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月死两个皇帝的年头
宝应元年（七六二），建卯月（二月），辛亥朔，赦天下；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富，军用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思礼卒，管崇嗣代之，政令松弛，信任左右，数月间，耗散殆尽，惟存陈腐米万斛。朝廷得知其情，以邓景山代之。景山到任，进行清查，将士辈多有隐没，皆惧。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求情，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入一马以赎死，乃许。诸将怒，说：“我辈曾不及一马乎！”于是作乱。癸丑，杀景山。肃宗以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不复推究作乱者，遣使慰谕以安定军心。诸将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又，绛州素无储蓄，民间闹饥荒，收不到赋税，将士口粮不足，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以状闻，朝廷不答复，军中咨怨。突将王元振将作乱，当众假传命令说：“来日修都统宅，各具畚锸，待命于门。”士卒皆怒，说：“朔方健儿岂修宅夫邪！”乙丑，元振率其徒作乱，烧牙城门。国贞逃到监狱里，元振将他抓住，将士卒的饭食放在他面前，说：“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国贞说：“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众欲退，元振说：“今日之事，何必更问！都统不死，则我辈死矣。”就拔刀杀了他。镇西、北庭行营兵屯于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居然认可。第十章第一节曾提到肃宗于乾元元年十二月承认平卢军裨将杀主将之子后所拥立的军使，司马光认为这是肃宗姑息养奸、肇藩镇祸乱之始。无穷后患现已渐露端倪了。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
建辰月（三月），庚寅，子仪将行，时肃宗身体不适，群臣都不得进见。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皇上召入卧室，对他说：“河东之事，一以委卿。”肃宗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赴京师；瑱乐在襄阳，其将士亦爱之，乃讽所部将吏上表留之；行至邓州，复令还镇。荆南节度使吕、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来者言“瑱曲收众心，恐久难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观察使，令瑱止领六州。会谢钦让围王仲升于申州数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升竟败没。行军司马裴茙谋夺瑱位，密表瑱倔强难制，请以兵袭取之，上以为然。癸巳，以瑱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外示宠任，实欲图之。密敕以茙代瑱为襄、邓等州防御使。甲午，奴剌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以邠州刺史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丙申，党项寇奉天。李辅国因头年八月想当宰相不得而怀恨萧华。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元载诣辅国固辞，辅国识其意；壬寅，以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皇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从之，仍引元载代萧华。戊申，萧华罢为礼部尚书；以元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使如故。
建巳（四月），庚戌朔，泽州刺史李抱玉破朝义兵于城下。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称，有尼姑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说：“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表贺。（头年老杜作《石犀行》，反对宗教迷信以所谓神物“厌胜”不祥的说法，这岂不与此大相径庭了？）甲寅，玄宗卒于神龙殿，享年七十八岁。肃宗从三月以来卧病，闻玄宗逝世，病加重，乃命太子监国。甲子，制改元宝应，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赦天下。初，张后（张良娣）与李辅国里外勾结，专权用事，晚年有了矛盾。内射生使程元振党附李辅国。肃宗病危，张后召太子，对他说：“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哭道：“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张后说：“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张后召越王李係，对他说：“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答道：“能。”李係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后。乙丑，张后以皇上的名义召太子。程元振知其谋，密告李辅国，伏兵于陵霄门等待。太子至，程元振以难告。太子说：“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李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将他们捆绑起来。又以太子之命迁张后于别殿。时肃宗在长生殿，使者逼张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禁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肃宗卒，享年五十二岁。辅国等杀张后并越王李係及兖王李。是日，辅国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玄宗卒后宫中多故情事，拜哭，始行监国之令。戊辰，发肃宗丧于两仪殿，宣遗诏。己巳，太子即位，是为代宗。高力士遇赦还，至朗州，闻玄宗噩耗，号恸，呕血而卒。甲戌，以皇子奉节王李为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恃功益横，公然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心里不满，以其方握禁兵，表面上很尊重他。乙亥，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呼名，事无大小都问他，群臣出入都得先去见他，他也晏然处之。以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皆流黔中。初，李国贞治军严，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仪至军，元振自以为有功。子仪说：“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
五月，庚辰，收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推按杀邓景山者数十人，诛之。由是河东诸镇皆守法。壬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壬辰，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这是元载希李辅国意，诬告萧华有罪。史朝义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措。遂城果毅刘昌说：“仓中犹有曲数千斤，请屑食之；不过二十日，李太尉（光弼）必救我。城东南隅最危，昌请守之。”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说：“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遂直奔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自余众务，悉委判官张。张吏事精敏，区处如流，诸将言事，光弼多令与张商议，诸将事张如光弼，由是军中肃然。先是，田神功起偏裨为节度使，留前使判官刘位等于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见光弼与张抗礼，乃大惊，遍拜刘位等说：“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光弼能下士，不易；神功知过必改，尤难！来瑱闻徙淮西，大惧，上表说：“淮西无粮，请俟收麦而行。”又讽将吏留己。朝廷欲姑息无事，壬寅，复以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
六月，己未，解除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余如故，以程元振代判州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辅国入谢，愤咽而言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皇上犹慰谕而遣之。襄邓防御使裴茙屯兵谷城，既得密敕，即帅麾下二千人沿汉水往襄阳；己巳，阵于谷水北。来瑱以兵逆之，问其所以来。答道：“尚书不受朝命，故来。若受代，谨当释兵。”来瑱说：“吾已蒙恩，复留镇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裴茙惊惑。来瑱与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大破之，追擒裴茙于申口，送京师，赐死。是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
七月，癸巳，剑南兵马节度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严武，严武不得进。
八月，己未，徐知道为其部将李忠厚所杀，剑南悉平。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入朝谢罪，上优待之。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九月，庚辰，以来瑱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议事有与程元振相违者，丙申，贬裴冕为施州刺史。朝廷遣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史朝义所诱，说：“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清潭致敕书说：“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回纥起兵至三受降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意，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向朝廷汇报情况，且说：“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皇上遣殿中监药子昂前往慰劳于忻州南。初，毗伽阙可汗为登里求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之，为登里可敦。可汗请与怀恩相见，怀恩时在汾州，上令往见之，怀恩对可汗说唐家恩信不可负，可汗悦，遣使上表，请求助讨朝义。
十月，以雍王李（即唐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辞行，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代宗本欲以郭子仪为李的副帅，因程元振、鱼朝恩等阻挠而止。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李。皇上在东宫时，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慰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1)。时登里与怀恩之女俱来，丙寅，皇上命仆固怀恩与母、妻俱诣行营以亲结之。雍王李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李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李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说：“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说：“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许久，车鼻遂引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等各鞭一百，以李年少未谙事，遣归营。魏琚、韦少华当晚就死了。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军，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说：“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列阵于横水。敌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列阵于西原以当之。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朝义悉发其精兵十万救之，列阵于昭觉寺，官军骤击之，杀伤甚众，而贼阵不动；鱼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战，敌虽多死者，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见犯阵而不能陷，引退必败，说：“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敌两盾牌，突入万众中。敌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敌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敌又败；人马相蹂践，填满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带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获其中书令许叔冀、王伷等，承制释放了他们。怀恩留回纥可汗驻营于河阳，使其子右厢兵马使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领步骑万余乘胜逐朝义，至郑州，再战皆捷。朝义至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奔濮州，献城开门出降官军。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州、汴州、汝州皆为敌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使郭、李为帅，安有是祸邪！”）城中房屋荡然无存，士民都以纸遮体御寒。回纥将所掠宝货都存放在河阳，留其将安恪守护。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河，怀恩进攻滑州，拔之，追败朝义于卫州。叛方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带兵四万余人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玚击破之，长驱至昌乐东。朝义率领魏州兵来战，又败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巡按其部伍，薛嵩等皆撤职；不久，仆固怀恩又令复职。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上表以闻，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为自己辩护，皇上对他加以慰勉。辛巳，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己亥，以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史朝义走至贝州，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仆固玚追到临清。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反攻，仆固玚设埋伏击退之。回纥又至，官军益振，遂逐之；大战于下博东南，叛军大败，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奔莫州，各路官军围莫州。
二 未能绝俗的“幽栖”
宝应元年，是动荡的一年，是转关的一年。这一年，一月之内死了两个皇帝。经过错综复杂的殊死搏斗，总算结束了张良娣、李辅国专权用事的局面。引回纥，用仆固怀恩，收复了河南、河北，为明年正月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创造了条件，但也伏下了仆固怀恩勾结回纥等反叛的祸根。
对于老杜来说，这年开春后他在草堂的生活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有人离蜀或来草堂辞行，他多写诗相送，如《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赠别郑炼赴襄阳》(2)《重赠郑炼绝句》。得远方来信，他就以诗代意，如《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3)。有时心里不痛快，他还会即景抒怀、咏物寓意，写些小诗聊自排遣。他的《江头五咏》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一《丁香》自喻见弃远方，安分隐退，不复更怀末路之荣以贾祸：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其二《丽春》(4)叹竞进者多，而己独耿介自守，不移本性，怕为人所知：
“百草竞春华，丽春应最胜。少须颜色好，多漫枝条剩。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如何此贵重，却怕有人知。”其三《栀子》自伤以有用之材而孤冷不合于时，甘终老于江湖：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谢朓《墙北栀子》：“有美当阶树，霜露未能移。……还思照绿水，君阶无曲池。”浦起龙说：“结正翻用谢诗，谢则期在见用也。公本传谓其性褊躁，至是亦饱经颠沛而自悔其初欤？”我看非自悔其初而是孤芳自赏。“气伤和”，“伤”一作“相”，仇注：“比性不戾俗。”老杜同时前后所作《畏人》说：“褊性合幽栖。”自认性褊躁只宜退隐。此作“气伤和”而用浦说为是。其四《》自况失位于外，无心求进，有留滞之叹，但当安于义命：
“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看云莫怅望，失水任呼号。六翮曾经剪，孤飞卒未高。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花鸭》自伤以直言救琯外斥，惟恐招世忌而欲有心韬晦(5)：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
顾宸说：“《丁香》，立晚节也。《丽春》，守坚操也。《栀子》，适幽性也。《》，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咏物须肖物，不肖则离题；肖而无深意，不过灯谜。“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确是栀子、花鸭，而感愤殊深，此所以绝妙。这组诗很有意思，既见其心志，又见其情趣。原来浣花草堂种了丁香、虞美人、栀子，还养着、花鸭呢。
与去年同时期那种幽雅潇洒、浪漫“颠狂”的心理状态相比，老杜今春的情绪就低落得多了。春天来了，他也到江边去踏青，回头瞥见旌旗招展，又闻鼓角悲鸣，想起西山有吐蕃之警、伤乱之情，便不能自已了：
“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风起春城暮，高楼鼓角悲。”（《绝句》）他刚到这里时作诗说：“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虽嫌离故乡太远，所幸远隔战区。岂料如今这里也边警频传，真教人走投无路！这种思家之念、忧国之愁更集中地表现在《野望》中：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西山在成都西，一名雪岭。三城就是松（今四川松潘县）、维（故城在今四川理县西）、保（故城在今四川理县新保关西北）三城。时列戍三城，以防吐蕃侵扰。见雪岭而忧边警，临南浦但望东归。诸弟阻隔，独自飘零。惟恨年老多病，未有涓埃报国。跨马出郊，本拟极目以散心，谁知却招来了如许揪心的痛苦。朱瀚说：“国步多艰，皆由人事所致，结句感慨深长。”(6)有选本定此诗作于是年冬，或以诗中有“白雪”“萧条”字样之故。其实“萧条”状“人事”非状景物，“西山白雪”系指雪岭终年不化之雪：“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即使是暮春时节，乃至盛夏，“西山白雪”仍然可见。《世说新语·捷悟》载，王东亭尝春月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姑定此诗作于春时，想亦无不可。
曹丕的《杂诗》其三说：“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天涯涕泪一身遥”的老杜，处于彼时彼地彼境，确乎深切地体会到那“适与飘风会”的“浮云”的悲哀，和那“客子常畏人”的苦衷了。他的《畏人》即拈前诗末句中此二字为题，抒写羁旅寂寥：
“早花随处发，春鸟异方啼。万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筑，褊性合幽栖。门径从榛草，无心待马蹄。”春天来了，哪里都有花开，都有鸟啼。异方无赖的花鸟却挑逗起我的乡情依依。我经常徘徊在万里桥边凝视着万里清江，日复一日，如今已是三年。我性子褊躁只宜退隐幽栖，我这常畏人的客子就在这里盖了个小小的茅庐。让门前小径长满了杂树和野草吧，我无心等待那枉驾的马蹄。意犹未尽，诗人接着又写了《屏迹三首》，着重描述他屏迹江村、幽栖草堂的情况和感受。其一说：
“衰年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独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鸟行龟过，幽事差可娱情。惜年荒酒贵，罄连日卖菜所得，犹不足酤值。无酒且独酌甘泉而歌，唱得兴起，就不觉击破酒杯了。《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末句暗用此事。其二说：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仇兆鳌串讲此首颇佳：“拙者心静，故能存道。幽居身暇，故近物情。桑麻、燕雀，动植对言。村鼓、渔舟，耕渔对言，皆物情之相近者。对此而心迹两清，吾道得以常存矣。”又说：“‘心迹’二字，乃三首之眼。公在草堂，地僻可以屏迹，而性懒亦宜于屏迹也。”“半生成”，杨伦以为是说“一半方生，一半已成也”。张耒《夏日》“檐牙燕雀已生成”，以“已”易“半”，时序就晚了许多。其三说：
“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其实，老杜对自己的“从儿”“失学”“任妇”“长贫”是深感内疚的（详第十一章第八节）。这么说，不过故作旷达聊自排遣罢了。由此可见他的屏迹幽栖，并非出于本心；他的疏懒颓放亦非生性使然。
老杜屏迹幽栖，本来“无心待马蹄”，偏偏马蹄给他送来了不速之客，而且是个毫无教养的纨绔子弟。这人骑马直到阶前，下得马来，一屁股坐在胡床之上，不通报自己的姓名，便大不咧咧地指点着银瓶问主人要酒喝。这样一个粗豪无礼的家伙，究竟是怎样把他对付过去的呢？不得而知。顶多只能揣知老杜当时一定感到又可气又好笑，于是就给这家伙勾勒出一张速写像：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少年行》）这像端的画得好，你看他多神气活现啊！胡夏客说：“此盖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仇兆鳌说：“此摹少年意气，色色逼真。下马坐床，指瓶索酒，有旁若无人之状，其写生之妙，尤在‘不通姓氏’一句。”又说：“此说少年意态神情，跃跃欲动。王维诗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吴象之云：‘承恩借猎小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一掷千金浑是胆，家无四壁不知贫。’皆善于写生者。”另有《少年行》二首，其一说：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其二说：
“巢燕引雏浑去尽，江花结子也无多。黄衫年少来宜数，不见堂前东逝波。”杨伦认为前一首乃实指少年，此二首皆及时行乐之意，因次首有“年少”句，即用为题，借以自鼓衰兴，与寻常《少年行》有别。所见甚是。
“无心待马蹄”而待来了“马上谁家白面郎”，未免晦气。要是待来了像严武这样的“厚禄故人”，那又当别论了。
头年十二月，严武来成都任成都尹。这年开春后，严武写了首诗给杜甫，邀请杜甫进城去他那儿玩：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寄题杜二锦江野亭》）大意是说：你经常在江边钓鱼，还爱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欣赏流水。你切莫仗着自己有祢衡即席作《鹦鹉赋》那样敏捷的文才，就不去朝廷做官。(7)《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郝隆七月七日仰卧在正午的太阳下面，别人问他干什么，他答道：“我晒（腹中）书。”你幽闲时大概也晒你那满腹的书籍吧？葛洪曾经抄过《肘后急要方》四卷，你一定常在僻静处看这些医方了。你要是一时兴起，能骑着飞快的骏马到我这儿来那才好呢。(8)
老杜接到这首诗，当然高兴，就写了《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一一酬答来诗之意，并转而邀请严武出城来草堂相聚：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严武说：“何须不著冠”，还是出来做官吧！老杜答：我当拾遗时忝掌供奉，曾经骑着沙苑坊监良马奉引御驾，后因疏救房琯遭贬，从此甘心隐居于水竹之间，早已无复出仕之兴了。严武说：“漫把钓竿，懒眠沙草”，你真不该就这样退隐啊！老杜答：我生性从来疏懒，跟阮籍一样，为礼法之士所不容，如今幽栖草堂，真的是在钓那锦江里的鱼，这种生活已经过习惯了，安之若素，我也就不想再有什么改变了。严武说：你一时兴起，就骑马到我衙门里来玩吧！老杜答：你像谢安一样最爱登山临水(9)，要是你能在旌麾仪仗的簇拥下从城中公府出来，枉驾草堂，那我马上就去教人在茅草丛生、无径可通的门前锄出条路，恭候你的到来。仇兆鳌说：“在严诗固款曲而殷勤，在公诗亦和平而委婉。解者指严为语多刺讥，指公为始终傲岸，两失作者之意。”孔毅父《续世说》：“武过草堂，公有时不冠，故严诗云：‘何须不著冠。’而公答曰：‘阮籍焉知礼法疏。’以解嘲也。”《杜臆》：“后人误读此语，遂有不冠之说，而欲杀之诬，从此起矣。”到目前为止，严武尚未来过草堂，哪会有“武过草堂，公有时不冠，故严诗云……公答曰……”之事呢？纯是拉扯诗句编小说，不可信。
过不了几天，严武终于接受老杜的邀请，带着小队随从，到草堂做客来了。当时情景，从老杜的《严中丞枉驾见过》中可见一斑：
“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有少微星。”单就诗而论，这诗写得实在不怎么样。但多少有点意义的是，其中个别句子和自注，引起了注家们的注意，并从而对东西川的分合和严武的任免做出如下的论断，可补史料之不足：“赵云：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10)，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卢注：至德二载，上皇还京，分剑南东、西两川，各置节度，是两川始分也。宝应元年，严就为东川节度，更除西川，权摄东川，此诗所谓‘川合东西’也。是年，公《说旱》云：‘请管内东西，各遣一使。’其时尚分而未合，故各遣耳。六月，严武被召还朝，西川节度高适代之，东川节度虚悬，以章彝为留后。至广德二年正月，东西两川始合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赵注应为可据”（仇注）。案《旧唐书·严武传》载：“上皇（玄宗）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新唐书》本传同。而《资治通鉴》则谓：“（代宗广德二年，正月，）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考异》说：“此年始合东、西川为一道，岂上皇诰所合？《新》《旧》传皆误。”可见前面诸注家的推测最接近事实。
自从这次严武来草堂欢聚之后，老杜跟严武的交往密切了，同严武唱和或写到严武的诗也多起来了。如《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称赞严武的文才武略，希望他安边报国，建立功勋：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盼望严武再次枉过草堂，说雨霁路净，最好骑马，自己虽然老病无力，来后一定陪他去钓鱼：
“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江边老病虽无力，强拟晴天理钓丝。”（其一）“何日雨晴云出溪，白沙青石洗无泥。只须伐竹开荒径，倚杖穿花听马嘶。”（其二）有时严武送点小礼物来，老杜也写诗作答：
“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案：《北京晚报》一九八三年一月三十日载：“一种传世一千二百多年的‘道家酒’已在成都等地上市。道家酒产于道教第五洞天的四川著名风景区青城山，以当地盛产的中华猕猴桃为原料酿制，……杜甫曾在一首诗中对它赞道：山瓶乳酒下青云，……”录以备考）这些诗不甚佳，却能见二人交谊。其中写得较好较有意义的是《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步屧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古时春、秋两次祭祀土神的日子叫社日，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这年春社日，老杜在村子里闲逛，被一位农民老大爷缠着去喝酒。老头喝得兴起，就夸严武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好官。回头指着他的大儿子说：“他是严中丞麾下飞骑军的弓弩手，当兵很久，从未轮番更换。没想到前些日子他竟被放归务农，主要是为了从辛苦的劳动中解救我这老朽。这使我太感激了，我死也愿承担一切徭役赋税，决不带着家口逃走。今年我们大办春社，拾遗您能留下来跟大伙一块儿乐乐么？”说罢就大叫老伴开大瓶的，拿瓦盆给老杜取了酒来。老杜见老头儿这么意气扬扬，深深地感到爱民犹如春风化雨，确乎是为政的首要任务。早上老杜偶然出来走走，谁知在这里从上午卯时一直喝到下午酉时。这倒不是他好酒贪杯，实在是盛情难却，他没法拒绝邻翁的挽留。老头儿又高声喊着拿果子板栗来下酒，老杜几次想起身告辞，总是给拽着胳膊肘按下来了。他指手画脚、动手动脚似乎太不讲礼貌，其实这都出于真情实意，老杜一点儿也不觉得他村野、丑恶。月亮出来了他还不让老杜走，老杜问他今天喝了几升几斗酒，他还生气了，心想酒有的是，你不用问。——你看这人物刻画得多活灵活现，性格多鲜明！有趣的是，稍加点染，便别饶春社江村风味。仇注引刘会孟说：“杜诗‘问事竞挽须，谁能却嗔喝’‘欲起时被肘，仍嗔问升斗’此等语，并声音笑貌，仿佛尽之。”又引郝敬说：“此诗情景意象，妙解入神。口所不能传者，宛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无不赞叹他描摹人物极尽艺术之能事。至于这诗的思想内容，扬之者赞其对待劳动人民的平等态度，抑之者责其为封疆大吏涂脂抹粉。其实这两种见解各有所偏，而且看问题都很表面。为了了解这诗写作的时地背景和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有必要先对老杜作于同年二月的《说旱》这一短文稍加研究：“《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传》曰：‘龙见而雩。’谓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待雨盛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时，奈久旱何？得非狱吏只知禁系，不知疏决，怨气积，冤气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泽之干也，尘雾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车之初，军郡之政，罢（音疲）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百事冗长者，又已革削矣。独狱囚未闻处分，岂次第未到，为狱无滥系者乎？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麦黄枯，春种不入。公诚能暂辍诸务，亲问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笔尽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气消，则和气应矣。躬自疏决，请以两县（成都、华阳）及府系为始，管内东西两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县令，对巡使同疏决。如两县及府等囚例处分，众人之望也，随时之义也。昔贞观中，岁大旱，文皇帝亲临长安、万年二赤县决狱，膏雨滂足。即岳镇方面岁荒札，皆连帅大臣之务也，不可忽。凡今征求无名数。又耆老合侍者，两川侍丁，得异常丁乎？不殊常丁赋敛，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国有养老，公遽遣吏存问其疾苦，亦和气合应之义也，时雨可降之征也。愚以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原注：“初，中丞严公节制剑南日，奉此说。”头年（上元二年）十月称“十月”，十一月称“建子月”以为岁首。《说》谓“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时，奈久旱何”，注谓《说》作于严武节制剑南之初，可知：（一）上元十月到建卯（十二月）一直旱了两三月未下雨；（二）严武确是建卯（十二月）来成都任成都尹，权令两川节制，而《说旱》即作于上元二年建卯月（十二月）(11)。老杜见蜀中冬旱严重，就趁严武下车伊始、有意改革敝政之际，写了这篇短文，对他陈述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建议。他首先引经据典，指出天旱亟须求雨多在建巳（四月），今冬旱如此严重，或因狱有滥系、冤气郁积所致，于是建议严武带头决狱疏怨以求雨。接着肯定严公上任之初，对军政劳民之事已在着手改革：“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百事冗长者，又已革削矣。”惟独未闻决狱疏怨，应立即着手进行。最后又补充了两点请予注意。一是苛捐杂税太多：“凡今征求无名数”；一是在东西两川军中服役的兵丁有老父、老母须侍奉的，其家赋税不得同于常丁，应有所减免，不然只会加速其父母的死亡，同时还应遣吏慰问老人：“耆老合侍者，两川侍丁，得异常丁乎？不殊常丁赋敛，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国有养老，公遽遣吏存问其疾苦。”老杜笃信天人感应之说（《石犀行》“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也表露出这种观念），虽系儒生陋见，但在当时，即使英明如《说》中提到的“文皇帝”（李世民）也未能免俗，那就不必深责老杜了。不过，他因冬旱而引起的对民生疾苦的无限关怀，及其所做决狱、轻赋、敬老三点建议，却难能可贵，应该加以充分肯定。
了解到这些情况，现在再回过头来探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的思想意义，自会得出一些新看法：（一）田父为何如此高兴，对严武又如此赞不绝口？原来他那在西川飞骑军中当“长番”“侍丁”、当“弓弩手”的大儿子已经被严武遣归务农，侍奉老亲了。这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如今一旦成为事实，这又怎教他不喜出望外，不赞美中丞呢！这田父的喜悦和赞美确乎是发自肺腑的，是自然流露的，不能认为这田父老于世故，有意让拾遗传话，取悦于中丞。（二）老杜在此前不久，曾郑重其事地写了《说旱》，对严武提了上述几点建议，总的精神是希望他为政要合乎天理，不违人情。今天偶遇田父，从田父大儿遣归一事得知严武居然很快地解决了他建议中提到的“两川侍丁”难于养亲纳赋的问题，而且从田父的表现中亲眼见到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竟如此深得人心，这当然会使老杜很受感动。于是写了这首诗，反映严武初步“革削”“军郡之政”“罢弊之俗”所产生的良好影响，勉励继续为善，这么做，无论就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来说，不仅不可厚非，更应充分肯定。也许有人会说，《新唐书·严武传》载，“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蜀虽号富饶，而峻掊亟敛，闾里为空”，他哪会像田父，实际上是杜甫说的那么好！我看，上面这段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但也不能从而认为他刚来成都时在政治上没做过任何改革。俗话说得好：“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使是出于收买人心、建立个人威信的自私打算，他“下车之初”，也总会有所举动的。卢元昌说：“蜀自上皇还京后，分剑南为两节度，百姓疲于调遣。西山三城，又列戍焉，蜀民籍为军者，无宁岁矣。上元二年，段子璋反，将士大掠，蜀民甚苦寇，又苦兵。读公《枯棕》等诗曰：‘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亦何有。’蜀民长番不已，差科不息，安得营农而作社乎。严武镇蜀，两川兼摄，蜀民始稍苏息。公是年《说旱》云：‘自中丞下车，军郡之政，罢弊之俗，已下手开济矣。’合之此诗，严吏治精能，蜀民休息，大略可见。”这议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见严武起码在兼摄两川之初还是起过好作用的，不可一概抹杀。（三）老杜见严武“已下手开济”便加以肯定，尚有所忽略便郑重指出，其后送其入朝又以“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相勉，助成其政，赞其为善，勉其报国，这不止见老杜对待友人的真诚，更见他对待人民对待国家的无限热爱和强烈责任感。能说这样的人写的这样的诗，其意义只不过显示出诗人“好与田畯野老相狎荡”的平等待人的精神，或者更糟的是在为封疆大吏涂脂抹粉？不要看屏迹草堂的这个“野老”有时似乎很消沉很冷漠，其实他的心始终是热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国家，念着人民，关怀着现实，并设法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影响，企图于时政有所裨益。而《说旱》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就恰好是这种精神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
当因天旱忧农，民劳虑政，老杜今春的兴致就远远不如去春，那种表现幽闲心境和浪漫情怀的小诗也不大作了，惟《三绝句》尚能见其春时清兴。其一说：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钓矶边这株楸树，花开得多香啊！崭新的花朵，不应该这么早就飘飞。花总是要凋谢的，那我宁愿在醉中让风把它们通通吹尽，可不忍心当我清醒的时候任凭雨把它们打稀。这就是俗话所谓“长痛不如短痛”。要落就落，但望一在“醉里”二要“尽”；如果一在“醒时”二只“稀”而不“尽”，岂非不打麻药动手术，而且留病养身么？这是诗人痴语，老人情语。其二说：
“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鸬鹚即鱼鹰，这当是野鸬鹚。我曾在江陵乡下见到一群野鸬鹚，约八九只，栖息于湖滨枯树之上，群飞亦能排“一”字、“人”字。这种鸟又贪婪，又聒噪，又腥膻，并不那么高雅那么可爱。老杜居然对这种鸟如此多情，足见他的寂寞了。仇兆鳌说：“物本异类，视若同群，有《列子》海翁狎鸥意。”这是往高里讲。其三说：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王嗣奭说：“种竹家（云：）前番出者壮大，养之成竹；后番出者渐小，则取食。‘上番’乃前番者。”胡夏客说：“因王子猷看竹不问主，遂翻为主不迎客，用意亦巧。”(12)望新竹成林隔绝尘俗，厌世之甚，可想而知。
杨慎说：“楸树三绝句，格调既高，风致又韵，真可一空唐人。”诗诚格高韵雅，惟“一空唐人”一语过当。杨伦说：“三首一片无赖意思，有托而言，字字令人心醉。”又说：“亦开宋元诗派。”甚是。但所谓“有托而言”，只能理解为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决不能像王嗣奭这样穿凿附会：“其一将楸树比反复小人。倾盖如故，而转盼成仇。如楸树花开，馨香可挹，与吾钓矶相倚；乃花蕊斩新，忽已凋落，风吹雨打随之。醉时不觉，犹之不动声色而携交，醒则明知，是绝交而出恶声矣。楸似松柏而有花无子，故以比交之鲜终者。”是何言哉！痴人说梦耳。
老杜的厌世避俗，主要是他在政治上不得志而愤世嫉俗所致。其实，如前所论，当时他不但未能忘怀人世，反倒因天灾人祸而更关怀人世。
三 感时和惜别
转眼到了夏初。一天，当地老乡送了他一竹篮子樱桃。没想到这应时佳果却勾引起他的无限感慨：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野人送朱樱》）唐李绰《岁时记》：“四月一日，内园荐樱桃寝庙；荐讫，颁赐各有差。”“写”，移置，从此一容器倒进另一容器。仇注：“‘门下省’，在宣政殿东，乃左拾遗所隶。‘大明宫’，在禁苑之东，即会朝所经之地。‘无消息’，长安遥隔。‘任转蓬’，蜀地漂流也。……此诗作于肃宗晏驾之后，故云‘金盘玉箸无消息’。”在西蜀尝了点樱桃，便想起了当年同叨朝赐的荣幸，不禁感慨系之。像这样一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封建思想感情如此严重的人，能相信他真会高蹈出世吗？今天看来，这首诗的思想感情似乎没什么好肯定的，但其艺术成就颇高，可资借鉴。范温《诗眼》说：“此诗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至于……（后半）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遒丽。韩退之有《赐樱桃》诗云：‘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是满朝承雨露？共看转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偏重，色照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补报，空然惭汗仰皇扃。’盖学老杜前诗；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甚远。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轻议？”（《苕溪渔隐丛话》引）通过比较，指出“平易委曲”“自然”“遒丽”是其艺术特点，可谓知言。韩亦学杜，然舍本逐末，难望成功。杜可借鉴，韩之学杜亦可为前车之鉴。
老杜说“客至从嗔不出迎”，不过是发泄一种情绪而已，哪能真是这样怠慢人？到了五月，上番新笋想已成林。这时严武自备酒筵来访，我看他不仅要出竹相迎，甚至还会实践他写诗相约时许下的诺言，“只须伐竹开荒径，倚杖穿花听马嘶”呢。——闲话叙过，且看当天草堂雅集盛况：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带来的厨子们，在竹林里洗盘作馔。花边站立着许多待卸鞍辔的马匹，只见簇簇金鞍。一再枉驾，非关使君急着要征辟我；这不过是将军太讲礼数的表现。我这个想住一辈子的偏远的地方，五月里阴森的江边草堂还很寒冷。幸好您看弄渔舟看了大半天，要不然野老农家又拿什么来尽交欢之情呢。(13)黄生说：“极喧闹事，叙来转极幽适。非止笔妙，亦由襟旷。”又说：“仲夏得寒字，殊难为押。意中必先成此句，而以上句凑之。一有迹，一无痕，入口自知。其上联失粘(14)之故，想亦由此。”经验之谈，解作近体诗者多有此体会。
严武初来成都，便写诗邀老杜赴使府相聚，当时老杜没去。现在严武既已两访草堂，老杜哪能不回拜，所以就去了：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兴与烟霞会，清樽幸不空。”（《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华阳国志》载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世祖对吴汉说：“安军宜在七星连桥间。”唐松州，治所在嘉诚（今四川松潘）。贞观二年置都督府于此，统辖羌族部落的崌、懿、嵯等二十五羁縻州，后增至一百零四州。广德以后地属吐蕃。《元和郡县志》载雪山在松州嘉诚县东八十里，即西山。日映厅堂，把酒披图。“剑阁在星桥之北，松州则雪岭居东。山自西南而来，水从东方而去。全蜀地形，如在指掌”（仇兆鳌语）。饮宴而不废观图，见戎马倥偬气氛，见主将萦怀防务、运筹帷幄神情。老杜当然也很关心战局，也曾勉励严武勤览地图、留心边事，并以自家远祖杜预的事业相期许：“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及见华夷山峦不断，吴蜀江水相通，又不觉动了烟霞之兴，就更加盼望时平而思东游了。
当时他在成都社交场中认识了一个姓焦的校书，一个姓王的司直。焦校书自夸能骑没经训练的生马驹，一次从马上摔下来，把嘴唇碰破了把门牙也磕掉了。王司直不怕冒险，一次冲雨骑着匹驽马出门，马惊而坠，折断左臂。这两件事发生在这年四月，老杜觉得可笑可叹，就戏赠一人一首诗：“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自夸足膂力，能骑生马驹。一朝被马踏，唇裂板齿无。壮心不肯已，欲得东擒胡。”“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驽骀漫深泥，何不避雨色？劝君休叹恨，未必不为福。”（《戏赠友二首》）上元二年九月，制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至建巳月，肃宗寝疾，诏太子监国。甲子，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诗仍称建巳月，当作于未改元时。《北征》一上来就标明“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是为了表示郑重和严肃。焦、王二公落马摔伤，不过小事一桩。可是老杜竟如此郑重其事，在两诗发端分别大书特书“元年建巳月”，这岂不是所以“戏”之么？老杜少时好为“戏题剧论”（详上卷四六、四七页），现集中尚存其后“戏题”“戏为”“戏作”之诗不少。这二诗逢场作戏，见一时兴致而已，不必固求深解。胡夏客说：“焦校书、王司直，一为乘生驹而堕，一为乘驽骀而堕，天下事之难料如此。公于此有深感焉，非仅戏笔而已也。”哪有这许多奥妙，未免拔高了。唇裂齿无，左臂骨折，友人遭此，岂可嘲弄？读此二诗，令人不快；不得因作者的一贯忠厚，袒护他一时的轻薄。
说“元年建巳（四）月”王司直因“不避雨色”致令“马惊折左臂”一点儿不假。这月确乎下了场大雨，总算结束了打头年入冬以来持续数月的严重干旱。当时老杜欣喜异常，作《大雨》诗记事抒情说：
“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执热乃沸鼎，纤成缊袍。风雷飒万里，霈泽施蓬蒿。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三日无行人，二江声怒号。流恶邑里清，矧兹远江皋。荒庭步鹳鹤，隐几望波涛。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阴色静垄亩，劝耕自官曹。四邻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操！”《说旱》记去冬旱情甚详，说河道池塘都干涸了，尘土飞扬充塞空中，道路行人面黄肌瘦，农民愁苦异常，雨雪全无，冬麦枯黄，真担心再旱下去连春耕春种也会给耽误了。没想到不幸而言中，“春农尚嗷嗷”，惨况可想。好容易熬到今天，难得老天垂怜，居然夏云密布，刚才还热得像泡在汤锅里，突然感到单衣抵挡不住冷空气便换成了絮袍。风雷从万里之外飒然而至，大雨滂沱，泽及蓬蒿。我为庄稼的猛长乐坏了，哪管它茅屋漏雨。一连下了三天无人在外面行走，外江内江水声怒号。涤荡了秽恶境内清爽了，况且这里是僻远的江边。鹳鹤闲步在荒芜的庭前，我伏在靠几上眺望着汹涌的波涛。我向来因患肺病聚积不少药饵，今雨凉神爽，就不烦进饮之劳了。可知造化润物，连不毛之地也有了生意。阴雨后田野上静悄悄的，劝耕自是官曹的事。四邻都扛着耒耜出工了，虽然我无地可种也同样感到很庆幸。这诗写得好，久旱大雨之景与喜雨之情俱见。王嗣奭说：“旱逢甘雨，不止言‘黍豆高’，而云‘霈泽施蓬蒿’，‘润物’‘贷不毛’；末云‘四邻出耒耜，何必吾家操’，知此公襟抱夐越流俗。”
从这次大雨以后，就经常下雨了。一次老杜从市里回草堂，碰上浣花溪涨水，马不敢涉，就作《溪涨》说：
“当时浣花桥，溪水才尺余。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车。秋夏忽泛溢，岂惟入吾庐。蛟龙亦狼狈，况是鳖与鱼。兹晨已半落，归路跬步疏。马嘶未敢动，前有深填淤。青青屋东麻，散乱床上书。不知远山雨，夜来复何如。我游都市间，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终日思其居。”浣花桥即万里桥。《华阳风俗录》载，浣花亭在州西南，江流至清，其浅可涉。故中有行车。这诗首叙平日溪水清浅可涉，境地幽美，很吸引人。中记忽然涨水，水深泥淤，马不敢涉。末写屋东青麻、床上乱书，隔溪可望而不能归的感叹。老杜进城与严武等应酬，多早出晚归。这次归家走到半路上过不了浣花溪，可能又折回城去了。仇兆鳌说：“若山雨夜至，则更阻归途矣。因思向者朝游夕返，行客思居，不能自已，今如咫尺暌隔何！”诗云：“秋夏忽泛溢，岂惟入吾庐。”又云：“不知远山雨，夜来复何如。”忧草屋被淹，更增添迫切思归之情。屋外室内，巨细皆历历在目，就是隔着这条涨水的小溪硬是回不去，这真教人着急教人难堪。“青青屋东麻，散乱床上书”云云，生活中实有所感，平直写来就好。作诗者、说诗者须讲构思，但不顾生活实感，只片面地去追求或妄语所谓构思的巧妙，则难免被舍本逐末之讥。试看此诗末段写咫尺暌隔之景之情，有此弊病否？
大旱之后，终于盼来了麦秋。谁知胡羌又来边境抢粮，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受苦的总是老百姓。老杜忧边寇而作《大麦行》说：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簿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归故乡！”“集壁梁洋”，皆唐代州名。“集”，今四川南江县。“壁”，今四川通江县。“梁”，今陕西褒城镇。“洋”，今陕西洋县。朱鹤龄说：《旧书·肃宗纪》：宝应元年建辰月（三月），党项、奴剌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新书·党项传》：上元二年，党项羌与浑、奴剌连和，寇凤州。明年，又攻梁州，进寇奉天。此诗“胡与羌”，正指奴剌、党项。“大麦枯”“小麦黄”亦是初夏事。又按《代宗纪》：宝应元年，吐蕃陷秦、成、渭等州。成州与集、壁、梁、洋接壤，疑吐蕃是年入寇成州等地亦在春夏之交，史不详书，故无考。诗云“蜀兵三千”，应是蜀兵调发，策应山南者。仇兆鳌以为后半意谓“蜀兵三千，鞭长不及，故思东归以避之”。浦起龙说：“《大麦行》，大麦谣也。曷言乎谣也？代为遣调者之言也。汉桓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今借蜀兵之口，反其意而歌之。谓梁州之民，被寇流亡，诸羌因粮于野，客兵难与争锋，思去而归耳。刺寇横，伤兵疲，言外无穷恺切。仇氏误认‘托身归乡’为自欲避之，了无意味。且公在蜀中，与梁州风马牛不相及。”后说得之。湖南一老红军残废战士所作《故乡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详《人民日报》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八版《〈故乡行〉一诗的作者是谁》）与《大麦行》一样，无论口吻、精神，俱酷似桓帝初小麦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置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效古知变，古为今用，能如此，效古何伤！
实际上当时老杜并未“东归以避之”，反而到比成都更接近“集壁梁洋”的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东）去送严武入朝。
这年六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在严武奉诏之后离任之前，老杜作《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首段“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叙严武入朝之由：“‘鼎湖’，肃宗晏驾。‘象阙’，代宗即位。‘多难’，朝义未平。‘忆旧臣’，言诏书特召，而中原共忆也。”（仇注，下同）中段“与时安反侧，自昔有经纶。感激张天步，从容静塞尘。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漏鼓还思昼，宫莺罢啭春”，记严武平日功劳，及想象还朝后情事：“‘经纶’能‘安反侧’，指灵武扈从时。‘张天步’，谓复京。‘静塞尘’，谓镇蜀。‘回羽翮’，自蜀而还。‘捧星辰’，旧京在望。‘漏鼓思昼’，侍朝之久。‘宫莺罢啭’，夏时入觐。”末段“空留玉帐术，愁杀锦城人。阁道通丹地，江潭隐白。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写送别之情和对严武的期望：“兵威尚在，‘留玉帐’也。都尹远去，愁蜀人矣。‘丹地’，严将赴朝。‘江潭’，公尚在蜀。‘此生’二句，见江潭不堪久居。‘台辅’二句，见丹地宜思报称。数句宾主兼收。”卢世㴶说：“此诗十韵，气象规模，与题雅称。末复嘱之曰：‘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法言忠告，令人肃然。夫奉送府主，谁敢作此语，亦谁肯作此语？子美真古人也。”老杜有大志，思竭诚报国而未得，故寄厚望于世交挚友如严武者。当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处于崇高境界时，就不大会有“府主”、州民之类世俗考虑了。但这也只有胸怀大志、终身不渝的古道热肠人能如此。《新唐书·严武传》载，严武这次还朝后曾“求宰相不遂”，可见严武确有入相的可能，老杜“公若登台辅”云云并非一般祝愿语。
随即严武首途，老杜深情相送，直到绵州。途中严武作《酬别杜二》，一一酬答前诗：首自谦未能靖乱，独蒙新主召见，深感惭愧；次记临别情景和不忍别杜之情；末望杜留蜀、寄书，其中“但令心事在，未肯鬓毛衰”二句述己志以答“临危莫爱身”意。严武、杜甫当日都坐房琯党遭贬，今严武重得还朝，二人一嘱一答之间不无政治上的默契。
一行人众不久到达绵州，刺史杜某即于江楼设宴款待。老杜作《送严侍郎(15)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记事抒情说：
“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归朝送使节，落景惜登临。稍稍烟集渚，微微风动襟。重船依浅濑，轻鸟度曾阴。槛峻背幽谷，窗虚交茂林。灯光散远近，月彩静高深。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穷途衰谢意，苦调短长吟。此会共能几，诸孙贤至今。不劳朱户闭，自待白河沉。”在江楼饮宴观赏最是惬意。今朝来的这位大员要回朝廷上去，地方官哪能不热烈欢迎、盛情款待呢？所以一席酒就从日落吃到月出参横，吃到银河西沉、东方发白。跟杜使君叙叙家世，原来是老杜的孙子辈，末后就不免要夸他一下。从楼头望见那沉甸甸的大船靠在滩边，原来他们就是坐着那艘大船，在涪水上走了一段水路到此登陆，然后准备在此分手的(16)，黄生说：“‘灯光散远近’与‘城拥朝来客’，极见幕府驻节、倾城奔奉之状。”这两句确乎写得好，很有表现力。虽是正面写，不含贬意，却见官场趋炎附势丑态。
“送君千里，必有一别。”老杜依依不舍，又送出绵州三十里，终于在奉济驿(17)与严武分手，作《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赠别说：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列郡”，指东、西两川。“讴歌”，谓蜀人思慕。“三朝”，指玄宗、肃宗、代宗。“出入”，谓出将入相。黄生串讲此诗颇佳：“远送至此，前途再难复进矣，从此遂一别矣。此时离杯在手，‘几时’再得‘杯重把’？‘昨夜’皓月当头，几时再得‘月同行’？分袂之后，青山空在，岂能知我此情之郁结耶？在公则思留于列郡，位望冠于三朝，荣亦极矣。特己别公之后，残生寂寞，依藉无人，不堪回想耳。”又说：“发端已觉声嘶喉哽，结处回思严去之后，穷老无依，真欲放声大哭。虽无‘泪’字，尔时语景已可想见矣。送别诗至此，使人不忍再读。”贫老多病，流落异乡，像严武这样一个可倚靠的世交挚友如今又走了，怎教他不伤感呢？
就在这时（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严武与杜甫分别后即遭兵阻，滞留巴山，不得出境。八月，徐知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但严武直到九月九日重阳节还留在蜀中，老杜的《九日奉寄严大夫》和严武的《巴岭答杜二见忆》就是明证。前诗“九日应愁思，经时冒险艰。不眠持汉节，何路出巴山？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想象严武被阻于巴山小驿，九日借酒浇愁，并簇马远眺，怀念老杜情景，虽不写己之念严，而情备见。“不眠”句见大臣忧劳经略神情。尾联不仅探过一步，从对方见己方，构思巧妙，而且写得很形象，很有气派：“‘簇鞍马’妙，盖念我则回首，回首则驻马，而从人之马亦驻，簇于一处也”（王嗣奭语）。钱谦益说：“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西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严武的《巴岭答杜二见忆》：“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江头赤叶枫愁容，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江头’想公之所寓，而‘篱外’想公之所居，念公欲还成都而不得也。‘赤叶枫’‘黄花菊’一联句法妙。‘跋马望’正答‘回首’之句。读此二诗，见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杀之诬也”（王嗣奭语）。——杜、严寄诗互道相思，本是稍后的事，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就提前一并论到了。
四 难中逃难
且说老杜送走严武，不久徐知道乱起，不得回成都，便暂留绵州游览遣兴。
绵州城外西北有一座百尺高台，上有楼，下瞰州城，唐高宗显庆中太宗子越王李贞为绵州刺史时所建。一天老杜来此登临，作《越王楼歌》，慨叹前王不能长享此楼而留与后人观赏。仇兆鳌认为“此章体格仿王子安《滕王阁》，而风致稍逊”，甚是。只“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二句，略见眺望情景。当时老杜住在涪水东津的公馆（官府招待所）里。公馆旁涪江边有一株海棕树(18)，他因物起兴，作《海棕行》自叹抱经济之才而不见重当时：“左绵(19)公馆清江，海棕一株高入云。龙鳞犀甲相错落，苍棱白皮十抱文。自是众木乱纷纷，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时有西域胡僧识。”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海棕大抵棕类，然不皮而干叶丛于杪，至秋乃实，似楝子。今城中有四株，理致干坚，风雨不能撼。刘恂《岭表录》载，广中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至颠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棕榈，彼土人呼为海棕木。三五年一著子，类北方青枣。舶商亦有携至中国者，色类砂糖，味极甘。陶九成《辍耕录》载，成都有金果树，顶上叶如棕榈，皮如龙鳞，实如枣而大，番人名为苦鲁麻枣，一名万年枣。据以上诸书所述，此即海枣，别称“椰枣”“波斯枣”“伊拉克蜜枣”。棕榈科，常绿大乔木。羽状复叶丛生茎端。浆果长椭圆形，形似枣子，味甘美，可鲜食或作蜜饯。产于非洲北部和亚洲西南部，为伊拉克的重要果树之一。老杜竟把自己比伊拉克蜜枣树，还说只有“西域胡僧”才识货，真有意思！古人素以松柏比节士，以梅兰竹菊比君子。老杜敢于弃绝陈熟而用新喻，难能可贵。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厅东廊前，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签厅乃故锦官阁。闻潼川尤多，予未见也。”唐宋时蜀中有海枣树，但不知现今尚有否。老杜此诗和上引有关记载，不止可资谈助，亦可供研究我国植物分布情况者参考。
老杜寓居的那个公馆，靠近东津，常见渔人们涪水中划船拉大网截江捕鱼，一网可得几百尾，不觉动了恻隐之心，作《观打鱼歌》说：
“绵州江水之东津，鲂鱼色胜银。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众鱼常才尽却弃，赤鲤腾出如有神。潜龙无声老蛟怒，回风飒飒吹沙尘。饔子左右挥霜刀，鲙飞金盘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忆，汉阴槎头远遁逃。鲂鱼肥美知第一，既饱欢娱亦萧瑟。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过了两天，他又到东津去看打鱼，作《又观打鱼》说：
“苍江渔子清晨集，设网提纲万鱼急。能者操舟疾若风，撑突波涛挺叉入。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东津观鱼已再来，主人罢鲙还倾杯。日暮蛟龙改窟穴，山根鲔随云雷。干戈格斗尚未已，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杨伦说：“二诗体物既精，命意复远，一饱之后，仍归萧瑟，数语可当一篇戒杀文。”谓二诗之义止于戒杀，不尽然。孟子讲仁术，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齐宣王不忍见牛之觳觫而以羊易之“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且不管“仁术”应如何评价，这种“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恻隐之心”确乎是生活中人们常有的心理现象。老杜不是和尚，当然吃鱼。今见东津这么大规模截江拉网捕鱼，一网就是几百尾，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望“江”兴叹。何况这大规模的捕捞，自会令他联想起当时“干戈格斗尚未已”的大规模杀戮，这就更加深他的喟叹了。因此，在我看来，这两首诗与其说是劝人积善的“戒杀文”，不如说是诗人恻隐之心和乱战时期悲天悯人心理的表露。这两首诗想象丰富，描写精彩，艺术上尤有特色。“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真如杨伦所说“奇句入神”。李贺《罗浮山与葛篇》“毒蛇浓吁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意近亦奇，微伤怪诞。故宫博物院藏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刊《艺苑掇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绘十人拖大网捕鱼，可见唐五代时期渔业捕捞技术已很发达。此图可与此二诗参看。
这时，他有幸见到了姜皎画的角鹰图，作《姜楚公画角鹰歌》，甚赞画鹰的风骨甚至真鹰亦不如：“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遂虚传。”姜皎，玄宗时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国公。善画鹰鸟。头顶有羽毛直竖如角的鹰鹞叫角鹰。钱注：“陆务观云：画鹰在绵州录参厅。”但未详出自陆游何书。他陪严武刚到绵州时(20)，遇李使君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上任。他作诗相送，末段嘱李使君来日行部至州东南六十里的属县射洪时，为他洒泪凭吊遇害瘐死狱中的陈子昂：“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题下原注：“故陈拾遗，射洪人也。篇末有云。”《旧唐书·陈子昂传》：“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对陈子昂的死，不止是杜甫，当时蜀中人民也都很同情啊。之后不久，老杜又在绵州送走了韦讽去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县）摄录事。《白帖》载录事参军即古郡督邮之职。又，萧统《陶渊明传》载：“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所以老杜的《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尾联说：“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用事切而雅；嘱其毋慢属员，语带调侃。
前年美化草堂环境时老杜曾向何十一少府要过桤木苗。注家以为此人即绵谷（今四川广元）尉何邕。这次老杜来绵州遇见了何邕。何邕是长安人，正要回长安去。这触动了老杜的恋阙之情，作《赠别何邕》说：
“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绵谷元通汉，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满眼，传语故乡春。”这诗格调高雅，一往情深，洛诵回环，便知其妙。
蜀乱一时难平，绵州不可久留，得知与之有旧的汉中王李瑀时在梓州（今三台），而梓州离成都又近，于是老杜就决定离绵州去梓州。未去之前，他先写了《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去拉关系。杨伦说：“按三诗皆索饮意，或未会面而先寄以此诗也。”闻一多亦采此说。该诗题下原注说：“时王在梓州，初至断酒不饮，篇有戏述。”故首章因王断酒而讽之：
“西汉亲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双白鬓，一别五秋萤。忍断杯中物，只看座右铭。不能随皂盖，自醉逐流萍。”玄宗兄让皇帝李宪第六子李瑀，早有才望，仪表出众，封陇西郡公。安禄山乱起，从玄宗入蜀，至汉中（今陕西汉中），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新唐书》本传载，肃宗诏收群臣马助战，李瑀与魏少游坚持不肯。帝怒，李瑀贬蓬州（治所在今四川仪陇县南）长史。黄鹤说，据此诗云，“不能随皂盖”，又《奉汉中王手札》诗云“剖符来蜀道”，皆是太守事。且少游以卫尉卿贬渠州长史，而瑀以亲王，不应亦贬长史。当是“刺史”，而《新唐书》误为“长史”。李瑀乃汝阳王李琎之弟。老杜安史乱前在长安时，跟李琎、李瑀等都很要好（详上卷一三七、二六七页）。严光与汉光武同宿，史占客星犯帝座，此老杜以客星自喻。这年老杜五十一岁，汉中王当亦在五十左右，两人合计，所以说“百年双白鬓”。杨伦说：“用宾主对说起便带戏意。”——您汉中王是让皇帝嫡亲的王子（“西汉”有二解：一、以汉喻唐；二、借汉中西北的西汉水指汉中王的封地），我是成都的老客星。咱俩都两鬓苍苍，年龄加起来已满百岁，如今经过了五年阔别(21)，即将聚会，正好杯酒言欢，谁知您偏偏忍心断了酒，只是老盯着那戒酒的座右铭。不能追随您那朱幡皂盖的太守车驾去赴没酒的宴会，那就让我在萍梗漂流的客旅中自饮自醉去吧！——如果说这首是用反笔激将，那么，其二就是以正笔诱王开禁招饮：
“策杖时能出，王门异昔游。已知嗟不起，未许醉相留。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终思一酩酊，净扫雁池头。”《西京杂记》载梁孝王筑兔园，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卢元昌以为“不起”者，谓王病酒不能起，本枚乘《七发》篇中连用“起”字：于音，曰：“太子能强起听之乎？”于味，曰：“太子能强起尝之乎？”于马，曰：“太子能强起乘之乎？”太子连曰：“予病未能。”此以楚太子比汉中王。仇兆鳌谓此劝王无忘燕好，下四属戏词：策杖而出，己兴犹存。王门异昔，不复宴客。“嗟不起”，述王自叹之词。“未许留”，惜王断酒之禁。“蜀酒”“江鱼”，尽堪适口，何不净扫池头，留我一醉。其三亦有戏词，却稍见战乱时局和人生感叹：
“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尚怜诗警策，犹记酒颠狂。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空余枚叟在，应念早升堂。”傅亮《封诸皇弟皇子奏》：“地均鲁卫，德兼庸贤。”钱笺：“开元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宁王（李）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曰：‘鲁卫情先重，亲贤尚转多。’瑀为宁王之子，故曰‘鲁卫弥尊重’，用明皇诗语也。”史朝义未平，边患迭起，今蜀中又有徐知道作乱，这使得我回不了故乡，也回不了成都草堂。没想到我们都已衰老，却将在这远离长安的梓州相会。您当初最喜欢我的一些精彩的诗句，一定还记得我酒后狂放的神情。您的爵位是极其尊贵的，可叹的是，您旧时的宾客大都故去了，正像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悲悼“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一样。汉朝的梁孝王最后只剩下个枚乘，您如今也只剩下个我。我往昔早已登堂陪宴，现在该不会谢绝我吧！
仇兆鳌说：“三首俱带索饮意，故曰‘戏题’。”这理解固然不错，却是皮毛之见。可以倚靠的严武刚走，境内就发生了兵变。正当进退维谷、走投无路之际，哪能尽开玩笑，只顾缠着汉中王要酒喝？其实，不管“索饮”也好，“戏题”也好，只不过是一种较为风雅的表现方式，便于引起对方念旧之情，便于试探对方是否愿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接待自己。老杜前在秦州、同谷，没有得力的靠山都待不长。以后，严武再次镇蜀病故，即离成都下峡依夔州都督柏茂琳；入潭州欲往郴州，亦有所投。可见这次投诗汉中王，确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想借酒为由头找个避难的靠山；不久他果真携家来此暂住，无论政治上的保护还是经济上的资助（这两条，对于远客他乡、身当乱世的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尤其是前者，有了它，即使作为靠山的大力者本人不花多少钱，他下面的人也会来接济的），当得汉中王之力不少。从这三首诗中，固然可以看出老杜过去跟汉中王的关系很亲密，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过，我总觉得这种关系貌似平等其实并不平等，仍然是贵族与清客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皇帝也容许弄臣狎客同他在一起吃喝玩乐，甚至对他开玩笑，何况李瑀只是个诸侯王。以诗酒、滑稽娱主，这难道不是清客的本分么？
大概得到了汉中王的慨诺，不久老杜便离开绵州到梓州去了。他的《光禄坂行》即写自绵赴梓途中情景和乱世行旅之忧：
“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蔡梦弼说光禄坂在梓州铜山县（故治在今四川中江县南九十里）。《旧唐书·崔宁传》载：“宝应初，蜀中乱，山贼拥绝县道。”所述与诗相符。日落时分，我走在山间绝壁之下。纵目南望，千山万岭给照得一片通红。树枝上的鸟儿唧唧喳喳乱叫，暮色苍茫，山野无人，只有我这个归客在赶路。（梓州离成都很近，从绵州往梓州，是走在回家的路上。）马受惊我倒不怕掉进深谷，风吹草动我只怕遭到长弓手的射击。（蔡梦弼说：“白日贼多，翻是长弓子弟也。”徐知道的乱军已经变成山贼了。）哪能再像开元年间那样“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如今道路多阻隔不通啊！——他后来所作《忆昔》其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所发皆同一浩叹。王嗣奭说：“‘暝色无人独归客’，读之凛然。钟云：‘妙在“暝色无人”下径接“独归客”；“老身古寺风泠泠”，妙在“老身”下径接“古寺风泠泠”。奥甚幻甚。’笔力所至，只忧贼，不暇忧坠，巧于形容。”孟浩然句“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略有恐怖感反见孤清高致。贾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固然恐怖而道路辛苦、羁愁旅思见于言外，别饶意趣。老杜此诗所写，不止是一种值得玩味的感觉，而是随时可能遇险的担心，所以就真恐怖煞人。
当时诗人因徐知道乱而忆及去年平段子璋乱不幸阵亡的马将军，作《苦战行》追悼：
“苦战身死马将军，自云伏波之子孙。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去年南行讨狂贼，临江把臂难再得。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又为战士丧败作《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遂州治所在今四川遂宁县。朱鹤龄认为段子璋反在上元二年四月，五月伏诛，而此诗云“去秋涪江木落时”，则非子璋反时事。仇兆鳌按：“唐史出于传闻，未可尽信。杜诗出于目击，不必致疑。史谓子璋平于五月，而诗云‘去秋涪江木落时’，盖至秋末而寇始削平也。且子璋反东川，陷遂州，地与诗合。其时月不符者，必属史传之误。此时舍子璋之外，别无叛东川者。黄、鲍二注（谓二诗皆写段子璋反时事），恐未可尽非也。”此二诗不止可正史料之失，且见叛乱带给蜀人灾难的深重。
他只身寄旅梓州，深叹战乱频仍，亲人阻隔，便思携眷出峡还京。一次，他还托人寄书草堂，表示此意：
“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悲秋》）黄生说：“时蜀有徐知道之乱，公久客梓(22)，盖谋为下峡之计。三、四，与‘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一意。此首尚似初寄书。……后半似亦书中语。然下峡之计，终不果，后竟携家客梓州。”悲秋思家，去留莫决，老杜往往因之而终宵失眠：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浦起龙说：“此因得家书后有感不寐而作。家书中定有催归之语，今所云云，皆‘未归情’，也。故结言客情若此，老妻亦应悉之，何书中云尔乎？黯然神伤。旧以‘数纸’为寄妻之书，恐非。”浦解为优。杨氏夫人或者尚未接到前诗中提到的那封捎回家去的信，所以不“悉未归情”啊。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杜甫《客夜》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诗云：‘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两言之，与渊明所谓‘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同意。”“肯”与“不肯”，是表示人的主观意愿之词。“不肯”用于陶、杜上引诗句中，则“秋天”“江”“日月”均有意志了。这是拟人法，用得恰当，往往可得较佳艺术效果。
虽不一定是作完《客夜》接着于天亮后作《客亭》(23)，而此二诗却像接力赛跑似的描写了日以继夜客中孤清之景和愁苦之情：
“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颔联写景如画。颈联话虽讲得比孟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委婉蕴藉，而孤忿之深并无二致。邵子湘评：“（此联）怨而不怒，见诗人忠厚。”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杨伦从尾联看出“时将欲迎家至梓”的意思。
老杜是在何时迎家至梓的呢？这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有一首《九日登梓州城》。黄鹤注：“宝应元年及广德元年，公皆在梓州。据后诗云‘去年登高郪县北’，知此诗乃宝应元年所作。”此诗后半“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仇注：“‘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国不忍见也。兵戈阻于关塞，此家国所以两愁也。”可见这年重九老杜在梓州城登高时家属尚未来梓。这天又作《九日奉寄严大夫》诗（见前）。他的《秋尽》中有“篱边老却陶潜菊”句，可见这诗当作于重九后不久。诗说：“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梓州在成都之东，故曰“东行”。少城在成都大城之西。首联谓己滞梓未归而家在成都草堂。《后汉书·郑玄传》：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此老杜以为儒而遭世乱的郑玄自况，以“袁绍杯”喻当地官府酒筵。颔联谓辜负草堂九日黄花，徒在梓州刺史筵上做客。“雪岭独看”，心忧西陲不靖。“剑门犹阻”，时徐知道虽已为其下所杀而其兵尚阻剑阁。故末叹客愁难以排遣。王嗣奭说：“注谓是年秋公自梓归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然据诗似作于未迎妻子之前，其迎妻子不见于诗，不知果在何时。且九日有寄严大夫诗，去秋尽无几矣。何得复有迎妻子之日耶？”承成都田世彬先生代为打听，梓州离成都，走老路约二百六十里，来往一趟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何得谓无迎妻子之日？闻一多论此甚辩，特摘录如下：“多按，《寄题江外草堂》，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李泰伯云公在梓州，怀思草堂而作是诗。诗曰‘偶携(24)老妻去，惨淡凌风烟’，似指徐知道乱后，携家出成都事。然则公实尝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据《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之句，以为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频为草堂回’，乃公嘱弟之语，意甚明，与迎家至梓事何涉？”当时徐知道已死，但仍须迎家至梓，可见蜀乱一时并未平靖。同时也可能与老杜“始欲投三峡”的打算有关。梓州傍涪水，由此下峡甚便。
五 旅梓游踪
迎家来梓前后，老杜的客旅游踪，尚可从现存诗作中窥见一斑。
老杜来梓州后不久，汉中王即离梓归任所蓬州（治所在今四川仪陇县南）。他曾作《玩月呈汉中王》送行：“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江”，谓涪江。“浮客”，自谓。“归舟独行”，谓汉中王自梓归蓬（朱注）。蓬州在嘉陵江东不远，自梓州乘船顺涪江而下，至合川溯嘉陵江而上，至南部舍舟登陆，即可抵达。也可起旱经盐亭、南部直达。仇谓杜独行，无据。《淮南子》：“画芦灰而月晕阙。”许慎注：“有军士相围守则月晕；以芦灰环月，阙其一面，则月晕亦阙于上。”适见月晕而联想到“有军土相围守”致令关山阻隔，故欲得淮王术以破之。结尾恰切亲王，固是雅谑，但也表露出诗人深沉的忧时之情。黄生说：“‘浮客’，犹行客，言己本当行之客，‘转’对月‘危坐’，因思王‘归舟应’在月中‘独行’。可见今夜关山皆‘同一照’，独己如‘乌鹊’不能安栖。其困厄有同‘月晕’，能如‘淮王’一试画灰之‘术’，庶其有济乎？前诗欲投三峡，此时已不果行，更欲冀王垂念耳。如此寓意，如此用事，真是镜花水月，无质可求。”
当时梓州有个姓严行二的别驾，本地人，性格豪爽，曾设盛筵热情招待老杜。老杜不胜感激，作《从事行赠严二别驾》相报：
“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乌帽拂尘青骡粟，紫衣将炙绯衣走。铜盘烧蜡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黄昏始扣主人门，谁谓俄顷胶在漆。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神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忧今愈疾。高视乾坤又可愁，一体交态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诸注家多叹老杜迎家至梓不见于诗。其实，除前引闻一多所举一例外，此诗首四句可作为他曾回草堂接家眷的佐证。梓州在成都东。“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其所恋恋不舍者，草堂也。而“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则追述回草堂所见乱后萧索景象。仇兆鳌以为是“从东川回想草堂，恐遭乱焚毁（意谓非实录）”，恐非确解。果真如此，这诗当作于这年秋冬之际回成都接家眷重来梓州之后。王嗣奭说：“别驾乃州刺史佐贰，故称从事。题云《相从行》，无谓，似应作《从事行》。”老杜早知严二是梓中最大的豪杰，今日傍晚初次登门拜访，不意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不要多久便成了坚胜胶漆的忘形之交。这时，他万事俱忘，百年不计，只管开怀畅饮，倾倒之至，不觉久病顿愈了。末段慨叹乾坤之大，而交态同属悠悠，惟严二意气能不愧于古人。这诗感情奔放，逸兴遄飞，而又忧愤深长，差近前之篇什《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自从流离道路以来，久不复闻此高唱了。“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乌帽拂尘青骡粟，紫衣将炙绯衣走。”这几句写得很精彩，不仅见严府宴客的奢华场面，也见主人的豪爽性格：按着我的胳膊腕儿敬酒，他喝得兴起就即席舞剑。传说晋代张华见北斗、牵牛二星之间常常有紫气，听说这是宝剑的精气上冲于天，就派人在丰城狱中挖出干将、莫邪二剑；最后这两把宝剑都跃入延平津中，随即打捞，只见两条龙蟠在水底。严二舞动双剑，不时相击，铿然作响，就像延平津这两条蛟龙怒吼一般。我一登堂，就有人来为我掸掉乌帽上的灰尘，他们还拿粟米喂我的青骡子。（我年初作《入奏行》，对窦侍御说，如果他入奏还成都后来草堂看望我，我一定去打酒招待他，请他的跟班吃白米饭，拿青饲料喂他的马：“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没想到严府的人竟拿粟米喂我那匹青骡子，真大方啊！）在整个饮宴的过程中，那些穿红着紫的仆人，有的负责上菜，有的奔走侍奉，显得又殷勤又有排场。——看起来，这严别驾不止是“梓中豪俊”，还是当地的大阔佬。杨伦说：“想公于潦倒中，严能极致周旋，不觉感激如此，前所云‘途穷仗友生’，岂即此人耶？”李长吉《开愁歌》“临岐击剑生铜吼”甚似“酒酣击剑蛟龙吼”，但一险怪一雄健，于此可悟二人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的微妙差异。老杜是长吉的表叔（杜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晋肃即李贺之父，详后），长吉对他这位表叔的诗作想是熟习的。
前年（上元元年）老杜在成都，趁一位姓段的朋友去桂林就任州参军之便，写了首题为《寄杨五桂州谭》的诗，托他带给该州刺史杨谭，表示思念之意。没想到如今在梓州又遇到这位段功曹参军，看到杨谭托段捎来的信（段因公入蜀，可能先已去成都草堂访杜，得知杜在梓州，就特意到这里来的），知道杨谭已从桂州调到广州任长史，就写诗作复，仍请段回去时带给他：
“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铜梁书远及，珠浦使将旋。贫病他乡老，烦君万里传。”（《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又作诗送段归广州说：
“南海春天外，功曹几月程。峡云笼树小，湖日荡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送段功曹归广州》）梓州有铜梁山，知重遇段功曹参军在梓州。桂州下都督府(25)，下州刺史正四品下。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长史正五品。长史辅佐太守掌一郡兵马，职任亦甚重。杨谭由桂州刺史调广州长史官阶是降了，但地位重要，所以前诗以大克匈奴后武帝拜之为大将军于幕中的卫青和出豫章下横浦的楼船将军杨仆相称许，期望杨谭为国立功，并告己贫病交加、或将老死他乡的窘况。后诗首联意谓功曹归去，几月之后才能到达广州，那时必然过了明年春天。王嗣奭说：“数月之程，不能以春到，故云‘南海春天外’。”三峡山高，云笼树小；洞庭湖阔，日荡船明：颔联写沿途经过之景。“丹砂”“白葛”，交广土产，老杜望段托人多寄些来，藉以延年而却暑。老杜可算得是“老江湖”了，动不动就写诗向人家要东西，一点也不在乎。“未就丹砂愧葛洪”，老杜到老还没忘记他的丹砂呢！二诗“汉节”联、“峡云”联，写景小有情致。
这年秋天，他还就近到梓州所辖玄武县（今四川中江县）城东二里玄武山上的玄武庙去游览，作《题玄武禅师屋壁》说：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虎头，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小字。杜甫二十岁漫游金陵，曾去瓦棺寺观看过顾恺之所作维摩诘壁画图像，印象极其深刻。二十七年后，他在忆旧诗中谈到当初观画时的心情说：“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可见他对顾恺之及其作品是何等地倾折了（详上卷四三、四四页）。未闻顾虎头曾入蜀，玄武禅师屋壁画“非必出顾手”（顾宸语），只是诗人最倾折虎头，如此云云，不过表示“画之佳，非名手不能”（同上）而已。《高僧传》载：舒州潜山最奇绝，山麓龙胜。志公与白鹤道人欲得之，同白武帝。帝使各以物识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鹤，志公以锡杖。已而鹤先飞去，至麓将止，忽闻空中锡飞声，志公之锡即插于山麓。道人不悦，但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于所识处筑室以居。又载：刘宋时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无假风棹，轻疾如飞。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飞锡遥来，度杯远至。”《高僧传》又载：惠远住庐山，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等，并弃世遗荣，依惠远游止。仇注：“不惊鸥”参用《列子》海鸥事。这诗先记壁画。石林红日，云气氤氲；江海春天，水空辽阔：好一幅沧洲远趣图。大概画上山前有鹤，水际有鸥，因而想到锡飞、杯渡故事，便从赞画转到赞禅师，并致己欲追随游止之意以结束全篇。虽是小品，却写得浑融遒劲，足见功力之深。胡应麟《诗薮》说：“‘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杜用事入化处。然不作用事看，则古庙之荒凉，画壁之飞动，亦更无人可著语。此老杜千古绝技，未易追也。”浦起龙说：“通首总就题画命意。……盖睹此沧洲远趣，忽如身与禅师一齐度世。既使此画此师，双超绝顶，而于己羁栖之愁，亦片时消释。”可谓有得。王勃《圣泉宴诗序》记玄武山圣泉景物甚详：“玄武山有圣泉焉，浸淫历数百千年。乘岩泌涌，接磴分流，下瞰长江（指中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遗迹也。兹乃青绿芰，紫苔苍藓，遂使江湖思远，寤寐寄托。既而崇峦左岥，石壑前萦，丹崿万寻，碧潭千顷，松风唱响，竹露薰空，潇潇乎人间之难遇也。”诗说：“披襟乘石磴，列籍俯春泉。兰气熏山酌，松声韵野弦。影飘垂叶外，香度落花前。兴洽林塘晚，重岩起夕烟。”老杜既来此山游览，圣泉这一带的景致，想是赏玩过了的。惜未发诸吟咏，以飨后人。
时将岁暮，仍滞梓州，老杜内心的无限感伤，在《赠韦赞善别》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
“扶病送君发，自怜犹不归。只应尽客泪，复作掩荆扉。江汉故人少，音书从此稀。往还二十载，岁晚寸心违。”不止不得归故乡，即草堂亦不得归，明乎此，方知“寸心违”三字下得沉痛。
严武召还，高适代为成都尹。随即徐知道叛乱，军政旁午，老杜一时不便去打搅高适。今见首恶毙命，叛乱渐平，他因久厌客梓，思归草堂，就写诗寄高，婉辞试探近期他若携家回成都是否相宜：
“楚隔乾坤远，难招病客魂。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北阙更新主，南星落故园。定知相见日，烂漫倒芳樽。”（《寄高适》）“宋玉赋《招魂》者，楚人也”（《杜臆》），可是楚与蜀相隔很远，宋玉也难招我这病客的魂啊！(26)只有我能同你共享诗名，眼下却无人与谈世事。如今新主初立，你被擢任成都尹，待我回来后，望你降临草堂。我知道，到了相见的那天，我们准会无所拘束地干了一杯又一杯。——浦起龙说：“是诗疑团在‘故园’二字，或指高适沧州之故园，或指公京师之故园，辗转不合。不知公入蜀后，三年而成一草堂，身虽频出，家口寄焉，草堂固可云故园也。严武再镇成都，公寄诗云：‘故园犹得见残春’，是显证也。诸家何遂忘之？解此，则诗意豁然，而编次亦属一定。”所论甚是。
六 “激烈伤雄才”
高适和诗不存。不知是高适回信说暂时不宜回成都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年冬天老杜却往陈子昂的故乡射洪（旧治在今四川射洪县金华镇）游览凭吊去了。射洪在梓州东六十里。境内有金华山。金华山在县城之北二里，县城又在涪水之西一百步。老杜初来射洪时在城边野望，作《野望》说：
“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隽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唐隽州越隽郡治所在今四川越西县。常璩《蜀志》载：秦置蜀郡，汉高祖置广汉郡，武帝又分置犍为郡，后人谓之三蜀。十一月风日惨淡的一天，我站在涪水之西眺望，北边就是金华山。那金华山，山连着山，蟠曲在三蜀境内。这涪水，流到巴县、渝州（州治在巴县，即今四川重庆市），再下又有武陵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溪、辰溪，在今湖南西部）流入。独鹤多像个孤单的客子，不知它为什么却在跳舞？饥乌聒噪，似乎想向人乞食。射洪的春酒，到天寒时仍然碧绿。我触目伤神，可又有谁携酒来同我遣闷销愁？——据此可知他来射洪在这年十一月（“仲冬”），当时他的心情是不好的。
大概在城边眺望写作前诗后不久，老杜登上金华山，参观了山上的金华观，找到了陈子昂的学堂的遗迹，很有感触，作《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说：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壑，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淡然川谷开。雪岭日光色，霜鸿有余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陈子昂读书堂，在射洪县北金华山。大历中，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为立旌德碑于读书堂(27)，堂在玉京观（本名金华观，宋改名玉京）后。金华山上拂云霄，下瞰涪江。相传东晋陈勋学道山中，白日飞升。梁天监中建观。有老君像，唐明皇所铸（见《舆地纪胜》《新修潼川府志》等）。陈子昂有《春日登金华观》云：“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石，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可见当时此间建筑与景物的一斑。彭庆生《陈子昂诗注》：“本集卷七《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序》云：‘永淳二年（六八三）四月孟夏云云。朝廷子入，期富贵于崇朝；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可证子昂进士及第之后，曾居家学仙，诗当作于此时。”据诗中所述，老杜这天来游时天气很好。他在船上远远地望见涪水西岸众山之中就数那紫色的金华山最高。从冬日蔚蓝色的天空中垂下的阳光，拥抱着山上道观的琼楼玉宇。把船靠在绝壑下面，就拄着拐棍儿在盘旋往复的山路上攀登。登上山顶四下观望，那川流那山谷隐隐约约地展现在眼前。西边那雪岭在阳光照射下泛出苍白的死色(28)，霜天传来了鸿雁的哀鸣。道观里跪着烧香的信女犹如玉女，访道的善男来了仿佛是雾里降临的仙人。(29)陈公读书堂柱仄苔青，悲风似乎为他而起，他情怀激烈，为雄才的含冤殒命而深深伤悼。
老杜前在绵州，遇李使君去梓州上任，曾作诗嘱李来日行部至射洪为他洒泪凭吊陈子昂：“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如今他亲来射洪，自然要寻陈子昂的遗迹，深致悼念之意了。接着他又参观了陈的故居，作《陈拾遗故宅》说：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子昂故宅在射洪县北里许的东武山下。(30)陈子昂《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君讳嗣（子昂叔祖），……其先陈国人也。汉末沦丧，八代祖（陈）祇（子昂十世祖），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县，而四姓宗之，世为郡长。”又《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公讳元敬（子昂父），……五世祖太乐（子昂六世祖），梁大同中为新城郡司马。生高祖方庆（子昂五世祖）。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遂隐于郡武东山。……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公（子昂父元敬）乃山（当是武东山）栖绝谷，放息人事。”据此可知：（一）自晋初以来，陈氏即聚族居于武东山（后世方志作东武山），世代为当地豪族。（二）子昂五世祖陈方庆与其父陈元敬都隐居于武东山学道。子昂的山栖学仙，“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显然也受到家族的影响。这诗先记子昂故居，大屋修椽，现尚完整如昔，以及荒山寒日、故里风烟景象。次赞其位下才高，上薄风骚，下与扬雄、司马相如接踵，名垂千古。卢藏用《陈氏别传》：“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扬、马都是蜀人，故用以相比。复志其交游遗迹。诗人因见壁上题字，知赵彦昭与郭元振曾来此宅，与之同游。
赵彦昭，字奂然，甘州张掖（今甘肃张掖）人。少豪迈，风骨秀爽。及进士第，调为南部尉。与郭元振、薛稷、萧至忠相友善。中宗景龙中，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睿宗立，出为宋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萧至忠、薛稷等依附太平公主反对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谋反，玄宗与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郭元振等定计先下手。执萧至忠等于朝堂斩之。薛稷赐死于万年狱。太平公主赐死于家。萧至忠等被诛后，郭元振、张说等称赵彦昭曾参预平乱密谋，以功迁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赵彦昭本以权幸得进。中宗时有巫赵五娘，以左道出入宫禁。赵彦昭以姑事之，曾着妇人衣，乘车与其妻前往拜谒，以表侄子之情。他得为宰相，全仗赵五娘之力。于是殿中侍御史郭震（此人与郭元振同名）弹劾他的旧恶。时姚崇执政，恶其为人，贬为江州别驾，卒。《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一首，多应制之作，无甚可观。郭震，字元振，以字显。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南）人。少有大志。十六岁，与薛稷、赵彦昭同为太学生，家中刚送来四十万钱，恰好有个着丧服的人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郭元振毫不吝惜，竟将钱全部给了他，也不问他的姓名，薛稷等都很惊叹。十八岁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不拘小节，曾盗铸并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得知，把他召去诘问，一同他交谈，便感到很惊奇，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武后看了很夸奖，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大足元年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筑要垒，开屯田，在职五年，军粮充足。神龙中迁安西大都护。睿宗立，召为太仆卿。景云二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迁吏部尚书。玄宗诛太平公主，郭元振立大功，进封代国公。玄宗讲武骊山，他坐军容不整流新州。旋起为饶州司马，病死途中。《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三首。《宝剑篇》《塞上》均有风骨。小诗学南朝乐府民歌，如：《春江曲》“江水春沉沉，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清丽可诵；《惜花》“艳拂衣襟蕊拂杯，绕枝闲共蝶徘徊。春风满目还惆怅，半欲离披半未开”，亦别饶情趣。唐南部县即今四川南部。唐通泉县今并入射洪。赵、郭与陈子昂同游，并登府题壁，当在二人分别为此二县县尉时。《碑目》载陈子昂故宅有赵、郭题壁。这题壁据老杜的描绘“洒翰银钩连”，知是草书。末叹盛事已往，堂宇终将湮灭，但诗留忠义，自足千古。王嗣奭说：“会止一时，堂不千年，独《感遇》之遗编尚存，此立言而垂不朽者也。称文章而归之‘忠义’，才是真本领，亦公自道。‘位下曷足伤’二语，亦自道。‘终古立忠义’，观集中所上书疏及本传可见，非谓《感遇》诗。若《感遇》诗当世推为文宗，人皆知之。而公复推于忠义，特阐其幽，亦见所重自有在也。”
陈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字伯玉，出身豪富之家，任侠使气，到十七八岁尚不知书。曾随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谢断门客，专心读书，数年之间，学问精进。武后光宅元年（六八四），二十四岁，游东都，举进士对策高第，擢麟台正字。垂拱二年（六八六），从乔知之北征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永昌元年（六八九），补右卫胄曹参军。天授元年（六九〇），九月，武后改国号为周。他上表进《大周受命颂》四章并序表示拥护。次年春，以继母丧解官返里。长寿二年（六九三）回东都，擢右拾遗。延载元年（六九四）坐逆党入狱。天册万岁元年（六九五），出狱，官复原职。九月，建安王武攸宜讨契丹，子昂以本官参谋。神功元年（六九七），在军幕。武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以严立法制，以长攻短，不纳，降为军曹，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泫然涕流，作《登幽州台歌》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七月凯旋，仍守原官。圣历元年（六九八），以父老上表解官归侍，诏听带官而归。次年七月七日，其父陈元敬卒。长安二年（七〇二），卧病家中。本县令段简闻其家富有，乃附会法律，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段简嫌少，系狱而卒（以上事迹均据罗庸《陈子昂年谱》）。中唐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曾论及乔知之与陈子昂的死：“乔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录以备考。
葛晓音《关于陈子昂的死因》（载《学术月刊》一九八三年二月号）说：“我认为陈子昂之死的原因更可能是段简根据陈子昂所写府君墓志铭一文，‘附会文法’，以子昂诋毁武后、‘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为名，勒逼财物，陷其下狱，致使本来就哀毁羸疾的陈子昂不堪折磨而死。”论证颇详，所见近实，较他说可信。陈子昂是有卓识有胆略的政治家，也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旗手。作为政治家，他敢于通过谏疏陈述并坚持自己进步的政见：一、关注民瘼，改革吏治；二、揭露酷吏，反对淫刑；三、重视边防，反对黩武；四、主张任用贤能，用人不疑。作为文学家，他在《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反对齐梁以来的华靡诗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革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他多年创作的《感遇》三十八首及其他名篇，或讽刺现实、批判时政，或感伤身世、抒发豪情，无不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的理论和实践，犹如动地狂飙，尽扫弥漫唐初诗坛的浮靡余风，为其后盛唐诗歌的发展清除了道路，功绩不小，影响深远。韩愈的《荐士》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者，亦各臻阃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其八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以诗论诗难免夸大，而其基本评价却不为大谬。大体说来，自古至今，论者对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上的开山地位多无异议。至于谈到他对待武后的态度问题，前人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分成肯定和否定的两派。最早宋朝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显斥陈子昂“无风节”。此派看法，愈演愈烈，到了清代，王士祯说：“（子昂）《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其辞谄诞不经。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带经堂诗话》）潘德舆甚至将陈子昂连同阮籍一并加以斥责，且对老杜《陈拾遗故宅》“有才继骚雅”“终古立忠义”云云表示不满：“人与诗，有宜分别观者。人品小小缪戾，诗固不妨节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恶，则并诗不得恕之。……以人而论，则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子昂谄武曌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皆小人也。……杜公尊子昂诗，至以‘骚雅’‘忠义’目之，子乌得异议？曰：子昂之忠义，忠义于武氏者也，其为唐之小人无疑也。”（《养一斋诗话》）那么，肯定陈子昂人品的一派，尤其是老杜给予他“终古立忠义”的崇高评价，是不是就错了呢？对待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武则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指责陈子昂忠于武家而不忠于李家，这看法本身就很封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的。这答复当然是对的。可是武后执政时确有不少希宠干禄的小人，从陈子昂积极拥护武后建周称帝的表现看，也并不是毫无可非议之处，所以对于陈子昂的人品，仍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这一问题，评论得最早也最具体的是《新唐书·陈子昂传赞》：“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窃威柄，诛大臣、宗室；胁逼长君而夺之权。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卒为妇人讪侮不用，可谓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也。瞽者不见泰山，聋者不闻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认为武后很坏，未免带有偏见。认为陈子昂“以王者之术勉之，卒为妇人讪侮不用”，政治上真是又聋又瞎，教人可怪可笑，这指责虽然极其严厉，却并未怀疑他的人品，把他看成无耻小人。比较起来，王夫之对陈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现的评价最全面也最中肯：“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其论开间道击吐蕃，既经国之远猷；且当武氏戕杀诸王、凶威方烈之日，请抚慰宗室，各使自安，撄其虓怒而不畏；抑陈酷吏滥杀之恶，求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岂冒昧无择而以身试虎吻哉？故曰：以为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载观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领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与苏安恒、朱敬则、韦安石，皆犯群凶，持正论而不挠；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虽贬窜而终不与傅游艺、王庆之、侯思止、来俊臣等同受显戮。由是言之，则武氏虽怀滔天之恶，抑何尝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没、中宗初立之际，举国之臣，缩项容头，以乐推武氏，废夺其君，无异议者。向令有子昂等林立于廷，裴炎、傅游艺其能仇匿以移九鼎乎？”（《读通鉴论》）所举陈子昂的种种政治表现都是事实，王夫之从中看出：一、陈子昂不仅有远见卓识，而且有勇有谋，善于在险恶的政治情况下进行斗争，充分显示出大政治家的才具和品质；二、要是朝廷上像陈子昂这样的人多了，即使武后不好，还是可以“秉正以抑其妄”的。私意以为，仅就对陈子昂而论，这两点看法基本是正确的。
前两年，我读《陈子昂集》，发现《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如下的一些记述，对研究陈子昂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很有帮助：“公讳元敬，……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属忧艰不仕，潜道育德，穆其清风，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也。州将县长，时或陈议。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公乃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图天象，无所不达。尝宴坐，谓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观大运，贤圣生有萌芽，时发乃茂，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无一焉。呜呼，昔尧与舜合，舜与禹合，天下得之四百余年。汤与伊尹合，天下归之五百年。文王与太公合，天下顺之四百年。幽历板荡，天纪乱也。贤圣不相逢，老聃、仲尼，沦溺溷世，不能自昌。故有国者享年不永，弥四百余年，战国如麋，至于赤龙。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太岁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隐化于私馆。……是岁十月己酉，遂开拭旧茔，奉宁神于此山石佛谷之中冈也，铭曰……”陈子昂父陈元敬卒于圣历二年己亥（六九九），时年七十四岁，则“二十二，乡贡明经擢第”当在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随即拜文林郎，后因丁忧不仕。但真正决心归隐却在“青龙癸未”弘道元年（六八三）高宗逝世、“唐历云微”之际。由此可见陈元敬是坚决反对武后擅权的。既然陈元敬反对武后的政治态度是这样地坚决，后来又对陈子昂讲过当时正值天纪复乱、贤圣不相逢、不可以智力图之的大道理，而且要陈子昂记在心里，那么，当圣历二年十月作此墓志文之时，亦即陈子昂积极从政多年而终告失败之后，他竟不惮时议，提起这段往事，并在铭中给他父亲以极高的评价，甚至以孔子、商山四皓与之相比：“贤者避地，邈其往兮。凤兮凤兮，谁能象兮！呜呼我君，怀宝不试，孰知其深广兮！悠悠白云，自怡养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汉天子，固亦商丘之遗壤兮。”肯定父亲的见机识时，就是承认自己不顾天运欲以智力图之的无知和劳而无功。这岂不表明陈子昂开初的竭诚“以王者之术勉”武后，确乎如王夫之所说，是有意识地在“秉正以抑其妄”么？这样看来，讥笑“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骂他是“真无忌惮之小人”，都未免太冤枉他；而老杜说他“终古立忠义”，倒是最知其用心良苦的了。或者说，《陈子昂集》有《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对杜审言的文才推崇备至：“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老杜的《壮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显系受序中“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的影响，可见他对这序很熟习，对陈子昂同他祖父的关系很清楚。老杜的封建感情颇强烈，因此他对其世交前辈陈子昂的评价难免过当，不足为凭。这话不无道理，比如他祖父杜审言的友人宋之问，倾心媚附武后的宠幸张易之，“至为易之奉溺器”，“天下丑其行”（《新唐书·宋之问传》），但他在《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中，还对宋之问，表示通家晚辈深深的凭吊、感叹之意。虽然如此，每当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时，他还是很谨慎的。第一章第二节中曾经谈到，他祖父杜审言交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人品比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稍微好一些，也不算很高尚。老杜很敬佩他祖父的文学成就，常以他家有他祖父所开创的诗歌传统而自豪。可是，当他认真评论历史时，却直言不讳地指出：“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八哀诗·赠秘书监汇夏李公邕》）这“宠嬖”即指二张之流。他对他祖父的政治表现，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辞，心里还是有看法的，起码会感到与这些“宠嬖”有牵连未免窝囊。又说开元二十九年老杜漫游齐鲁之后归洛阳，筑陆浑庄于首阳山下。这年寒食，他为文祭远祖杜预而不祭祖父杜审言，可见远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对自己的祖父尚且如此，要是他心里真认为陈子昂在“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时德行有亏，今来故宅游览，即使要作诗，他尽可像《过宋员外之问旧庄》那样，深致通家晚辈凭吊、感叹之意即可，又何必发违心之论呢？要知道，老杜是忠于李唐王室而明确表示不满武后的。站在他的立场，哪会轻易以“忠义”许人？要是我前面所作关于陈子昂人品和政治表现的探索差可成立，那么老杜可算是最早的最理解陈子昂的了。陈子昂曾为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老杜曾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左拾遗，这偶然的近似，可资谈助。
在射洪他还写作了《谒文公上方》和《奉赠射洪李四丈》二诗。前者首记上方景象，次赞文公道行，末叙来谒欲皈依佛法之意。此诗不甚佳，苏轼却称道其中“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原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及其他诗句，以为据此“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见《东坡题跋》）。王嗣奭说：“王侯与蚁同尽，不过袭《庄》《列》语；‘愿闻第一义’，亦禅门常谈。东坡以此四句卜得其道，此窥公之浅者。余读公诗，见道语不一而足，而公亦不自知也，非以学佛得之。平生饥饿穷愁，无所不有，天若有意煅炼之；而动心忍性，天机自露，如铁以百炼而成钢，所存者铁之筋也，千年不磨矣。”强调老杜对哲理的领悟主要得力于人生历练而不是学佛，这是很有见地的。《奉赠射洪李四丈》说：
“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乱初定，所向色枯槁。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苍茫风尘际，蹭蹬骐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诗题下自注李四字“明甫”。这诗首四句如谣谚，叙二人相见虽晚却甚相得。次叹成都经乱，草堂不可复居；欲出三峡，又苦无川资。末以骐自喻，志士谓李；一蹭蹬，一感伤，遭遇相同，意气故相投。
这两首诗，略见老杜在射洪的行踪、交往和思想情况。老杜前在梓州作《悲秋》说“始欲投三峡”，今又说“东征下月峡”，可见他当时携眷出峡的念头很强烈，只因无钱未能成行。
七 “此行叠壮观”
为了排遣客愁，当他在射洪稍作勾留之后，并未马上返回梓州，又继续只身到通泉游览去了。
唐通泉县（元并入射洪县）故治在梓州东南一百三十里。有通泉山，东临涪江，绝壁二十余丈，水从山顶涌出，下注于江，风景幽美。老杜离射洪赴通泉游览当在这年十一月。他的《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记沿途旅行情况甚详：
“将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诸病入。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仆夫行不进，驽马若维絷。汀洲稍疏散，风景开怏悒。空慰所尚怀，终非曩游集。衰颜偶一破，胜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申涵光于首段颇有得：“少时谋生颇易，然正尔负气，岂屑及此？至老方忧，已无可奈何矣。起语怅然。‘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他人不肯自言，然正是高处。”穷难自立，饥馁依人，只好整理行装，搭伴赶路。正如鲍照在《上浔阳还都道中》说的那样，我“侵星赴早路”，到天亮，已经走了好一段险阻的路程。雾大寒日出得迟，清江拐过山根激起了急流。仆夫走不动，驽马像给绳索绊住似的，这路真难走！来到汀洲这边，风景疏散，开豁了我郁悒的胸襟。此处差堪慰怀，可惜已无曩日游兴。何况衰颜暂破，前面恐无胜境，终不免阮籍穷途之哭、杨朱歧路之悲了。——这诗抒情真挚，叙事亲切，非徒“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写景入妙。
途中他又作《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集，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所发感慨虽是实情，惜流于一般，不见精彩，而写溪行所见却别饶意趣。今天好大的雾，到中午才散，一路之上在雾中行走，连衣服都潮湿了。这里地气很暖和，杂草中还集聚着蚊蚋。这里远离人境，野鸭子到处乱飞。雾收了，一会儿晴一会儿阴。山路崎岖，爬上爬下。到了通泉驿，驿楼就在那株衰柳旁边；从这里，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那轻烟缭绕的江畔城郭了。远处的山色显得很寂寞，涪江江水在夕阳下闪闪发光，这景色多美多壮观啊！——王维《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与此诗“溪行衣自湿”意近，但前者空灵有韵致，后者质朴而与行旅风尘之感协调。
当时通泉县城里还保存着郭元振在此做县尉时住过的故宅，老杜去凭吊了，作诗甚赞郭元振当机立断、佐玄宗扑灭太平公主一党的丰功伟绩：“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辩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过郭代公故宅》）指出“临事断”是郭元振得以成功的主要性格特点，这是很有见地的。
老杜来通泉县的另一收获是得以观赏薛稷书画真迹。薛稷（六四九—七一三），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的曾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曾从外祖魏征家见虞世南、褚遂良法书，精勤临仿，遂以擅书名世。其书法得于褚为多，故当时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后人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兼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为生动，时称一绝。碑刻有《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及《信行禅师碑》。老杜在通泉县见到的是薛稷为这里的慧普寺写的一块匾额和画的一面壁画。他观看后有所感触，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31)说：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水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32)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薛稷诗《全唐诗》存十四首，其中《早春鱼亭山》“白云自高妙，裴回空山曲。阳林花已红，寒涧苔未绿”，《春日登楼野望》“野外烟初合，楼前花正飞”云云，清新可诵。而老杜所称道的“陕郊篇”即《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确乎很有古风：“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隔河望乡邑，秋风水增波。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操筑无昔老，采薇有遗歌。客游节回换，人生知几何？”老杜见此诗颇含政治隐忧，想到他终坐太平公主事赐死于万年狱，就不觉叹惜他功名幻灭，仅有书画传世了。“西方变”，指这面从墙根高达屋椽的大壁画中所描绘的佛教神变故事。《舆地纪胜》载：薛稷书“慧普寺”三字，径三尺许，在通泉县庆善寺聚古堂。仇注：“赵曰：稷书‘慧普寺’三字，乃真书，傍有赑屃缠捧，此其‘蛟龙岌相缠’也。稷所画西方变相则亡。”据老杜所述，稷书寺名三字已制成金匾；变相是粉壁墨绘，未着色。老杜前不久在射洪陈子昂故居见到郭元振的题壁，现在又见到了薛稷的书画，他真为“此行叠壮观”而深感庆幸。他想：百年之后，又有谁来通泉观赏这些书画神品呢？那时，这些书画还有吗？……他不胜迷惘。
《历代名画记》载：薛稷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名画录》载：今秘书省有稷画鹤，时号一绝（另有落星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合此相传号省内四绝，见《南部新书》）。又蜀郡亦有鹤，并佛像、菩萨、青牛等传于世，并居神品。《封氏闻见记》载：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通泉县署屋壁也有薛稷画的鹤。可惜华堂倾覆，壁画曝落，任凭风吹雨打，老杜见了，有感而作《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鹒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晋永嘉郡记》：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大便去，只余父母一双在原地，精白可爱，多云神仙所养。“仓鹒”，亦作仓庚，即黄莺。此诗甚佳。仇兆鳌说：“此从画壁生慨。壁经风雨，在画鹤终当灭迹。然看赤霄冥举，即真鹤有时遁形。凡物皆当旷观矣。”杨伦说：“言此地既无人知赏，鹤亦将破壁而飞去矣。兼带自寓意。”日晒雨淋，画鹤终将泯灭，作如是观，既能排遣抱憾之情，复有寄托，意故深厚。如果仅说这些曝露于外的画鹤终当破壁飞去，口吻近谑，意义也就浅了。老杜这次射洪、通泉之行，非止为览江山之胜，亦为凭吊前贤、观赏真迹而来。蒋弱六说：“‘高堂未倾覆’，不顾署中人忌耶！明是恶其曝露，不胜感愤耳。”古往今来，珍贵文物不知毁坏多少！官场中人，所见惟利禄，哪将名画放在眼里？老杜的感愤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如此，他跟这个县的县令姚某依然很要好。当时县里来了个贵客王侍御，想他已受到姚令的多次盛情款待，就在涪江边的东山最高顶设宴作为答谢。晚上，接着又携酒请原班人马乘船泛江作乐。老杜也出席作陪，作《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说：
“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马游。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郭销我忧。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风起寒浪涌，取乐喧呼觉船重。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后汉陈寔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以陈太丘称誉姚通泉，老杜吹捧起人来，也是蛮厉害的。这几天老杜在通泉做客，承姚令接待，无力设宴答谢，只好美言几句；未能免俗，不必深责。这诗很写实，可见当时官场应酬的一斑。《旧唐书·职官志》载：“侍御史四员（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寮，推鞫狱讼。”侍御史既然有纠举百寮的职责，如今来到郡县，却和接受考核的地方官夜以继日地携妓饮宴，乐而忘返，这真是对封建政治和职官设置的莫大讽刺！老杜还有首《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诗，颔联云：“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这王侍御当是老杜在长安的旧相识，所以显得比旁人亲近些。
老杜在通泉盘桓了一些日子，眼看又将岁暮，想必就返回梓州，与家人团聚过年去了。
八 “转益多师是汝师”
老杜《戏为六绝句》的写作年代不详；从说话的口气看，当是晚年之作。杜集编年诸本，多置于上元二年，《读杜心解》及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则置于宝应元年，这时老杜年已五十，大致不差。姑从后说，赘于这年诗作之末，稍加介绍。
郭绍虞先生撰《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征引繁富，剖析细致，案断中肯。发端于分类加评罗列概论《六绝》诸说之后，自作小结说：“此《六绝》主旨，昔贤均谓为论诗，惟黄鹤以为论文，宗廷辅以为第一首论赋，第二首论文，第三首始论诗，以下诸首则汇而论文。其说与诸家异。案：第二首与第三首均论初唐四杰，两首意思本属一贯，必欲离而为二，似亦有所未安。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论潘岳，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论陆机亦有‘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之语。使以宗说绳之，得勿谓此三十首不尽论诗耶？须知杜甫《六绝》意在针砭后生，庾信、四子不过借以发意，无论论诗论文，正不必拘泥求之。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两首为分指赋予文而言，亦未尝不可窥其论诗宗旨与诗学所诣。盖论体虽别，究理则通也。故解此《六绝》，与其着眼于所论之体，无宁注意于其作之之动机。由其所以作此《六绝》之动机言，要不外上述三说：其谓为寓言自况者，以为嫌于自许，故曰戏。其谓为告诫后生者，以为语多讽刺，故曰戏，亦有以为‘戏’字仅指第一首言者。其谓为自述论诗宗旨者，则又以为诗忌议论，故曰戏；或以为此辈不足论文，故曰戏。实则上述诸说皆有可通。杜甫作此《六绝》之动机，或诚不免因于蚍蜉撼树之辈好为谤伤，有所激发，遂托于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则对于后生之轻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恶痛绝之辞。因指斥而又告诫之，教诲之，则于指点之中，而论诗宗旨亦自然流露矣。论诗宗旨既已全盘托出，则此即杜甫一生学诗蕲向所在。谓为自况，亦未为非。”所论甚是。《六绝》的写作动机及其主旨既已有了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现在就好逐一加以评议了。其一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庾信（五一三—五八一），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梁代著名宫体诗人庾肩吾之子。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任右卫率。徐摛子徐陵，与庾信同为抄撰学士。两家父子俱供职东宫，出入禁闼，礼遇之隆，无人可比。他们的文辞都很绮艳，世号“徐庾体”。庾信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朝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驻守朱雀航。侯景一来，他就率众先退。台城陷后，他逃江陵。承圣元年（五五二）梁元帝即位于江陵，庾信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陈朝与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并许还其旧国。陈朝请北周遣返王褒、庾信等十余人，北周武帝只放还几个不很出色的人，因看重庾信、王褒的才学不让他们走。北周明帝、武帝都很爱好文学，庾信特受重视；赵王、滕王也同他很要好。庾信善诗赋、骈文。在梁时作品如《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鸳鸯赋》《荡子赋》《咏舞》《奉和示内人》等，多写色情，绮艳轻靡，趣味庸俗。后入北朝，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拟咏怀》等，感伤遭遇，并对当时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也转为萧瑟苍凉。倪璠撰《庾子山集注》，详博可用。对于庾信的生平遭遇及其前后期创作特色有了粗略的了解，就便于研讨“庾信文章老更成”这首绝句了。那么，老杜写作这首诗、这组诗的针对性又是什么呢？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说：“此六首盖为当时之人轻视六朝、初唐，妄以风骚、汉、魏自命而作。此举庾信以例其余，非止谓信也。下‘杨王卢骆’亦然。”江田《杜园说杜》说：“‘流传赋’，谓《哀江南赋》也。文嗤子山，诗谓四杰，当时必有绮丽为嫌而唱为骚雅之制者。元微之谓‘好古者遗近’，正是此人；又谓杜陵‘直道当时语’，正是如此等作也。”前者认为，这首诗，乃至这组诗，是为时人轻视六朝、初唐，妄以风骚汉魏自命而作；后者认为这种人即元稹所谓“好古者遗近”之流，当时确乎是有的：这都很对。齐、梁浮靡余风，像阴霾一样，笼罩唐初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虽在诗文所采用的题材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显示了革新的趋势，但所受齐、梁浮靡余风的影响仍很严重。陈子昂高挑文学革新的大旗，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鼓吹恢复风雅和建安文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实绩，为盛唐诗歌的高涨扫清了道路。但矫枉难免过正，他的作品大多质胜于文，稍嫌枯燥。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批评了汉赋以来每况愈下的文学颓风，不恰当地将《诗经》的《大雅》当作最高的标准倡导复古。其实，他想要恢复的只是风骚所代表的我国古代的优良文学传统。当他具体评价作家作品时，仍然很推崇鲍照、二谢，并且接受了他们的良好影响。而他自身在诗歌创作上的辉煌成就，就更能雄辩地说明他打着的是复古旗帜，取得的却是最有时代现实意义的创新。
与老杜一同应天宝六载制举失利的元结，提倡风雅，反对淫靡诗风，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结《箧中集》，选沈千运等七人诗二十四首，以资标榜，并作《箧中集序》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这一派诗人，有志振兴诗道，固然可嘉，但因见偏才弱，建树无多。——回顾了从初唐到老杜写作《戏为六绝句》时几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文学见解及其创作实践，可见重风雅轻六朝是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的思潮。如此说来，我是不是想从而论证老杜的《六绝》是针对陈子昂到元结重风雅轻六朝的这一思潮而发呢？完全不是。老杜对他的前辈陈子昂很敬重，评价很高：“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陈拾遗故宅》）他对他的好友李白更是佩服之至，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简直好得无以复加。此后他看到了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深为感动，便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之大加赞扬：“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又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他既然真心实意地对陈子昂、李白、元结他们的那些体现风骚优良传统的诗篇大加肯定，就绝不会对他们有所非议。那么，我的用意何在？不过想借以说明：（一）既然重风雅轻六朝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文坛上的进步思潮，影响所及，难免会在一部分并无真知灼见、只是一味趋时的“轻薄”“后生”中间产生盲目复古、全面否定六朝文学的错误倾向。因此，老杜不满于这些“轻薄”“后生”，并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批驳，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二）这种重风雅轻六朝的思潮，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对推动唐诗走上反映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的康庄大道，所起作用极大。但是作为理论，它本身也确乎存在不小的缺陷。
如前所述，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中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却稍嫌枯燥；李白的作品倒是“文质相炳焕”，思想性艺术性大多结合得很好，却丝毫不像他所标榜的“大雅”，而所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又十分明显：这都是这一思潮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的表现。这一思潮，发展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理论大备，而缺陷也随之大显。白居易认为，从古到唐，在我国无数的诗人和诗歌中，无与伦比的只是“六义”俱备的《国风》，然后用“六义”这把唯一的尺子去衡量，从而得出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以还，得者益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与元九书》）就是论及唐代，他也毫不通融：“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同上）在这样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白居易、元稹等人，在元和头五年（八〇六—八一〇）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写作了一批揭露现实的讽喻诗，在我国诗歌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但由于他们过于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把诗歌仅仅当作他们政见的“单纯的传声筒”，当作进谏的一种补充手段，忽视了从文艺的唯一源泉——生活中去汲取生动丰富的素材和感受，因此他们的讽喻诗（也可说是“谏官的诗”），往往缺乏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激情，影响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另外，根据这样的理论去评价诗歌史上的作家作品，问题就更大。在白居易眼里，六朝的作品几乎都要否定。杜甫的千多首诗，合格的只有“三四十”。连屈原“泽畔之吟”也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而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不仅表明他用来衡量诗歌的标准过于窄狭，还进一步显示出他对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同样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缺乏应有的理解（详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了解了其前其后几家有继承性的进步文学主张，然后再来比较《六绝》同这些主张的异同得失，就方便得多。比如诸家都轻六朝，老杜却在其一中为“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庾开府集笺注语）的庾信鸣不平，用前几年常用的话说，这很有点“反潮流的精神”。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敢不敢为庾信鸣不平，而是庾信究竟有什么地方令他如此折服？还是杨慎回答得好：“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33)。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丹铅总录》）郭绍虞先生盛赞“其说入妙，颇得杜甫论诗之旨”，并进一步做了极其透辟的发挥：“杜老诗风，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称严武云：‘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称孟浩然云：‘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此清新之说。至其《敬赠郑谏议十韵》诗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则又老成之义。是亦杜甫论诗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证。此即求之《六绝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也；老成之说，又所谓‘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盖‘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一语。……‘不薄今人’，则齐、梁以来悉在可师之列；‘爱古人’，则汉、魏以上更为渊源所自。师齐、梁，所以取其清新；亲风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此齐、梁间诗之所以趋于清新。陈子昂云：‘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诗之所以返于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须从‘不薄今人爱古人’中来也。不明此意，则杜氏论诗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绝句》亦无从获解。”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二句，还有吴见思《杜诗论文》所说的这一层意思：“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则笔势凌云，其阔大则意思纵横也。”“‘老成’，字本相连，插一‘更’字，便见少作固佳，晚作益进。”（黄生语）何以能如此？答案仍可从老杜的《咏怀古迹》其一中找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早年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成熟，后来亲身经历了战乱和梁亡的大变故，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较深刻的认识，又屈仕北朝，虽位望通显，却常有乡关之思，这就使得他晚年写的诗赋既有较高的艺术性，又有较充实的内容和真情实感。可见老杜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是看到了他“平生最萧瑟”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学成就的重大决定作用。这种重视生活体验、重视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看法，从创作理论的高度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今天充分肯定：（一）庾信在其“暮年诗赋”，如《哀江南赋》《伤心赋》《小园赋》《枯树赋》和《拟咏怀》等作品中，以精湛圆熟的艺术，揭露了梁统治集团的腐败，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表现了他那不无爱国因素的“乡关之思”；（二）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将偏于“文”的南朝文风和偏于“质”的北朝文风结合起来，最先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流，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了先河。因此，从评价作家作品和研究文学史的角度看，老杜以笔势高峻“凌云”、意思阔大“纵横”的评语高度评价庾信及其“老更成”的“文章”，讽刺那些“嗤点流传赋”的“后生”未必能令“前贤”折服，同样是十分正确的。其二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三人简介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杨炯（六五〇—？），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初唐四杰”之一。显庆六年（六六一）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六八一），皇太子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有司荐杨炯及崔融等出任。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父弟神让从徐敬业反，出为梓州司法参军。秩满迁盈川令，卒于官。中宗时赠著作郎。杨炯恃才傲物，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答道：“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为时所忌。初赴盈川任，张说曾作《别盈川箴》赠别，戒其勿骄勿苛说：“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到官，果以严酷称，吏稍不如意，即杖杀之。当时已有“四杰”之称。他曾向人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很赞赏杨炯的文才，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然‘愧在卢前’，谦也。”有《杨盈川集》。老杜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只提到“四杰”中的三杰而以富嘉谟替代杨炯：“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其所以如此，私意以为实出于其他考虑，并无轻视杨炯文学成就之意（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除了这首论诗绝句，老杜还在晚年作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提到了杨炯：“论文到崔（融）苏（味道），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杨炯）雄，未甘特进（指李峤）丽。……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老杜当年在齐州与李邕重逢，李邕曾跟他纵论了前辈名家诗文，赞扬杨炯诗文雄健，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尤其称赞他祖父杜审言的诗作。他“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杨伦语），既然杨炯和杜审言都得到李邕的好评，他无疑也赞同李邕对杨炯的评价。可见他在寄高、岑的那首诗中不提杨炯，确乎并无看轻其文学成就的意思。李邕说他“近伏盈川雄”，是就杨炯诗文二者而言（甚至还可以说着眼点在文而不在诗）。不过，若从杨炯现存不多的诗作中拈出这首《从军行》来，也多少能见作者风格的雄健：“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林庚先生甚赏其《骢马》中“秋风铸马鞭”这句诗。这是五律颈联的对句，上联是“夜玉妆车轴”，“秋风”一作“秋金”。光从对仗的妥帖着眼，“金”对“玉”似切。但论其艺术效果，仍以“秋风”为优。秋风又叫金风，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一种肃杀之气。以秋风铸马鞭，对马对人都会是莫大的警策，构思亦巧，殊觉可喜。又，五排《送刘校书从军》：“天将下三宫，星门召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风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五绝《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也很雄健。虽然如此，他传下来脍炙人口的佳作远较其余三杰少，成就也较小。
《闻一多全集·四杰》颇多创见：（一）四杰虽都在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但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派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个小宗之间，异多于同。（二）就年纪而论，卢、骆比王、杨平均约大十岁，他们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就性格而论，前二人真“浮躁”，后二人较“沉静”。（三）两派成就亦异。“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闻先生以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严谨仔细考察卢、骆和王、杨及其文学成就的不同，见解新颖而正确。但是，以为应该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则大可不必。因为把他们四人放在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看，约莫十年的年龄上的差异，和创作路数的不同，就会相应地变得不很显眼，而他们从不同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开始改变初唐浮靡诗风所取得的实绩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相同的。此外，他们在诗文理论上都有所建树，这也不容忽视。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对六朝的一些代表作家往往肯定过当，有的错误地要求文章宣扬“周公、孔氏之教”，但是他们确也看出六朝和初唐文风的不良倾向，主张有所改革。卢照邻说：“潘、陆、颜、谢，蹈迷途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幽忧子集·乐府杂诗序》）王勃说：“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启》）而后者，正如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说，更是在自觉地为改革初唐绮靡文风而努力：“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气骨都尽，刚气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八章第一节论之甚详，可参看）——以上种种对四杰的肯定，是我们今天的看法，杜甫那个时代的人未必作如是观，甚至还有讥哂四杰的，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引唐人《玉泉子》说：“王、杨、卢、骆有文名，人议其疵曰：‘杨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骆好用数对，谓之算博士。’”即是。这只是小疵，并非大病。要是当时有人指斥、讥笑卢、骆那些“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的诗篇，如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就不能说一点儿也没触到痛处了。可是，老杜却不因一叶障目，而能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批驳了种种谬论，正确评价了四杰的创作成就和深远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四杰的作品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体裁，轻薄后生(34)写文章没完没了地讥笑他们很不应该；要知道你们这班人眼看即将身名俱灭，而四杰诗文却如无法废弃的江河万古流传：其二这首论诗绝句写得稍嫌辛辣些，但对于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浅薄之徒来说，不啻当头棒喝。郭绍虞先生说：“老杜《偶题》诗云：‘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所谓“历代各清规’者，正是‘当时体’之绝妙解释。”可见老杜很懂得文章流变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很懂得评价作家作品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李商隐最早仿老杜作论诗绝句《漫成五章》，其一说：“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义山以为王杨诸人的“当时”体仅止于“对属能”，未免偏颇。但老杜所肯定的四杰的“当时体”究竟何所指？周振甫先生在《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载《文学遗产》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解答说：“王士禛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里说：‘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明代何大复作《明月篇》（焮案：卢照邻有《明月引》写游子思妇之情，景明仿此，而铺排过之），认为初唐四杰的歌行，音节流美可歌，是继承国风的。杜甫的歌行‘陈言切实，布词沉着’‘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王士禛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他在《选古诗凡例》里说：大复《明月篇序》谓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调反在少陵之上，韪矣。然遂以概七言之正变，则非也。二十年来，学诗者但取王、杨、卢、骆数篇转相仿效，肤词剩语，一倡百和，是岂何氏之旨哉！’那么所谓‘当时体’，就是指初唐四子音节流美的歌行体，它同杜甫的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布词沉著的乐府诗不同。”可参看。洪迈以为“当时体”系专指四子之文而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做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容斋四笔》），恐非。若以为论诗而兼及文体，就比较全面了。老杜为四杰辩护，斥责后生，意犹未尽，复作其三说：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文体三变，莫不同祖风骚。”诸家多主其三第二句“劣于”二字另读，“汉魏近风骚”连读。《汉书·西域传赞》：“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又《汉书·礼乐志》引《天马歌》：“虎脊两，化若鬼。”注引应劭曰：“马毛色如虎脊（者）有两也。”师古曰：“言其变化若鬼神。”龙文、虎脊，皆骏马名。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陈玗《读杜随笔》：“（过都二句）形容马之神骏。蹶乃腾骧之状，所过都国，只如超越土块，非《孟子》‘蹶者趋者’之蹶也。《史记》‘尉佗蹶然起坐’，亦跳跃之义。”现在姑且于众说纷纭的注解中采以上几条，串讲这诗于下：即使说卢、王四杰的创作不及汉魏诗歌那样接近国风和楚骚，可他们都是英才，就像为君王所驭(35)、越过国都犹如越过小土块那样容易的骏马，驰骋于文场，相形之下，便可见出你们这帮子是怎件地蹩脚了。郭绍虞先生说：“陈子昂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推尊汉、魏，自是唐初复古者之论调。大抵当时后生拾其唾余，侈谈往昔，诋琪并时，故杜甫以是为言耳。”接着老杜又总括前三首，作其四以议论他当时文坛状况：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庾信、“四杰”数公才力很大难以跨越，当今文坛上不知谁是最出群的人物？像翡翠集于兰苕那样的清丽之作倒也间或能看到，可惜这样一些作家无掣鲸鱼于碧海中的神力，写不出气势磅礴的鸿裁巨制来。钱谦益《读杜二笺》说：“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论至于此，非李、杜谁足以当之！”严格地说，盛唐诸家，不止李白、杜甫，即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等，亦皆“当时体”，且其成就大多又高出庾信、“四杰”。老杜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颇自信，对盛唐诸公评价也很高，多见于诗。可见此诗“凡今谁是出群雄？……未掣鲸鱼碧海中”云云，主要是老杜针对那些讥哂前贤的轻薄后生所发的愤激之论，因此既不能认为“‘群’字亦指数公；而‘出群雄’，则盖自负矣”（赵次公语），也不能认为老杜有意贬低他同时代的一批大诗人。老杜再四批评轻薄后生过后，怒气渐消，就转而对之进行正面教导。其五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此诗还是郭绍虞先生讲得最好：“若以‘今人’指后生，则与首章所言之‘今人’相同，又应以‘今人爱古人’五字相连，始合文义。……而所谓清词丽句云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只是杜甫论诗宗旨而已。其意盖言今人以爱古人之故，嗤点庾信之赋，讥哂四子之文，矫正一时风气，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来清词丽句，自有不废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视齐、梁也。大抵时人论诗，自陈子昂始言‘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继之，亦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于是后生从风，发为狂言，附远谩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后生辈随人脚跟，本无主见，误会杜甫之意，以为古不足慕，故其下语极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谓清词丽句云者，只宜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屈、宋之文惊采绝艳，足以衣被词人，故欲攀与方驾，固不欲其如涂涂附，愈趋愈下，以作齐、梁后尘也。”借鉴前人，既要有眼力，善于选择，又要心中有数，不带偏见，掌握分寸，分清主次，这确乎是老杜经验之谈，很可宝贵。接着他又在其六中进一步对后生指示学诗的不二法门说：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汝”即前所谓“尔曹”，这仍是对那帮侈谈复古的后生说的。浦起龙说：“‘前贤’所包者广，跻近代作家于风雅之班，而统谓之‘前贤’也。‘风雅’亦非专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递相祖述’，前贤各有师承，如宗支代嬗也。‘祖述’字本《曲台记》，是好字眼；钱氏解为沿流而失源，误矣。以齐、梁以下为沿流，正是后生附远谩近之张本，不且自相矛盾耶！‘复先谁’者，诘其轻嗤轻哂，妄分先后也。”这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诗大意是说：你们这班附远谩近的轻薄后生，赶不上从屈、宋到庾信、四杰的历代前贤，那更是无可怀疑的。古今诸家递相祖述，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这就不劳你们妄分先后了。你们要是真能区别并裁汰文学遗产中那些假玩意儿而亲近以风雅为代表的优良传统，那么，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值得你们去学习，他们都是你们最好的老师。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高度评价了杜诗，说它“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一句话，就是说杜诗集古今诗歌艺术的大成。确乎如此。老杜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伟大诗人，当然主要取决于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但也跟他的不限门户、自觉广泛学习前贤，并善于批判地借鉴文学遗产，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追求艺术创新有不可或缺的密切关系。
“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句）对轻薄后生痛下针砭，又不惜度金针与人，此老嫉恶刚肠可见，古道热肠可见。
继老杜《戏为六绝句》之后，“义山《漫成五章》（非尽论诗），东坡《次韵孔毅父》五首，又《读孟郊诗二首》，遗山‘汉谣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济南杂诗十首》（同上），议论阐发，皆有妙理”（田雯《古欢堂杂著》）；“王贻上（亦）仿其体，一时争效之。厥后宋牧仲、朱锡鬯之论画，厉太鸿论词论印，递相祖述，而七绝中又别启一户牖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今人夏承焘先生更有《瞿髯论词绝句》一百首。以诗论诗，不便说理；易生歧说，索解为难(36)。而诸家往往有辞理俱妙者，令人爱不忍释。于诗论中聊备此一格，供大雅君子偶一为之，既飨人以清词，复喻人以妙理，亦大好事，有何不可？
* * *
(1)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旧传》曰：‘盗杀李辅国，携首臂而去。’《纪统》曰：‘辅国悖于明皇，上在东宫，闻而颇怒。及践阼，辅国又立功，难于显戮，密令人刺之，断其首，弃之溷中，又断其右臂，驰祭泰陵，中外莫测。后杭州刺史杜济话于人曰：尝识一武人为牙门将，曰：某即害尚父者。’”
(2) 此诗甚佳，特介绍如下：“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把君诗”“念此别”，三字一读。张惕庵说：“一气如话，在王孟集中绝调，在公集中驷耳，即此可见身分。”
(3) 朱鹤龄以为张叔卿或即与李白、孔巢父等同隐于徂徕山的“竹溪六逸”之一张叔明。老杜游齐鲁时与张叔卿结交，他的《杂述》说：“进贤为贤，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问不已，任重致远，速于风飙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嗟乎叔卿，遣辞工于猛健，放荡似不能安排者。以我为闻人而已，以我为益友而已。叔卿静而思之。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㳽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据“泰山”“泗水”“何时会于王镐之京”云云，《杂述》当作于天宝四载老杜将离东鲁欲入长安时。其时张叔卿正怀才不遇，生活贫困，岂料十七年后，他还只在广州幕府谋到个判官的职务。又，《杂述》中提到：“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仇兆鳌以为指岑参、薛据。如果真是这样，则老杜的结识岑参、薛据当在天宝四载以前。此诗“却寄双愁眼，相思泪点悬”，构思与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相同，而风格各异。
(4) 《图经本草》：丽春草，一名仙女蒿。《群芳谱》：丽春，罂粟别种，根苗一类而数色咸具，即今虞美人花。
(5) 以上《江头五咏》各首题解，均采张上若说。
(6) 朱鹤龄则认为，是时分剑南为两节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调役，高适尝上疏论之，不纳。公诗当为此作，故有人事萧条之叹。
(7) 仇注：“《鹦鹉赋》，以祢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旧注误解。曹操送祢衡于江夏太守黄祖。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衡揽笔而作（《鹦鹉赋》），词采甚丽。”洪迈《容斋续笔》：“《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杜）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按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虽说唐人用典少禁忌，而以“莫倚”句证严武欲杀杜甫之说尤谬，但严武此诗中用此典，易令人念及黄祖杀祢衡事，殊不妥。见严武于诗不很擅场。“”，古籍中鸟名。《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掩翡翠，射。”颜师古注：“，鸟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采鲜明。”，即“赤雉”。按所指为锦鸡。《汉书·佞幸传序》：“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颜师古注：“以毛羽饰冠，海贝饰带。”汉以后为近臣所著。杜甫曾为近臣，故严武此诗有“何须不著冠”之句。
(8) 《九域志》载：使君滩在万州（治所在今四川万县市）。盛弘之《荆州记》载：鱼复县（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界有羊肠虎臂滩，杨亮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为使君滩。王嗣奭认为此诗中的使君滩必非鱼复县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
(9) 《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于土山营别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膳亦屡费百金。
(10) 《旧唐书·严武传》载：“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此时既是权令都节制而未实任，故以一直兼任的“中丞”称之。
(11) 《资治通鉴》仍以建寅月为宝应元年岁首，因是年四月制复月数皆如其旧。如此，则朱注订《说旱》作于宝应元年似嫌根据不足。《说》谓至建卯仍旱，故建议决狱求雨，且称“今”，可见订《说》作于上年二年建卯月较当。至于“况冬麦黄枯，春种不入”云云，非谓作《说》已入宝应元年春了。
(12) 王嗣奭则认为用张廌入竹避王右军事。两说仅供参考，此等处不必拘泥。
(13) 此采黄生说：“七八暗藏一转，言因看弄渔舟遂移白日耳，不然，老农家无一有，何以罄交欢之情耶？”
(14) 刘连说：“律诗自有定体，不可失粘。然盛唐诸家，出奇变化，往往不缚于律，非但杜诗为然。如李颀《题璿公山池》，前二联俱失粘。如崔颢《黄鹤楼》，前三联俱失粘。如李白《别中都明府》与《凤凰台》，颔联失粘。如王维《积雨辋川庄》、高适《送李寀少府》，颈联失粘。如王维《和温泉寓目》、岑参《送李司马归扶风》，后二联失粘。如王维、贾至《早朝》，起结俱失粘。如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王维《访吕逸人》，四联俱失粘。如李白《题东溪隐居》、王维《酌酒与裴迪》、岑参《送严河南》，虽失粘，而不害为好诗。后学竭力避之，则拘；有心必效之，亦过矣。”仇兆鳌案：“刘氏作‘失粘’，谓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开虞作‘失严’，谓声调平仄，失其谨严也。”
(15) 黄鹤说：“严武时赴召，未为黄门侍郎。其再以黄门传郎尹成都，又薨于官。此云‘严侍郎’，似误。或后来所题也。”朱注：“据《通鉴》宝应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今据公诗，盖以侍郎召也。又《新书》于封郑国公时，云迁黄门侍郎。《旧书》于罢兼御史大夫时，云改兼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皆不云为兵部，与《通鉴》不合。”朱注据此诗以为“宝应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系“以侍郎召”之误，可信。
(16) 此采黄生说：“‘重船’句，见从水路至绵也。又《奉济驿重送四韵》，则舍舟登陆，故分手于此。”严武途中所作《酬别杜二》：“斗城怜旧路，涪水惜归期。峰树还相伴，江云更对谁？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诸句，可作为他们曾在涪水上坐过一段船的旁证。“涪”一作“涡”。钱笺：“《元和郡国志》：涡水，在谯县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非二公送别之地。诗云‘斗城怜旧路’，按《元和郡国志》：绵州城理汉涪县，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东据天池，西临涪水，形如北斗，卧龙伏焉。则‘斗城’指绵州之城，非谓长安也。所临之水，应在绵州，无容远指涡水。‘涡水’断是‘涪水’，盖传写之误耳。”
(17) 郭知达编注本：“驿去绵州三十里。”
(18) 黄鹤说：唐子西《游治平院》诗：“江边胜事略寻遍，不见海棕高入云。”注云：“即老杜所谓东津者。”据此，则馆与棕，皆在涪江之东津。
(19) 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旧注：绵州，涪水所经。涪居其右；绵居其左，故曰左绵。
(20)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宫莺罢啭春”仇注：“宫莺罢啭”，夏时入觐。黄鹤说：李梓州赴任，在宝应元年之夏，故诗云：“火云挥汗日，山驿醒心泉。”尔时公在绵州。谓杜甫陪严武离成都、至绵州在夏末秋初，差近。
(21) 黄鹤说：公自乾元元年出华州时与王别，至宝应元年为五年。
(22) 浦起龙认为此诗是“至梓未久”所作。是。
(23) 虽说“不一定”，也可能真是起身后接着哦成的。
(24) “偶携”，《闻一多全集》初版丙集八二页此处引文误为“偶弃”，则与闻先生所作“携家出成都”判断适反。一字之误，令我茫然久之，待检阅原诗后始得其解，校对能不慎乎？
(25) 此据《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作“中都督府”。
(26) 仇注：“考七国时，蜀本属楚，前《送李校书》诗亦云‘已见楚山碧’，则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虽然，梓州离成都很近，终不得谓“隔乾坤远”。此解不可取。
(27) 《陈子昂集》徐鹏校本附录《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署“前监察御史赵儋撰”，末题“唐大历六年，岁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碑文后又录重刻题记：“延谓权典是州，……至独坐山前，过有唐故右拾遗陈公之坟（碑文亦谓葬于射洪独坐山）。……故节度使鲜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藓侵剥，文字磨灭，因征旧本，命良工重勒于石。……开宝戊辰岁，十二月十五日，……（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梓州军事）郭延谓。”据此，知大历年间前后为陈子昂建两旌德碑：一在金华山读书堂，李叔明立；一在独坐山坟前，鲜于某立。
(28) 杨伦注：“《寰宇记》：悬岩在射洪县南十五里，远望悬岩，皎如白雪。”果如此解，那么“雪岭”就不指长年积雪的川西岷山了。
(29) 仇注：“‘玉女’，谓烧香者。‘仙人’，谓访道者。”
(30) 此据仇注引杨德周说。《杜诗镜铨》从《一统志》：陈子昂宅在射洪县东七里东武山下。按《元和郡县志》载涪水在射洪县东一百步。如《记》与《志》所载均属实，则东武山及其下陈子昂故宅当在涪水之东七里左右。未知孰是，待考。
(31) “书画壁”，指书和画壁。
(32) 米芾《海岳名言》：“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又说：“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且无论老杜能书与否，薛书不当恶劣如是。“米颠”狂言，难以尽信。
(33) 郭绍虞先生说：“或乃病杨慎之解‘老更成’为老成，为未明杜甫诗意；……殊不知‘老更成’三字，至为明显，卢元昌、吴见思、仇兆鳌、浦起龙诸人亦均解为‘老而弥健’。杨慎通识，其智岂出此诸人下？且证诸杜甫他诗，更有‘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阶面青苔老更生’（《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交情老更亲’（《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诸句，句法正同。又其《咏怀古迹》诗亦有‘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之句，亦正与‘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语相互发明。”
(34) “轻薄为文”诸家理解各异（详《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洪迈《容斋四笔》：“‘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卢世㴶《读杜私言》：“若王、杨、卢、骆为轻薄所哂，几无完肤，而子美直骂轻薄身名俱灭，仍以‘万古江河’还诸四杰，匪惟公道，抑见刚肠。”张燮承《杜诗百篇》：“‘轻薄’‘尔曹’，皆指后生。”良是。
(35) 仇兆鳌说：“龙虎之骏，皆见重于汉庭，故曰‘君驭’。”
(36)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教授，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分别执笔撰写《灵溪词说》。此书内容是纵论唐宋至明清历代词人，评其得失，述其流变；其体例则是每立一说，先以七言绝句撮述要旨，其后附以较详细之说明。此体例就可免索解为难之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