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自述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
当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国家，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信，
《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二）学者印象
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
——恽逸群《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1972年），
《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由于《李白与杜甫》是针对现实中“全面颂扬”杜甫的倾向而写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而又强烈的倾向性。……郭沫若所反对的李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的目标。一句话，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细研究全书后是可以同意的。如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工作者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郭沫若的论著都要高一筹。
也许有人会问，依你的看法，《李白与杜甫》就没有问题了吗？不！《李白与杜甫》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李白与杜甫》还是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其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说得好：
有些拘谨的学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见解为然，而且说他大胆与轻率。好！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锦厚《〈李白与杜甫〉的得失》，
《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萧（涤非）先生尽管对《李白与杜甫》一书不满，但也吸收了该书中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重复那个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坏便一切皆坏”的简单思维逻辑。勿庸讳言，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以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杜甫的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坦率地说，这种倾向在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旧版中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郭老《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对这种倾向，显然是一种冲击，至少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或是在思想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训。
——杨廷治《〈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从“国学”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
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显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的平衡局面。但当展开具体考察之际，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着学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倾向于李白，感情的“好恶”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书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扬李抑杜”的明显倾向。完全可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学者郭沫若与诗人郭沫若“相混合”的产物。
——谢保成《品味唐诗，评李说杜》，
《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1997年5月），
《周国平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郭沫若一生热心于政治生活，晚年又有高层政治生活的体验，这对于他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后期，影响巨大。《李白与杜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内涵，原因主要在此。因为他有高层政治体验，对政治又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就善于抓住历史上有关人物与当时政治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来看，这是颇有生命力的。
——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
《杜甫研究学刊》1998第4期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之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王辉斌《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
重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若问：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意欲何为？
答曰：意不在对李杜优劣的评判，也不在去翻无关紧要的历史陈案，也不在表示凤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相反却有不少微词）。而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在盛唐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李白穷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终。郭沫若以其聪明睿智和心灵感悟，对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做了双重的解析，从而给李杜，也同时给自己，做出了人生评估，或称之为终级关怀。
——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2期（总第56期）
《李白与杜甫》，对于郭沫若来说，可算是学术绝笔。在那样一个学术荒凉、思想获罪的时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应烧掉之后，已经年趋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惮烦劳写下这部书，并在行将年届八十之年将其出版，其用意一定是很深沉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原版本，深感这决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讥的溜须拍马，而是借对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评论对自己进行的一次灵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
……（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到歌德和黑格尔时说的一句话——“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接下去，郭沫若写道：“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这就是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总的看法，也揭橥了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用意，那就是分析和批评这两位分别被“仙”化和“圣”化了的诗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国的庸人气味”，这是他主动燃起的一把涅槃之火，借以照亮并烧掉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身上的这些庸人气味。
——曾永成《〈李白与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
《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2期（总第60期）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重点不在于评述李杜的诗歌艺术，而是力图透过他们失败的仕途生涯，揭示阶级社会中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为此，作者不仅从个性及政治思想层面，同时还从宗教意识层面深刻地全方位地揭示了李杜的士人格与仕途的矛盾。郭沫若之所以着力揭示这一矛盾，既饱含着对自我一生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及对“文革”肆意残害知识分子罪行的隐晦曲折的批判与思考。
——张顺发《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李白与杜甫〉管窥》，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三）其他研究文献
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童超《历史人物论》，选自刘茂林、叶桂生等《郭沫若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
萧远强《历史人物研究》，选自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谢保成《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
张请《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一点考察》，香港《镜报》1997年3月号。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谢保成《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与“扬李抑杜”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选自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刘茂林《向暮春风杨柳丝——再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选自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章玉钧、谭继和《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选自《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回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杨胜宽《〈李白与杜甫〉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