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此“中兴主”
唐肃宗李亨（七一一—七六二）是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载（七五六）即位灵武时已有四十六岁。他两岁封陕王，五岁拜安西大都护、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他十七岁时封忠王，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七三〇），奚、契丹犯塞，以他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他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左丞相张说，退对学士孙逖、韦述说：“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后诸将大破奚、契丹，他以遥统之功加司徒。二十五年（七三七）皇太子李瑛被告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说他们想谋害寿王瑁），得罪赐死。时相李林甫与玄宗的宠妃武惠妃里外勾结，劝玄宗立寿王李瑁。玄宗认为忠王李亨（当时名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想立他，犹豫不决。后来由于高力士劝说，终于在二十六年（七三八）六月立为太子，时年二十八岁。
李林甫怕太子将来会报复他，常有动摇东宫的念头。天宝五载（七四六），太子为忠王时的友人皇甫惟明，时破吐蕃，入朝献捷，见李林甫专权，意颇不平，乘机微劝玄宗去掉李林甫。李林甫知道了，就派御史中丞杨慎矜秘密跟踪。正当正月十五夜，太子出游，跟他妃子的哥哥韦坚相见，又与皇甫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杨慎矜揭发其事，以为韦坚是国戚，不应与边将亲近。李林甫因奏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韦坚、皇甫惟明下狱。李林甫叫杨慎矜与另一御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温一同审问他们。玄宗也怀疑韦坚与皇甫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就把他们都贬为太守，又下制通报百官引以为戒。七月，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韦坚讼冤，而且辩词中提到了太子；玄宗更加生气。太子害怕了，上表请求与韦妃离婚，表示不以亲废法。诏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皆贬岭南。玄宗素知太子孝谨，没有谴责他。韦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这年十一月，太子妃杜良娣的姐夫左骁卫兵曹柳与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们，就散布流言蜚语，控告他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指批评皇帝）。李林甫就借此大兴冤狱，将包括李适之、王琚、李邕在内的一大批人迫害致死。太子也只得出杜良娣为庶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后改名国忠）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事有微涉东宫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罗希奭、吉温鞫之。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幸太子仁孝谨静，张垍、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故林甫终不能间也。”又《旧唐书·肃宗纪》载：“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肃宗从二十八岁进入东宫开始到四十六岁即位为止，在昏庸的父皇跟前当了十八年的老太子，前后曾多次受到李林甫、杨国忠这两大权奸的恶毒算计和沉重打击，他总算没有给搞垮，这，除了张垍、高力士的保护，主要得力于他在“仁孝谨静”四字上所下的工夫。比如他刚被立为太子，将受册命，仪注有中严、外办及绛纱袍(1)，他嫌名称、服色与皇帝相同，上表请求更改。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严，改外办叫外备，改绛纱袍为朱明袍。随后皇帝御宣政殿，册封太子。按惯例，太子乘辂至殿门。可是他不就辂，从东宫步行着去。——根据仪注和惯例办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孝”和“谨”，博取父皇的欢心，赢得好名声，以达到巩固其储副地位的政治目的罢了。《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曹丕“矫情自饰”的具体内容就是在曹操面前竭尽孝道并极力显示自己的谦虚谨慎。最高封建统治者选择储君，不管为己还是为社稷，着眼于“孝”和“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魏文帝、唐肃宗懂得这一点，并尽力表现出自己具有这两种美德，加上皇帝左右亲近的人为他们说话，他们才有可能击败各自的竞争者和政敌而获得最后的胜利。由此可见唐肃宗是个谨小慎微、拘泥礼节而又很有心机、城府深阻的人。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当然与他十八年来身处东宫、腹背受敌、稍有不慎便遭暗算的险恶政治环境密切有关，不无可谅解之处。但这究竟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性格。有着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掌握了至高无上的君权，由于他长期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习惯于只看重和争取个人眼前的实际地位和具体利益，就很难高瞻远瞩、深谋熟虑地从全局与长远利益上来处理国家大事。
肃宗的无远见而急近功，最早也最突出表现在对叛军发动反攻、收复失地的决策上。至德二载二月，他进驻凤翔后十天，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已会师，江、淮庸调也运到了洋州、汉中。李泌请求派遣安西和西域的人马照他前不久所进之策同时并举，进攻东北，从归、檀南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肃宗说：“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李泌对答道：“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肃宗问：“何也？”对答道：“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肃宗说：“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肃宗所谓“切于晨昏之恋”是指急于复两京迎上皇。这仍然是他经常用来表示其“仁孝谨静”美德的口头禅。不能说他毫无恋亲之情，不过他心里明白，他是多么迫不及待要回长安去做远比行在冠冕堂皇得多的大唐中兴之主啊！如果他当时真的采纳了李泌的战略决策，实行起来，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差错，但总的看来，这战略决策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由于肃宗无远见而急近功，置此上策于不顾，后来果如李泌所料，西京、东京倒是很快就收复了，只是没能歼灭叛军的有生力量，捣毁其巢穴，他们仍可攻城略地，横冲直撞，甚至两年之后东京又被史思明占领，竟任叛乱延续八年之久（七五五—七六三）方告平定。
肃宗不用李泌之策而先复两京，首先就下错了一着棋。加之他回京以后，“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司马光评肃宗语），目光短浅，识度平庸，对许多军国大事处置不当。因此，不但不能有助于促成其中兴之业，反而导致了政局的混乱，产生了种种严重的不良后果。
《旧唐书·肃宗纪》末后有这样一段史臣的议论：“（肃宗）道屈知几，志微远略：残妖未殄，宜先恢复之谋；余烬才收，何暇升平之礼？方听王玙伏奏，辅国赞成：绀辕躬籍于春郊；翠先蚕于茧馆。或御殿晓宣时令，或登坛宿礼贵神。礼即宜然，时何暇给？钟县（悬）未移于簨虡，思明已陷于洛阳。是知祝史畴人，安能及远。犹赖大臣宣力，诸将效忠，旄头终陨于三川，杲日重明于六合。”所指肃宗举行的“升平之礼”，主要是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己酉立太一坛于东郊之东，乾元二年正月戊寅亲祀九宫贵神(2)，乙卯籍田，三月己巳张皇后亲蚕，而这些不合时宜的事，都是在王玙怂恿与李辅国附和之下搞起来的。这王玙早在第六章中就跟我们见过面了。开元二十五年他曾上疏玄宗请立青帝坛以迎春。玄宗好祀神鬼，所以他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玄宗很喜欢他，任命他为太常博士、传御史，充祠祭使。他祈祷起来烧纸钱，像巫觋一样，连当时司礼的儒生也为他的行为感到可耻。王玙在玄宗朝很吃香，到肃宗朝就更红了。因为乃父不仅将皇位，也将好鬼神的愚昧传给了乃子，于是，肃宗就在乾元元年五月，将这个“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的太常少卿王玙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玙拜相之后，除了怂恿皇帝举行了前述那些不合时宜的“升平之礼”，还紧接着乘皇帝生病的机会，占卜说是山川为祟，请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途祷告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蠹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具以状闻，且请以其赃代贫民租，遣中使还京师，上无以罪也”（同上）。要知道，这荒诞不经、乌七八糟的事就出在肃宗返京才半年多、叛乱远未平定、国穷民困、百端待举之时。处在当时那种风雨飘摇的形势之下，他居然重用了这样的佞人干出了这种蠢事，这就无怪乎史臣要批评他“道屈知几，志微远略”(3)了。说他缺心眼不识时务，没有大志没有远见，这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玄宗自蜀还京，见肃宗亲迎之礼甚隆，曾得意扬扬地对左右说：“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胡三省评论说：“玄宗失国得反，宜痛自刻责以谢天下，乃以为天子父之贵夸左右，是全无心肠矣。”玄宗固然是全无心肠了。看肃宗的所作所为，恐怕也难免此讥。
当时所行不合时宜的“升平之礼”不仅止于此。其他像乾元元年正月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册，加给肃宗以“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尊号，肃宗马上又回敬玄宗一个“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的尊号，这简直是在表演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蹩脚滑稽戏。“寇逆未平，九庙未复，而父子之间迭加徽称，此何为者也！”胡三省这一语含愤慨的责难当然是正义的，有道理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此事做得虽不得体、不合时宜，倒也并非毫无用意。前已论及，肃宗当太子时全仗随时表现自己的“仁孝谨静”以远祸固位，即位后仍须借此沽名钓誉，并缓和同玄宗之间暗藏的利害冲突。现在，由于他俩地位的改变，这就轮到逊位的父亲来极力表彰在位的儿子“仁孝谨静”的美德，以期保全自己、安度余年了。玄宗自蜀归至咸阳，见到了释黄着紫、痛哭流涕、前来迎接的肃宗，曾经讲了这样几句话：“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他本人不是在无意中也承认这一点了么？由此可见玄宗所加肃宗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中“孝感”二字特有的政治含义了。投桃报李，肃宗回敬玄宗以“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的徽称，若细细琢磨，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玄宗好神仙，如今年老逊位，上此徽称固然很恰当，但强调他是得“至道”的“天帝”，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其中似有望太上皇清静无为、不要干预世事时政的这一层意思在。
尽管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拿父慈子孝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润滑油，试图减少两人之间因所处地位而必然产生的摩擦，但是，政治斗争的发展，到底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随着矛盾的日趋激化，终于在父子互加尊号后两年的上元元年（七六〇）七月，在肃宗的默许下，经过张后与李辅国的密谋策划，由李辅国唱主角，真刀真枪地演出了一出虽不惊心动魄却也可嗟可叹的逼宫闹剧来。
史载玄宗爱他做皇帝以前住过的兴庆宫，从蜀归京后就住在这里。兴庆宫在皇城以东，之间有夹城相通，肃宗时常经此往问起居，玄宗也偶尔到大明宫来。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侍卫玄宗；肃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在身边陪伴他，替他解闷。兴庆宫有座长庆楼，南临大道，玄宗喜欢到那里去徘徊观览，父老过路人等见了往往瞻拜呼万岁，玄宗常在楼下置酒食相待；还召过将军郭英乂(4)等上楼赐宴。一次，有个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玄宗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代他当主人。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当权，玄宗身边的人都看不起他。李辅国怀恨在心，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就跟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肃宗哭道：“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答道：“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肃宗不听。兴庆宫原先有马三百匹，李辅国假传圣旨取走了，才留下十匹。玄宗对高力士说：“吾儿为李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李辅国又指使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太上皇到西内居住。肃宗只哭不吭声。李辅国恐惧。恰好碰上肃宗生病，七月，丁未，李辅国假称皇帝发话，迎太上皇游西内，到睿武门，李辅国带领射生五百骑，拔刀露刃，拦路进奏说：“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玄宗大惊，差一点掉下马来。高力士喝道：“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李辅国不得已，只得下来。高力士趁势宣布太上皇的命令说：“诸将士各好在！”好在犹今言好生，意谓不得向太上皇动武。将士们都纳刀入鞘，再拜，呼万岁。高力士又命令李辅国跟自己共执太上皇马鞚，侍卫往西内，住在甘露殿。李辅国带领兵众退下。所留侍卫兵，才老弱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都不准留在身边。太上皇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当天，李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肃宗请罪。肃宗又迫于诸将，就慰劳他们说：“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带头率百官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李辅国很厌恶他，奏贬蓬州长史。接着将高力士流放巫州，王承恩流放播州，魏悦流放溱州；勒令陈玄礼致仕；将如仙媛安置到归州，要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出宫到睿宗为她所起的玉真观居住。肃宗另外挑选后宫百余人，派往西内备洒扫。令玄宗的女儿万安、咸宜二公主照料穿着膳食。四方所献珍异，首先送呈太上皇。然而太上皇越来越不愉快，因此不茹荤，辟谷，逐渐成了病。开初肃宗还去问安，后来自己也病了，只派人去问起居。其后肃宗稍稍悔悟，讨厌李辅国，想杀他，害怕他掌握了军队，竟犹豫不能决。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宝应元年（七六二），建巳月，甲寅，玄宗卒，年七十八。丁卯，肃宗卒，年五十二。前后只差十三天。
或因史臣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或传闻有误，细节和提法容有出入，但逼迁西内事变经过大体已明，足可从中看出一些问题：
（一）玄宗作为逊位君主，退居兴庆宫养老，且不管他是不是真想策划复辟，私下接近子民，交通外官，这决不是在位君主和当权派所能容许，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的。古今中外皆然；偶有疏忽，即使未导致政变，也会混淆视听，不利于现统治者。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肃宗默许李辅国迁太上皇于西内，并处置其左右亲近，很难说有什么不对。玄宗自蜀还京时已是七十三岁的老翁。他后期昏庸，权假奸邪，政治腐败，竟致酿成空前灾难，无论于国于民，都是难辞其咎的。只是开元全盛日久，影响深远，乱世追思，更觉难能可贵，因此人民对他仍有好感。比如乱起之初，叛军逼近长安，他仓皇出逃，午时至咸阳望贤宫，饥不得食，犹有居民争献粝饭。自蜀还京，重过望贤宫，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肃宗下令开仗，有千余人涌入谒见太上皇，说：“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其后退居兴庆宫，如前所述，父老过路人等，见他在长庆楼前徘徊观览，便瞻拜呼万岁。凡此种种，足证玄宗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很受尊崇，还是有很大政治号召力的。不要以为玄宗早已腐败无能，加之行将就木，“斯亦不足畏也已”。须知他是个靠搞宫廷政变起家的老手，政治斗争经验极其丰富。如果真的不甘寂寞（遗憾的是当惯了皇帝的人往往有这种古怪脾气），只要气候合适，条件具备，也并非毫无复辟的可能性。逼玄宗迁居西内之后，肃宗慰劳六军大将说：“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他竟然将这事提到“安社稷”的高度，能说这纯出于猜疑，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两年之后玄宗、肃宗相继逝世，大位由平乱有功、威望非常的皇太子李俶继承（这就是代宗），接替自然，顺理成章，一般不会出什么大纰漏，但仍不免发生李辅国杀张皇后和越王李、兖王李这样小规模的宫廷变乱。万一当初玄宗及其旧臣果真发动一次复辟政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朝野的震动无疑要大得多，在收京后不久、叛乱未平、局势不稳的当时，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
（二）由于李辅国的插手，一下子就撕下了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玄宗、肃宗父子之间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左右亲近，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遣散，有的被解职。只留下几十名老弱残兵作侍卫，选派来百多个宫女，名备洒扫实是密探。玄宗已经被严加软禁，完全失去了自由，得胜的对方还要假惺惺地前来请安问好，克尽子道，还要送些奇珍异宝来供赏玩，聊博一粲。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太上皇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绝望之余，就只有“不茹荤，辟谷”，采取慢性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了。至于肃宗始有悔悟之意，但终不杀李辅国，可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新唐书·肃宗纪赞》说：“天宝之乱，大盗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时，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真得其职矣！然以僖宗之时，唐之威德在人，纪纲未坏，孰与天宝之际？而僖宗在蜀，诸镇之兵纠合戮力，遂破黄巢而复京师。由是言之，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矣。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黄巢是农民起义，性质与安史之乱不同，不得相提并论。但作为事例，论证肃宗不即尊位，以皇太子身份，亦可破贼复京，这不无道理。又说玄宗传位肃宗只是迫于形势，追认既成事实，并非出于自愿，这也符合实情。即使这样，我倒认为在天子奔蜀、群龙无首的生死存亡之秋，肃宗即位灵武，更有利于纠合诸镇之兵破贼复京，并没有什么可厚非的。（为什么非得让那个荒淫误国的昏君继续当皇帝不可呢？）问题是他既然当了皇帝，又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再三推让；一旦对方稍有动静，便心怀鬼胎，忐忑不安，唯恐得而复失，却不亲自出面加以阻止，竟然姑息养奸，纵容李辅国辈率卒露刃宫廷，逼迁上皇，并肆意处置他的左右亲近。他这样做，真是鼠目寸光，愚蠢到顶。眼前的本来不难解决的矛盾虽然解决了，却从此伏下内竖操帝后王侯废立生杀大权、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祸根。张后与李辅国开初互相勾结，专权用事，后来却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肃宗病笃弥留之际，张后指使越王李谋杀李辅国及其同党程元振，结果张后、李和兖王李反为李辅国等囚禁在后宫，等肃宗一咽气都给杀掉了。接着李辅国就以监护人的身份扶代宗即位。这就是肃宗私心重而目光短浅、倚重宦官、大权旁落、顾此失彼、养痈遗患的莫大现世报。从此以后终唐之世，历代皇帝除哀帝以外，其余都是宦官所立。代宗心里恨李辅国，又很怕他，称他为尚父而不名。僖宗干脆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哪个皇帝要是宦官看着不顺眼，就把他杀了另立一个，如顺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死于宦官之手。宦官专权，是皇纲解纽、朝政腐败的产物，原因是多方面的。中晚唐时期，情况愈演愈烈，是整个王朝加速灭亡趋势的体现，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肃宗个人，但是他也应负推波助澜的不小罪责。
此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不大不小却后患无穷的蠢事。
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肃宗派遣中使前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立主将，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王玄志之子，推举自己的姑表兄弟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竟然同意，即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资治通鉴》记载到这里，特意标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司马光还就此大发议论说：“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故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胡三省注：二语曲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注：言其祸肇于命侯希逸帅平卢也。）……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年，然后大宋受命。”
正因为肃宗在政治上如此缺乏远见，如此昏庸，这就使得他不但不能及时地协调好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两派朝臣之间的关系，反而加剧了矛盾，把朝政弄得一团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贾至考》论证甚详，现择要转述如下。
流亡的肃宗小朝廷，在与安史叛军作战过程中，已逐步酝酿并发展着派系斗争，斗争情况甚为复杂，简言之，起先大致可分为随玄宗赴蜀的旧臣和随肃宗赴灵武的新贵，而后者则又以张良娣和李辅国为首。当玄宗赴蜀途中，原任宪部（即刑部）侍郎的房琯追及玄宗于剑州普安郡，房琯当时有大名，玄宗见之甚喜，当天就任命他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授命制词即出自中书舍人贾至之手。不久肃宗即位灵武，玄宗得讯，只得派左相韦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传位册文为贾至所写，玄宗看后叹道：“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曾）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贾至也作为使者随行。肃宗因韦见素曾依附杨国忠，礼遇稍薄。“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旧唐书·房琯传》）。这种情况就必然受到李辅国一派人的侧目。这时正好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对肃宗进谗说：“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同上）贺兰进明说这一番话，虽出于攻击房琅以泄私愤的不良动机，但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唐皇族内部在安史叛军猝然打击下所产生的利害冲突。假如没有这一客观存在的矛盾因素，贺兰进明无论说得如何动听，也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肃宗来说，永王璘由江陵起兵夺取金陵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贺兰进明特别提到永王璘，就更易触及他与玄宗及诸皇子矛盾冲突的情绪。这时另一宰相崔圆，又“厚结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渥，亦憾于琯”（同上）。这样，肃宗朝的矛盾就展开了。后来房琯陈涛斜之战，一败涂地，他又好高谈阔论，不切实际，最主要的是触犯了肃宗、李辅国等的利益，因此就在至德二载五月被罢相而贬为太子少师。房琯罢相是斗争的一个爆发点。这是肃宗小朝廷在尚未收复长安时就已显露出来的内部派系斗争。这种皇族之间、朝臣之间、宦官与朝臣之间，以及握兵权的将领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肃宗一朝始终没有停止过，加上肃宗的昏庸和无能，使得安史战乱不必要地延长了许多年，唐朝的社会经济从此走下坡路，这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所造成的。
从上面的分析和介绍中，可以见出肃宗的为人为政以及当时政局的一斑。
二 “几回青琐点朝班”
收京后的第二年（即乾元元年，七五八）春天，虽然广大地区并未收复，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肃宗君臣却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暂时缓和了一下去年早已爆发了的派系斗争，都迫不及待地享起失而复得的荣华富贵来了。
一个春天的早晨，中书舍人贾至去大明宫上朝，见一派升平气象，感到很兴奋，就写了首题为《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七律说：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打着银烛辉映的灯笼穿过长长的街道去上朝，紫禁城清晓的春色郁郁苍苍。千条柔软的垂柳掩映着青琐宫门，百啭流莺飞绕着这宏传的宫阙犹如汉代的建章。剑佩声随着玉墀上庄重的步子有节奏地作响，衣帽上惹来了一身的御炉香。我们都幸运地沐浴着这凤凰池里的德泽恩波，天天染翰操纸侍奉着贤明的君王。魏晋时中书省，掌管一切机要，因接近皇帝，故称“凤凰池”或“凤池”。《晋书·荀勖传》：“勖自中书监除尚书令，人贺之，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这诗写得真是雍容华贵极了。在贾至兴致勃勃的首倡带动下，当时同在朝中做官的王维、岑参、杜甫诸人都有和章。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说：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贾至的诗着重写自己上朝时的所见所感，末后稍带涉及两省僚友。王维的诗则着眼于皇帝，写他从起身到临朝的情事和排场，结尾才称美贾至的荣遇。王维时年五十八岁。头年因陷贼下狱，会其弟王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且维拘于洛阳菩提寺时所赋凝碧诗曾闻于行在，肃宗亦自怜之，乃免罪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杜佑《通典》载唐时谓尚书省为南省，门下、中书为北省；亦谓门下省为左省，中书省为右省；或通谓之两省。赵殿成说：“按至德二年十月，肃宗入京师，明年改元乾元。是时贾至为中书舍人，杜甫为﹝左﹞（右）拾遗，皆有史传岁月可证。王维之为中书舍人、为给事，岑参之为右补阙，其岁月无考，要亦当在是时，皆两省官也。”（《王右丞集》笺注）王维陷贼前已做到给事中（正五品上，属门下省），免罪复官先降为太子中允，再经过两次升迁才复拜给事中。乾元元年春他已在贾至所说的“两省僚友”之内，从时间上考虑，他当时当是中书舍人。杜甫有《奉赠王中允维》诗，仇兆鳌据其中“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一联诠释说：“‘一病’指诈瘖事。‘三年’，自天宝末至乾元初也。”遂订该诗作于乾元元年。既知这年春暖花开王维与贾至诸人唱和时已为中书舍人，则责授太子中允当在岁初。“责授”就是降职，是对他陷贼官的较轻的处分，所以杜甫赠诗中多为王维辩解和宽慰他的话。该诗末二句说：“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可见王维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不久他一再升官，到作《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时，胸襟就显得开阔多了快畅多了。顾璘评王维和章说：“气象阔大，音律雄浑，句法典重，用事新清，无所不备，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仇注引此，复补充说：“‘阊阖’‘宫殿’，‘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杜诗有云：‘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却无此病矣。”
赵殿成不知岑参何时开始为右补阙，其实岑参早在头年已为杜甫等表荐担任此职了。他的《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说：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这一组唱和诗中以往论者多以此诗为最佳。“寒”“阑”“干”“难”皆险韵，押得自然，丝毫无损其冠冕庄丽气派，尤为难得。
老杜从去年年底写《腊日》以来，由于暂时像是做稳了京官，开始真正得到了身为近臣的荣宠（虽然做的还是拾遗，回京后自会另有一番风光），心里一高兴，也就接二连三地写起华丽的宫廷诗来了。他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旂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卫宏《汉旧仪》：昼漏尽，夜漏起，省中黄门持五夜。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殷夔《刻漏法》：铸金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首句指出早朝的时刻。二句点明季节。仇注：唐时殿庭多植桃柳。故岑诗言柳拂旌旗，杜诗言春色仙桃，皆面前真景。朱注：春色之秾，桃红如醉，以在禁中，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周礼》：析羽为旌，交龙为旂，熊虎为旗，龟蛇为旐。“龙蛇”是旌旂上所画的图形。颔联写景，“声彩壮丽，妙复生动”（杨伦语）。《世说新语·容止》载王敬伦（劭）风姿似其父王导。桓温说：“大奴固自有凤毛。”《南史·谢灵运传》附其孙超宗传载谢凤子超宗有文词，作殷淑妃诔，帝大嗟赏，对谢庄说：“超宗殊有凤毛。”睿宗、玄宗传位册文皆分别为贾曾、贾至父子所写，玄宗曾叹道：“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尾联用“凤毛”典故切此事，甚当。老杜和章以格法谨严见长。
这四首唱和诗，前人评价虽稍有轩轾，但都写得花团锦绣、玉润珠圆，在宫廷诗中堪称上乘。杨仲弘说：“荣遇诗，如贾至诸公早朝篇，气格雄深，句意严整，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囿，凤鸣朝阳也。熟之可洗寒俭。”（仇注引）单就诗而论，这话也不无道理。少年时读这些诗时，脑海中总会朦朦胧胧地显现出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景象。后来学了文学史，知道这些诗并非作于“开元全盛日”，而是作于两京初复、战乱远未结束的多事之秋，这就不能不令我感到有点不是滋味。处在那种国步艰难、正需励精图治的非常时期，做皇帝的居然有这么好的兴致扮演盛世明君，大摆其谱，显示他君临万方的无比威仪，做臣子的居然忘记了前不久的坎坷遭遇和目前的政治纠纷，温文尔雅、兴会弥长地大唱起粉饰太平的赞歌来，能说这是正常的吗？比如王维和章中“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二句，要是用来形容“开元盛世”万国来朝的盛况，倒也罢了，要是说这就是当时朝会的艺术写照，那纯粹是吹牛。当然，当时也是有远人来朝的，如前来助战的回纥叶护诸人就是，但想到好不容易才把这些恃功邀赏的远人打发走，自会明白唐王朝实际的国力和地位究竟如何了。打肿脸充胖子，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
这么说，这组诗，除了艺术上的成就，岂不是毫无意义了？也不尽然。我看，至少还有如下两点认识价值：
（一）通过艺术的折光，间接反映出肃宗目光的短浅、心胸的狭窄，当他一旦正位大明宫，似乎就万事大吉，不遑虑及其他了。
（二）开元以来，承平日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之乱，固然引起了巨大震动，令一些有识之士转而面向残酷的现实，但两京的收复，二帝的还京，加上肃宗重礼仪，搞了一系列诸如祭祀、上尊号、封赏、大赦等告成活动，这又给大多数统治者带来了极其绮丽的“中兴”好梦。据《新唐书·文艺传》载，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是为“大历十才子”。(5)他们多写隐逸、游宦、宴会、送别等题材，情思冲淡，风格清丽，音律和谐，语言精致，内容空虚，形式主义倾向明显。如果说这一诗派是当时“中兴”好梦在文艺上的反映，客观上起着歌咏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那么，贾至诸公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则应看作这一诗派的滥觞。这组诗，多少流露出当时封建士大夫们缅怀“盛世”、渴望“中兴”、盲目乐观的情绪来。
岑参的《寄左省杜拾遗》：“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杜甫《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写得都很具体，可见朝仪和他们当时的生活剪影，也同样是这种盲目乐观情绪的表露，没什么意义。岑参原唱艺术上稍佳，“圣朝”二句则完全是极其廉价的“颂圣”之辞。
在这种情绪支配下，老杜同时前后还写了好几首兴致颇高的荣遇诗。他的《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说：
“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霏霏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6)。云近蓬莱常五色，雪残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云开日出，黄金匾额给照射得金光闪闪，晴光把春殿前的赤羽旗烘得更红了。茂密的宫草轻承着飘拂的佩带，缕缕炉烟黏住了空中的游丝。靠近蓬莱宫常有五色庆云，鹊观的雪已经融化多时。我身为侍臣缓步回到那青琐省门，从从容容地退朝出来进食，没有哪次不是迟到了的。——《唐会要》载，宣政殿在含元殿后，即正衙殿。又载贞观间营永安宫，后改为蓬莱宫，咸亨初改为含元殿，又改为大明宫。鹊是汉代的宫观名。老杜当时做左拾遗，属门下省（亦称左省），故下朝出左掖（左便门）。老杜经常到大明宫后面的宣政殿上朝，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很得意。这首诗就是这种踌躇满志心情的表露。他的《紫宸殿退朝口号》说：
“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含元殿（即大明宫）之北为宣政殿，宣政殿之北为紫宸殿（见《雍录》）；紫宸殿即内朝正殿（见《唐六典》）。杨慎说：“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谓之衙，有仗，杜诗所谓‘春旗簇仗齐’是也。紫宸，便殿也，谓之阁，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谓之入阁，杜诗所谓‘还家初散紫宸朝’是也。”（仇注引）这首诗写朔望朝紫宸便殿情事。唐制：昭容正二品，系九嫔之一。《酉阳杂俎》载，唐时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僚，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僚拜。周、隋相沿，唐亦因之不改。首联言户外宫人垂袖侍立，引导百官双双分行入阁瞻仰、朝拜皇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紫袖”的紫正是昭容服色，并非诗人随意点染。描写细致而形象，所以邵子湘说：“唐时朝仪尚可想见。”“香飘”句言殿宇极宽，香随春风而到处飘转。“花覆”句言奏对的时间很长，那荫覆待召朝官们的花影也移动了位置。王夫之说：“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姜斋诗话》）《长安志》载含元殿东南有翔鸾阁，西门有栖凤阁，与飞廊相接。“昼漏”句是说，紫宸殿是内衙，稀闻铜壶滴漏，必待翔鸾、栖凤二高阁传报白昼时刻。唐制：谏官随宰相而入，得近御前。老杜为拾遗，系近臣。“天颜”句，自喜接近皇帝，是际遇的不平常。“东省”即左掖，指门下省。“夔、龙”，皆舜臣名，此借指宰相。“宫中”二句是说退朝后归东省（门下省），然后又集于西省，就政事堂见宰相。当时居相位的是张镐、崔圆、李麟（他们都在这年五月罢政事）。黄生说：“唐时故事，每退朝则三省群僚送宰相至中书省而后散。此诗首尾并具典故，虽浓丽工整，颇无深意，疑即从二事托讽。缘宫人引驾虽属旧制，然大廷临御，万国观瞻，岂容此辈接迹？而时主因循不改，其于朝仪为己亵矣。至如宰相虽尊，实与群僚比肩而事主。退朝会送，此何礼乎？此诗所以志讽。然第具文见意，春秋之法在焉。宋人目公为诗史，浅之乎窥公矣。”既云“颇无深意”，何必深文周纳？前人解诗，往往迂腐如此。
他还有两首写台省居官生活的五律。《晚出左掖》说：
“昼刻传呼浅，春旗簇仗齐。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楼雪融城湿，宫云去殿低。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这诗可看作前面两首七律的补充，所描写的时序、情况大致差不多。前面说“昼漏稀闻高阁报”，这里说“昼刻传呼浅”。“传呼浅”，是说宫卫报告昼漏时刻是压低着嗓音传呼的，见宫禁的森严。“浅”犹轻，轻的声音就听者的感受而言则是浅的。旧注有以为“传呼浅，谓传呼在昼，不若夜之远也”，亦通。前面说“晴曛赤羽旗”，这里说“春旗簇仗齐”，都写仪仗。前面说“雪残鹊亦多时”，这里说“楼雪融城湿”，此诗似作于前诗之前。前面说“花覆千官淑景移”，这里说“退朝花底散”，见朝官确在殿前花树下集散。《文昌杂录》载，唐殿庭多种花柳。上句写花，下句写柳：“归院柳边迷”，互文见义。前面说“退食从容出每迟”，这里说“骑马欲鸡栖”，见下朝常晚。细节都能一一印证，可见这些诗的写实性是很强的。刘辰翁解七句说：“‘焚谏草’，不欲人知也。‘避人’而焚，并掩其迹矣。”今日读此句，总觉得此老未免有点装腔作势，但一想到他是个认真的人，或果真郑重其事如此，就不觉可厌只觉可叹了。肃宗哪里会听他的呢？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给打发走了，还这么忠心耿耿。“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他真是个真诚的人、执着的人，他往往因有事进谏头晚兴奋得睡不着觉。他的《春宿左省》：“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寐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写他春宿门下省等待上朝进谏情景，就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既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心情。
他的《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野馆秾花发，春帆细雨来。不知沧海使，天遣几时回？”写得冠冕堂皇、风流蕴藉，同作者当时的昂扬情绪、快畅心境是相一致的。王嗣奭说：“后联‘野馆秾花’，极堪赏玩；‘春帆细雨’，又觉凄凉。长途情景，在处有之，描写深细。”
这类诗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拗体七律《题省中壁》：“掖垣竹埤梧十寻，洞门对霤常阴阴(7)。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前半写省中景，后半述怀。高曰垣，低曰埤，都是墙。竹埤当指竹篱笆之类。一说“埤”同“卑”，此言竹卑梧高，亦通。“霤”，屋檐下接水的长槽。左思《吴都赋》：“玉堂对霤，石室相距。”垣覆高梧，洞门对霤，俨然是阴森省署气象。“白日”二句非止写出春日融和景象，也写出身居华屋、当此良辰美景不觉油然而生的孤寂之感。捕捉并表现这种微妙的感受和情绪，前有庾信，后有李商隐亦甚擅场。张说：“‘白日静’，慨素餐也。‘青春深’，惜时迈也。二句景中有情，故下接云：‘谬通籍’‘违寸心’。”甚是。老杜素有兼济天下的大志，为官虽晚，犹思勉力匡救时弊。岂料事与愿违，片言不纳，这就使他迟回、懊恼，难以排遣了。前几首诗，因作者惑于收京之初的“中兴”假象，且乍为京官，难免盲目乐观，所以多记朝会之盛、志荣遇之喜，让人读了总感到有点飘飘然。几经碰壁，逐渐清醒，从这首诗开始，他终于又重新回到事实上并不那么如意、那么美的现实中来了。黄生说：“张载《拟四愁诗》：‘美人赠我绿绮琴，何以报之双南金。’按（张衡）《四愁诗》本序云：衡以天下渐敝，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珍宝为仁义，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德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详此序所云，则公结句言外之意见矣。”发挥有新意，可参看。但就字面而论，“许身愧比双南金”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之意，所不同者只是“稷与契”为实指，“双南金”为比喻而已。身为谏臣，曾无一字之补；窃比稷契，能不愧煞：如此解末两句，似更切当。仇兆鳌说：“杜公夔州七律，有间用拗体者。王右仲谓皆失意遣怀之作。今观题壁一章，亦用此体，在将去谏院之前。知王说良是。王世懋云：七律之有拗体，即诗中之变风、变雅也。说正相合。”这些说法大致不差，但不可拘看。杜公早年所作《郑驸马宅宴洞中》也是拗体七律，却不写失意而写欢娱。当时他初入长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正信心十足，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三 “去住损春心”
在“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一派和平肃穆的景象背后，却隐藏着日益尖锐的政治冲突。这年春天，贾至由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就是这一冲突的表面化。此事新旧《唐书》贾至本传均漏载，最早见于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青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受二毛侵。”(8)中书省在右，因称之为右曹，又称西掖。首联有人去楼空之感。贾至洛阳人，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与洛阳邻近，故曰“故里”。《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颔联言中途跋涉艰难、彼此相思肠断。汝州梁县（今临汝）有紫逻山（见《九域志》）。颈联言去者不见长安（汉代长安霸城门俗称青门），住者不见汝州。古代诸侯乘车套五匹马，太守为一地的长官，亦用五马，故以五马为太守的美称。二毛，指头发斑白。尾联表示安慰的意思，是说人生在世能做到刺史也很高贵了，千万不要因此感到难过而变老。钱谦益说：“贾至本传不载出守之故，杜有《别贾严二阁老》及《寄岳州两阁老》诗，知其为房琯党也。琯与武尚未贬，而先出至者，以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至实当制，故先去之也。岳州之谪，亦本于此。公诗有‘艰难’‘去住’之句，情见乎词矣。”又说：“按十五载八月，玄宗幸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诏，房琯建议，而至当制。琯将贬而至出守，其坐琯党无疑矣。至父子演纶，受知于玄宗，肃宗深忌蜀郡旧臣，至安能一日容于朝廷？其两贬岳州，虽坐小法，亦以此故也。……琯既用事，则必汲引至、武，故其贬也，亦联翩去。”（《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笺）认为贾至、严武是深为肃宗所忌的房琯一党，出贾至为汝州刺史是有计划打击蜀郡旧臣行动的第一步，这都是很有见地的。其实老杜在后来写的《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早就明白地谈到了房琯同贾至、严武以及自己在政治上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秉钧方咫尺，铩翮再联翩。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意思是说：开初每以为房琯做了宰相，将重用贾、严诸贤，谁知他当权不久，同官多遭迁谪；去岁我冒死疏救房琯，如今衰颜羁旅又有谁怜？——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贬为邠州刺史，严武贬为巴州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秋，贾至又因九节度之师溃于滏水而逃奔襄、邓获罪贬为岳州司马（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贾至考》）。老杜《寄贾严两阁老》诗作于乾元二年秋在秦州时，其中论及房琯、严武和他自己“铩翮再联翩”连遭迁谪之事虽然都发生在出贾至为汝州刺史之后，但从他“青蒲甘受戮”的表白看来，他早就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酷，而他也甘愿冒最大风险去参与这一场斗争。由此可见，当贾至出守汝州、他写送别诗时，他不会不料到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打击。“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他心底的痛苦和忧伤，远比一般离情别绪要深沉得多。有了这种粗略的了解，再回过头来看他的“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之句，就觉得前面说这显示了他为人的认真和对事的郑重还嫌泛泛。看起来，他草谏书、上封事，十之八九是在争取皇帝，进行严肃的斗争；只不过当时他对形势的估计可能要好一些，诗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显然乐观得多。
这年春天，他也写了不少情绪低落的诗。一些编年杜集多将这些诗置于《送贾阁老出汝州》之后，无疑考虑到贾至的出守是房琯一派溃败的开始这一事实，这也不无道理。看到己方大势已去，怎教他情绪不低落呢？情绪低落了，头脑清醒了，盲目乐观、沾沾自喜、飘飘然的劲头消失了，还诗人以本来面目和真性情，这样写出来的诗篇反而更好：
“雀啄江头黄柳花，满晴沙。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丈人才力犹强健，岂傍青门学种瓜？”（《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首联所写即所谓“春事”“物华”。自知白发与春事极不相称，来此陪您郑八丈饮酒不过聊表留恋物华之情而已。（前不久还为“天颜有喜近臣知”而自鸣得意，其奈“衮职曾无一字补”，）看样子如今这近侍也难以混下去了(9)，不如干脆辞去而为求田问舍之计，为人在世，哪能一辈子没有个家，老让妻子儿女跟着到处流浪？至于您郑八丈，才力正强健，大有可为，岂可学秦东陵侯邵平归隐青门去种瓜呢？——满怀心事，吞吐出之。己欲去而劝人不去，更见有难言之隐。并非真老，托词而已。起句大奇(10)，写琐细之景见节候。全诗一气呵成；回环讽诵，便觉语言流转，委婉尽致。郑非年高长者而称之为“丈人”当是老杜亲姻中的长辈。
《曲江二首》也是同时所作情调相同的诗篇。其一说：“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花飞一片便觉春减，极言之以衬托风飘万点之愁，也含有知微见几的哲理意味，与“细推物理”前后照应。看花欲尽，借酒浇愁，与春俱来的黄粱美梦即将随春而去，无怪乎他悲哀之深了。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亦借伤春以抒政治苦闷，不得视为文人雅士自作多情的故态复萌。苑指芙蓉苑。曲江旁昔日华堂今巢翡翠，苑边贵人高冢偃卧石麟，人世沧桑、物理变迁如此，更须及时行乐，何必为浮名缠住身子呢。“虽有一官，而志不得展，直浮名耳”（《杜臆》），最后还不是流露出政治上的不满么？当年晦日老杜游乐游园曾遥见玄宗、贵妃“霓旌下南苑”，后陷贼中又来曲江凭吊，今不得意仍日日伤春买醉于此，可见他哀伤“江上”“苑边”经乱后的荒凉，实际上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缅怀深情，他对玄宗还是很有感情的啊！
其二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每日下朝必来此典衣沽酒，以夸饰之辞写其百无聊赖的恶劣心情。王嗣奭说：“余初不满此诗，国方多事，身为谏官，岂行乐之时？后读其‘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二语，自状其真，而恍然悟此二诗，乃以赋而兼比兴，以忧愤而托之行乐者也。”这理解是正确的，因为诗中确乎流露出忧愤情绪，也符合他当时的处境。但过于强调比兴，以为“‘蛱蝶’‘蜻蜓’俱比小人，而‘深深见’‘款款飞’，则君心受其蛊惑，而病已中于膏肓矣”云云，则大谬。如果真像王氏所说的那样，每一具体形象都有微言大义，那诗就不成其为诗，而成了推背图了。我看蛱蝶就是蛱蝶，蜻蜓就是蜻蜓，既来此饮酒遣闷，哪能不赏玩风光见此生趣？赏玩竟至如此之细，非玩物丧志，实玩物忘忧，不言心事而心事毕露了。故从而引出尾联留春暂住的惜春情意来。第一章已论及此联系从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二句化出。叶梦得《石林诗话》评“穿花”二句说：“‘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鱼跃”两句的比喻不是不巧，而是太巧，巧得弄巧反拙。黄莺穿柳犹如金梭穿丝，似是而非（“穿”“织”二字太过，莺飞哪有如此之急促频繁），鱼跃抛玉尺的取譬更是脱离生活实感、挖空心思的硬凑。写得吃力，读来必然索然寡味。“穿花”二句就不是这样，描状虽极细微，却是寓于眼而感于心的真情实景，因此一经拈出，便觉兴致盎然、童心雀跃了。邵子湘认为此等诗“已逗宋派”。王士祯说：“《宣政》等作，何其春容华藻；游赏诗乃又跌宕不羁如此，盖各有体也。”不同体裁确须采用不同写法，也不可通通归结于前后政治处境和心情的不同。
《曲江对酒》中表露出来的怨气更大，去志也更坚了：“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宫殿转霏微。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又是在曲江饮酒遣怀，可见他说“每日江头尽醉归”多少接近事实。久坐江头对酒娱情，水精宫殿掩映在春光之中。鸟飞花落，景色宜人。早不怕被人们遗弃何妨纵酒，懒得上朝参谒真的是与世相违。牵于薄宦更觉沧洲远阻，这偌大年纪徒然为自己的不能归隐而感到伤心。杨伦于此首诗后加按语说：“观数诗，公在谏垣必有不得行其志者，所以不久即出。”虽对当时朝中政治斗争情况不甚了了，光从话语中究竟也看出一些苗头来了。《丹铅录》说梅圣俞“南陇鸟过北陇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黄山谷“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来”、李若水“近村得雨远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句法都来自此诗“桃花”二句。宋人三联以“野水”联较好，其余得来太易，近乎打油诗，故不佳。
另有《曲江对雨》：“城上春云覆苑墙，江亭晚色静年芳。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上半写雨中寂静荒凉春景。传说苏轼、黄庭坚、秦观、佛印和尚见寺壁题有此诗，“湿”字为蜗蜒所蚀，各拈一字补之，苏说“润”，黄说“老”，秦说“嫩”，佛印说“落”，找来集子一对，原来是“湿”，还是“湿”字下得自然（见仇注引）。所谓自然就是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写，不故作形容，这样往往会获得好的艺术效果，“润”“老”“嫩”“落”之所以不如“湿”，原因就在这里。“燕支（胭脂）湿”既现成又有质感，其余几字不仅隔着一层，甚至很不准确。杨伦在“林花”二句旁加批语说：“金钗歌舞，旧地宛然。”乍看不知所云，细想颇觉有理。何以因“林花”想到“燕支”，因“水荇”想到“翠带”？除了两两之间有相似处易生联想外，原来诗人对此宸游旧地，回首昔日繁华，不觉在迷离恍惚的下意识中浮现出穿红着绿、涂脂抹粉、飘带轻扬、腰肢婀娜的歌舞宫人幻觉的缘故。浦起龙说：“‘对雨’则景益寂寥，故回首繁华，不堪俯仰。只一‘静’字，笼通首。首句便含静意。”因雨而静，因静而幻，因幻而转入下半首故君之思、兴衰之叹。《雍录》载，左右龙虎军，即太宗时飞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唐讳虎，故曰龙武，言其才质服饰，有似龙虎。《新唐书·兵志》载，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改为左右龙武军，亦称神武天骑。诗中所谓“龙武新军”即指肃宗新建神武天骑。兴庆宫在皇城东南，谓之南内，筑夹城入芙蓉园。芙蓉园与曲江相接，玄宗常来游赏。芙蓉园、曲江各有宫殿，即诗中所谓“别殿”。《哀江头》“江头宫殿锁千门”、《曲江对酒》“水精宫殿转霏微”均指此。“漫焚香”，谓空焚香以待。《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元年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仍赐物有差。《剧谈录》载，开元中上巳赐宴臣僚，会于曲江山亭，赐教坊声乐。钱笺：“此亦怀上皇南内之诗也。玄宗用万骑军以平韦氏，改为龙武军，亲近宿卫。自深居南内，无复昔日驻辇游幸矣。兴庆宫南楼置酒眺望，欲由夹城以达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金钱之会，无复开元之盛，对酒感叹，意亦在上皇也。”浦起龙说：“此诗不与诸篇一例，神远思深，忆上皇也。”同意是忆上皇是对的，认为不与曲江诸篇一例则不尽然。如前所论，诸篇虽侧重写失志思退之意，也流露出缅怀盛世、依恋上皇之情；此诗之所以“神远思深”而“忆上皇”，主要还是由于自己属于以房琯为首的旧臣党，不为肃宗和新贵所容，政治上感到很苦恼所致。此诗与诸篇，在思想感情上还是息息相关的，都是他愤懑、悒郁心境的表露。
用速写画笔触比较真实而具体地勾勒出他居官和日常生活的诗篇是《偪侧行赠毕四曜》：
“偪侧何偪侧！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焉能终日心拳拳，忆君诵诗神凛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关于毕曜，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考之颇详：“少陵集六《赠毕四曜》，黄鹤注，乾元二年甫在秦州有贺毕曜除监察御史诗。毕太祝曜亦见孟襄阳集。据旧书一八六下，毛若虚、敬羽、裴升、毕曜等同为御史，皆酷毒，时有毛、敬、裴、毕之称，毕约宝应间流黔中。全诗四函独孤及《客舍月下对酒醉后寄毕四燿》，又《夏中酬于逖毕燿问病见赠》，字或从火，或从光，都不过写法偶异。鲁公集五《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天宝十三载）有司经正字毕燿。”《旧唐书》卷一八六即《酷吏列传》。毕曜附敬羽传后，事虽不详，但与吉温、罗希奭之流同列，其酷毒可想而知。老杜同时另有《赠毕四曜》：“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首联赞毕四才大、为当今诗坛霸主，惜官小家穷。颔联承次句，言彼此贫而且老。颈联言二人才调相同，难得知音如此。尾联言都有子传诗，惟此一端差堪自慰。可见毕曜当时还很风雅，他的歹毒性格因官职卑下暂时还没有机会表现。他的诗《全唐诗》存三首，《赠独孤常州》“洪炉无久停，日月速如飞。忽然冲人身，饮酒不须疑”(11)，发人生无常不如及时行乐的感叹，《古意》《情人玉清歌》写轻佻冶情，都不很高明。他当初也许真写过一些像样子的作品，后来因为名声不好就没有传下来了。《偪侧行》用首二字为题，偪侧之意并不贯彻全篇。老杜写这首诗的用意不过是以诗当简，要毕曜到他的住处喝酒，但写得转弯抹角，颇有意思：一上来就诉苦，等到他的苦诉得差不多了，这才水到渠成、情真理足地提出邀请，令对方推辞不得。杨伦说这“是招毕饮小简，坦率开宋人之先”。“偪侧”是相逼的意思。“偪侧”句是说逼得我真没办法了，指后面诉说的几桩不顺心的事而言。起得突然，引人入胜。咱们住得这么近，可经常见不到面。自从去年尽括公私马匹助军以来，出门走动就很困难了。我穷得没有坐骑倒不是没有脚，以前咱们常互相来往，如今可不行了。这倒不是爱惜贱体，也并非两脚无力走不动。只是徒步行走有失体统害怕官长骂，害得我因为想念您通宵眼巴巴地睡不着您可知道。今天早上春雨急春风狂，我睡得正甜美没听见报晓的钟鼓声。房东本来答应借头驴子给我使，道路泥泞滑得很我不敢骑着去上朝。男儿的性命怪可珍惜啊，怕摔死只好派人去请个假(12)。哪能整天地坐在家里老是想您，想起您朗诵诗歌的那神情多么严肃。辛夷花开了又落了，何况我们都不是壮年了。街头的酒价苦于太贵，方外酒徒很少能喝得烂醉而眠的。您赶快来跟我一块儿喝几杯吧，我恰好有三百青铜钱呢。杨伦说：“只是不能亲来访毕一意，既贫难具马，又不能徒步，至告假后更不便出门，作三层写出，语意曲折。”王嗣奭说：“信笔写意，俗语皆诗，他人反不能到。真情实话，不嫌其俗。”诗写得真率、亲切、幽默而略带苦涩味，诗人的言谈笑貌跃然纸上，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甚至连并未明言的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情绪也隐约可触，艺术上颇为成功。王夫之说：“杜诗‘我欲相就沽一斗（误引三字），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姜斋诗话》）
一次他偶然经过老友郑虔的故居，见门巷荒凉、车马绝迹，不觉忆旧怀人，百感交集，作《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说：
“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乱后故人双别泪，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第五桥东流恨水，皇陂岸北结愁亭。贾生对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可念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用轻刑。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穷巷悄然车马绝，案头干死读书萤。”《长安志》载韩庄在韦曲之东，郑庄又在其东南，为郑虔之居。郑虔贬台州司户，老杜赶来相送，没见到，老杜很伤心，曾写诗记述此事。这诗一上来就伤郑虔的远谪，想象海滨贬地的荒凉和逐客的孤独无依。“乱后”句指老杜与郑虔在沦陷的长安泣别情事：“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老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九说：“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又其十说：“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可见他俩当年在何将军山林做客，住了几天，同好客的主人一起饮酒吟诗、唱歌跳舞，过得很愉快。这会儿老杜经过郑庄，不觉回忆起这一段美好的往事，就更加思念郑虔了。——如今喝醉了酒不想跳舞又有谁来拽我，写好新诗想吟吟您再也不能听到；第五桥东的流水流着我的恨，皇子陂北的亭子上凝结着我的愁(13)：这就是“酒酣”四句的意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已適（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贾生”句比喻郑虔的贬官。“苏武”句是说郑虔像苏武一样并未失节附敌。这是老杜一贯的看法，他在《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中早就说过郑虔从洛阳逃到长安是“握节汉臣回”。老杜认为郑虔陷贼中，伪授水部，诈称风缓，以密章达行在，胸怀直道，不当议罪，虽说从轻发落，还是把他贬到台州，这实在是很冤枉。“可念”二句表达的就是这意思，只是讲得委婉一些而已。祢衡是汉末文学家，少有才辩，长于笔札。性刚傲物，曹操要见他，他自称狂病，不肯去。曹操乃召他为鼓吏，大会宾客，想当众侮辱他，反遭到他的侮辱，曹操大怒，将他遣送荆州刘表。又不合，转送江夏太守黄祖，终被杀。《汉武帝内传》载，西王母使者至，东方朔死，使者说：“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祢衡”二句“忧其遂贬死台州。又祢以喻其狂，方朔喻上之不见知也”（杨伦语）。“穷巷”二句结到故居以致慨。蒋弱六说：“是读书人最不幸结局，千古大家一哭。”这不仅是哭祢衡、哭东方朔，也是哭郑虔、哭老杜。这首诗写得如此悲痛欲绝，除了同情郑虔的不幸遭遇，显然与诗人当时政治上受压、内心极端苦闷有密切关系。
老杜政治上失意的感叹和悲观情绪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诗篇中都有流露。当时他的同事许八拾遗要回江宁去省亲，他在那首《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诗中不胜神往地回忆了昔日与旻上人相偕游赏之乐，结尾说：“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官场潦倒，心情抑郁，处境可悯。他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说：
“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老夫生平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澹来悲风。”京城朱雀街西有玄都观。（要是提一提半个世纪以后刘禹锡因写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绝句而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也许就觉得这道观对我们来说不太陌生了。）一天大清早，玄都观李道士带了一幅新画就的松树障子来访问他，他把他请了进去，将画挂起来一同欣赏，就写了这首诗称赞这松树画得如何如何好。就诗而论，只是一般。末“因松下老人忽动商山之兴，盖世乱而思高隐也。惨淡悲风，画景亦若增愁矣”（仇兆鳌语），不觉又触动了满怀心事。就在《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这样的应酬诗中，也忍不住发牢骚：“顾我蓬屋资，谬通金闺籍。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看样子，他已走投无路，在朝做近臣也做不了太长久了。
很快就到了五月端午节，由于换季，他也照例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领细葛宫衣，就写诗谢恩道：
“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端午日赐衣》）王嗣奭说：“钟（惺）云：‘是近臣谢表语，入诗风趣而典。’又云：‘亦有名，有望外意。’余谓公即以六月出华州，知是时帝眷已衰，寓不平之感。‘意内称长短’，虽无甚关系，却人所不及道者，而偏写入诗，遂觉圣恩之重。”对于个中人，对于多少了解老杜当时处境的读者，是可以品味出“宫衣亦有名”这样的话语中是寓有不平之感的。（这当然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感觉，而且是加上了潜台词的：像我这样的人居然在赐衣礼单中还有个名字，这真是没有想到的。要是不大知道内情，光照字面理解，这句诗就纯粹是志望外之喜了。）不过，这究竟是朝廷上合乎礼仪的谢赏感恩之作，岂容任意发牢骚？所以钟惺说“是近臣谢表语，入诗风趣而典”，是深中肯綮的。谢赏文字写得最出色的当推庾肩吾、庾信父子，如前者的《谢东宫赍内人春衣启》：“阶边细草，犹推叶之光；户前桃树，翻讶蓝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试顾采薪，皆成留客。”后者的《谢滕王赍马启》：“奉教垂赍乌骝马一匹。柳谷未开，翻逢紫燕；临源犹远，忽见桃花。浮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画眉之暇，直走章台；王济饮酒之欢，长驱金埒”，都写得很优美，简直是诗，只是宫体浮艳的气息浓一些，若论清新、典雅，却赶不上老杜的这首谢赏诗。端午承赏宫衣，这大概是老杜作为近臣最后一次得到皇帝的赏赐了。他无疑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末后说：“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言下真不胜依恋、感慨之至。十年之后他流浪到江陵，见当地长官派人入京进奉端午御衣，他作《惜别行》说：“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贺端午。……卿到朝廷说老翁，飘零已是沧浪客！”虽未明说，他心中何尝忘了那年端午自己有幸承赐宫衣的荣耀？“终身荷圣情”，确乎是终身。老杜对皇帝尽管有所不满，甚至敢于犯鳞谏诤，但他的忠君感情却是始终不渝的。这是他莫大的思想局限，也是莫大的悲哀。
四 “近侍归京邑”
六月间，房琯及其一派代表人物如严武等，终于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贬为外任。《旧唐书·房琯传》记前后经过颇详：“（至德二载，五月，房琯贬为太子少师。）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琯言议暴扬于朝。琯又多称疾，上颇不悦。
乾元元年六月，诏曰：‘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刘）秩、（严）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研究一下这贬官诏是很有意思的。诏中明确指出，房琯当贬，罪行有四：（一）当宰相后“率情自任，怙气恃权”，排斥“温让谨令”之士，重用了“虚浮简傲”之徒，“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二）“亏制胜之任”“丧我师徒”；（三）罢相后仍处高位，但“多称疾疹，莫申朝谒”“违臣子奉上之体”；（四）又与刘秩、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房琯好宾客，喜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鄙视庸俗，人多怨恨他。用兵素非所长，却很自信，上疏请求准予带兵收复两京，肃宗急于求成就答应了。他为人很迂阔，用了刘秩这样一些根本不懂得打仗的书生参谋军事，还对人夸口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更可笑的是，他生在八世纪却生搬硬套，妄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五世纪春秋车战之法，结果陈涛斜一战，一败涂地，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战败后他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每日与刘秩他们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直到至德二载五月，他才因御史奏董庭兰赃贿而罢相为太子太师。而且罢相以后还继续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扬言自己仍将东山再起，宾客们也为他制造舆论。由此可见诏中指控他的四大罪状都是有根据的。问题是，房琯的许多毛病既然早已暴露，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肃宗仍然很器重他，到吃大败仗七个月以后却又突然借门客董庭兰受赃这一不很充足的由头将他罢相呢？（继房琯为相的张镐曾上疏说：“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老杜刚做左拾遗不久，也上疏说：“罪细不宜免大臣。”按照当时的国法人情衡量，以此罢房琯相确乎理由不充足，不过是借口而已。）陈涛斜一役败绩之后，房琯曾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要罢房琯这正是时候。这时不罢却要等到大半年后再罢，这表明一定由于某种原因肃宗对他的看法和态度起了根本变化。而这原因，正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贺兰进明进谗，说房琯为玄宗“制置天下”，“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肃宗这才开始考虑他的问题，准备对他进行打击的。贺兰进明向肃宗进谗，一上来就以晋朝为喻说：“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巨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随后又说：“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14)如果将前面摘录的贬房琯的诏书与此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列房琯罪状基本上不出贺兰进明所指责的范围，甚至用辞也相仿佛。可见肃宗一直把贺兰进明的谗言放在心里，观察了一阵，加上张良娣、李辅国之辈从旁挑拨，时机成熟，就在乾元元年六月将房琯等人贬官了。
新旧《唐书》杜甫传都说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头年房琯罢相，杜甫上疏反对，险遭重刑。他当初也曾衷心希望由于房琯的入相，贾至、严武诸人（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将得到重用：“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确是以房琯为首的玄宗旧臣党中人，所以他也在同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旧唐书·杜甫传》明确记载他的贬官直接与房琯有关：“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贬房琯诏中提到刘秩、严武而没提到他，只是他官小不值一提而已。
头年四月，老杜从外郭城西面中间的金光门逃离长安，投奔凤翔行在，拜左拾遗。如今罢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恰巧又出金光门，这使他感慨万千，就特意写了《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纪事抒怀说：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我就是从这条路逃回行在的，当时西郊到处都是胡人。至今胆还是吓破了的，一定有出窍的惊魂没全招回来。好不容易做了近臣随驾还京，这次贬官哪里是皇帝的意思。我缺乏才干又日渐衰老，（不可能再厕身朝列了）走出金光门不禁停住了马远远眺望着那千门万户的宫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句）古人遭贬见放，不敢抱怨君主，总归咎于小人忌才进谗、蒙蔽圣明。“移官岂至尊”云云，非独老杜一人如此。既不必据此而盛赞其“不归怨于君”“更见深厚”，也不可深责其愚忠迂腐。房琯一党的被逐出庙堂，与贺兰进明、李辅国等宵小之辈的进谗当然有关，但如前述，实出于肃宗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老杜作为当事人，对此不会一无所知。老杜在朝时间短，官位不高，上任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而陷入了旧臣与新贵两派敌对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子一直过得不轻松；但一旦离此而去，又难免牵动辞君恋阙之情，“驻马望千门”了。八年以后，老杜寄居夔州，境地凄清，心情索寞，每当忆及当时“几回青琐点朝班”情景，就更加感叹不已。这里有壮志莫酬的怨恨，有好景不长的哀伤，总之是一场春梦醒后的惘然回味。老杜的朝官生活真是春梦一场，正是这样，在政治纠葛风风雨雨的骚动中，他很快就给惊醒过来了。
老杜去朝赴华前后情事，集中尚有踪迹可寻。动身前夕，恰好孟云卿来访。他正有满腹的话语需要向知己诉说，没想到不请自来，相见都已白头，不觉乐极生悲。秉烛对饮，通宵互诉衷肠；身牵世务，明朝各自东西。临别他作《酬孟云卿》叙述这事说：
“乐极伤头白，更长爱烛红。相逢难衮衮，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唐诗纪事》载：“云卿，河南人。元次山《送孟校书往南海》云：云卿与次山同州里，以辞学相友，少次山六七岁。……高仲武云：孟君诗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苦，怨者之流。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伤时二首》其一，一作《宋郊》，今存），方于《七哀》‘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则云卿之句深矣。虽效之于陈、沈，才能升堂，犹未入室，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者，一时之英也。余感孟君平生好古，著《格律异门论》及谱二篇，以摄其体统。（以上一段与中华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内《中兴间气集校文》大同小异。）云卿与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其《感怀》句、《悲哉行》张为取作《主客图》，以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元结（七一九—七七二）说孟云卿比他小六七岁，则当生于七二五或七二六年，比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小十三岁。乾元元年（七五八）杜甫四十七岁，孟云卿只有三十三岁或三十四岁。孟云卿一作陇西人（《唐才子传》），一作武昌人（《全唐诗》小传），一作平昌人（新《辞海》）。元结是河南鲁山人，既说孟与他同州里，作河南人为是。老杜后来在《解闷十二首》其五称赞他“数篇今见古人诗”。元结提倡风雅，反对淫靡诗风，于乾元三年结《箧中集》，选七人诗二十四首，以资标榜，其中收沈千运四首，收孟云卿诗竟达五首之多。可见他真如高仲武所说：“当今古调，无出其右者，一时之英也。”《全唐诗》存诗十七首，其诗风显然属于沈千运这一流派，风骨颇健，稍嫌偏枯。诵其《悲哉行》可见一斑：“孤儿去慈亲，远客丧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谁忍闻？可闻不可说，去去无期别。行人念前程，不待参辰没。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沈千运这一派诗人的成就不算大，但“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结《箧中集序》），对抵制当时淫靡诗风，继承陈子昂、李白所鼓吹的风雅传统，启迪中唐以来的新乐府运动，确乎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甚至孟郊等人的不平之鸣和慷慨悲歌，也多少受到这一派诗风的影响。孟云卿诗“词气伤苦”同他的坎坷遭遇密切相关。《唐才子传》载：“（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与薛据相友善。尝流寓荆州。……仕终校书郎。云卿禀通济之才，沦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无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犹杞国之人，忧天坠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他不仅生不逢时，原来还是个有节操、“禀通济之才”的志士，这就无怪他能得到前辈诗人老杜的爱重了。韦应物游扬州曾与他相遇，作《广陵遇孟九云卿》说：“新知虽满堂，中意颇不宣。忽逢翰林友，欢乐斗酒前。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对他“激颓波”的“高文”也很推重。承傅璇琮同志相告，云卿与张彪为中表亲：“与君夙姻亲，深见中外怀”（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载《箧中集》。
老杜与孟云卿畅谈到深夜，天一亮即与亲友们辞别出金光门赴华州。唐华州的治所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华州在长安东，往华州为什么要出西边的金光门呢？不得而知。不管无心还是有意，颇令人寻味。华州离京师一百八十里，即使动身晚、走得慢，第二天总可到达。途经郑县亭子，见那里涧水澄清，风景幽美，不觉兴起，便稍事登临、游憩，并作《题郑县亭子》说：
“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三月：“道济、林子至潼关。秦鲁公绍……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胡三省注：“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溪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南路之险，更开北路，遂以北路为大路。”诗中“大路”指此，非泛言大道。西岳华山西峰最高，叫莲花峰。“岳莲”指此。“长春”指长春宫。《新唐书·地理志》载长春宫在同州朝邑县（今并入陕西大荔县）。此宫为北周宇文护所建。唐高祖李渊起兵，渡河后曾驻此（见《旧唐书·高祖纪》）。华州至朝邑的直线距离按地图比例尺计算约七十公里（一百四十里），加上此处多山，郑县亭子再高，长春宫也决非目力所能及。“天晴”句，不过是纵目远眺，姑妄言之，聊以遣闷而已。此诗平平。“巢边”一联，即眼前景，写备受群小欺凌隐痛，见此老当时心境。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甚异。或云墨着楠木皆如此。”
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北临渭河平原，属秦岭东段，花岗岩断块山。华山主峰一称太华山，古称“西岳”，在华阴县南，海拔一千九百多米，有壁立千仞之势。有莲花（西峰）、落雁（南峰）、朝阳（东峰）、玉女（中峰）、五云（北峰）等峰，自古以来为游览胜地。老杜登上郑县亭子，见云消雾散，太华就在眼前，曾以“云断岳莲临大路”之句写此新奇感受。随后经常眺望，欣然有得，不觉神往，作《望岳》道：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真诰》载，杨羲梦蓬莱仙翁拄赤九节杖而视白龙。《集仙录》载，明星玉女，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祠前有五石臼，号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不溢不耗。黄生说：“因全用‘玉女洗头盆’五字，故此联独拗，与上篇‘郑县亭子’一例。五字本俗，因用‘仙人九节杖’五字作对，遂变俗为妍，句法更觉森挺。此诚掷米丹砂之巧矣。”又说：“五、六形容路径险仄，车不能回。‘箭栝通天’言其狭而且直也。后人缘杜诗故造为地名，不可转傅会以释杜诗也。”(15)言之有理，解释也贴切。华山有南天门，即诗中所谓“通天有一门”。尾联谓秋凉后将上华山求仙。少昊为白帝，古以为主管西方的天帝。道家传说华山属白帝所管（见《洞天记》），所以要去寻访白帝问道。明代李攀龙《杪秋登太华山顶》也说“缥缈真探白帝宫”，显系照应这两句杜诗而言。日日见山，又常听人讲到上面的种种灵异、胜迹，加之仕途失意，心情郁闷，老杜真想登华山啊！李白自诩“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真是翠崖丹谷，移作别处不得！）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云台（即五云峰，一名起云台）阁道（指苍龙岭一带）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虽写浪漫想象，亦非未亲历其境者所能道。《云仙杂记》载：“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李白无疑是登过华山的了。《唐国史补》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现苍龙岭仍有所传韩愈投书处。韩愈未到绝顶而闹了这样一场大笑话，总算也是去了的。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说：“往年爱华山之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复得其揭然无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远。思欲穷搜极讨，洒豁襟抱。始以往来，番番不遂其愿。间者得李生于华邮，为我指引岩谷，列视生植，仅得其半。又得谢生于云台观，暮留止宿，旦相与去，愈复记熟。后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于华之山无恨矣，三人力耶？”要是讲游华山次数之多、搜讨之细、体会之深，李商隐当不输后人。杜甫的这首《望岳》写得较空泛，缺乏实感，可见在此以前他从未登过华山。他早年漫游齐鲁，曾经写了那首著名的望东岳泰山的《望岳》诗，他晚岁滞留夔州，闲居寂寥，多吟诗追忆昔游以遣闷。据《又上后园山脚》“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上日观，矫首望八荒”，知道他在“望岳”之后还是登过东岳的。然而有关诸诗中从未忆及登西岳情事，可能他仅止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秋凉以后并未如愿登山。与早年望东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种壮志凌云、信心十足的精神状态相比，望西岳时的心情就截然不同了。浦起龙说：“从贬斥失意，写‘望岳’之神，兼有两意：一以华顶比帝居，见远不可到；一以华顶作仙府，将邈焉相从。盖寄慨而兼托隐之词也，笔力朴老。”
这年早秋天气炎热，盛夏当更难熬。新来乍到，心里虽不痛快，但多少感到新鲜，还有“题亭”“望岳”的兴致。哪知到任以后，案牍堆积，心烦意躁，就越发感到热得无法忍受。他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即写此苦况：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王嗣奭说：“‘自足蝎’，谓蝎已自足，又加以‘转多蝇’，上下呼应，极状其苦。”“自足”仇注从赵彦才注作“皆是”。前说是。“自”，已的意思（《集韵》）。“足”，够。这两句是说：常常为夜里那已经够对付的蝎子犯愁，何况秋后反倒有这么多苍蝇。若改为“皆是”，虽易懂，未免说得过于可怕，到处“皆是”蝎子，那还了得！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主簿虫。”韩愈作诗务去陈言，“往往以丑为美”（刘熙载《艺概》中语）。他在《送文畅师北游》中写“三年窜荒岭”、“昨来得京官”、北归后的由衷喜悦说：“照壁喜见蝎”，就是反用“常愁夜中自足蝎”之意。如此以丑为美、刻意追求奇险，徒令读者蹙眉。老杜写蝎子、苍蝇，可不是在故弄玄虚，而是借此直抒烦躁情绪，虽然显得粗糙一些，却有强烈实感，很传神。白天苍蝇扰，黑夜蝎子蜇，已教人不得安生了，作为州掾，还要着袍束带到衙门里办公，跟那没完没了的簿书打交道，这简直逼得我要发疯，我真想大叫。望着南面山沟上那偃卧的青松，要是下面结着厚冰让我赤着脚踏踏该有多好！王嗣奭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迁州掾，长官自宜破格相待。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掾畜之，其何以堪？故借早秋之热，蝇蝎之苦，以发其郁蒸愤闷之怀，于‘簿书何急’微露意焉。试问堆案者从何来哉？然闻之者无以罪也，乃其情则苦矣。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残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文字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以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郭公与周旋几一载，而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宝山空手矣。”讲得不无道理。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解释他不愿为官是由于“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即日解绶去职。老杜的心跟这两位古人是相通的。他弃官离华虽在一年以后，而去志则已萌于这时了。
《题郑县亭子》《望岳》《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三首都是拗体。前论老杜好以此体抒失意愤懑之情，在这里又再一次得到证实。就艺术而论，三首中以末首较好，好就好在像四川怪味豆，五味俱全而又在五味之外。稍加讽诵，自能体察。黄庭坚《寄黄几复》“寄雁传书谢不能”，有意无意效老杜“对食暂餐还不能”，口吻峭而俏，颇得语言烹炼之法。
前面提到的《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是老杜当州掾多年以来所办文墨中稍有意思的两篇。前者委婉地批评了朝廷撤走河北大军，宽纵逆党，建议调遣各路人马“相与出入犄角”，彻底消灭安庆绪残部，并附图加以说明。《唐六典》载，诸州每岁贡人，选拔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帖掉几字让应试者填写），试杂文两首、时务五条。后者是老杜代华州郭刺史拟的策问五条，问处在战乱未平的当时应如何解决赋税、驿马供应、水陆交通、军队给养、币制改革等问题。既然代郭刺史起草，主要恐怕还是郭刺史的意见（起码都是他同意的），但仍然能见出捉刀人老杜的思想感情。如说：“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疾苦矣。”又说：“则遗祲荡涤之后，圣朝砥砺之辰，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卨。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与他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相较，不仅意思相近，也同样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虽然如此，这两篇文件也不值得过于强调，只是作为诗人屈居下吏、案牍劳形、心情烦躁时期的雪泥鸿爪，才多少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纪念意义。
五 马和鹰的变化
此外，他还有一些诗作也有助于理解他贬官前后这一时期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
老杜好写马写鹰。他少年气盛、踌躇满志时写的马是“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写的鹰是“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无不骏发鹰扬，一往无前。曾几何时，随着诗人的仕途蹭蹬、身心交瘁，这些骏马和雄鹰在他笔下都明显地起了变化：有的形容枯槁，简直就是此时此境作者的化身；有的一抟即中，翩然而逝，聊借宣泄其郁结胸襟；有的英姿犹昔，但不复用以自况，而是他落魄神情的反衬。
且看他的《瘦马行》：“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旧注以此诗为房琯作。(16)自蔡兴宗以后各家注多认为这是乾元元年冬老杜贬官华州司功时的作品。《唐六典》载，诸牧监凡在牧之马，皆印印，右髆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侧以监名，皆依左右厢。若形容端正，拟送上乘，不用监名。二年始春，则量其力，又以飞字印印其左髀髆。细马、次马，以龙形印印其项左。送上乘者，尾侧依左右闲印以三花。其余杂马送上乘者，以风字印印左髆；以飞字印印左髀。一匹好端端的名马，给打上这么多烙印，本是极煞风景的事。只因为这是内厩马匹的标记，时人自然不以为病反以为贵了。诗人见此内厩乘黄（即飞黄，古代传说的神马名）竟至于废弃道旁，不觉感慨万千，就写了这首诗，借伤马的昔贵而今贱以自伤。他大概当时真见到这样一匹被遗弃在道旁的受伤瘦马，前八句所写细节亦当是实情。后十二句则是诗人猜想、咏叹之辞。仇兆鳌说：“公疏救房琯，至于一跌不起，故曰：历块误一蹶，非汝能周防。落职之后，从此不复见君，故曰：见人若哀诉，失主无晶光。身经废弃，欲展后效而不可得，故曰：谁家愿终惠，更试春草长。寓意显然。”这首诗艺术上可取之处在于寓意深长而始终不忘写马，人和马合而为一了，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
他的《义鹘行》则是一篇旨在抒愤的寓言诗，写一个潏水樵夫所传鹘杀白蛇、为苍鹰报仇的故事：“阴崖有苍鹰，养子黑柏巅。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近经潏水湄，此事樵夫传。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亦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永激壮士肝。”鹘，鹰属（见《广韵》），一种猛禽。樵夫讲述的这个故事，要是猎奇的人听了，很可能写成一篇深意无多、纯系“志怪”的作品。鹰能诉冤于鹘，其事甚奇；鹘能报复即去，益见其奇。这样的奇闻，老杜听了不会不觉其奇，哦成篇什也不能不赞其奇，只是他的主旨在寓愤世之意于记异，且有真情实感，所以能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令人读了感到痛快淋漓，精神振奋，胸中郁悒顿消。王嗣奭说：“是太史公一篇义侠客传，笔力相敌，而叙鸟尤难。鸟有父，下语极新极稳，更无字可代。至‘斗上捩孤影’八句，模神写照，千载犹生。‘快意贵目前’一语，令人快心，令人解颐。谭云：‘天道反不能如此。’‘功成失所在，用舍何其贤’，分明是一个鲁仲连。钟云：‘发许大道理。’又云：‘住此便有味有法，多下一段可恨。’余谓论他人诗应如是，杜又不然。‘人情许与分，只在顾盼间’，道理更大，明是季札挂剑心事，其可少耶？”这一评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与司马迁的义侠客传相同是对的，说“叙鸟尤难”也并非纯是言过其实的恭维话，无论写寓言或寓言诗，须兼顾人和物，让世态人情、微言大义从惟妙惟肖的动植器物故事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得到体现和表达，因此要想写得恰到好处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写鹘来击蛇、功成即逝情景无不是鹘，而英风却闪动纸上，“分明是一个鲁仲连”，这确乎是难能可贵的。（二）指出诗忌议论但好诗不避议论，亦甚有见地。若真有所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箭在弦不得不发，那为什么不吐不发呢。要是照钟惺的意思将后半“许大道理”截掉，到“死亦”句打住，就算“有法”，也未必“有味”。
天宝十三载前后老杜作《雕赋》《天狗赋》，表达了他想为朝廷效力的愿望和壮志难酬的苦闷，这和《义鹘行》写仗义除奸、一舒不平之气的主旨是很不相同的。潏水在长安杜陵附近，自皇子陂西北流入渭水。黄鹤认为《义鹘行》当是乾元元年在长安作，诗云“近经潏水湄”可证。这时他被谗遭排挤，愤世嫉俗的情绪正大，写出这样大快人心的诗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寓言多借物以寓意。我国古代寓言多而以物为题材的寓言诗则极少。汉人每有奇想，汉乐府杂曲歌辞《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写枯鱼过河哭泣，后悔自己不慎被捕，就写信给朋友，要它们记住教训，出入要谨慎，千万别再上当。言简意赅而形象生动，可说是最早也是最精彩的一首寓言诗。建安著名作家曹植，爱好民间文学，能背诵几千言的俳优小说（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他的《鹞雀赋》实际上就是一篇寓言诗：“鹞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贱，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啖，实不足饱。’鹞得雀言，初不敢语。‘顷来轲，资粮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得鹞言，意甚怔营。‘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倾。皇天降监，贤者是听。’鹞得雀言，意甚怛惋。‘当死毙雀，头如蒜颗，不早首服！’捩颈大唤，行人闻之，莫不往观。雀得鹞言，意甚不移。依一枣树，丛多刺。目如擘椒，跳萧二翅。‘我当死矣，略无可避。’鹞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妪。相将入草，共上一树。仍叙本末，辛苦相语：‘向者共出，为鹞所捕。赖我翻捷，体素便附。说我辨语，千条万句。欺恐舍长，令儿大怖。我之得免，复胜于兔。自今从意，莫复相妒。’”麻雀公母俩一块儿出去，途中因争风吃醋的事发生争闹就分开了。公雀不幸遇到一个饿得连死耗子都不放过的鹞子要吃它。它苦苦哀求，眼看脱不了身；不觉心慌意乱，跌进酸枣刺丛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可是它回头遇到母雀，却得意扬扬地自吹自擂，说自己手脚利索，口才又好，居然能死里逃生，比兔子强多了。鹞子和公雀都写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对话风趣，细节真实，恰似一个简短而极富幽默感的卡通片。这是俳谐游戏之作，惜寓意不深。李白也写过一首题为《山鹧鸪词》的寓言诗：“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嫁得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紫塞严霜如剑戟，苍梧欲巢难背违。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鸣惊叫泪沾衣。”王琦引胡震亨的话：“意当时有劝白北依谁氏者，而白安于南不欲去，托为鹧鸪之言以谢之。其作于客云梦及岳阳之日乎？”并加按语说：“此诗当是南姬有嫁为北人妇者，悲啼誓死而不肯去。太白见而悲之，故作此诗。”近人则以为可能寄托着对安禄山盘踞北方、祸乱将起的隐忧。这诗写得很有趣，也多少有意义，但仍不如这首《义鹘行》感人。老杜此外还有些咏物寄意之作，如《呀鹘行》《白凫行》《朱凤行》等，可是都没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不能算寓言诗。后代鲜见此体，只有明代王世贞讽刺奸臣严嵩的那首《钦行》够格，也写得好：“飞来五色鸟，自名为凤凰。千秋不一见，见者国祚昌，响以钟鼓坐明堂。明堂饶梧竹，三日不鸣意何长？晨不见凤凰，凤凰乃在东门之阴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见凤凰，凤凰乃在西门之阴媚苍鹰：‘愿尔肉攫分遗腥。梧桐长苦寒，竹实长空饥。’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
他的《画鹘行》写画鹘酷似生鹘，英姿飒爽：“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巧刮造化窟。写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乌鹊满樛枝，轩然恐其出。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萧瑟。”当年所写《画鹰》中的苍鹰，矫健、飞动也不过如此。但区别在于《画鹰》是以鹰自况，而《画鹘行》则借鹘以寄慨：“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吾今意何伤，顾步独纡郁。”仇兆鳌说：“鹘能腾举云沙，己则顾步而不能奋飞，未免郁郁伤情耳。”杨伦说：“言真鹘当高举云沙，而此鹘独不能飞去，故未免郁郁伤怀耳。公殆自喻其志之不得伸乎？”理解小有不同，而认为未免郁郁伤怀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诗人前后思想感情的变化。
不等贬官，老杜早就感到自己已陷入困境，因而心灰意懒：“顾我蓬屋资，谬通金闺籍。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这时他不再以鹰马自况，却转而以此况人：“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渥洼骐骥儿，尤异是龙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辈伯。……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自恐两男儿，辛勤养无益。”“两男儿”指宗文、宗武。自愧弗如，还把两个儿子都拉扯上了，想真有此感，不完全是恭维话。譬喻的转换意味着理想抱负的幻灭，这是很可悲的。
六 怀人忆旧之什及其他
这一时期还有几首小诗，略见其人事交往。
《得舍弟消息》当作于这年春天，写大难之后得亲人消息百感交集的激情，苦心怨调，使人凄然：“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犹有泪成河，经天复东注。”
《寄高三十五詹事》是安慰高适仕途暂阻之作：“安稳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时来知宦达，岁晚莫情疏。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前已提到，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在长安，与杜甫、岑参、薛据等同登慈恩寺塔赋诗。第二年即天宝十二载初夏，高适又随哥舒翰回河西，直到天宝十四载冬返朝，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又佐哥舒翰守潼关，抵御安禄山叛军。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哥舒翰被擒，玄宗出奔西川，高适追至河池郡见驾。至德元载十二月，高适受到肃宗的器重(17)，出任淮南节度使，平永王李璘有功。“兵罢，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旧唐书·高适传》）。黄鹤认为此诗云“兵戈久索居”，则是为詹事已久，当是乾元元年作。李白从璘获罪，老杜闻讯深为忧虑，后曾多次形之于诗。高适平璘立功，稍受挫折，他也作诗相慰，措辞甚得体，而感情毕竟一般，可见李、高二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安稳高詹事”，一上来就问候高适的起居，是书信的写法，读来很自然很亲切。顾贞观《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首句“季子平安否”也是这样写。眼下明明印堂发黑、官运不济，却说时来运转自然发迹，不要因上了年纪把宦情看淡了：“时来知宦达，岁晚莫情疏。”后四句写得似拙实巧，“若作怪词，弥显交厚”（浦起龙语）。都不过是安慰失意人的寻常话，却说得这么委婉动听，真令人不能不佩服他语言艺术上的水磨工夫。
《赠高式颜》也是一首以语言取胜的小诗：“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故人还寂寞，削迹共艰虞。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平生飞动意，见尔不能无。”高适有《宋中送族侄式颜》和《又送族侄式颜》诗。后诗说：“惜君才未遇，爱君才若此。……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前诗题下自注说：“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幽州长史张守珪于开元二十六年隐匿败状，二十七年事发，贬括州刺史。据此可知：（一）高式颜是高适族侄；（二）高式颜有才不遇，与高适同游京师、梁宋，老杜与高式颜结交当在游梁宋时；（三）开元二十七年高式颜离梁从张守珪辟。《旧唐书·张守珪传》载：“（守珪）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高式颜此行当亦落空。所以十九年后老杜与之重逢，就不免有“故人还寂寞，削迹共艰虞”之叹了。这诗起得突兀，通篇清空一气。申涵光说：“‘昔别是何处，相逢皆老夫’，诵之如闻其声。‘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语意本此，而真朴自然不逮矣。”（仇注引）《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说：“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与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绁，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杨伦按：“诗用黄公酒垆事，自是适没后作，诸本皆失编，今从单复编夔州诗内。”亦有理。此仍从旧编。施鸿保说：“公曾与其叔侄同饮否，亦无明证，且赠式颜诗，何必通首及适。疑诗所谓论文友，当别一人，公曾同式颜与饮酒垆者，今必已故，故诗云然，非适也。”这又是一种理解，可参看。
这一时期老杜忆旧伤怀、愤世嫉俗之情集中宣泄在下面这些诗篇中。如《遣兴三首》其一思兄弟：“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生与死，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仰看云中雁，禽鸟亦有行。”其二思故居：“蓬生非无根，漂荡随高风。天寒落万里，不复归本丛。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怅望但烽火，戎车满关东。生涯能几何，常在羁旅中。”其三怀旧交：“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邀游宿南山。烟尘阻长河，树羽成皋间。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对兄弟、故居、旧友思念如此殷切，东都之行想也不远了。杨伦说：“公诸《遣兴诗》，亦自汉魏出，但蹊径易寻，不及汉魏之纵横变化耳。”
这年阴历十一月冬至，他仍在华州未回东都探视，想到去年今日参加冬至大典朝参盛况，对比眼下屈辱处境，不觉怅惘伤心，作《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一说：
“去岁兹辰捧御床，五更三点入鹓行。欲知趋走伤心地，正想氤氲满眼香。无路从容陪语笑，有时颠倒著衣裳。何人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欲知”句言为华州掾趋谒上官。老杜四年前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参军，曾作《官定后戏赠》说：“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他不愿做尉是怕“趋走”，终于不免，故觉“伤心”。李商隐《任宏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说：“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宁愿砍断两条腿也不想当趋走风尘的贱吏，更是愤慨之辞。古代自视甚高的士大夫无不视做吏为畏途、为莫大屈辱。“有时”句写心迷意乱的穷愁之状。冬至日北半球昼最短，过后则转长。《岁时记》载，魏晋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后人冬至诗“日光绣户初长线”即径用此典。老杜因日长一线而想到愁长一线，不仅日影可量，愁亦可量，构思巧而贴切，只能用作咏至日愁，移他处不得。其二说：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麒麟”指镀金麒麟香炉。《唐六典》载，大朝会则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羽扇，开元初改为绣孔雀。《西京杂记》载，天子玉几，冬则加锦其上，谓之绨几。《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五年李适之奏：冬至大礼朝参，并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老杜这个从八品上的左拾遗在这场合只够服袴褶，但他满眼却是红彤彤一片，所以有“朱衣”之句。这两首诗都先写记忆中去年今日朝会时盛况，以反衬目前境地的凄凉和内心的愁苦。唐人谓门下、中书为北省（见《通典》）。这两首诗是写给两省旧友的，但诗中只有“无路从容陪语笑”“何人却忆穷愁日”二句涉及他们，而主要是抒写自己的忆旧和恋阙之情。前不久他写过一首题为《独立》的五律：“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飖搏击便，容易往来游？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以鸷鸟比嫉贤妒能的小人，以白鸥比被谗见放的君子，“鸷鸟方恣行搏击，白鸥可轻易往来乎？危之也。且夜露已经沾惹，而蛛丝犹张密网，重伤之也。上是显行排击者，下是潜为布置者，虫鸟天机，同于人事，是以对此而万忧并集也”（仇兆鳌语），此实为房琯、严、贾辈，也为自己的受迫害而罗织犹未已致慨，而对这班群小的主子——发动这一系列政治打击的最大权威肃宗，即使如前所述，老杜当时也有所觉察，有所腹非，但一旦时过境迁，他不但毫不怀恨，而且还一往情深、眷恋不已，这不能不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从中作祟所致。朱瀚认为其一是赝作，理由是凡一题再赋，必具次第，又须照应，“去岁兹辰”全犯“去年今日”，“捧御床”“入鹓行”前后颠倒，“五更三点”近俗，等等。仇兆鳌全抄朱说而不置可否，浦起龙则明确表示赞同。也有人认为这是完整的一组诗，其一写得就不错，如毛西河说：“追忆告说如诉，且于叙事掳意中不废壮浪跳掷之致，与刘、白相去何等。”蒋弱六说：“两作俱首尾呼应，另为一格。”杨伦说：“前首怅怀，次首追溯。前首全用虚笔，次首全用实笔。结处一愁将来，一愁当下，亦相表里。”（均见《杜诗镜铨》）鲁迅说不要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同样，也不要相信脱胎于八股文的诗歌章法之类的话。当一个人处在“有时颠倒著衣裳”的心意迷乱状态中，要是用稍嫌杂乱无章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他的神魂颠倒，就很有可能收到颇为感人的艺术效果。就艺术表现而论，这两首诗都写得很真实很自如，不但不拙劣，甚至可说是成功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不喜欢这组诗，主要是这组诗同去冬今春写的那几首荣遇诗一样，严重地存在着忠君的迂腐感情和艳羡荣华富贵的庸俗心理，而其中的感伤情调又特别强烈，教人读了很不是滋味。
老杜贬华以后写得哀而不伤且别饶情趣的诗篇当推《九日蓝田崔氏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黄鹤认为此是乾元元年为华州司功时至蓝田（今陕西蓝田）而作。华州至蓝田八十里。旧编在至德元年。是时身陷贼中，不能远至蓝田，且无兴来此尽欢。蓝田崔氏庄旧注不详。焮案：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题下原注：“山西去亦对维门。”诗中也说：“秋色有佳兴，况君池上闲。悠悠西林下，自识门前山。”知崔季重山居在东，西对王维山居。又老杜《崔氏东山草堂》说：“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旧唐书·王维传》载王维乾元中复拜给事中（闻一多认为王维“复拜给事中，在乾元元年，明年则转尚书右丞矣”）；又载晚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川（据我的考证王维得蓝田别墅当在天宝七载以前，详拙著《唐诗论丛·王维生平事迹初探》）。邵注：东山即蓝田山，又名玉山，在长安蓝田县东南。王维辋川庄在蓝田，必与崔庄东西相近。《九日蓝田崔氏庄》《崔氏东山草堂》二诗所写时（“九日”“高秋爽气”）地（都在“玉山”）相同，“崔氏庄”当即“崔氏东山草堂”。崔氏庄在东，西对王维辋川庄。崔季重山居在东，也西对王维山居。据此可进一步推知：（一）崔季重山居和王维山居均在蓝田（王维曾隐终南山，崔季重也可能同隐于此，但很难保证二人居处总是东西相对）；（二）崔氏庄（即崔氏东山草堂）即崔季重山居。苏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诗序》载：“天宝十二载七月辛丑，东平太守扶风苏源明，觞濮阳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鲁郡太守陇西李公兰、济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济阳太守陇西李公倰于洄源亭。”(18)知天宝十二载七月崔季重为濮阳太守。王维《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题中既称崔季重为濮阳，则该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前后崔为濮阳太守期内或去职之后。王维的《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称崔兴宗为“内弟”。《仪礼》郑康成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内兄弟也。”王维母崔姓，崔兴宗是他舅舅的儿子。在《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中王维称崔季重为“兄”，崔季重当是他的“内兄”，但不知崔季重和崔兴宗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崔兴宗与王维、裴迪曾俱隐终南山。
天宝十一载王维为文部郎中，作《敕赐百官樱桃》。崔兴宗时为右补阙，有和章。王维于天宝七载以前、隐居终南山以后营蓝田辋川山居，作为他半官半隐的去处，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崔兴宗这时也很有可能常来崔氏东山草堂居住。(19)王维后来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他的蓝田山居主要是为他母亲崔氏奉佛习静所营。如果崔氏东山草堂真是老太太娘家的别业，那么在这里营山居，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前已提到东庄的主人崔季重与苏源明有旧，而苏源明又是老杜漫游齐赵时的好友，后在长安仍有来往，加上老杜和王维今春同为朝官的这一层关系，那么，老杜同崔季重、崔兴宗他们想早已认识，这次就应邀自华州来此登高赋诗，欢度重阳节了。安禄山陷京师，苏源明以病不受伪署，两京收复后擢考功郎中知制诰。这时苏源明正在长安，不知曾来参加这次雅集否。老杜这首《九日蓝田崔氏庄》写的是重阳节这天宾主一同登高饮宴情景和所见所感。浦起龙以为“老去”“兴来”是一篇纲领是对的。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老去而又逢秋，心中悲伤已极，只好勉强自宽自解；谁知对此良辰美景，随诸君雅集，不觉兴起，竟然得尽今日之欢了：这就是首联的意思。刚说悲，忽说欢，写得委婉曲折。《晋书·孟嘉传》：“（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后因成为重九登高的典故。颔联翻用此典，不仅只是“将一事翻腾作两句，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为风流，最得翻案妙法”（杨万里语），而且还如赵大纲所说，“‘羞将短发’，未免‘老去’伤情，‘笑倩旁人’，仍见‘兴来’雅致”，扣紧“老去”“兴来”，将诗人在今日重阳会上的风神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了。《三秦记》载，蓝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为蓝水。今蓝田仍出碧玉，世称蓝田碧。《太平寰宇记》载，蓝田山在蓝田县西三十里，一名玉山，一名覆车山，灞水之源出此。《华山志》载，岳东北有云台山，两峰峥嵘，四面悬绝，上冠景云，下通地脉。朱注以为“双峰”是指云台山，旧云华山、秦山者非。“寒”字见秋光萧瑟意。茱萸，植物名，有浓烈香味，可入药。《续齐谐记》载，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家有灾，急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饮菊花酒。”颈联写登高所见壮丽之景。尾联因想到山水无恙而人生多变，所以就细看茱萸，感叹明年此会不知谁还健在。这两联分别发挥“兴来”“老去”两层意思，与首联遥相呼应。这诗写得变化多端，圆转自如，慷慨缠绵，感人至深；而且节奏跌荡，朗朗上口，颇富音乐性。王维十七岁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末二句与前诗尾联皆就茱萸兴叹，两诗俱佳，但一在思念亲人，一在哀伤迟暮，思想感情有少年和老年之别。
《崔氏东山草堂》是诗人在此小住时写草堂观感和生活情趣以及游王维辋川庄所见：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白鸦谷在蓝田县东南二十里，中有翠微寺，其地产栗。青泥城在蓝田县南七里。又青泥驿在县郭下。（均见《长安志》）饭煮芹谓菜杂米做饭。仇注引王维《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谓据此则知钟磐渔樵即蓝田山中景物。辋川一带有水有山自然不乏渔樵。至于当时当地寺院不知凡几，而摩诘作品中写到的则有石门精舍：“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有感配寺：“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这些描写都有助于感受蓝田山东西庄的环境气氛，有助于理解老杜的这首草堂诗。这诗与诗人早年所作《题张氏隐居二首》等路数相近，但格老而秀，工力有所不同。我曾在《王维生平事迹初探》一文中论证说，天宝十五载王维陷贼，收京后与郑虔、张通等俱囚于宣杨（阳）里杨国忠旧宅，直到乾元元年蒙宥复官前的两三年间，他当不可能回辋川。复官后到上元二年卒，为时仅四年，且此时其内心愧疚甚深，曾说：“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谢除太子中允表》），因而有责躬荐弟、施寺饭僧之举，势必不能像以前那样啸傲林泉、悠然自得了。《旧唐书》本传谓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可说就是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写照；与以前在辋川时，“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的生活判然不同。老杜这两天在东庄小作盘桓，曾到西庄相访，没见到他，作《崔氏东山草堂》诗，末云：“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可见王维这一时期多不在辋川。
张引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猜？”谓：“此即给事咏西庄者。前六句之意，盖亦识此趣矣。末乃谓海鸥何事相疑，尚似机心未忘。无怪乎公（指杜甫）之怪叹给事也！”大意是说，杜甫叹惜王维不能完全抛开名利，来此归隐，故“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两句，多少带有点讽刺的意味。强作解人，实不知王维当时境况。朱鹤龄说：“公赠维诗：‘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维之再仕必非得意者，故此以柴门空锁讽其归老蓝田也。”浦起龙说：“非真怪之也。在谪官匏系之人，言固应尔。故曰：言者，心之声也。”一说系同情王维再仕的不得意，一说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失志的情绪，知人论世，其庶几乎！闻一多说：“诗曰‘柴门空锁’，是未遇维也。故后《解闷十二首》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老杜写《解闷》论及王维时，我看他脑海中确曾闪过这次来辋川相访所见丘壑印象。做如此想，则倍感亲切了。安禄山乱前，老杜与王维是否熟识，不得而知。今春同在朝列，同和贾至早朝诗，杜更有专章赠王，足见二人不无交谊。王维的不少山水田园诗篇，多写辋川风光和此间隐居生活。如今老杜来到王维赖以发兴的山光水色之间，对自然环境和隐居气氛有所感受，写出了“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这样恬静而洒脱的诗句。就生活和创作的关系而论，子美和摩诘曾多少有此相通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老杜贬华州以来，只重九蓝田之游心情稍觉舒畅，所吟诗歌虽然飘逸，但仍不免有苦涩味。可以说他这一时期的心情始终是压抑、愤慨的。
不过，一旦见到有利于讨贼平乱的军事行动，他又不由得将个人的烦恼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欣喜若狂，精神振奋，写出慷慨激昂的战歌来。这是老杜爱国热情的迸发，是他最可爱的地方。比如这年（乾元元年）六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九月，命李嗣业、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在此以前不久，李嗣业率领所部从怀州（今河南沁阳）赴阙待命，道经华州。老杜观看了大军开过，并出席作陪，欢宴了李嗣业以后，就情不自禁，写作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20)，赞扬部队精锐、军威森严，预祝出奇制胜，一往无前。其一说：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至德元载安西节度更名镇西，此用旧名。龟兹、畋沙、疏勒、焉耆四镇都护府，皆安西都护所统。《旧唐书·李嗣业传》载：“禄山反，两京陷，上在灵武，诏嗣业赴行在。嗣业自安西统众，万里威令肃然，所过郡县，秋毫不犯。至凤翔谒见，上曰：‘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李嗣业从安西率精锐部队回来，必能很快靖乱。每次协同郭子仪等部与叛军对阵，李嗣业总是打先锋。他手持大棒冲击，贼众披靡，所向无敌。在去年进攻长安的那次大战役中，开头唐军失利。李嗣业见形势危急，就对郭子仪说：“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孑遗矣。”他就赤膊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叫振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才稳住阵脚，转败为胜，终于收复了京师。“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实有所指，非泛泛称颂之辞。老杜去年从凤翔“北征”探家时曾向李嗣业借过马骑，跟他较熟，对他的英雄事迹自然是很清楚的。《韩非子·说林》：“管仲、隰朋从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成语“老马识途”出此。《晋载记》：“慕容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则高飞。”“老马”二句用此二事状李嗣业的英勇善战甚妙。
其二写得更加精彩：“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唐河北道领孟、怀、博、相、卫、贝、澶等二十九州。当时河北之地多未收复。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杜甫《观安西兵过》诗云：‘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故东坡亦云：‘初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盖用左太冲《咏史》诗‘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王维云‘虏骑千重只似无’句，则拙矣。”五个月以后的乾元二年正月，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之声，因而大叫，疮中血出数升，注地而卒。“心肝奉至尊”，真不幸而言中了。高适《燕歌行》“杀气三时作阵云”、李商隐《筹笔驿》“猿鸟犹疑畏简书”，可分别与“孤云”二句参读。李嗣业过华州，郭使君留他作竟日之欢会；老杜是旧识，想亦出席作陪。“竟日”二句即叙其事，且赞其号令森严。王嗣奭说：“至次年二月，因军无统御，而九节度以六十万之兵溃于相州。‘奇兵不在众’‘竟日留欢乐’，岂有讽耶？”“奇兵”二句意谓用奇兵虽少亦能奏效，何况发动千军万马的攻势，必操胜券了。——这是一般的议论，又有什么讽意呢？当时朝廷尚未发布九节度联合进军的诏令，这只是李嗣业率部进京待命。那么，当他路过华州，郭使君设宴相待，也不足为怪。从整组诗看，从李嗣业的英勇善战和老杜跟他的交情看，有的只是赞扬和期望，岂有讽哉！王嗣奭笺杜诗多中肯綮，亦间有深文周纳之病。
上述种种，可见老杜贬华州司功参军前后的生活剪影和精神状态之一斑。
七 东都之行
他在《遣兴三首》中表示很想回现已收复的东都去看看旧地、旧居、旧友和亲人。这年冬末，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出得城来，他偶然路遇襄阳杨少府经华州入长安，想起自己当初离京来华时曾答应给杨绾捎些当地的特产茯苓去，可是一直未能践约，就戏为五律一章，以诗代简，请杨少府转达：
“寄语杨员外，山寒少茯苓。归来稍暄暖，当为青冥。翻动龙蛇窟，封题鸟兽形。兼将老藤杖，扶汝醉初醒。”（《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杨员外，告诉你，天寒山中茯苓少。等我从东都回来气候暖和了，我一定去寻找有青气的松树，到下面去为你挖。翻动龙蛇的洞穴，净挑些结成鸟兽形状的上等茯苓封好题名寄给你。外加一条老藤杖，供你酒醉初醒扶着走路吧。题下原注：“甫赴华州日，许寄员外茯苓。”茯苓是寄生在松树根上的菌类植物，形状像甘薯，外皮黑褐色，里面白色或粉红色。中医入药，有利尿、镇静的作用，治水肿、失眠等症。这是今天的看法，古人把茯苓看得还要神奇。《图经本草》载茯苓生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阴干。《抱朴子》谓地产茯苓，上有清灵之气。仇注：“吴沅云：偃盖老松下，有茯苓，天色晴霁时，松下有青气一股，斜注地边，掘之可得茯苓。此即‘青冥’之说也。”我曾听人说过，下有茯苓的松树，叶密而青葱，异乎寻常。此说较可信。我在家乡也见过这样的松树，但不知其下真有茯苓否。陶隐居《本草》：伏苓形如鸟兽鱼鳖者良。《新唐书·地理志》载华州土贡：鹞、乌鹘、茯苓、伏神、细辛。华州茯苓著名，老杜又会采药：“顷者卖药都市”（《进三大礼赋表》），所以来华州时就答应为杨绾挖茯苓。杨绾就是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当地人。他是世家子，从小很聪明。四岁时，家里一次举行宴会，宾主行酒令，命各举座中一物以平上去入四声呼之。不等别人开言，他应声指铁灯树说：“灯盏柄曲。”大家都很惊异。及长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早孤家贫，养母以孝闻。亲友讽令干禄，举进士，调补太子正字。天宝十三载登科三人，他为首，越级授右拾遗。安禄山反，肃宗即位灵武。他自贼中冒险乞食奔赴行在，拜起居舍人，知制诰。历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掌诰如故。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代宗广德元年为礼部侍郎时，上疏条奏贡举之弊。大历十二年四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七月卒。代宗很悲伤，对群臣说：“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老杜诗题中称他为员外，知此时正为司勋员外郎。襄阳杨少府，当是杨绾家在襄阳做县尉的晚辈。黄生说：“八句一气叙完，酷似途中立寄口信之语。……茯苓未寄，偏又许寄藤杖，诗人痴趣在此。‘醉初醒’三字亦有意。言〔醉〕（病）醒须用杖扶；若方醉，则杖亦无所用之矣。题中‘戏’字，盖见此句。”老杜往往有此幽默，难为黄生体会得出来。诗人好久没这么轻松愉快过了，这无疑同他的能回东都去看看有关。岑参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则是写途中立寄口信之状，手法同中有异，而感情悲怆之至，对照欣赏，颇觉有趣。
老杜此行的快意也表露在他对同路人李丈所骑胡马的歌咏中：
“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胡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自矜胡骝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驽骀辈。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凡马空多肉。洛阳大道时再清，累日喜得俱东行。凤臆麟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李鄠县丈人胡马行》）李某年辈当长于老杜，现任或曾任鄠县（今陕西户县）令，故称李鄠县丈人。扬雄《蜀土记》载秦欲伐蜀无路，遣人告蜀王说：“秦有金牛，其粪成金。”蜀王使五丁力士开山，路通，秦遂取蜀，因号其国为金牛。《旧唐书·地理志》载梁州有金牛县。汉水在汉中，近蜀。灵州即灵武，肃宗即位于此。头四句是说李丈骑着这匹胡骝马扈从玄宗入蜀，后又骑着它自蜀回灵武见肃宗。听说这胡骝在避胡途中本领高强，曾帮助过主人脱险(21)；相形之下，使得老杜就更不想去骑自己这种劣马了。这就是“一闻”二句的意思。接着就大夸这马的品种非凡，如今洛阳光复，道路畅通无阻，能有幸整天伴随着它东行真高兴。相传苻坚时大宛献千里驹，皆汗血，朱鬛五色，凤膺麟身（见《晋载记》）。这马到底是不是这样一时难测，但见它侧身注目，脚下生风，确乎是骏发绝尘。——这诗的基调不是很轻快很奔放么？浦起龙认为：“诗当是喜得借骑而作。公前往鄜州，曾借追风骠于李特进，盖此老长技也。……‘愁驽骀’，自丑其所乘者非良也。此即借骑之根。……‘俱东行’，与马俱，非与李俱也。……鄙见如此，未审合否。”恐未必合，但牵合得也很有趣。
阌乡县后并入河南灵宝县。旧阌乡县治在今灵宝县新治虢略镇西北不远。湖城县早废，故治在旧阌乡东四十里。出潼关往洛阳先到阌乡后到湖城。老杜来到阌乡，县尉姜七特为设宴请他吃黄河鲜鱼，他高兴极了，作《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说：“姜侯设鲙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河冻味鱼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饔人受鱼鲛人手，洗鱼磨刀鱼眼红。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偏劝腹腴愧年少，软炊香饭缘老翁。落砧何曾白纸湿，放箸未觉金盘空。新欢便饱姜侯德，清觞异味情屡极。东归贪路自觉难，欲别上马身无力。可怜为人好心事，于我见子真颜色。不恨我衰子贵时，怅望且为今相忆。”
“姜侯”四句极言严冬鱼难得，越见少府设鲙的情意深长。《潘淳诗话》载韩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黄河，惟有味鱼，似鲫而肥短，味亦美，杜诗味鱼谓此（钱注引）。《本草》载有鱼，出黄河口（朱注引）。“饔人”八句详叙设鲙饮宴情事，大意是说，鱼极鲜鲙极精，难为姜七这位年轻朋友还特意拣鱼肚子边肥美的肉片来敬我，又专为我这个老头子煮了这么喷香松软的饭；所以对着这落纸不湿的鲙，快意大嚼，不觉就把盘子吃空了。杨伦说：“觜，喙也。剉其骨使觜如春葱，言尖而脆也。”《齐民要术》载，切鲙不得洗，洗则湿。有的注家认为凡作鲙以灰去血水，又用纸以隔灰。“放箸”是说拿起筷子放量吃。“新欢”八句是临别致谢的话：今天我这个新结识您的人，承您厚待，真可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诗经·大雅·既醉》）了，这酒味很醇，正如您的情意一样深长。为了东归赶路（贪路），本该早点走；谁知欲别上马，浑身无力，真是不忍分手。您敬老尊贤的心事，于待我处已见其真诚了。他时我衰子贵不足为恨，但回忆今日的欢会难再，终不能不教人怅望啊！浦起龙说：“少府设鲙，曲尽敬老之诚，赠此志感也。与《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一类。”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滋味老杜早已深谙；半年来屈居郭使君麾下，愤慨之深，可以想见。姜七新识，能输诚厚待如此，这当然会很使他深受感动。这诗与《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等，都是老杜赠青年朋友的诗，都写得热情奔放、推心置腹，可见此老是寄深意于青年的，虽然他后来也发过“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浩叹。大概就在这晚的宴会上，出席作陪的还有另一位县尉秦某人。(22)这人是他在凤翔行在的同舍同僚，关系颇为密切，他也作歌相赠说：“去年行宫当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觉人情好。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比较起来，诗人对旧识的感情还不如对新知的来得真挚。
近日葛晓音君来，我正在评老杜的《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她一见“当为青冥”句，就说：“这不是李义山的‘凿天不到牵牛处’么？”我含糊其辞地答应着。过后想了想：注释家们都将“青冥”讲成产茯苓的松树之上的青色或青气，这固然不错；如果径释“青冥”为青天，将“当为你登上高耸入云的山头挖茯苓”这意思故作惊人之笔，写作“为你去挖青天”，这岂不跟“凿天不到牵牛处”构思相仿么？葛君很敏感，这直观的理解也不无道理。——当时颇觉有趣。过后也就淡忘了。谁知今天读到《阌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凿冰恐侵河伯宫”句，一想：这不又是李义山的“凿天不到牵牛处”么？不过，稍加品味，感到不管是照葛君理解的那句“当为㔉青冥”，还是这句“凿冰恐侵河伯宫”，跟义山那句“凿天不到牵牛处”仍然有所不同。我曾在《唐诗论丛》中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中发过这样一番议论：对某一史实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骛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象的“虚荒诞幻”，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设法将这对立的两方面统一起来，这就是“长吉体”歌行构思和表现艺术的主要诀窍。李商隐是深谙这诀窍的，这只要拿他的《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中“凿天不到牵牛处”这一句和李贺《秦王饮酒》中的“羲和敲日玻璃声”句比一比就知道了。“凿天”“敲日”，这是多么荒诞的狂想啊！然而人们却有凿冰、敲玻璃器皿的经验。今见秋空晶莹、宁静犹如一尘不染的层冰，白日像玻璃盘似的通明透亮，这又怎叫诗人们不生此狂想呢？老杜的“凿冰恐侵河伯宫”虽也是想象，却平实得多：传说河有河伯，如今层冰一结到底，凿冰捕鱼，岂不侵扰河伯的水晶宫了？这不能说不奇，但并不像长吉体歌行中的一些警句那样，想得那么刁钻古怪，那么匪夷所思而仍富生活实感。非独老杜如此，即使“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的李白和“语奇体峻，意亦造奇”的岑参也莫不皆然。这只要将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岑参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跟李贺的“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商隐的“柔肠早被秋眸割”“月浪冲天天宇湿”，温庭筠的“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等等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出，盛唐人写得再奇，也只是将一些观感、想象和激情用夸张的语言和比兴加以表现而已；中晚唐人写作长吉体歌行则要求“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想得越“虚荒诞幻”就越好。这两种路数当然都能创作出一些名篇警句，但一奇雄一精巧，一明朗一含蓄，一痛快淋漓一低徊摇曳，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效果是迥然不同的。我尊重后者的创新精神，也多少能欣赏他们的绮语遐思；不过，相对而言，却更喜爱前者那种明快大方的诗风。
提起李太白，忽然想到他也有首写吃鱼饮酒写得很有趣的诗：“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呼儿拂机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为君不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酬中都小吏……》）现特意抄录如上，以飨读者，好让老杜得以脱身，继续赶他的路去吧。
不久老杜到达湖城县，在刘颢家小憩。已动身出城了，在疾风暗尘中忽见好友孟云卿，喜出望外，便携手回城重访刘颢。刘颢当然无任欢迎，立即张灯设宴，通宵欢叙。一时兴起，老杜又作歌纪事抒情说：
“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向非刘颢为地主，懒回鞭辔成高宴。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照室红炉促曙光，萦窗素月垂秋练。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岂知驱车复同轨，可惜刻漏随更箭。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霰。”（《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湖城靠近黄河，故称“河县”。“隔手”谓以手遮目以防大风吹来的尘土。狂风刮起漫天尘土，河县城暗淡无光，路上来往的旅客用手遮着眼睛互相都看不见。走到湖城城东，风定了睁开眼睛，停住马一瞧没想到竟看到了孟云卿。——开头四句写得真好，既有细节的真实性，又富于喜剧意味，别致地抒写出乍见故人的惊喜之情。“向非”二句是说刚才要不是刘颢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了我，我也懒得拉着云卿又返回刘宅去叨扰盛筵呢。顺便介绍了刘颢，又毫不费力地交代了他刚才就是在刘宅做客之后出城的，还能见出刘颢贤而好客。“一石三鸟”，羡煞老杜有此好手段！接着写刘颢张灯夜宴，宾主“契阔谈宴”情事。九月九节度使围邺城讨安庆绪以来，虽偶有小胜，终未奏凯。十一月崔光远拔魏州。十二月史思明又攻陷魏州，杀三万人。老杜、孟云卿都是爱国志士，对当时艰难的战局当然十分关心。正由于他们心中想的、嘴里讲的总是摆脱不开这个问题，才央求人其实是央求自己“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杨伦说：“时事交情两面写到。”见犹不深。室内炭火闪闪发光，似乎促使天亮得早(23)，素月的清辉像一匹白绢似的挂在窗外。“照室”二句以闲笔写景，反衬欢会方酣。朱注引京房《易占》：“天开阳不足，地裂阴有余，皆兵起下害上之象。”“寒尽春生”，喻乱极将治。“天开”二句言长安昔为贼陷，今则洛阳一并收复。张衡《古别离》：“鸡鸣庭树枝，客子振衣起。别泪落如霰，相顾不能止。”信手拈来，情景俱切，刘、孟、己三人合结，余意无穷。卢世说：“此段光景，至今使人回环，诗欲不佳，得乎？”有真情实感才有好诗，这确是不刊之论。
四个月前，老杜在华州曾写了两首《观安西兵过》诗欢送李嗣业率部赴阙待命。这次他回到洛阳，恰好又见到李嗣业的部队打那儿经过，开赴邺城作战(24)，复作《观兵》说：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李嗣业是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北庭”指李嗣业部。老杜对李嗣业部的精锐和素著战功一直很称许，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开头四句跟前《观安西兵过》其一“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云云意近，勉励他们再立新功，平定边乱。岂料作这诗后不到两个月李嗣业不幸中箭身亡了。杨伦说：“朱注以为‘边隅’为邺城。浦注谓指延州、雁门等。今按只浑说为是。”《南史·侯景传》载童谣有“青丝白马寿阳来”之句。“妖氛”句即借此譬喻当时史思明引兵来救安庆绪事，甚切。“雕戈”，镂刻的戈。仇兆鳌说：“郭子仪前为副元帅，收复东京，今望朝廷以元帅授子仪，故曰‘待雕戈’。”辽东南临渤海，故称“辽海”。后四句是说：朝廷应授予郭子仪元帅职权，率领众军直捣范阳叛军巢穴，使史思明自顾不暇，则邺城可拔，战乱可平；不当困守邺城，师老馈乏，任其安待援军。在此前后，李光弼曾建议说：“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这本来是很正确的意见，可是皇帝派来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宦官鱼朝恩不同意，终于酿成乾元二年三月九节度的相州（治邺城，今河南安阳）大溃败。李光弼的建议和李嗣业之死都在同一个月（乾元二年正月），老杜作诗时李嗣业尚在，而且军机议事，当时不得外传，可见老杜的看法与李光弼接近。命九节度围邺城之初，肃宗考虑到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元勋，谁也不好统率，就不设元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这是极其错误的措施，不仅为早已开始的宦官监军设置了专职，影响极坏，且直接导致了相州之溃。了解了这种种情况，再回头来读这首《观兵》，即使不像浦起龙那样加以拔高（说详《读杜心解》），也不会不佩服诗人的远见卓识。
老杜到洛阳后，也去过他的老家洛阳东、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的陆浑庄（见《忆弟二首》题下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前面已经提到，他此行是为了回来探望旧地、旧居、旧友和亲人。这些活动，在他的诗作中多少留下些雪泥鸿爪。老杜对他的弟妹一直是很关心的，阻隔多时，这次回来却一个也没有见到。这种怅惘之情，强烈地表露在乾元二年（七五九）开春后在陆浑庄写的《忆弟二首》中。第三章、第四章中讲到老杜的弟弟杜颖曾经在齐州临邑（今山东临邑）当主簿，后来老杜漫游齐州时还专程去探望过他。据诗中“饥寒傍济州(25)”句，可揣知所忆之弟当是多年宦游齐鲁、后又因战乱不得归乡的杜颖。其一说：
“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人稀书不到，兵在见何由。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老杜得知杜颖在济州一带谋生，还是至德元载陷贼在长安时的事：“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所指即杜颖）“丧乱”二句即指此。浦起龙解《得舍弟消息》其二“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说：“弟之家口在东京陆浑庄。公时家寄鄜州。鄜州属西京。”老杜这次回到陆浑庄，大概见到杜颖留在这儿的家小了。当时山东尚未收复，两地阻隔，音讯不通，见面更难。回想仓皇逃难之时，为弟担忧的心病从无片刻去除。(26)到如今拿着这千愁万恨没奈何，只有让它随河水东流而去吧！仇兆鳌说：“洛阳在西，济州在东，故愁恨与水而俱东。”此与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意似同而实异。
其二说：“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这首申前章望弟还乡和寄书之意，见思念的殷切。据颈联知开春花发鸟飞时诗人尚在陆浑庄。安禄山乱起到这时已三年多，杜颖乱起后即未归家，故有“三年”句。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故园”二句，也以乐景写哀。对此良辰美景，而无人共赏，就更增添内心的怅惘了。
幸好不久收到了弟弟的来信，高兴之余，又产生了欲见不能、己情莫达的苦闷：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得舍弟消息》）这捎信回来的弟弟可能就是杜颖。这是诗人在跟想象中远处他乡的弟弟倾诉衷肠。作如是观才能领会入微。乱后得归不易，怜弟未归，这是“乱后”句的第一层意思。更进一层的意思是，我倒是回来了，回来反而觉得他乡比故乡好，意谓故乡遭乱日子更不好过。屈曲作意，语意亦甚流畅自然。我一直在为你的安全担心而深感痛苦，老念着身处乱世生死存亡毫无凭准。这次回来，见你写的字还挂在墙上，可是你的妾已经走掉了。(27)咱们家的那只老狗似乎也懂得我的愁恨，耷拉着脑袋依傍着我的床。这诗是五律而失黏，“汝书”“汝妾”对得也不讲究，这说明诗人忧心忡忡未遑计较格律。
《忆弟》其二中说：“百战今谁在”，《得舍弟消息》中说：“久念与存亡”，这不是一般的乱世的感叹，而是诗人亲身的经验。《不归》抒的就是对其亲族中因战乱而客死他乡者的悼念之情：
“河间尚征伐，汝骨在空城。从弟人皆有，终身恨不平。数金怜俊迈，总角爱聪明。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天宝、至德时改瀛州为河间郡（治所在今河北河间）。河间一带，最早沦于叛军；从弟死在叛乱之初，至今已三年多了。诗人这次东归，始得知其噩耗，想见空城无人，浮葬其中，不胜凄恻。蔡梦弼以为“数金”谓幼时识数钱；汉时童谣有“河间姹女工数钱”语，诗人偶忆弟幼时聪慧，与河间事相合，故及之。“面上”二句虽痛切，终嫌“面上”二字形象可怖。仇兆鳌或有感于此，说“面上，坟土之上”，仍不能改变直接产生的联想。
老杜东归唯一快意事是访卫八处士(28)。他的《赠卫八处士》即写这次充满友谊和人生感叹的访问和欢聚：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多年未见，又经过这么大的一场灾难，贸然前来访问，说实在的，真教人提心吊胆。所幸老友无恙，此刻居然能相聚一堂，共此灯烛之光，不觉喜极欲狂，竟不知今夕何夕了。——先是喜。少壮转眼即逝，相看彼此鬓发苍苍；访问旧识，多已作古，失声惊呼，五内如焚。——继之以悲。二十年前登门相访时君犹未婚，今日再来，儿女忽然成行。（二十年时间不算短，长成了一批孩子不算快，但在昔日相访情景记忆犹新的客人眼中，总觉得这些孩子像是突然冒出来似的，这“忽”字恰好表现出了这种极富人生意味的恍惚感觉。）孩子们很有礼貌地迎接我，又很快地为我备酒做饭，盛情可感。——复由悲转喜，喜中有悲。宾主酬酢，纵酒言欢，不辞一醉，后会难期。——结到悲，而悲更甚。这是说诗人的分析，诗人只是因事抒情，缘情生慨，信手写来，循环反复，言悲言喜，前后似同而一层深入一层，空灵婉转，曲尽其妙。《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邂逅。”此等句，古代士子熟悉之至；情境偶合，脱口而出，不算是用典。这诗纯用白描，“无句不关人情之至，情景逼真，兼极顿挫之妙”（张上若语）。仇注：“近世胡俨曰：尝于内阁见子美亲书此诗，字皆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不知此卷尚存世间否，但仍以“惊呼”为佳。结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二句，与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意近，而忧虑深广。
八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离洛阳返华州前，老杜有感于时事，作《洗兵马》(29)。这诗表达了诗人对争取彻底胜利和结束战争的渴望，也讽刺了一些不当措施和社会怪现状。全诗分四段，每段一韵十二句，平仄韵互换。王嗣奭以为“句似排律，自成一体”，实是歌行而稍加变化。第一段说：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这一段写捷报频传，失地指日可收，并回忆三年多来的战乱经过。“诸将”指成王李俶、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山东”，唐代多指华山以东。《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航）之。”“河广”句谓河北很易收复。至德二载十一月肃宗下制书说：“朕亲总元戎，扫清群孽。势若摧枯，易同破竹。”萧涤非先生说：“杜甫也兼采用了制文。”“朔方”，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及其部队。自从陈涛斜之败，朔方军是朝廷最倚重的力量。当时安庆绪固守邺城，郭子仪等围城，诗人希望他们一举歼敌，以成大功。汉时西域大宛有千里马良种，名汗血马，汗出似血。两京收复后，回纥王子叶护回国，说再取马来助战。乾元元年八月，回纥又派骁骑三千来助讨安庆绪。因此京师多回纥良马。肃宗对前来助战的回纥人优礼有加，比如至德二载十月，回纥叶护从东京回长安，他命百官到长乐驿迎接，还亲自在宣政殿设宴招待。汉元帝时，单于来朝，住在上林苑葡萄宫(30)。这里是借用，甚切。朔方与回纥对举，意欲朝廷“独任”本国兵力，不能只看重外援。《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指今山东一带地区。“仙仗”，指天子的仪仗。“崆峒”，在今甘肃省境。肃宗在灵武、凤翔时，往来经过此山。“已喜”二句是希望肃宗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要常记过去出亡在外的狼狈相。王嗣奭说：“禄山反经三年矣，避乱离乡者亦三年，故云‘三年笛里关山月’，悲之也。‘万国兵前’（目前会兵邺城），如风卷叶，暗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事，喜之也。”
第二段说：“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这段是归功诸将，见将帅得人如此，行将民安旧业，官复朝班，上皇、时君得从容以全慈孝，凡此种种中兴气象，都将出现在战乱全平之后。乾元元年三月肃宗长子李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为皇太子，后即位，是为代宗。在收复两京中，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所以说“功大”。浦起龙说：“按：王已立为太子，句意在于纪功，故称其勋爵。又按：收复两京，广平为帅。今围邺不与，而诗首及之者，志元勋，尊主器也。然曰‘心转小’则仍隐然事外矣。”颇得作者用心。乾元元年八月以郭子仪为中书令，故称“郭相”。至德二载四月以李光弼为司徒。
《新唐书·李光弼传》载：“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又曾预料到史思明诈降终当复叛，所以说“司徒清鉴悬明镜”。时王思礼为兵部尚书。王思礼是高丽人，入居营州，后在哥舒翰麾下，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从讨九曲，后期当斩，临刑，哥舒翰释之，王思礼从容地说：“死固分也，何复贷为？”诸将壮之。潼关失守，王思礼等三人同走行在，肃宗责不坚守，引至纛下将斩之。宰相房琯进谏，以为可收后效，就赦了王思礼等二人。“尚书气与秋天杳”，大概是指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浩然之气。王思礼后来果以平乱功大加司空。诗人认为这几个人应时而出，完成了整顿乾坤、济国活民的殊勋，所以在这里特意加以强调。西晋吴人张翰，在洛阳齐王司马冏下面做官，知冏将败，又因秋风起，思念故乡菰菜、莼羹、鲈鱼鲙，遂归吴。不久冏果被杀。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东走”二句，一说：想东归的人便可东归，不必老念着鲈鱼滋味了；想南归的人便可南归，再不会有无枝可依的感叹了。一说：现在不必像张翰那样，托词东归避乱，可安心做官了；平民百姓也有家可归了。都通。“青春”二句写收京后朝仪如旧的中兴气象，意谓百官上朝，宫廷旺盛景象与明媚春光相称。实以这年春天诗人身为朝官的生活感受作基础，可与《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等荣遇诗参读。《艺文类聚》载，周太子晋乘白鹤仙去，后世称太子之驾为鹤驾。一作“鹤禁”，指太子所居。“凤辇”，皇帝的车。“龙楼”，皇帝所居。“鹤驾”二句是说肃宗已迎太上皇还宫，得尽人子之礼。钱谦益说：“肃宗即位，下制曰：‘复宗庙于函雒，迎上皇于巴蜀。道銮舆而返正，朝寝门而问安。朕愿毕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兴庆宫。肃宗请归东宫，不许。此诗援据寝门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喻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颜鲁公《天下放生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云：‘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故有此谏也。’”浦起龙不取此说，另立新解，以为“鹤驾”系指乾元元年五月所立的皇太子李俶，“凤辇”才是指肃宗，此二句意谓太子“鹤驾”既来，天子“凤辇”亦备，父子相随以朝太上皇寝门，益显天伦之乐，其中并无讽喻之意。杨伦折中两说，认为：“青春重整朝仪，人主复修子道，皆将见之寇尽之余，语亦以颂寓规。盖移仗事虽在后，而是时张、李用事，当已有先见其端者，与《收京诗》：‘文思忆帝尧’同旨，正见公忠爱切挚处。深文固非，即泛说亦非也。”关于玄宗与肃宗、旧臣与新贵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确已稍见端倪，而且老杜诗作中也有所表露，以为以颂寓规，不为无因。钱说基本上是可取的，但以为“不欲其成乎为君也”，要肃宗避位再回东宫去当太子，恐非老杜本心，他不过希望肃宗能克尽子职而已。浦起龙所创父子相随以朝寝门一说颇佳，不仅文从字顺，亦似最得作者用心。即使采此说，仍不妨有讽喻之意。
第三段说：“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这段微讽当时封爵太滥，深望用相得人重致太平。《法言·渊骞》：“攀龙鳞，附凤翼，巽以扬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此以龙、凤喻圣哲，谓弟子因圣哲以成德。这是第一义。后多以龙、凤指帝王，谓臣下从之以建功立业，如《后汉书·光武帝纪》：“（士大夫）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这是第二义。后亦泛指攀附有权势的人以猎取富贵。这是第三义。一说这诗中“攀龙附凤”是指攀附肃宗和张淑妃的一班小人，如王玙、李辅国等。《资治通鉴》卷二二〇：“（乾元元年）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监李辅国兼太仆卿。辅国依附张淑妃，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此说用第三义，亦通。但与其下“天下尽化为侯王”句合看，所讽当不止于王玙、李辅国之流。王嗣奭说：“‘天下尽化为侯王’，微有风刺。当时封爵太滥，甚至以官赏功，给空名告身，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公实痛之。故先言‘攀龙附凤’，明谓其凭借宠灵，而又以‘蒙帝力’申言之，所谓‘君之制也，臣何力之有焉’，此公识大体处，非事外语也。”把富贵的获得归因于时来运转，归功于帝力，虽说是老杜识大体处，也是他思想有局限处，但对当时封爵过滥的讽刺仍有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一说：“汝等”是斥骂的称呼，指上王侯辈；“蒙帝力”三字，婉而多讽，明斥王侯的无能无耻，暗讽肃宗的偏私。若如此理解，意思就更加深刻，连一点局限性也没有了。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给军食。钱谦益解“关中”二句说：“‘萧丞相’，指房琯也。琯自蜀郡奉册，留相肃宗，故曰‘既留’。或以谓指杜鸿渐，据《新书》‘卿乃吾萧何’语(31)，非也。琯既罢，张镐代琯为相，故曰‘复用张子房’。琯以至德二载五月罢相，以镐代；八月，出镐于河南。次年五月，镐罢。六月，琯贬邠州。琯、镐皆上皇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疑之，用之而不终者也。”所论甚是，浦起龙力反此说：“钱笺此等，坏心术，堕诗教，不可以不辩。予岂为肃宗曲护哉！”未免有因人废言之嫌。《旧唐书·张镐传》载，张镐是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东北）人。风仪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自褐衣拜左拾遗。玄宗奔蜀，自山谷徒步扈从；玄宗遣赴行在。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代房琯为相。独孤及《张公颂》说他隐居终南三十年，天宝十四载始褐衣召见。令狐峘《颜真卿墓志》说颜真卿在平原曾荐安陵处士张镐。“江海客”，指张镐是布衣隐逸出身。“身长九尺”云云与所述张镐形状相符，当是写实。“张公”四句都是称赞张镐的话。王嗣奭说：“公极称张镐，有‘扶颠’‘筹策’语，而人疑之。余考史：至德二载四月，罢房琯而相镐。至次年二月，因论史思明凶险不可假威权，又论许叔冀多诈，临难必变。上不喜，且不事中要，故罢相。已而思明果反，而叔冀果降思明，其料事之审如此。至收复两京，俱在相镐之日，即宰相之功也。蔡宽夫谓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非‘见与儿童邻’耶？”《梁书·侯景传》载普通中童谣有云“青丝白马寿阳来”，后侯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侯景也是胡人，又乱梁，所以借来比喻史思明、安庆绪。“青袍”二句意谓叛军不足道，很快可平定，一个像汉光武、周宣王那样的中兴局面即将出现。
末段说：“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这段承上极写中兴气象。传说虞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玦。又，传说神灵滋液有银瓮，不汲自满。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于商山，年皆八十余，时称“商山四皓”，曾作《紫芝歌》以言志说：“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烨烨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鲍照为《河清颂》（现存），其序甚工。玄宗、肃宗都迷信鬼神，倚重“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的王玙，天宝中曾出现过“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的高潮，如今“二圣”还京，“中兴”有望，这类弄虚作假、粉饰太平的事，想必也是不少的。《说苑》载周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问：“此非妖与？”武王说：“非也，天洗兵也。”诗人虽写了祥瑞，但眼见久旱妨耕，战乱未息而人多怨旷，就不由得发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浩叹。这浩叹中有忧虑，有悲悯，有期望，有祝愿，他的感情是复杂而深沉的。
这诗讲的都是国家大事，由于诗人所感者深，又能以极精当的文学语言加以表现，写得很有气势，因此读了不觉得有光发议论的毛病。
九 “天地终无情”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史思明筑坛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城北，自称大圣燕王。李光弼说：“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这月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不久即死。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筑垒两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城，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从冬到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值钱四千，淘墙（抹墙的泥里拌着的麦稃）和马粪喂马。城中人都想投降，只是水深出不来。
二月，史思明从魏州引兵来邺，使诸将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相威胁，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夜在城下抄掠，官军出击，辄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连出去打点柴火都困难。当时天下饥馑，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运粮饷来，舟车相继。史思明多派人化装成官军去督运，责令延期，还无故杀人，运粮民伕骇惧；舟车聚在一起时，就偷偷纵火焚烧；这些化装匪徒，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却不能察觉。于是诸军缺食，都想溃散。这时史思明就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在安阳河北摆开阵势，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五万前来迎战，诸军望见，以为游军，不介意。史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等大将先跟他们战斗，杀伤相半。郭子仪随后开来，未及布阵，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甲仗辎重扔满一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他原有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庶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只有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老杜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就在这相州大败、兵荒马乱之际。一路之上，他亲眼得见战乱时期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震动很大，印象强烈，忧愤深广，就写作了“三吏”“三别”这两组传世名篇。(32)
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离洛阳不远，西行入关，头站就是新安。老杜傍晚来到新安，见这里的吏卒正在抓未成丁的少年解送前方，感到于心不忍，但又认为这仗不能不打，于是就写了《新安吏》来反映这人间惨剧，和他的矛盾心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这首诗用的是汉乐府叙事加议论的写法。前面的对话以引号标出较便于理解。后一段话也有加引号的。我认为，这样一来，就坐实是诗人对出征中男及其送行亲人的慰藉之辞了。处在当时那种凄凄惨惨的情境之中，老杜恐怕不大有可能找个“中男”来发这一通议论。要是不打引号，把这当作诗人因见此惨剧而发出的感慨，或是心底暗自对“中男”及其亲人的宽解，这无疑更接近事实、更合情合理些。发端仿《木兰诗》，借问答迅速进入本事，简捷有力。
唐制：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天宝三载又降优制，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见《旧唐书·食货志上》）。“府帖”即军帖，指征兵的文书、名册。唐为府兵制，故称府帖。相州大败，伤亡极大，郭子仪退守河阳（即古孟津，在黄河北岸，今河南孟县西），以保洛阳。形势紧急，必须补充兵力，只因战争旷日持久，丁壮征发殆尽，就不能不征调中男入伍。这情况老杜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当他听到征调中男的答复时，他脑海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这样的一茬娃娃兵能顶用吗？这一自然而然发出的疑问，不想竟包含了这诗思想感情的基本矛盾：（一）“王城”是不能不“守”的；（二）让这班娃娃兵去“守王城”，不惟可忧，更是可悯。接着就极力写其可悯。“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如果认为这是说前者的境况比后者要好，那未免理解得简单了。其实这里采用的是民歌惯用的重沓咏叹手法，表示无论哪种境况都是很可悲的。“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两句写得好。这“白水”即王维“白水明田外”诗句中的“白水”，指在阳光下闪光的流水。白水在苍茫暮色中东流而去，即眼前景，写无可奈何之情，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是以夸大之辞实写哭声震天。这里用一“犹”字则是虚写：过了许久哭声还在青山间回荡，其实并非如此，这只是诗人睹此惨剧，受强烈刺激后所生的幻觉。借景写情，借幻觉写惨，令读者感同身受，所以说这两句写得好。“莫自”四句用断然决然的愤激之辞表达诗人对当事人的无比同情：收起你们那纵横的热泪，不要让两眼哭干了；即使哭干两眼露出骨头，皇天后土终究是无情的啊！话说到极处，可悯也写到极处，但仗还是不能不打，于是就强打精神，设法找些理由来安慰人。用来安慰人的理由有如下四点：（一）相州之围，原以为很快即可平定叛军，谁知敌情难料，终于溃败，征兵备战，实出无奈，此即“我军”四句意。不说军溃而说“星散”，怕明说增加出征士卒的恐怖。（二）故垒尚在，旧京可依，本来是开赴河阳故垒戍守，而说“就粮”，见不忧无食。不说去讨贼，而说“练卒”，见离战期尚远。（三）坚守阵地须掘战壕，但不须到水，闲则牧马，其役甚轻。（四）王师与贼军不同，抚养士卒，爱护备至，何况主帅郭仆射子仪像父兄一样慈爱，大可放心前往，不必悲痛欲绝。——难道真是这样吗？老杜心里明白。但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这是出于不忍、出于无可奈何啊！话说得越轻松，越有把握，就越见“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的可忧可悯。
《潼关吏》说：“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在陕西潼关县北，古为桃林塞地。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因杨国忠唆使玄宗促战，遂大败，致令潼关失守，西京随即沦陷。这首诗叙述作者行经潼关，见士卒正辛勤筑城备战，并通过与潼关吏的问答(33)，提醒守关者应据险坚守，切勿轻易出战，以免重蹈哥舒翰的覆辙。《元和郡县志》：桃林塞自灵宝县以西至潼关皆是。《后汉书·光武纪》：赤眉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旧唐书·哥舒翰传》：翰率兵出关，次灵宝县之西原，为贼所乘，自相践蹂，坠黄河死者数万人。“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用事现成而贴切。就艺术而论，这首诗无甚特色。
“三吏”中艺术处理上最有特色的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34)。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从洛阳到华州途中，住在今河南陕县东石壕村时，看到吏人抓丁的情况，深有感愤，便写作了这首诗。(35)诗一开头简单交代了投宿不久便有吏人来抓丁，接着纯以听觉写事写人，手法别致而效果绝佳。有吏夜捉人，必然搞得村子里鸡飞鹅叫。老翁是户主，自忖留在家里不好对付，甚至还有被抓去以“老”充“丁”的危险，便慌忙翻墙逃走，只留下老妇在家照应，没料到事情竟然出在老妇身上！老杜是世家子，“名不隶征伐”，如今又大小是个官，虽不怕给石壕吏抓去抵数，但也无法过问，只得呆在里屋静观（不，应是“静听”）事态的发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可见他采用纯以听觉写事写人的手法，并非出于挖空心思的卖弄，而是来自生活的妙手偶得，既别致，又自然。“吏呼一何怒，妇啼亦何苦。”省去了多少言语，却渲染了情绪，有助于很快展开情节。“听妇前致辞”后面的十三句全是诗人听到的老妇诉吏之词。时下流行标点本都只用一个引号来包括，私意不以为尽当。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这十三句话不是老妇一口气说出的，而是在“吏呼一何怒”的步步进逼之下一层深似一层的对答之词。开头老妇满以为只要讲出他们家对这次邺城战役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36)，即使得不到吏人的尊敬，也足以免除无谓的烦恼了。然而不然，这些吏人毫无心肝，仍一个劲儿地追问老妇家里还有什么人可以当兵。老妇这才说出“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几句话。难道这吃奶的孩子、这衣不遮体的年轻寡妇你们也要抓吗？刚才讲到两个儿子新近战死时她动了感情了，不由得发出“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喟叹。这时她无疑是被激怒了，话中带刺。可是还是放不过她，逼得她毅然决然表示愿随吏入河阳军中抵数。“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说得何等的委婉，又何等的有担当有血性，耐人寻味！——老妇的三次致词，既简括又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地介绍了老妇全家悲惨的遭遇和境况，也逐步显示了老妇机智、勇敢而又深明大义的性格。最有趣的是，除了“吏呼一何怒”，更无一语直接讲到吏人，但诗人却巧妙地借老妇很有针对性的对话，烘云托月地将吏人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嘴脸和蛮横言辞于无文字处显现出来了。
王安石《题张司业集》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若将这两句话借来形容老杜这首诗中这貌似信手拈来却极奇特的艺术表现，我看倒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按常情，老妇虽是那么说，也不一定真给抓走啊！听了许久，不再有说话的声音了，她到底给抓走了。诗人感到惘然，耳际仿佛传来幽咽的哭声。这是感情受强烈刺激后产生的幻觉？不，这真是有人在低泣。就是这样，诗人挥动艺术魔杖，一下子便幻现出老妇那儿媳的凄苦身影和抑郁灵魂，而一场震撼人心冲突过后的悲凉境地也随之立呈了。诗人这一夜想必是神魂不定、无法安眠的。“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戛然而止，感慨万千！这诗的艺术构思和写人写事所取的角度和所用白描手法，很有今天短篇小说的特色。王嗣奭说：“此首易解，而言外意人未尽解，此老妇盖女中丈夫，至今无人识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妇出门，便见胆略，而胸中已有成算。老翁之逃，妇教之也。吏呼则真，而妇啼一半妆假，前致辞未必尽真也。三男亡其两男，存者偷生而不敢归，家下止一乳孙，母恋子故未去。然无完裙，不堪偕汝去，宁使老妪随至河阳执炊，不敢辞也。吏虽怒，而到此亦心软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姑带老妇以覆上官，必且代妇致辞而纵之使归，所谓‘备晨炊’，设词也，吏不知也。”所见虽未尽善，可供参考。仇兆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
杨伦说：“‘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者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意思是说“三吏”有作者自己在内，“三别”则纯作所写人物本人的口气叙述，二者在艺术创作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且看《新婚别》：
“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忽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死生地(37)，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一个人头晚结婚，第二天早上就离家往河阳去打仗，诗人揣摩着新娘此时此境的心情，用她的口气写了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战乱和不合理兵役所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菟丝子依附着蓬麻，爬的蔓儿自然长不了，比喻女子嫁给征夫得不到好依靠，从而引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两句愤激语，显示女子怨气之大。接着进一步诉说：晚上刚结为夫妻，席子还没睡暖，早起你告别走了，这未免太匆忙了。你去的地方虽说不远，到底是开赴河阳去守边打仗啊！萧涤非先生认为“君行”二句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守边竟守到河阳，守到家门口来了。过去称丈夫的母亲为姑，称丈夫的父亲为嫜。古礼：妇人嫁三日，告庙上坟，谓之成婚。婚礼既明，名分始定。现在刚结婚一天，婚礼没完成，身份不明确，我又怎好去拜见姑嫜呢？杨伦在“妾身”二句旁加批语说：“少不得此道学语。”正因这女子从小受封建教育，恪守礼法，今日竟在这终身大事上落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大缺陷，那就更觉伤心了。这是从精神上写她所受痛苦之深，所以陆时雍说：“建安中亦无此深至语。”（仇注引）女子接着追述她从小受到严格的教养，父母总是要她深藏闺中，不得轻易见人，等到长大以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知嫁了你，你即将奔赴生死莫测的战场，这令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发誓要跟着你去，只怕处在这种形势下诸多不便。那么，你就不要以新婚为念，努力在军中服役吧！妇人在军中，士气恐怕不振，我是不能随你前往的。《汉书·李陵传》：“我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斩之。”妇女在军中势必影响士气，这也是常情常理，女子说这话，不必看作用典。赵翼《黄天荡怀古》其一，赞扬韩世忠妻梁氏，在黄天荡拦击金兵的战斗中，亲自在战船上擂鼓助战，有句说：“兵气能扬到妇人”，则是翻用《汉书》、杜诗意。一肚皮怨气得到了发泄，女子终于真的动了感情了。她可怜自己这贫家女，多年来好不容易置了这么些绫罗绸缎的嫁衣裳，如今也用不着了，趁你没走，对着你洗掉红妆吧。抬头见百鸟飞翔，大的小的莫不成双成对，可是人世间不顺心的事太多了，我和你只有永远地永远地在互相等待着。《杜臆》引真西山（德秀）语：“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诗所怨，尽其常分而能不忘礼义，是以录之。”河阳须守，新婚者不必征，诗人看到了矛盾，写出了痛苦，诗所以好。浦起龙说：“语出新人口，情绪纷而语言涩。”老杜进入角色了。
《垂老别》也写得很成功：“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返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是行者之辞，写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人，愤而参军，临行时的种种感慨。《礼记·曲礼上》：“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四郊，指王城之外，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战火重新又蔓延到东都的四郊，老人虽非卿大夫，也不能不有所感愤，加之子孙都已阵亡，故有从戎之举。作如是观，老人似乎是不全为子孙豁出老命一条了。《汉书·周亚夫传》载周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写得很有意思：别看老头筋骨衰竭大非昔比，一旦披挂就列，仍能抖擞精神，不失军人风度。神气活现，俨然一倔强老头！可悯，亦复可敬。“夫伤妻寒，妻劝夫餐，皆永诀之词”（仇兆鳌语）。以细节写夫妻缱绻情深，所以感人。“土门”，不详，当在河阳附近。(38)“杏园”，杏园渡，是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汲县。“土门”四句是宽慰妻子的话，意谓河阳外围防御壁垒坚固，形势与邺城之围迥异，即使会死，时间还很宽裕。明知必死，却以离死期尚远相劝，更觉可悲。“人生”句以下是老人的自叹自慰：人生在世离合悲欢总是难免的，哪管你正当盛年或已衰老？想起了我少壮时度过的太平岁月，不禁徘徊不前喟然长叹。全国各地征戍频繁，烽火燃遍了高冈层峦。积尸熏腥了草木，流血染红了川原。何处是人间乐土，我怎敢还在这里流连？但一旦离开茅屋真走了，我又感到痛苦万分五中俱碎。——这忧愤深广的咏叹是诗人为老人设想的，其实，也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蒋弱六说：“通首心事，千回百折，似竟去又似难去。至土门以下，一一想到，尤肖老人声吻。”
《无家别》是说无家可别，写的是一人刚从战场回来，家已无存，又被征召入伍的悲惨故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令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写征人归来而有无家之叹的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无家别》即使受过这首古诗的启发和影响，但决非简单的“代”或“拟”，而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杨伦于“贱子因阵败”句下评点说：“当即指邺城之溃。”我看，这“贱子”即使是个虚构的艺术形象，老杜创作时也定然是以邺城溃败之后洛阳一带的时地为背景的。天宝末年，安禄山起兵叛唐，两京陷而复克，几经战乱，中原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顿减，村镇萧条。这种荒凉情景，诗人来往京洛途中，不仅深有体察，而且在这诗一开头，通过还乡征人的眼观口述，得到了恍如亲历其境的真实反映，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很有认识价值的：乱后园庐荒芜，到处都长满了蒿子和灰灰菜；一个曾有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大难来时各自飞，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在村子里走许久，见到的只是空巷子，日光黯淡气氛阴森，只有狐狸和野猫子生气地竖着毛对人怪叫；好不容易来到旧时的住处，家是没有了，四邻也只剩下一两个老寡妇还活着。——好一幅凄惨、恐怖的战乱荒村图(39)！只有鲍照《芜城赋》中所描绘的荒凉景象差可比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是真实的，所以说难能可贵。至于后一段征人刚回又被征召入伍情事的描写，仇兆鳌对之剖析甚细：“杜诗有数句叠用开阖者，如云：‘从役本州’，幸之也；‘内无所携’，伤之也；只身‘近行’，非比‘远去’，又以本州为幸矣；‘家乡既尽’‘远近齐等’，即在本州亦伤矣。语意辗转悲痛。”“蒸”，众。“黎”，平民。浦起龙说：“末二（‘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以点（题）作结。‘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质问得好！把老百姓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官是咋当的？
卢元昌说：“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家室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对于战乱时期人民受官府残酷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境况，揭露得如此之深广，描写得如此之真切感人，这正是“三吏”“三别”的价值所在。这五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成就，王嗣奭认为主要是由于作者对所写之事曾“亲见”“目击”：“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这话讲得很在行。这种诗当然是“非亲见不能作”，可是为什么又说“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呢？这里面还有个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修养问题。要是老杜自幼没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大志，没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诚，这几年又没有因“世乱遭飘荡”而得以深谙民生疾苦，他即使“亲见”“目击”了这种种惨状，恐怕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要是他此前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没有丰富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他即使有了深刻的感受，恐怕也很难表现出来，写成能下“千秋之泪”的杰作。
“三吏”“三别”写的是乾元二年三月老杜自洛返华途中的见闻，修订、脱稿当在回华州任所以后。四月，天久旱，关辅饥馑。老杜以旱热起兴，作《夏日叹》《夏夜叹》(40)，悲天悯人，忧时伤乱。《夏日叹》说：
“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由旱热想到赤地千里百姓流亡，想到河北未平终是祸患，深叹不与贞观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诸贤相同时而遭此乱世，可见他抒发的主要不是因夏日“郁蒸”的气候，而是因苦难时世不良政治所引起的无穷烦恼。卢元昌说：“李辅国专掌禁兵，事无大小，制敕皆其所为。诗云‘号令乖’指此。宰相李岘，言辅国专权乱政，辅国忌而罢之。若李揆执子弟礼于辅国，呼为五父。吕、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此所以思贞观诸贤也。”颇得作者用心。
《夏夜叹》先写日暮思风之情和夜凉清爽之景，后因夜短热“烦”而念终年守边士卒，叹“时康”的难遇：“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昊天”二句、“虚明”二句写夏夜月下景物历历如在目前。这诗悯旱忧时之情亦如前诗。前在《洗兵马》中，诗人表达出了思贤望治的殷切意愿。经过东都之行对战局民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意愿就越来越强了。老杜在贬到华州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写诗歌多鸣贤才遭忌的不平，间归东都到重返华州以来，诗人的慧眼和良心则转向艰难时世和惨淡人生，这无疑显示出他的思想感情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其后在《峡中览物》诗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忆起这段往事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这一时期他的诗兴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创作确乎是多的。不过，在我看来，最令诗人感到得意和自豪的，恐怕是“三吏”“三别”“二叹”和《洗兵马》这些关心国难民瘼的作品。后来老杜看了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深为感动，便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之大加赞扬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诗中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杨伦在“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二句旁边加批道：“此意尤高。”这批很好，能参透老杜和诗之意非止出于私谊，主要想在同人中提倡一种“知民疾苦”而“忧黎庶”的“比兴体制”。老杜的文学主张既是这样，也这样评价别人的作品，那么，对自己的“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也不会不看重的。
乾元二年这一年，对杜甫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诗人经过了多时的反省和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谱写出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新篇章，为他前期已取得的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的光彩；同时也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坚定了去志，于这年七月，属“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新唐书》本传语），从此便走上了后期“漂泊西南”(41)的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立秋后题》说：“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老杜时年四十八，故有“半百”之叹。知了叫个不停，更增加人的哀伤。秋燕亦如客子，不久将离此而去。我早就有了像庄子所说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那种念头，直到今日还在为此苦恼。陶令《归去来兮辞》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那么就挂冠而去吧，做不做官还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这简直是老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弃官的宣言书。可见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污浊时政痛心疾首的鄙弃，所传因“关辅饥”而弃官，只不过是托词而已。这正犹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却说是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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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制，皇帝大祀致斋之日，昼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请中严，诸卫入陈于殿庭，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诸侍从之官服其器服，诸侍臣斋者结佩，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办，乘舆乃出朝会，诸卫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办，不请中严。皇帝将出，驾发前七刻击一鼓为一严，前五刻击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前二刻击三鼓为三严。诸卫以次入立于殿庭，群官立朝堂，侍中、中书令已下奉迎于西阶，侍中奏宝，乘黄令进路于太极殿西阶南向，千牛将军执长刀立路前北向，黄门侍郎立侍臣之前，赞者二人。既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乘舆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严、外办，皆尚仪版奏。皇太子中严、外办，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则服绛纱袍，冬至受朝贺、祭还、燕群臣、养老之服也。太子冠远游冠，亦服绛纱袍，谒请还宫、元日朔日入朝、释奠之服也。”
(2) 胡三省注：“汉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复祀之，复参用九宫贵神之说。项安世曰：中宫天极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临之方则嘉应洊臻，汉武帝始祠之。”又：“李心传曰：九宫贵神者，太一、摄提、权主、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宋白曰：九宫贵神，其说本之《黄帝九宫经》、萧吉《五行大义》。”可见祀九宫贵神在太一坛，头年立坛，第二年祭祀。
(3) 玄宗，尤其肃宗重用王玙，对后来产生的影响是很坏的。《旧唐书·王玙传》载：“岁余，（王玙）罢知政事，为刑部尚书。上元二年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使。肃宗南郊礼毕，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大历三年六月卒。玙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广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时岁饥荒，人甚不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臣闻国以人为本，害其本则非国；神以人为主，虐其主则非神。……一昨蟊贼作孽，水旱为灾，虽王畿皆遍，而臣县最苦，此则神之不能御大灾明矣，又何力于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残弊之余，当凶荒之岁，丁壮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飞刍挽粟，令但供亿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陛下虽欲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臣伏以国祯等，并交结中贵，狡蠹成性。臣虽忘身许国，不惧谗构；终恐贿及豪右，复为奸恶。其国祯等，见据状推勘，如获赃状，伏望许臣征收，便充当县邮馆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牺、女娲等。既先各有宫庙，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上从之。”李国祯等就是乘着肃宗好鬼神、重用王玙的这股歪风而以左道得进的妖妄之徒。要不是梁镇冒死据理谏阻，代宗也很可能上当，在荒年为淫祀大兴土木，祸国殃民。
(4) 老杜认识此人，曾在凤翔行在与他同参朝列：“通籍微班忝，周行独坐荣。随肩趋漏刻，短发寄簪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
(5) 关于“十才子”说法不一，因无关紧要，不详述。
(6) 游丝，或说是春日阳气上升，小鸟被冲至高空空气稀薄处爆裂，黏液凝固而成。古诗中常用以形容春景，如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游丝映空转”、卢照邻《长安古意》“百丈游丝争绕树”、杜甫《题省中壁》“落花游丝白日静”等等。
(7) “霤”，一作“雪”。浦起龙说：“‘对雪’字须活看。洞门所对，即埤间植梧之处，其处或有墙隅石罅之雪，积而未销。观《晚出左掖》诗‘楼雪融城湿’，亦一时之作，知此时春雪方晴也。”亦通。惟诗中有“乳燕”“青春深”字样，其时显系暮春，不当仍有积雪未消。
(8) 仇注：“据此诗，贾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考《肃宗本纪》，九节度师溃，刺史贾至奔于襄邓，在次年三月，与此诗前后相合。”
(9) 此采王嗣奭的说法：“拾遗近侍，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即难浮沉于世。”浦起龙也是这样理解：“拾遗近君，非禄仕之官，故‘难浪迹’。”仇兆鳌说：“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意思也差不多，只是说得含糊些。
(10) 王嗣奭说：“‘雀啄柳花’已奇，而‘黄柳花’更异。”
(11) 此四句最早见于《唐诗纪事》，当摘自五古，非全诗。独孤常州（及）和章即五古《客舍月下对酒醉后寄毕四燿》，现存。
(12) 钱注：“通籍，元帝纪注：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省禁相应，乃得入也。”仇注：“请急，请假。通籍，注籍也。《谢灵运传》：既无表闻，又不请急。”此句一作“已令把牒还请假”，可参看。
(13) 何将军山林旁近第五桥：“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一），遥对皇子陂：“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重过何氏》其二）。
(14) 《资治通鉴》将贺兰进明进谗一事置于房琯请自将兵复两京之前。《旧唐书·房琯传》则置于陈涛斜败绩、房琯肉袒请罪、肃宗犹待之如初之后。后者接近事实。
(15) 赵彦材注：“此篇皆使华岳上之名称，有仙人九节杖，有玉女洗头盆，有车箱谷，有箭栝峰，皆处所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旧注多引《寰宇记》所载车箱谷一名车水涡，在华阴县西南，深不可测，又引《韩非子》所载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心为博箭，勒之曰：王于天神博于此等等注“车箱”联，可参看。
(16) 王嗣奭从此说，并发挥道：“‘展转沉着，忠厚恻怛，感动千古’，信如须溪所评。余谓公以救琯致干帝怒，幸以张镐救得解，然自是不甚省录以致降谪。其受累于琯不小，在他人必当恨之，乃公于谢疏仍称其有大体，不肯徇君而弃友。至《瘦马》之行，《别墓》之作，何等惓切！其笃于友谊如此。公凡关系伦常，无非至情抒之于诗，可谓‘大德不逾闲’者，其垂名后世，独以诗而已哉！”
(17) 肃宗器重高适，主要因为他当初反对过诸王分镇：“（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陈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旧唐书·高适传》）
(18) 《新唐书·苏源明传》载：“（源明）有名天宝间。及进士第，更试集贤院。累迁太子谕德。出为东平太守。是时，济阳郡太守李倰以郡濒河，请增领宿城、中都二县以纾民力。二县，隶东平、鲁郡者也。于是源明议废济阳，析五县分隶济南、东平、濮阳。诏河南采访使会濮阳太守崔季重、鲁郡太守李兰、济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议于东平，不能决。既而卒废济阳，以县皆隶东平。”苏源明诗序中也提到此事。这次游宴，是议事无结果休会后的联欢：“县乃不割，郡亦仍旧。已事修宴，姑以为别。”（苏《诗序》）
(19)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即径以此行系访崔兴宗、王维。
(20) 浦起龙说：“《通鉴》乾元元年六月，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八月，同郭子仪等讨安庆绪。按：自怀州赴关中待命，道经华州，乃八月以前未赴讨时事也。”《通鉴》《唐书·肃宗纪》均作“九月”，诸注辗转误抄。但认为此乃未赴讨时事是对的。
(21) 赵注：“‘急难才’，如刘备的卢跃过檀溪，以免刘表之追；刘牢之马跳五丈涧，以脱慕容之逼。”
(22) 《旧唐书·职官志》载，诸州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
(23) 王嗣奭说：“‘促曙光’妙，同心偶聚，唯恐夜之易旦也。”
(24) 浦起龙说：“此旧编东都诗内。公之之东都，在冬末，是时兵已在邺矣，安得复于东都观之耶？愚谓：前观其赴关中，此观其赴讨，当在九十月间，仍是华州诗也。”这话似乎有道理，其实也不尽然。九节度围攻叛军首领所盘踞的一个主要城池，在部署之初，很难说无此必要或无成功的可能，史传也不见有人持反对意见。（要是一举而歼此劲敌，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是围城旷日持久而不能下，才逐渐暴露军无统帅众心不齐、为一城耗费大量兵力贻误战机等弊病。诗中“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二句即针对其后暴露出来的这种弊病而发，可见旧编此首于东都诗内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浦起龙之所以认为此诗当作于九十月间李嗣业赴邺城讨安庆绪时，那是因为他把老杜的军事预见性估计得过高所致：“观此，知公之论事，不在邺侯（李泌）下矣，尚安得以诗人目之！”旧编之弊在于：“公之之东都，在冬末，是时兵已在邺矣，安得复于东都观之耶？”这时李嗣业固然已在邺，这并不妨碍他的部队有调动、增援之事。前两首《观安西兵过》诗中有李嗣业在，在这首诗中却看不出是他亲自在领兵。
(25) 济州治所在碻磝城（今山东荏平西南），天宝十三载州治为河所陷，遂废入郓州（唐治在今山东东平西北）。
(26) 王嗣奭说：“‘无时病去忧’，言狂走之际，身则病，而又忧其弟，忧与病不相离。”解“病”字过实。此采杨伦说。浦起龙说：“着‘狂’字、‘病’字，句似拙而转深。”
(27) 仇兆鳌以为“‘辞房’即书中之语，下句因上”，这是值得商榷的。这样解释，“书”即书信、家书。哪有将书信贴在墙上的？不如解“汝书”为“你写的字”为是。前已论及杜颖的家小都在陆浑庄，因乱离阻隔，三年不归，妾不安于室而辞去，这不仅于文辞上可通，也更加合乎情理。浦起龙说：“下四，转说与旧庄消息。通首俱若不劝其归者，其悲更甚。公不久亦西客秦、成。旧庄残废可知。”以下四中之妾辞房属“旧庄消息”，良是。
(28) 施鸿保说：“《赠卫八处士》，注引黄鹤说：唐有隐逸卫大经，居蒲州，此卫八亦称处士，或其族子。蒲州至华州只一百四十里，此诗当官华州司功时，至其家作。今按：谓卫八即大经，或未可知；若因大经隐逸，遂谓其族子亦隐逸，故称处士，未免附会。诗云：‘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是二十年前，曾至其家也；据年谱载，公此时年四十七八，追数二十年前，亦当游吴越齐赵时，并未至蒲，鹤说恐不足据。”案《旧唐书·卫大经传》：“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卫大经年辈在老杜父、祖之间，不可能是他“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二十年前的旧友，两说都未免附会。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卫八，全诗三函高适《酬卫八雪中见寄》，又《同卫八题陆少府书斋》，名未详。又卫八，少陵集六《赠卫八处士》，名未详，与前条或不同人。一说以为卫宾，朱注谓是杜撰。”既乏资料，卫处士实系何人，可不必深究。至于此诗写作时地，以《杜甫诗选》浦江清、吴天五注中所主为最当：“七五九年（肃宗乾元二年）春从洛阳回华州。卫处士所居或在洛阳，或在杜甫所经过之旅途中。此诗是七五九年春天作。”“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最符合这次回洛阳访旧情况。“夜雨剪春韭”，是春时。“明日隔山岳”，即将离洛阳返华州，或正在自洛返华途中。浦、吴之说不无根据。
(29) 此诗题下原注：“收京后作。”黄鹤以为：“当是乾元二年仲春作。按相州兵溃，在三月壬申，乃初三日。其作诗时，兵尚未败也。”相州兵溃、郭子仪退守洛阳后老杜始自洛归华（见“三吏”“三别”），则此诗当作于二月在洛阳时。
(30) 王嗣奭说：“复京师后，帝宴回纥叶护于宣政殿，而云‘喂肉葡萄宫’，盖为朝廷讳，故用汉元帝待单于事，而且以禽兽畜之，此老杜春秋笔也。”虽然如此，今天看来，用“喂肉”的字眼是在搞小动作，这是老杜的局限，并不足取。
(31) 蔡梦弼主此说，根据是《新唐书·杜鸿渐传》：“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说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地。……殿下治兵长驱，逆胡不足灭也。’太子喜曰：‘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关中”“萧何”与“关中既留萧丞相”甚切。“按鸿渐为人无勋德，且非公所喜，自当指琯为是”（杨伦语）。
(32) 《新安吏》原注：“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仇兆鳌按：“此下（‘三吏’‘三别’）六诗，多言相州师溃事，乃乾元二年，自东都回华州时，经历道路，有感而作。钱氏以为自华州之东都时，误矣。”
(33) 萧涤非说：“末（哀哉）四句，仇注以为是杜甫对关吏说的话，希望他转告守将，接受过去的惨痛教训。李子德则认为：连云以下，直以吏对终篇，与汉人董娇娆篇用‘请谢彼姝’相同。按两说俱可通，从前说则为杜甫自发议论，从后说则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但细玩‘嘱’字，似根上‘丈人’字来，关吏位卑，对守将不合用‘嘱’。如为杜甫对关吏之言，则‘请嘱’当做‘为报’才合身份。故这里标点采用后一说。”
(34) “出门看”，一作“出看门”，一作“出门首”。
(35) 老杜从洛阳返华州，先经陕县石壕镇后过潼关，《石壕吏》所记之事当发生在《潼关吏》所记之事之前。“三吏”“三别”这两组诗当是回华州后写定的，因此不一定非按事之前后排列诗歌次序不可。“三别”所记的人和事，具体时地难定，诗歌次序就更不能更动了。
(36) 此三句口吻宛如左延年《从军行》（亦作汉词）：“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37) “死生地”，一作“生死地”，一作“往死地”。王嗣奭说：“《诗归》作‘往死地’，然不如‘死生地’妙有余思。”
(38) 浦注：土门未详所在，大约即在河阳左近，旧注以土门为井陉关，非是。理由是：“井陉在邺北六七百里，渐近范阳贼巢矣。诗乃反云‘势异邺城’‘纵死犹宽’耶？”
(39) 王嗣奭说：“‘空巷’而曰‘久行见’，触处萧条。日安有肥瘦？创云‘日瘦’，而惨凄宛然在目。狐啼而加一‘竖毛怒我’，形状逼真，似虎头作画。”
(40) 仇注：“此（《夏日叹》）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豺虎’等语正合。”又：“（《夏夜叹》）与上篇同时之作。”
(41) 杜甫《咏怀古迹》其一：“漂泊西南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