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草堂寺到草堂
老杜一行平安抵达成都是在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底，这年老杜四十八岁。
过了年，就是上元元年（七六〇）。
这年正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
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
六月，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陇羌、浑十余万众。又破党项于普润。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
七月，李辅国逼迁玄宗于西内。处置其左右亲近：高力士流巫州，陈玄礼勒令致仕，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
十一月，宋州刺史刘展反，江淮战乱，至次年正月始平。
十二月，党项寇美原。是岁，吐蕃陷廓州。
以上是老杜到成都后一年的大事纪。初来时，他虽然十分关心中原的战局和政局，但由于相隔很远，“锦里烟尘外”，消息闭塞，就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及时地、直接地、大量地将之反映在诗歌中了。
老杜一家初到成都，寓居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的草堂寺。(1)当时高适正在做彭州刺史。彭州府治在今成都西北不远的彭县。高适听说杜甫来了，就写了首诗问候他：
“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因老杜寄寓寺中，故云“招提客”。老杜青年时期写的《游龙门奉先寺》中有“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的话，不想如今竟做了“招提客”了。首联是说：听说你客寓佛寺仍在探讨儒家经典。此意越过中二联而结穴于尾联：如今你已经像扬雄仿《易经》作《太玄》那样草就了你的哲学论著，此后你还将写些什么呢？长期颠沛流离，初来成都，寄寓寺院，尚无安身之所，哪里谈得上读书、著作。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增添诗意的高雅，是友人之间的善意调侃，我们千万不要太认真了。佛香入院为听法，僧饭过门为趁食。王维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说，他常“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王维作为大施主、大居士，常去佛寺吃饭，寺众自会引以为荣，是决不敢厌怠的啊！《唐摭言》载：“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如果杜甫真的常往寺中趁食，他肯定不会像王维那样受礼遇，与中唐的王播相比，也好不了多少。要知道，王播只是他一个人，老杜还拉家带口呢！不过，这只是高适的想象，老杜当时并未去趁饭。《高僧传》载：支遁讲《维摩经》，遁通一义，许询无以措难；询设一难，遁亦不复能通。《庐山记》载：谢灵运即远公寺翻《涅槃经》，名翻经台。翻非谓翻译，乃敷衍经文要旨之意。颈联称赞老杜精于佛学。高适此诗平平，但据此窥知：一、他只是“传道”老杜一行已到成都，暂住佛寺；二、老杜到来之初，高适对他的生活情况似乎不大清楚，也没有什么具体帮助，不过以诗代简，略表问讯之意而已。
老杜收到高适的这首诗后，就写了《酬高使君相赠》作答：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双树容听法，三车肯载书。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还是仇兆鳌解说得好：“此诗逐联分答，与高诗句句相应。空房客居，见无诗书可讨。邻友供给，见非取资僧饭。但容听法，则不能设难。未肯载书，亦何处翻经乎？末则谢草《玄》而居作赋，言词人不敢拟经也。”王嗣奭以为“故人”当指裴冕。闻一多疑非是。(2)没听说老杜跟裴冕有什么私交，二人关系不可能很密切。不过，裴冕作为一方大员，杜甫既然不远千里来投奔他（老杜在《鹿头山》末段特致“入境颂邦君”之意，表明是要投奔裴冕的），他哪能不将就对待一下呢？以裴冕那样的地位，如果仅只将老杜一家安置在寺院之中，稍“供禄米”以周济之，这是不难办到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不能排除“故人”指裴冕的可能性。仇兆鳌以“邻友”释“故人”，欠当。《翻译名义集》：娑罗树，东西南北四方各双，故曰双树。方面悉皆一荣一枯。《涅槃》：世尊在双树间演法。古典诗文中因以“双树”喻高僧说法处。《法华经》：长者以牛车、羊车、鹿车立门外，引诸子出离火宅。王勃《释迦成道记》：牛羊鹿之三车出宅。此诗旧注：《法华》三车喻也，羊车喻声闻乘，鹿车喻缘觉乘，牛车喻菩萨乘，俱以载运为义。前二乘方便设施，唯大白牛乘是实，引重致远，不遗一物。钱谦益不同意上述旧注所引，别引《唐慈恩窥基传》云：“基师，姓尉迟氏，鄂国公（尉迟敬德）其诸父也。（玄）奘师因缘相扣，欲度为弟子。基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奘许之。行至太原，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袠，中乘自御，后乘妓女食馔。道中，文殊菩萨化为老人，诃之而止。”笺：“此诗正用慈恩事也。言如容我双树听法，亦应许我如慈恩三车自随，但我只办用以载书耳。落句谓文字习气未尽，故下有草《玄》作赋之言。如旧注指《法华》三车，不知临门三车，乃《法华》三乘要义，泛滥引用，同外典之五车，戏论侮法，莫大于是，况文意粗鄙，公宁有是句法耶？”浦起龙、杨伦从旧说，斥钱说，其实钱说颇佳。唐人用典少忌讳，即使用《法华》三车事，在当时也不会认为是“戏论侮法，莫大于是”的。但三车在《法华》中是比喻，义似实而虚，不如窥基的三车是实事，用在这里较有生活气息，也较有风趣。
上面两首高适和老杜的赠答诗，为老杜初到成都时的生活情况多少留下了点滴痕迹，这就很不容易了。
大概就是这样在寺院里一直住到上元元年（七六〇）开春，他就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筹划着修盖草堂了。他的《卜居》即首述其事：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老杜即卜居于此，离初来暂寓的佛寺当不甚远。今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即在旧址扩建。晚唐成都人雍陶，曾在《经杜甫旧宅》中描写了草堂荒芜景象，并抒发了缅怀诗人之情：“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郑谷《蜀中》其二也说“杜甫台荒绝旧邻”，可见原宅早已破败。北宋元丰年间，始重建草堂，立祠宇。元、明、清历代均曾改建修葺。明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清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两次修建，大体奠定了后来草堂的规模。《卜居》第二句“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都以为这为老杜卜居的“主人”，同“故人供禄米”的“故人”一样，是指裴冕。顾注以为此说无据。仇注以为“主人”是老杜自指。施鸿保说：“今按公在同谷，穷乏已甚，远挈妻子来蜀，虽故人暂供禄米，岂有余赀自营草堂？黄、鲍二说，正未可非；裴即不全为卜，亦必倡先出赀，故王司马随许相助，即萧、韦二明府，何、韦二少府，亦代觅致桃栽桤木之类，盖皆仰体上官意也。诗中主人，明是指裴，（仇）注解作公自谓，殊甚牵强。”剖析入情入理，私意以为可信。一个地位很高的国公或节度使，跟你并无特殊关系，如果真像施氏所说的那样在不即不离地照应你，你能大肆宣扬这是某国公、某节度使在为你倡议集赀盖茅屋？你难道不怕别人笑话你庸俗、浅薄，不怕对方误解你是在寒伧他么？明说不大好，不说又未免矫情，那么，只含糊其辞地以“故人”或“主人”泛指，倒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变通办法。顾宸说：“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特标‘裴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如王判官遗草堂赀，公必载之。又如严郑公携酒馔来，亦必亟称之。何况为公卜居耶？其说不足信矣。”貌似揣情度理，仍旧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王嗣奭说：“公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以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华州牧）郭公与周旋几一载，而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宝山空手矣。”又说：“‘邑有佳主人’，‘来书语绝妙’（诸注家多以为指同谷邑宰寄书相招），及栖同谷，绝不齿及，想亦口惠之人尔。”“齿及”不“齿及”，以及“齿及”的分寸如何，都得视具体人、具体情况而定，哪能简单地断定“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特标裴冀公”呢？此诗上半表明卜居于此的考虑，下半写江上景物及有关遐想。《华阳国志》载，蜀使费祎聘吴，孔明送之，祎叹道：“万里之行，始于此矣。”案：万里桥在浣花草堂之东：“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怀锦水居止》其二）、“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又《世说新语·任诞》载，东晋王子猷（名徽之）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名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黄生说：“因居近万里桥，故即所见以寓兴，堪可也。言有时乘兴便可东行万里，直上小舟而向山阴矣。此盖初得浣花，喜其疏快宜人，故为放言以豁其怀次，非真有此志也。东行万里是本色语，山阴乘兴又暗用王子猷事，其融会之妙，亦天衣无缝也。”此解得之，可息纷纭聚讼。
正在筹划修盖草堂的时候，一天他的一位在成都府当司马的表弟王十五来看他，送了钱来帮助他盖屋，他喜出望外，吟诗致意说：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劳。”（《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客中多不自在(3)，我住在江边正感到很寂寥。你肯来找我这老头儿，今儿我可真高兴。你为我盖草堂担忧，亲自来送钱给我，出了城还要过座桥。(4)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我就只有你这位表弟，希望你今后不辞劳累，常来常往。蒋弱六评：“且诉且谢且说，只如白话，自妙！”
这一阵子真把老杜忙坏了。他边料理修盖草堂，边四处寄诗索取各种树苗美化环境，索取家什以备日用。他向某县令萧实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潘岳为河阳令，遍树桃李（见《白帖》）。贵县的桃树李树多得数不完，濯锦江边我这园子里还没种满。请您赶快派人在春前送一百根桃树苗（桃栽。此处栽犹苗，下同）到浣花村来！多大的口气，多好的兴致。他又向绵竹县令韦续要该县特产绵竹三数丛：“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5)向绵谷县尉何邕要数百根桤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6)桤木长得快，种几百棵在宅子西边遮荫，又可劈些枝子作柴火，嫩叶还可晒干当茶叶，看起来老杜倒是很会打算的。《堂成》说：“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可见要的绵竹和桤树苗等很快就送来了，而且都很粗壮。不然，当春种下，哪能这么快就成林成荫呢？此外，他还向涪城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希望栽下后能长成，荫垂千载：“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7)向住在果园坊的徐卿（有人以为是那个后来反叛、为其部将所杀的西川兵马使徐知道）要果树苗，说草堂花果很少，所以不问梅和李，只要是果木树都要：“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这是他亲自到石笋街果园坊徐家登门相求的，所以末二句说：“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当时大邑烧的瓷器很好，又轻巧又结实，敲起来声音像玉一般清脆，誉满成都。他听说韦班家里收藏着赛过霜雪的白碗，又写了首诗去问他要：“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8)向人索取的家什恐怕不止这一样，只是不一定都写进诗里，所以我们就无从得知了。在以浣花村为中心的方圆几百里内，居然动员了好几位官员和士绅来为他的修盖草堂、美化环境、充实家什效劳，要是丝毫不依傍像裴冕这样的大员的提携，光靠他个人的地位和影响，那是万万办不到的，这只要回想一下老杜在秦州在同谷的狼狈处境就知道了。陶开虞说：“子美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花；一在瀼西；一在东屯。初营成都草堂，有裴、严二中丞，高使君为之主；有徐卿，萧、何、韦三明府为之圃；有王录事、王十五司马为之营修。大官遣骑，亲朋展力，客居正复不寂寥也。”所言微有失误(9)，就大体而论，倒是搔到痒处了。王嗣奭说：“此等皆戏笔手札，不足为诗，然亦有致。此公无日不思故乡，而种桤栽松，若为久住之计，其襟情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为千古宅，岂偶然哉？”亦甚有见，所要补充的是：一、此等文字最见诗人日常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无论足“不足为诗”或“有致”与否，对写作评传来说，都是很可贵的。二、浣花草堂，代有兴废，而其规模则是老杜亲手创立的。今成都杜甫草堂的历史应从上元元年（七六〇）算起，至今（一九八二年）已一千二百二十二年。老杜当年并不打算在此久住，可是他当初栽幼松时确乎有为千载以后的人留纪念之意：“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因此，说浣花草堂是老杜筚路蓝缕为后代创建的“公园”，也未尝不可。我们应该领会诗人这“千年意”，不要辜负了。
这年暮春，草堂终于落成了。对于乱世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有个安身之处，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何况这里风景又那么美，这就难怪诗人在草堂落成之时所写的那首《堂成》诗中禁不住要愉快地歌唱了：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白茅盖成的草堂背靠着城郭，俯临着青葱的郊原；沿江的小路已渐渐走熟了。桤树林挡住了阳光，叶子在微风中低声吟咏；笼竹枝梢和烟浥露，青翠欲滴。乌鸦领着几只小鸦飞来定居，燕子呢喃相语，商量在堂前砌个新窝。有人拿汉代扬雄的住宅和草堂相比拟这可不对，因为我这人很懒惰，无心学扬雄的样，去写作《解嘲》之类的东西呢！说不跟扬雄相比；既然相提并论，其实是比。话中有自得，有自豪，也有聊以自遣之意。(10)扬雄宅在成都少城西南，亦称草玄堂，即扬雄著《太玄》处。古人诗文中多借此对照豪门大族以示寒士的偃蹇。左思《咏史》：“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卢照邻《长安古意》：“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皆如此。中唐刘禹锡的《陋室铭》也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老杜快到成都时说“悠然想扬马”（《鹿头山》），刚住下不久又在《酬高使君相赠》中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可见他当时是经常想到当地这两位文坛先贤的。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掇录老杜诗句，考查草堂结构、规模、方位、环境如下：“按《寄题江外草堂》：‘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绝句漫兴九首》‘野老墙低还是家’，此草堂结构之大概也。《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绝句三首》‘茅堂石笋西’（石笋街在成都西门外）；《西郊》‘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遣闷呈严二十韵》‘南江绕舍东’，《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怀锦水居止》‘万里桥南（一作西）宅’；《遣闷呈严二十韵》‘西岭纡村北’，《怀锦水居止》‘雪岭界天白’；《怀锦水居止》又曰‘百花潭北庄’，《狂夫》‘百花潭水即沧浪’。据此则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则可见西岭也。陆游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按公实无二草堂，放翁在蜀久，顾不辨此，何哉？宋京《草堂诗》云：‘野僧作屋号草堂，不是柴门旧时处。’放翁必以野僧所营者误为公之草堂矣。”(11)闻氏引《寄江外草堂》删“经营上元始，断于宝应年”二句。上元元年始建草堂。又过两年是宝应元年（七六二），草堂才最后建成。可见经营的不易。
二 定居之初
刚在草堂安居下来的这个时候，诗人的心情的确是比较舒畅、愉快的。他见这里离打仗的地方很远，江边的农村又是那么美丽，就想长期在这里居住下去，终身为农：“锦里烟尘外（成都这儿不在战区之内），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就在这里安居乐业，终身为农，不回故乡了）。”（《为农》）这时，他锄菜种药，饮酒赋诗，登临游览，访人待客，……由于有做官的亲友接济，生活比较轻松自在，便多少感到有些满足：“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清清的江水环绕着村子流过，江边的村子，夏天里样样都很幽美）。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棋盘），稚子（小儿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能有老朋友分给我一些俸禄供我生活就很满足了，此外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呢）？”（《江村》）(12)
还有不少作品能见出老杜这一时期村居生活的各个方面。
《梅雨》当作于这年四月刚搬进草堂后不久：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春末夏初梅子黄时，我国长江中下游地方连续下雨，空气湿潮，衣物等容易发霉。这段时期叫黄梅季，也叫黄梅天。这一时期下的雨叫黄梅雨。蜀地想亦如此。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杜子美《梅雨》诗……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惟秋半积阴气令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宋代贺铸《青玉案》“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写此时情境绝妙。《旧唐书·肃宗本纪》：“（上元元年，）九月，甲午，以荆州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为南京，宜复为蜀郡。”写诗时仍称“南京”。犀浦县属成都府，垂拱二年析成都县置。《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不要以为浣花溪离长江很远，这里有万里桥，今见春江水涨，诗人的心早已随波流向远方，流到长江去了。“湛湛”二句，妙在于写景中抒情，写意入化。新盖的不密不厚的茅屋顶经受不住连绵细雨的浸润，湿透了，渗水了。云雾密布，看样子一时晴不了。溪水暴涨，漩涡滚滚，这种凶险的景象，对于一个久居北方而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胜惊愕的了。不说自己整天的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而说“竟日蛟龙喜”，这不仅以龙之喜反衬己之愁，更借龙之神秘感以加深己之恐怖感。岑参《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石潭积黛色，每岁投金龙(13)。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亦有此艺术效果。古人真以为有龙，山洪暴发是“出龙”，深渊有潜龙，龙能兴风作浪，写来所以真实。
这种见屋边水涨而惊恐之情，在《江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露：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才报急流，下得床来便见室内水深数尺，出门一看，外面的沙洲已经淹没了。水涨得多快，多可怕啊！李商隐《异俗》“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写广西人司空见惯，不以惊雷山洪为意，反衬北客的畏惧心理，与《梅雨》《江涨》有相仿佛处，可参看。“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二句，不止“谓急流中燕鸥，皆不能自主，故但见其细动轻摇也”，妙在以工笔添颊毫，从细节描绘中见水势的汪洋。“容易拔船头”，仇注：“亦见江水宽而渔人乐。”杨伦说：“‘容易’，言不容易也。此亦言急流之势，仇注非。”
天晴了，水退了，草堂周遭依然那么恬静那么美好。自然界的威胁是解除了，没想到生活上的威胁又接踵而来：
“万里桥西一草堂(14)，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上元元年，）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传载裴冕出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卸任后即入为右仆射，待制集贤院。三月既委派李若幽来接替，到“红蕖冉冉香”时，裴冕当已离蜀回京。即使说老杜初来时“供禄米”的“故人”中有他，甚至他还是“倡先出赀”营草堂的人，如今他已远去，而且与老杜的关系极其平常，可见这诗中“厚禄故人书断绝”的“故人”就不大可能包括裴冕在内了。那么到底指的是谁呢？我看不外乎严武、高适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算得上是“厚禄故人”呢！阔佬朋友不寄信不捎钱来，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自己这把老骨头也快填了沟壑，可还那么狂放，这股倔强劲儿真够可以的了。家住桥西，开门白水；风含翠竹，雨浥红莲：这幽美的景物描写，似与后面的情绪不大协调，其实不然。生活艰难，前途黯淡，处逆境而竟有如许雅兴，留连光景，风神萧散，这岂不更见其“疏放”，更可“自笑”么？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诸葛亮送费祎处。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处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
因乔迁之喜而撩起的兴奋过去以后，故人接济不及时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长年的病痛又犯了，真可谓“贫病交加”，这就使他渴望已久的闲居生活时忧时喜，正像春天多变的天气忽阴忽晴一样，《有客》《宾至》等，就是这种生活情状的真实写照。《有客》说：
“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为了避俗，住在江边这新盖的茅屋里，虽然病了许久，倒也疏快宜人。难得有要好的亲友来，赶忙叫儿子帮着整理好葛巾出来迎接。自己种出的稀稀拉拉的蔬菜刚长出了几片叶子，且去摘点待客吧。客来打破村居沉寂，给诗人多少带来一点刺激和喜悦。《说文》：草木初生曰甲。谢灵运《永嘉记》：百卉正发时，聊以小摘供日。这里用“甲”，用“小摘”俱佳。杨伦说：“八句一气直下，自有一种散淡真率之趣，必妄加赏叹，无谓也。”另一首《宾至》就写得郑重些、着意些：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这大概是个地位较高、关系较疏、慕名而来的人(15)，所以话说得既客气又自留身份：僻居老病，不意宾至。谬承称许文章，又枉驾见过江村。终日淹留佳客对坐，惟有粗茶淡饭款待。不嫌招待不周，欢迎再来看花。顾宸以为此诗，词人声价、高士性情，种种具见。朱瀚说：一主一宾，对仗成篇，而错综照应，极结构之法。起语郑重，次联谦谨，腹联真率，结语殷勤。如聆其謦欬，如见其仪型。这些意见大都可取。若就诗论诗，从严要求，我认为前半胜过后半。对起老到、别致。颔联自谦实自负，谈吐得体。颈联稍次(16)。老杜好用“百年”“万里”“乾坤”“天地”之类大字眼，不尽妥帖，往往流于空洞，大而无当。尾联平平。
天气好，兴致好，他也常到房前屋后，或附近村子里去转转：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田舍、柴门、清溪、古道、草木蓊郁的集市、诗人萧散的身影、婀娜的柳枝、树上一对对的黄枇杷、西下的夕阳、晒翅的鸬鹚……好一幅初夏江村夕照水彩写生！这首诗的好处在于捕捉住了一个个鲜明的感官印象，而情趣即在其中了。
《野老》题材近似，写得较深入一些：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17)。渔人网集澄潭下，估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黄生说：“剑阁乃由蜀入京之道，因盗贼未宁，归途有梗，故作歇后云：长路关心，悲剑阁之难越；片云何意，傍琴台而不归。前半写景真是诗中之画，后半写情，则又纸上之泪矣。”“船随返照来”，光线强烈，印象鲜明，此景象若假绘事以出之，恐怕只有后世的油画技艺差可表现。“片云”自喻。早在曹丕《杂诗》其二“西北有浮云”首中即以浮云喻游子。陶渊明《与殷晋安别》：“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亦然。之所以如此，只不过如李白所说“浮云游子意”，古今诗人触景生情、易有同感而已。《玉垒记》载，司马相如琴台在浣花溪北。这年六月，田神功破史思明部于郑州，但东部及诸郡尚未收复，故尾联有秋闻画角而忧战乱难归之叹。这种心情，也不时表露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诗篇中。如《云山》：“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元水宿，何事有余哀。”《遣兴》：“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期。”《遣愁》：“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兵戈与人事，回首一悲哀”，等等，无不哀时伤乱，望乡思亲，百感交集。流离道路时，渴望一枝栖隐，既营草堂，初觉惬意，稍长仍想还乡，这也是人之常情。王粲登楼，早有斯叹：“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老杜在入蜀道中，也已料到这一点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
三 戴“白帻”“乌巾”的邻人和两位名画师
一时回不去，总得安下心来在这里生活下去。慢慢地他跟左邻右舍熟识起来了，他们经常相互串门，关系很融洽。他的《北邻》说：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时来访老疾，步屧到蓬蒿。”草堂在浣花溪水西岸江流弯曲处（“浣花溪水水西头”），据“柴门不正逐江开”，知草堂基本上坐西朝东。又据“草堂堑西无树木，……与致溪边十亩阴”“桤林碍日吟风叶”，知屋后凿沟为界并借以护院，沟西蓄桤林以遮挡西晒。由此可见草堂北邻即左邻。这位邻居主人是位不到任满就辞官退隐于此的县令。此公十分风雅，不惜花钱买野竹栽种，常常顶着平民用的白头巾露着额头（岸帻）在江边徘徊。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常在外面喝酒，大醉骑马而归。当时有一首民歌形容他，其中有“倒著白接”之句。梁朝何逊，八岁即能赋诗，为名流所称，曾任水曹、尚书水部郎等职。他的名句有“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等等。北邻这位归田县令，爱喝酒，又常顶白头巾，就像山简一样。他会写诗，跟何逊差不多。他见老杜年老多病，经常到满院蓬蒿的草堂来看望老杜。老杜的南邻，即右舍，是位隐士。老杜的《南邻》说：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黄生说此诗极佳：“‘乌角巾’三字押得浑峭。五律‘悲君白玉盘’三字亦然。此‘乌巾’又与‘锦里’相映，在七律起语尤妙耳。乌巾乃隐士之服，三字便见其高尚，赞人不用多语。诗中道人贫，所以高其人也。此言‘未全贫’，则其贫亦可知矣。语趣较妙。……三（句）见儿童，化其好客。四（句）见鸟雀，与为忘机。三句尤深。盖富翁好客不难，贫士好客为难，贫士家人不厌客为尤难。非平日喜客之诚，浃入家人心髓，何以有此？”想想北邻“白帻”和南邻“乌巾”遥遥相对，反差很大，颇觉有趣。“白沙”“翠竹”亦相映成趣。老杜过访南邻，主人热情相待，又趁秋水初涨，陪同乘船游览，到黄昏月上，才亲自送客归家，这“锦里先生”也真是好客了。“秋水”一联，自然而别饶意趣。王嗣奭说：“‘野航’乃乡村过渡小船，所谓‘一苇杭之’者，故‘恰受两三人’；作‘野艇’者非。其人留饭，至夕而送至柴门，公之德邻也。”作如此解亦佳。若然，则草堂与南邻尚隔一曲浣花溪。老杜的这位“南邻”就是朱山人。后有《过南邻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树，细水曲通池。归客村非远，残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两家中隔竹林，竹里过从，外人自然不知。陶渊明《归园田居》说：“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老杜前在泰州作《贻阮隐居》说：“寻我草径微，褰裳踏春雨。”情况近似，而幽致各臻其妙。看起来，老杜跟他的南邻朱山人很相投，经常来往，这次又到他家水亭上来盘桓了。幽花满树，细水通池。住得很近，回家没几步路，故可杯酒留连，喝完了一瓶酒又挪个阴凉的地方。诗人见主人很有股子道气，表示此后还会经常来追随他优游林下。前诗只就儿童、鸟雀，写朱山人好客忘机，情怀自妙。此又云“看君多道气”。前后互证，此公人品之高可以想见。罗大经说：“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故有以自乐。陶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锦里，亦与南邻朱山人往还，……所谓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鹤林玉露》）北邻嗜酒能诗，南邻好客忘机，有此德邻，老杜退隐江村颇不寂寞了。
慢慢地，他交往的风雅之士更多了。当时的一位名画家、京兆人韦偃也寓居在成都。他善画鞍马，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巧妙精奇。他画马可与韩干匹敌（见朱景玄《画断》）。老杜平生最爱马和鹰，曾一再见诸诗文以抒壮志。他跟韦偃可能在长安时早就认识了。一天，韦偃来向他告别，说要到别处去。韦偃知道老杜喜欢他的画，就在草堂厅内东边的墙壁画了两匹马作为留念：
“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渠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骐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政治上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仍然不失其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老杜这种坚定的用世精神，确乎感人，可敬可佩！环境逐步美化，房屋盖得虽不华丽却很坚固：“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寄题江外草堂》）大邑白瓷碗等家什差不多都搜罗来了。现在加上韦偃的这幅大壁画，草堂越发显得出色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韦（偃）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人知善马，不知松石更佳。老杜是行家，当然知道他松石更佳，又写诗向他求双松图说：
“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戏为韦偃双松图歌》）毕宏，天宝中御史，善画古松。后见张璪，于是搁笔。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咏之。改京兆少尹，为左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从毕宏开始（见《封氏闻见记》《历代名画记》）。作诗时毕宏还不算太老，相对而言“韦偃少”，可见韦偃的年纪实在不大。王嗣奭解此诗甚佳：“起来二句极宽静，而忽接以‘绝笔长风起纤末’，何等笔力！至于描写双松止四句，而冥思玄构，幽事深情，更无剩语。后入‘胡僧’，窅冥灵超，更有神气。然韦之画松，以屈曲见奇，直便难工。一匹东绢，长可二丈，汝能‘放笔为直干’乎？所以戏之也。”“白摧”句，言画之枯淡处。“黑入”句，言画之浓润处。李商隐写画松句“樛枝势夭矫，忽欲蟠拿空。又如掠螭走，默与奔云逢”，亦出于冥思玄构，犹不及此二句笔势的陡峭。《楞严经》：“名无住行，名无著行。”写西域胡僧入定，非惟“突兀萧洒”，神形亦酷似。赵孟《红衣天竺僧像跋》说：“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像与跋均载《艺苑掇英》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再会画，见也没见过，怎会画得神气活现呢？这是常识，也是真理。韦偃、杜甫他们在长安见胡僧见多了，所以画得像，写得像。四川盐亭县鹅溪一带古代产绢甚良，时人谓之鹅溪绢，即东绢。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此借以形容东绢的珍贵，见修辞之美。挖空心思，盛赞韦偃画技的出神入化，到头来原是为了向他索图，而且出难题，用激将法，这不但见老杜之“所以戏之也”，更见他的幽默感。看样子，这回韦偃免不了又要为老杜画他最拿手的“老松”“高僧”了。除了双马壁画，草堂理应还收藏了韦偃的一幅绢本双松障子，这是十分值得祝贺的！这些壁画、绢画当然早已荡然无存了。要是当今有位好事的“韦偃”，在杜甫草堂内找面“东壁”，“戏拈秃笔扫骅骝”，又“放笔为直干”，画幅绢本双松送去悬挂，那该有多好啊！
与上二诗同时前后所作《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也很精彩：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历代名画记》载，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嵌空，巉嵯巧峭。又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景外。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厅事，见一图障，临江双树，一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于空，下著于水，千枝万叶，交植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荣，或蔓或桠，或直或倚，叶叠千重，枝分八面。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故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据以上记载，王宰并非工笔画家。即使是，也不至于“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么说只不过是极言王宰作画，态度严肃，从容不迫，决不迁就他人，勉强“赶任务”而已。腾挪人世仙境诸般地名，不外是铺陈山水壮观，状咫尺万里之妙，不可拘看。夸了韦偃夸王宰，这次虽然没有明说要画，看样子王宰短不了也要送他一幅。朱注以为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末二句“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本此诗末二句。其实不止于此，若就创作路数而论，李贺这整首诗也显然属于老杜这首和上首题画诗以及其他诗作所滥觞的“冥思玄构”、务求奇险的一类。赵翼《瓯北诗话》说：“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又李维桢《昌谷诗解序》说：“长吉名由韩昌黎起。司空表圣评昌黎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决天地之垠，而长吉务去陈言颇似之，譬之草木臭味也。”可见老杜同长吉，在奇险诗派的滥觞和发展上，也不无关系。从上面简约的比较中，便见一斑。
四 锦里游踪
大概就在这年暮春搬进草堂前后，一天老杜得暇，曾去成都游览、凭吊，作《蜀相》说：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武侯祠现存，在成都市南郊。西晋末年十六国成（汉）李雄为纪念三国蜀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而建。初与蜀先主刘备昭烈庙相邻。明初武侯祠并于昭烈庙，故大门横额书“汉昭烈庙”。现存殿宇系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重建。当时老杜所见，并在这诗中所咏及的古柏，今犹翳翳森森。青瓦红墙，殿宇宏伟。祠内有“三绝碑”，由中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书写，名匠鲁建刻字，皆绝妙，故名。诸葛亮殿内外匾对甚多，最著名的是清代赵藩的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正殿诸葛亮像前有铜鼓三面，称诸葛鼓，铸于公元六世纪以前，老杜来游时当见到此物。殿西侧为先主惠陵。这诗发端以自问自答，点明祠堂所在和初次寻访的心情，以及未到即望见古柏森森的最先印象，崇敬之感，油然而生。锦官城故址在今成都市南，简称锦城。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名。锦官城附近一带有锦江流过，称锦里，如《为农》“锦里烟尘外”即指此。传说古人织锦濯于此江中，较他水鲜明，故名。诗文中多以“锦官城”“锦城”“锦里”称成都。颔联是说阶草自绿、莺歌空好都无心欣赏，因为他此来是为了缅怀蜀相功业，心中感触正多，无闲情逸致呢。从而引出后面的话来：刘备（先主）三顾茅庐，诸葛亮帮他决定东连孙权、北抗曹操、西取刘璋的天下大计，辅佐他开基创业，后来又扶助刘禅（后主）济美守成。诸葛亮为两朝开（基）济（美）效忠，真是费尽了一片心血。他曾在《后出师表》中表示：“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出师伐魏，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抗于渭南，相持百余日，病死军中。每当想到他决心匡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大志终于未能实现，后世的英雄们都不免要热泪沾襟、不胜感慨啊！老杜对诸葛亮很敬佩，也很羡慕他有幸得遇先主：“孔明有知音。”（《遣兴》）诸葛亮建立了两朝开济的大功业，可是对于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老杜尚且如此深表惋惜，那么，对于自己的胸怀大志，身当乱世，却无补于国，无济于时，又将作何感想呢？诗人这一掬同情之泪是为孔明洒，更是为自己洒。当然，这沉痛的诗句也道出了千古英雄壮志未酬、抱恨终天的孤忿，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宋史·宗泽传》载：“泽请上（指宋高宗）还京二十余奏，为黄潜善等所抑，忧愤成疾。诸将入问疾，泽曰：‘吾以二帝（徽宗、钦宗）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皆涕泣曰：‘敢不尽力。’诸将出，泽感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无一语及家事，但呼过河者三而薨。”这不仅能见诗歌感染力的强烈，也可反过来帮助体会诗人孤忿的深沉。老杜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尤其是修盖了草堂、暂得安居以后，心境的确是比较好的，诗中也不时流露出闲适情调来，但是他内心深处仍然是极其痛苦的。《蜀相》是诗人来成都后第一首心情沉重的作品，这种情绪，犹如一股泉脉，在这一时期那些貌似和平宁静的篇章中时有涌现，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作家作品时，既要看到思想感情的各个方面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也要看到它的主流。尽管老杜一再表白他想找个桃花源避世，莫说世上并无桃花源，就是真的找到了，他也当不了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身世两相弃的避秦人啊！
除此而外，这年自春至冬，老杜的游踪，犹依稀可辨。
秋天，他曾乘船沿浣花溪绕村子做过一次“巡礼性”的游览：
“落景下高堂，进舟泛回溪。谁谓筑居小？未尽乔木西。远郊信荒僻，秋色有余凄。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已暌。吾村霭暝姿，异舍鸡亦栖。萧条欲何适，出处庶可齐。衣上见新月，霜中登故畦。浊醪自初熟，东城多鼓鼙。”（《泛溪》）王嗣奭说：“自卜居浣花，至此始溯溪西行游览。”谁说我盖房子的这个地方很小？树林以西那边我至今还没有走遍呢。所以就趁太阳偏西时出发，坐船到那边去看看。远郊确乎荒僻，满目秋色凄凉，只有那西岭白皑皑的长年积雪，和云外纤纤的虹霓差可观赏。沿溪左右两岸，有不少儿童，携带着网和箭在捕鱼射鸟。有的在掏藕采菱角，把荷叶菱叶都翻倒了搞乱了。他们指挥我们行船，反而害得我们迷了路。（可能怕我们打他们那儿经过，妨碍他们工作吧！）想吃个鲜美，这本是人之常情。你看他们逮到鱼就把鳞打了，掏出藕来连泥也不洗，这么看贱好东西，这真是不合常情常理的怪事。我们的村子在苍茫的暮色中呈现出朦胧的轮廓，别人家的鸡也进窝了。在这萧条的野外还要往哪里去？该回去就回去吧，这就跟读书人的出处行藏一个样，要见时识机，不可勉强。回到草堂，已是月上霜飞时候。米酒刚刚酿得，且开怀畅饮吧。听！这隐隐约约的鼓鼙声，不是从村子东边成都城里传来的么？王嗣奭说：“此时新月在衣，故畦不荒，舍舟而登，撷蔬而归，浊醪亦熟，与妻孥共为一夕之乐而已。盖‘东城多鼓鼙’，故乡不可归，苟全性命足矣，更复何适耶？东城谓京、洛以东，非必东京也。”仇兆鳌说：“日暝返棹，犹之身老思机，故曰‘出处可齐’。夜酌新醪，而忽听鼓鼙，则归溪亦非安枕之地矣。……朱注：成都城在草堂之东，故曰‘东城’。旧指东都者非。”浦起龙说：“结语正喜身超事外。仇反谓未可安枕，失其本旨。”各有所见，可参看。诸家解“童戏”八句多不惬当，主要是不懂得老杜写的是一些带偶然性的细节所致。王维也有一首描写在他蓝田辋川别业附近泛舟的纪游诗：“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蓝田山石门精舍》）这诗也很写实，只是经过诗情画意的渲染和美化，其写实的程度不及老杜的《泛溪》。“童戏”八句写来似乎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杂乱而不加修饰，其实这仍然是经过了诗人的艺术概括，已化生活中的丑为艺术中的美了。乡村儿童，不爱干净，不知鲜美的可贵，甚至把荷芰糟蹋得不成样子，还要捉弄人，可是，他们却那么顽健，那么无忧无虑，这无疑会使得我们这位心事重重的诗人，感到又可爱，又可羡了。
有时他也进城玩玩，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有首《寄杨五桂州谭》：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原注谓“因州参军段子之任”。这诗上半写想象中桂州（今广西桂林市）之景，下半抒寄杨之情。梅花开时有雪，可销炎瘴，所以说“宜人”。气候宜人，疾病较少，了解到这情况，想念杨谭的心就多少得到宽慰。何况又听说他做官有好名声，这使我感到更加高兴。西晋孙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曾为石苞参军。此借喻即将去桂州上任的段参军。《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借指寄诗杨谭以加深二人的友谊。此诗不止写得“通篇气势流走，字句空灵”，尚能见出诗人有时也参加城里一些洗尘、饯别之类的官场应酬。州参军经此赴桂州上任，当地有关官绅，定然有所表示，“江边送孙楚”，岂止老杜一人？
他每次进城，回草堂往往很晚：
“霜露晚凄凄，高天逐望低。远烟盐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江城今夜客，还与旧乌啼。”（《出郭》）成都平原，一望无际，天与地平线相连，“高天”句即写此景象。始见天之“高”，继而移目寻其涯乃见其“低”，“逐望”二字非虚下。杨伦评：“真景如画。”实是动画。孟浩然“野旷天低树”句亦写此景象，但着眼点在树，借树以衬托“野旷天低”。四川产井盐和天然气，有以天然气煮盐的。左思《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刘渊林注：“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远烟是煮盐的烟。“景”是光的意思。“斜景”，斜阳光。仇注说这里的“景”同影是不对的。雪岭为岷山主峰，在今四川松潘县南，春夏常有积雪，故名。这诗是出成都郭外所作，上半写出郭晚眺之景，下半写归家夜宿之情。“故国”指东都。“他乡”指成都。当时故国兵荒马乱既未可归，他乡也不平静又不能离去，只好回草堂去跟那些可算得上是老朋友了的“暂止飞乌”作伴了！——听这口气，老杜这次进城好像待了不止一天。比这次稍晚一些，这年腊月梅花开时，他又一次从城里回到草堂，作《西郊》说：
“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傍架齐书帙，看题检药囊。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碧鸡坊在当时成都的西南。《梁益记》载，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为碧鸡坊。《汉书·郊祀志》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议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华阳国志》载，成都西南石牛门外有市桥。李膺《益州记》载，冲星桥即市桥，在成都县西南四里。汉旧州市在桥南，故名。首记自城回草堂路线甚详：出城西南的碧鸡坊，走四里过市桥，迤西再走三里即到草堂（草堂在城西七里）。既云“时出”，见不时出入城市。整理书帙、检点药囊，是归后所做之事。黄生解尾联说：“出碧鸡坊时无人觉。由西邻向草堂，若市桥，若江路，一带亦无人觉。在草堂中齐书帙、检药囊时，亦无人觉。自来自往，自作自止，无限舒畅。不言少俗人应接之烦，但言得遂己疏懒之意，较前引（‘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二语更饶兴味。时诵一过，亦复令人通身舒畅也。”(18)这次进城，他显然没在社交场合露面。他曾在《进三大礼赋表》中说：“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难道他如今又重操旧业，这次进城，是去卖药，好得点钱贴补家用么？“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老杜很要强，有时即使生活困难，作起诗来还往往很潇洒。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读这首诗时，哪会感到那么“通身舒畅”呢？
五 蜀州访友
靠人接济，只要一时没赶上趟就会马上揭不开锅。这年“红蕖冉冉香”时，曾因“厚禄故人书断绝”而使得“恒饥稚子色凄凉”。秋天，家里又将断炊，没奈何，他只得硬着头皮，趁崔侍御去彭州（今四川彭县）之便，托他捎诗给彭州刺史高适求援：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19)“秋至”是收获季节，此时尚“转饥寒”，可见流浪在外、无产业的人生计的艰难。彭州至成都九十二里（见《九域志》）。以二人关系的密切，高适得诗后定会马上送粮送钱来的。从能交结上刺史这样的大官这一点来看，老杜似乎又比一般稍有产业的人强一些。应该从他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处境这两方面来看老杜。既然彭州离成都不远，走得快一天就到了，当家计安排妥当之后，老杜是很可能去彭州探望他的老友高适的。到底去了没有呢？因无明确记载，须稍作考辨。
案：老杜有《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这是一首代简之作。前半称道高适才调出群，如今得位，可大行其志。后半非止“述高之交情”，且告知己将趋前探望、谋求天涯聚首谈心。“行色秋将晚”，见老杜即将启程的探高之行是在秋季。既然代简之作中讲得这么肯定，他一定是去了而且是见着了的。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一、这诗作于何时？也就是说老杜想去探望高适是在何时？二、这位“高三十五使君”到底是“高彭州”，还是“高蜀州”？也就是说老杜要去的地方是彭州，还是蜀州？其实对于这两个问题仇兆鳌早有答案：“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认为老杜想与高适会面而作此诗是在上元元年，可信。老杜到成都已大半年，无论彭州还是蜀州离成都又近，这年秋天草堂早已盖好，老杜也该去看看他的老朋友了。至于高适这时是否已“由彭州刺蜀州”，则须进一步加以检验。两《唐书》传载高适先刺蜀州后刺彭州，皆误。实先刺彭州后刺蜀州，而刺彭州在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详第十一章注三六及有关正文）。那么，由彭州刺蜀州又在哪一年呢？“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见后诗序所记）老杜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序说：“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首句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黄鹤注：“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寄也。”大历五年（七七〇）上数至上元二年（七六一）整十个年头，勉强可说“已十余年”。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此前高仍为蜀州刺史。因此宝应元年人日仍可寄此诗，但与大历五年老杜作诗追酬时相隔只九个年头，更不得谓“已十余年”了。可见黄鹤的判断是可信的。上元二年人日（正月初七）高适既已刺蜀州，按常情而论，他由彭州来此上任当在头年（上元元年）。因此进一步认定杜甫在这年（上元元年）深秋（“行色秋将晚”）到蜀州（今四川崇庆，距成都才百里）去拜访高适（冯至《杜甫传》即如此叙述），不为无据。他的《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当作于在蜀州与裴迪同游州城东南七十里属县新津时：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题下原注：“王时牧蜀。”《文苑英华》注：“即王蜀州。”蔡梦弼认为“王侍郎乃王维之弟缙也”，而各家皆持异议：“钱笺考《缙传》未尝牧蜀，注家因裴迪而附会也。《杜诗博议》：《王维传》有缙为蜀州刺史、迁散骑常侍一节，与《缙传》不合。吴缜《纠谬》谓缙未尝历蜀州及常侍，为说甚辩。今考《旧书》，缙为凤翔尹，先加工部侍郎，后除常侍。缜云并未尝为常侍，似失考。而由蜀州迁常侍，则断乎不可信。”（仇注）偶与邓绍基同志谈及王维表谓王缙曾为蜀州刺史一事求教。随后绍基同志赐函，慷慨见示其创获如下：
“关于王维弟王缙任蜀州刺史事，经查，皇甫澈有《赋四相诗》，序云：‘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谟明弼谐，迁转历此。顾己无取，忝迹于斯。景行遗烈，嗟叹之不足也。谨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云尔。’诗凡四首：一、《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二、《中书令钟绍京》，三、《礼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岘》，四、《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咏王诗末尾云：‘瞻视华壁中，来者谁其嗣。’可见王任蜀州刺史在李岘之后。案《通鉴》载李岘于乾元二年五月贬蜀州刺史。又，杜甫于乾元二年冬到成都，次年秋（上元元年）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诗，题下原注云‘王时牧蜀’。蔡梦弼以为王侍郎即王缙，钱谦益、仇兆鳌持异议。我曾疑‘原注’为后人所加，因认为王缙牧蜀在李岘之前，现在应修正这看法。王缙之后的蜀州刺史当为高适。从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似高于上元二年初即在蜀州任上。那么，王缙牧蜀时间大概不很长。总之，皇甫澈诗可作为王维《责躬荐弟表》‘臣弟蜀州刺史缙’一说的有力佐证。皇甫澈在贞元中任蜀州刺史，他‘景行遗烈’而写诗，当很可靠。吴缜《新唐书纠谬》之说不足据。又裴迪与王维兄弟关系密切，裴迪或者就是随王缙入蜀的。从杜甫的三首关及裴迪的诗可知裴正在蜀州。”所论甚是。
前已论证高适刺蜀州，以及高到任后不久杜甫前往探望当在上元元年深秋，现又进一步明确高适的前任是王缙，那么，蔡梦弼认为《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的“王侍郎乃王维之弟缙也”是正确的。刚办完交接手续，王缙一时尚未离蜀返京，老杜来蜀州时二人当会晤面。之后不久，老杜偕裴迪同游新津寺，和诗而寄王缙，这难道不是很合情合理么？王缙任蜀州刺史前曾为宪部侍郎，现既已卸任，又尚未受新署官职，故以“侍郎”旧衔称之。王维《责躬荐弟表》称缙时为蜀州刺史，当作于上元元年缙任蜀州刺史期内。又据“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谢弟缙新授广散骑常侍状》，知朝廷得到王维的荐弟表后很快就将王缙调回长安，并于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以前授予新职。王缙深秋时节卸蜀州刺史任，年底或次年年初抵长安，四月底或五月初授新职，从时间上看，也很顺理成章。广德二年（七六四），代宗拜王缙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大历间再次拜相。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晚年尤甚；与元载、杜鸿渐劝诱代宗佞佛，影响极坏。缙性贪婪，纵弟妹女尼等招纳财贿，贪猥之迹犹如市贾。元载得罪，缙连坐，贬括州刺史。久之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金壶记》载，王维与弟王缙，名冠一时。时议云：“论诗则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与焉。”《卢氏杂记》载，王缙好与人作碑铭，有送润笔者，误叩其兄门，王维说：“大作家在那边。”大历元年（七六六）老杜在夔州作《解闷十二首》，其八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即称赞缙善文辞，能继乃兄风流。当时王缙劣迹尚未昭彰，怀右丞故及之。今知老杜与王缙在蜀多少有点文字因缘，就无怪他要深情地提到他了。《解闷》是诗人闲居自遣之作，非用于干求，不得以为其八有意讨好时相。裴迪是王维多年的老朋友。开元末天宝初王维四十多岁时就跟裴迪一起隐居终南山。此后至天宝七载以前，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这一时期他们优哉游哉的生活，在二人现存诗文中尚可窥见一斑。王维《辋川集序》说：“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漱、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只看这许多美丽的小地名，就可想见蓝田别墅规模的宏大、景致的优美，以及其间隐士生活和心境的幽雅了。二人咏各景五言绝句各二十首均存，裴作多板滞，远逊王作，惟《华子冈》“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宫槐陌》“门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山雨多，落叶无人扫”、《临湖亭》“当轩弥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猿声发，风传入户来”、《欹湖》“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北垞》“南山北垞下，结宇临欹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少数几首清新可诵。天宝十五载王维陷安禄山叛军中，送至洛阳，居于菩提寺。“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王口号“万户伤心生野烟”首诗题）。据此知裴迪当时亦在洛阳，但行动较自由。《唐诗纪事》载裴迪“天宝后为蜀州刺史，与杜甫友善”。老杜与裴迪友善即在他往蜀州探望高适相偕游览新津等地的这一时期，这时裴并未为蜀州刺史，《唐诗纪事》云云，未详何所据。安史乱前王维半官半隐，王缙、裴迪、崔兴宗诸人，常追随游览赋诗，所作虽不甚佳，也都是些高雅之士。以前在我的印象中，总以为老杜跟王维和他周围的人无甚交往，其实并非如此。裴迪跟王维合得来，也可以“与杜甫友善”，这表明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并不完全像常言所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样泾渭分明。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诗人老杜跟消极出世的山水田园诗派中人尚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感情上也不无相通之处，那就更不可把本来是好朋友，又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生拉硬拽地分离开来，作为儒法对立的双方一褒一贬。各个文学流派及其主要倾向是应该研究的，但须坚持辩证观点，摈弃形而上学。——且说老杜偕裴迪登新津寺，裴作诗抒怀寄王侍郎（裴作已佚），这“何恨”首是老杜的和章，大意是说：您倚山木而吟诗悲秋，又有何恨？虽说蝉声鸟影，秋景堪伤，风物登临，故人足念。但在我则不然。我之日游招提，颇悟解脱之理，几乎忘却悲秋之兴了。张远注：“《淮南子》：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为作山木之歌，闻之者莫不陨涕。《白虎通》亦载此事。”仇兆鳌按：“此诗首句，突然而起，初时未详所出，解尚含糊，及得迩可此说，顿释所疑。言赵王流窜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羁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诗乎？此引古语以逗起下文。”佛典中多以日喻佛光的普照。李子德说：“此（诗）与‘暗水流花径’，俱为盛唐正声。”读“鸟影度寒塘”令人想起《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凹晶馆联诗史湘云的“寒塘渡鹤影”。
六 佛日摩尼珠都无能为力
高适上元二年《人日寄杜二拾遗》首句云“人日题诗寄草堂”，可见老杜头年深秋往蜀州、新津游览后即回成都，他是和家里人在草堂一起过团圆年的。大概从新津回来后不久，他遇见跟他有通家之好的“蜀僧闾丘师兄”，曾作诗相赠。赠诗题下原注：“太常博士均之孙。”闾丘均，成都人。在陈子昂以后，亦以文章著称。中宗景龙年间，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诛，均坐贬循州司仓，卒。老杜《赠蜀僧闾丘师兄》首叙闾丘世系，次述“审言以诗，闾丘均以字，同侍武后”（《唐诗纪事》“杜审言”条）。后半写二人相逢情事，颇精彩：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秋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在新津时写景言黄叶、蝉声，此云“穷秋”，时序当较晚；“漂然薄游倦”，似指最近蜀州、新津短暂之游：这两点可作为晤闾丘师兄赠诗一事在归自新津后不久的佐证。祇园，意译自梵文，全称“祇树给孤独园”或“祇园精舍”，印度佛教圣地之一。据说释迦牟尼成道后，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用大量黄金购置舍卫城南祇陀太子园地，建筑精舍，请释迦说法。祇陀太子也奉献了国内的树木，因此以两人名字命名。后用来尊称佛寺精舍。此指闾丘师所居寺院。据“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云云，知“我住锦官城”边的草堂与“兄居祇树园”两地离得不远，二人可经常来往。这次老杜去寺院看望师兄，时值久雨初歇，沿途见田中粳稻倒状，景象很是荒凉。他们见面以后，一同在夕阳返照的长廊里散步谈心，这情境的恬静，正如陶渊明所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法华经》说，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词柔软，悦可众心。《华严经》说，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语，一者柔软语，能使一切众生得安稳。《维摩经》说，所言诚谛，常以软语。夜晚留宿寺中，听师兄软语说法，偶见落月圆如金盘，心中仿佛也有圆觉之悟。《翻译名义集》载，摩尼或曰逾摩，正云末尼，即珠之总名。《圆觉经》说，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见。《宣室志》载，冯翊严生，家汉南岘山，得一珠，如弹丸。胡人说：“此西国清水珠，至浊水泠然洞彻矣。”听了师兄的说法，我感到尘世茫茫，一片黑暗，争夺纷繁，恐怕只有佛法才能普度众生，犹如只有摩尼珠才能照清浊水一样。老杜早年对佛教就有些了解，于今身处乱世，流落他乡，心力交瘁，偶向佛门寻求安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陈善《扪虱新话》说：“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际，无意于山，而景与意会，此渊明得意处也。而老杜亦曰：‘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予爱其意度闲雅，不减渊明，而语句雄健过之。每咏此二诗，便觉当时清景尽在目前，而二公写之笔端，殆若天成，兹为可贵。”
老杜想向空门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只是乱世阴霾太重，非摩尼珠所能澄清，客愁郁积太深，非佛日所能照彻。他的《恨别》写的就是这种忧时伤别的沉重悲哀：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首联从离家之远、战乱之长见别恨之深。颔联言去冬入蜀，很有可能因兵戈阻隔而老死濯锦江边。颈联于常情中见别致：“对月思家，望云忆弟，皆诗中常意，然‘步’而又‘立’，‘看’而复‘眠’，则其情绪无聊之状，非常人摹写所能到矣。”司徒指李光弼，时光弼为检校司徒。《资治通鉴》载：上元元年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尾联即闻此捷报而盼望李光弼乘胜直捣幽燕叛军巢穴，结束持续多年的战乱，重致太平，那么，自己忧时伤别之恨，也自会冰消瓦解了。
这种切盼李光弼挥师直捣幽燕、己得回归故里的心愿再一次表露在同时前后所作《散愁二首》其一中：
“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司徒下燕赵，收取旧山河。”
他还以讨贼之事寄厚望于兵部尚书、潞泌节度使兼太原尹王思礼，盼王扫平蓟北，急报朝廷，以免他心破泪沾，常怀久客莫归之忧：
“闻道并州镇，尚书训士齐。几时通蓟北？当日报关西。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其二）
然而事与愿违，这年十一月，“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资治通鉴》），形势很紧张，这就使他感到更加惶恐不安、忧虑重重了：“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村夜》）
至德二载（七五七）十二月以蜀郡为南京，凤翔郡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上元元年（七六〇）九月，罢南京；从节度使吕之请，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以扼吴、蜀之冲。二年（七六一）九月，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宝应元年（七六二）建卯月，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这年（上元元年）九月后当老杜听说要停成都南京之号，改置南都于荆州时，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写了《建都十二韵》，对之加以评论说：如今老百姓并没有缓过气来，胡马在蹂躏着半个中国。不知在朝廷上议事的衮衮诸公，又有谁来扶助皇帝。已经分建了几个京城，还下诏要开辟荆州为东都。理由是恐怕东都的人民失望，无奈最西的成都南京原是太上皇避乱之地(20)，可你们早已不放在心上。时局这么危急首先当想到为国雪耻，事关大计，岂可轻易议论建都？你们虽身居三阶正位，如此决策我总担心会因此搞得万国翻腾。我曾经像牵着魏文帝衣裙进谏的辛毗那样疏救房琯，只恨未能一死殉职；遭贬华州犹如漏网的鱼，这未免辱没了主上当初擢用我的殊恩。我永远有负于汉庭贾生的痛哭，我遥远地怜惜那被谗见放、沉于湘水的屈子的冤魂。穷冬季节我客居在剑外的濯锦江边，随随便便，总算也有了田园。这会儿，风吹断了青蒲的节，霜埋住了翠竹的根。想到衣冠虽多，未能救关辅之难，我衷心祷愿天子回转他那“齐日月之光辉”，去照耀河北沦陷的原野，不要汲汲于建都之举。
综览以上诸作，可以看出诗人身世之悲总与苍生社稷之忧紧紧结合在一起，既代筹军事，又指斥朝政，这就难怪他心情沉重，不胜烦恼了。对于这样一位“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始终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来说，他即使偶向空门寻求慰藉，可是，他那种因执着于现世人生而生出的无穷烦恼，又岂是任何得道高僧的“软语”说法所能点化所能消除的？
秋末冬初，老杜从蜀州、新津回到成都草堂，一直在家闲居。岁暮，得裴迪寄来的《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已佚），他和诗说：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相遥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何逊《咏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张夔《何记室集序》说：“杜子美与裴迪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宋人撰杜注，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咏其下，后居洛思之，请再任扬州。值梅花盛开，相对终日。杨用修驳之曰：‘逊时南北分裂，洛阳魏地，安得居洛又请再任？’此足破宋注之讹。但据本传不载法曹事，便斥逊非扬州法曹，则子美去梁未远，‘在扬州’三字不应都无着落。盖据此非要津，治乏声绩，本传偶尔见遗，诸史中往往有之。……考维扬旧志题云‘扬州法曹廨舍见梅花’，则与子美‘官梅’二字正自合节，必非无据。且“风台’‘月观’明属扬州事，奈何欲离之扬州哉？”老杜的这首和诗写得极委婉尽致：“上四答裴诗意，下四对时感怀。裴有早梅之咏，故以何逊梅诗相比。‘相忆’句，和诗题忆寄。‘送客’句，和诗题送客。玩第三联语气，必裴诗有不及折赠之句，故答云幸不折来，免伤岁暮；若使一看，益动乡愁矣。既而又自叹曰：此间江梅渐发，亦觉催人头白。盖当衰老之年，触处皆足伤情也。”（仇兆鳌解）“垂垂”，渐渐。《辞海》一九七九年版引杜此诗“江边”句与黄庭坚《和师厚秋半》“杜陵白发垂垂老”句为证，良是。黄生说：“篇中无一字不言梅，无一字是言梅，曲折如意，往复尽情，笔力横绝千古。”这诗确乎绝妙，见此老迟暮情怀，复见其风流蕴藉。
写作了这首诗以后该过年了。这是在草堂过的第一个年，老杜一定是又悲又喜，百感交集，痛饮高歌。可惜没篇什流传下来，我们就只好凭想象揣度了。
七 身外无穷事，生前有限杯
上元二年（七六一）也不是平静的一年。
二月，奴剌、党项进犯宝鸡，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使萧，大掠而西；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崔光远代李若幽为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有人说：“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相信这看法，几次进言于肃宗，肃宗命令李光弼等夺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骁勇而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为不法，郭子仪宽容他们，李光弼严厉，一一绳之以法，无所假贷。仆固怀恩害怕李光弼，心里很恨他，就依附鱼朝恩，说东都可取。于是中使相继督促光弼出师，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怀恩带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戊寅，列阵于邙山。光弼命部队依险而列阵，怀恩列阵于平原，光弼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又加以阻止。史思明趁其阵势尚未布好，就发动进攻，官军大败，死数千人，军资器械都抛弃了。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逃回陕州，抱玉也丢掉河阳逃走，河阳、怀州都为叛军所占领。朝廷闻讯大惧，增兵屯守陕州。癸未，李揆罢相，贬袁州长史，以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史思明多疑残暴，底下人稍不如意，动辄灭族，人不自保。长子史朝义，常跟史思明带兵，颇谦谨，爱士卒，将士多依附他，因此得不到史思明的宠信。史思明爱小儿子史朝清，使守范阳，常想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颇泄其谋。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胜西入关，派朝义带兵当先锋，自北路袭陕城，自己从南路带领大军继之。
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礓子岭，几次为卫伯玉击败。思明退屯永安，认为朝义怯懦，说：“终不足成吾事！”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戊戌，命朝义筑三隅城贮军粮，限一天完工。朝义筑完，未抹泥，思明至，大加斥责，命左右立马监督，很快就抹好了。思明又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忧惧，不知所措。思明在鹿桥驿，令心腹曹将军带兵宿卫；朝义宿于旅舍，其部将骆悦、蔡文景劝朝义说：“悦等与王，死无日矣！自古有废立，请召曹将军谋之。”朝义低头不语。骆悦等说：“王苟不许，悦等今归李氏，王亦不全矣。”朝义哭道：“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骆悦等命人召曹将军至，告知其谋；曹将军知诸将尽怨，恐祸及己，不敢违抗。这晚，骆悦等带领朝义的三百名士卒披甲去驿，宿卫兵惊怪，畏曹将军，不敢动。骆悦等引兵走入思明寝所，值思明如厕，问左右，未及对，已杀数人。思明闻有变，翻墙至厩中，自鞴马骑上，骆悦的傔人周子俊用箭射他，中臂坠马，被擒。思明问：“乱者为谁？”骆悦说：“奉怀王（朝义封怀王）命。”思明说：“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骆悦等送思明至柳泉驿，将他囚禁起来，回头报告朝义说：“事成矣。”朝义说：“不惊圣人乎？”骆悦说：“无。”时周挚等领后军在福昌，骆悦等派人去告知此事，周挚惊倒于地；朝义引军还，周挚等来迎，骆悦等劝朝义将周挚抓起来，杀了。军至柳泉驿，骆悦等怕众心不一，就缢死了思明，以毡裹其尸，用骆驼驮回洛阳。史思明跟安禄山一样，都因生性残暴，众叛亲离，为各自的儿子和下属所杀。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秘密派人去范阳，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和朝清母辛氏以及不附己者数十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了数千人，范阳才安定下来。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辖各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玄宗在蜀有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请替代他，子璋举兵，袭李奂于绵州。路过遂州，刺史虢王李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攻陷剑州。
五月，癸巳，党项进犯宝鸡。戊戌，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史朝义范阳兵，破之。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牙将花惊定等恃功大掠，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愤成疾，这年十月卒。
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戊寅，党项进犯好畤。
八月，癸丑朔，加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兵部尚书。乙未，辅国上任，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馔，太常设乐。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肃宗说：“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李辅国就暗示仆射裴冕等使荐己。皇上私下对萧华说：“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萧华出，问裴冕；裴冕说：“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萧华入言之，皇上大悦；辅国衔恨不已。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皇上于三殿设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壬寅，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江、淮大饥，人相食。
建子（十一）月，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史朝义，拔永宁，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建丑（十二）月，严武为成都尹。王维卒于是年。
这确乎是很不平静的一年，而且蜀中也发生了战乱，不过对老杜说来，这一年过得倒也平静，尤其春天里兴致很高。
旧称阴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北史·魏收传》引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上元二年新年里，老杜在草堂闲居，人日初七后一两天，接到高适寄来的《人日寄杜二拾遗》说：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堪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此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汉代的郡守秩二千石，时高适为蜀州刺史，故借汉秩自喻所居官职。高适做了刺史，官不谓不高，禄不谓不厚，尚且抱怨自己老处西南，不预朝政，难酬壮志，想到老杜犹如“此人不出，如苍生何”的谢安，却高卧东山，卅年不起，于今又书剑飘零，成了孔夫子自谓的那种东西南北之人，那就更觉不安，更觉有愧，于是就写了这首诗来慰问他。这诗写得很真挚，正搔到老杜的痒处。十年后的大历五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年）正月二十一日，老杜偶检文书帙，见到此诗，读后不觉泪洒行间，并感慨系之地作诗“追酬”亡友，一抒郁结说：“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据此差可想象他当初展诵此诗时的情景和感触。
想去年年底忙于回成都草堂过年，新津之游意犹未尽，过完新年，他又到新津等地旅游去了。方志载新津县南二里有四安寺，为神秀禅师所建。杨德周说，县有修觉山，其上为宝华山，以峰顶多雪，又名雪峰。一天傍晚，老杜登上寺楼眺望雪峰，只见一僧人前来撞钟，不言不语，了不相顾。孤城返照，红光渐渐消失了；附近市镇上空，飘浮着翠而浓的炊烟。他年老多病，常常感到很寂寞；可惜老朋友们总难从从容容地在一起欢聚。他想裴迪那么瘦，大概是由于苦思苦想作诗太苦的缘故，这就使得他太懒于交游，本来约好在这里相会的，谁知他竟然不来了。此情此景他写到诗里就是：
“暮倚高楼对雪峰，僧来不语自鸣钟。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知君苦思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这诗头两句能写出孤清之境。浦起龙认为“‘翠且重’欠老成”，其实末句造语也不很稳妥。这诗可贵处在于能见其行踪与心境之一斑。“知君苦思缘诗瘦”，即相传李白嘲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意。两相对照，殊觉有趣。从这诗与去冬《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看，当时裴迪不在新津而在蜀州。浦起龙疑“裴或官于新津”，恐非。
老杜在新津盘桓非止一日，他前后曾两次游览了县城东南五里修觉山上的修觉寺。前次作《游修觉寺》说：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禅枝宿众鸟，漂转暮归愁。”首联写景见登临时的心旷神怡。颔联写诗思的骏发和诗人的自信自得，话语本身就讲得很帅，似“有神助”。李、杜往往有此豪兴，发此狂言。仇兆鳌好意为老杜开脱：“诗有神助，非自夸能诗，是云胜境能发诗兴耳。”“云胜境能发诗兴”，良是；谓“非自夸能诗”，则非知人之言。后半摹寺前之景，语涉禅机，颇伤行旅，写得不算精彩。(21)后次作《后游》说：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诗中二联写得好。正由于诗人对前游地充满了感情“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在他眼中，这里的江山仿佛也很想念他，在等待着他的重来，而花柳就更是无私地以自己的姿色装点春光，供人游赏。(22)我少时读先父建楣先生诗稿，至今还记得其中“桃李有花春到早，江山无恙我来迟”二句，颇赏其豪爽，但不知有意无意中受到老杜“江山”二句的启迪否。早上烟光微薄，原野显得湿润；中午沙滩温暖，似乎日色在那儿迟留不去。张惕庵说：“‘润’字从‘薄’字看出，‘暄’字从‘迟’字看出，写景极细。”尾联与前章呼应，前云思家生愁，此云赏景销愁，暗点不惮重游之意。
他的《题新津北桥楼得郊字》也作于这一时期：“望极春城上，开筵近鸟巢。白花檐外朵，青柳槛前梢。池水观为政，厨烟觉远庖。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王嗣奭说：“据诗语，题当作‘北城楼’，新津令设宴于楼上。‘望极’二字管下五句。池水、厨烟亦望时所见：池水止水清净，观为政，得清净之理也；厨烟远庖，怀好生之仁也。”所论甚是。这是应酬之作，无甚意义，但见老杜在新津时与当地官府有交往。“开筵近鸟巢”，老杜后期作诗不避险俗往往如此。“白花檐外朵”，写得楚楚动人。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寄赠王十将军承俊》《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等。前首“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起得雄健含古意，写人物虎虎有生气。后首“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一联，为历来评诗者所乐道。仇兆鳌说：“‘柳青桃复红’，起于谢尚，袭用便成常语。梁简文帝诗云：‘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乃借烟水以形其红碧。杜云：‘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用‘归’‘入’二字写出景色之新嫩。皆是化腐为新之法。”
老杜在新津稍作盘桓，当就近往蜀州与高适晤面，不久即归成都草堂。这是卜居于此遇到的第二个春天，头年规划、种植的花木松竹都已长成，浣花溪两岸春光更是明媚，跟附近乡亲们也渐渐熟识了，因此他就格外兴奋，格外容易受感动，禁不住写了两组小诗，纵情歌唱自己的快乐与痛苦。一组是《绝句漫兴九首》，另一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王嗣奭说：“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又说：“此（《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亦竹枝变调。”中唐刘禹锡曾仿竹枝词等民歌形式作了不少小诗，其《竹枝词九首引》说：“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是最早自觉仿作竹枝词的人，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受屈原提高沅湘迎神之词的启发，仿作竹枝着重在表现健康的爱情和巴蜀当地的风土人情；二、当地民间的竹枝词虽然听不懂，而其宫调可辨，其“含思宛转”的“艳音”还是很感人的。从现存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类小诗，既采取民歌习见的题材，又摹拟其曲调，无论在创作路数上在音乐风格上与一般绝句迥异。老杜的这两组绝句，任“兴之所到，率然而成”，不用深语，不拘声律，随意写村居感触，口吻的流利、腔调的宛转亦如刘禹锡《竹枝词》的肖巴蜀山歌。王嗣奭说这两组诗“亦竹枝变调”，所见甚是。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这话是不错的。诗歌发展到唐代，诗这一文学品种远未“变成僵石”，但已有一些文人，如张志和、刘长卿、戴叔伦、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在向七言四句的山歌、句式长短不齐的小曲学习，尝试写作新兴的诗歌体裁词了。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虽然都是七言四句，但就音乐和写法而论，它们是词而不是诗。老杜的这两组小诗，受当地民歌的影响很明显。黄生说：“杜公绝句不入正声，似于此体不甚留意。特闻蜀中竹枝之音，聊尔戏效之耳。读者只就本调作解，不必律以正法，始称知言。”亦有见及此。即使老杜只是“戏效之”而非着意模仿，这无疑也显示了文人向民间学习新文学形式的趋势。
《绝句漫兴九首》其一说：“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老夫我客寓他乡正愁得不可开交，没想到你这无赖的春色，眼见我客愁不醒便偷偷来到了江亭。你打发花儿开放已经够鲁莽的了，还让黄莺唠唠叨叨地叫个不停。元人曾瑞的〔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闺中闻杜鹃》说：“无情杜宇闲淘气，头直上耳根底，声声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帘幕低垂，重门深闭。曲栏边，雕檐外，画楼西，把春酲唤起，将晓梦惊回。无明夜，闲聒噪，厮禁持。我几曾离、这绣罗帏？没来由劝我道‘不如归！’狂客江南正着迷，这声儿好去对俺那人啼。”一唐一元，一诗一曲，二者之间不大会存在直接的影响与借鉴关系，但它们的构思相同，口吻近似，之所以如此，除了偶然相像的因素，似乎还可以从它们都濡染于民间歌曲的原因中求得并非毫无道理的解答。王嗣奭说：“‘客愁’二字，乃九首之纲领。愁不可耐，故借目前景物以发之。其一‘眼见客愁’者，春色也。春色安得有眼？奇得可笑。‘即遣’‘便教’，俱着春色说；‘花开’‘莺语’，因客愁而娱弄之使醒，此春色之无赖也。”怪了春色又怪春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其二）这些桃树李树是去年我写诗向人家求来的，亲手栽种的，哪里是没有主的呢？我这乡下老头儿的围墙虽低，到底还是家啊。这春风恰好像是在欺负我，昨夜将几枝桃花李花吹折了。“夜来”犹云昨夜，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中的“夜来”亦然。王禹偁，字元之，在商州，尝赋诗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谓后二句颇与杜语相似，欲请易之。元之欣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小畜集·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这有什么可自豪的？哪有这样的呆鸟，任凭风吹枝折而不飞去呢？所以陆游早就说“王元之诗……和莺吹折数枝花，语虽极工，然大风折树而莺犹不去，于理未通，当更求之”（见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老学庵笔记》所附辑录之《续笔记》）。有真情实感，骂得出奇，不失其天真；反之，即使话语相似，仍不免弄巧反拙，贻笑大方。——且听老杜骂了春光、春风又骂燕子：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其三）去年春天“堂成”之日，“频来语燕定新巢”，你们这些燕子该熟知我的茅斋绝低小啊。那么你们为什么偏要不停地从江上飞来又飞去，把衔来砌窠的春泥掉下来弄脏我的琴和书，还因为捕捉飞虫竟让翅膀扑打着人。诸注于末句多无解，或不知其中“接”字犹曹植《白马篇》“仰手接飞猱”之“接”字。“接”，迎。“接飞猱”，迎射飞猱。“接飞虫”，迎捕飞虫。张溍解此句得之：“燕啄飞虫，虫避之，遂击人。”惟“虫避之，遂击人”嫌稍曲。仇兆鳌说：“此章借燕子以寓其感慨，承首章莺语。莺去燕来，春已半矣。污琴书，扑衣袂，即禽鸟亦若欺人者。《杜臆》：‘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故两章皆带寓言。”也许流露出一些牢骚情绪，但不可看得太认真。如果径以为这不过是老杜在指桑骂槐，就未免大煞风景了。黄生评其一说：“意喜之而语故怨之，口角趣绝。”又评其三说：“亦假喜为嗔之辞。”认识到悲愁中也有喜悦，就比较全面了。其四是说留春不住，只得及时行乐：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果真恼春，春去最好，何惜之有？可见还是喜春的。黄生说：“‘破’乃破除之破，分明换却‘过’字，然亦必俗语如此。”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考之甚详，举沈佺期《度安海入龙编》“别离频破月”、李商隐《和友人戏赠》“新正未破剪刀闲”等例句以证之，谓“破”皆“犹过也”。说要抛开世事，借酒浇愁，其实又何尝做得到。刘辰翁说：“总如此则乐天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说：“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屐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较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力胜之耳”的意思是说勉强用理智去控制它，这话说得好。一个人痛苦之极时想解脱是一回事，能否解脱又是另一回事。乐天退闲之后，“铢铢较量”的主要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因此当他几经权衡，觉得“大隐住朝市”“太嚣喧”，“小隐入丘樊”“太冷落”，“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且少风险，可以“致身吉且安”（《中隐》），加之主客观都具备“作中隐”的条件，退而求其次，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力胜之”的呢？老杜则异于是。他并不是不较量荣辱得失，只是身处乱世，沦落下层，忧国忧民，百感交集，政治上又遭到严重打击，绝了“隐在留司官”之路，自然不生“作中隐”之想，因此他就不可能真正地放达起来。你听，他不是又在骂桃骂柳了么：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其五）“江春”一作“春江”。王湾《次北固山下》有“江春入旧年”句，此作“江春”较佳。首句是说我为江上的春天将尽而悲伤。《许彦周诗话》说：“春时秾丽，无过桃柳。‘桃之夭夭’‘杨柳依依’，诗人言之也。老杜云：‘颠狂柳絮随风去（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缘谁而波及桃花与杨柳矣？”未必缘谁，不过借憎怪桃柳以写惜春之情而已。伤春欲尽，踯躅芳洲。絮随风舞，实在颠狂。花逐水流，果然轻薄。桃柳如此无情，真是令人恼煞。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这么想这么说不是很别致很有趣么？气不过，没奈何只得又回家去喝酒：
“懒漫无堪不出村，呼儿自在掩柴门。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其六）没什么可赏玩的我不再出村子了，叫儿子把柴门掩好，且让我消停消停。箕踞在苍苔上喝盅酒，林子里真清静啊，哪管它春风猛吹绿水扬波把野外搞得昏天黑地。写得颇有境界。情绪安定下来了，其实这春末夏初之景也足可赏心悦目：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其七）赵宸说，汉铙歌有《雉子斑》。又雉（野鸡）性好伏，其子身小，在笋旁难见。杨慎说：“绝句诗，一句一义，如杜诗此章，本于古诗《四时咏》。王维诗：‘柳条拂地不忍折，松干梢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欧阳公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散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亦是此体。”若论合零为整，能于四分景中见浑然一体的意境，当推王、杜二绝为优。既然夏景亦复大佳，则当开怀畅饮，了此一生，这就是其八中所表达的意思：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脱口而出率真如山歌，不着意描状而富于季节感和江乡情调。仇兆鳌说，自春入夏，所咏花木禽鸟，俱随时托兴，惟独柳色夏青，仍遭摧折，故感慨系之，写成其九，作为结束：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不作意”，没注意。《琅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与此皆取譬于“十五女儿腰”，但一状爱之甚，一状枝之软，风韵各别，不觉雷同。于一枝之折，意犹不释如此，这哪里是痴，这是备受创伤的心灵不堪再遭摧折的过敏性反应。黄生说：“此首是竹枝本色。”
李东阳认为少陵《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词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申涵光则认为，绝句以浑圆一气、言外悠然为正，王龙标其当行。太白亦有失之轻者，然超轶绝尘，千古独步。惟杜诗别是一种，能重而不能轻，有鄙俚者，有板涩者，有散漫潦倒者，虽老放不可一世，终是别派，不可仿效。李空同处处摹之，可谓学古之过。“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语尚轻便。“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似今小说演义中语。“糁径杨花铺白毡”，则俚甚。李、申二说，一褒一贬，却都搔着痒处。平心而论，认为绝句以浑圆一气、言外悠然为正体，以王昌龄、李白（还应加上王维）为正宗，老杜终是别派，这也是历来大多数诗评家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一个说老杜《漫兴》这类绝句像竹枝词，跌宕奇古。一个说像小说演义的话，俗气得很。不管怎样，都指出了趋向于当时当地民歌的这一特点。在我看来，不管它雅也好俗也好，只要写得别致，能显示诗人部分的（哪怕是凌乱的）生活风貌和内心活动，那也是好的，值得珍视。至于老杜的这种绝句值不值得学，又应该怎样学，则是可以从长计议的另外的问题。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与《绝句漫兴九首》可算是姊妹篇，当作于同时前后。(23)其一说：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王嗣奭说：“‘颠狂’二字，乃七首之纲。觅酒伴而不值，所以独步寻花也。”黄生说：“首作觅伴，次作独寻，次四作遍历有花之处，末章复总发其意以终之。诸绝句中多入方言，益知其仿竹枝之体。‘独空床’三字，写出逼真，满拟拉伴寻花，谁知偏背出饮，大有恨之之意。”“走觅”句下原注：“斛斯融，吾酒徒。”据此知南邻非止一家，除此人外，前面已经介绍了朱山人。其二说：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江两岸全给开得又稠又乱的花和蕊裹起来了，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跄跄地走着，我实在害怕这个春啊！眼下诗和酒还很听我的使唤，倒不须为我这个白头人的健康操心。王嗣奭说，“花恼”“怕春”皆反语；诗酒而曰“驱使”，白头人而曰“料理”，俱是奇语。要是说奇，我看“裹”字就下得更奇。这种想事的路子，这种措辞法，很有点现代诗人的味道。其三说：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红白花多事，春色撩人，此即“江上被花恼不彻”之意。即“被花恼”，“惟有杜康”可以解忧。如此可嗔却说“报答”，这是在讲反话。其实他又何尝嗔，他不过在诗中装疯卖傻，“假喜为嗔”（黄生语）。其四说：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刘渊林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唐时仍有少城的名称。《元和郡县志》载少城在成都县西南一里。这是离浣花草堂最近的市区。王嗣奭以为变烟花为“花满烟”，是化腐为新。遥望少城，望有人召赴舞筵，此老兴致可不小。他过去在长安时，经常身预此等盛会。今来成都，偶与官府酬酢，亦当有官妓歌舞助兴。（他这一时期所作《即事》“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即席上赠舞妓的诗，这就是明证。）他是个中人，难免作此奢想，但在今天看来，这倒是他未能免俗处，值不得称道。其五说：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盖谓僧所葬之塔。于是乃悟杜诗‘黄师塔前江水东’之句。”怕春寻酒，来到黄禅师塔前，见江水东逝，该抵得上当头棒喝，有所醒悟。谁知这里春风骀荡，无主桃花，开得正盛，令人应接不暇，不知爱深红好还是爱浅红好。“春光懒困倚微风”，多以为是诗人自谓，言春时懒倦，故倚风少憩。杨伦说此句“并传出春光之神”，则径以“懒困（而）倚微风”者为“春光”。这两组诗中多以春色、春风、花鸟、诗酒等拟人，可见如此解“春光”句不仅别致，很可能这就是作者的本意。若从前说，实在倒实在，只是把个杜少陵形容成林黛玉了。其六写从冷僻处又寻到了有人家的地方：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黄四娘是何许人也？浦起龙答：“黄四娘自是妓人，用‘戏蝶’‘娇莺’恰合。”萧涤非先生说：“按娘子乃唐时妇女的美称，……又唐人以称呼行第为尊敬，浦氏未免望文生义。”我看这位黄四娘大概是在百花潭这一带当垆卖酒的老板娘。去黄四娘家的路上满是盛开的鲜花，千朵万朵把枝子都压低了。流连忘返的蝴蝶时时起舞，自由自在的黄莺这时恰好尽情地啼叫起来。你看他把景物描写得多美，心情又是何等地畅快，能说他真的嗔春怕春么？末章总结，深情无限：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不是爱花我真想马上就死，可见爱花之深。我不是不爱花，只怕花开尽了时光催人老。（“老相催”，“老”是拟人化，这是这两组诗用字奇处。）枝上繁花容易纷纷飘落，那些嫩蕊且商量着仔仔细细地开放吧！杨伦说：“明明供出又不肯承认，妙！”李商隐《即日》说：“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又《二月二日》说：“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这种怕春惜春、恼花爱花而实是自悲时光流逝的矛盾心情，以及“假喜为嗔”口吻，和老杜的这两组差近，可互相参读。王阮亭说：“读七绝，此老是何等风致！”此等风致，义山往往得之。
俗话说：“酒醉见真情。”春风沉醉，诗兴癫狂，老杜的这两组绝句，看似逢场作戏，却在梦幻般的多少变形的艺术折光中泄露了灵魂深处的真情。这是很有意义的，写得也很出色，决不可因“别派”而见斥。
八 到底不是陶渊明
这年自春至夏，老杜还创作了许多以正常心理状态、常规表现手法反映生活风貌的诗篇。
南方多雨，春时尤甚。老杜去春初居草堂时，见春雨连绵，春涨迅猛，难免腻烦，难免惊恐。现在住久了习惯了，渐渐体味出春雨、春水原来如此地美，写在诗里连诗也显得很滋润，这犹如春天里的辛夷、海棠、牡丹、芍药，在北方固然也开得好，终觉灰扑扑的，要是在南方，自会清爽得多水灵得多。他的《春夜喜雨》就是一首写春雨和雨中景物极为成功之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天正需要雨的时候春雨就下起来了，所以叫好，所以可喜。王嗣奭认为首联“谓当春乃万物发生之时也，若解作雨发生则陋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雨出神入化。李商隐的《微雨》“初随林霭动，稍共夜凉分。窗迥侵灯冷，庭虚近水闻”，体物入微。又《细雨》“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楚女当时意，萧萧发彩凉”，以意象表入微的感觉，构思尤其精美。但与老杜此联相较，颇嫌纤巧，少“妙手偶得”之趣。韦承庆《南行别弟》：“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刘长卿《别严士元》：“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皆就“无声”着墨，而以刘作稍逊。野径与乌云密布的天空一片漆黑，只有江上船中一点灯火独明。邵子湘说：“（野径）十字咏夜雨入神。”以上都写夜雨。尾联写早起远眺成都所见。近郭花繁，经雨则红湿且重，“‘重’字妙，他人不能下”（王嗣奭语）。杨伦说：“解杜旧多穿凿，宋人有以三四为相业者，殊属可笑。”近人也有过分拔高这两句之含意的。见仁见智，读者不妨有各自独特的体会；若谓诗人必以寓言见其胸襟，则未免武断，且有损于诗意。这诗从夜晚写到天明，而着重在夜晚。诗人居然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写得这样真切入微，可触可感，其艺术表现力之强，只有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隔牗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差可比拟。晚上只听到风吹竹响，早上起来开门一看，嗬！满山是雪，昨晚只道是风惊竹，原来落了一夜的雪了。摩诘写夜雪，少陵写夜雨，各臻其妙，但都能在难下笔处写出水平来，足见他们功夫之深。杜“随风”联、王“隔牗”联，都是流水对。流水对以属对工整又一气呵成为工，此二联旗鼓相当，堪为典范。
当此“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之际，老杜的心情很好，曾在《遣意二首》中愉快地描写了草堂春日、春夜之景及其闲居适意之事。其一说：
“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这里写的是白天的情景。听到婉转的叫声，原来黄莺就在近处的树枝头；白鸥随波漂浮，它们可真轻啊。如果改为四言“枝啭黄鸟，渚泛白鸥”，便成了无我之境，似乎也不错。现在用了个“近”字、“轻”字，就像画龙点睛，把境界写活了，把诗人自己也写入了境界之中，这显然更好一些。王国维谈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为后者优于前者。究其实，只要好，有我之境亦佳；不好，即无我之境亦不佳。(24)“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申涵光以为是高、岑秀句，杨伦以为是王、韦佳句。这两句写得确乎有韵味，能见出江乡生活中的孤寂之美：一路落花，一湾春水，一缕柔情。仇注引《语林》：王无功有四十六顷在河渚间，自课种黍，春秋酿酒。以此注“衰年”句，固然恰当。不过，说这话时的心情似乎更与陶渊明想悉令公田种秫，俾“常得醉于酒”的心情接近。是高士的洒脱么？不，这是苦闷的变态反应。橙，又名广柑、广橘、黄果。果实球形或长球形，橙红或橙黄色，味甜。皮较厚，不易剥离。原产于我国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品种甚多。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已提到橙：“黄甘橙楱。”《华阳国志》说“蜀有给客橙葵”，蜀地的橙是很出名的。去春草堂草创之初，老杜抓紧栽种的主要是些很快能收益的桤树、桃树之类。现在可以从从容容地趁阴雨天移栽广柑这样的良种果木树了。老杜从前在长安重游何将军山林时，见主人“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不胜艳羡，也想“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如今他总算如愿以偿，也有余粮酿酒，有园地移橙，心中该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了吧！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末联用其意，也实有同感。仇兆鳌说：“末联，不唯笑倒结客少年，亦且唤醒虚声处士矣。”故作深解，反觉乏味。其二写傍晚和夜间情事：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鹭起（一作雁聚）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稚子夜（一作也）能赊。”夕阳西下，屋檐的阴影微微垂落下来(25)；浣花溪水脉脉含情地打村边斜斜地流了过去。火惊鹭起，颔联有因果关系，是不很明显的流水对。“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清新自然，于细微处见幽境高致，诵之口齿生香。李义山间有此等秀句，其《夜出西溪》“月澄新涨水，星见欲销云”境界差近。姚崇《夜渡江》“闻香暗识莲”、孟浩然《夜渡湘水》“露气闻芳杜”意思跟“香传”句也差不多，却嫌炼句（其实是炼意）的功夫还不到家。兴致这么好，邻家又有美酒可让宗文、宗武去赊来自酙自饮，诗人今晚过得真惬意！王嗣奭说：“野船将夕起爨，故有火，而未入夜，故其光尚细，与‘江船火独明’者不同。……‘宿雁’似当作‘鹭’，盖花开雁已北矣。后有（《草堂即事》）‘建子月’（‘宿鹭起圆沙’）诗句与此同而作‘宿鹭’，此作‘宿雁’，彼此两误也。《禽经》云：‘鹭恶露，今人畜之有驯扰者，每至白露降日，定飞扬而去，不可复畜。’则知建子月安得有鹭？邻人有酒，稚子能赊，何足为异？余谓径当作‘夜’。‘也能赊’，余谓当作‘夜’，今阅应刻果然。《韵府》引之亦作‘夜’，为之一快。《（杜）通》云：‘“孤村春水生”，冲淡自然，不知与“池塘生春草”孰胜？’世有大可忧者，众人不忧，唯君子独忧之。然世有可适意者，众人不知所适，唯君子独取之。如‘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此景趣谁不见之，而取之以适者君子也。”所论颇可取。所定之字，其后诸本多从之。
《漫成二首》也写春日草堂的生活情趣。其一说：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用“荒荒白”状野外迷雾中的春阳，用“泯泯清”状澄澈的春流，极富表现力。申涵光说：“杜诗善用叠字，如‘野日荒荒白’‘宿鹭娟娟净’‘江市戎戎暗’‘山云淰淰寒’之类，皆非意想所及。”“渚蒲”二句如杨伦所评确是“妙语”。到了春天，水边哪里不长满香蒲呢？“渚蒲”句写渚蒲之多。王维《辋川集·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写滩蒲长得还不到一拳高，都有季节感。陶诗说：“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杜诗说：“寻我草径微，褰裳踏春雨。”荒村邻舍之间的小路多是这样用脚走出来的；由于你来我往，走得多了，自然而然“村径逐门成”了。这景象未免凄凉点，但是这种脚走出来的小路，却能让人想到淳朴的乡邻关系，所以觉得美。今天好不容易在公园里或学校里铺就一块块绿油油的草地，由于过往人等多爱走捷径，竟在好端端的草地上也来个“捷径逐门成”，那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美了。可见美总是同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萧统《陶渊明传》：“郡将尝候之（指陶渊明），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又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便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颈联活用此二事，合尾联，意谓每当兴起辄披衣寻邻叟杯酒言欢；只要眼前没俗物，多病也觉一身轻。《世说新语·排调》：“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阮）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何者为“俗物”，理解因人而异。有人根本无此概念。自命清高者所指的“俗物”，可能并不俗。不过“俗物”毕竟是有的。老杜人品不坏、趣味不低，他眼中的“俗物”想必确有可厌处。篇末的感想恐怕不完全是泛泛而论，他近来间或去成都、蜀州、新津与官场中人交往，一定又遇到几个确乎可厌的“俗物”了。其二说：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倾。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这首着重写眼无俗物得以独适己性之乐：早春二月的江滨，多美呀这花下的清晨。我仰着脸正贪看着枝头的啼鸟，忽听得一声招呼，回头一瞧才知我答应错了人。读书贵有得且放过难字不去管它，对着酒可就要满壶满壶地往杯里倾。最近我结识了一位峨眉山的老隐士，他知道我的疏懒就是我的纯真。“峨眉老”原注：“东山隐者。”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县城西南七公里，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因山势逶迤，“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有大峨、二峨、三峨之分。今游览地即大峨。主峰万佛顶海拔三千米有余。山脉峰峦起伏，重岩叠翠，气势磅礴，雄秀幽奇，素有“峨眉天下秀”之誉。山上寺庙创建于东汉，后历代续有增修。初流行道教。唐、宋以后佛教日趋兴盛。“难字过”，故夏客以为“经眼之字，难于轻过”，仇兆鳌说是“老年眼钝”，难于一个字一个字地过目。浦起龙说：“全首诗总见得‘懒是真’。‘难字过’，正见懒趣。五柳先生不求甚解，意亦犹是。”此说得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这几句话，不但有助于理解“难字过”，也有助于理解“满壶倾”。老杜俨然以五柳先生，亦即陶渊明自况了。
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渊明相通，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超然物外，不欲与俗物为伍，这只是老杜当时村居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一旦真的有至亲好友来了，他还是会暂时收起那偃蹇疏懒之态，抖擞精神，热情地招待起客人来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飨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邵宝说：“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这揣测不无道理。张说：“前有《宾至》诗，而此云‘客至’。前有敬之之意，此有亲之之意。”陈秋田说：“宾是贵介之宾，客是相知之客，与前《宾至》首各见用意所在。”家里来了这样的客人，那就难怪诗中既有空谷足音之喜，又见村居真率之情了。正因为浣花溪这“清江一曲抱村流”（《江村》），若着眼于草堂，那就是“舍南舍北皆春水”了。我读王维《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总想象这春夜月下浣纱者是个少女，而她家的东边和西边都是水（或一水抱流或两水夹流），以为这样更显得幽静，更显得美。王维的“家住水东西”，跟杜的“舍南舍北皆春水”，方位虽异，基本意思却是相同的。同样，“舍南”二句跟“家住”二句，虽有日夜之分，写的却都是幽美恬静之境。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纯为表现一种美的境界，前者在美的境界之中却隐隐地流露出一种被冷落的情绪。萧涤非先生说：“‘但见’二字，暗含讽意，见得只有群鸥不嫌弃。交游冷淡自在言外。”老杜嘴里说什么“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可心里对这种被冷落的处境并非毫不介意。如今他在前几首诗中所显露出来的那层冷漠人生态度的微霜，一下子给好客的热情融化了，这岂不足以见出他内心深处始终是热的，他表面上的冷，不过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减弱那起于人世烦恼的心火，用理智克制情感的结果。黄生说：“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缘君扫；蓬门不曾为客开，今始为君开：上下两意交互成对。”于殷勤迎接中见深情。颈联是说因市远、家贫，拿不出两种美味和好酒待客。今人于酒轻新而重陈，比如讲究喝陈年花雕；古人重新而轻陈，所以白居易借“绿蚁新醅酒”以招饮，杜甫愧出“旧醅”以待客了。尾联问客人如果肯与邻翁对饮，那就隔着篱笆把他们叫过来一起喝。老杜的邻翁诗中写到的有“爱酒”“能诗”的某归田县令、好客而“多道气”的朱山人、“卖文为活”的落拓文士斛斯融。老杜经常叨扰他们的酒食（其《南邻》“惯看宾客儿童喜”、《过南邻朱山人水亭》“残樽席更移”、《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走觅南邻爱酒伴”原注“斛斯融，吾酒徒”可证），他们又都是些斯文人，如今家里来了客，虽说“无兼味”“只旧醅”，可吃可喝的总会比平时丰富些，请他们一个两个来陪客，既可以热闹热闹，又借此机会还个人情，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自称“野老”（“野老墙低还是家”），他们自然是“邻翁”了。（本来就是嘛！）把他们说得这么村俗，态度这么随便，主要是：（一）为了对作为现任县官的客人表示尊敬。（二）借以表示包括自己和邻人在内的江村“野老”们之间“忘形到尔汝”（老杜《醉时歌》中句）的亲昵关系。王羲之在《州民帖》中自称“州民王羲之”，收信人不详，想是当地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了。难道王羲之真是一般的州民么？诗文中的作者自我形象及其有关人物，不管怎样写实，由于受艺术构思和创作情绪的影响，总不会跟原型完全一样，而或多或少带有进入角色的表演者的味道。因此我们不要过于老实，认为那“邻翁”就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田父野老，并从而好心地看出诗人与人民亲密无间的关系来。当然，老杜也确乎跟田父野老多次在一起饮过酒（有《羌村三首》其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可证），而且他这次“隔篱呼取”来当陪客的“邻翁”也可能是地地道道的田父野老。不过，如前所论，既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就不应随意拔高老杜及其诗作的思想性。
犹如一泓止水偶起涟漪而复归于平静，客去之后老杜的乡居生活很快又恢复了它原来的舒缓的节奏。
二月三月，桃花水发了(26)，真是“舍南舍北皆春水”，一片汪洋。老杜有了头年春天居住江村的经验，对于涨水已经不那么可怕，甚至还觉得挺有意思：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其一）今年桃花汛来得早，浣花溪二月六夜就开始涨水了。早上起来一瞧，前面的小滩快淹没了。好大的水！不觉兴高采烈，“无处告诉只颠狂”地跟水鸟们吹起牛来：“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喜欢涨水，我的眼睛也同样很明亮呢！”这真是莫大的喜悦！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心理！王嗣奭说：“观此二诗，知前江涨之喜，水势如海，固奇观也。”水越涨越高，他想南市码头有船卖，可惜没有钱，要是有钱，买了来系在篱笆旁边该有多好：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其二）一夜涨二尺，要是照这样的速度涨下去，几天之后那还了得！看来不可盲目乐观，得做点准备以备万一。虽然如此，他倒也不惊慌失措，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去欣赏那海一般汪洋大水的奇观，并垂钓浮槎，赋诗遣兴：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吴见思说：江上值水势如海，诗人见此奇景，偶无奇句，故不能长吟，聊为短述；题意在“聊短述”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谦之词。这理解是正确的。通篇大意是说：我平生对锤炼佳句最入迷，语句如不惊人我死也不肯罢休。如今年老已不像过去那样刻意求工，写作诗篇随随便便就脱手了；春天里的花鸟呀，你们再也用不着害怕我对你们做极貌穷形的刻画了。(27)就拿眼下来说，新近水涨到轩窗之下可供垂钓(28)，设法编个木筏子坐坐，也凑合着替代乘船（他想买船，因为没有钱没买成），此情此景，可放笔为长篇，可惜手涩力不从心。要是诗思潮涌有如陶渊明、谢灵运这些高手，与他们同游，令他们澜翻述作，那该有多好啊！《吕氏童蒙训》说：“陆士衡《文赋》：‘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仇兆鳌说：“作诗机神偶有敏钝，忽然机到，则曰‘诗应有神助’；忽然机涩，则曰‘老去诗篇浑漫与’。若云公自五十后，年衰才尽，何以又曰‘晚节渐于诗律细’乎？今考夔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诸作，皆极精彩，未可谓皆率意漫与也。”
春雨时停时下，桃花水时退时涨，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三月。与前诗稍异，他的《春水》则着重描写江村水涨情景：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连筒”指筒车。筒车亦称“天车”。一种提水工具。筒车的水轮用木或竹制成，直立于河边水中，受水流冲击而转动。轮周系有竹制或木制盛水筒，筒在水中盛水后，随轮转至上方，水自动倾入特备的槽内，流入农田。三月里的桃花浪，又重新回升到前几天水落后刚露出来的旧涨痕。早上已淹没了前面沙滩的尾巴，清空凝碧的水色晃动着映照着柴门。水深了须接长了钓丝垂钓，岸边的筒车因流速增大灌园灌得更欢了。不知哪儿来的这许多鸟，都争着洗澡，所以一片喧哗。这时春江水涨之于老杜与其说可怖，毋宁说可喜了。浦起龙说：“写春雨后水涨，能一字不混入雨，能字字切春，断非他手能办。通首生趣盎然，活泼泼地。”王嗣奭以为用“沙尾”新。四川彭山县有沙头津，广东三水县有沙头村，广州有沙面，福建金门有沙尾市，或古时有“沙头”“沙尾”的说法，此采俗语入诗。
这一时期，老杜写春雨春水且见快意的篇章不一而足。他的《水槛遣心二首》即写梅雨时节诗人在草堂水亭凭槛眺望以遣心的兴会和感慨。其一说：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城里人口众多房屋密集，此地离郭很远，只有两三户人家，前面又无村子挡着，加上水亭柱子（槛）稀疏门窗宽敞，所以在此地眺望，看得很远。首尾两联结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江水平满，淹没了不少地段的堤岸，所以说“平少岸”。“幽树晚多花”，可与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合看。“细雨”联脍炙人口。叶梦得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石林诗话》）黄希说：“成都户十六万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万户’，虽未必及其数，亦夸其盛耳。”末联以城中之盛反衬此地之清旷，这是文学夸饰，不是人口普查，岂求数字的精确？若死抠数字，不但城中户数不符，此地恐亦不止两三家，已知老杜的南邻北舍有某退休县令、朱山人、斛斯融三家，浣花村住户定然超过此数。八句排对，各含遣心，妙在浑然一体，无割裂之弊。其二说：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首联即《散愁二首》其一“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意。王阮亭甚赏“蜀星”联，认为“不至蜀者不知其确”。“蜀天”联亦佳。“衣干枕席清”写雨晴之后的爽朗感觉亦佳。仇兆鳌说：“叶润承雨，衣干顶晴。老病忘名，酒送余生，此对景而遣怀也。”
他不仅借春水以遣心，还因江涨而起沧洲之兴：
“江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声吹地转，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江涨》）西边少数民族地区高山之上雨降雪融，更增添了江涨汹涌之势。巨大的声音吹得地轴旋转，高高的浪头拍打着天空把天空浮起。鱼鳖给冲刷到岸边被人们逮住了，蛟龙也给搞得无处安身自身难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那么，我也无妨趁大水轻帆之便，去寻找神仙们居住的沧洲，将我的主张通通付诸东洋大海。涨势凶险而意态潇洒，对比去春“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江涨》）时的惶恐不安情状，老杜现在可算是浣花溪边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老”住户了。
蜀地春夏多雨，这一年这一时期老杜写阴雨写涨水的诗又特别多，集中起来读读，见其生活，见其意趣，是很有意思的。虽然如此，为了从尽可能多的侧面瞻仰此老当时的风貌，还应细细讽诵他的那些写其他内容的生活小诗。他的《江亭》说：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羁旅思归，在作者是实情，在读者则因屡见而不觉新鲜了。邵子湘认为“水流”联“有理趣，无理语”。王嗣奭说：“（此联）景与心融，神与景会，居然有道之言。盖当闲适时道机自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更觉（程颢《春日偶成》）‘云淡风轻’无此深趣。”仇注引张韶的话说：“陶渊明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必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而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混沦，难轻议也。”认为这一联在写优美的生活体验中见理趣，认为老杜只要有点闲暇功夫自会参悟哲理，那是一点儿也不错的。张韶拐着弯子说话，意思不过是说老杜的这一联其实比陶渊明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好，只是人们盲目好古，总觉陶句略胜一筹，这话则可商榷。前面我曾说过，老杜一旦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渊明相通，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但不能因而认为二人对人生的理解，或在旷达的程度上已渐趋一致。老杜曾取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认真地说，陶渊明的隐逸有逃避污浊官场、追求人生真谛和愤慨晋宋易代的意义，而且认识是透彻的，态度是坚决的。他宣称“违己讵非迷！……吾驾不可回”，后断然“不复肯仕”。如果说见几识时，不苟出处是真“达”人生之“道”，那么陶渊明算得上是“能达道”的“避俗翁”了。正因为他真有认识，真有行动，而他的“云无心以出岫”云云，又恰恰质朴无华地表达出他“误落尘网中”“复得返自然”的欣慰“本意”，真诚感人，所以认为这两句话讲得好的不一定都出于好古的偏见。老杜有理想有抱负，一生为实现他救世济人的壮志，“虽九死其犹未悔”。在自命清高的人看来，这当然是老杜未必达道、未能免俗的表现。但在我们看来，这种积极入世、执着人生的精神，正是他始终不渝、难能可贵而应加以充分肯定的。有着这种精神的人，为了排遣内心的莫大苦闷，“当闲适时道机自露”，写出“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样“有理趣，无理语”的警句，就诗论诗，固然绝妙，若就人论诗，总不免扭捏作态，终逊陶令的率真质朴。须知老杜虽极谙闲适之趣，奈何他并非真正的旷达之人！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我们不应该把他吹得“飘飘然”，也千万别对他的貌似闲适的生活和诗歌过多责难啊！
九 “幽事颇相关”
老杜当然不是陶渊明。他的闲适自有他聊假此以销忧的特点。你看，这会儿他不是一早就爬起来为“颇相关”的“幽事”在忙乎着么：
“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帖石防岸，开林出远山。一丘藏曲折，缓步有跻攀。童仆来城市，瓶中得酒还。”（《早起》）只因为有幽事关心，所以春天里经常起得早。为了防备草堂旁江岸崩溃，就贴岸垒起石块。砍掉林子里的一些树木，好让远山露出来。一丘一壑包藏着曲曲折折的地形，我迈着舒缓的步子在那儿攀登。最高兴的是，童仆为我从城里打回酒来了。除了督工贴石防岸崩，其余的诸般“幽事”，岂不都是高人雅士的“无事忙”。他就是这样从早起“忙”到日落：
“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落日》）落日时分，缘岸园子里的花正盛开，停在滩边的船中在劈柴做饭，一对麻雀为争夺栖息的枝子打起架来扑棱一声从枝头掉下，飞虫满院子飞来飞去。这溪边的种种幽美“春事”正如后来的孟郊所说“春芳役双眼”一样，令人应接不暇，把眼睛也看累了，还撩起了无名的惆怅，那就只好又仗杜康解忧了。谢榛《四溟诗话》说：“五言律首句用韵，宜突然而起，势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帘钩’是也。若许浑‘天晚日沉沉’则无力矣。”赵汸认为：“唐诗‘斗雀翻檐散，惊蝉出树飞’、宋梅圣俞诗‘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俱本此诗。”写到这里，不觉想起四十年前一个冬天我在南方老家，当时我学作诗学得入了迷，一次正为自己好不容易作了一首好诗而大喜过望，谁知原来是个梦。回想了许久，只记起“两个鸦争上下枝”一句，意犹未足，凑成一绝说：“小院新晴睡起迟，回廊袖手立多时。斜阳半在梅梢外，两个鸦争上下枝。”这是少时干的营生，不免可笑，思之亦复可怀！
花开尚且伤神，花落更加愁苦，无可奈何，只有仗诗酒宽心遣兴了：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陶渊明也有时光流逝、志业未就的莫大悲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但是他懂得“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答庞参军》），“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善自以诗酒遣闷。如今老杜也解得此意，所以就引陶渊明为异代知音。其实陶渊明不止靠诗酒，也靠开展思想斗争来解决深藏在内心的矛盾和苦闷：“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正由于陶渊明想得宽、悟得透，探索并懂得人生大道，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主张“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当大限来时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就难怪他居贫贱而能怡然自乐了。老杜身经离乱，漂泊西南，忧国忧民，无时或释，即使偶得闲暇，效渊明以诗酒自适，终难尽消垒块，这恐怕是老杜没功夫像陶渊明那样从人生大道的根本问题去“务虚”的缘故。申涵光说：“‘可怕欢娱地，都非少壮时’，是‘欢娱恨白头’注脚。下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语近浅率矣。如《官定后》诗：‘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词亦近俚。此皆开长庆一派，非盛唐气象也。”词语近俚，开长庆一派的诗篇，杜集中往往是有的。
老杜这一时期抒写闲情逸致的诗篇还有《独酌》《徐步》《寒食》等。前二诗只不过发点小小的牢骚，说什么“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新意深意无多，只是“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两联，能于观物精微处见心境的恬静，较之以前所作“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路数相同而稍有发展。宋人秦观的《秋日》“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不一定有意借鉴此等句，但仍可以显示这一路数所能达到的精美境界。懒真子说：“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老杜《独酌》诗云：‘步屧深秋晚，开樽独酌迟。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徐步》诗云：‘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且独酌，则无献酬也。徐步，则非奔走也。以故蜂蚁之类，细微之物，皆能见之。若与客对谈，或急趋而过，则何暇致详至是？尝以此问诸舅氏，舅氏曰：《东山》之诗，盖尝言之：‘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此物寻常亦有之，但人独居闲处时，乃见其亲切耳。杜诗之原出于此。”剖析深入，惟末句之意须活看。这种于精微处见境界之法到晚唐诗人手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商隐的《凉思》写他在天涯凉夜怀人的情意。由于开头“客去波平槛，蝉休露满枝”两句写出了水亭凉夜的境界和感觉，整首诗就显得更加精彩了。第一句当然并不是写突然涨水。客未去时，其实也是“波平槛”的。只是忙于应酬，没有注意到罢了。客去之后，夜静了，心静了，蝉也噤声不响了。偶然瞥见槛外秋水盈盈，枝头清露闪闪，孤寂之感便不觉油然而生了。又如温庭筠的《夜宴谣》“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也很奇警。杏花岂是客一散便刹那间怒放？其实它早已盛开，只是热闹时无人注意罢了。夜深人静，新月微明，犹如冷眼旁观，反衬有力，设想亦复大奇。跟老杜的手法一样，温、李所写亦极精微（瞬息间能觉察出水的涨、露的繁、花的开），只是老杜的偏重于客观描写，温、李的偏重于主观感觉，前者较直，后者更巧而已。
这几首诗中，以《寒食》的视野较广，能隐约见出浣花溪边诗人村居生活的全貌：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田父要皆去，邻家问（馈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在清明（三月的节气，在每年阳历四月五日前后）前一天（一说在清明前两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事，以介之推抱木焚死，就定于是日禁火寒食。《邺中记·附录》：“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寒食节的江村，一路之上只见风吹着花片上上下下地飞舞。汀洲上的烟雾轻轻地慢慢地升起，竹叶反射出明净的阳光亮晶晶的。农民老大爷来相邀饮酒没有不去的，邻家赠送些醴酪之类应时吃食也不忍违背他们的盛情。地方偏僻附近的人家全都熟识了，连鸡呀狗呀的都相互串门也忘了回家呢。浦起龙说：“风致何减桃花源？不作玩世语，故厚。”杨伦说：“后半写出与俗相安，亦见真趣。”前半写暮春江村风景，疏朗而生趣盎然，亦大佳。
另一首比较能真实地显示他当时生活面貌的作品是《进艇》：
“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无谢玉为缸。”老杜不大喜欢在诗中提他的家人。自从去年夏天在《江村》中听诗人说到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以后，我们就跟杨氏夫人和宗文、宗武他们久违了。（我认为“稚子”指的就是宗文、宗武，起码包括他俩在内。）今天老杜兴致很高，携带着那不亚于玉缸的瓷，盛满了香茶和甘蔗水，陪着杨氏夫人，乘小艇在“舍南舍北”“一曲抱村流”的浣花溪中游览消遣。（春天涨水时老杜想到南市津头买条船，看来这船终于买到了。这次老杜陪夫人泛溪，没带酒，只准备了一些茶、甘蔗水之类“软饮料”，可见对夫人是很体贴、很尊重的。须知去秋他独自泛溪，一登岸就喉急地念叨着他的“浊醪自初熟”呢！）天气晴得很好，宗文、宗武他们在清澈的江里洑水，这不是很像齐飞的蝴蝶在互相追逐么？当然，老杜和夫人，也像那并蒂的莲花，本来就成双成对啊！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老杜《北征》诗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方是时，杜方脱身于万死一生之地，得见妻儿，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则有‘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之句。至成都，则有‘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之句。观其情悰，已非北征时比也。及观《进艇》诗则曰：‘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诗则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间，则又异于在秦益时矣。”“老妻忧坐痹”二句见《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该诗当作于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远在《江村》《进艇》之后。这里说《进艇》《江村》（若按写作时间的前后为序，则《江村》当置于《进艇》之前）中所表现出来的优游愉悦之情，“又异于在秦益时矣”，显然认为这两首诗作于《遣闷奉呈严公》之后，且不在“益”（指成都。唐武德至开元、北宋太宗时，曾先后改蜀郡、成都府为益州），这是错误的。但举例指出老杜家人的生活境况逐步有所改进，却很有意思。申涵光说：“‘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南北字叠用对映，杜诗每戏为之。如‘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桃花细逐杨花落’‘即从巴峡穿巫峡’之类，后人效之，易入恶道。”所论甚是，但“桃花”句颇自然，“即从”句尤佳（详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评论），不可一概否定。
《恶树》诗不算好，却没有那种故意摆出来的高士架势，也能较真实地显示诗人当时的生活面貌和心情：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你看他经常手里攥着把斧子，在草堂房前屋后转来转去，恨恨地砍掉那些不成材却长得很快很茂盛的皂荚树（一名鸡栖）之类杂树，免得它们阴住了枸杞，好让枸杞子长大成熟，给他滋补虚弱的身子。……这岂不比“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徐步》）那种诗化了美化了，或者可以说“进入了角色”的形象，更接近现实生活中老杜的本来面目么？史传说杜甫“性褊躁”，这里“恶木剪还多”和其后所作《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恶竹应须斩万竿”云云，就表现了他疾恶如仇的“褊躁”性格。总之，这首诗写得很有个性。
这一期间写的《朝雨》《晚晴》，跟春时所作《独酌》《徐步》一样，发点牢骚：“黄绮终辞汉，巢由不见尧”，有一二佳句：“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流于一般化。
其他如《一室》表示想离蜀去祖籍襄阳探望、居住：“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所思》想象他贬为荆州司马的好友崔漪，借酒浇愁，或醒或眠，颠狂落拓情状：“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酒定常开。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闻斛斯六官未归》讽刺邻人斛斯融往南郡江陵府要来为人写作碑文的润笔，却通通拿去喝了酒，不管家人死活：“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送裴五赴东川》称赞裴五负匡时之志，盼望早日收复幽燕，无使同老剑南：“故人亦流落，高义动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门。”《送韩十四江东省觐》见同乡韩十四往江东他父母避乱地去探亲而兴丧乱之感、乡关之思：“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或诉衷肠，或见交谊，或描状传神，或言情尽致，多少有助于了解老杜从夏到秋的活动情况。
这期间，他曾就近游了成都北边的武担山。《华阳国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很美丽，其实是个山精。蜀王纳为妃，不久物故。蜀王派遣五丁去武都，担土作冢，上有石镜表其墓门，即武担山。老杜游后作《石镜》讥古人的好色，诗不佳，纪游踪而已。又游了司马相如琴台。《成都记》载，琴台院以相如琴台得名，而非其旧。旧台在城外浣花溪海安寺南。《玉垒记》载台在浣花溪北岸。老杜游后作《琴台》诗，追慕风流，词意俱雅：“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
秋天，他还去过一趟青城县。青城县即今四川灌县，当时属蜀州（州治在今崇庆县城）。据《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老被樊笼役（一作老耻妻孥笑），贫嗟出入劳”，想此行当为生计所迫，有所求助于此间旧识。他的《野望因过常少仙》《丈人山》，略见青城游踪。前诗说：
“野桥齐渡马，秋望转悠哉！竹覆青城合，江从灌口来。入村樵径引，尝果栗皱开。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常少仙当是青城山中隐者。(29)青城山在灌县西南三十里。峰峦迭嶂，古树参天，有“青城天下幽”之誉。传说黄帝遍历五岳，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国山，为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主要寺观有始创于晋代的上清宫、唐代称之为丈人观的建福宫等。陆游《丈人观》：“黄金篆书扁朱门，夹道巨竹屯苍云。崖岭划若天地分，千柱耽耽压其垠。”胜概可想。灌口山在灌县西北。西汉蜀郡守文翁征集民工穿湔江灌溉农田，起于山下，故名。范成大《吴船录》载，将至青城，当再渡绳桥，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排连之。今灌县城郊二王庙前岷江上有混凝土墩、钢缆建造的安澜桥，旧时就是这种竹缆、木墩桥。这次老杜结伴去游青城山，出得城来，见竹索桥很宽，居然能骑马并排而渡，就用了“齐渡马”三字表现内心的惊喜。“竹覆青城合，江从灌口来”，写景如在目前，且有气势。下半写枉道访常和常热情留客情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天师栗，生青城山中，他处无有，似栗，味美，以独房（一个壳斗一个栗子）为贵，久食能治好风挛。栗子成熟，壳斗裂开，常少仙以此当地特产飨客，足见深情，亦甚风雅。前几年老杜在蓝田崔氏草堂做客，主人曾“盘剥白鸦谷口栗”招待他，但不知何者风味较佳。岑参《秋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林晚栗初拆，枝寒梨已红”，写枝头栗子已熟。《滹南诗话》载：“卢延让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杨文公深爱；而或者疑之。予谓此语固无甚佳，然读之可以想见明窗温炉间闲坐之适。杨公所爱，盖其境趣也邪！”这几句写到栗子的诗，“固无甚佳”，只是都能引起读者的生活联想，也就佳了。尾联不过是说到日落还不让客人走，但一经以“尽”修饰“落”，以“高天”形容“日”，便见长日欢聚，不觉天黑而情犹未已之意。
据《丈人山》，可知他最后还是登过丈人峰、游过丈人观的：
“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青城山记》载，昔宁封先生栖于北岩之上，黄帝筑坛拜为五岳丈人，晋代置观。这是丈人峰名称由来的另一传说。老杜身临其境，听了这一传说，不觉又引动他那冷却多时的想求仙学道、服食飞升的热忱。
老杜在青城时，可能得知族弟杜位，因其岳丈李林甫长流岭南新州新昌郡十年，今量移江陵，就写了《寄杜位》，以诗代简，表达对杜位的深切怀念：
“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玉垒山在灌县西北，据此知诗作于这次来新城时。龚芝麓说：“同一贬窜也，郑虔台州之流，自论死减等，犹曰‘严谴’；杜位在新州，去国万里，长流十年，始离贬所，乃曰‘宽法’。盖虔陷贼中不得已，其情可原；杜为李党，仅加贬谪，复得量移，实旷恩也。只‘严谴’‘宽法’四字，便见《春秋》之笔。”所论有见。虽然如此，老杜对杜位的感情还是很真挚的。老杜寄旅长安时曾在杜位家守过岁（详第六章第三节）。这诗题下原注说：“位京中宅，近西曲江。”故有末句云云。可见他多么想念以往长安愉快相处的日子，多么想念长安啊！
青城之行，仅剩此雪泥鸿爪；不久，他又回成都草堂去了。
十 宁苦身以利人
身逢乱世，流寓他乡，总免不了有忧国思家的苦痛，但就大体而论，今年开春以来，直到八月“楠树为风雨所拔”“茅屋为秋风所破”，老杜的日子过得还蛮顺利，心情也蛮舒畅。
且说这棵楠树。这是一棵树干很高树冠很大的楠树，它亭亭如盖挺立在草堂前面、浣花溪边。老杜很喜欢它，傍着它的根开出片药圃，接着它的叶子盖起草堂。它浓阴四垂，微风吹拂树叶发出的声音十分悦耳。最妙的是，每当老杜喝醉了酒，只要在它下面睡片刻工夫酒就醒了。——这就是《高楠》中所夸道的全部内容：“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落景阴犹合，微风韵可听。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黄鹤说：“公有《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云‘倚天楠树草堂前’，此云‘接叶制茅亭’；《叹》云‘浦上童童一盖青’，此云‘江边一盖青’：故知即此楠树也。”这样可心的楠树，一旦为风雨所拔，诗人自然会感到十分悲痛：
“倚江楠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籁。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棵楠树相传有二百年了，就是因为看上了它才在这里卜居的。它垂荫足避霜雪，迎风如听竽籁，故客行至此，频留而不过。今见它跟雷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搏斗，终于给连根拔起，像虎倒龙颠似的倒在荆棘丛中，这实在太刺激我，太使我伤心了。想到草堂从此失色，我有新诗也无处行吟，更是怅然若失。浦起龙说：“‘虎倒龙颠’，英雄失路；‘泪痕血点’，人树兼悲。‘无颜色’，收应老辣。叹楠耶，自叹耶？殷仲文有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老杜跟这棵大楠树“一见倾心”。年来朝夕相对，风雨与共，更觉情深。正由于他把树看成了人，看成了知音，写出诗来，就自会声情悲切、寄托深长了。
这诗固然写得不错，但其思想艺术成就还是赶不上同时前后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描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情状。秋空越是辽阔，就越能显出狂风来势之猛。这样大的风，当然会卷起屋顶上的几重茅草，似乎还能撼动天地。这样，诗人就以刚劲有力的笔锋，简括而生动地写出了秋风的狂暴，并借以反衬出人们处在自然威力之下的巨大惊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要求有安定的生活保障的强烈愿望。然后，他就接二连三地极力铺叙狂风吹着茅草、“渡江洒江郊”、“挂罥长林梢”、“飘转沉塘坳”的情景，极度紧张，不容喘息，既显出风力之大和情况的混乱，又显出诗人眼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堂，正在遭到破坏却无力挽救的焦急和痛惜。前五句每句押韵，押的都是平声韵，这就使得接连不断的韵脚产生急剧的节奏，有助于加强诗中紧张的气氛，而“号”“茅”“郊”“梢”“坳”这些韵脚，读起来又仿佛令人感到秋风怒号，萧瑟满耳，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接着写一群顽童不听呼唤，抢走茅草的事和诗人的感叹。屋顶的茅草全给风吹散了，本来还可以拣回一些，想不到又给顽童们弄走了。弄走了茅草也就罢了，可是他们欺我年老无力，追他们不上，竟能忍心当面打抢，还公然抱着茅草大摇大摆地走着，故意气我，害得我叫干了嘴舌皮也不理睬，这就更加可恶，更加可叹。这里作者把自己和顽童对照起来写，使老人和顽童的神情都显得很生动。严辞斥责顽童，可见老人当时心情的暴躁，同时又令人感到很幽默。诗人笔下那些顽童固然可恶，但是在他们顽皮、幼稚的神情中也的确有可爱的地方。如果以为诗人是在极其认真地谴责他们，那还不能算是正确地理解了杜甫，理解了这几句诗。狂风停息不久，大雨就下了起来。屋漏床湿，诗人通宵不眠。写秋天黄昏时候大雨降临前的短暂沉寂，却烘托出诗人内心深处沉重的苦闷。他用铁来形容棉被；由于随着主人在外流浪多年，棉被变得很僵硬。被子能够硬得像铁，已足见它的陈旧了。娇儿睡觉不规矩，蹬一脚，破一块，更见它陈旧不堪。被窝冷，儿子不会睡，已经很难安宁了，何况茅屋又给秋风吹破，大雨下个不停，屋漏床湿，屋子里没有一块干的地方，这更叫人怎样睡呢！诗人好用“日脚”“雨脚”这类形象的词汇。的确，这和“雨点”“雨滴”等词比较起来，“雨脚”不仅很形象，而且还富有情趣。往下一句是：“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诗人久经战乱，忧国忧民，长时期以来就失眠，今夜遭到雨淋，更加不能合眼。多年积压在心头的家国深忧和目前的痛苦交错在一起折磨他，使得他急迫地盼望天明。可是，老天爷好像故意在捉弄人，盼望得越厉害，就越是迟迟不亮。最后写诗人在风雨不眠之夜，产生了无穷的理想和愿望。他由目前的痛苦想到过去一连串的悲惨遭遇，又由个人的悲惨遭遇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并从而产生了甘愿为天下穷苦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这首诗的主题，也是诗人长夜不眠经过苦苦思索，从切身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极其伟大、极其宝贵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的产生，对于像杜甫这样热爱人民，且有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活体验的诗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表达出来就很真实，很有力量，感人很深。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这首诗才不仅是个人悲苦命运的哀叹，而且还具有最重大最深广的时代社会意义；才能在进步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中，闪耀出理想的光辉，洋溢着救世济人的激情，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这几句诗写得真好，巨大的形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深沉的喟叹和激昂、坚决的言辞：“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正好被诗人用来很恰当地表现了他那种舍己为人、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这是诗人，也是这首诗思想感情崇高伟大的地方。但是，有了这样崇高伟大的思想感情，要想将它们表达出来，写成感染力很强的好诗，那还需要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总的看来，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不少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三点：（一）善于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去选择素材，安排素材。茅屋为秋风所破，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所见所感可写的当然很多。但是，诗人却有所选择，只是着重地写秋风如何吹破茅屋卷走茅草、小孩蹬被、屋漏床湿这些事。写这些事好像意义不大，其实不然。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生动细致的描写，才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时所经受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才能使读者深刻地理解他的那种理想和愿望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在当时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如果不是这样写，那么，这理想和愿望虽然本身很崇高伟大，也可能由于缺乏生活实感，而显得多少有点枯燥，减弱了它们的感染力量。这首诗的素材安排得很恰当，前后贯穿得也很好。全诗平铺直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写起来却一层比一层深入，最后才水到渠成，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点破主题。这种写法，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二）语言朴素、生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三）描写、叙述、抒情都很好。前面着重在描写、叙述，但由于能紧扣主题，充满感情，一点不显得客观、琐碎。后面着重在抒情，但由于用了“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样鲜明、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所以一点也不显得抽象、空洞。
过去曾经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这首诗提出了三点指责：一说“三重茅”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很舒适；二说此诗谩骂贫下中农的孩子是盗贼；三说作者关心的只是“寒士”，也就是像他一样的不得志的读书人，并非劳苦大众。对此我也曾撰文做了分析。先谈第一个问题。说“三重茅”的茅屋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很舒适，这话的意思是老杜即使住茅屋，与一般穷苦人究竟不一般。这并不错。老杜来到成都，先寄寓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有做官的“故人分禄米”接济他的生活。要盖草堂了，又有当司马的表弟“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来资助。为了布置环境、添置家具，他向“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栽”。相与的都是官府，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决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比拟的。如前所述，这草堂环境幽美，跟一般穷人的住处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决不能把他的草堂看作大观园稻香村里那几间用来点缀风景的茅屋。别的不说，单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绘的那屋漏床湿、通宵不寐的狼狈相，与其说接近上层生活，倒不如说接近下层生活更合乎实际些。老杜旅食京华十年之久，“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禄山乱后，他携家逃难，颠沛流离。后来又辗转道路，“漂泊西南”。这漫长的苦难历程使他有可能接近人民大众，同情民生疾苦。因此当我们评价老杜及其作品时既要看到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又要看到他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以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在这首诗中这两方面的特点就表现得很明显：“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他家属于有蠲免特权的官僚地主阶级。二、家人寄寓异县，生活毫无保障，即使这年丰收，幼子仍因无食而饿死，这遭遇、这命运跟当时的一般穷人也相去无几了。三、自家享有特权，又正处在伤幼子夭折的极度悲恸之中，却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况远不如己的“平人”的“骚屑”，从而兴起了忧国忧民的浩叹。（详第七章第七节）对待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想，既不可因他境遇之惨便把他等同于“平人”（他自己也承认是不一样的），也不可因他出身于封建特权阶级竟认为有关他悲惨境遇的描述和忧国忧民的浩叹都不足信，并加以贬抑。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既要看到他的出身，又要看到他的遭遇，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较深入地认识到，像他那样出身的人，由于自己有与人民苦难生活相接近的遭遇，又有“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就是十分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了。同样，我们既要看到，（一）杜甫虽然身居草堂，他仍然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不是浣花溪畔的普通“野老”；又要看到，（二）草堂虽雅，毕竟是茅屋，虽说“三重茅”冬暖夏凉，还是可以给秋风刮破，受冻挨淋，跟穷人的茅屋并无二致；更要老老实实承认，（三）老杜能由个人的悲惨遭遇，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并且从而产生甘愿为天下穷苦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感情，应该肯定，值得学习，岂可随便加以鄙薄和嘲弄？
再谈公然谩骂贫下中农的孩子的问题。其实这根本不成为个问题，要是你正处在困难之中，有人竟来趁火打劫，你一时按捺不住，骂一声：“你这强盗，敢当面打抢么？”这也算不得什么大错。为了辨明是非，不妨先研究一下他对所谓“盗贼”究竟是怎样看待的。
现存杜诗中提到“盗”“贼”“盗贼”“贼盗”和有关字眼的句子不下五十处。其中“贼”多指安史叛军，如“翻思在贼愁”（《北征》）、“岂意贼难料”（《新安吏》）、“昔没贼中时”（《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辛苦贼中来”（《喜达行在所》其一）等，称安史叛军为“贼”，无论当时或现在，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又“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六），“贼”泛指敌人，在长期流传中这已成了成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除此以外，他诗中所说的盗贼不少是指吐蕃，如《登楼》“西山寇盗莫相侵”等。《旧唐书·吐蕃传》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这就是老杜在一些诗中这么称呼吐蕃的具体时代背景。今天看来这显然不对，但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情绪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也常用盗贼这一名词指作乱的军阀、打家劫舍的土匪，有时甚至不免包括起义的农民，含义不一样，有对有不对，不可一概而论。老杜把起义农民称之为盗贼，当然十分错误。不过，对于一个像杜甫这样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正是他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起过进步作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当遇到这一问题时，有谁能突破自身的阶级局限呢？）因此，当具体论及这些诗歌时，应严肃地指出这个局限，但不得从而以偏概全，认为他凡是讲到盗贼都是在对起义农民、对人民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事实恰恰相反，他的一些讲到盗贼的诗句，不仅不是在诬蔑人民，反倒是站在人民一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譬如他在《麂》中说：“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仇注：“衣冠乃食肉者，盗贼乃捕兽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于盗贼矣。此骂世语，亦是醒世语。”说“此骂世语”是对的，以为“盗贼乃捕兽者”就不对了。因为这句诗本来的意思是说此等“饕餮”成性的“衣冠”人物（《汉书注》：“衣冠，有仕籍者。”即官僚）本身就是“盗贼”。这是不是仅止于指责这些“衣冠”人物在贪吃的这一点上“等于盗贼”呢？也不是的。它更寓有讽刺“衣冠”人物鱼肉人民的“盗贼”本性之意。如若不信，请看他的《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这诗一开始从时事叙起，多年战乱，民困于军需，望韦讽坚守清节，秉公执法，除贪救民。他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夺吏”巧立名目的“诛求”，并义正辞严地将那班贪官污吏斥之为“蝥贼”，指出欲救穷民必先去蝥贼，这不仅切中时弊，也可见出他是站在人民一边，他的心是与人民相通的。他在出蜀后所作《三绝句》其一中痛骂那些专横残暴的地方军阀是狠毒甚于虎狼的群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又在其三中揭露皇帝殿前的禁军杀戮百姓、奸淫妇女的罪恶：“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他还认识到天下动乱、盗贼丛生的本源在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在他看来，盗贼本是好老百姓，只是文贪武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
《孟子·滕文公》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老杜是正统的孔孟之徒，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和剥削制度，却由衷地反对苛政和诛求：“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啅，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枯棕》）这里所说的“割剥”，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剥削”么？以被“割剥”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压榨干最后一滴血至死的“江汉人”，真是再形象、再真切感人也没有的了。老杜对人民的苦难不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还敢挺身而出，为人民大声呼吁，难道这种精神不值得肯定么？杜甫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是一贯的。他早年旅食京华时，曾在《兵车行》中借役夫之口诉说了不义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不幸。安禄山乱起前夕，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为贫富悬殊、苦乐迥异的畸形社会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九节度使联军大溃于相州。老杜离开洛阳返回华州，亲眼得见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就写了著名的“三吏”“三别”。他在夔州作《白帝》诗，深感乱世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深重：“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又在《又呈吴郎》中对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深表同情：“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杜甫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是一贯的，而且这种关心和同情，随着他的日益沉沦下层、接近人民、洞察民生疾苦而越来越加深了。鲁迅曾经说过：“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要知人论世，要顾及作者的全人，对于杜甫，难道可以不顾及他一贯对人民的态度，仅抓住诗中描写他处于焦躁情绪中斥责顽童的一句并无大错的话，就能断定他仇视贫下中农、仇视人民么？
最后简短地谈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所谓“寒士”到底包括不包括广大穷苦人民在内。要想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认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观水涨》“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这两句诗。“士”而居于“中林”，无疑是山林隐逸了。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杜甫当时仅只担心山林隐逸会给鱼吃了。因为诗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过：“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可见他担心的不只是山林隐逸而是“数州”“万室”会给水淹了。既然这诗中的“中林士”在老杜心目中主要是用来指“数州”“万室”的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么，我们就不能死抠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诗中的“寒士”就只能指那些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而决不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详第八章第四节）。
经过前面粗浅的辨析，可以看出有些人用来否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三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应为这首诗及其作者掸掉十年前思想混乱时期难免沾上的灰尘，还其本来面目。黄彻《溪诗话》说：“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绫袄成》云：‘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辜也。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白居易大裘的想法显然受老杜广厦的想法的启发，可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后世影响的深远。杜、白处境不同，思想同中有异，比较一下各自的特点，亦无不可，却不必强分轩轾。要是一个人真能做到“宁苦身以利人”“推身利以利人”，再加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就算得上是个高尚的人了。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是有可取法的。
十一 秋天冬天里的哀乐
秋风秋雨不仅拔高楠、破茅屋，也扫掉了诗人春夏以来因暂得闲适而酿就的好兴致和确乎类于“颠狂”的浪漫情绪。他的《百忧集行》，就是这种醉醒梦回、重新面对现实时所发出的喟叹：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黄鹤指出上元二年老杜恰五十。又说：老杜于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时裴冕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若幽后赐名国桢。二年三月，以崔光远为成都尹，与高适共讨段子璋。时花惊定大掠东蜀，天子怒，以高适代光远。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除严武成都尹。则高适代光远在成都，才一二月，意止是摄尹。老杜素与高适友善，岂强供笑语者？主人当指崔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任气，宜与老杜不相合。浦起龙力驳其说，以为此诗是总慨入蜀以来落莫之况。居草堂席不及暖，即往蜀州，往新津，往青城，又尝简彭州高适、唐兴王潜。凡所待命，皆主人，凡面谈简寄，皆笑语，不得胶柱鼓瑟。后说解亦通脱，以为此诗是总慨入蜀以来落莫之况。殊有见。但前说仍有两点可取：一、这两年成都尹更替频繁，现经爬梳，粗存梗概，有助于有关诗作的编年和理解。二、蜀地重逢，高、杜交谊甚挚，读这年高《人日寄杜二拾遗》与十年后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等作可见，故“强将笑语”所供之“主人”中，以除去高适为宜。不然，于理于情，终觉不安。王筠《行路难》有“百忧俱集断肠人”，题或出此，所写亦《行路难》惯于嗟叹的世路艰难之意。这诗以“十五”与“五十”做对比，选取前后两个年纪中无论外貌还是内心都截然不同的细节，用稍带漫画笔触的手法加以勾勒，反差极大，恰好表达出诗人忆昔伤今、苦乐迥异的悲痛心情，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要是你拦住这个刚从树上下来，又将上树摘梨扑枣，像牛犊般健壮的十五岁的少年杜甫，对他预告说：“你得小心！再过三十五年，你将成为一个插科打诨、给主人帮闲凑趣的清客。回得家来，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你那衰老的妻子，跟你一样，面黄肌瘦。你的那些没受过好教育的傻孩子，不懂得对待父亲的礼貌，一见你回来，就叫着闹着，气鼓鼓地跟你要饭吃，都挤在厨房门口饿得直哭(30)。……”小杜甫听了，不骂你疯了才怪呢！因为当时他要么欢蹦乱跳，忙乎个不停，没功夫顾得上去想未来的事，要么一厢情愿，把未来想得要多美就有多美。可是，现实是严酷的，不管他想与不想，他终于落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他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杨伦评“健如黄犊走复来”说：“形容绝倒，正为衬出下文。”又评“痴儿不知父子礼”说：“亦带诙谐。”庶几得之。浦起龙认为此诗“起四，奇，追忆少时，若将索食于庭树者。结四，趣，偏值缺饭，偏群然向索”。这里所说的“奇”，非诗固有的奇，是他的理解出奇；所说的“趣”，非诗中真趣，是他故作解人凑趣。“追忆少时，若将索食于庭树者”，是何言哉？匪夷所思！结四之情之景，难道能用“趣”之一言以蔽之么？如真以为有趣，就不免要被人怀疑他是否有心肝了。二田崇杜，断不如此，实解诗刻意求新求深之过。
“强将笑语供主人”，是激愤语，亦是实录。如前所述，老杜“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早就当上清客了。而这一时期写的《徐卿二子歌》，就是一首最典型的清客诗：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去年春天，草堂落成，为了美化环境，老杜曾向这位住在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要过果树苗。石笋街又叫笋里，在西门外，是老杜入城必经之地。他既与主人熟识，顺路进屋小憩，想亦有之。这次当是诗人特赴徐府喜筵，见主人出二子拜客，故戏为赞颂之辞。黄鹤注以为：时徐知道为西川兵马使，“徐卿”或即其人，犹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卿之类（杜诗原题为《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此微有变通）。这也有可能。徐知道明年（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反，八月为其下所杀。老杜与“徐卿”只是一般交往，无论此人是徐知道与否，都无关宏旨。如此人确是徐知道，何以终篇无一言及其禄位？看“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二句，与其说此公像军阀，不如说更像富豪。仇兆鳌说：“首叙生子奇兆。‘相追随’，连有吉梦也。‘孔子释氏’，正述其梦。”“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为了答谢一饮一啄之情，竟不惜委屈孔子、释迦，而采取此等荒唐庸俗的“老妈妈论儿”入诗，这虽说是逢场作戏，难以免俗，但事后思之，自会增加他“强将笑语供主人”的羞愧与愤慨。申涵光说：“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要作，也得像《乐府指迷》所说的那样，“切宜戒‘寿酒’‘寿香’‘老人星’‘千春百岁’之类。须打破旧曲规模，只形容当人事业才能，隐然有祝颂之意方好”。祝寿容或有些许“当人事业才能”可供“形容”，贺人得子，就只能虚描外貌，空致祝词了。李贺的《唐儿歌》以绚烂的辞藻描画杜黄裳之子唐儿的体态、神情，用力不为不勤，也有“一双瞳人剪秋水”“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这样一些传神丽句，但又有什么意义呢？辛弃疾的《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祝人得子之作不可为，祝寿之作能如此方可为。总之，要有真情实感，要有内容。
老杜这一时期的社交应酬诗中，难能可贵、最值得称道的佳作，当推《戏作花卿歌》和《赠花卿》。前诗说：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惟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前列本年大事纪中已提到，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奂于绵州，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攻陷剑州。五月，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牙将花惊定等恃功大掠，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愤成疾，十月卒。这诗当作于五月段子璋乱平李奂复镇以后、十月崔光远病卒之前。前叙平乱，主要在赞其骁勇善战。学语小儿即知其姓名，足见猛将声威。
《南史·桓康传》载齐桓康勇武善战，所过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这里如用其意，则寓刺于美，话中有话了。《南史·曹景宗传》载曹景宗曾对他亲近的人说：“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觉耳后风生，鼻头火出，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述射猎的感受带强烈刺激性，殊佳。仇兆鳌引此以为“用如快鹘风火生”一语的辞章出处，似不当而至当。这里并非简单地径用原意而有所变化，但那种火辣辣的骏发鹰扬的气势和激情却是相近的。见贼越多，就越觉身轻手快，越能奋勇杀敌。张惕庵评：“至理奇情，他人说不出，久在行间方知。”话说得不错，只是老杜并未“久在行（伍）间”，他何以也能说出呢？恐怕练达世情的人也有可能揣摩得出来。朱注：子璋，《新唐书》作节度兵马使，《旧书》《通鉴》作梓州刺史，此诗又云绵州副使，盖以梓州刺史领副使时据绵州反，遂称“绵州副使”。《唐六典》载：诸军各置节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绵州”句谓段子璋据绵州自称梁王。仇兆鳌解末段颇透彻：“此见平贼之后，不当留蜀滋乱。梓州作乱者，段子璋也。绵州奔窜者，李奂也。成都举兵者，崔光远也。斩段授崔而安李者，花惊定也。一事而三善备，故曰‘绝世无’。”又说：“蜀人之受（花惊定）毒甚矣。诗云‘何不唤取守东都’，此驭将之善术也。盖以东都之命见召，则惊定既不疑惧，而蜀中可免其患。且东方诸镇屯聚，花卿必不敢专行跋扈。朱注谓刺其一将之雄，不能扫除大寇，此语犹觉未尽。‘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写得壮气勃勃。明人沈明臣诗：‘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可与此诗并树旗鼓。”亦佳，可参看。《唐诗纪事》载：“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此小说家言，虽不足征，但可视为赞其出语之壮的夸大语。一般而论，文艺作品最忌表现带生理刺激的情节和细节。老杜写花卿手提“血模糊”的“子璋髑髅”“掷还崔大夫”而不觉可怖，恐怕是非此不足以显其壮气，壮气之甚，激发了读者的豪情，就不觉形象的可怖了。老杜有意突破传统的所谓“诗情画意”，努力扩展审美范围和艺术表现力，这也可算是一个小而有趣的例证。如果说《戏作花卿歌》是歌行中的变体，那《赠花卿》倒是七绝中的正声：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老杜七绝多意生而声拗，此诗则确如仇兆鳌所说：“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其首句点题，而下作承转，乃绝句正法也。”杨慎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黄生不同意此说，驳之甚详：“花卿以为妓女固非，以为花敬定而刺其僭用天子礼乐，亦煞傅会。史但言其大掠东蜀，未尝及僭拟朝廷。用修（杨慎）止据‘天上’二字，遂漫为此说，元瑞（胡应麟）讥之(31)，是矣。予谓当时梨园弟子，流落人间者不少，如寄郑（审）李（之芳）百韵诗：‘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自注云：‘柏中丞筵，闻梨园弟子李仙奴歌。’所谓‘天上有’者，亦即此类。盖赞其曲之妙，应是当时供奉所遗，非人间所得常闻耳。按顾况李供奉箜篌歌云：‘除却天下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盖以天乐比之，杜甫正与此类。”摆事实讲道理，驳斥杨慎僭上说，甚是。但以为此诗“盖赞其曲之妙”则非。焦竑说：“花卿恃功骄恣，杜公讥之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之旨。”此说得之。从《戏作花卿歌》和《赠花卿》看，老杜当认识花惊定，甚至还曾赴过他成都府第中的歌舞宴会，而此二诗当是席间应酬之作。应酬之作能于谀词中寓讽意，这不止见其道德品质，更见其文章功力。
这年秋冬他还有一些应酬诗。这些诗，不好也不坏，却多少能窥其行踪、心绪之一斑。
唐代的唐兴县，即今四川蓬溪县。老杜曾为唐兴县宰王潜作《客馆记》，称赞王潜薄于自奉而崇修宾馆，方便来使，末识“辛丑岁秋分，大余二，小余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记”。仇注引黄百家的话说：“日法万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总得万分。万分以上为大余，日数也。万分以下为小余，时刻数也。杜记，盖谓秋分后二日之二十余刻耳。”《记》述宾馆结构与庭院布置颇详，似非亲临目击者不办：“回廊南注，又为覆廊。……直左阶而东，封殖修竹茂树。挟右阶而南，环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风雨。”(32)据此可知“辛丑岁”（即上元二年）秋分前后老杜曾在唐兴（今四川蓬溪）小作勾留，甚至就住在这个刚修建好的宾馆里。老杜离成都草堂去唐兴当在秋分（在阳历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之前。若容揣测，此行来龙去脉可勾勒如下：先是老杜偶然遇到他的一个在唐兴做主簿的亲友刘某（刘或因公来成都），作《逢唐兴刘主簿弟》说：“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见刘剑外为官颇冷落，复感中原未靖难归，便相商买舟东下吴会，作离蜀计。说走哪能就走？何况刘主簿还是官身。可能出于刘的邀请，唐兴离成都也不算太远（在成都东三百余里），就跟他到唐兴去了。浦起龙认为：“公未尝至唐兴，岂主簿为王宰来成都求作《客馆记》，公因赠以此诗，遂附简王宰，并寄馆记欤？”杨伦不同意，反驳说：“按：公未尝至唐兴，刘或有事来成。浦谓为王宰求记，太凿。”认为刘是偶逢，甚是；但谓公未尝至唐兴，则无据。如前所论，老杜未必未至唐兴。老杜至唐兴，适重建宾馆落成，因而为之作记，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愚意以为：唐时为人作碑作记当有报酬（杜此时所作“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就讲得很明白），老杜在唐兴盘桓数日，稍得润笔和周济，不久即回成都，而《敬简王明府》则是回成都后以诗代简，望王宰慷慨仗义，“破格加惠”（杨伦语），以济寓中匮乏：“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看诗，这王宰是新知而非旧识。所幸有过几天主客之谊和一段文字因缘，迫于眉急，只得硬着头皮写诗去诉苦求助。如果像浦起龙说的那样，这是老杜托刘主簿“寄馆记”时“附简王宰”，那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哪有一手交“文”，一手讨“高稿酬”的？看来王宰并未马上像老杜所希望的那样破格加惠：“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这年冬天他又寄诗王宰，重致前章骥病思秣之意：“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君听鸿雁响，恐致稻粱难。”（《重简王明府》）杨伦说：“想因寄前诗无济，故复促之。”又说：“顾注：《左传》注：行李，行人也。欲王遣使相存问。”理解正确。末联以谋食艰难的鸿雁自况，这是哀词祷请，这是绝望的呼号，他当时的境况确乎是相当地严重了。他的《草堂即事》即作于这年十一月(33)，难得它摄取了草堂周遭荒村独树的凄凉景象，记录了诗人穷愁潦倒、无钱赊酒的苦况，给我们以直观、真切的感受：
“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雪里江船渡，风前竹径斜。寒鱼依密藻，宿雁聚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诗人们好叹老嗟贫，不可尽信。这回，我倒相信老杜是真的穷得没钱打酒喝了。
正在这当口，一天成都徐九少尹带着厚礼来看望他，他喜出望外，作《徐九少尹见过》说：
“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浦起龙说：“少尹有周急之谊，故感而颂之。来在冬月，故期以花发再过也。”一个新知，又是来“雪里送炭”，初次上门，对老杜竟如此依恋，赏竹步月，留连忘返，这怎教老杜不感动呢？在这以前不久一个“金天玉露”的秋日里，老杜结识了与他有通家之好、正在成都做官的虞十五司马，这虞司马请他尽情地喝了一整天酒，他高兴极了，就写了首情词恳切的五言排律致意说：
“远师虞秘监，今喜识玄孙。形象丹青逼，家声器宇存。凄凉怜笔势，浩荡问词源。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伫鸣南岳凤，欲化北溟鲲。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过逢连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辞喧。书籍终相与，青山隔故园。”（《赠虞十五司马》）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能文辞，工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代孙僧智永传授，继承了二王（羲之、献之）的书法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正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世南在秘省，太宗重其博识，机务之暇，常同他谈论，共观经史。世南体弱，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因此更加尊重他，称他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世南殁，太宗敕图其形于凌烟阁。老杜父系、母系与唐皇室都有姻亲瓜葛，与虞家有世谊也是可能的。不过他总爱拉关系，未免有点俗气。老杜“九龄书大字”，他的字想也写得不错，原来他还学过虞世南的书法。今天见到虞司马，觉得他的形象逼肖凌烟阁上画的他高祖的模样，不觉想起虞世南的笔势和词章功底来了。于是就勉励他继承祖先德业，乘时变化，重振家声。正当老杜慨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之际，虞司马念在同属儒门的世交情分，邀请他参加宴会，通宵达旦地痛饮美酒，又相约一同北归，这使他不胜感激，不胜伤感。徐九、虞十五这两个在成都公署供职的官人，一个送厚礼来，一个设盛筵把他邀请去，他当时生活的拮据，从这里也多少泄露出一点消息。
我读孟浩然的诗，觉得他总想占便宜叨扰别人几杯。比如他秋登万山想念好友张五，不说想请张五到他家来干几杯，而说“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万山寄张五》），要他乘船来欢度重阳时可别忘了自带佳酿。又如他被邀到田家故人庄去做客，吃了鸡，喝了酒，临别时还特意宣称：“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赏菊哪能不饮酒，用意不是很清楚么？孟浩然有产业，人也很豁达，这不过是一时兴起，在诗中随便说说罢了，哪会像我想象的那么小气？老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也不小气，只是阮囊羞涩，却想跟朋友们畅谈快饮，因此就真的希望有人带着酒来看望他。当时有个叫王抡的侍御(34)曾经应许带酒来草堂看望他，却不践约，他就迫不及待，写诗去催王抡，还要王抡邀请刚到成都暂代崔光远署理尹事的高适(35)一同来：
“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老夫睡得很香，早上懒得起来。白茅盖的屋里面很寒冷，到天气暖和了才开大门。（言外之意是，如果你们要来，我定会像摩诘说的那样，“重门朝已启，起坐听车声”了。）江边的鹳鸟，恰巧对着幽径在扑水捋羽毛。邻家的鸡又飞过矮墙来了。——这就是我平日里索居草堂的景况。汉侍御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崔篆《御史箴》说：“今鹰隼始击，以成严霜之威。”汉二千石（郡守的通称，以其俸禄为二千石之故）皂盖朱两幡。您这位当今的绣衣直指应许携带着家酿美酒来，可一直没来，可能官事鞅掌，一时无法分身。难道那位乘皂盖高轩的高使君也忘了来折野梅么？要是您能倚仗着侍御的霜威，敦促咱们这位征南将军山简命驾，那就该在我这权当习家池的草堂大醉一场，方可放你们回城。仇兆鳌说：“今按：邻鸡过墙，语近浅易。绣衣、皂盖，又近拙钝。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代简戏笔，无须惨淡经营。不过写得颇有情致，多少能见出诗人的风貌。王抡接到这首诗后，很快就携带着酒，邀了高适一同来草堂看望杜甫，他们把盏言欢、共韵赋诗，故人聚首之乐，那就可想而知了。王、高二诗不存，老杜之诗尚在：
“卧病荒郊远，通行小径难。故人能领客，携酒重相看。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从颔联看，高适是第一次来草堂，王抡在此以前已经携酒来访问过一次了。尾联附原注说：“高每云：‘汝（指杜甫）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故此句戏之。”既然席间高适自诩比老杜年轻，老杜就故意对他开玩笑说：“虽然比我小些，也不年轻了。我劝你还是多干几杯发散发散吧！白发老头儿就最怕受风寒了。”一句会心的调侃语，便把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他们的言谈笑貌显示出来了。王抡带了酒来，高适短不了要送份厚礼。手头宽一点，就不愁“无鲑菜”待客，甚至一家大小还可赖以“卒岁”呢！高适卒于永泰元年（七六五），而他的生年由于诸家用以推算的依据和理解各有不同，则莫衷一是，主要有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长安二年（七〇二）、神龙二年（七〇六）、景龙元年（七〇七）等几种说法。案杜甫生于先天元年（七一二）。如果高适说的“汝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那句话，真像前面理解的那样，是高适自诩比老杜年轻，那么高适的生年当在先天元年（七一二）以后，这岂不可怪？
在王、高同来草堂欢聚前后，一天，范二员外邈和吴十侍御郁来拜谒老杜，正好碰上老杜到邻家串门去了，未能相见。老杜感到很遗憾，很抱歉，就写诗致意说：
“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范邈未详。吴郁曾在凤翔行在与老杜同列。老杜自秦州赴同谷县，途经两当县吴宅，时吴正在楚中贬所，曾作《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为吴的取忤朝贵而遭贬抱屈（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时吴必从楚中放还来游成都了。赵汸说：“前后诗中，每以无俗物、绝交游、门径榛塞为喜，独于范、吴之来，阙于展待，委曲尽情如此，则平日称懒者，果真懒乎？”
高适、王抡来了很高兴，没能见到吴郁、范邈很遗憾，殊不知老杜这时心中最惦念的还是李白：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原注：“近无李白消息。”其实李白于乾元二年春遇赦后，即还至江夏、岳阳，复往浔阳、金陵等地游历。这年（上元二年）初冬，由越中取道宜兴往宣城度岁（详黄锡珪《李太白年谱》）。老杜因为不知道他的近况，就越发怀念他怜惜他：“敏捷千篇，见才可怜。飘零纵酒，见狂可哀。归老匡山，盖悯其放逐而望其生还，始终是哀怜意”（仇兆鳌语）。杨伦说：“杜田《补遗》：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幼读书于大匡山，其读书堂尚存，宅在清廉乡，后为僧房，号陇西院。语出杨天惠《彰明逸事》。彰明，绵州属县，有大小匡山。按：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自不当指浔阳之匡庐。杨升庵亦主此说。”（可参看吴曾《能改斋漫录》和洪迈《容斋续笔》中有关文字）又说：“结语抵一篇《大招》。”“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肝胆相照的言辞，读之令人涕下。第二年（宝应元年，七六二）李白去世了，老杜再也没有寄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了，但李白却永远活在他心里，并一再在忆旧的诗篇中深情地提到他，提到他俩愉快相处的往事。
宴高怀李之后不久，老杜又去了一次蜀州。这次去蜀州，大概是应蜀州李七司马之邀去那儿观看在城边皂江（即今四川金马河）上造竹桥。竹桥即日完成，往来之人免冬寒涉水过江。老杜看了很高兴，便作诗庆贺说：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异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说：“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后化鹤集城门华表柱，徘徊空中说道：“去家千年今始归，城廓如故人民非。”这诗中的“华表”指桥柱而言。这里两典故合用。《朝野佥载》：赵州石桥甚工，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天后时，默啜欲南过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浦起龙以为“日落”句即杜牧《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意。仇兆鳌以为“青龙”用费长房竹杖事，切竹桥。《华阳国志·蜀志》：城北十里有升仙桥、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卷七三引作“题桥注”。《齐地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石皆流血。——这纯是应酬诗，不过是用些典故，说这竹桥跟木桥的结构差不多，建成后过往行人就不须褰裳涉水了。天寒大雪，野禽栖于桥柱，恍疑丁令威化鹤归来。日暮竹桥横架江上，犹如青龙偃卧水中。我现在老了，自知不是像司马相如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题柱客。而您，才真正是成了济川的大功呢。今天我们在这里集合欢饮，庆祝竹桥建成，回想千年前秦始皇驱石作桥终于失败的事，就未免太可笑了。王阮亭说：“诗近俗套，今人大半应酬仿此。”浦起龙说：“诗似拙。”硬逼出来的必然笨拙，即使老杜精于此道亦不能免。到了夜晚，他们还把烛泛舟，继续饮酒欢庆：
“把烛桥成夜，回舟客坐时。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异方成此兴，乐罢不无悲。”（《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桥成之夜，把烛泛舟游赏。云去月来，江景可览。只是衰年多病，又在异方，就悲不自胜了。杨伦于“招邀屡有期”句下加案语说：“与前诗当另是一日。”老杜恐非当天才赶到蜀州，到后起码须设宴洗尘，“屡”字自有着落，不劳将桥成那天日邀饮夜招游的庆祝活动一分为二，并将夜招游展延到“另一日”。
正当桥成之日，高适已完成了暂时摄尹的任务从成都回蜀州来了，老杜就写了《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表示欢迎说：
“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功成事出群(36)。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后汉书·郭伋传》：郭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迎之，说：“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率尔成章，因竹桥而联想到竹马，又恰合迎使君情事，且甚含称美之意，“顺手牵羊”，得来倒也现成。严武任成都尹在这年十二月，高适交卸后自成都回蜀州当在此时。看“江迥月来迟”所述，桥成和高适回蜀州当在这月十五日月圆以后。月夜泛舟时老杜既有如此深切的羁旅之悲，想不久就赶回草堂，与妻小过入蜀后的第三个团圆年去了。
十二 杜鹃咏叹调
最后将着重谈谈老杜今年写作的几首咏物诗。
老杜有两首《杜鹃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为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传说古代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周朝末年，杜宇在蜀始称帝，号曰望帝。后归隐，让位于其相开明。时适二月，子鹃鸟鸣，蜀人怀之，因呼鹃为杜鹃。一说，杜宇通于其相之妻，惭而亡去，其魂化为鹃（见《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后亦称杜鹃鸟为“杜宇”。《博物志》载：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群鸟为饲之。近代科学证明，杜鹃科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与其体型不相称的小型卵于多种雀形目鸟类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杜鹃科有大杜鹃。《华阳风俗录》载：“杜鹃大如鹊而羽乌。”可信。黄鹤认为，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成疾（详第十章第一节）。诗中“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二句，即谓此。卢元昌更进一步发挥说：“蜀天子”，虽指望帝，实言明皇幸蜀。禅位以后，身等“寄巢”。劫迁之时，辅国执鞚，将士拜呼，虽存“君臣旧礼”，而如仙媛、玉真公主一时并斥，岂非“满眼”“骨肉”俱散？移居西内，父子暌离，实如“羁孤”“深树”。罢陈玄礼，流高力士，撤卫兵，此所谓“摧残”“羽翮”。上皇不茹荤，致辟谷成疾，即“哀痛”“发愤”所喻。“当殿群趋”，至此不可复见矣。以上两家的解释，总的看来是可信的。仇兆鳌以诗中有“四月五月”字样，而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认为此诗借物伤感，当属上元二年作。浦起龙不同意，认为“曰‘四月五月’，为七月讳也”，此诗“当是闻信后伤之。仇本编入二年，非也”，遂改订为“上元元年，至成都以后诗”。杜鹃大多为夏候鸟，初夏时常昼夜不停地啼叫。此诗若作于头年七月以后（李辅国逼迁玄宗于西内一事传到成都当更迟），其时已无杜鹃啼叫，即使有所感慨，一般不会硬扯出“四月五月偏号呼”的杜鹃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要是说第二年（上元二年）初夏闻杜鹃啼血，因杜宇的传说联想到玄宗的失位，有所感发而作此诗，那倒是比较合乎情理，合乎创作规律的。
他的另一首《杜鹃行》说：“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跳枝窜叶树木中，抢佯瞥捩雌随雄。毛衣惨黑貌憔悴，众鸟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华屋，短翮惟愿巢深丛。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饥始得食一虫。谁言养雏不自哺，此语亦足为愚蒙。声音咽咽如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口干垂血转迫促，似欲上诉于苍穹。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相效传微风。乃知变化不可穷，岂思昔日居深宫，嫔嫱左右如花红。”仇兆鳌认为诗中有“蜀人闻之”之语，盖初至成都时泛咏杜鹃而作。《文苑英华》作司空曙诗，注云一见杜甫集。浦起龙说：“于蜀既有前者，于夔又有五古一首。此篇必非杜作，题同而传讹也。”又说：“笔亦高老，前幅似翻杜。”在我看来，这首诗与其说是司空曙的，不如说是老杜的：（一）既然前后能作两首，只要有兴趣，为什么不可以作三首呢？老杜的咏鹰咏马诗不是不止两首么？（二）司空曙是“大历十才子”之一。除这首外，其诗现存一百七十三首，大都情思冲淡，风格清丽。而这首诗，不止“高老”，亦复“沉郁”，酷似老杜手笔，置于司空曙集中很不协调。（三）这两首《杜鹃行》皆由杜宇传说而感发人君失位之苦，联系时事的紧密程度和个别提法虽有所不同，它们的主旨基本是一致的，甚至措辞造句也很相近，如“跳枝窜叶树木中”之与“业工窜伏深树里”、“毛衣惨黑貌憔悴”之与“羞带羽翮伤形愚”、“乃知变化不可穷”之与“万事反覆何所无”等等即是。这根本不是浦氏所说的“前幅似翻杜”。总之，我认为这两首诗是同时前后有感于同一时事而作。一叹不足而再叹之，后至云安复三叹之：“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杜鹃》）这是没有重大政治原因的偶合么？赵次公说：“此（《杜鹃》）诗讥世之不修臣节者，曾禽鸟之不若耳，大意与《杜鹃行》相表里。”洪迈则径谓此诗伤肃宗的不能善遇玄宗，并将之与元结的《中兴颂》相提并论，大发议论说：“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容斋五笔》）考虑到老杜政治上属旧臣党，始终同情还京后受屈苟活的玄宗，不满昏庸无能的肃宗和以张良娣、李辅国为首的新贵党，再回过头来看洪迈的这段议论，看上述有关这三首杜鹃诗的解释，就会觉得可信多了。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七也咏杜鹃：“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其主旨是借杜鹃伤晋恭帝禅位于刘裕后的艰难境况和不得善终，可见老杜的三首杜鹃诗，无论命意还是构思，莫不由来有自了。玄宗晚年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对肃宗和张良娣、李辅国有所不满也不是没有道理（详第十章第一、二、三节中有关论述），但这三首诗中所表露出来的有关君臣父子的强烈封建伦理观念，却是不足取的。
命意与三杜鹃诗相近的另二首咏物诗是《石笋行》和《石犀行》。《石笋行》说：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立石为表今仍存。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成都为汉代益州旧治，西门外有两根石笋，一南一北，一高一低。这里因此就叫笋里或石笋街。蜀人古老相传：“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镇海眼，动则波涛大滥。”（见《华阳风俗记》）又传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凡三五日，忽然不见，故有海眼之说。又传石笋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亦有细孔，可以贯丝。这就是诗中“雨多往往得瑟瑟（碧珠）”所指。（详《成都记》）前面提到，老杜去年春天曾去石笋街果园坊向住在那里的徐卿要过果树苗。他进城出城也都得经过石笋街。这石笋当然是常见的。他想：这不过是前朝卿相墓门的石表罢了，哪里是什么海眼？接着就借题发挥，说俗好神奇，造为不经之说以蒙蔽人听，犹如小臣蛊惑君心，以致政舛国危，若掷去此石，使根底立见，则人心不疑了。明明是对时政有所感愤而发，这就难怪卢元昌要比照时政，做这样的解说了：“辅国本飞龙厩小儿，官判元帅，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虚名，忘本根也。决事银台，关白承旨，可谓乖迕失政体矣。宰相率子弟礼，节度皆门下士，可谓后生皆骏奔矣。与张良娣表里禁中，共媚至尊，直侍帷幄，专事蒙蔽也。自灵武给事银珰，叠膺宠秩，其受厚恩，适足摇动东宫，倾危社稷耳。”作诗不是作灯谜，不可能像卢氏比附的这么毫厘不爽地可着谜底作谜面。不过，所指出的种种情况当时确乎是实际存在的，也是老杜所熟悉的。既然他已表明自己因石笋而生发出“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的政治感慨，难道能说他作诗时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朝中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么？浦起龙认为《石笋》同《石犀》一样，是“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反对“旧解都将本旨抛荒，纯以辅国蔽主之说支离比附”，所见实谬。《石犀行》倒真是“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但最后仍然归结到政论上：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华阳国志·蜀志》载，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全蜀总志》载，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前书载，张仪筑成都城；城西南有楼百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上元二年八月，）七月霖雨，至是方止。墙宇多坏，漉鱼道中。”秦地如此，蜀中亦霖雨涨水（详前）。当时老杜听说大水冲走了灌口（在今灌县西北）的一些人家，想到蜀人千百年来，总夸口说有石犀镇压，水涨得再大也不会接近张仪楼，有感于迷信的误人，不如群策群力筑堤防范，于是就写了这首诗。此诗“结处亦伤庙堂无燮理阴阳之人”（杨伦语）。仇兆鳌说：“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场于三殿，以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当时黩礼不经甚矣，故有厌胜诡怪等语。且自李岘贬斥，朝无正人，故有调和元气之说。此诗寓言，亦确有所指矣。”我看这一诠释不无可取之处。即使不能简单地坐实此即针对上述事情而发，现在特意将当时朝廷所崇尚的，同老杜所反对的，两相对照，就会明显地见出这诗的进步政治倾向性和现实意义来。浦起龙斥之曰：“说者必将两项搜剔根株，岂非呓语。”未免武断。陆游曾亲眼得见此石笋、石犀，于《老学庵笔记》中记述颇详：“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可供参考。
其他如《病柏》：“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鸮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黄生认为是“喻宗社欹倾之时，贤人君子废斥在外，无所用其匡救，而宵小盘据于内，恣为奸私，国祚安得再振？天意如此，真不可问”。《枯楠》“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上枝摩苍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拆，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以枯楠比大材不见用，水榆比小材当重任。《病橘》“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蠧蚀，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伤贡献之劳民，借橘以慨时事：病橘不堪进贡，恰值国难当前、天子减膳之时，疑是天意使然；但恐玉食失色，责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献荔支奉贵妃事为前车之鉴。《枯棕》伤民困于重敛（详本章第十节）。这些诗（包括前面几首），皆咏物寓言，忧愤深广，语意沉郁，不袭汉魏之迹，而能得其神髓，不管思想还是艺术，都有较高成就，并可从而见出诗人身处贫困之境、正当自顾不暇之时，仍不忘国运民瘼的广阔胸怀，因此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 * *
(1) 《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按明年有《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不知即其人否。”
(2) 闻一多说：“恐非是。后有《卜居》诗云：‘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亦皆以为是裴冕。顾宸曰：‘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标“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按顾说是也。史称裴冕无学术，又食嗜货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后又有《寄裴施州》诗，朱鹤龄已证其别为一人。则公与裴始终未尝发生关系也。此后《江村》诗云‘但有故人供禄米’，《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当与前是一人，其姓氏则不可考耳。或以为即高适，未闻其审。”
(3) 《杜臆》：“‘迁次’无注，犹云造次。”仇注：“邵注：‘迁次’，适居次舍也。《左传》：楚子期伐吴，废日共积，一日迁次。陈乐昌公主诗：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浦注：“（‘客里何迁次’）言何所藉以为迁次之资。”案：乐昌公主诗见《本事诗》：“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侃，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据本事揣度，陈氏诗“迁次”一辞决不当谓“迁居次舍也”，可能是隋唐人口语，犹今言“别扭”“不自在”之类的意思。待考。老杜这首诗中“迁次”一辞的含义近似，姑且散译如此。
(4) 王嗣奭说：“大抵贵官人，未肯过野桥访客，此见其用情之厚也。”
(5) 蔡梦弼引《十道志》谓绵竹产于绵竹县之柴岩山。韦续当是绵竹县令。题“觅绵竹”，一作“觅锦竹三数丛”。
(6) 据其后《赠别何邕》“绵谷元通汉”句，知何邕时为绵谷（今四川广元）尉。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桤木蜀所宜，民家莳之，不三年可为薪，疾种疾取，里人以为利。桤木属桦木科，落叶乔木。叶长椭圆形；嫩叶可作茶的代用品。春季开花，果实悬垂。木材质较软，可用。分布于我国四川、贵州和陕西。题中“桤木”下有“数百”二字。
(7) 黄鹤注：“后有《涪江泛舟送韦班》诗，韦当是涪江尉。”又：“涪江在梓州涪城县，此（《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当是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黄鹤所谓“涪江尉”只是泛指。韦班当时当是涪城县尉。涪城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西北。
(8) 浦起龙说：“当即（凭韦班）觅松栽时带索者。”
(9) 《旧唐书·严武传》：“收长安，以（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新唐书》本传谓严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资治通鉴》亦谓“贬巴州刺史”。老杜营草堂时严武当在东川。实是二明府——萧实、韦续，二少府——何邕、韦班。谓“萧、何、韦三明府”，误。
(10) 《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玄，黑色。此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犹白，故无禄位），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主旨“言人之取名，有建功于世者，有高隐者，有以放诞之行使人惊异，若司马长卿、东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进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隐，又不肯失于放诞之行，是不能与数子者并，惟著书以成名耳”（姚鼐语）。老杜“懒惰无心作《解嘲》”，而扬雄之感愤实深。
(11) 此衍《狂夫》诗钱注。
(12) 《江村》不过能见出老杜暂得安闲时的风貌，诗本身不算很好。申涵光说：“此诗起二语，尚是少陵本色，其余便似《千家诗》声口。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所言殊觉有趣。
(13) 《陕西名胜志》载：“望仙泽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又五里，即长杨宫故址。稍南为仙游潭，阔二丈，其水深黑，号五龙潭。唐时每岁降中使投金龙于此。”在岑参的想象和读者的印象中，“金龙”和真龙合而为一了。
(14) 《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仇注引此，以为“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草堂”就是茅屋，并非专门为这所房子取的名字。老杜在秦州时所作《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即称草堂。当时连盖房子的地点都没找到，难道西枝村诗中那尚属子虚的草堂旁边也有草堂寺么？作注最忌过迂。
(15) 《读杜诗说》：“今按《有客》诗云：‘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宾至》诗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似‘有客’，乃寻常之客，亲戚旧好也；‘宾至’，则新交且贵客也。”
(16) 此联失粘。杨伦说：“杜诗七律间有失严者，尚沿初唐体。”
(17) 张惕庵说：“偶然事写出便妙。”这也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以偶然性细节作描写的手法。
(18) 仇兆鳌说：“‘无人觉’，谓不见人迹来往。黄注泥上出郊向堂，谓人不知己之来往，其说太曲。”施鸿保按：“既云出郭向堂，则黄生说亦是。若谓不见人迹往来，与上二句意不合矣。且是言独步往来，虽在稠众中而人不觉，说亦未尝曲也。”
(19) 仇注：“朱注：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诗》考之，上元二年，高已刺蜀，此云彭州牧，必元年作也。时公年将五十，而诗云‘百年已过半’，犹乾元二年《立秋后题》，年止四十八，亦曰‘惆怅年半百’。”
(20) 原句是“其如西极存”。仇兆鳌从朱注，以为“西极指上皇幸蜀之地”。浦注：“西极，当即指长安。朱氏指蜀，恐非。”此采前说。
(21) 仇兆鳌说：“此诗‘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乃摹寺前之景，说得潇洒自如。陆放翁诗‘泉石相萦带，云烟互吐吞’，此写湖上之景，说得变见无常。一则参会禅机，一则旷观物态，意各有指，虽脱胎而却非蹈袭。”对“径石”“泉石”二联的评价似均嫌稍高。
(22) 王嗣奭说：“江山如故，故云‘有待’；花柳改观，故云‘无私’。”对“花柳”句的理解特别，意思是说花柳不徇私情，不管你重来与否，该开就开，该落就落。这当然也讲得通，只是下句中的“更”字是相对上句而言，既然认为江山如此多情相待，就不大好硬说花柳“更”是“无私”，不徇私情了。此解于“更”字无着落，恐非作者原意。
(23) 《绝句漫兴九首》从春写到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只写春天情事不到夏，就整组而论，后者当在前完成。
(24) 《人间词话》说：“……‘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于两种境界，即语含轩轾。“枝啭黄鸟，渚泛白鸥”，犹所举“寒波”二句，可谓之为无我之境。有“近”字、“轻”字的“啭枝”二句，虽不极佳，亦别饶生活情趣，自相比较，多少能说明问题。
(25) 可参看何逊《秋夕仰赠从兄寘南》“徘徊檐影斜”句、沈佺期《游少林寺》“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联。
(26) 桃花水即桃花汛。《汉书·沟洫志》：“来春桃花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宋书·河渠志一》：“二月三月，桃花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花水。”
(27) 旧注将“愁”字属花鸟说，盖谓诗人形容刻露，花鸟亦应愁怕。钱笺：“春来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仇注引，今本《钱注杜诗》无此条）萧涤非先生从前说，并进一步论证说：“诗人形容刻画，就是花鸟也要愁怕，是调笑花鸟之辞。韩愈赠贾岛诗：‘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又姜白石赠杨万里诗：‘年年花月无闲处，处处江山怕见君。’可以互参。”
(28) 这轩窗本不近水，不是“水槛”，只因大水涨到窗下，等于“新添”了个可供“垂钓”的“水槛”了。这样理解，方与“水如海势”的实情实景密切相关，也很风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新近真的添建了个“水槛”。因为据同时所作《水槛遣心二首》可知，这里确有水槛啊。
(29) 洪迈《容斋四笔》：“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所谓‘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而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二字，尤为清雅。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浦起龙按：“诗云‘入村’，又云‘幽人’，恐是青城隐者。少仙或其名，非尉也。”
(30) 仇注引《漫叟诗话》：“《记》：庖厨之门在东。故曰‘啼门东’，非强趁韵也。”
(31) 胡应麟《诗薮》说：“花卿盖歌伎之姓，‘此曲只应天上有’，本自目前语。而用修以成都猛将当之，且谓僭用天子礼乐，真痴人说梦也。”杨慎僭上之说虽不足取，但以为花卿盖歌伎则大谬。王嗣奭说：“胡元瑞指为歌妓，余谓此诗非一歌妓所能当，公原有《花卿歌》，今正相同，其为花敬定无疑。其人恃功骄恣，故诗含讽刺，玩之有味。”驳得在理。
(32) 这段稍通畅，其余更觉佶屈聱牙。所以仇兆鳌在注完这篇文章后就忍不住发议论说：“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熔经铸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
(33) 《杜臆》：“肃宗上元二年九月，诏去上元号，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建命之，故诗云‘荒村建子月’。《春秋》变古则书，盖史法也。”
(34) 老杜《哭王彭州抡》题下仇注：“王盖先以御史罢官，后在严武幕中，又迁彭州刺史而卒也。”
(35) 黄鹤以为上元二年冬蜀州刺史高适以摄尹事至成都。仇兆鳖说：“考《旧书·高适传》：崔光远不能摄军，天子罢之，以适代为成都尹、西川节度。然此诗不曰‘高尹’，而仍谓‘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旋以严武为成都尹，则适实未尝代光远也。”高代崔事两《唐书·高适传》均有记载。旧传原文是：“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新传则只载“罢光远，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沿节使西川必尹成都惯例，不言代尹事，亦包括在内。两传记载实同，如无确证，不得臆改。想适之摄尹，只是奉诏暂来成都维持局面，并未罢蜀州刺史而任命为成都尹，故（一）老杜诗题中仍谓“高使君”而不称“高尹”。（二）待十一月崔光远卒，十二月任命严武为成都尹之后，高适就可以回蜀州去了。若如此理解黄鹤的所谓高适“以摄尹事至成都”，那很可能最接近事实。钱笺：“唐制节度使阙，以行军司马摄知军事，未闻以刺史也。”（今本无，此据仇注引）战乱时事无常则，且千年前事，后人岂能一一尽知？至于宝应元年七月至广德元年十二月高适的为成都尹，那是另一回事，不得与此混为一谈。
(36) 前诗题云“陪李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此云“三日功成”，总之谓工程进展神速，不可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