它是在继承了深受商文化影响的荆蛮和淮夷等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和少量越、巴蜀等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为具有显著南方特点的文化。

吴越文化考古发现证明,偏处东南的江浙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较高的文化,且与黄河流域有过文化交流。夏商周时代,吴越同中原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献记载,吴曾受封于西周王朝,主要领地在江苏省的长江两岸;传说越是夏人的后裔,主要居于浙江省境内。吴越文化是从本地区原有文化如猢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马桥第四层及其上层以及昙石山中、上层等文化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商周文化的先进因素发展起来的。吴越二国的历史都比较短暂,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但其文化却有很强的生命力。特别是越人的文化传播甚广,除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外,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南部也都是其分布范围,其影响所及,更远至台湾、香港等地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本是两种文化,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分布地区,但在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两者都比较集中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文化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合称为巴蜀文化。成都附近广汉、新繁等地发现的东周以前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其中有些文化因素与复商周文化相似,说明其与中原地区曾有过交往。古文献记载,在周灭商的战役中就有蜀人参加,这种文化有可能就是蜀文化的早期形态。

参考书目: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载《文物》1986年4期。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见《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图五夏代诸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边远地区文化夏、商、周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建立的国家,在夏、商、周帝国的外国还同时存在其他许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等。尽管他们同夏、商、周王朝有着多种关系,但其所属考古学文化并不是夏、商、周文化。现在依地区分述于下:东方地区商周时期,山东全省几乎都是在商、周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

在夏代,山东省境内则是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岳石文化。这两种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风格都大不相同,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夏文化或先商文化。从时代和地望来看,它们有可能就是东夷及其祖先的文化。

图六山东省岳石文化石器与陶器1.石刀2.石斧(泰安县出土;余皆平度县东岳石村出土)

3.陶器盖4.陶皿5.陶豆6.陶尊7.陶簋8.陶瓦足器北方地区在河北省北部、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中部、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曾经先后分布有图七夏家店上层文化(1—4)与夏家店下层文化(5—9)

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1.5.陶鬲2.铜鬲3.7.石刀4.骨镞6.折腹陶盆8.细石器9.铜耳环。

(1、3系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出土;2、4、5系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出土;6、7系辽宁省北票县丰下村出土;8系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出土;9系河北省唐山市小官庄出土)四种文化:偏东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其后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偏西的是光社文化,在此之前主要是河北龙山文化晚期。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同时期诸文化部有相互交往关系,其年代大体相当于复、商、周时代。当时北方地区民族复杂,史籍上往往统称之曰狄或翟。若细分之,则肃慎、孤竹、山戎、鬼方、燕京之戎、ǎ狁以及甲骨文中所见之土方、■方等等都曾活动于此范围之内。如何把这些古族同上述考古学文化对应起来,则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图八西北地区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陶器1.甘肃省临洮县出上的辛店文化彩陶罐;2.甘肃省临跳县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3.甘肃省民勤县出土的沙井文化彩陶罐。

西北地区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甘肃、青海境内从来是多民族地区,古代文化也多种多样。这时期的古代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齐家文化,其年代已到了夏代。随后在甘肃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分布范围已蔓延至邻近几省,且与周文化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主要属于羌人的文化。羌姜本属同源,羌人文化应该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史籍又屡称西北诸古族为戎,姜亦称姜戎,因此有的学者直称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为戎人文化。

南方地区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古史记载较为缺乏,长期以来,皆以为开发较晚,古代文化落后,通常统称为蛮。现在,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对于广大南方的古代文化不得不重新加以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方普遍发现了商周青铜器。近几十年来,除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比较接近于中原的地区屡有出土外,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更为偏远的地区也有发现。这些略具南方特点的青铜器,其工艺制作水平并不亚于中原,有的甚至较中原者更为精湛,代表了很高的文化。

近年来,通过各地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进一步证明了上述青铜器文化大都是在本地产生而又不断地吸取中原文化的先进技术发展起来的,例如湖南北部以石门皂市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时代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安徽江淮间夏商时期文化,安徽、江苏长江沿岸的湖熟文化(或土墩墓文化),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及其上层文化,福建、江西以昙石山中、上层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广东北部石硖中、上层文化等等都有这些特点。

参考书目: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陆篇,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伯谦:《试沦吴城文化》,载《文物集刊》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第三节 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通过殷墟发掘,证实了商代后期已达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鼎盛期。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青铜器时代的滥筋期大率相当于商代前期。到了五十年代,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了,随后并在郑州以及全国其他同时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商代前期的这些青铜器,若与商代后期的相比,则表现出明显的早期特征:例如器制比较轻薄,花纹比较单调,造型多直接脱胎于陶器等等。但是,当时青铜器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且器形种类繁多,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绝非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原始阶段。

比商代前期更早的青铜器终于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这些青铜器中有工具、武器,甚至出现了容器,但数量不多,器形种类简单,且制作不精,一般不著文怖,显得比较原始。可见当时使用青铜器还很不普遍,也许掌握铸造技术还不是很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十年来,在甘肃、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马厂类型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中也有铜器发现,多半是红铜器。这些铜器尽管发现的数量极少。且大都是小件器物,但其分布如此广泛,至少说明黄河流域在二里头文化以前人们已经开始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青铜时代萌芽于龙山文化时期;肇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发展于商代前期:成熟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以后,中国青铜时代似乎又从盛期逐渐走向衰期。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往往制作不求精工,花纹渐趋草率,器制轻薄简陋,尤以明器为甚,与前一时期那种制作精巧、花纹富丽堂皇、器制凝重结实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青铜时代至此已经接近尾声。然而,中国青铜工艺之花并未从此凋谢殆尽,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特别是战国时期,又开出了奇葩,出现了一批批造型优美、花纹精细的青铜器佳作。不过,这种新奇现象的出现,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已进入另一个时代——铁器时代。

我国铁器出现很早。七十年代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各发现了一具铁刃铜钺,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期之际。这两件铁器都是用陨铁锻打而成。陨铁即陨石铁,在地面上本来少见,很难获取,故不可能广为利用以制作铁器。铁在生产中产生巨大作用是在铁矿石冶炼技术发明以后。从湖南长沙、江苏六合和河南新郑等地发现的一批较早的铁器证明,在春秋晚期或更早一些,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从而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冶铁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推广,铁器的使用日渐普遍,铁器工具终于取代了青铜工具,标志着中国铁器时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书目:郭沫若:《青铜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载《考古学报》1975年2期。

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旱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81年3期。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图九商周时期的农业金属工具1.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铜镈;2.湖北省圻春县毛家咀出土的西周早期铜臿;3.江苏省六合县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铜臿;4.湖南省长沙市识字岭出土的春秋晚朗铁臿;5.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中期铁口犁。

我国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开始,就兴起了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继续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来源,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

根据考古发现,可以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差别还不是很大。生产工具大都是石、骨、蚌器。掘地工具多用铲,收割工具网铚和镰;另外也发现有木耒痕迹。目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农具。谷物加工器具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沟槽的研磨陶盆;另一种是石制的臼和杵。贮藏粮食除了用大型的陶瓮以外,也开始使用深窖穴,但不很普遍。在日用器皿中,酒器比较常见,如陶觚、爵(也有铜爵)、鸡彝(盉)、罍等,且往往成套用于随葬,说明当时饮酒比较盛行。酿酒需用粮食,社会上盛行饮酒,消耗粮食必然增多,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较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所提高。

中级阶段,自商代前期至东周早期这时在农业生产上已取得两方面的进步: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生产工具方面,商周时期虽然继续使用石、骨、蚌、木等掘地工具和收割工具,但同时也使用了青铜臿和青铜镈(铲)。这两种青铜农具,在湖北黄破盘龙城早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山西曲沃曲村西周遗址和河南洛阳西周墓葬、陕县上村岭两周之际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可见其分布范围很广,沿用时间很长。不过,目前发现的数量还不是太多,这是因为青铜器用坏后可以回炉再铸,不象石骨器用残后任意扔弃,故不易发现。青铜工具的使用应该是促使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生产规模的扩大是同大批使用奴隶劳动密切相夫的,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曾经发现四百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比较集中地堆放着。王室贵族本不劳动,决不会自己使用这些镰刀,而应该是由他们分发给劳动者使用。劳动者连这种简陋工具都不曾掌握,可见他们只能是奴隶,而且人数还不是很少。当时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众多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才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高级阶段,自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时期,由于冶铁术的发明,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在长沙、洛阳等地发现的较早的铁器中就己出现农具臿和镈。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的工具陶范和河北兴隆发现的一批铁范,说明战国中晚期已掌握了比较熟练的铸铁技术,能铸造各种农具,如臿、镈、镢、耙、镰刀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铁口犁,证明当时中原地区确实已使用了牛耕。有了这些其坚硬程度远非青铜器可比的铁器,完全可以淘汰原始的石、骨、蚌、木器;有了牛耕,更可代替用人力踩耒耜的劳动。这样,就为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和进行深耕细作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在农业生产上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

参考书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1959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载《考古学报》1981年4期。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载《农业考古》1985年2期。

手工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夏商周时期的手工业逐步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继续进行愈来愈细的分工,出现了多种专门行业,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了。从考古材料上看,当时的手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铸铜业青铜器铸造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手工业。在二里头遗址中曾经发现熔铜的坩锅残片、陶范残片和铜渣等,说明当时已开始在本地进行铸造。商周时期,铸铜业迅速发展。例如郑州南关外和紫荆山一带的早商铸铜遗址、安阳殷墟苗圃等地的晚商铸铜遗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以及侯马东周铸铜遗址,都是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只要分析一下商代后期《司母戊方鼎》的浇铸情况,就可具体地了解到当时铸铜生产的一斑。现在发现晚商的铸铜工具是一种命名为“将军盔”的特制陶器,每器可熔铜十二·五公斤。而这个大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则至少需要七十个“将军盔”同时熔铜进行浇铸。如果每个“将军盔”旁有三四人操作,则共需二百人以上。但浇铸只是铸铜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饰、运输、管理等,所需工人当然更多。由此可见,当时拥有数百名工奴的手工业作坊是确实存在的。

当时青铜产品种类繁多,常见的商周铜器有鼎、鬲、甗、簋、簋、簠、敦、豆、觚、觶、爵、斝、鸡彝、盉、卣、尊、觥、罍、瓿、盘、匜、舟、鑑、壶、铙、鐘、鼓、于等礼乐器,戈、矛、戣、钺、剑、匕、镞、弓形器等兵器,轭、軎、辖、镳、衔、銮等车马器,臿、镈、刀、斧、斨、凿、锯等工具以及镜、带钩等生活用品。这些铜器,形制用途各不相同,铸造技术极为复杂,没有为数众多而且有专门技术的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

烧陶业夏商周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陶器需求量的增大,陶器的生产量也迅速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大抵是继承龙山文化而来,惟品种稍有增加。商周时期,烧陶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在郑州铭功路西侧,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烧陶作坊遗址:在约一千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陶窑十四座,与烧陶有关的房基十余座。从出土的陶坯、陶器和陶片来看,这个作坊大概是专门烧制盆、瓶之类的,说明早商时期陶器烧造业的内部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其产品是为了交换。这种直接为交换所进行的陶器生产,显然是一种商品生产。到了东周时期,陶器的种类显然减少,无论生活用器和随葬明器,一般都是鬲(或釜)、盆、豆、罐几种,而且器形规格颇为一致,这应该是产品进一步商品化所表现出的特征。

制骨业骨、角、牙、蚌器甩途很广,生产、尤其是生活各方面都很需要,当时也有专门作坊进行生产。在郑州紫荆山一带发现了几处早商时期的制骨遗址,从出土的成品和半成品来看,可知这是以制造骨替和骨镞为主的作坊。殷墟北辛庄发现的晚商时期的制骨作坊则是以制骨笄为主。周原云塘西周制骨作坊遗址规模也比较大。类似的制骨作坊遗址,在东周时期的各大部城遗址中也都有发现。这些作坊同样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其产品的销售对象应该是一般居民。骨器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品,如仿礼器的骨牙容器和其他精制的雕刻品等,往往出自贵族墓葬,并非一般居民所能使用,应该另有技艺高超的专人制造。

当时的手工业,除了以上三个主要部门外,其他还有玉石业、漆木业以及纺织缝纫业等,各行皆有专业,各专业内部可能还有更多的专工。至于冶铁业乃是东周时期的一种新兴手工业,到战国中晚期才逐渐发达。

货币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作坊的兴起,必然引起交换的扩大。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态也不断变化。春秋中晚期以前,可以确定为货币的只有海贝一种。在二里头文化中有关贝市的材料还不多,而在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用贝作为货币随葬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郑州白家庄的一座中小墓葬中就有殉贝四百六十枚,殷墟妇好墓殉贝更多,达六千多枚,一般小墓也殉贝数枚至数十枚。西周墓葬殉贝的情况也很普遍。可是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一般小墓殉贝就比较少见了。这是因为金属铸市的兴起,海贝已逐渐失去货币的作用而被淘汰了。

我国金属铸币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殷墟曾发现铜贝,但只有三枚,尚不足以说明商代已有铸币。山西保德林遮峪相当于商代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一百零九枚,但该墓不属于商文化,也不能说明中原地区流行铜贝。有的学者认为商周时期的铜镈(铲)就是镈(布)币。铜铸作为早期进行交换时的媒介物是可能的,但铜镈本身仍然是生产工具,并不具备货币的特点。真正具有货币的特点和职能的布币,最早在春秋晚期才见于考古材料,这就是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发现的空首布。但布币的大量铸行则是在战国时代,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齐、燕地区铸行的是刀币,也和三晋同样使用圜钱。楚地常用仿贝铜钱,俗称“蚁鼻钱”,同时也使用方形的黄金块,即所谓“爱金”。秦国早期的货币还不很清楚,有可能是圜钱,至秦始皇乃用以统一全国货币。

参考书目: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59年12期。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载《考古》1976年4期。

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

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见《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华觉明等:《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城市的兴起据文献记载,在夏朝建立的前夕就已开始筑城。近年来,通过河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两遗址的发掘,确证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出现了城堡。这两处城堡都不大,从堡内外建置的情况来看,都还不具备城市的规模,还不能称之为城市。

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还缺乏有关城市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总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基址,按其布局和结构颇似文献所记的宗庙。《尚书大传》所谓凡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可见二里头遗址已具有王都的性质。

河南省的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山西省垣曲古城镇商城和湖北省黄肢县盘龙城都属于商代前期,这是我国最早兴起的一批城市,郑州商城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郑州商城平面呈五边形,城垣周长约七公里,横断面呈梯形,两侧倾斜夯筑,现存最高处为十米。城内东北部分布有宫殿基址群,现已发现十余座,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宫殿皆为夯土台基建筑,最大者长六十五米尚未尽头,面积二千多平方米,可以复原为“四阿重屋”式建筑,应为王官中的大殿。紧靠城墙内有不少小型房基和少量墓葬,反映了城内住户密集的情况。

这些住户中有农户和城市贫民,也有小奴隶主。城外围分布有多处居民点,大半都是农业人口;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

包括郊区在内,总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遗址已联成一个整体,它高峻的城墙主要用来保卫王室贵族的宫殿,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设置,主要为了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的需求。总之,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规模城市已经基本上形成。不过,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居民中还包括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在城市经济中还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正说明郑州商城作为一个早期城市的某些特点。

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其范围与郑州商城遗址相若,但目前尚未发现城墙。以小屯宫殿遗址为中心,周围分布许多居民点、墓地和手工业作坊址,基本上也具备了一个早期城市的规模。

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已发现不少,如洋西、沣东遗址,周原遗址,洛阳遗址,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琉璃河燕国遗址和曲阜鲁故城遗址等。目前只有燕国遗址和鲁故城遗址发现了城垣,但<也都尚未确定当时的宫殿基址。从城内外一般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大体同郑州商城相似。

图十陕西省歧山县凤雏村西周早、中期第1号房基平面图周原遗址虽未发现城垣,却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岐山凤雏宫殿基址。这座宫殿是以殿堂为中心,周密地安排了庭、房、门、廊、阶、屏等单体建筑,把前堂和后室联成一个整体结构。就是说,把贵族的私人居处和其从事政务活动的场所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显然,这是按照当时宗法制度的需要而设计建造的,这种“前堂后室”的格调正是完整而系统的“家天下”统治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经济兴起,手工业与商业飞速发展,城市也随之出现空前繁荣的情况。这些城市有的是在西周旧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临淄城和曲阜鲁故城即其例;有的则因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新建起来的,如秦咸阳城、楚鄙都纪南城、赵邯郸城、魏安邑城、侯马晋国都城和易县燕下都等皆是。

这些城市一般都超过了商代和西周城的规模。城墙的修筑已有明显改进,墙身皆近于垂直,两侧陡峭,城外都挖有护城河,增强了防御功用。宫殿都是高台建筑,统治者居高临下,可以监视全城。有的宫殿区更围以小城,即宫城,为王室所在。小城外的大城即郭城,是一般居民区,各种手工业作坊也集中设在城内。有的城根附近发现有深陷的车迹,说明当时车辆往来的频繁。不过,因为大城范围广阔,城内有的分布有墓群,有的甚至还有陵墓,可见还存在不少空旷荒凉之地,可以作为农田耕种。因此,这些城市居民中仍然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当时的城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特点。

参考书目:马世之:《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中原文物》1984年4期。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2期。史念侮:《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埋葬制度所反映的社会阶级关系根据夏商周时期埋葬制度的变化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发现的墓葬材料还不多,可分四类:第一类,仅在偃师二里头发现一座,规模较大,墓室面积约二十三平方米,已被盗空。第二类,规模较小,墓室面积一般约为第一类的十分之一左右,有棺,墓底铺朱砂,随葬有铜器、陶器和玉器等。第三类,比第二类更小,主要随葬品为陶器。第四类,无一定的墓圹,个别的和兽类同埋在灰坑之中,都无随葬品;葬式或蹲或屈,或双手被捆,可能是被活埋的。

这四类不同的埋葬应该反映了墓主人不同的社会身分。第一类墓随葬情况不明;从其规模来看,墓主人显然居于特殊地位,其身分或与商代中型墓的中上等贵族相似。第二、三类中小墓都有随葬品,可见死者生前都掌握了一定的财富,但其随葬品种类多寡不同,说明他们之中还有贫富之分。其随葬铜礼器者或已接近小贵族。第四类并非正常埋葬,死者大概是用不同方式被处死的。这些人生前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以上墓葬的分类,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上已有明显的阶级划分,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阶级压迫。

第二阶段,早商至西周早期已发掘的墓葬甚多,而且还揭露出一批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的墓地。安阳西北岗一带是殷墟最大的墓地。这里以十三个大墓(其中有一座空墓)为中心,附近分布有大批的陪葬坑和祭祀坑,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陵园,即商代后期的王陵所在。这种王陵的建置,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帝王己高居于所有贵族之上,俨然专制君主了。

西周的王陵至今尚未发现,但诸侯国君的“公墓”却曾发现两处:一处是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另一处是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此两处墓地都发现有大中型墓或中型墓,从出土铜器的铭文证明,其中应该包括卫侯和燕国中上等贵族的墓。大墓附近还依次排列有中小型墓群,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谓“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几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郑玄注释为“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后。”这种按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的公墓制度,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存在,殷墟后岗墓地即类此。

除以上贵族墓地外,其他商周遗址还发现不少平民墓地。这类墓地中没有大墓,一般都是小墓,但也排列有序,大概是合族而葬,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的所谓“邦墓”。按郑玄的解释:“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种族葬制本来是原始氏族社会“公共墓地”制的遗留。商周时期的万民仍然实行族葬,保持亲族关系,生相近,死相邻,以加强同宗人的团结,同时也是当时某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的反映。各种不同墓地的墓葬,依其规模和随葬情况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大型墓墓室多呈“亞”字形,也有呈方形或长方形者,面积都在一百平方米以上,都有椁室。随葬器物有礼、乐、兵器,并殉车马。都有大批殉葬人和人牲,多者百人以上。这类墓只在殷墟西北岗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两地发现过:前者为商代后期的帝王陵:后者为同时期东方某方国之王陵。

大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呈方形者,面积在一百平方米以下,五十平方米以上,也都有椁室。目前只在殷墟西北岗和河南浚县辛村两地发现:前者亦为商代后期帝王陵;后者为西周卫侯墓。随葬情况大抵如大型墓,惟辛村墓很少有殉葬人,只有1号墓殉一人。

中型墓墓室多呈长方形,也有椁室呈“亞”字形者,面积在五十平方米以下,十平方米以上,椁室亦相应变小。随葬器物多寡不等,但都较大型墓为少。这种墓除殷墟外,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辉县、洛阳、浚县、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和陕西长安等地都有发现,墓主人都是中上等贵族。商代的中型墓都有殉葬人,个别的有人牲,少者数人,多则十余人,最多有二三十人;西周早期墓殉葬人较少,一般仅数人,有的甚至没有。

中小型墓一般商周遗址都有发现。墓室多呈长方形,面积在十平方米以下,三平方米以上,皆具棺椁。随葬器物更少于中型墓。殉葬人商墓比周墓普遍,少则一人,多则数人,但均无人牲。墓主人大抵属中下等贵族。

小型墓各地商周遗址普遍发现。墓室都呈长方形,面积在三平方米以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仅有棺,最小者甚至无棺而以席裹尸。随葬品或多或少或无,随葬铜礼器者不甚多,一般随葬陶器。也有极少数墓有殉人。这类墓主人中可能包括少数的末流贵族,也有少数一贫如洗的穷人,但一般都是自由民。

在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和小屯宫殿区都发现了大批的排葬坑,大小相似,排列整齐,显然是有计划分批埋葬的。一坑之中通常埋十人左右,有的尸骨不金,甚至身首异处,有的则与兽类或铜礼器混葬。据推断:这些排葬坑应该是商代后期帝王们举行祭祀时的人祭坑。在商代前期,偶亦发现零散的人祭坑,但数量极少。这些人祭坑中的死者都是当作人牲而成批被处死的;不难推想,他们生前的地位同牲口是差不多的。至于这些人的身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他们是战俘、罪犯或是已由前者转化为奴隶,总之是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帝王贵族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阶段,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自西周中期以来,丧葬制度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随葬铜礼器的组合上尤其明显。在商代,随葬铜礼器是以酒器为主的,可以说是重酒器的组合。从西周早期开始,礼器中酒器相对地减少,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变成了重食器的组合。食器中以鼎、簋二器最为常见,且形成固定的配合: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一鼎或配一簋,或无簋。从西周中期开始,成奇数的鼎往往大小相次,排列有序,通常称为“列鼎”,古文献中称之为“牢”。依礼书所记,九鼎为天子所享用,东周时的国君宴卿大夫亦用九鼎;七鼎为卿大夫所享用;五鼎为下大夫所享用;三鼎为士在特殊场合下享用;一鼎为士所享用。据此,我们可用随葬铜鼎的情况,区分本阶段的墓葬为以下四等:第一等,九鼎墓周天子墓未发现。现在发现最早的九鼎墓是湖北京山宋河壩的曾侯墓,属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期的九鼎墓可举出两座,即河南辉县琉璃阁第60号墓和新郑大墓。前者墓室面积三十五·七平方米,属中型,无殉人;后者不详。应该都有椁室和单独的车马坑,随葬礼、乐、兵器等。以上曾侯、郑伯都是一国之君,应当用九鼎。辉县墓决非卫侯、晋侯之墓,其墓主人至多属卿大夫之类,其用天子国君之礼,显然是一种僭越。

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西周中期末发现七鼎墓,陕西宝鸡茹家庄曾发现五鼎墓。东西周之际的七鼎墓在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发现一座,即唬太子墓。同墓地还发现两座五鼎墓。春秋早期可举出两座五鼎墓,即河南邦县和陕西户县各一座。春秋中期的七鼎墓曾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现两座(M55、M80);五鼎墓曾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发现两座(M269、M270)。以上这些都属中型墓,墓室面积十二——四十六平方米,都有椁,有的是双棺。一般都有单独的车马坑:虢太子墓的车马坑殉车十辆、马二十匹;同墓地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殉车五辆、马十匹。七鼎墓都随葬礼、乐、兵器;个别的五鼎墓只有礼器和兵器。一般都没有殉人,惟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和户县秦墓有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这类墓各地都有发现,多属中小型,也有属中型或小型者。都有椁,有的为双棺。极个别的三鼎墓有附车马坑者,多数有车马器。随葬礼器和兵器者居多,有乐器者少见。一般都没有殉人;惟西周中期的陕西长安长甶墓殉二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各地普遍发现。棺椁具备者较多,有的仅有棺。绝大多数随葬生活用陶器,极少数随葬陶礼器和铜兵器等。这些小墓大都属于族葬墓,死者生前应该是聚族而居的。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礼乐器,据《周礼·地官·乡师》记载:“闾共祭器,族共丧器”,他们需要时,大概是可以借用的。

以上这四个等级的墓葬,实际上在商代和西周早朗就已经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自西周中期开始,各级墓葬的界限更加趋于固定化而已。这种丧葬制度的固定化,显然是当时社会等级关系进一步严格化的反映。

第四阶段,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本阶段的墓葬也可用随葬礼器鼎的情况区分为四等:第一等,九鼎墓春秋晚期者可举安徽寿县蔡侯墓和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两例。战国时期者可举五例:一为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应为某魏王之陵;二为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应为某燕王陵;三、四为河北平山1号和6号墓,均为中山王陵;五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以上蔡侯墓和燕王陵均属大中型,后者有封土堆;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后二者都建有墓上享堂,固始墓有封土堆。这些墓都有椁室,有的为重棺,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除随葬礼器之外,且皆有数套金石乐器;惟燕王陵、魏王陵则以陶器代铜器,说明其财力之不足。魏墓、燕墓无殉人;中山墓有陪葬墓,杀殉;曾侯墓殉21人;固始墓殉17人;蔡侯墓殉一人。第二等,七鼎和五鼎墓七鼎墓可举河南汲县山彪镇1号墓、辉县琉璃阁75号墓和山西长治分水岭14号墓共三座。五鼎墓可举洛阳中州路2719号墓、辉县赵固1号墓、琉璃阁76号墓、长治12、25、26、53号墓、长于县7号墓和河北邯郸百家村21号墓共九座。以上诸墓均属战国时期。七鼎墓大都是大中型;五鼎墓有一座大中型,余皆属中型。都有椁室,有的是重椁或双棺,椁外多有积石、积炭。七鼎墓都随葬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五鼎墓只有长治25号墓有乐器。赵固墓、百家村墓和中州路墓皆以陶鼎代铜鼎。以上诸墓中,山彪镇墓殉四人,长子县墓殉三人,百家村墓殉一人,余皆无殉人。

第三等,三鼎、二鼎、一鼎墓各东周墓地都有发现,今仅举洛阳中州路和邯郸百家村为例予以说明。随葬三件铜鼎者有中州路2717号墓和百家村57号墓,均属战国时期。随葬一件铜鼎者,中州路有115、2729号墓,属春秋晚期;百家村3号墓属战国时期。另外,两地随葬二件陶鼎墓共二十四座,百家村随葬三件陶鼎墓七座。以上诸墓多数为中型,少数为中小型;一般为一椁一棺,也有重椁或双棺者;极个别的墓有积石和封上。都无乐器,但有不少的墓随葬车马器和兵器,百家村还发现有车马坑。中州路未发现殉人,百家村有四座墓殉人,少者殉一人,多者殉三人。

第四等,随葬陶器的小墓这类墓多属小型,个别属中小型。有的棺椁具备,有的只有棺。皆不随葬铜礼器、乐器和车马器,但绝大多数随葬一件陶鼎。皆无殉人。

在中州路,这类小墓随葬陶鼎的情况,春秋早期还不见;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但还很不普遍,只占5%;到春秋晚期则猛增至占75%;战国早期更增至占90%,且其组合基本固定为鼎、豆、壶三器,与同时期的铜礼器组合相同。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变化情况,只是变化的时间有先后,但最迟到战国中期,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这个变化。

这种小墓在各个墓地中所占比例都在80%左右,可见这些墓主人在当时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当社会阶级关系正在发生剧变的春秋战国之交,他们的身分应该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可能是没落的士,也有可能包括被解放的奴隶,但多数恐怕还是庶人。按照周代的礼制规定,士以下的庶人是没有资格占用礼器鼎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墓随葬陶鼎,显然违背了“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反映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庶人为主体的士以下各阶层掀起了一次大革命。他们通过斗争,打破了自西周中期以来的传统礼制,冲破了庶人与士的界限,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参考书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河南安阳殷代墓地》,台北,1962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邹衡、徐自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整理后记》,文物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