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从国家产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性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而列宁的《论国家》说得更为简明。列宁说：“谈到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有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家长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特殊等级的人，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①列宁是从历史上说明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本质的。社会生产发展到有一定剩余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是国家产生的原因。拥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压迫其他阶级，这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的本质。列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驳斥了①《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45页。
那些把国家和神学混为一谈的荒谬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的神秘论点如“皇权神授”，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的思想家也曾以社会矛盾解释国家的产生，但有的人强调了国家调和矛盾的作用，有的人认为圣人创立国家，这都是很荒谬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性质的国家，不同形式的政权组织。列宁说：“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占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内的情形也是如此。
“..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①列宁这些话，从阶级结构上分析了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和农奴制国家的性质，又分析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各有不同的政权形式，并指出政权组织形式虽不同，但都为同样性质的国家服务。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时代，有封建制时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时代，而在历史发展顺序上，相应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形式有贵族制、君主制、军事独裁制等的不同。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和诸侯的关系，是所谓兄弟、叔侄、甥舅之国。名义上，周王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管辖诸侯的权力。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共和制。在有些诸侯国内部，齐有国、高，鲁有三桓，晋有六卿，也都是贵族当权。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①《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9页、51页。
五世希不失矣”①。孔子所说的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孔子亲眼看到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则是贵族当政的一种表现。后来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②。所谓“世臣”，也是指贵族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是主要的政权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封建专制政体。
封建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是由贵族制的政权性质转化而来，也是在跟贵族、贵族制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强化朝廷的过程中逐渐巩固发展起来的。
战国年间，吴起、商鞅在楚秦先后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按一定的政治条件重新划分贵族的等级。变法的实质是君权对贵族势力的斗争。《史记·吴起列传》记吴起在楚变法情形：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又，《商君列传》记商鞅在秦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车裂灭族的报复。吴起商鞅因变法而惨遭杀害的事例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尖锐。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皇朝。他宣布了天下的统一，定尊号为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创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万世一系的世袭制度，对于后来的封建政体，有很深刻的影响。分封制和郡县制曾经是朝议中辩论的重点，也是关系到君主专制的重大问题。不少朝臣主张继续实行分封制。最后，秦始皇还是决定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强化君主专政的重大决策，也是有利于统一的重要措施。但这一重大改革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全实施的，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楚汉之际，反秦将领以功封侯王者相当多。汉高祖在位时，基本上解决了异姓王的问题，留下九个同姓王，他以为天下一家，可以平安无事了。但他死后，同姓王不断叛乱。贾谊曾评论当时汉朝封国强大下的形势，说好比是害了臃肿病的病人，小腿肿得差不多象腰一样粗，指头肿得差不多象胳膊一样大，身体转动一下都很困难。叛乱活动至景帝时才平定下来。汉武帝时期，是西汉鼎盛时期，封建专制政体才基本上巩固下来。
①《论语·季氏》。
②《孟子·梁惠王》下。
自汉至唐，封建专制政体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总的说来，地方势力在逐渐削弱，朝廷势力在逐步加强。宋代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宋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分掌政事、军事、财务。明代不设丞相，分权于六部尚书。清代重军机处。这都是君主专制下的组织形式。从这些官制的变化上可以看出，皇帝权力在步步加强。
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政治上，皇帝站在等级的顶端，是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经济上，皇帝站在等级所有制的顶端，是最高的所有者。封建社会广大个体小农是皇帝专制的社会基础。世袭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要这个制度世世代代传下去。在中国历史上，世袭制有兄终弟及，长子继承，嫡子继承，皇子有功者继承等不同的情况。因继承制度的不稳定，在皇位继承上，往往发生大小不同的纠纷。
跟贵族制相比，君主专制对统一全国有利，但专制过了头，也会引起朝政混乱和地方不安。在一定条件下，女主专政、外戚和宦官专权的产生，都跟封建专制政体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封建专制的特殊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无人敢于从事监督。而女主、宦官、外戚易于利用宫禁的隐蔽性进行私图。秦始皇是第一个建立帝制的人，在他死后就有赵高制造的两次宫廷政变。汉有吕后专政、王莽的篡位。历代都有一些类似情况。我国古代史学家对此也有所论述。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和《邓骘传》，论述了东汉时期女主、外戚、宦者利用他们特有的身份，窃取权力，以及他们与朝臣间互相依存和矛盾关系，是颇有特色的。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社会职能
国家的职能是国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如何运用它的职能，直接关系到它的治乱兴衰。国家职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职能，一是统治职能，二者又往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从中国历史上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主要是防水治水，修整道路，发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
中国最先执行社会职能的国家是夏、商、周。这些奴隶占有制国家政权执行的社会职能中，最突出的是治水防水及兴修水利工程。马克思曾对亚洲古代一些国家举办水利工程的职能详加评论。他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①马克思没有举出中国，但是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极大，社会生产，国家治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都受水的影响。因此，历代国家政权无不努力发挥其社会职能，解决水的问题。
古代传说中的夏禹就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英雄人物。禹因洪水为害，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奴隶制的繁荣时期，各诸侯国都很注意治水并在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兴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但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政权，不能调整共同用水、甚至出现了“以邻为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现象。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军力，“毋令东伐”，竟阴谋派水工郑国去秦国鼓动他们凿泾水为渠。工程进行中途，其阴谋败露，秦人要杀死郑国。这位水利专家说：“当初我固然不怀好意，但是事到如今，渠如建成，秦国也有好处。”秦国允许他继续完成了这项水利工程，取名“郑国渠”。结果溉田四万余顷，关中从此成为沃野，没有荒年，秦国也因而富强②。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兴办水利工程真正成了历代封建朝廷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许多封建皇朝，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秦朝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成为长江与珠江流域之间的通道。两汉时期，在修建漕渠和治理黄河水害上均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唐代由政府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下二百六七十处。北宋中期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上万处。明太祖时，开塘堰近五万处，治河四千余处，修复陂渠堤岸五千余处。清朝在治黄、治淮、修复运河等方面也不逊色。那时所修海塘工程，都超过了唐宋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办，皇帝有时直接干预。汉武帝不但派官督工修建多处水利工程，他本人也曾亲到现场率领随从人马堵塞黄河决口。来自草原的元世祖也非常关心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明太祖敕令：“各地方官，凡遇有老百姓条陈水利的，可随时奏报朝廷。”为兴修水利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很惊人的，动辄万人、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汉代修龙首渠，上万人，干了十余年。元朝末年贾鲁治河一次派了民夫十五万，戍军二万。为了使兴修水利工程经常化，制度化，唐朝设置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关，都水监就是掌管川泽、津梁、陂池、渠堰工程的部门。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兴办的大批水利工程，有一些是为开凿水路交通，但大多数是治理水害，或变水害为水利。如治理黄河，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有很多水利工程是用以引水灌溉农田。汉武帝派水工徐伯率领数万人穿漕渠，使国家运输粮食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和路程，但渠成之后，渠下之民也利用渠水灌溉了农田。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广大的小农，从事个体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抵抗不了水旱之灾，涝则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为此常常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甚者人相食。国家兴办水利工程，治水防水，对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
在发展交通方面，封建国家开凿了不少水路。秦朝的灵渠、汉朝的漕渠自不待言，隋炀帝动员百余万男女完成的大运河更是水路交通建筑上的壮举。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虽然被隋炀帝本人用来通龙舟，饱私欲，但也①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页。②《史记·河渠书》。
使“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①。当然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的是陆路。秦始皇治“驰道”是以咸阳为中心，修了两条大道：一条向东，一直通到今河北、山东，至于海边；另一条向南，一直通到今江苏、浙江地区。往北，他命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直道”，从咸阳经过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即从今陕西关中地区到达内蒙。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了一条“新道”。在今云南、贵州边远之地修了“五尺道”。后来各朝代又在此基础上或修复或扩充，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境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跟水陆交通相联系的还修建一系列的桥梁和驿站。这些工程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或便于军队调遣及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等。但是这对促进全国统一，沟通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治水、防水和发展交通以外，发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也同样是发挥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论语·宪问》“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诗·生民》等篇歌颂周开国的历史，也是以发展农业作为生产的中心。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历代皇朝的兴盛时期，无不对农业生产发展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保卫职能主要指防御外患。至于国内民族纠纷中，也有一个保卫问题，那就又当别论了。
统治职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治职能相应地有了发展。
国家的统治职能，首先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礼记·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劳动人口的掌握，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立国大计。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力的问题，但这种劳动力是商品化了的，跟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对劳动人口可以编制起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商鞅变法，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什伍互相监督，有罪连坐，这是编制劳功人口的主要方法，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深刻影响。
萧何入咸阳，取秦宫所藏图籍，以此尽知天下地理形势及户口多寡。汉封诸侯王，以封户标明爵位的高低，《汉律》以后历代律书，有户律或户婚律，足见劳动人口的编制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
本卷第三章曾论到一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寡，不是评论这个时期盛衰的充分依据。但劳动人口是国家粮源、兵源的所在，国家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因此，封建国家要对劳动人口进行一定的编制并推行重本抑末、奖励生育、防止流亡、宣扬孝悌及与豪门大姓争夺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在经济方面，封建国家有时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这些手段都还是合法的剥削。此外，更有名目繁多的法外剥夺。《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时杨可告缗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明万历年间，神宗派遣矿税使四出，以开矿为名，到处敲诈勒索，甚至以掘坟墓、毁住宅相要挟，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其事备载于《明史·宦官传》。这是法外劫夺的突出例子。象这一类的事例，历史上①杜佑：《通典》卷一七七。
是不少见的。
军队是国家暴力统治的强大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汤代桀，武王伐纣，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秦建帝业、汉亡秦灭楚以及汉以后各皇朝的兴亡，也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当然，武力不是决定一个朝代兴亡的唯一力量，却是很重要的力量。历代宫廷政变如周勃复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陈桥兵变等，都是武装夺取政权。至于魏晋以后所谓禅让，虽也可说是政权转移的合法形式，实际上也无一不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在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军队大大发挥其作为工具的作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大小数百次大都遭到官方军队残酷屠杀和镇压。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军队遍布全国各地，朝廷又另有自己的亲军，如羽林军、神武军、禁军、蒙古军、八旗军等。兵制，唐代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制度，明代的军户和历代的屯田兵是寓农于兵的制度。这二者都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另有募兵制，兵源多来自贫民和游民。这种兵制上的变化，也往往能反映封建朝廷对人口控制力量的强弱。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并深刻批评不承认这个观点的那些流行的庸俗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这两位经典作家的话，主要是指近代历史上说的，但他们所说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是对整个阶级社会都适用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统治机能的运用，统治集团为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巩固统治力量，也要占有思想文化的阵地。
《国语·周语》记周厉王时，“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滥用统治机能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也可见统治者对于人民思想文化干涉到什么地步。秦始皇灭六国后，焚诗书、百家语和非出于秦史官的史籍，并令学者“以吏为师”，这也是以暴力统治思想文化的有名事例。后来的皇朝也有焚书、禁书的办法，还制造了一些文字狱。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树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取代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在暴力压制以外，封建统治阶级所普遍采用的办法是，用比较隐蔽的手法，在思想文化本身打主意。殷周时期，“学在官府”就是①《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统治者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一种方式。周东迁后，典籍散乱，百家之学逐渐出现。秦焚百家语，未能断绝百家之学的流传。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家为一尊，于是治六经之学，修儒经之业的人，遇有机会，就可进入仕途，儒学逐渐取得了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汉成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亲自讲解经义，既提高了经学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形象。汉代这种措施，比暴力控制思想文化要高明得多，成效也好得多。后来的封建皇朝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使儒家之学长期地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枷锁。隋唐的注疏，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文，尽管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阐述儒学作为主要的内容。
自汉代以来，儒学的内容主要不过两点。一是宣扬君权神授，一是宣扬三纲五常。这都是先验论的观点，把君权说成是无可置疑的天命所在，三纲五常是永恒的社会秩序。这极大程度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迷惑人民群众达两千多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国家还大力推崇佛教和道教，把广大人民群众深受的灾难引向对来世快乐的幻想，以削弱其反抗的斗志。毛主席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一是从朝廷到基层的国家系统，即政权；二是家族系统，即族权；三就是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即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边三种权力支配之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即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大绳索都是跟儒家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
封建国家的统治机能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监察。秦代朝廷上有丞相、太尉、御史，地方上有守令、尉、监。御史和监都是监察官，在国家行政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置刺史，权力很大。刺史班宣周行，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嘉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补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99900041_0232_0后来汉唐宋元各代有御史台的设置，明、清有都察院的设置，这些机构都是重要的监察机关。
剥削阶级国家统治职能运用的成效如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这要看当时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第二，要看统治者如何认识客观形势，并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总是妄图把自己的权位永远传下去，成为子孙万代之业，对自己掌握的统治职能，总想使之成为永恒的存在，这显然都是脱离实际的想法。他们的统治必然不断地遭到人民群众的反抗，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这样那样的斗争。
第三节 法
礼与刑法，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对妨碍统治阶级利益的活动进行制裁的工具。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国家统治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
法和律，原来是有区别的。法，如“法度”、“法则”，涵义比较广泛。律，是指具体条文。《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唐代的法包含律、令、格、式。律，规定罪名和刑罚。令，是皇帝以命令的方式对律的随时补充。格，是规定官吏的办事规则。式，是规定官署通用的文件程式。但这种区别，就是在古代也并不严格，法与律往往通用。近数十年又经常把法与律合为一个名词，称为法律。
在中国历史上，法起源于礼和刑。礼，可能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是当时维持社会秩序的风习。到了阶级社会，礼有了发展，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荀子·礼论篇》对礼的出现和发展有所解释。按他的说法，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先王”制定的。为什么要制定礼呢？他认为是客观的“物”和人的“欲”之间有矛盾。为了防止“欲”的无限扩大，把“物”搞光了，也防止因此发生斗争，才制定礼，进行约束。荀子讲礼的最大意义在于一个“分”字，使上层社会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守本分。荀子的说法是可取的，但礼大体上可能是由古代社会风俗自然形成的，而先王也有所制定，用以显示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朝兴起后，礼的规定日趋复杂，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刑与礼相对，是专为下层社会而设的。《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很多人为这句话作解释，分歧很大，但礼和刑的对象不同是可信的。在刑的内容上，反映出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传说皋陶最早制定的刑法，把作坏事不承认、贪污、杀人列为惩罚的对象，无疑是对一切危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人绳之以刑。商朝虽然有《汤刑》，但是殷纣王又加上了“炮烙之法”。周朝法网更密，周穆王命令吕侯作《吕刑》，律文多达三千条。
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关于汇集法律条文的《刑书》。但是，在是否公布这种成文法上，曾发生过争论。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史称“郑人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提出反对，理由是过去“临事制刑”，现在完全公开，老百姓知道了刑法的规定，就不害怕统治者了；再则发生争论，他们会同刑书对照，可以免去统治者任意惩罚。子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照样公布①。三十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把他们的《刑书》公布了。那是晋国的执政者赵鞅、荀寅干的，史称“铸刑鼎”。内容是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这一次引起了孔子的反对，理由同当年叔向提出的差不多。
春秋时期，社会变化很大，礼既已徒具形式，刑的本身也须变革。郑、晋两国铸刑鼎，把刑法公开化，表明了两国统治阶级提高刑法的地位，从而加强它束缚人民的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从孔子的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怀念，①《左传》昭公六年。
①《论语·为政》。
也可以看出刑在春秋末年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为了时事的需要，统治阶级开始了法典的修订。
封建法典战国初年，魏国李悝著《法经》六章，这是继郑、晋铸刑鼎之后的第一部法典。
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立平籴之法，以附着于土地的小农为主要施政的对象。他是一位有明显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的《法经》久已失传，可能也具有同样的政治倾向。《法经》第一章是“盗”，第二章是“贼”，表明了作者对财产权利人身安全的重视，这在后世的封建法典里，始终是重要的内容。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两汉末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创赏。”李悝同农民军的立场是不同的，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中最尖锐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
秦汉时的法，是以《法经》为基础而有所增益。萧何定“汉律”九章，于《法经》六律之外，增加了兴、厩、户等三律，包含了军法和户籍法。汉单行法中有《越宫律》、《朝律》、《沉命法》等，这意味着法律在向朝廷、宫禁和提高君主专制权力的方向发展。
隋唐时期，封建法典达到了定型化的阶段。隋朝的《开皇律》是一部有名的封建法典。唐朝尤其重视法典的修定，先后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的颁行。高宗为解释律文，诏修律疏，成《唐律疏义》，流传至今。唐律集秦汉以来封建法典的大成，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外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不少国家产生了影响。
唐律共十二篇，篇次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以唐律跟汉律相比，唐律显然反映了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法典的结构上，也远比汉律为严整。《名例》是关于唐律的原则性规定，其中大部汇集了前代律文而突出了十恶和八议。十恶是：①谋反（对皇朝统治的颠复活动）。
②谋大逆（破坏皇帝宗庙、陵墓、宫阙的活动）。
③谋叛（叛国投敌）。
④恶逆（谋杀殴打尊亲属及丈夫尊、近亲属）。
⑤不道（杀死一家三口及肢解等残酷手段）。
⑥大不敬（盗窃御用物品等）。
⑦不孝（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
⑧不睦（谋杀或出卖近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或尊亲属）。
⑨不义（杀害本地及五品以上官长，夫死不举哀、守丧期做乐或改嫁）。⑩内乱（近亲属间不正当的性关系）。
犯十恶罪一律不得赦免。八议是：①议亲（皇室一定范围内的亲属）。
②议故（皇帝的故旧）。
③议贤（朝廷认为有贤德的人）。
④议能（有大才能）。
⑤议功（有大功勋）。
⑥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
⑦议勤（有大勤苦）。
⑧议宾（前朝的后裔之为国宾者）。
凡适用八议条款的罪人，除十恶罪外，都可从轻议处。十恶、八议的规定，表明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三纲之为封建秩序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之不可逾越。法律是有强制性的，是封建皇权分别套在臣民身上的枷锁。唐律于《名例律》之后，即首列《卫禁律》、《职制律》，而置《赋盗律》于全律第七，这也反映皇权在法典中地位的提高。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这书的编修经过三十年时间，由朱元璋亲自审阅而完成。律的条文，大体上因袭唐律，但在篇章结构上是按照《名例》及《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为次序的。这种按六部官制编排的方法，有利于法的执行和监督。
明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封建势力对新生的生产力采取压制态度，这种重大的社会矛盾现象在《大明律》中都有相应的反映。
朱元璋在《大明律》完成后，要求后代子孙各守祖训，不得对律文加以更改，这是要后代皇帝必须守法、执法，以确保皇权的巩固。但这种对待法律的严肃态度在法律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清修律书，条款篇章基本上因袭《明律》而附以大量的例，因而称为《大清律例》。例文之烦，既利于酌情断狱，也便于吏人因缘为奸。对于反叛罪，清律量刑远较明律为重，这反映了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之狭隘的民族猜忌心理。
以上所说封建法典，基本上都属刑法性质。还有行政法，如《唐六典》、《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旨在明确各部门各级官署的职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和上述封建法典都是封建国家的基本大法。
中国封建社会编了一套套的法典，一般称之为王法或三尺法。王法的提出，最早是指治国之道。付与它法律意义的是三国时的曹操。当时曹彰为北中郎将，奉令征乌丸，临行前，曹操对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今其戒之。”①三尺法的来历是因古代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王法或三尺法，在封建社会对人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绝不限于已经编成的法典条文，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的利害关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管刑狱，办案时最愿意按他的上司张汤，尤其是按皇帝的意旨裁决。“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①杜周的话说出了封建王法的本质，法就是当代封建专制皇帝的意旨。朱元璋虽告诫他的子孙不得更改法律，事实上也并不能做到。
中国封建社会制定的大量法典，在近代法律分类上，基本上属于公法范①《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
①《汉书·杜周传》。
围，而缺乏私法内容。私法，与公法不同，是关于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恩格斯说：“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②私法包括物权、债权、契约和继承等权利与相互承担的义务。
在中国封建法典中，从来没有专门的私法典，在公法中涉及私法的条例数量也较少。李悝的《法经》首列一“盗”，当然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不过内容不详。秦汉时代法律大兴，有关私法方面的也极罕见。反映私法较多内容的开始于唐律。唐律的《户婚律》有几条涉及保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厩库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牲畜。《贼盗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财产。《杂律》中有几条跟契约、借债及商品生产与贸易有关。但这远比不上人们熟知的罗马法那样大量而又明确地表现私法的内容和性质。欧洲一些国家的私法比中国发达，他们吸收了罗马法的这种特点。
私法在中国的欠缺，首先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罗马法全部的宗旨是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更具特色的是它保护商品生产者的权利。它有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曾把罗马法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①。其次是中国向来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土地，大量为地主、贵族和皇帝所占有，表现在法律上有关保护个体农民土地占有和交换的条例就非常少。相反，法律上保护国有官有土地的条例更多。第三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不关心，人身既不能完全自主，私有财产更难得到法律保护。
近代的立法和司法历代的封建法典，重伦常，明等级，尊特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意志，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为时短浅，但也形成了近代的法律体系。近代的法典，反映了地主、官僚、买办的意志，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总的说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其特点是，一、立法权从皇帝的钦定转向民议的形式和政治首脑的独裁；二、接受外力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干扰；三、引用西方法典的形式，保留封建法典的某些内容；四、有了系统的私法，如民法、民事诉讼法等。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极大冲击，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外国侵略者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只能由外国驻华代表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也认为，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不可能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立法、司法提出了革新建议。康有为可能不是最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但他的确是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要象西欧国家那样，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应当设议会，由选举的议郎组成，凡议郎三分之二通过的决议就可以付诸实施。他主张制定宪法，皇帝和人民同受宪法约束。
康有为提出建立法制局，并把法制局列于应设的十二局之首位。他认为，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8页。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5页。外国人在中国自治其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实为非常之国耻。”他明确表示，应重新制定法律，即不能骤行于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口岸。康有为进一步提出，凡民法、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一切中国原来没有的新法律，都应由专门设立的机构制定。戊戌变法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启超赞同康有为的建议和主张，并从历史上为之详加论证。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扼杀了康梁维新之后，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也迫不得已，提出“革新”，“变法”。他们建立专门管理机构督办政务处，又设考察政治馆，派人出国考察。他们炮制的杰作不过是君主立宪，又不想真正实行。1908年，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规定皇帝总揽立宪、行政、司法等大权。所谓“革新”，“变法”，有名无实。这时有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的设立。资政院的议员有的由皇帝委派，有的由各省的谘议局以成员的十分之一选出。资政院作为上下议院的基础，讨论国家岁入岁出及法典朝章等，议决之后，会同国务大臣奏报皇帝裁决。这在立法上比封建专制君主制总算有一点进步。但是省谘议局的成员限制出身、资历、财产等，只有官僚地主和少数资产阶级可以入选。它反映了非常微弱的一点民主。资政院开院后，来自他们那里的舆论，清政府也不重视。清政府下了一定的功夫来修订法律。有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以修订法律大臣的身份，带领法律馆的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编出了《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清朝公布了由日本法学士岗田朝太郎起草的《大清新刑律》。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是由这位外国人制定的。还有《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等，也在这一年编成，与《现行刑律》同时公布。
应当指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立法、司法上反映了本阶级的意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这个政府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有议院，为立法机关，大总统为行政元首，司法权操在大总统手里。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不完全是三权分立。
民国建立不久，接连出现军阀独裁统治。南京政府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便搞了独裁，孙中山等又创定《临时约法》扩大民主权利。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采用众参两院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司法机关为大理院和检察厅，有点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后来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又来个大倒退，立法、行政、司法集于袁氏一人。1915年底，袁世凯正式演出了一场当皇帝的闹剧。但是袁世凯垮台以后，至1928年北洋军阀的统治才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新军阀。他们一直搞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怎么变来变去，总离不开国民党一党专政，总不能改变蒋介石一人独裁。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①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①《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页。
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种斗争形势，在立法、司法领域里也没有例外。官方制定的各种法典，到处遭到人民群众反抗和抵制。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