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危适他州”
老杜一家在秦州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在这年（乾元二年，七五九）十月去同谷（今甘肃成县）。老杜在秦州时曾热衷于求田问舍，拟终老于此间。为什么忽然又离此而去呢？诸家多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生活没着落，就不得不另找出路了。他动身时写的《发秦州》说：“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谿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这诗写得很真实，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一些情况和想法：（一）题下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唐汉源县属成州（治同谷）。据原注与“汉源十月交”，知此行在乾元二年十月。（二）成州（同谷附邑）在秦州西南二百六十五里（见《九域志》），故称“南州”。发端至“崖蜜”句，“言同谷风土之暖，利于无衣”，“同谷物产之佳，利于无食”（朱鹤龄语）。而且那里有山有水，环境幽美，最宜寄寓。（三）秦州是陇西东西交通要冲，过往人多，苦于应酬，地瘠产微，胜迹无多，不可久留。此外，他之所以决计离秦州南行，也有“以其逼吐蕃必乱”（何焯语）的考虑。（四）他去同谷，将卜居于栗亭。诗中所写主要是传闻栗亭的种种好处。栗亭在成州（同谷）东五十里，离秦州一百九十五里（见《九域志》）。第十一章第三节探知老杜往西枝村寻置草堂地不得，后又拟卜居西谷，似亦未果，其时适同谷县宰寄书相招：“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积草岭》），他便打消了在东柯、西枝、西谷等处卜居的念头，携家离秦州到同谷去了。
行前老杜曾向赞公和尚告别，作《别赞上人》说：
“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野风吹征衣，欲别向曛黑。马嘶思故枥，归鸟尽敛翼。古来聚散地，宿昔长荆棘。相看俱衰年，出处各努力！”据《发秦州》“中宵驱车去”句，知老杜启程赴同谷在半夜。鲍照《代东门行》说：“行子夜中饭。”温庭筠《商山早行》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古人远行赶路，往往如此。可见《别赞上人》“野风吹征衣，欲别向曛黑”中的“别”，是指老杜往赞公所在寺院辞行后作别归寓，并非告别赞公就此启程。老杜携家赴同谷当在此后不久一天的半夜。赞公是老杜在秦州的唯一旧友，老杜前来告别，感慨定然不少。他借江水起兴自怜东西流浪，无有终极；复叹赞公自京师放逐此间，杨枝豆子，时日易度，浮云南北，随遇而安。“还为世尘婴，颇带憔悴色”，赞公放逐此间不自由的处境和委顿神情可以想见。接叙离此之因是迫于饥寒，并叙天黑作别归寓情景。末四句是临别互勉之辞，语短情长，不胜凄恻。这次老杜是骑马来的，信手拈来，故有“马嘶”之句。赞公土室离城关老杜寓所不近，天黑路险，有马骑，老杜心里想会塌实得多。
之后不久的一天半夜，老杜携家启程了。当时的情景，在《发秦州》末尾有很具体而生动的描绘：“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情景凄凉，离人的心境更凄凉，这就难怪他要慨叹乾坤之大，无地容身，辗转道路，何日方休了：“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离城往西南走了七里，来到赤谷。这赤谷他前些日子曾日暮经此，作《赤谷西崦人家》，赞其境地的幽美有如桃源。今日重经，不无感慨，作《赤谷》说：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重来”句下杨伦引蒋弱六语：“前已说秦州不可居矣，此仍不无恋恋，亦是真情。”想到此生此世必不再来，这必会勾引起老杜深沉的人生叹喟，就不只是对印象颇佳的赤谷，甚至对“不可居”的秦州产生眷恋之情了。州城到赤谷一段较平坦。未明出发，到赤谷天亮，从此往南尽是艰险的山路，所以说：“晨发赤谷亭，险限方自兹。”浦起龙说：“此才是发足之始，故景少情多。……中八，叙发赤谷以后情状，不粘赤谷说。”甚是。乱石塞途，才通一辙。山深风厉，日暮儿饥。村墟遥远，烟火难追。第一天行旅就如此艰苦、狼狈，诗人难免在结尾发穷途生死的浩叹了。王嗣奭说：“故乡之乱未息，故不可思，言永无归期也。公弃官而去，意欲寻一隐居，如庞德公之鹿门，以终其身，而竟不可得，恐死道路，为高人所嗤。‘高人’正指庞公辈也。”李子德说：“古调铿然，有空山清磬之音。”
《方舆胜览》载铁堂山在天水县（秦州治所在此）东五里。峡有石笋，青翠，长者至丈余，小者可以为砺（磨刀石）。蜀姜维世居此。《通志》载峡有铁堂庄，四山环抱，对面有孤冢，相传是姜维祖茔。老杜过此作《铁堂峡》说：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老杜一行既已到了州城西南七里的赤谷，为什么又转到城东五里的铁堂峡去呢？仇兆鳌可能觉察到这一问题，在引用了前面那两条有关铁堂峡的资料之后，又采录邵注铁堂峡“在秦州东南七十里”之说。此说虽佳，惜无根据。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自秦州赴同谷须经铁堂峡，出城抄小路到此虽只五里，只是走不了车辆（须知此行是有车辆相随的：“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不得不从赤谷绕道而来。未知当否，惜不得亲自踏看，惟望专家和当地读者指正。前诗“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是说一过赤谷，艰险的旅途就开始了。此诗“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所述情况，与之大致相符。这首诗写得很好，“起语亦尔缥缈”（邵子湘语）。山风吹拂着游子，缥缥缈缈越过险峰绝。峡谷的形状真像深藏的厅堂，黑色的石壁屹立仿佛是堆积着的铁。微径摩擦着青天而蟠曲，岩石与大地分裂开来。细长的竹林一望无边，空中镶嵌着太古以来从未融化的雪。提心吊胆走在山沟里真令人悲哀，旅伴们全都惨然不乐。横着长冰的水多凉啊，我马的骨头简直要冻折了。生当这战争年代，称兵作乱的盗贼远未消灭。（奉先、白水、鄜州逃难以来）飘零的日子加起来已超过了三年，回首前尘徒令我五内如焚。
《元和郡县志》载盐井在成州长道县（今甘肃西和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甘美，食之破气。盐官故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嶓冢西四十里。相承营煮，味与海盐同。今西和县东仍有盐关镇。老杜经过这里，见草木受卤气浸渍而凋枯，青烟满川，人们正忙于煮盐，又深慨上下其手、公私争利，作《盐井》说：
“卤中草木白，青白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搰搰，出车日连连。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官家规定产盐的任务很紧迫，盐民汲井煮盐，挽车运盐，操作十分辛苦。官家抬高盐价，盐商又从中渔利。虽说物情争利，本极自然，不足嗟叹，其实这就是诗人莫大的嗟叹了。黄希说：“《唐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初变法。刘晏代之，法益密。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为钱二百一十，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斗三百七十。豪贾射利，官收不能半。以此例之，蜀中盐价。从可推矣。”（仇注引）“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当是实录。十斗为斛。盐商以每斗三百钱买进，以每斛六千（即每斗六百）钱卖出，即倍获其利。(1)在公私重重盘剥下，人民的困苦可想。历来写盐民的诗作不多，稍为人知的有柳永的《煮海歌》和吴嘉纪的《绝句》等。老杜这首诗不如前者较细致地写出了盐民劳动的艰苦和所受剥削的深重：“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也不如后者巧借细节以显示熬盐灶户的非人生活：“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但着眼于国计民生，“为世乱民困作劳求活而悯之”（浦起龙），同时也最先揭露了第五琦变法的流弊，意义还是很深刻的。
随后老杜就来到了寒峡，作《寒峡》说：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峡不可度，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溯沿增波澜。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宋书·氐胡传》载：安西参军鲁尚期，追杨难当出寒峡。即此。黄鹤说：秦至成之界，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钱谦益说：今寒峡尚为秦地，而已交十一月（“况当仲冬交”），则去秦在十月之末无疑。仇兆鳌串讲极佳：“首记峡中势险而气寒。云门乍转，却逢绝岸，积阻之处，又霾天寒，此所谓势多端也。单衣仲冬，冲寒而度峡，旅人之困如此。……末叹峡行之艰苦。寻烟傍水，皆荒山阒寂之象。路难犹胜荷殳，此自解语，实自伤语。”黄生说：“‘此生’句即‘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意。然本怨路难，语故如此，盖无聊中自解之辞。”虽说是“自解之辞”，仍应看到此老自身难保尚能念及戍卒之苦的一片好心。正由于诗人有了间关道路的亲身体验，就更觉戍卒的可悲悯，这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并非故意找理由来自宽自慰啊。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是说空山林密只听见里面有人说话。“野人寻烟语”是对着被烟雾遮掩的人说话。岑参《暮秋山行》“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风吹叶响，无人却像有人。三种情境，三种意趣，比较便知。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栈石星饭，结荷水宿”，可与“行子傍水餐”同赏。陈继儒说：“此与《铁堂》《青阳》二篇，幽奥古远，多象外异想，悲风泣雨，入蜀人不堪多读。”（仇注引）
老杜有《法镜寺》诗。寺旧注无考，黄鹤以为尚在秦州境。诗首叙行路伤神之际，忽见此寺古雅，不觉愁怀顿开；中写此间美景，点明破愁之由；末记离此上路情事：
“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敢取。”既称所赴的成州为“他州”，则当时当身在秦州。此可为黄鹤“意尚在秦州”一说的旁证。黄希说：“子规，春鸟，仲冬声闻，地气之暖使然也。”按：子规即杜鹃，种类不少，大多为夏候鸟或旅鸟。一般而论，此间仲冬不当有子规啼叫。即使老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且诗多写实，但于此等细枝末节，也难保无讹，不可拘看。这诗写景清丽，能给人以变幻多姿而又色调鲜明的感官印象，几乎获得了只有水彩画所独具的富于透明感、轻快、湿润等效果。仇注于此诗后引钟惺的话说：“老杜蜀中诗，非惟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骨，即细草败叶、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指出老杜写景而境界立呈且具性情，很有见地。
老杜《青阳峡》诗中写到的青阳峡，亦不详其所在；邵注据“南行道弥恶”句，意在秦州之南。诗说：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谿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寞。”这诗首叙峡行，次记峡景，末借众山以衬托峡的突兀。塞外的山真把人腻味透了，往南走路越来越险恶。冈峦纵横相连，云气、水气参错在一起。峡角劈面而来把后边的林子抛在远方，石壁陡立如削露出窄窄的一线天。山沟西边老远的崩石，像发怒似的向我滚落。抬头仰望，真担心日车经过这里会给高山撞翻了（老杜这时显然会想起李白“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的诗句来）。莫不是山魈木魅在嗥风啸雨，霰飞霜降的寒谷广漠而沉寂。记得几月前我度越陇坂，秋高气爽望见了吴岳（在今陕西陇县西南）。东笑莲花峰太矮小，北嫌崆峒山太单薄。只以为吴岳超然天外的壮观，再也没有可比拟的了。谁知到了青阳关，那高峻惊险的景象还是追着我不放，这使我不觉爽然若失了。(2)
随后来到成县东边的龙门镇(3)，作《龙门镇》说：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不辞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门云雪隘，古镇峰峦集。旌竿暮惨澹，风水白刃涩。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先写往龙门镇途中栈道泥泞、天寒日暮、行旅辛苦情状；后述见龙门镇云屯峰攒而叹戍卒之苦。成皋，古县名，在今河南荥阳县境。这年九月史思明陷东京及郑、滑等州。“胡马屯成皋”指此。仇注引黄淳耀语：“时东京为史思明所据。秦成间密迩关辅，故龙门镇兵有石门之守。然旌竿惨淡，白刃钝涩，既无以壮我军容，况此地又与成皋远不相及，而防戍于此，则亦徒劳吾民而已。使之山寒夜泣，亦何为哉！”萧涤非先生说：“观‘夜’字，杜甫是在龙门镇上住宿的。但他分明没有睡着。戍卒在哭泣，诗人嗟叹。”
《石龛》上叹行路之难，下伤征求之苦，思路与前一首诗相近：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苦云直簳尽，无以应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方志载西安镇在成县境，唐杜甫诗“驱车石龛下”即此。未知确否。申涵光说：“起势奇崛，若安放在中间，亦常语耳。”曹操《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刘琨《扶风歌》：“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仇注引以为首四句出处，甚是，但诗人处此阴森恐怖境地的实感仍是第一位的。天寒日暮，高山深谷必有各种野兽号叫，一经以民歌重沓方式咏叹出之，倍觉凄切感人。蒋弱六说：“写万惨毕集，抵一篇《招魂》读。”这不过是极言其感人而已。浦起龙说：“前但写龛边呼啸阴霾之象，知其地渐近同谷矣。《同谷歌》曰：‘白狐跳梁黄狐立’‘天寒日暮山谷里’，与此正相类也。”冬月无虹，今见虹，是反常现象，写来平添神秘、恐怖感不少。安禄山乱起于天宝十四载，至作诗时已“五岁”。“梁齐”指河南、山东一带。诗人来到石龛偶见山巅“伐竹者”悲歌，问知乱起五年来都在砍伐作箭杆的竹子供应河南、山东一带平乱的官军，如今合格的笔直的竹子都砍尽了，无法满足官府的需求，故而愁苦，这使得老杜从一个方面以小见大、举一反三、具体真切地感受到这场战乱给唐帝国人力、物力、财力所造成损失的巨大，给天下苍生所带来灾难的深重，他的浩叹是发自肺腑的啊！
《积草岭》题下原注：“同谷界。”蔡梦弼谓从此岭分路，东同谷西鸣水。浦起龙说：“按：鸣水，今为汉中之略阳县，在同谷东。蔡说非是。”今方志一说积草山在今甘肃徽县北四十里，杜甫入蜀经此，有诗。一说在成县境，旧天水、同谷之间，唐杜甫有诗。说法不同，实指一山。在徽县北四十里，约当天水、同谷之间。自此西南行往同谷，东南行往鸣水（今略阳），故有“山分积草岭，路异鸣水县”之句。诗说：
“连峰积长阴，白日递隐见。飕飕林响交，惨惨石状变。山分积草岭，路异鸣水县。旅泊吾道穷，衰年岁时倦。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阴云连着峰峦，白日时隐时现。林子里风吹叶动，飕飕作响；阳光忽明忽灭，山石阴森森的形状也随着变化不定。就在这山头分路，（往西的这条去同谷）往东的另一条去鸣水县。（孔夫子说：“吾道穷矣！”）可叹我也总是流浪，年老岁暮，这使我感到无比地疲劳和厌倦。离我正要去卜居的地方还有百里，到那里我将停下车来投靠诸位先生。县里有这样好的主人，对我的情意如同我们早已见过面。他给我的信话讲得真妙极了，关怀备至，使我这个远客受宠若惊。我只要有薇蕨充饥就满足了，我多么渴望马上能见到那为我们准备的茅屋。仇注：“诸彦，投宿之家。主人，同谷之宰。”虽可通，我以为“诸彦”也可以用来统指县令和县内诸僚友。县令来书顶多答应为他找一栖身之所，恐未必言明为何等人家，老杜岂能率尔称之为“诸彦”？最迟明天就要到达同谷了，在前面等着他的又是些怎样的人和事呢，诗人不免感到有点兴奋。对于旅泊不定的人来说，只要有个去处安身，哪怕生活苦一点，也是求之不得的啊！可叹的是老杜这决非奢望的愿望往往落空，同谷并不比秦州好。
泥功山在成县西北三十里(4)，上有古刹，峰峦突兀，高插青霄，周围数十里，林木丰蔚，鸟兽繁多。又，凤凰山在成县东南七里（一作十里）。秦始皇西略，登县西南十五里的鸡头山，宫娥有善玉箫者，吹箫引凤。至汉世又有凤凰栖其上。山后有龙池，有唐李彦琛修经阁，前有迸珠泉、张果老洞，旁有台名凤凰台。下溪中二石，相对若阙（见清乾隆六年黄泳纂修《成县新志》）。老杜经此二地，作《泥功山》《凤凰台》二诗。王嗣奭说：“古云成州有八景楼，泥功山与凤凰台居其二。（焮案：其余六景是杜祠、醉仙岩、仙人龛、鹿玉山、裴翁湖。八景楼在成县西南隅唐刺史裴守真所开裴翁湖侧，谓登楼可观此远近八景。宋张舜民诗云：‘八景更从何处觅，一湖唯有此楼高。’老杜当日无此楼与此八景之名。）公诗止言其泞，不言其胜，何也？又云山上有泥功庙，石像古怪（《成县新志》引咸通中成州刺史赵鸿诗：‘立石泥翁状，天然诡怪形。未尝私祸福，终不费丹青。’以为此石像系天成）。岂以称胜耶？”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碰上道路泥泞，行旅艰难，心境不佳，当然就“止言其泞，不言其胜”了。据《成县新志》所描绘，泥功山峰高林茂，春秋佳日，亦复大有可观。《泥功山》说：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这诗极言泥功山的泥泞：从早到晚都在青泥中费劲地赶路。一些泥泞之处还常劳人功版筑道路。行人不怕路远，就怕在泥淖中惨遭没顶之灾。为青泥所污，白马成了黑马，小儿成了嘴上长胡子的老头子。(5)猿掉在里面哀鸣不已，鹿陷在里面精疲力竭就死了。捎话给那些从北边来的人：你们走在后面可要小心，别只顾匆匆赶路。此“记地之作，朴老如古乐府”（杨伦语）。《凤凰台》说：
“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唐初称西康州，后改为同谷）。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题下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顶。”这注很有意思，可帮助理解是什么触发了老杜的诗思。周文王姬昌在商纣王时为西伯。传说周文王时有凤鸣于岐山。诗人因凤凰台而联想及此，又见“山峻，人不至高顶”，勾引起君门九重、忠悃无由上达的慨叹，并从而产生愿剖心血以饮啄凤雏、待致太平的非非之想（可参看第二章第三节）。仇兆鳌引卢注：“当时李泌久归衡山，春宫左右无人调护，公欲效绮里之功而不可得，故曰：‘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并于篇后加案语说：“解杜者，诗中本无寓言，而必欲傅会时事，失于穿凿；诗中本有寓意，而必欲抹杀微词，谓之矫枉。……此章托讽显然，盖借景以寓意，于卢注独有取焉。”谓此章托讽显然，不误。但谓老杜“欲效绮里之功而不可得”，仍嫌穿凿，还是浦起龙理解得较通达：“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颠沛，但期国运中兴。刳心洒血，兴会淋漓。为（自秦州抵同谷）十二诗意外之结局也。”
老杜自秦州至同谷，又自同谷至成都，前后纪行诗各十二首。(6)这样说大体是不错的。但要指出的是，当老杜途经两当（今甘肃两当县），曾作《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杜臆》：“吴十名郁，今巩昌古迹有吴郁宅，在两当县西南。……公作诗时，侍御尚谪长沙，此过其空宅而思及旧事也。”此诗性质不同，故不计入纪行诗内。据诗中所述，老杜曾与吴郁在凤翔行在同列。用兵之际，间谍事起，良民受诬，吴居言路，力为理冤，故以此取忤朝贵而遭贬。其时老杜方因疏救房琯忤旨，于侍御之斥，未能仗义执言，终有负于谏职，不胜内疚。可见老杜是个责任感很强、严于律己、不文过饰非的老实人。申涵光说：“‘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真情实语，声泪俱下。王摩诘云：‘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两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他人便多回护矣。”这种精神，对今天的人来说，也不无可取法处。
二 凤凰村里的凤雏供养人
前已论述，老杜决计离秦州携家赴同谷，主要因同谷“风土之暖，利于无衣”，“物产之佳，利于无食”。来到离同谷“尚百里”的积草岭，老杜在诗中曾不胜感激地提到那位好心函邀他前来“卜居”的“佳主人”某县令。可是抵达以后竟无一字言及此公，而且困居穷谷，境况之惨，空前绝后，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跷蹊。施鸿保早已注意及此，并详为推度，所见颇有可取：“今按七歌，正同谷作，长镵一章，极写旅况之穷，尚不如在秦州时，尚得阮生致薤，侄佐分粱也。据下同谷诗注，则居同谷，未及一月，即赴成都，前发秦州诗：‘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又‘汉源十月交’，云云，似将久居同谷者，故此（《积草岭》）诗尚云‘卜居’，何以未至一月，即又舍去之成都？宰既‘佳主人’，且先曾致书，即不能如严武、裴冕之厚待，或亦如高使君之供禄米，柏中丞之数赐金；又不然，亦当如王司马之助修草堂资，萧、韦明府之遗桃栽桤木；乃任其旅居穷谷，短衣长镵，拾橡栗、掘黄精，男呻女吟，几皆馁死，而此所谓‘佳主人’者，竟不一顾；想是狡情薄分一流，慕公之名而寄书，假为语妙，以尽世情，初不料公信之，竟挈妻子舍秦州而来也。度公至后，其人或避匿不见，故同谷诗无一篇及之。此等人，吾生生世世所不愿见者，（仇）注与张说，似尚信其为‘佳主人’，何耶？”果真如此，老杜这次算是受骗上当、给坑苦了。不过，在旧时代，“诗穷而后工”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老杜若真因受冷遇而备尝饥寒之苦，有所感发，创作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不朽名篇，正像韩愈在《调张籍》中所说“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那样，这倒要衷心感谢这位恪遵“帝命”而成全老杜的“佳主人”呢。
同谷县即今甘肃成县，在该省东南部、西汉水北岸，邻接陕西省。北魏置白石县，西魏改同谷县，唐为成州治。要不是因为老杜在这里受过苦败坏了印象，这倒是个颇富名胜、值得一游的好去处。《成县新志》载明人李景廉旧志叙说：“仇池之四山回合如环，两水相夹如镜。南对鸡峰之翠，东跨凤岭之云，西枕石嘴之头，北倚香水之洞。他如飞龙峡、卧佛寺、果老崖、瀑水泉、少陵祠、裴公湖之美，真是余霞散绮，涟漪涌碧，供人吞吐无尽。至于星分井鬼，地接巴蜀，襟汉江而带沔略，俯阴平而临武阶，古为成州同谷雄镇，信不诬也。”作序难免溢美，大体还是可信的。所述诸胜，最著名的当然是仇池（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不仅有神鱼穴、十九泉诸胜，而且是汉时白马羌国故城，古籍早有著录。老杜是博雅之士，“读记忆仇池”（《秦州杂诗》其二十），早已神游其间，还想邀赞上人同游，“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寄赞上人》）。今来同谷，揣情度理，只要条件许可，他不会不到那里去登临、凭吊的。可是其同谷以后诸诗中未见道及，若非散失，当是在此停留不逾月即赴成都，而且饥寒交迫，资生无计，没有兴致，也没有工夫去县西北一百里的仇池山（见《成县新志》）游历了。
老杜来同谷后寓居何处？案：清乾隆二十九年费廷珍纂修《直隶秦州新志》收牛运震《重修杜少陵祠堂记》载：“栗亭川拾遗祠者，明御史潘公创建以祀唐诗人杜少陵子美者也。……今之栗亭川者，实惟有唐同谷之故界。子美历秦窜蜀，扰攘艰难，风尘之际，盖尝淹处喘憩于兹，短衣山雪，乱发天风，负薪拾橡，号饥呻寒，文士穷愁，莫此为烈。”栗亭县，后魏置，寻废。故城在成县东五十里（一作七十里），徽县西（一作西北）。其地唐属同谷（故《少陵祠堂记》谓“实惟有唐同谷之故界”），后隶徽县。有栗河自此南注泥阳河，即古栗亭川。杜甫祠在栗亭西。（见《甘肃通志》《九域志》等）据《少陵祠堂记》所载，祠虽创建于明代，但早已相传老杜“历秦窜蜀”“尝淹处喘憩于兹”，也就是他“寓居同谷县”的所在，所以作记的牛运震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七歌》中所描写的短衣山雪、乱发天风、负薪拾橡、号饥呻寒诸情事，都发生在这里了。那么，这传闻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根据现存资料至少可追溯到唐末。《太平寰宇记》载：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八六〇—八七三）刺史赵鸿刻石同谷说：“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成县新志》“艺文”类除此首外更沿旧著录赵鸿《杜工部同谷茅茨》：“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据此可知：（一）赵鸿作诗刻石时酌定于咸通十四年（八七三），上距乾元二年（七五九）老杜来同谷时一百一十四年，差六年，计其成数，无妨称“二甲子”。（二）前引赵二诗当同为凭吊同谷栗亭茅茨而作，因为后诗“空勒旧山隅”和前诗“题记今何有”就是“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的意思。（“不复见”“今何有”不就是“空勒”了吗？）老杜“栗亭诗”“题记”今虽“不复见”，而其诗仍在人口流传：“诗人多在口。”（三）杜“工部题栗亭十韵”已“不复见”的那首诗，就内容而论，是“孤云飞鸟什”。他的《别赞上人》共十二韵，中有“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归鸟尽敛翼”之句，所题或即此诗(7)（“十二”言“十”，取整数而已）。（四）“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说明赵鸿来此凭吊曾做调查。百多年过去了，“邻家”见过老杜的人当然一个也不会活在世上。可见指的是旧邻的子孙。既说“邻家大半无”，总会有“小半”，至少有一两家当年邻居的子孙会留在这里。这样的一些村民说他们的爷爷、老子曾经见到过杜甫和他的石壁题诗，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附会、编造吗？老杜在启程时写的《发秦州》中就明确地提到他去同谷将卜居于栗亭：“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途中写的《积草岭》则表露即将到达卜居地的欣幸之情：“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看起来，同谷县里的“佳主人”确乎已为他预先找好了栗亭这卜居之地（正因其如此，他才不禁由衷地感到“来书语绝妙”了），他们全家一来就住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是很有可能的。(8)既然如此，那么，能否像前述牛运震那样，从而肯定《七歌》中所写，就是老杜寓居栗亭时的生活情况呢？那倒不一定。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须先查考方志。
案《广舆记》载：子美草堂在飞龙峡口，水带山环，霞飞雾落，清丽可人。唐乾元中子美避难居此，作草亭，有《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岁春秋仲，邑令率属往祭。《成县新志》载：飞龙山有二。一在仇池山下，晋氐杨飞龙据仇池，因名。一在县之东南七里，河水经流，相传有龙飞出，故名；峡口有杜甫草堂。又载，万丈潭在凤凰山下飞龙峡中，距县东南七里。相传有龙自潭飞出，洪涛苍石，其深莫测。杜甫祠在其口，有诗云：“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又载：杜甫至同谷，择地于凤凰台下万丈潭边，结为草堂，负薪采栗自给，作七歌寓感，未几入蜀。又载：杜少陵祠，每春秋祭，羊一帛一，醴赍粢盛，全礼用三献。在县东南五里许飞龙峡口。根据上述几种资料可知：（一）老杜来同谷后曾在县东南七里（一说五里许）飞龙峡口作草堂以居。（二）飞龙峡在凤凰山的凤凰台下，万丈潭边。（三）老杜寓此，负薪采栗自给，《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皆作于此。（四）即其草堂遗址立杜少陵祠，春秋二祭，祀典颇隆。
虽说相传老杜曾寓于此，且“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是否可信，仍须取证于杜诗。
《万丈潭》题下原注说：“同谷县作”，而且诗中所写也确是万丈潭景物（详后），但这诗只能证明老杜来此游历过，起码在这次游历和写诗的当时，其旁并无他寄寓的草堂。这诗末后说：“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何当炎天过，快意风云会。”自诩是第一批来此无人之境的探幽访胜者；自认为是平生最满意的一次游历，流连忘返，归后深感遗憾，尚思来年夏日重过登临：这岂不明白无误见出他当时并非住在这里吗？这里是“无人境”，又哪来的草堂呢？“发兴自我辈”，既说“我辈”，当有同游之人。但不知老杜这次出游，是从县城来，还是从栗亭来；更不知同游人是谁，有“佳主人”和“诸彦”否。
较能见出老杜在飞龙峡万丈潭附近寓居过的作品是《同谷七歌》其六：“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南有龙兮在山湫”“木叶黄落龙正蛰”，即《万丈潭》“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寒木垒旌旆”“闭藏修鳞蛰”的意思。旧注对此首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多认为有寓意有寄托，而且是借万丈潭潜龙以为比兴，这是不错的。正因他住在万丈潭（即此所谓“龙湫”）北附近，所以就说“南有龙兮在山湫”“我行怪此安敢出”。如果写作地点是在栗亭寓所，那么栗亭在东万丈潭在西，就不得说“南有龙兮在山湫”了。而且两地相距很远，即使想象“龙湫”的“蝮蛇”趁“龙正蛰”而大肆活动，他也无须吓得不敢出门（“我行怪此安敢出”）啊！浦起龙说：“七诗总是贴身写。”贴身写既可即景抒情，也可咏物寓意，但对于成熟作家的成功之作来说，仍须注意“量体裁衣”啊！王嗣奭说：“前《积草岭》诗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谓谁，岂同谷令耶？歌内甚有不足主人之意，如托长镵以为命，如闾里惆怅，主人何独不以为意也。又如‘黄蒿古城云不开’，见城中无相知，故但言‘山中儒生旧相识’。”又杨伦在其五“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之上加顶批说：“确是谷里孤城，说得凄惨可畏。”与“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二句联系起来看，总觉得这样说话的人，与其说像住在五十里外的栗亭，倒不如说更像住在城边万丈潭附近的峡谷里。如此说来，相传老杜曾在飞龙峡万丈潭附近寓居过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要补充的是，据《七歌》其二“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其七“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云云，他当时居住的地方决非万丈潭边的“无人境”（“造幽无人境”），而是有“闾里”邻人的。方志多说杜甫草堂在飞龙峡口，后即其址立祠，这话我不大相信。选择在峡口“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这样险阻阴森的地方立祠，借以为山川生色，那无疑是很合适的。要是说老杜当日的草堂就建在这“无人境”，暂且不说与自述有“闾里”邻人的情况不合，单从生活上考虑，老杜哪会带着家小到这个山旮旯里来居住呢？他当寓居于附近村子里，而其后所建的少陵祠则在飞龙峡口，年深月久，修方志的人就想当然地写成“即其址立祠”了。
推断是否近实，尚可从别的诗中加以印证。他的《发同谷县》说：“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头两句说到来后即住在“兹山”“地僻”处，可见非城中。“龙潭”即飞龙峡万丈潭。《成县新志》载虎崖在县南五里的仙人龛。“绝境”非谓“濒于绝境”的“绝境”，而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中“绝境”之义，指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忡忡”四句写他离寓首途，深悲去此绝境，适彼远方，故而经龙潭而停骖，仰虎崖而回首，依迟惆怅，不忍遽别。可见：（一）其寓并不在飞龙峡万丈潭；（二）但又离此不远。又，他的《木皮岭》一开始就说：“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从同谷入蜀，须东南行经栗亭西至今陕西略阳境，与长安入蜀路线会合。这次老杜“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当他逶迤到县南百里的木皮岭（详后），想着前半天就是取路栗亭西而南下的，不无感触，便在首句中着重点出，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同时“尚想凤凰村”呢？我看，唯一正确的解答是：此“凤凰村”非它，乃飞龙峡万丈潭北不远老杜之寓居地也。凤凰山在县东南七里（一作十里），旁有凤凰台，台下有飞龙峡和万丈潭，而且前已指出老杜的寓居处在万丈潭北。据此则可以揣知：老杜所寄寓的“凤凰村”当在万丈潭北凤凰台下。老杜过凤凰台，有感而作《凤凰台》，表示愿剖心血以饮啄凤雏、待致太平。可见他的寓居于其下“凤凰村”，是很有深意的啊！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能不能说，老杜的卜居于此，也是由于爱凤凰之名呢？既然是村，当然有“闾里”邻人了。有“闾里”邻人，他们不仅会闻歌而“色惆怅”，还会来跟他送行：“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仇注：“陶潜诗：‘相知何必旧。’‘无旧深’，不必旧交深契也。”大多数来送行的“闾里”邻人确乎非“旧交深契”，但也有例外。他自己就说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谷七歌》其七）多亏浦起龙心细，居然将这个“旧相识”的“儒生”找出来了，原来这人叫李衔：“时亦有旧交寓同谷者。晚年《长沙送李十一衔》云‘与子避地西康州’，亦一证也。西康即同谷。”老杜离同谷赴蜀既然是从凤凰村动身的，凤凰村当是老杜在同谷的最后寓居处。可见他寓居栗亭在此以前初来同谷时。《同谷七歌》是一组完整的写同一寓居地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前面既已论证其中有作于飞龙峡万丈潭附近的凤凰村者，那么整组诗当皆作于此地。集中不见有作于栗亭者，可能在栗亭住的日子不多，未及安下心来写作，就迁往凤凰村去了。老杜在同谷停留总共不到一月，即使他大部分时间在凤凰村，也不算很长。他在同谷时写的诗远不如在秦州时写的诗多，除了时间短，无疑还有生活单调、生计艰难、心境不佳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如此，《万丈潭》不失为别具风格的山水名篇，而《同谷七歌》则更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
三 一比七
前已论及，《万丈潭》是写诗人首次来游万丈潭所见奇观和所生畅想：
“青溪含冥寞，神物有显晦。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跼步凌垠堮，侧身下烟霭。前临洪涛宽，却立苍石大。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远川曲通流，嵌窦潜泄濑。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闭藏修鳞蛰，出入巨石碍。何当炎天过，快意风云会。”王嗣奭说：“起来二句有大力量，盖清溪神龙，合之以成其灵也。”高峡深潭给人的神秘感仿佛证明了神异传说的真实，神异传说又反过来增添了高峡深潭的神秘感。发端四句能写出龙峡龙湫的高深莫测，所以感到很有力量。先初步渲染这样一种气氛，显现这样一个境界，接着就进一步具体记述所见所感，这就像画油画先涂个底色（即所谓“上大体色”）然后再有层次地做具体表现一样。迈着局促的脚步越过山巅（“垠堮”，端崖，山顶），侧着身子从烟霭中下来。前临洪波涌起的宽阔水面，却步不前，站立在苔藓苍翠的大石上。山崖险峻，一条小路到这里已是尽头；岩岸陡绝，两壁屹立相对。这石壁仿佛是削成的，它的根直插入虚无缥缈之中，它的倒影却垂映在清空一气的水里。潭中那黑洞洞的地方，一望便知是深渊的底；清浅处又见波浪将反映的天光荡碎。孤云到来了，更增添境地的幽深；石高潭阔，飞鸟仿佛也飞不出去。高高的藤萝成了帷幕，寒风里摇曳的树木像是密密麻麻排列的旗帜。（康协《终南行》：“枫丹杉碧，垒旌立旆。”老杜游万丈潭虽在阴历十一月，但此地气候较暖，当仍有红树黄叶与常青松柏交相辉映，犹如五彩缤纷的旗帜。）河流弯弯曲曲地从远方流来，通过这里又流向远方去；石根嵌着个洞穴，潭水暗暗从下面泄出，便成了浅滩急濑。（胡夏客说：“上句人犹能作，下句造语更奇。”）到这无人之境来探幽访胜，发这么大的游兴大概是从我们这几人开始的吧。这是我平生以来最快意的一次游历，可是离此归去却有不少的遗憾：那鳞类之长的神龙正闭藏在潭底潜伏，出入受巨石阻碍；我真想炎暑天再到这里来，要是能见到飞龙出峡、际会风云，那该有多快意啊。——从潭底潜龙出发，初步涂抹出冥寞境界、渲染了神秘气氛，到具体刻画此间奇异景色，最后又回到潭底潜龙，生出欲见其腾空而去的遐想，画龙点睛地醒出他道穷身困、仍望有朝一日幸得际会风云的主旨。就这样，诗人将叙述和抒情、现实和想象、山川神异传说和社会政治感叹，一一巧妙地结合，并层次分明而又浑然一体地完成了这一佳什的创作。我国山水诗开山祖谢灵运之作，写景、说理往往断为二橛，了不相关。相形之下，这诗在艺术表现上无疑已达到了大气磅礴、运转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了。蒋弱六说：“字句章法，一一神奇，发秦州后诗，此首尤见搏虎全力。”
如果说《万丈潭》“通篇摹写山水，极其幽隐奇怪，令人不觉兴逸心怡”（周珽语），那么《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则总是身世之感，“呜咽悱恻，如闻哀弦”（李子德语），令人不堪卒读了。其一说：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浦起龙说：“七首皆身世乱离之感。遍阅旧注，疑后三首复杂不伦。杜氏连章诗，最严章法，此歌何独不讲？及反复观之，始叹其丝丝入扣也。盖穷老作客，乃七诗之宗旨，故以首尾两章作关照，余皆发源首章。……一歌，诸歌之总萃也。首句，点清‘客’字。‘白头’‘肉死’，所谓通局宗旨，留在末章应之。其‘拾橡栗’，则二歌之家计也。‘天寒’‘山谷’则五歌之流寓也。‘中原无书’，则三歌、四歌之弟妹也。‘归不得’，则六歌之值乱也。结独逗一‘哀’字、‘悲’字，则以后诸歌，不复言悲哀，而声声悲哀矣。故曰诸歌之总萃也。”所见甚是，此不惟有助理解《七歌》，亦可参悟连章作诗之法。施鸿保说：“（其一‘岁拾橡栗随狙公’）今按‘岁’字疑误，公自秦州来同谷，未及一月，何以云岁？云岁，且若累岁矣。或云他本作‘饥’，当是。”但不知他本系何本。施氏又说：“按此（‘岁拾’）二句，及下‘长镵’一章，疑亦甚言穷困之状，犹在秦州诗云‘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非真食柏餐霞也；《新唐书》遂采入本传(9)，似尚未审。又据后白沙渡诗‘差池上舟楫’‘我马向北嘶’，是去同谷时尚有车有马，若如此诗所云，安能远挈妻子，具舟马以行耶？”老杜当时处境窘迫，心情恶劣，发为悲歌，难免言甚其辞，要亦无损其真实性。若信以为真，采之入史，则大谬。时人说《七歌》亦有过于坐实者，施说或可矫枉。老杜自秦之蜀，车马则有之，坐船只是过渡，谓“具舟”，微误。《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茅（养猴子的人给猴子发橡子），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里只是用其字面，并不用其寓意。这一章自叹垂老寄迹荒山，惟以拾橡为生，不胜悲苦。自呼己字，抓住“垂过耳”的白发，勾勒老态愁容，便能给人以强烈印象，感人至深。刘辰翁说：“一歌唤子美，二歌唤长镵，岂不奇崛？”视长镵为知交，“叫得亲切”（杨伦语），如此则无可依傍的境况立呈。这正是其二所要表现的：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黄独”，别称金丝吊蛋、金丝吊蛤蟆。薯蓣科植物。一本作“黄精”。黄精属百合科植物。地下具横生根状茎，肉质肥大，可入药。蔡梦弼认为当以“黄精”为正，但对黄独解释颇详：“黄独俗谓之土芋，根唯一颗而色黄，故谓之黄独。饥岁土人掘食以充粮食。江西谓之土卵。”仇兆鳌按：“公诗有别用黄精者，如《太平寺》云：‘三春湿黄精，一食生羽毛。’《丈人山》云：‘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皆托为引年而发。若此歌则专为救饥而言，当主黄独为是。”我赞同后说。上章自伤冻馁，此章则写家小因饥寒而卧病、邻里为之动容等情事，但仍从己方上山挖黄独不得，绝望而归着笔，倍见忧思如焚。“既曰呻吟，又曰静，言除呻吟外，别无所有，别无所闻也。”（张溍语）以呻吟之声作反衬，更觉山居死寂、心境凄凉。“闾里为我色惆怅”，犹“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皆以局外人衬托局内人，人犹如此，我何以堪！其三说：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老杜有四弟：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只杜占跟随入蜀，后有《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其余三人当皆在山东（详第十六章第三节）。“鹅”，野鹅，大于雁。“鹙”，秃鹙，似鹤而大。“鸧”，玄鸧，鹤类，色苍，故名。浦起龙说：“三歌，悲诸弟也。申‘中原无书’之一。‘鹅’‘鹙鸧’，总是连翩飞逐之意。鸟群逐而己孤飞，所以兴也。旧注好鸟、恶鸟之别，殊属多事。(10)结语又翻进一层：莫说各自漂流，汝纵得归故乡，我究不知何适！语更凄婉。”“三人”“前飞”诸句，语言天真质朴，恍如乐府歌谣。其四说：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这“在钟离（今安徽临淮关）”之妹，即《（至德二载）元旦寄韦氏妹》中那个“迎在汉钟离”的“韦氏妹”。作后诗时妹丈尚存：“郎伯殊方镇”，即使不久即去世，到作《七歌》时尚不足三年，怎能说“良人早殁诸孤痴”？待考（参看第八章第七节）。浦起龙说：“良人殁未十年，别已十年也。四歌，悲寡妹也。申‘中原无书’之二。‘满眼’上着一‘箭’字，隽绝。”“扁舟”二句与“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送远》），都写得惊心动魄，但又很美。浦起龙说：“结语下一‘啼’字，便映切儿女子态。自是忆妹，不得移之忆弟也。”欣赏者不妨有此敏感，但忆寡居弱妹的一缕柔情实沁于全篇，岂止一“啼”字？“林猿”一作“竹林”。旧注一说以“竹林”为鸟名，一说竹林因风而号若啼，故云（详钱注）。仇兆鳌说：“二说皆穿凿难信。猿多夜啼，今啼清昼，极言其悲也。”亦迂。《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晴初霜旦”岂非“清昼”？王夫之说：“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末句即因景生情，自然灵妙，并不在留心“拟议”是夜还是昼。其五说：
“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此章写苦雨凄风、城荒狐窜之景，和中夜起坐、万感交集之情。杨伦说：“（末）言欲招魂同归故乡，而惊魂欲散，故招之不来也。《楚辞》：‘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结语翻用更深。”这是一般的看法，惟萧涤非先生另作新解：“这是倒句。魂早归故乡去了，故招之不来。”古代既招亡魂又招生魂（详第八章注〈15〉）。其六说：
“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这章因飞龙峡万丈潭潜龙起兴而慨叹时事。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苏轼的话说：“六歌一篇，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兴庆宫，谓之南内。明年改元乾元，时持盈公主往来宫中。李辅国常候其隙间之，故上元二年帝迁西内。”浦起龙不同意上说，以为：“‘龙在山湫’，君当厄运也。‘枝樛’‘龙蛰’，干戈森扰也。‘蝮蛇东来’，史孽寇逼也。‘我安敢出’，所以远避也。‘欲斩且休’，力不能殄也。”此章显然有寓意，且所慨者大，私意以为前说近是。《旧唐书·玄宗本纪》载：“上（即位前）所居宅（兴庆宫）外，有水池浸溢顷余，望气者以为龙气。”因万丈潭潜龙，联想到退位居于南内兴庆宫的失势上皇玄宗，是很自然的。以蛇喻李辅国、张后等奸诈小人也很恰当。作此诗时，李辅国逼上皇迁居西内的事虽未发生，但李辅国辈的从中挑拨、玄宗父子的失和，作为“近侍”，老杜在朝时早已有所风闻，且微露端倪于吟咏（参看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一、三、八节），此诗也很可能为此而发。末写溪壑晴和之象，借寓“望阳长阴消，回造化于指日”（仇兆鳖语）之意。其七说：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末章归到叹老嗟卑，语殊愤愤。浦起龙考出，同寓同谷的有旧交李衔（详前一节）。王嗣奭说：“收拾已前不尽之意，而提出‘旧相识’，见新知之不如也。”
《同谷七歌》，后代评者大都说好。如胡应麟说：“杜《七歌》亦仿张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丽。汉、唐短歌，各为绝唱，所谓异曲同工。”（《诗薮》）王嗣奭说：“《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则节短而声促也。七首脉理相通，音节俱协，要摘选不得。”申涵光说：“《同谷七歌》，顿挫淋漓，有一唱三叹之致，从《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诗》得来，是集中得意之作。”（仇注引）各有所见，可参看；惟以为《七歌》感人之深非《离骚》可及，则纯属个人偏爱，不足为凭。对《七歌》有褒有贬的是朱熹，他说：“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施鸿保不同意，为老杜辩解说：“今按朱子此说，盖以君子居易行法言也。然人诚如杜陵之才之学，许身稷契，欲置君于唐虞，而使之终老不遇，既卑且贫，至于饥寒流落，白首无依，如此七章所述，则感慨亦自不免。子路圣门高弟，尚有君子亦穷之愠，况非子路者乎？必以未闻道少之，则托言安贫乐贱一流，岂皆圣贤之徒欤？朱子特未遭此境耳。然此说不知载大全集否，恐尚假托朱子说也。”搬出孔夫子的“圣门高弟”子路来与朱夫子对阵，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击中要害之后，又宣称可能是出于误会，这一手确乎很厉害。这是儒生之间的一场小小的舌战，我们且不必去管它。不过平心而论，说“朱子特未遭此境”，难免空发迂论，这是一点儿也不假的。何况末章“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跟《古诗十九首》其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一样，都是感愤之辞、不平之鸣，哪能信以为真，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志亦陋矣”呢？
《同谷七歌》是一组独具特色的作品，表现似写实而实浪漫，语言似粗放(11)而实精美，通过夸饰的眼光，显示了诗人寓居同谷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之一斑，有一定现实意义，且有近乎悲剧效果的审美价值。这组诗对后世颇有影响，宋元诗人多仿作此体，惟文天祥所作《六歌》为佳。
四 “忽在天一方”
贫病交加、饥寒交迫，老杜见实在没法再在同谷待下去了，就决计携家离此入蜀。从启程到抵达，他又写了十二首纪行诗，为后人研究他萍梗飘零的踪迹，留下了极其生动具体的珍贵资料。他的《发同谷县》题下原注说：“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老杜一行离秦州当在十月底（《发秦州》“汉源十月交”），途经石龛时已入十一月（《石龛》“仲冬见虹霓”），到同谷当在十一月初。可见他家在同谷停留不超过一个月。他原想来此地卜居，哪知事与愿违，终难安下身来，所以就在《发同谷县》诗中大发感慨道：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相传孔子和墨子热心世事，忙忙碌碌地各处奔走，所居席不暖、灶突（烟囱）未黑即已他去。(12)圣贤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经常饿饭的顽愚之人，哪里还能在家里安生地呆着呢？刚搬来时很喜欢这里境幽地僻，无奈为妻子所累，春天从东都回华州，秋天从华州客秦州，冬天从秦州赴同谷，现今又从同谷入蜀，一年之内竟有四次旅行。——这都是实情，生活确乎是太不安定了，难怪老杜一提起来就太息不已。接着写临发踟蹰，不忍舍此地之景，不忍别此地之人情状。末后又重申奔走非其本意，深叹事与愿违，不能如林鸟的自适。拖家带口，“一岁四行役”，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知道有多痛苦了。
《成县新志》载：“木皮岭在县南百里，疑今白马关。《通志》载黄巢之乱，王铎治兵于此，以遮秦陇，路极险阻，入蜀要路。”(13)老杜离开同谷城东不远他家寄寓的凤凰村，东行经初来时小住过的栗亭之西逶迤南下（详本章第二节），到木皮岭，作《木皮岭》，记述冬日行旅的苦辛和木皮岭的艰险、西崖的秀发：
“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跼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寒冬腊月也走得汗流浃背，可见爬山越岭的艰苦。《礼记·王制》：“五岳视三公。”张昶《华山碑》：“山莫尊于岳。”传说五岳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唐玄宗更封五岳为王，所以备受尊崇，其实山都不算高。(14)老杜度陇时惊讶地发现吴岳竟然比西岳莲花峰和崆峒山还高：“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花卑，北知崆峒薄。”如今在自陇右入蜀途中，又不禁再次宣称“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可见他真被这些从未见过的崇山峻岭怔住了。“远岫”争着来“辅佐”它，“千岩自崩奔”，在它面前简直要五体投地。往上一望，它塞满了整个天空；往下一瞧，万丈深渊，大地裂开了口。就是这样，他大刀阔斧地将“五岳外”“他山”无比的尊严和惊天动地的势派充分表现了出来，令人读了不觉目瞪口呆。人知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写景绝妙，富含哲理。“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同样富于哲理意味。求知、习艺，每当飞跃到另一新境界时，岂不是往往有这种感觉么？“虎豹斗”“风水昏”“废阁道”“如断辕”，拉杂写来，见旅情物状，不求工求精而自佳，是杜诗老境。“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长根”，长根而走于石上，语拙而奇，其状闭目便可想见。蜀地黄桷树根甚长，多裸露于外。山岩间多石少土，露根的树木自然不限于黄桷树一种了。《六一诗话》引“县古槐根出”句，写树根亦饶别趣。末写西崖的秀发，以灵芝的繁茂形容其光彩炳焕，以金碧之气形容其清润绝尘，从而引出垂老暗伤羁旅的感叹。浦起龙认为：“结入妙，又转出好景，使人留恋。才动足，便思住足。是作者有意留西崖于后作翻身势，是谓波澜老成。”
又有《白沙渡》《水会渡》二诗。旧注据《方舆胜览》以白沙、水回（会）二渡俱属剑州。浦起龙说：“剑州在剑门南。此去剑门尚远。当即成州渡嘉陵江处。”《白沙渡》说：
“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云汉。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礌礌，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高壁抵嵚崟，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两岸渡口险阻，上下为难。入舟见水清沙白，风景可娱，不觉心神顿爽。既渡回首，见洪涛可畏，故又为之嗟叹不已。“一渡分作三层写，法密心细”（张上若语），妙在见境地，见情状，见心理变化之速。仇注：“长江，乃嘉陵江，即西汉水，故比之云汉。”“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烘托气氛，点染细节，富生活实感，写得很好。这首是写日暮渡江，《水会渡》则写夜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仍万盘。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远游令人瘦，衰疾惭加餐。”长途跋涉，非到埠头无处“中伙安宿”，故有“常程”，故须夜渡。星光闪烁，惟见大江。“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着重写水写星空，而夜渡情境立呈。仇兆鳌说：“曹孟德碣石观海诗：‘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此俯视水中之星。杜诗：‘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此仰视水外之星。又陆放翁诗‘水浸一天星’，与‘水外众星干’参看更明。”渡江见水中星空倒影，恍疑众星皆湿，及登岸仰视，见众星在天，始知其仍干。杨伦于“始知”句旁评曰“险句”。句险意生，给人印象强烈。姚崇《夜渡江》：“夜渚带浮烟，苍茫晦远天。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惟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15)又孟浩然《夜渡湘水》：“客行贪利涉，夜里渡湘川。露气闻芳杜，歌声识采莲。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行旅时相问，浔阳何处边。”(16)写夜渡俱佳，但不如老杜这首夜渡诗具有鲜明的时地特点和感情色彩。
两次来回渡江之后，老杜一行来到栈道。栈道又名阁道、栈阁，是我国古代在今川、陕、甘、滇诸省境内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战国时已修建。《战国策·秦策》：“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汉书·张良传》：“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相传战国秦伐蜀所修的“金牛道”，后世名“南栈道”，即今川陕公路的一段。《华阳国志》载，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但阁道的创设非始于诸葛亮。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而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水经注·沔水》引）记栈道之险甚详。老杜入蜀要走好几段长而险的栈道，曾作诗四首。其《飞仙阁》说：
“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方舆胜览》载，飞仙岭在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东三十里，相传为徐佐卿化鹤跧泊之地，故名飞仙。上有阁道百余间，即入蜀路。又《通志》载，栈道在褒斜谷中。飞仙阁即今武曲关，北栈阁五十三间，总名连云栈。这诗当是始登栈道时所作。《梁州图经》载，栈道连空，极天下之至险。兴利州（南宋绍兴中兴州曾为利州西路治所）至三泉县（今陕西宁强），桥阁共一万九千三百八十间，护险编栏共四万七千一百三十四间。诗中“阑干”即编以护险之栏。土门之上，登阁道的山路窄狭。栈阁高耸入云，外设栏干护险，又用石头砌成梯子一样陡的磴道，虽极险峻，倒也坚固。栈道旁边，数不清的山沟里，歪歪斜斜地长着一片片稀疏的树林子。栈道下面，阴影积聚，波涛奔腾。寒日在阁道外面淡淡地照着，大风在阁道内怒号。等到来到低洼处歇鞍时，这才觉得刚才经过的地方真高啊！来来往往的旅客混杂在一起，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无论人还是马都同样感到很疲劳。如果说人们的一生遭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么命中注定要挨饿又怎能逃避得了。我不禁对妻子儿女叹息道：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为生计而到处流浪呢？浦起龙说：“‘万壑’‘积阴’，以下句形上句。‘奔涛’，即疏林之欹势。身度林壑之上，俯瞰阴林摆动，如涛奔也。”栈道多筑于悬崖间，下临洪河（详上引诸葛亮《与兄瑾言赵云烧赤崖阁道书》。《五盘》“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所写亦如此）。“奔涛”是实写，非虚拟。浦说不符实际，且有损于表现栈道惊险感受的艺术力量，不可取。又《五盘》说：
“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一统志》载，七盘岭在保宁府广元县（今四川广元）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盘岭。五盘是说栈道盘曲有五重。蒋弱六说：“是险极中略见可喜，反因此生出别感来。分明一路恐惧惊忧，万苦在心，俱记不起；至此心神略闲，不觉兜底触出，最为神到。”时史思明据东都，战乱未平，弟在山东，妹在钟离，都不得回家园团聚，故尔忽动乡关之思。东方朔《答客难》：“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反用其意，写此间境地幽清，风俗淳朴，甚妙。
《元和郡县志》载，龙门山在利州绵谷县（今四川广元）东北八十二里。《方舆胜览》载，其阁道虽险，然在山腰，亦微有径，可以增置阁道。惟此阁石壁斗立，虚凿石窍，架木其上，比他处极险。《一统志》载，山在广元县嘉陵江上。老杜到此，作《龙门阁》说：
“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塘，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龙门阁道下面是清清的嘉陵江，石壁陡绝一点土也没有。长风驾御着高高的浪头在奔驰，鸿蒙初辟以来当即如此。危险的栈道在空中萦回盘旋，抬头仰望像是垂挂着一根线。欹侧的石壁梯滑是谁上去凿的眼，安装起细长柔软的阁梁支柱一排排。杂花陨落使我更觉目眩，雨吹了过来使我受风寒而发作头风。(17)人生百年生死难料，要是在这里掉了下去，不知到哪里去收尸。如今有了这亲身体验，足以懂得过瞿塘峡、度大庾岭的滋味了。回想我平生所经历的艰险都算不了什么，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当从这里数起。浦起龙说：“‘危途’四句，栈道图未必能尔。太白《蜀道难》，亦未免虚摹多、实际少。”何义门说：“写艰难险阻，乃尔细丽。”我曾攀跻华山诸险，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虑，今读“百年不敢料，一坠那得取”，不觉会心而笑。
《方舆胜览》载，石栏桥在绵谷县（今广元）北一里，自城北至大安军界，营栏桥阁共一万五千三百一十六间，其著名者为石柜阁、龙门阁。老杜到此作《石柜阁》说：
“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羁栖负幽意，感叹向绝迹。信甘孱懦婴，不独冻馁迫。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白天的时间以冬至最短。据首句，知老杜行至石柜阁作这诗时已是冬至以后。冬天的末尾，白天已慢慢长了；空山晚晴，红了半边天。进入蜀地路旁多早开的花，江间的奇石也不少。石柜阁建于层波之上，面临一片空虚似乎在石壁上晃荡。沐浴着夕阳的光辉飞回成群的白鸥，暮色带领着远客到来了。年来羁留逆旅，辗转道路，这真有负我想寻幽访胜的心意，令我感叹不已。说实在的，我的不能搜奇主要是因为体弱，不独迫于饥寒。我已经衰老了，一切由不得自己，不可能像谢灵运那样优哉游哉寄情山水，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园田放浪于形骸之外，那么就让那些高人雅士去过最适合自己性情的生活吧！(18)——奇异的风光，旅途的劳顿，片时的愉悦，未遂的幽怀，种种所见所感，以峭刻生新之笔出之，情境在目，咏叹萦耳，老杜当时的身影、心曲依稀可想。
过了石柜阁，来到桔柏渡，作《桔柏渡》说：
“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笮动袅娜，征衣飒飘飘。急流鸨鹢散，绝岸鼋鼍骄。西辕自兹异，东逝不可要。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孤光隐顾盼，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方舆胜览》载桔柏渡在利州昭化县（一九五九年撤销，并入四川广元县）境内。这里有竹索架的长桥。雾气蒙蒙，竹索桥湿漉漉的。长长的江流上面风声呼啸，桥笮（笮是竹篾拧成的绳索）颤悠，行人的衣裳随风飘扬。急流中连鸨这样的大鸟、鹢这样的水鸟都待不住，阻绝的岩岸只有骄傲的鼋鼍在嬉戏。连日来总是缘着嘉陵江走，到这里，就要与留不住的东流水分手而西行。想到这嘉陵江水不久就汹涌澎湃地通过荆江的水路，波澜壮阔地与海潮汇合，我不禁临流顾盼，神往不已。没法舀江水洗涤我的心胸，且继续赶路，去爬那一个又一个山峰吧(19)！——没想到这几天的长途跋涉，反倒跟嘉陵江有了感情，临别依依，还引动了诗人东游之想。
不久到了剑门关。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二十五里，因大剑山、小剑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老杜见此关地势险要，心忧狂徒割据，祸国殃民，作《剑门》致慨说：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20)，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剑门真是天险。山山相连抱住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犹如并排靠着的两堵高墙，纹理纵横居然刻画成城郭的形状。西晋张载的《剑阁铭》说：“一夫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李白的《蜀道难》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里确乎是一夫奋勇临关，百万人莫敢近前。西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奈何蜀人困于诛求，珠玉财宝都外流到中原去了，连岷山、峨嵋山也仿佛暗含悲怆之气。回想蜀地当三皇五帝上古之世，本与中国不通，鸡犬之声相闻，民各安其俗乐其业。自秦开金牛道，务以柔远，职贡修而淳朴道丧，从此蜀地就多事了。东汉公孙述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后起兵，据益州称帝，为汉军所破，被杀。三国时刘备曾在这里建立蜀汉。所以左思《蜀都赋》说：“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像这样一些称霸称王的英雄人物，至今仍有影响，今后难免还会有人出来，效法他们并吞割据，互不相让。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偶或有之，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王嗣奭说：“‘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据地形自应内属，见并吞割据，皆违天者。”朱、仇诸注皆从之。独浦起龙说：“‘抱西南’，见曲为彼护。‘角北向’，见显与我敌。为篇末‘欲铲叠嶂’之根。旧以为面内之义，何耶？‘怒临关’‘未可傍’，见扼险可虞。为篇末‘英雄’‘高视’之根。旧以为中原赖之，何耶？”浦氏所见甚是。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仇兆鳌说：“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说老杜善于分析形势，有一定政治预见性，并不为过。
他的《鹿头山》也是一首纪行而兼发议论的诗：
“鹿头何亭亭，是日慰饥渴。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殊方昔三分，霸气曾间发。天下今一家，云端失双阙。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纡余脂膏地，惨澹豪侠窟。仗钺非老臣，宣风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四川德阳县治北三十余里有鹿头山，唐设鹿头关，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老杜一行，自秦州起程入蜀，沿途川岭重复，栈阁险阻，及至鹿头山，方出险境；南望成都，沃野千里，眼界开阔，不觉喜极：这就是这诗首段的意思。接着因念及蜀中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而感叹不置。昔日先主建立蜀汉，成就了鼎足三分的霸业。如今天下一家，当时蜀都那高耸入云的双阙早已消失了。司马相如、扬雄都是成都人，他们前后继起，名垂千载，其文现虽可读，但不知二人葬在何处，思想起来，令人伤感。王嗣奭说：“非悲扬、马，实自伤也。”末段称誉成都尹裴冕，庆幸方镇得人。
仇兆鳌说：“《旧唐书》：至德二载十二月，右仆射裴冕封冀国公，乾元二年六月，拜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据诗云‘公镇逾岁月’，则裴冕拜成都尹当在是年六月之前，恐《旧书》有误。”裴冕是河中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出身世家，以荫再调渭南尉。王为京畿采访使，表署判官，历殿中侍御史。裴冕少学术，但临事明智、果决，很受王重用。后王得罪，诏付廷辨，冕位低下，却抗言其诬。伏法，宰相李林甫方窃权柄，僚属畏惧，皆引去，独冕为收尸埋葬，从此渐知名。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辟为行军司马。安禄山乱起，玄宗入蜀，诏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初，冕在河西，方召还，道遇太子于平凉，便从至灵武，与杜鸿渐、崔漪共同劝进。太子即位，进冕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但不识大体，竟下令用卖官鬻爵、度僧尼道士的办法聚敛钱财，以济军需，人多不愿，就一再跌价，终于失败。肃宗至凤翔，罢冕政事，拜尚书右仆射。两京收复，封冀国公，出为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又入为右仆射，待制集贤院。不久充山陵令。冕以宦臣李辅国权大，为了讨好他，表李辅国亲信术士中书舍人刘烜为山陵使判官，烜抵法，冕坐贬施州刺史，徙澧州。裴冕曾提拔过元载，元载执政，拜冕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兼河南江淮副元帅、东都留守。不到一月即逝世，时在大历四年十二月。后诏冕配享肃宗庙。裴冕性豪侈好利，舆服饮食皆光丽珍丰，枥马值数百金的常有十数匹，自制头巾极精工，人争仿效，号“仆射巾”。“蜀本膏腴豪侠之场，自经丧乱，不免元气日亏，必得老臣仗钺，方能播宣风教，专达朝廷。裴冕以宿望而镇此邦，可为生民厚庇矣。”（仇兆鳌串讲末段语）裴冕之于肃宗虽说有功，终嫌平庸，如此颂扬，显然过当。“在人矮檐下，哪得不低头！”西南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快到了，对于流离道路、渴望得到大力者照应的老杜来说，他不得不重新强打精神，为今后的人事交往做思想准备，留有余地。这是诗人未能免俗的地方，也是他的莫大悲哀。李长祥说：“自秦州至此，山川之奇险已尽，诗之奇险亦尽，乃发为和平之音，使读者至此，别一世界，情移于境，不可强也。”所论甚是，但还应看到使他“发为和平之音”的另一来自世俗考虑的原因。杨伦说：“入境颂邦君，自体当如此，而依刘之意，即在其中。”陆机《文赋》说：“颂优游以彬蔚。”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说：“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既有“入境颂邦君”之意，哪能把诗写得奇险艰涩？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作《成都府》，写初来时的印象和感触，也可看作二十四首入蜀纪行组诗的总结语：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唐成都府蜀郡，以玄宗曾来此避安禄山乱，于至德二载（七五七）十二月升为南京，上元元年（七六〇）九月罢京。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成都府）土贡：锦、单丝罗、高杼布、麻、蔗糖、梅煎、生春酒。户十六万九百五十，口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县十。”这是当时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大地方，治所即今四川成都市。老杜来到的这时候，这里正是南京。从“曾城”四句看，当时虽然天下战乱未平，这里依然歌舞升平，繁华得很。老杜一行是傍晚到达的，所见所感在诗中记述得十分真切：桑榆斜日，照着我风尘仆仆的衣裳。走过了景物各异的千山万水，不觉来到了天这边这个地方。遇到的只是别具风貌的新人民，不知何时才能够见到故乡。岷江流向东方，游子流浪他乡的岁月还很长。高城里满是宝肆华堂，地气暖，虽是深冬，树木还郁郁苍苍。真热闹啊这个著名的都会，袅袅的箫声夹杂着嘹亮的笙簧。这里确乎很美，可是没有什么能令我适意的，我不由得伫立桥头侧身长望。鸟雀夜晚都归了窝，中原杳无音信，我又将归往何处。犹如月亮刚出，众星还想跟它争光，中兴草创，群盗仍旧气焰万丈。自古以来就有羁旅，我又何苦这样哀伤！——正因为诗人意识到他将会在这里停留很长一段时期，他就更加感到羁旅的悲哀，更加关心战火纷飞的中原，更加思念故乡了。朱鹤龄说，盛称都会，愈见故乡可怀，即《五盘》中所谓“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之意。又说，此诗语意，多本阮公《咏怀》：“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即阮之“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侧身望川梁”，即阮之“登高望九州”；“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即阮之“飞鸟相随翔，旷野莽茫茫”；“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又翻阮之“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以自广。“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则本子建《赠徐干》诗：“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杜公云“熟精《文选》理”，于此益信。娴熟古诗，有所感发，口吻往往近似，这正是正确借鉴前人的最好范例；作如此观则可，不得理解是亦步亦趋的邯郸学步。杨德周说：“此诗寄兴含情，悲凉激壮，正复有俯仰六合之意。”这样感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用摹拟字句的办法写得出来的。
五 山水诗的一大变
《发秦州》至《凤凰台》十二首，是老杜“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之作，又《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十二首，是“自陇右赴成都纪行”之作，共计二十四首。这两组诗以行程先后为次，且篇数相同，可见是老杜按计划写成留作纪念的。关于这两组诗历代诸家多有好评。韩子苍说：“子美秦州纪行诸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陆时雍说：“老杜《发秦州》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江盈科说：“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像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周明辅说：“少陵入蜀纪行诸作，雄奇崛壮，盖其辛苦中得之益工耳。”王履说：“昌黎《南山》诗，二百四句，铺叙详，文采赡，议者谓其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然窃观‘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初从蓝田入，顾盼劳颈脰’等十余句，凡大山皆可当，不独终南也。况又每有梗韵生意，使文辞牵缀，而义理不得通畅，恐非终南本色耳。文章纵不宜规规传神写照，亦岂泛然驾虚立空？驾虚立空以夸其多，虽多亦奚以为？少陵则不然，其自秦入蜀诗二十余篇，皆揽实事实景以入乎华藻之中，是故高出人表，而不失乎文章之所以然。”（均见《杜少陵集详注》所引）这意见都很好，私意以为尤以如下两点最可注意：（一）这两组诗笔力多变化，迥异昔作，之所以如此，非有意换格，实蜀中山水挺特奇崛，而作者又能随物肖形使然。（二）创作最忌驾虚立空、泛泛而谈。这两组诗都采取实事实景加以艺术表现，各具特色，移作他处不得，加上作者历练既深，谙于事理物情，所见所感又多从辛苦中得来，所以高出好高好奇者逞才炫博之作一头。
历来谈论山水诗多不及老杜，其实老杜的入蜀诸什，不止是当行出色的山水佳制，而且体现了山水诗表现艺术的新成就。
考山水诗派形成之初即重客观刻画。《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这一倾向，又突出地体现在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中：“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且以繁富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谢灵运的山水诗，多记出游过程中或从早到晚、或由此及彼的所见，和借景言情、借事谈玄的所感，他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等等，无不如法炮制。当时的文风尚“极貌以写物”“穷力而追新”，谢灵运受到了文坛上这一风气的影响（当然他也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助长了这种风气），加之他入宋以后，降袭封的康乐公为康乐侯，政治上始终受压抑，“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宋书·谢灵运传》），对山水自然之美有极细极深的独到领悟，确曾写出过不少技艺精工、形象生动、情境清丽的写景名句。可是，由于他只知就足之所到、眼之所及，以铺叙的手法、排比的句式，逐一刻画景物，而且情景的描写和哲理的阐发，莫不截分两橛，这就使得整首诗显得繁富而不空灵，堆砌而不浑成，最糟的是，在山水诗中拖着条玄言诗的尾巴，犹如一个没完全变成蛤蟆的蝌蚪。这是“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时期的情况，谢灵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却把进一步探索山水诗表现艺术的课题留给了后来人。
齐代谢朓，也擅长山水，与谢灵运前后齐名，世称“小谢”。他的山水诗的生活基础，既不是隐逸，也不是像谢灵运那样的贵族遨游，而是一般世途的宦游。这就使得山水这一题材，在谢朓笔下开始从士族的颓风陋习中，从玄言诗的恶劣影响下解脱出来，从而创作不少秀丽、自然的作品，有助于这一诗派往清新活泼的方面发展。他也有不少名句，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等等，诵之皆“渊然泠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潜语）。他还注意到景物的剪裁、情景的交融和表现的凝炼。其余沈约、何逊、阴铿诸人，在运用“永明体”的形式与技法写景上，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在山水诗开始形成的同时，陶渊明创作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一些好的景物描写，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渲染几笔，境地自呈，且见作者情致。只是在贵族华靡文风大炽的六朝，这种较高较素朴的诗歌表现艺术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唐代，才为诗坛所推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及初唐，齐梁余风未尽。这时写景篇什虽多，艺术上也有所发展，但无突出成就。盛唐时期，作家生活日益丰富，诗歌日益繁荣，风景诗与景物描写的艺术技巧也随着有显著的提高。孟浩然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长，他长期隐居，且遍游各地，又深受陶渊明的影响，文学造诣很高，开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他的田园诗，侧重于写他在襄阳村居时的种种高雅行径和闲情逸致，大多韵致飘逸、感受清新、手法自然、风格清雅。他的山水诗，色彩不如大谢鲜明，风格不如小谢清新，但采用了陶诗的白描手法，注意总的印象和情绪的把握，不刻画不雕琢，浑然而就，意境自呈，为这一诗派的表现艺术提供了独特的经验。王维是盛唐著名的山水诗人。他的山水诗总的艺术特点和优点是：注意把握并描写客观景物作用于审美主体所产生的浑然一体的整个印象。在具体艺术表现上，既渲染、烘托总的印象和情绪，又形象生动地描绘具体景物；既看到全体，又看到局部和个别，以后者为主，以前者为辅，层次分明；既有虚叙，又有实景；既有白描，又有彩绘。王维是画家，又精通音乐，在取景设色、调度诗歌音律上，也有其独到处。这样就形成了他“诗中有画”（苏轼语）和“百啭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的诗歌艺术风格特点。同代人中和王维诗歌风格相近的有孟浩然、储光羲、裴迪、祖咏、卢象、邱为、綦毋潜等。这些人都是王维的好友，由于他们意趣相同，且都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就无形中形成了盛唐诗歌中的一个流派。他们之中，以王维、孟浩然的文学成就最高，素以王孟并称。但王孟诗歌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显著的风格上的差异。且就给人的印象而论，正如《麓堂诗话》所说：“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这就是说，王诗显得丰润而富有生趣一些，孟诗显得清秀而意趣淡远一些。若问总的成就，则孟不如王。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中可知：（一）在山水诗派形成之初的代表作家谢灵运手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已由作为抒情、叙事的陪衬而转变为表现的主体，用的是逐个刻画、随意议论的做法，长处是能“极貌以写物”，出语生新，每多秀句，短处是“内无乏思，外无遗物”，主观表述和客观描摹都嫌繁杂，又缺乏有机联系。（二）发展到盛唐王孟诗派，山水诗的表现艺术日臻成熟。他们作诗，多直接从生活中获得感受，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发为吟咏，往往情景交融，意境清雅，无截分两橛之弊，有浑然一体之妙。但局限是过于追求诗情画意，美学趣味多偏于恬静幽雅，久而久之，容易形成定法陈规，产生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不利于不同境地、不同感受的表现。凡事发展到极盛，必然转向衰落；要想有所突破，就不能不舍弃旧法，力图变革。
苏轼《东坡集·书吴道子画后》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清初冯班《钝吟老人杂录》则径以为：“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说唐诗的大变始于杜甫是很有见地的。这当然有社会背景、时代潮流以及诗人个人遭遇和才学诸方面的重大原因，但也出于诗歌发展的需要（就是说正好赶上诗歌盛极须变的时机）。杜甫是集大成而大变的诗人，他的大变表现在各体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当然也包括对景物描写和山水诗表现艺术的探索和发展。老杜不以风景诗、山水诗名家，他却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开拓了这一诗歌领域，增添了它的路数，丰富了它的成果。如果说老杜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首同王维的《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首一样，是盛唐人写雄伟景物的正体，那么，他在下面这几首诗中则采用变体写诗：《郑驸马宅宴洞中》“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首，开始探索声调上的拗救规律和用辞遣句上的刻意求新，并着意提炼风格、艺术特点上的“异味”（详第五章第三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碧瓦初寒外”句等等，善于表现那种似不真切而实真切的感觉（详第六章第三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重游何氏》尝试以带偶然性的细节生动具体地表现自然景物；《渼陂行》让寻常游陂情景，通过不平静的心理状态的折光，产生波澜壮阔、光怪陆离的不寻常的艺术效果（详第七章第三节）；《三川观水涨》等，纯以破体的笔墨写险恶的境地和恶劣的心情，举重若轻，似拙实巧，令人惊叹不置（详第八章第四节）。这些尝试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成功的。不过，若论突破“旧法”的多和取得成绩的大，则当首推他这二十四首入蜀纪行诗的创作。
这二十四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峭刻生新。前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使然，这固然不错，但对于同样的蜀山蜀水，为什么有人吐属平平，有人竟而搁笔呢？仇兆鳌早已有见及此：“蜀道山水奇绝，若作寻常登临览胜语，亦犹人耳。少陵搜奇抉奥，峭刻生新，各首自辟境界。后来天台方正学入蜀，对景阁笔，自叹无子美之才，何况他人乎？”在我看来，描状蜀道奇山异水，要想做到“搜奇抉奥，峭刻生新”，对于具有同一才能的同一个人来说，首先就要看他有没有敢于摆脱俗套、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如前所述，老杜不仅有这种精神，而且早就显示了实绩，这就无形中为入蜀诸诗的写作，做好了美学思想上和创作路数上的充分准备。老杜久客长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贫困，尤其是安禄山叛变的突然爆发，他的处境和遭遇，无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见所感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难用那种基于正常美学标准的“旧法”来加以表现，这就促使他不得不大胆突破传统诗歌的习惯写法，创作了《秋雨叹》《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醉时歌》《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三川观水涨》等等，具体深入却又典型地再现了本来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大大丰富了写实主义的表现艺术。不要以为这与入蜀诸诗无关。正是由于诗人在这以前早就有了丰富的艺术创新经验，善于根据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的实际情况进行艺术概括，不作虚假的诗化和美化，不故作惊人之笔径直以丑为美，但能化生活中之丑为艺术中之美，又娴熟传统诗歌艺术，却知力避陈熟而就生新，如今一旦置身于风貌与中原迥异，且从未得到最恰当的艺术表现的蜀中山水之间，自己又辗转道路，“从辛苦中”得到了酸甜苦辣种种复杂的感受和触发，他就决不会像常人那样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知从何处落笔，而是耳目一新，思如泉涌，写作起来，便如庖丁解牛，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致令那些大自“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小至“细草败叶、破屋垝垣”之景之物，以及彼时彼境中的万千感触，无可遁逃，统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真正做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内无乏思，外无遗物”。有谢灵运的模山范水、刻画生新而无繁富之累、“两橛”之病，有王孟的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而无烂熟之境、闲散之气，取山水诗形成之初直至大盛之时艺术上的所长，去其所短，在集大成中大变，从而创作出这二十四篇成功之作，突兀宏肆，忧愤深广，既是山水图经，更是流民长卷，思想与艺术俱高，为唐代山水诗创作开拓领域，增添异彩，并大大提高其表现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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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书·食货志》载：“贞元四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老杜诗中所述与此基本相符。可见不须到贞元四载以后，就在乾元二年老杜作此诗时，陇右一带盐价已涨到每斗三百以上，那里的“豪贾射利，或时倍之”了。
(2) 末句“及兹叹冥寞”，杨伦说：“诸本多作‘漠’，重。上言吴岳之险，已非他山所及，其突兀之状，犹若逐人而来，今到青阳，其险有胜于吴岳者，乃不觉爽然如失也。正应前‘南行道弥恶’意，不必作‘冥漠’解。”
(3) 《读杜心解》：“《一统志》：在成县东。按：志不记里，去成县当尚远。”又：“《蜀都赋》注：石门在汉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险隘。案：石门即指龙门，当在两当、成县之间，正是汉西、褒北也。”案：清乾隆黄泳纂《成县新志》载：“龙门镇，县西七十里。杜工部诗：‘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集’即此，后改府城镇。”当以此为准。
(4) 《方舆胜览》谓在同谷郡西二十里。此山很大，方位、里数易因着眼点不同而有异。《读杜心解》：“《唐书》有泥公山，在同谷西境。今为考从前来路，多从东北来。旧注引泥公证泥功，恐非。此云泥功，即是青泥岭之别名也。”又：“《元和郡县志》：‘青泥岭，在长举县西北五十三里，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按：长举县即长庆中以鸣水县省入者，其在同谷东境无疑。而前篇之鸣水，在同谷东，益信。”案：青泥岭在今甘肃徽县南甘、陕两省界上。为入蜀的要路。若如《成县新志》所载泥功山在成县西北三十里，而周围数十里，则此山与青泥岭相去当不远，土色和上多云雨而道路泥淖情况也可能相近。既然诗题明标“泥功山”，又于首段点出“泥泞之处功须版筑”乃“此泥功所由名”（仇兆鳌语），而诗中“青泥”不过记其土色，且此系大山，代有记载，故不可贸然断言“此云泥功，即是青泥岭之别名也”。从长安经宝鸡沿嘉陵江入蜀，青泥岭是必经之地。从天水南下成县则不必经此。老杜“从前来路，多从东北来”，山路萦回，也有可能转到成县西北三十里的泥功山的东麓去。
(5) 杨伦则“谓小儿陷泥中，力竭不能出如老翁也”，恐非。
(6) 仇注引崔德符语：“诗题两纪行：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二十四首皆以纪行为先后，无复差舛。”
(7) 此诗虽是赠赞上人之作，但抒发的是浮云飘荡之悲、飞鸟思归之叹，老杜如今暂得栖息之所，题此于栗亭以志游踪，倒也惬当不过。当然老杜也可以另作专章题记，后已失传。但考虑到杜甫这一时期的诗作保留下来的很完整，而且据赵鸿所说，老杜所题之诗当时尚传诵人口：“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既然当地刺史特吟诗刻石称道，一般而论，当更会受到重视，岂可适得其反，偏失此首？方志载凤凰山在成县东南七里（一作十里），上有瀑布，名迸玑泉，天宝间哥舒翰曾题诗于岩间。古人所到之处，兴之所之，多有题壁之举。老杜题栗亭亦然。以笔墨题诗文于岩间石壁之上，日晒雨淋，久必脱落，所以百多年后赵鸿来游，已不见老杜旧题痕迹了。《成县新志》说迸玑泉“哥舒翰诗宛然半崖间”，这主要由于哥诗是“题刻”（见《方舆胜览》）所致。
(8) 如果老杜一来就把家安在栗亭，那么，仇兆鳌关于《积草岭》“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的如下解释不仅可通，甚至可取：“言路近同谷，得有依托也。诸彦，投宿之家。”
(9) 《旧唐书·杜甫传》：“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捛，儿女饿殍者数人。”当据《七歌》“岁拾橡栗”“男呻女吟”云云酌定。谓“儿女饿殍者数人”更不足信。《新唐书·杜甫传》：“（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沿袭旧传却误为秦州。仇兆鳌引后条注《七歌》其一：“今在同谷亦然。”从诗到史，又从史回到诗，如此互证，很有点像训诂学上“老，考也”“考，老也”之类的互训，但意义比互训还小。
(10) 仇注引杨慎鸧有好鸟、恶鸟之分的说法，可参看。王嗣奭从此说而疏通大意如下：“其三，鹅雁属，以比兄弟，而恶鸟在后，安得送我在汝旁乎？公今在西，则诸弟在东，故云‘东飞’。”亦可通。
(11) 陆时雍说：“《同谷七歌》，稍近骚意，第出语粗放。其粗放处，正是自得也。”
(12) 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子·自然》《淮南子·修务训》作“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韩愈《争臣论》“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与杜甫《发同谷》首二句均用班固语。
(13) 《方舆胜览》载：“木皮岭在同谷县东二十里，河池县（今甘肃徽县）西十里。”杜甫发同谷，取路栗亭，南入郡界，历当房村，度木皮岭，则木皮岭在栗亭“以远”（借用铁路、公路上的用语）。已知栗亭在同谷县东五十里（一作七十里）徽县西（一作西北），则木皮岭不当在同谷县东二十里。《成县新志》所载较可信。
(14) 据现代科学测量，华山莲花峰海拔二千八十三米，是五岳中最高者。衡山以祝融峰最高，海拔一千二百九十米，是五岳主峰中最低者。可见五岳都不很高。
(15) 一作柳中庸诗。
(16) 一作崔国辅诗。
(17) 朱鹤龄以为这两句是说花陨而目为之眩，视不及审，雨吹而头为之风，迫不能避。浦起龙以为“目眩”“头风”接“浮梁”来，临迅驶之流故“目眩”如“花陨”，腾澎湃之响，故“头风”若“雨吹”。并驳朱注说，若欲实指花、雨，则途中或有花飞，篇内全无雨景，且于江险意含蕴不着。私意仍以实指花、雨为佳。
(18) 仇兆鳌注“谢尔”句中的“谢”字说：“犹言让也。”蔡梦弼说：“谢灵运、陶元亮优游放浪，无所系滞。今甫未能自由，比于二子适性之乐，颇有感焉。”
(19) 浦起龙说：“公少游吴越，乐其风土，素有东游之志。观入蜀以后诗，每每情见乎辞。此来连日缘江，至是则长谢于‘东逝’之水，故致慨‘西辕’也。‘不可要’者，不得与水相期会也。”杨伦说：“戴叔伦诗：‘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即此意。”
(20) 仇注：“往见旧人手卷，此句之上，有‘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二句，方接以珠玉云云。”杨伦按：“仇本珠玉上有二句，庸滥，决非公笔。”浦起龙按：“杜诗多四句转意，此段独阙两句。且得此一提，文气愈畅。仇氏非伪撰也。脱简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