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喜达行在
根据杜诗《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题下旧注：“公自京窜至凤翔，在至德二年夏四月。”又《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题中所载，知老杜从长安逃往凤翔是在这年四月，出的是长安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门。(1)我曾揣测他“出郭眺西郊”（《喜晴》）是为出逃探路，不久他果然从外郭城西面的金光门逃出去了。
他当时和稍后写作的诗中记出逃情事甚详。《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一说：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凤翔是古岐地，在岐山之南，山南为阳，故称岐阳。诗人已得知肃宗于今年二月从彭原进驻凤翔，因无人来，不闻朝廷反攻音信，空劳忆念，于是就下决心逃了回去。凤翔在长安西。萧涤非先生说：“（眼穿）二句写逃窜时的紧张心情。向西走，向西望，故当着落日。一面走，一面望，望得急切，故眼为之穿。当时逃窜是很危险的，一路之上，提心吊胆，所以说‘心死著寒灰’。”黄生说：“三四云云，言望不至，心断绝也。此非望信，乃陈陶败后，欲望官军再举，即《对雪》诗所谓‘数州消息断’者，至于‘眼穿’‘心死’，因而始为脱走之计，故后半云云，中间不露脱走字，至次首始补足其意。”两说俱佳，可参看。“雾树”二句写间道窜归情况：当时驿道两旁多植树，杜诗“两行秦树直”即指此。老杜间道窜归，容易迷路，故须望驿道两旁树木以引导行程；前方山岭相连，正愁无法通过，忽见一道中开，不觉松了一口气。刘辰翁说：“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曲折，非身历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最后从亲友眼中与问讯语中显出自己因陷贼而形容枯槁、心力交瘁，与前面所描述的深忧、惊悸情状对照，却声东击西地表现了死里逃生的私心庆幸。
其二说：“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前叙陷贼与逃归事，后叙初抵行在所的激情。前在贼中，夜听胡笳愁苦（如《遣兴》：“山河战角悲”），春游汉苑伤心（如《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生还梦想，到今日始成事实；小道逃归，随时有丧命之虞。《后汉书·光武纪》载，更始以光武帝行司隶校尉，置僚属，作文移，一如旧章。三辅吏士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又载，望气者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叹道：“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光武南阳人。“司隶”二句以汉光武比唐肃宗，藉写凤翔行在所一片中兴气象。《北征》说：“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在老杜心目中，他是把唐肃宗看成周宣王、汉光武这样的中兴之主的。“翻倒极”谓极其反常。死里逃生，九死一生，安得不喜，安得不喜极生悲？“七八真情实语，亦写得出，说得透。从五六读下，则知其悲其喜，不在一己之死生，而关宗社之大计”（黄生语）。
其三说：“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痛定思痛，更觉可怖。太白、武功二山在凤翔附近，太白高峰终年积雪。《三秦记》：“武功太白，去天三百。”“犹瞻”二句窃喜终于到达行在，得见天日。“苏”，苏醒。汉武帝曾置七校尉。此借指御前侍卫。“官”指文臣，“校”乃武卫。今见中兴有望，多时忧虑，冰释心安。所以有“影静”“心苏”这种恬适、欣慰的感觉。王夫之对“影静”二句的评价不甚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此，则‘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与‘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情之深浅宏隘见矣。况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丧者乎？”（《姜斋诗话》）指出人的感情最是复杂，在特定情况下，喜怒哀乐往往一反常态，不可径直写来，哀必嚎啕，乐必捧腹，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但也不必过于执拗，以为正常出之必浅隘，反常出之必深宏。如上所述，“影静”一联能写出彼时彼地彼境的细微感受和心理状态，我看就很好。王夫之又说：“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俗论以比为宾，以赋为主，以反为宾，以正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宾，宾无非主。主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历然，熔合一片(2)。”（同上）主旨是说：一、诗文应以表现作者思想感情为主，描写客观景物为宾，不可勉强设置主宾。如果勉强设置，因为都是假的，宾也可以作主（宾无非主），甚至喧宾夺主，主仍无法率宾，还是乌合之众。二、“宾主历然”，而又“熔合一片”，方为上乘。从所举贾岛、许浑的诗句看，此所谓无主的“乌合”，差近后来王国维的所谓“无我之境”，只是前王之所轻适为后王之所重(3)，评价不同而已。其实，那些无主的“乌合”或“无我之境”，既然经过作者的主观而得以再现，即使不很鲜明，也总会带有一些主观色彩的。在我看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写肃杀秋景见悲壮情怀，“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写日暮眺望所见露初春怀新之感，不仅“有我”“得主”，写得也很不错。还是王夫之的这几句话说得好：“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同上）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写景见情，写情见景，但求妙合无垠，岂可固执偏见？船山衡文，独具只眼，微伤峻刻，甚至自相牴牾，“影静”三议即如此，不可尽信，须择善而从。
《新唐书·杜甫传》载：“至德二年，（杜甫）亡走凤翔(4)，上谒，拜右拾遗。”钱笺：“唐授左拾遗诰：‘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当作议）郎、行在左拾遗。授职之后，宜勤是职，毋怠！命中书侍郎张镐赍符告谕。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右敕用黄纸，高广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今藏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敕文载林侗《来斋金石考略》）据此知杜甫拜左（两《唐书》作“右”，误）拾遗在这年五月十六日。“影静千官里”系记刚达行在、初谒肃宗情事，当时尚未授职。授职后感事思家，作《述怀》说：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慜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首叙去年潼关破后与家人隔断，被俘至长安，今幸得西归凤翔，苍黄见驾，蒙天子垂怜，授左拾遗，正感恩不尽，心中虽想回鄜州探家，却不忍马上开口告假。左拾遗六人，属门下省，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右拾遗六人，属中书省，品秩、职掌与左拾遗同。）后老杜有《春宿左省》《晚出左掖》之作。门下省在左，杜任左拾遗，所以说“宿左省”“出左掖”。据此可进一步证实两《唐书》谓杜甫拜右拾遗是错误的。前诗说：“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后诗说：“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可见拾遗常在皇帝左右，且真须进谏、上封事，并非备员虚位，品秩虽低，地位却很清要。老杜刚从贼中逃回，便受此职，而且皇帝在诰命中还夸奖他说：“尔之才德，朕深知之。”这就无怪乎他要感激涕零，无怪乎他“不忍”，其实是不好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皇帝提出告假探家的请求。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孟夏”是阴历四月。此“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暗用陶诗点出逃归凤翔在四月，妙在有意无意之间，也有“草木长可以躲闪，故脱身西走”（王嗣奭语）意。画狼狈相以显逃窜的艰辛，述朝廷的嘉许、亲故的怜惜以明奔赴国难的本心，而不张扬其事以功臣、节士自居，这不但见人品，见性情，“其妙处有一唱三叹，朱弦疏越之遗”（李子德语），艺术上也甚见工力。《庄子·让王》：“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衣袖露（一作见）两肘”，照字面径直理解亦佳，若知修辞上不无出处，更觉此语不即不离、既典雅又写实，颇见老杜文学修养之深和艺术的精工。时下古诗文辞新注，往往芟除旧注中此等修辞上的出处，以为可免烦琐之弊，其实这只表明时贤对传统诗文表现艺术不尽知音，不见得是个好主意。叙述完逃归得官之后，便引出述怀主旨。既然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未忍即开口”，那就因公忘私，暂且将家室之念搁置一下吧！也不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思家，而是在深深担心妻子儿女的生死存亡啊！一家大小寄居在鄜州城南的羌村（详见本书351页注〈17〉第八章第四节），不知现在家还有么。听说那里也遭到乱兵的祸害，杀得鸡犬不留。山中漏雨的茅屋恐怕没人了。新死的人很多，埋在那滥遭砍伐的苍松的树根下，地里冰冷，尸骨该没朽吧！有几个人能保全性命？所有的人家哪能都夫妻双全？想到那里已成了豺狼虎豹出没的场所，我就愁肠百结，禁不住老是回头远望。自从去年寄信回去到眼下已有十个月，我反倒害怕有消息来，要是报的是凶讯，我这颗小小的心能受得了吗？现在国家开始中兴了，我生平又最喜欢喝酒，我老是在想，要是这时全家能团圆欢会，那该有多好！只怕事与愿违，我难免要落得个成为孤老头的悲惨下场。李子德说：“久客遭乱，莫知存亡，反畏书来。与‘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5)同意，然语更悲矣。”朱注：“按《通鉴》：禄山初反，‘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时所在寇夺。故以家之罹祸为忧。”(6)老杜的忧虑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非神经过敏。越想越觉得可怕，但又不敢明言，就只好借诗述怀以寄意了。老杜当时因身许国和中顾私而激发出来的思想斗争是剧烈的，他内心的痛苦在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深深地感动我们，为我们所理解、所同情，并从心灵上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前时代的苦难、人民的苦难。
他盼家书也怕家书，不管是盼还是怕，这年秋天他终于收到了“竹报平安”的家书，于是就写作了这首喜得家书、犹伤亲人相隔的《得家书》：
“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临老羁孤极，伤时会合疏。二毛趋帐殿，一命侍鸾舆。北阙妖氛满，西郊白露初。凉风新过雁，秋雨欲生鱼。农事空山里，眷言终荷锄。”“游客寄”，一作“休沐骑”，当指从行在回鄜州一带休假的人。所以托他捎去家书，他又带来回信。熊儿是宗文的小名，骥子是宗武的小名。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亲人们惨遭杀戮，家已无存，幸好两儿无恙，大小清吉，心总算安下来了。但临老羁旅孤单，一家难以会合，令人常发伤时之叹。《唐六典》载，凡大驾行幸，预设三部帐幕，皆乌毡为表，朱绫为覆，下有紫帷方座，金铜行床，覆以帘，其外置排城，以为蔽捍。肃宗在凤翔行在住的就是这样的帐殿，还是很排场的。当时老杜身为行在左拾遗，每日都要“趋帐殿”“侍鸾舆”。但从“二毛”“一命”以及篇末终思归隐的话语来看，诗人对自己偌大年纪，拼死逃归，仅得此从八品上的“一命”心里是有所不满的。要知道，在他没有从贼中窜至凤翔这一忠君爱国特殊表现的前几年，他就在《进雕赋表》中向皇帝提出要个从六品上的著作佐郎之类官做做呢（详第六章）。《资治通鉴》载，这年二月，郭子仪攻破潼关，安庆绪遣兵救援，官军大败，死万余人。四月，郭子仪与王思礼在长安西渭桥会师，进驻潏西。贼将安守忠、李归仁驻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得进。五月，安守忠伪退，郭子仪率领全军追击。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郭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七月，贼将尹子奇征兵数万，攻睢阳。安武臣攻陕郡，屠城。等等。所以“北阙”句说（安禄山虽死）安庆绪气焰还很盛。“西郊”非谓凤翔的西郊，而是相对“北阙”而言，谓长安的西郊，即指凤翔。杜甫《秋述》：“秋，……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雨”句即此意。随手写景，又带出时序。这几句描写，虽不及月令农谚“三月昏，参星夕；杏花盛，桑叶白”（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引）生动、美丽，亦复清新可喜，有季节感。
杜甫在凤翔的这段时期，虽然思想上有些波动，有点消极，但总的看来，情绪还是很高昂的，对时局和战事十分关心。这可以从他拜左拾遗前后的一些送别诗中看得出来。他的《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说：
“威弧不能弦，自尔无宁岁。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天子从北来，长驱振凋敝。顿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极我得制。萧索汉水清，缅通淮湖税。使者纷星散，王纲尚旒缀。南伯从事贤，君行立谈际。坐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正当艰难时，实藉长久计。”《天官书》：西宫七宿觜星，东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弧属矢，拟射于狼。弧不直狼，则盗贼起。所以说“不能弦”，下故有“豺狼相噬”之句。首四句是说唐明皇不能早除安禄山，致肇祸。“天子”六句是说肃宗中兴，回纥方许助兵，两京虽未收复，四方犹受唐节制。灵武在凤翔北，所以说“从北来”。岐、梁二山俱在凤翔，朝廷屯重兵于此间。《资治通鉴》载，至德元载六月，玄宗以陇西公李瑀为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又载第五琦见肃宗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今汉中王李瑀陆运至凤翔以助军；上从之。李瑀是汝阳王李琎之弟。杜甫初入长安时与李琎游，与李瑀当亦熟识，后多次赠李瑀诗。汉中郡即今陕西汉中，当时是南北运输枢纽，封李瑀为汉中王，可见对此地的重视。今尚王纲解纽：“国家之危，有若缀旒”（刘琨《劝进表》），使者星散，幸“南伯”（指汉中王）贤明，来此理事，君既应辟入幕，望竭尽才智，为危时画长久之策，建立功勋。这诗末二句说：“我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可见他当时尚未拜左拾遗，多少有些不满，表示要归隐。但整首诗总的倾向是积极的，表现出诗人对时事的密切注意和对国运的无限关怀。其余《送韦十六评事(7)充同谷防御判官》《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等，无不写得“感慨悲壮，使人懦气亦奋”（胡夏客语），不得视同等闲送别之作。《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起得利索，神似北朝乐府民歌，语言艺术上的健美，也显示了作者人生态度的积极和情绪的昂扬。最能见出他对当时国家大事的政见之作是《奉送郭中丞（英乂）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和虏犹怀惠，防边讵敢惊。古来于异域，镇静示专征。燕蓟奔封豕，周秦触骇鲸。中原何惨黩，遗孽尚纵横。……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几时回节钺，戮力扫欃枪。”王嗣奭评论说：“此诗本送郭节度陇右，而语意轻外而重内。其谈陇右，但云‘和虏犹怀惠’，而以异域镇静了之。然未几而吐蕃果遣使再请讨贼，似有先见。至于中原之惨黩，余孽之纵横，亹亹言之，至有人臣所不忍言，他诗所不尽言者，独于送郭言之刺骨，正以感激中丞，而使知所最急也。”可见老杜不管在位不在位，总是以天下为己任，对时政有自己的看法，也是敢于“言之刺骨”的。
二 廷诤忤旨
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就在他拜左拾遗的那一个月（五月）里，由于履行谏官职守，抗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一作庭）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8)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新唐书·杜甫传》）传中所引杜甫谢辞摘自其《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字句稍有改动）。老杜在状中先强调他主观动机是好的，论事涉近讦激是陷身贼庭、愤惋成疾所致：“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颜。猾逆未除，愁痛难遏。猥厕衮职，愿少裨补”；接着称道房琯的为人，并为房琯受董庭兰的连累而婉辞辩解；最后重申他上疏的目的是“望（传作觊）陛下弃细录大”，实际上仍然在坚持疏中那句“罪细，不宜免大臣”因之而获罪的话。——要是真认罪，就得从根本否定“弃细（过）录大（才）”的提法，就得说房琯的罪大而才细。——还说皇帝恕了他的罪，“岂小臣独蒙全躯”，而是“天下幸甚”。可见他性子真是倔强得很，捅了这么个大娄子，差一点“抵罪”了，到最后还是心不服口也不服。这种态度，对于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来说，是很难堪的。只是处在当时亟须臣属效力以期收复失地的情势之下，权且忍下这口气，采纳了张镐等人的意见，宽恕了他(9)；“然帝自是不甚省录”，老杜显然不可能在朝中长久待下去了。状末署“至德二载六月一日，宣议郎、行在左拾遗臣杜甫状进”。到六月一日写这状子时事情算是了结了。这场政治风波就发生在五月十六日杜甫拜左拾遗以后、六月一日以前这半个月内。一出马门就踢倒鼓架子，看起来，老杜跟李白一样，真不是块做官的料，别看他俩志向大、口气大，干劲儿也不小。六年后的广德元年（七六三），八月房琯卒于阆州，九月老杜致祭。他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说：“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就始终认为：那次抗疏是为了履行谏官职责，虽死不辞；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皇帝不理睬他，还要加刑于他，使他“伏奏无成，终身愧耻”。这种愤慨和感叹，也一再表露在他前前后后写的诗歌中。比如作于上元元年（七六〇）的《建都十二韵》，即慨叹他为救房琯而贬官，欲效贾、屈而未能：“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申涵光说：“人亦有一时感激，事过辄悔者。公以不死为恨，真谏臣也。”又如作于大历元年（七六六）的《壮游》，重申他那次犯鳞疏救房琯，主要是由于忧国忧民、忠于职守：“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从“斯时”两句看，他当时的廷诤一定是死死地缠着不放，直把皇帝惹火了的。又如作于大历三年（七六八）的《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再一次旧事重提：“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汉书·朱云传》载，朱云进谏触怒成帝，成帝欲斩朱云，朱云手攀殿槛，槛折。辛庆忌救之，得免死。用典贴切，可见史传说肃宗要将杜甫“抵罪”，杜甫祭房琯文中说是“加刑”，是指要将他斩首啊。此外，就是《秋兴八首》其三中“匡衡抗疏功名薄”这样一句诗，也在为那件事发牢骚。汉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匡衡上疏陈便宜，上悦其言，迁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见《汉书·匡衡传》）。匡衡抗疏得官，我则不然，看起来，是我薄福薄命，注定于功名无分啊！——怨气不小，真有股子韧性战斗精神。从论房琯忤旨到死前两年写《秋日荆南述怀》时已有十二个年头，时过境迁，而老杜每一思及，总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可见他是把这看成他仕途通塞、命运攸关的大事。事实也是如此，此后他虽然仍在朝中继续供职，但刚过一年，他还是被看成房琯的同党给贬官了。
六月十二日（据状末所署），杜甫与另一左拾遗裴荐，左补阙韦少游，右拾遗魏齐聃、孟昌浩等五人上《为补遗荐岑参状》，谓：“岑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今谏诤之路大开，献替之官未备。……奉状陈荐以闻。”按编制，左、右补阙、抬遗各二员，共八员，现仅有五员，尚差左补阙一员、右补阙二员。状进，即以岑参为右补阙。岑参前在轮台的安西四镇节度使、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封常清幕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安禄山反，封常清被召还京，岑参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头年年底从轮台东归，这时刚来到凤翔行在。状末推荐人署名按左、右拾遗、补阙顺序排列，按照惯例，文件执笔者多署名于同列人员之后，且此状收入杜集内，可见执笔者当是杜甫。前廷诤风波刚平息不到半个月，杜甫又精神抖擞地在工作了，能如此，实不易。但不知他写到“今谏诤之路大开”时作何感想。
当时严武正在行在做给事中，杜甫曾写了首题为《奉赠严八阁老》的诗送他说：“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鹗在秋天。(10)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唐国史补》“台省相呼目”载：“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给事中属门下省，开元时叫黄门省，故称“黄阁”。严武父严挺之与老杜很要好，故称严武为“妙年”，自称“老夫”。严武时年三十一岁，杜甫四十六岁。给事中与左拾遗“官曹”同在左省，所以说“可接联”。论官阶则严尊杜卑，严却以“客礼”相待，杜亦以前辈自居，所以说“容疏放”。官场但论官阶的尊卑，哪问年辈的长幼。此老不谙官场陋习，固然天真可爱，而严武竟能容忍，其雅量也堪称道。这是集中最早一首写给严武的诗，当时老杜恐怕连做梦也没想到今后他们之间还会有一段更密切的联系。
七月，他作《月》诗说：“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11)黄生说：“全首作对月嗔怪之词，实与《百五夜对月》作同一奇恣；特此首精深浑雅，故人不觉其奇尔。”单就艺术而论，此诗赶不上《一百五日夜对月》，更不要说《月夜》了。我对这诗感兴趣，主要因为它引出了王嗣奭的这样一段话：“公凡单咏一物，必有所比。此诗为肃宗作。天运初回，新君登极，将有太平之望，秋期近而月影清也。然嬖幸已为荧惑，贵妃方败，复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没也。林甫、国忠弄权于前，辅国、朝恩又继于后，捣药之兔长生也。所以只益丹心之苦，徒增白发之明。今干戈满地，月当无所不照，休得止照国西之营，谓此营士便能戡乱而可以无忧也。时官军于长安之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而李、郭等以六十万兵溃于相州，当在此时，公盖有深虑焉。白发增明，谓以忧加白。”
乾元元年（七五八）二月，以殿中监李辅国兼太仆卿。李辅国依附张淑妃（即良娣），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三月，立张淑妃为皇后。九月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讨安庆绪，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六十万兵溃于相州在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若全采王说，则当定此诗作于乾元二年七月，时老杜在秦州。这当然也是可以的；若仍定此诗作于至德二载七月，采王说而稍加变通，则不仅可通，似乎更切。案张良娣勾结内竖李辅国等弄权已非一日。《资治通鉴》载张良娣性巧慧，能得肃宗意。乱起之初，随肃宗来朔方。当时随从兵丁很少，每晚就寝，她常睡在肃宗前面。肃宗说：“御寇非妇人所能。”她说：“仓猝之际，妾以身当之，殿下可从后逸去。”到了灵武，产子；才过三日，就起来缝战士衣。肃宗阻止她，答道：“此非妾自养之时。”肃宗因此就更喜欢她。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通写、算，给事太子宫，肃宗当太子的时候就很信任他。李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暗中依附她，里外勾结。建宁王李倓几次在肃宗跟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向肃宗进谗言说：“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李俶，后改名豫，即后来的代宗）。”肃宗怒，赐李倓死（《资治通鉴》载此事在至德二载正月）。于是广平王李俶和李泌心里都很害怕。李俶想设法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李泌说：“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又载从肃宗在灵武那时以来，李辅国就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切都委托他处理，权力很大。那么，老杜任左拾遗时，就完全有可能有感于二人的弄权而藉咏月以抒愤了。李白《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云云，旧注多以为蟾蜍蚀月，比唐玄宗武惠妃逼王皇后；月光亏而魄没，见后已废而忧死。杜甫《月》诗取譬类似，王说“嬖幸已为荧惑，贵妃方败，复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没”云云，并非毫无道理。老杜《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太子即位，揖让仓卒。小臣用权，尊贵倏忽。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宜闻泣血”，即指房琯奉册灵武，见肃宗道当时利病，辞吐华畅，帝倾意待之，与参决机务，以及谏第五琦聚敛产怨如杨国忠，语皆切直等事。赵次公以为“小臣二语，盖谓李辅国也”，甚是。讲房琯的“累抗直词”却牵扯到“小臣”李辅国的“用权”，可见房琯的罢相与李辅国等有关。这祭文虽作于几年之后，老杜当时即当有此看法。寻常吟风弄月，哪会有“只益丹心苦”的感叹？若将此句与祭房琯文中“（甫）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伏奏无成，终身愧耻”的话，和其后所作有关诗句“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建都十二韵》）、“备员窃补衮，忧愦心飞扬”（《壮游》）等参读，似乎更能令人相信这诗当是作者论房琯忤旨后，藉咏月以慨叹嬖幸荧惑、小臣弄权之作。《得家书》有“二毛趁帐殿”之句。既然皇帝在行在所住的是“帐殿”，那么，将老杜所在京西凤翔的行署称之为“国西营”，又有何不可呢？“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若解释为望月勿照临此间，以免勾引起我感时伤乱之恨，这不是比王嗣奭对这两句的阐发更文从字顺、合情合理吗？他说：“今干戈满地，月当无所不照，休得止照国西之营，谓此营士便能戡乱而可以无忧也。”恕我鲁钝，此语我曾反复琢磨，始终不知所云，恐说诗者本人亦不甚了了。张说：“蟾兔以比近习小人。‘入河不没’，不离君侧也。‘捣药长生’，潜窃国柄也。‘丹心益苦’，无路以告也。‘白发添明’，忧思致老也。故结言‘休照军营’，恐愈触其忧耳。当时寇势侵逼如此，而近习犹然用事，何时得见清平邪？”此解较王说为优，可参看。后乾元二年杜甫在秦州作《初月》：“光细弦初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黄庭坚《杜诗笺》：“王原叔说：此诗为肃宗作。”（《豫章黄先生别集》卷四）仇兆鳌说：“今按此诗，若依旧说，亦当上下分截：上四，隐讽时事；下四，自叹羁栖。‘光细’，见德有亏。‘影斜’，见心不正。‘升古塞’，初即位于灵武也。‘隐暮云’，旋受蔽辅国、良娣也。‘河汉不改’，谓山河如故。‘关山自寒’，谓陇外凄凉。‘露暗花团’，伤远人不蒙光被也。”张、王嗣奭谓《月》隐讽时事，实沿于王原叔说《初月》一语，故并及之。
半个世纪后的白居易，曾因进谏，当面批评宪宗说“陛下错”，宪宗不高兴，密召承旨李绛说：“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多亏李绛会说话，宪宗听了高兴，暂且作罢；不久还是趁任满理应改官之际，以照顾他母老家贫为名，叫他自便，把他从朝中打发走了。皇帝的脾气总是差不多的，肃宗一怒之下，要处置杜甫，因为有宰相张镐等人出来说情，一时对杜甫不好怎样，但见他仍待在身旁，态度还挺认真（如荐岑参即是），心里不可能不感到别扭，就乐得送个顺水人情，表示照顾他，墨制放还鄜州省家：“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北征》）“初吉”，指朔日，即初一。至德二载闰八月初一日辞君上路，准假墨制下达当在头几天的八月底。行前中书舍人贾至、给事中严武与两院拾遗、补阙裴荐、韦少游、魏齐聃、孟昌浩、岑参诸公设宴饯别，座间拈韵赋诗，老杜得“云”字，作《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12)说：
“田园须暂住，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家人暌隔，不见经年，今得归省，固然高兴，但想到戎马倥偬，归途险阻，官场多变，前路茫茫，就不觉忧从中来，顿起离群伤别之叹了。“一、二，别之故。三、四，留别之情。五、六，别之时。七、八，预想别途之感”（浦起龙语）。语言质朴，感情真切。
三 北征途中
老杜这次回去走的路线是：凤翔（今陕西凤翔）—麟游（今陕西麟游）—邠州（今陕西彬县）—宜君（今陕西宜君）—鄜州（今陕西富县）。当时长安西北正集结部队，准备收京，比前几月郭子仪败于清渠、退保武功时的情况有所好转(13)，这一带已控制在官军手中，定然通行无阻；只是为了打仗，公私马匹都集中到军队里(14)，老杜回去没马骑，要徒步走六七百里（据《元和郡县志》有关数字折算，凤翔至麟游一百六十里，麟游至邠州七十里，邠州至宜君二百一十里，宜君至鄜州二百二十五里，共计六百六十五里），感到很发憷，就硬着头皮写诗给将军李嗣业借马说：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徒步归行》）李嗣业是京兆长陵人。身高七尺，膂力超群，尤善用陌刀，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披靡。开元中从军以来，多次立功西域。天宝十二载，加骠骑大将军。入朝，赐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宠之，赏赐有加。安禄山反，肃宗召他，他奉诏即上路，与诸将割臂发誓说：“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到凤翔，上谒，肃宗高兴地说：“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乃诏与郭子仪、仆固怀恩配合作战，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这年九月，发动收复长安的攻势，开头官军大败，乱不成阵。李嗣业对郭子仪说：“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类矣。”随即光着膀子，手持长刀，大呼出阵，杀数十人，稳住了阵脚。官军终于转败为胜，收复了长安。其后在收复东都的战役中，李嗣业也多次出阵立功。兼卫尉卿，封虢国公。又兼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卧帐中，伤口刚好，忽闻金鼓声，知与敌战，大呼，创溃，血流数升而卒。谥忠勇，赠武威郡王。老杜赠诗时李嗣业刚调回凤翔不久。从诗里看，老杜对这位正当壮年而英名早著的将军很佩服，期望也很大。（李嗣业不幸去世过早，倒也没辜负老杜对他的厚望。）只是这是一首当作借马便笺的小诗，不好像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那样，一本正经地高谈军国大事，反而写得慷慨淋漓，富于生活实感。凤翔这么个小地方，因为皇帝来到这里，成了临时政府所在地，聚集着数以千计的文武官员。虽然经过汉中能得到从南方水陆运来的补给，但比起从前在长安的那种养尊处优、轻裘肥马的生活来，官员们的日子无疑过得苦多了，仅止混个温饱而已。我这个白发苍苍却穿着青袍这种低级服色的左拾遗，情况就更惨；回去探家，路程这么遥远，没有马骑，不得不步行。想起妻子儿女困守山中哭天无路就不觉归心似箭，我迫切希望您把您枥上那匹日行千里的黄骠马借给我。——写得多真实！千多年以后我们读了，仿佛能见当时行在兵荒马乱的景象和诗人焦急愁苦的神情。这诗题下有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据此则应认为老杜已步行全程三分之一路程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才向李嗣业借马骑。但是他的《九成宫》，篇末写对故宫而念新君，抒发无限兴亡的感叹：“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狩太白（指肃宗在凤翔），驻马更搔首。”既说“驻马”，表明他到麟游时已经有了马。九成宫在麟游县西五里。麟游在凤翔东北一百六十里，在邠州西南七十里，从凤翔到鄜州先经麟游，后过邠州，一般情况不会到邠州借了马然后再骑回麟游瞻仰九成宫（从诗意看《九成宫》不作于自鄜州回凤翔途中，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认为长安收复后老杜从鄜州直接回京，并非如旧谱所谓十月扈从还京）。可见他向李嗣业借马是在凤翔。杜集中的原注有一些显然不是自注，与其从原注，不如从原文。当时公私马匹都集中到军队里，老杜走后门向李将军借马，终于如愿以偿了。黄鹤注引《新唐书·李嗣业传》：“嗣业忠毅忧国，不计居产，有宛马十（误引为‘千’）匹，前后赏赐，皆上于官以助军云。”这只是说李嗣业公而忘私，连他从西域带回的大宛马也上交助军了。赵次公说：“嗣业有宛马千匹，或公从之借乘。”又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说：“（杜甫）前行入邠州境，路途崎岖，以养马闻名之李嗣业正镇守邠州，因向其借得乘马以代步，作《徒步归行》诗赠之。”这显系因“有宛马千匹”而产生的误解。该谱在此前也引到了“驻马更搔首”，但未作说明，不知已意识到九成宫“驻马”与邠州借马之间多少存在点小问题否。
老杜行经麟游县西五里的九成宫，徘徊眺望，不胜感慨，于是就写作了《九成宫》：
“苍山入百里，崖断如杵臼。曾宫凭风回，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栋梁，凿翠开户牖。其阳产灵芝，其阴宿牛斗。纷披长松倒，揭怪石走。哀猿啼一声，客泪迸林薮。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颓朽。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虽无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天王狩太白，驻马更搔首。”前十二句写景，可与魏徵《九成宫醴泉铭序》下面这一段描述参读：“此则隋之仁寿宫也。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辉，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至于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溪谷，怒于土囊之口。”“土囊口”出此，指谷口。“曾宫”二句谓山高宫敞，谷口回风，见此间最宜避暑。“立神”句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神灵扶其栋宇”，谓宫殿经乱独存，似有神灵呵护。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景物凄清，猿啼悲切，行客处此情境，难免潸然泪下。转思此系离宫别馆，如今竟如此荒凉，吊古伤时，悲痛之情，就更难自已了。这就是“哀猿”二句所包含的内容，并从而自然地过渡到后半截的抚事增感、抒情寄意。九成宫本是隋仁寿宫，贞观五年修葺，乃改名。宫周围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库、官寺等。太宗、高宗都曾来此避暑。
《资治通鉴》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二月，）诏营仁寿宫于岐山之北，使杨素监之。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又载：“（十五年，三月，）仁寿宫成。丁亥，上幸仁寿宫。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上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惶恐，虑获遣，以告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上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史称隋文帝“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傜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但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尚且如此。及至炀帝即位，穷奢极欲，祸国殃民，就必然要自取灭亡了。老杜因九成宫而念及前朝兴衰旧事，非止发思古之幽情，亦有殷鉴不远之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作飞山宫，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那么，在这以前，魏徵为什么又乐于为唐太宗撰《九成宫醴泉铭》呢？这是因为他见“群下请建离宫”，而皇帝“爰居京室，每弊炎暑”，也早有此意。(15)与其另择新址，大兴土木，不如因陋就简，修复仁寿宫，将就对付一下为好：“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拒，未肯俯从（指前引‘群下请建离宫’的请求）。以为隋氏旧（仁寿）宫，营于曩代，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事贵因循，何必改作。于是斫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葺其颓坏。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此所谓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在这里，魏徵巧妙地寓规于颂扬，要太宗时时以“壮丽作鉴”，以“卑俭垂训”。了解了魏徵撰《九成宫醴泉铭》的主要用意所在(16)，再来看杜诗“荒哉”十句，就会有趣地发现，在对九成宫的看法上，老杜和魏徵的心是相通的，但由于“我行属时危”，老杜看到了魏徵当时担心并极力防止重蹈覆辙的悲剧终于发生，老杜的认识，自然比魏徵又深入一步，这就无怪乎他要“仰望嗟叹久”了。如前所述，按照魏徵当时的想法，一、与其另建新宫，不如因陋就简修复旧宫，将就对付；二、以修复部分的“卑俭”来对比、衬托出旧宫残存部分的“壮丽”，既可引为殷鉴，又可作出“卑俭”的榜样，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经过历史的验证，这想法虽好，只是太天真了，实际上很难做到。于是老杜的看法就有所不同了：荒唐呀隋文帝，你当初修建的仁寿宫到如今早已塌了朽了。（那么，前面描状的那些壮丽的宫阙又是哪里来的呢？）要是隋朝不亡国，这仁寿宫哪会为大唐所有，变成九成宫了呢？（须知：正是这仁寿宫的修建，开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先例，导致亡国的啊！）
《旧唐书·职官志》载：“九成宫总监，监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从七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下。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宫监掌检校宫树、供进炼饵之事，副监为之贰。”照魏徵所说，当日接管这座隋故宫时只是葺其颓坏，并未有新的增修，为何还如此重视，特为设官居守？王融《曲水诗序》说：“穆满八骏，如舞瑶水之阴。”《尚书·五子之歌》说：“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皇帝到这里来避暑，虽不像传说中乘八骏周游天下的穆天子那样去得那么远，这到底是踩着前代帝王的脚印，到一个峻宇雕墙的游乐地来了啊。久久地望着这曾经沧桑的故宫，想到当今进驻凤翔的新君，我感慨万千，但不知如何表达，就不觉驻马沉吟、搔首踟躇了。——诗人的感慨说了一半咽了一半。不过，谁读了这诗，只要细细玩味这些半吞半吐的话语，自会明白最使他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是本朝而决非前代。张惕庵说：“（荒哉）四句为本朝回护，最得体，却又寓讽。”王嗣奭说：“‘尚置官居守’有刺。盖因‘迹是雕墙后’，而不改荒隋之辙也。‘天王狩太白’，蓬莱宫尚不能安居，况九成宫乎？驻马回首，无限感伤，而‘泪迸林薮’以此。”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知音人是听得出来的。这诗写得很典雅，初读稍嫌前半写景板滞、后半议论含混，几经咀嚼，始悟如此崇山峻宇，非出之以方笔(17)，遣之以排奡之辞，不足以描状峥嵘壮丽之景；明讽前代，暗刺本朝，道来委婉，寓意分明，议论非但不含混，更见此老运用语言工力之深。李商隐《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二句可借来概括此诗的中心思想，但诗人的感叹则较此深广远甚。在说诗中，不能混思想、感情为一谈，因为二者各异，须分别评论。譬如此诗，若提炼成“历览”二句云云，即使至确，亦恐难称之为佳作（至于作为研究作家思想、社会思潮的资料，则又当别论）。其理自明，但事实上有时人们往往将思想上或有可取却乏感情又输文采的作品，捧得很高。此风在十年浩劫期内最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之功。
离开麟游，走了几天，来到宜君，参观了玉华宫，老杜又以宫名为题，作诗说：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玉华宫》）玉华宫是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所建，在宜君县西北，傍山临涧，环境幽美。太宗曾来此避暑。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废为玉华寺。(18)这首诗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不知何王殿”呢？主要有如下几种看法：（一）确乎不知是何代何宫殿。王嗣奭主是说：“注引《唐·志》，必非唐之宫殿，观‘不知何王’语自见。恐即苻坚所造，故作诗者因宫殿而及其墓也。”（二）“不知”句意谓当地人不知，并非老杜不知。朱鹤龄主是说：“玉华宫作于贞观年间，去公时仅百载，而云‘不知何王殿’者，何也？按《高僧传》载，玄奘尝于此译经。意久废为寺，与九成宫之置官居守者不同。人皆不知为何王之殿耳，非公真昧真迹也。”(19)（三）非不知，有不忍言者。浦起龙主是说，认为：“明是唐时所建，而曰‘不知何王’，正以先世卑宫遗意，子孙有愧敬承。若明言贞观之俭，则显形天宝之奢矣。而况本朝旧物，一旦荒凉，又有不忍言者也。朱氏以为宫废为寺，土人不知。土人岂有不知之理，不亦暗于本意欤？篇末‘谁是长年’之感，单读本篇，不过伤心物化。合观前首（《九成宫》），仍然陨涕时衰。曰‘谁是’，身世俱该。《九成》《玉华》，用意各别。一为隋代所建，故明志来历，有借秦为喻之意。一为国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黍离行迈之思。又彼承荒主而踵事也，故由盛而衰，意存追感。此则俭德而终废也，故因衰起兴，泪洒当前。”浦说驳朱说有理，阐述亦复合情，愚意以为犹未尽善。案《资治通鉴》记载建玉华宫原委及有关情事甚详：“（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七月，）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春（君）之凤凰谷。……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20)；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二月，）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三月，）充容（九嫔之一）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土木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己巳）令（褚）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年五十有三。）”跟翠微宫一样，玉华宫是太宗卒前三年特为养病建造的离宫，而且“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规模很大，即使时过百年，当地人不会不知。何况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制《玉华宫铭》，诏令皇太子已下并和（见《唐会要》），其文甚为朝臣、文士所艳称：“（帝）又制《玉华山铭》，示群臣，诏令学士并作。帝博览群书，总其宏纲，殆于万卷；遒文丽藻，一时冠绝”（《玉海》），老杜哪有不知之理？至于朱注据《高僧传》有关玄奘尝于此译经的记载“意（此宫）久废为寺”云云，纯属征引欠当致误。案《广弘明集》载，贞观二十二年，幸玉华宫，追（玄）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上问：“何圣所作？明何等义？”具答已。令取论自披阅，遂下敕：“新翻经论，写九本，颁与雍、洛、相、兖、荆、扬等九大州。”玄奘何“尝于此译经”？此宫何尝“久废为寺”？看起来，前述三种意见，以浦氏所主第三种“有不忍言者”之说为可信。但是他所作不忍“明言贞观之俭”以显形“天宝之奢”的解释，却不尽然。浦氏未及深考，仅据旧注所引“务从菲薄”“正殿覆瓦，余皆葺茅”等只言片语，竟信以为真，其实，太宗营造玉华宫，“所费已巨亿计”，难称节俭，本人在其后一年作以训子的《帝范》中曾公开承认“宫室台榭屡有兴作”是自己不少“不善”和“深过”之一，他的宫嫔上疏进谏也批评他“虽复茅茨示约，犹兴土木之疲”。因此，在我看来，老杜之所以不忍言，与其说是怕“明言贞观之俭，则显形天宝之奢”，不如说对贞观的“作法于奢，何以制后”，致肇天宝之祸有所腹非，但鉴于太宗“益多损少”“功大过微”，不敢也不忍明言而已。“虽无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此意在《九成宫》中已有所流露。前后参悟，或可验愚见之未必全诬。太宗痛感隋季的破国由奢，但居于至尊之位，惑于尘世之欲，迫于桑榆之年，难以克制，乃明知故犯；自恃功大益多，颇得人心，稍图安逸，当无大害；转思子孙“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骄情奢纵，则一身不保”，又不无后顾之忧。于是撰文垂训，引咎责躬，还特别礼重宫嫔逆耳之谏（太宗善纳谏，往往知过必改，此则不然，一方面礼重之，一方面并未有所举动，可见是故作姿态），无非想借以表示奢纵之习为害甚大，己虽不免却深自痛恨，万“勿以为是而法之”。太宗的用心，不可谓不苦了，只是本身也做不到，又怎望这些空洞的教训能劝阻他的那些坐享其成的后人克勤克俭，永保江山呢？作为身逢乱世的诗人，路过离宫，触景生情，不胜兴亡之感，并从而思考致乱之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面所分析出来的那些“为本朝回护”“却又寓讽”的想法，却并不完全正确。历史证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是古今帝王奢纵之源。常以隋为殷鉴的开国之君唐太宗尚且不免，即使当初不修九成、不营玉华，难道太平天子唐玄宗就不会因奢破国么？诗中有这样四句话：“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赵汸说：“当时必有随辇美人没葬宫旁者，故诗中及之。四句言富贵倏忽已尽，即末句‘谁是长年者’意。”玉华废宫境地荒凉，触发了诗人无限黍离行迈之思，写得凄绝。邵子湘说：“简远凄凉，正以少许胜人多许。”
洪迈《容斋随笔·张文潜哦苏杜》：“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此诗（指《玉华宫》）不绝口。大圭请其故，曰：‘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摹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遂诵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曰：‘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假借。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橹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响节奏，固似之矣，读之可默谕也。又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证之以苏诗，知张耒击节相赏的，主要是《玉华宫》这类作品宣泄了凄绝深长的人生喟叹，他极力摹写的《离黄州》，内容与《玉华宫》不同，之所以自认“稍似之”者，除了音响节奏，全在于情调的相近。
老杜有一首颂扬唐太宗功业的五言排律《行次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今陕西醴泉县东北五十里的九嵕山，利用山峰凿成。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石刻，原来即列置在昭陵北面祭坛的东西两庑房内。这六块浮雕，刻的是唐太宗在开国战争中所骑过的六匹骏马，刻于贞观十年（六三六）。六马姿式各异，但均雄劲有力，高度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水平。其中“拳毛䯄”和“飒露紫”两块，于一九一四年被盗走，现存美国费城。“什伐赤”“青骓”“特什骠”和“白蹄乌”四块，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诗中有“石马汗常趋”句，“石马”即指此“昭陵六骏”石刻。《安禄山事迹》载，潼关之战，官军既败，贼将崔乾祐，领白旗左右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以为是贼，不敢逼近。须臾，见与崔乾祐斗，黄旗军不胜，退而又战不止一次。俄不知所在。后昭陵奏：是日灵宫前石马汗流。诸家多以为诗人谒陵时因见“昭陵六骏”等石刻而想到这一传说以寄慨，并定这诗作于这次还鄜州途中行经昭陵时。这诗叙述唐太宗平乱之功和贞观致治之盛，实际上是慨叹时无英雄、太平难望。这种思想感情也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只是从凤翔出发，经麟游到宜君，路线径直，离作战地区又较远，老杜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安即危，绕道到这个两军对阵、时有战斗的京兆府的远郊区醴泉县来呢？百思不得其解。战乱时世或有此等事，惜资料阙如，无法确考。
老杜在途中还作了两首五律，其中的一首《晚行口号》说：
“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乌集戍楼。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白头。”“落雁”二句写荒途晚景，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北征》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老杜途经战场，确曾目击这种尸骨纵横的惨状。我读“饥乌”句时，总不免要联想到汉乐府《战城南》中的这几句话：“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浦起龙说：“考《陈书》：江总，济阳考城人，仕梁。侯景陷台城，避难会稽，憩龙华寺。寺即其上世都阳里居旧基，故作《修心赋》曰：‘是豫章之旧圃。’又曰：‘庶忘累于妻子。’诗所谓‘还家’，当指此，正以自况值乱而归寓宅也。以江总十八解褐之年计之，避难时才三十余耳，而公年已望五，故曰‘远愧’。”所论甚是。另一首《独酌成诗》说：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蒋弱六说：“前半是初酌时，不觉一切放下。后半是酒后，又不觉万感都集，心事如画。”浦起龙认为：“应即‘口号’（指作前诗）之夜所成，故云家尚未到，灯亦何劳尔花。正须把酒取醉，解我客愁，而兴之所至，不觉触口成吟耳。”在此前后，作《彭衙行》，记去岁自白水逃亡至此承孙宰留宿情事（详第八章）。
四 “生还偶然遂”
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老杜终于平安抵达羌村，与分离一载、朝夕思念的家人们团圆了。《羌村三首》就是他刚到家那几天与妻子儿女欢聚的最感人的艺术写照。
其一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西边红云高耸，云罅里泻出的斜阳光像巨人的长脚下到平地。写乡村傍晚景象如绘，令人真切地感到秋晴的爽朗，和远客乍归的特殊印象。这里的“日脚”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雨脚如麻未断绝”的“雨脚”一样，脚就是脚，有人觉得别扭，说“雨脚”就是雨滴，“日脚”就是日光，那当然是不错的，只是头脑过于科学，不足以言诗。陆贾《新语》：“乾鹊噪而行人至。”吾乡现今尚有“喜鹊叫，有客来”的俗话。仇兆鳌以为“柴门”句中的“雀”字当做“鹊”。(21)柴门鸟雀噪晴，在千里归客心目中这仿佛是对他的热烈欢迎。写景也写情，一片喜气洋洋。王嗣奭说：“前有《述怀》《得家书》二诗，则公与其家人已知两无恙矣。此诗有‘妻孥怪我在’‘生还偶然遂’等语，若初未相闻者，何也？盖此时盗贼方横，乘舆未复，人人不能自保，直至两相对面，而后知其尚存，此实情也。”一个处于困境屡为失望所苦的人，一旦梦寐以求之事竟成事实，莫不意惑神飞，疑其非真。这是人之常情。《六一诗话》引梅尧臣的话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其实前人所未道之情和难写之景往往就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所常见、常感。正因为是人所常见、常感，写入诗中，很难显得意新语工。
老杜这首诗的好处，就在于他能把乱世常人都可能经历到或亲眼得见的常事、常情，用平平常常的语言表现出来，却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一）穷乡僻野，外人罕至，偶有客来，邻里都会来看热闹。（二）杨氏夫人携家小寄居羌村一年有余，与邻里无疑是很熟识的了。老杜陷贼与窜归凤翔得官等情事，村中也当早已风闻。今见老杜归家，人们哪能不来观看？老杜去岁在此稍作勾留随即离去，与村中人多不相识，如今又是官身，初来乍到，邻人们一时不便径入相见，又甚感希罕，便不觉围满墙头探望了。（三）邻人围满墙头，开头自然是看热闹的心理成分多，及见老杜与家人相会惊定拭泪、喜极生悲情状，也不由得为之感叹欷歔了。这几层意思，如果一一道来，倒也容易，只是过于琐细，写入诗中，难免令人生厌。老杜则不然，他只需“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两句，就把这一动人的情景既生动具体又干净利索地表现了出来，细细玩味，而且包含了上述几层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其实，只要不将之作玄妙的理解，写实派的诗，又何尝不需要这种以一当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功夫呢？王嗣奭说：“‘夜阑更秉烛’，‘更’读平声。久客归来，未能即睡，不无琐事，更换秉烛，自是真景，非相疑而互照。至‘相对如梦寐’，则惊怪意犹未尽忘也。”这解说是正确的。若解释为老杜和杨氏夫人夜深对坐，犹是惊怪，更秉烛互照，则未免显得滑稽。“夜阑更秉烛”，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的用意接近，都写与妻久坐不即就寝情景。坐久烛暗，须剪掉烛芯使之复明。言剪烛，则坐久之意自见。烛不但须剪，且须更换，二人相对而坐的时间就更加长久了。“如梦寐”三字佳，与恍惚的心理状态真切入微。去岁老杜陷贼之初在中秋月明之夜预想来日与妻子欢聚的情景说：“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今日归来虽然也是闰八月的第二个中秋，无奈时在月初，他们不得同倚虚幌让多情的明月“双照泪痕干”，就只能秉烛夜阑，互诉衷情了。想当然的事同生活中成为现实的事总是不一样的。老杜可以把他所渴望的与妻子团聚的情形想象得很美，写得很感人。但这一愿望一旦成为事实时，他就应该直接从那未必与想象相符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素材，提炼诗意。
歌德曾经给一位当时很著名的德国即席演唱家、汉堡的沃尔夫博士出了个题目，要他描绘一下他从魏玛回汉堡的行程，他马上信口说了一段音调和谐的诗，这使歌德感到惊讶，但并不赞赏，因为在歌德看来，他描绘的不是回到汉堡的行程，而只是回到父母亲友身边的情绪，也就是说，他不乏才能，却患着那个时代重主观的通病。所以歌德在另一处就明确地指出：“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通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歌德谈话录》）
我从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两句中悟出了一点诗歌创作上的道理，总嫌讲不透彻，只好搬出歌德老人来帮忙；多亏他见多识广，终于毫不费力地将我朦胧地感到却把握不住的道理阐述得淋漓尽致。我看，老杜全部的诗也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的，岂止“夜阑”二句？重客观轻主观，这只是从创作的基本态度而论，并不意味着否认想象的作用。因为只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缺了理想的翅膀，不管中国的诗神，还是德国的诗神，都是无法翱翔于太空的。王遵岩评《羌村》其一说：“一字一句，镂出肺肠，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真国风之义。”所谓“若寻常人所欲道”，跟歌德所谓“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的意思相近。王氏说得不很明确，也多少意识到杜诗与寻常现实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其二说：“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前首写久客初归之乐。欢乐过后，种种烦恼重新涌上心头，了无生趣，诗人又不得不借酒消愁了。这就是这首诗中所要表现的意思。“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前句是因，后句是果。这一年来，出生入死，好容易与亲人团聚，理应“还家多欢趣”才是，然而不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已经进入晚年（其实只有四十六岁，只是他心理上认为自己已经衰老了），却为情势所迫，仍须苟且偷生的缘故。到底是什么事使得他这么不愉快呢？他没说，不过我们却知道，那不外是：干戈满地、哀鸿遍野、时世艰难、家室牵累，其中最令他担心的，恐怕无过于小人用事，朝政多变，而前因疏救房琯，廷诤忤旨，今墨制放还，事犹未了。点出因忧思萦怀而少欢趣，便不详加诉说，就此打住，然后掉转笔头，着重写己之不悦和设法自遣情状：（一）“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写小儿女喜父归来而绕膝依依，及见面露不悦神情，不觉生畏而退了回去。(22)——就是这样，通过娇儿的一个细微的心理变化和小动作，便反映出老杜“还家少欢趣”的愁苦情状。（二）去岁初来羌村寄寓，正当炎夏，回忆当时爱在屋旁池边树阴纳凉，甚感快意，就想再去走走，借以排遣；谁知那里北风萧萧，前尘如梦，抚事伤怀，徒添无穷苦恼。——借设法排遣而不得以显“少欢趣”之甚。（三）想到此地今秋丰收，有余粮酿酒，想象中已觉压酒的糟床（即酒醡）中酒流如注，这不是在极力形容酒人的喉急狂态，而是在倾诉他借酒浇愁、聊自宽解的苦衷：“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最后还是落到一个“忧”字上，这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所在。忧什么？笼而统之地说是忧国忧民，这当然是不错的；若细细琢磨，恐与他从任左拾遗以来在凤翔行在朝廷的所见所感和亲身遭遇不无更直接的关系。通过一二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便活现出一个忧心忡忡的老杜来，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其三说：“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浦起龙说“三诗俱脱胎于陶”，这是不错的。无论形还是神，三诗之中，又以其三最酷似陶诗，这只需将陶渊明《饮酒》其九对照一下就知道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䍀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对于这种探求诗歌或诗句从何脱胎的做法，歌德是极其反感的。他说：“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重现，……那么，某个诗人作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他的助手爱克曼接着说：“所以我总觉得一些学问渊博的人太奇怪了，他们好像在设想，作诗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他们老是说：诗人的这首诗的来历在这里，那首诗的来历在那里。”当听到爱克曼说拜伦把他的《浮士德》拆成碎片并指出它们各自的出处时，歌德还讲了这样一段颇有见地和胆略的惊人妙语：“拜伦所引的那些妙文大部分都是我没有读过的，更不用说我在写《浮士德》时不曾想到它们。拜伦作为一个诗人是伟大的，但是他在运用思考时却是一个孩子。所以他碰到他本国人对他进行类似的无理攻击时就不知如何应付。他本来应该向他的论敌们表示得更强硬些，应该说，‘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费力来另作一首呢？”认为“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固然不对，但生活中无疑有不少相同的或类似的情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懂得古代的和外国的诗歌了，因为它们表现的是跟我们毫不相干的情境），也的确有情境相同而并非模仿或抄袭的诗。如果离开诗歌本身的欣赏和评价，而一味从故纸堆里死抠一字一句的出处，那是不足取的。这种倾向，外国有，中国更甚。所以朱光潜先生在翻译到上述意见时加注议论说：“这也是我国过去的注诗家们的恶习，认为好诗‘无一字无来历’，于是就穿凿附会起来，说某个词句来源于古代某些大家的诗。李善注《昭明文选》就已如此。”
就创作而论，强调首先着眼于生活情境，着眼于诗人本身的真切感受和表现的完美，不遑计较有无出处或是否经前人道过，这都是些很好的意见。不但歌德，我国古今著名诗人也不乏有意无意用成句入诗的成功范例。譬如苏轼以唐人刘驾《早行》首句“马上续残梦”为其《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首句，又采唐人殷尧藩《喜雨》第四句“淛（同浙）东飞雨过江来”仍为其《有美堂暴雨》第四句，由于用得恰当，成句与续成部分融为一体，各自表现了更为优美的情境，于是后来居上，为人们所传诵，而原作反倒湮没无闻，甚至连学问渊博、好查出处的注家也不甚了了（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曾标明前一出处，对后一出处则未标明）。近代名家也有用成句用得好的诗篇。读鲁迅七绝“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莫不感其忧思，赏其文采，以为从内容到语言纯是独创，恐怕还没有人想到，这诗的第三句原来就是刘禹锡《踏歌词》其一“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中的成句呢。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歌德关于诗歌不避相同情境甚至可以径用成句、成篇的大胆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却不能从而认为：（一）创作可以雷同，可以剽窃；（二）凡是注明诗歌词句出处和探求诗歌或诗句从何脱胎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歌德强调“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这哪里是在提倡雷同和剽窃呢？诗人不从生活只从书本中去寻诗，注家迷信好诗无一字无来历而穿凿附会地去注诗，这当然都是不对的，不值得提倡。但是要求作家加强文学修养，努力从前代优秀创作中吸取养分、获得借鉴，要求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分析和比较，探讨前后代表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为今天的创作提供点滴宝贵经验，这仍然是未可厚非，甚至是十分必要的。《羌村》其三恰可借来说明一些问题。老杜回到羌村，村子里的父老们约好了，各自携带些酒食去看望他，说眼下战争还没结束，各家各户的年轻小伙们都东征打仗去了，撂下黍地没人耕种，收的粮食不多，凑合着酿了点酒，味道很淡，送来只是表示点心意，请多加包涵。处在这种场合，对着这样一些饱经战乱的纯朴的乡邻，听了如此诚恳而深情的话语，怎教老杜不感动得热泪纵横呢？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境，这情境显然是与陶渊明《饮酒》其九中所描绘的情境基本上相同。可见正如歌德所说，生活中确乎有相同的情境。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能说（实际上也不是）杜甫的这首诗是从陶渊明的那首诗套来的。这一点必须首先加以肯定。但是，老杜“熟精《文选》理”，对陶渊明很景仰，对陶诗浸淫日久，十分熟习，如果一旦遇到与陶诗中相同的情境，感而有作，能说他根本不会想起那首陶诗，不会去向它借鉴，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么？细细比较这两首诗，自会发现无论结构布局，还是造词遣句，甚至是语气口吻都很相仿佛，杜学陶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不是江淹那种演员进入角色式的刻意模仿，而是以我为主以生活为根据向前代名篇所做的创造性的借鉴。江淹的《陶征君潜田居》是这样的：“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没。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这思想、这境界、这韵致，哪一点不是陶渊明的呢？所以沈德潜称许说：“得彭泽之清逸矣。”学陶学到这种足以乱真的地步并非易事，他必须十分熟习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进入陶渊明这一角色，进入陶渊明的特定的生活情境，像陶渊明那样感受那样思想，方能写出这样形神酷似的篇章来。（江淹还仿作了曹植、刘桢、王粲、嵇康、阮籍、谢灵运等二十余家诗各一首，也同样经过深入的揣摩，但都不及这首拟陶之作传神。）同仿古代名人字画、仿出土文物等仿古美术工艺品比较起来，这种杂拟诗歌（古代此类作品甚多，《昭明文选》中即辟有一类“杂拟诗”）当然是创作而不是模仿。通过杂拟，可以体察入微地领会前人创作的甘苦，得其用心，有助于自身艺术表现能力的提高和独特风格的形成（据《酉阳杂俎》载，李白曾前后三拟《文选》，今《恨赋》尚存，可见他是下过这种苦工夫的），甚至还可能产生几首像江淹杂拟诗那样较为完美、可供赏玩的作品。此外，从研究古典诗歌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人真对他所研究的作家作品下过这样的一番工夫，即使仿作的成绩不够理想，也无疑会对分析这一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大有裨益（对于今天的古典诗歌研究工作者来说，如果他稍稍懂得点作诗填词，我想对他的研究工作也会有好处的）。
如上所述，杂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创作，对学习写作和进行研究不无好处，但是，这到底不是借鉴前人艺术最经常和最理想的途径。《羌村》其三的学陶就不是这样，若论情境与语言，它太像陶渊明的《饮酒》其九了。不过它有如下最重要的一点与江淹那首拟陶诗迥然不同：前者中有战乱还乡的作者杜甫，而后者则只有想当然的退隐田园的陶潜。后者写得确乎精美，只是缺乏拟作者的个性和时代气息，除了引人发思古之幽情，供人鉴赏其技艺，意义毕竟不大。前者就完全不是这样。它写出了老杜，写出了父老，还通过宾主双方简短的酬答写出了时世的艰难和民生的困苦，尤其是写出了老杜跟乡邻的纯真友谊和他忧国忧民的深沉的思想感情，感人至深。“脱胎于陶”而不是陶，能像杜甫这样借鉴前人之作，应该说是值得学习的。要想做到这样，决非临时抱佛脚、现找现摹所能奏效，而应该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向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学习，日积月累地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和精神境界，然后才有可能逐步达到含英咀华、推陈出新的境地，写出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的作品来。在农村有“鸡公打架有客来”的俗话。《羌村》其三“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四句，写的就是这种带有民俗情趣的身边琐事，却神奇地展现了乡村的古朴情境，烘托出闲居客至的欢快气息，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这四句诗当然来自生活，作者写这四句诗时很可能没想到陶渊明的诗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正犹如陶渊明当日作诗时也可能没想到汉乐府中的诗句“鸡鸣高树颠，犬吠深宫中”（《鸡鸣》）一样。但是，当文学素养很高的陶渊明和杜甫在酝酿新的诗情时，那些前人旧作，难道就起不了丁点儿酵母菌的作用么？——恕我浅陋，容我借这个兴许不很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作家的文学素养对创作潜移默化的作用吧！
五 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
就在写《羌村三首》之后不久，杜甫又创作《北征》(23)这首足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长篇叙事、抒怀诗。诗中记述了沿途的经历和到家后的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为了行文和阅读的方便，且分五大段评介于后。
首段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这一段写他承肃宗墨制放还鄜州省家，诣阙拜辞时的恋君忧国心情。鄜州在凤翔东北。老杜回家向北走，所以叫“北征”，字面出班彪《北征赋》。初吉，朔日，即初一。这种开篇记年月日的作法仿曹大家《东征赋》：“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萧涤非先生说：“头两句一上来就抬出皇帝并写明年月日，这是为了表示郑重和严肃。因为这诗主要是写国家大事。白居易《游悟真寺》：‘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显然是模仿《北征》的。但只写个人的游览，似乎不必戴这种大帽子。”金圣叹说：“起四句，竟如古文辞。只插‘苍茫’二字，便将一时胸中（所虑家室）为在为亡，无数狐疑，一并写出。”（《杜诗解》）得到皇帝批准探亲，临行时总该表示一下恩泽私被、不胜感戴之意和恋君忧国之情。如果仅仅是这样地来理解这一大段诗，虽不算错，终嫌肤浅。仇兆鳌将“维时”以下一小段归纳成两句话：“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并将杜甫廷诤忤旨、诏放还家一事与之联系起来。这很有见地，深得作者用心。浦起龙读杜，往往有得，于此诗则不甚了了，竟然说：“按还鄜诗古律凡数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意未上疏前，先许归省。本传与年谱漏也。”从表面看，这话似乎有点道理，因为还鄜诸诗确未明显地提到这件事。但若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这段诗中，也隐藏着老杜因这事而产生的内心剧痛和隐忧。且看这几句：“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谏诤姿”，勇于谏诤的品质和表现。“经纬”，织布的纵线叫经，横线叫纬，因而用来指有组织地处理事务，这里指处理国家大事。“密勿”，周密勤勉。这几句话讲得很委婉，说半句，咽半句，如果将言外之意一并用口语译出，就是：我虽然缺乏当谏官的才具（进谏的方式不很得体那也是出于一片至诚），主要是担心陛下日理万机难免有失误之处；陛下确乎是中兴之主，处理国家大事总是要周密勤勉认真对待啊！关于救琯忤旨一事，杜甫曾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强调过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论事涉近讦激、方式不当是陷贼时愤惋成疾所致：“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猥厕衮职，愿少裨补。”这不就是上几句诗中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么？怎能说“俱不及救琯被放事”呢？事情已经暂时平息下来了，而且给了个恩准还家探亲的大面子，即使回得家来深感“晚岁迫偷生”“抚事煎百虑”，思想负担很重，总不能彰明较著旧事重提，只得含蓄委婉地倾诉衷肠了。钟惺评“臣甫愤所切”句说：“‘臣甫’章奏字面，诗中如对君。”（《杜臆》引）诗一开头就抬出皇帝并郑重地标明年月日，这里又毕恭毕敬地叱名称臣，而且一本正经地议论国家大事，我看这决不是他无心而很可能是有意把诗写成“如对君”的“章奏”，希望有朝一日幸达“圣览”，俾“察余之中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张衡《四愁诗》序说张衡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天下渐敝，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以诗明志，冀回君意，由来已久。后来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诗歌的讽喻作用，说自己“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那么，说杜甫作《北征》时也有类似的考虑，未必是毫无根据的。从古到今都说杜甫忠君爱国，说法虽一样，而着眼点和评价却有很大的不同。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强调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便是对他的最高考语。今世重民主，扬之者以为忠君便是爱国，抑之者以为爱国终是忠君，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其实老杜的忠君思想固然严重，但并未到不问是非曲直唯君命是从的愚蠢地步，譬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中，虽措辞委婉，对玄宗仍未免有所讥刺。又如为救房琯，不但敢犯鳞进谏，而且在当时和以后一直到死，每当触及此事，心情总不能平静，在诗文中始终坚持己见，流露出不以肃宗为然的情绪（这一段中就有这意思）。能说这是愚忠吗？至于说到“忠君”和“爱国”，既要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内涵，不可混同起来，说“爱国”就是“忠君”，或“忠君”就是“爱国”，又要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在杜甫的思想言行中大部分是重叠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忠君”和“爱国”思想不是各不相干而是有密切联系的。譬如这一段中他“忧在君德”“恐君有遗失”这无疑是忠君的表现，但又与他愤切“东胡反未已”“忧在世事”的“爱国”思想密切相关。因为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是否“密勿”、有无“遗失”，是会直接影响到“经纬”“世事”的啊。不能非历史主义地要求像杜甫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从根本上否定皇帝的作用，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凡是“忠君”就必然“爱国”，而应该通过细致的剖析，看他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哪些是“忠君”思想、哪些是“爱国”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也并非一概都坏，里面或许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二段说：“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这一段写沿途所见所感，具体描绘了“乾坤含疮痍”的悲惨景象，反映了人民所受灾难的深重。“靡靡”，迟迟的样子。《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靡靡”句紧接在上段议论之后，写他慢慢地在田间道路上走过，不仅过渡自然，而且相得益彰，从内心到外表，再现出他忧国伤时、含悲去国的自我形象：要是没有这踽踽独行的身影，上段的议论与这段的叙事很难有机地联系起来；要是没有上段的议论，读者对他的沉重的精神负担自然一无所知，那么，这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会一闪而过，难以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仇兆鳌说：“元年十月，房琯有陈陶、青坂之败。二年，郭子仪复有清渠之败。故云‘呻吟更流血’。”但诗中所写，应是最近战斗的伤亡情况。“回首”二句，只写回头远眺行在旌旗在夕阳反照中或明或灭之景，便见出诗人低徊恋阙之悲，无论手法还是情绪，跟《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在初日的光明照耀下）兮，忽临睨夫旧乡”十分相似。“重”，重叠。“前登寒山重”，是说前进途中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说：“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屡得”句是说不须到长城边塞，就在这关内近京之地也随处可见战场景象。
这本是写实，但一联想到古诗，更觉触目惊心。请不要忘记，老杜当时是骑着从李嗣业那里借来的马的。坐骑须不时饮水，好在到处都有军队留下的“饮马窟”，所以说“屡得”。要是他没有骑马，这“得”字就没有着落了。径水从邠州（今陕西彬县）北郊流过，形成盆地，杜甫在山上下望，邠州郊原如在地底，故有“邠郊”句。(24)仇兆鳌引陆机《苦寒行》“猛虎凭林啸”、又《赴洛道中作》“孤兽更我前”注“猛虎”句，以为真有虎。吴瞻泰《杜诗提要》则以为“猛虎状苍崖之蹲踞”。时下选注本多采此说，并连下句串讲说，如猛虎样的怪石站在我面前，苍崖的裂缝像是它在怒吼。文研所编的《唐诗选》认为此说似误，下句“吼”字已证实写的是真虎，谓吼声粗大可以“裂石”，又举出“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石龛》）、“夜半归来冲虎过”（《夜归》）等句，论证杜诗中提到“虎”的地方往往实指以渲染环境的险恶。我同意这看法。所谓实指，可能有，也不一定真有，总比借以形容来得真切。这种写法源于曹操的《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参看前引“熊罴咆我东”等句自明。钟惺说：“‘幽事’六句，当奔走愁绝时，偏有闲心清眼，看景入微。”行经山野幽僻处，乱世行人“偏有闲心清眼”并不足怪而是很自然的事。因“幽事可悦”而不觉“缅思桃源”，转了一个圈，登时又从片刻“高兴”和梦幻中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就“益叹身世拙”了。行云流水，运转自如，这倒不关构思的精妙，只是这生活感受和心理变化本身别饶情趣，写得也很真切而已。“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即眼前景生慨，既实且虚，颇富人生哲理意味，而结穴于“身世拙”的一叹中，与鲍照《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比照，便觉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时祭天地的祭坛叫畤。春秋时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祀白帝。这里以鄜畤指鄜州。那边山冈起伏、岩谷出没，老杜见鄜州遥遥在望，不觉加快了速度，自己已到了水边，仆人还在树梢露出的塬上走着。挑担的仆人（据下段可知老杜这次回家还是带了不少帛、衾裯、粉黛之类东西的），当然赶不上骑马的主人，不过这里主要是写老杜急着到家的神情。登高虽能遥望鄜州，要想到达那里仍须赶一段很长的路程。桑叶黄落，鸱鸮悲鸣。暮色苍茫，野鼠拱手站立（即古之所谓“拱鼠”）在乱穴出口处探望，准备外出觅食。深夜经过战场，寒月照耀白骨，阴森可怖。去年哥舒翰率百万大军（实为二十万，此为夸大之辞）镇守潼关，却一败涂地，害得秦地军民死了大半。真可哀伤啊！写日暮到夜深赶路时所见所感，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第三段说：“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这一段叙述回家后的悲喜情状。上段结尾悲潼关败后秦民的惨遭杀戮。这段一开头接着说自己也就是在那时被俘，等到归来，头已全白，不胜感慨。下面便缕述到家后情事。启承自然，在不知不觉中便转过话题了。老杜前几年蹭蹬京华，早已白头，有“头白眼暗坐有胝”“游子空嗟垂二毛”“白头无籍在”“昭代将垂白”“被褐短窄鬓如丝”“已见白头翁”“堂上书生空白头”“白首甘契阔”等等可证。身陷贼中，百忧交集，五内如焚，当然“及归尽华发”了。“白胜雪”，似乎解释为面无血色颜色苍白较当。据诗中所述，除宗文、宗武外，他们还有两个小女儿。《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裋褐”，古代童仆所穿的粗布衣服。古代官服上常绣珍禽异兽和海涛图案。“海图”四句是说拆下旧绣补在孩子们的粗布衣服上，横七竖八的，将“海图”“天吴”“紫凤”这些图案全给割裂了，弄颠倒了。李子德说：“四句写尽大家乱后仓卒无衣之苦。”不是大家哪来的旧绣？但仍不免拆作补钉布，也很可怜。人们处在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尚能勉强挺得住，一旦松弛下来，往往会有垮了的感觉。老杜从长安逃到凤翔，不久就发生廷诤忤旨风波，接着又经历了一番艰苦的长途跋涉，回到家来，亲人相见，喜极生悲，百感交集，一阵兴奋过后，突然生病，卧床几天，这是实事，也合乎常情，写得极琐屑，却展现了乱世远归人的真实情况，很感动人。杨伦说：“叙儿女事可悲可笑，乃从《东山》诗‘果裸’‘瓜苦’等得来，故不嫌琐悉伤雅。”这话说得不准确：（一）儿女事与“果裸”“瓜苦”很不一样，凭什么说前者是从后者来的？（二）为什么前者从后者来就“不嫌琐悉伤雅”了呢？如果不是从后者来而这么写，难道就嫌琐悉伤雅了么？雅与不雅难道就非以《诗经》为准则么？杨伦那么说当然有他认识片面的地方，但我认为其中也不无合理因素。
《诗经·豳风·东山》写久戍士卒在还乡途中想念家乡情景。第二章想象那可能已经荒废的家园，觉得又可怕又可怀念，其中提到“果裸”（即栝楼），余冠英先生今译说：“打我远征到东山，一别家乡好几年。今儿打从东方来，毛毛雨儿尽缠绵。栝楼藤长子儿大，子儿结在房檐下（果裸之实，亦施于宇）。土鳖儿屋里来跑马，蟢蛛儿做网拦门挂。场上鹿迹深又浅，磷火来去光闪闪。家园荒凉怕不怕？越是荒凉越牵挂。”第三章想象自己的妻子正在为思念他而悲叹，当想到结婚时用的“瓜苦”（瓠瓜），这才想起新婚离家已经三年了。由此可见杨伦说那几句话的意思不是指“儿女事”跟“果裸”“瓜苦”之类本身有什么相似之处，而是指老杜这种写“儿女事”以“琐悉”细节表现特定情境中特殊感触的手法是从“《东山》诗‘果裸’‘瓜苦’等得来”的。小说、戏剧、电影等以叙事为主的文艺的创作和研究，都很重视细节的运用，其实诗歌中无论叙事还是抒情，也都不能完全撇开细节描写。如果像《东山》诗忆及“果裸”“瓜苦”，《北征》诗赘叙“儿女事”那样，能以“琐悉”之物、之事，巧抒难写之情，那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怎会“伤雅”呢？这种表现手法最早见于《诗经》，无妨说老杜即从此来，但不可坐实必从此来。因为只要生活感受是这样他就可以这样写；并非有意借鉴，也可不谋而合。若论借鉴和影响，前有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云云，后有李商隐《骄儿诗》“门有长者来，造次请先出。客前问所须，含意不吐实。归来学客面，败秉爷笏。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云云，与这段关于“儿女事”的描写，之间的关系则是比较直接的。
第四段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这段议论时局，对借兵回纥表示忧虑，希望以官军为主力收复两京，然后直捣叛军巢穴。“突接‘尚’字，亦从上‘且’字生来，节拍甚警”（杨伦语）。这诗第一段议论到第二段叙沿途见闻、第三段写归家愁苦情状到这段思量国事，之间跳跃颇大，过渡为难，至于二段到三段、四段到五段转折较小，就易于处理了。长篇诗歌前后段意相联有一种所谓“辘轳体”（一名“续麻格”）的形式，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二段末句“我马玄以黄”与三段首句“玄黄犹能进”、三段末句“揽辔止踟蹰”与四段首句“踟蹰亦何留”、四段末句“抚心长太息”与五段首句“太息将何为”、五段末句“咄唶令心悲”与六段首句“心悲动我神”、六段末句“能不怀苦辛”与末段首句“辛苦何虑思”一一蝉联即是。这种联法最适宜于表达缠绵悱恻之情。另一类诗歌如《孔雀东南飞》，由于故事性很强，只须顺序一一叙述，不仅自成段落，且会自然连贯。至于《离骚》，激情汹涌，浮想联翩，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一泻千里，一气呵成，就无暇也无须计较分段和过渡了。分段和过渡比较不易处理得当的是像《北征》和蔡琰《悲愤诗》这一类叙事、抒情、议论兼而有之的长篇。叙事、抒情、议论的写法各不相同，要想将此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同一题材和主题，那就应该首先在诗意的酝酿上狠下功夫。只要诗意酝酿成熟，随意写来，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然后适当注意前后段的联系和照应，就有可能做到左右逢源、恰到好处。如果舍本逐末，不顾内容，只一味讲什么起承转合，那就不是在写诗而是在作八股文了。说诗者每遇长篇，总爱分析其结构如何严密、过渡如何自然，若言之太过，则如三家村塾师衡文，难免迂腐。这也是我的毛病，所以写了这一段话聊以自嘲。——闲话叙过，言归正传。第四段意思较明白，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希望肃宗应依靠官军收复失地，不可过于借重外力以贻后患。回纥当时处在大唐帝国的正北，唐末才西迁到新疆境内，到元朝时称畏吾儿族，也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
就在杜甫作《北征》的这年（至德二载），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肃宗向回纥借兵助战。九月，回纥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和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凤翔（诗中说“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一人两马，数字符合；史载其事在九月，诗中既载明此事，可见此诗当作于九月以后）；肃宗引见叶护，宴赐甚盛。又命元帅广平王李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称李俶为兄。肃宗收京心切，还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邵沧来说：“极写回纥助顺，而接以‘此辈少为贵’句，正《留花门》之所以作也。独此不极斥言者，以天子正赖之耳。”“圣心”二句是说肃宗想依靠回纥，虚心以待；朝廷百官虽不同意，但迫于形势，不敢坚持，舆论为之沮丧。其后几句的大意是说形势正在好转，只要积极备战，最后总会扫荡叛军、重振皇纲的。前面说他作为谏官，暂时离开，不得及时进谏，“恐君有遗失”，他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些军国大事的错误决策。后来收复两京，回纥固然出力不小，但也因此而勒索、掠夺去大量财物，给人民带来了危害。
末段说：“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这段进一步从古史的比较、人心的向背来说明上段末尾“皇纲未宜绝”的根据，表明坚信唐王朝中兴有望。
《旧唐书·杨国忠传》载，长安吃紧，玄宗狼狈出逃，走到马嵬坡，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怕出乱子，就对军士们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于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大伙说：“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恰好吐蕃和好使在驿门拦住杨国忠说事，军士高呼道：“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抓住杨国忠斩首以徇。这天，玄宗被迫赐杨贵妃自缢死。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也为乱兵所杀。许久，兵士解散，陈玄礼等见玄宗谢罪，玄宗只得承认“朕识之不明”，虚情奖励了他们一番。杨国忠诸子及其一党，不久也都消灭了。这一段前半即咏叹此事。“褒”，褒姒，周幽王的妃子。“妲”，妲己，殷纣王的妃子。旧说幽王宠褒姒而西周亡，纣王宠妲己而殷亡。又说夏桀宠妹喜而夏亡。“不闻”二句是说没听说夏、殷、西周衰世生死存亡之际自己起来诛了妹喜、妲己、褒姒这些祸国的宠妃。言外之意是，唐代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但不同的是能自除祸根，终于转危为安。浦起龙说：“本应作‘妹、妲’，……痛快疾书，涉笔成误。”李子德说；“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自八股兴，无人解此法矣。”这就是说，这里参错用三朝的事，上句举“夏殷”也概括了周，下句举“褒妲”也概括了妹喜。李子德的这意见真精彩。说玄宗能自除祸根，这当然是美化玄宗为他开脱的话，但马上又高度评价了陈玄礼在马嵬坡之变中的丰功伟绩，能说老杜真不知道玄宗的赐贵妃自尽是出于被迫的吗？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微尔（没有你）”二句是说，没有你陈将军，亡国后人人都沦为异族了；（正由于你能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到今天国家仍能继续活下去。这颂扬可说已到了极境。将前面对玄宗的肯定跟这莫大的颂扬相提并论，不管作者是否有意，让人读了总感到有一股辛辣的讽刺味道。浦起龙是觉察出这股味道来的，只是他的封建意识远较老杜强烈，就按捺不住大发议论说：“愚按：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愿与海内有识者商之。”有民主思想的今人嫌老杜对玄宗不敢揭露而故为讳饰之词，有忠君思想的古人却嫌他不该赞扬那个“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的“亲军主帅”陈玄礼，这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教老杜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过，若容我说句公道话，八世纪的老杜，思想虽不如二十世纪的我们进步，总比十八世纪的浦起龙（一六七九—？）高明得多。要求千载以前的封建士大夫具有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不公道的，也是不科学的。但这不意味着不可以评价他的思想。说实在的，他为尊者讳，不仅只是怕直言惹祸，主要是受了封建伦常道德的限制，感情上就不敢冒犯君上。虽然如此，他心里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未迂腐到是非不辨的愚忠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的胜利。杨伦说：“末（段）复追述初乱，终以开创之大业属望中兴，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是始末大章法。”又说：“如此长篇，结势仍复了而不了，所谓‘篇终接混茫’也。”古人重发端而少论收尾。王士祯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如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何等气概！”（《然灯记闻》）所论甚善。短章绝句，能做到曲终奏雅，言已尽而意无穷，也非易事；长篇巨制，内容丰富，文思浩荡，煞尾尤难。经过几起几伏，将思绪和激情推到了高潮，极大地感动读者，引起读者心底的共鸣，并向读者稍稍展示一下思想感情上更进一层的境地便突然结束全篇，让读者去冥搜，去思索，去玩意，去叹惋，去憧憬。如果说“篇终接混茫”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这倒真不失为长篇的一种最“健举”的结束法了。
宋代范温《潜溪诗眼》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为《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魏怀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引）明代蒋之翘曾作《韩昌黎集辑注》，是昌黎的功臣，却很不以山谷之见为然：“虽山谷论定，似亦小儿强作解事语。噫！《南山》之不及《北征》，岂仅仅不表里风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竟何如也？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试问之《北征》，有此曼冗否？翘断不能以阿私所好！”《杜臆》所见略同：“昌黎《南山》，韵赋为诗；少陵《北征》，韵记为诗，体不相蒙。而孙莘老、王平甫相提而争优劣，固非；至断定于山谷之评，亦未是也。《南山》琢镂凑砌，诘屈怪奇，自创为体，杰出古今；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学，亦不必学，总不脱文人习气。《北征》故是雅调，古来词人亦多似之。即韩之《赴江陵寄三学士》等作，庶可与之雁行也。”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艺术而言，《南山诗》都是无法与《北征》相比的。《南山诗》中一些片段，如“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巉绝，海浴蹇鹏噣”，写景虽也奇秀，终究是为表现而表现，“总不脱文人习气”。《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有社会内容，有真情实感，确乎如蒋之翘所评：“此诗详切恳恻，其述饥荒、离别二段，亦仿佛工部，较胜《南山》数筹”，但仍嫌反映现实不够深广，艺术表现上也不免有蹶张之病。
六 闻捷与返京
在鄜州羌村家居期间，老杜对战局十分关注。这年九月，广平王李俶率领朔方等军与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至长安西，列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准备决战。老杜闻讯，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首段说兵临城下，贼众如鼎鱼穴蚁，一息暂存，终难逃遁：
“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以快慰之辞泄深恶痛绝之恨。丘迟《与陈伯之书》：“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异苑》载晋桓谦见人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马，从埳中出，缘几登灶。蒋山道士今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大许蚁死穴中。“鼎鱼”“穴蚁”，用典恰当。二段想象群臣将奉车驾还京，乱平之后不得宽贷反叛：
“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秦山当警跸，汉苑入旌旄。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唐高祖武德四年制定车舆、衣服法令，规定群臣之服有衮冕（一品之服）、冕（二品之服）、毳冕（三品之服）、冕（四品之服）、玄冕（五品之服）等二十一种（见《新唐书·车服志》）。《梁书·陈庆之传》载陈庆之所统之兵，悉着白袍，所向披靡。胡夏客说：“《留花门》诗云：‘百里见积雪’，知回纥军皆衣白也。”“帐殿”二句预想文武百官簇拥皇帝统领大军从凤翔行在开拔返驾还京情状，揣情度理，其中“白袍”一词，似用陈庆之事，取“所向披靡”之义。若采胡说，也不无根据，但具体用在这里，难免有讥刺肃宗全仗回纥收京之嫌。杜甫虽不赞同借兵回纥，但当此兵临敌境、胜利在望之际，恐怕不会有此意。三段赞诸将齐心协力，涤荡妖氛：
“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戈开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艰方尽，时和运更遭。谁云遣毒螫，已是沃腥臊。”至德元载（七五六）九月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李俶是肃宗长子，就是后来的代宗，所以说“归龙种”。“司空”指郭子仪。时郭子仪为副元帅，此前已进位司空。“豹韬”为《太公六韬》之一。李嗣业统前军列阵于香积寺北。胡夏客说：“嗣业所将皆蕃夷四镇，故以苏武之典属国为比。”香积寺之战，叛军伏精骑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被侦察兵发现，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就引回纥出击，翦灭殆尽，贼因此气索。《晋书·王祥传》附王览传载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左将”指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用“吕虔刀”这一典故，谓将发迹。可见这诗当作于香积寺战役开始、仆固怀恩立功之后。末段归功肃宗，言圣情遥畅，仪卫旁罗，远人奋勇助战，旧都指日可复：
“睿想丹墀近，神行羽卫牢。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睿想”指肃宗。“神行”谓六军。“花门”指回纥。回纥西南千里有花门山堡，故称。《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陈留，人罂子谷，凶威转炽。先锋至葵园，常清使骁骑与柘羯逆战，杀贼数百人。”(25)胡夏客据此以为：“常清以北庭都护入朝，命讨禄山，故有拓羯之兵。此诗所云，盖指北庭之归义者。”《新唐书·西域传》：“安者，……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悲怜子女号”，想象叛军城破溃逃前奸淫掳掠的暴行。“子女”，少年男子和女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杨伦说：“字字精彩，句句雄壮，全是喜极涕零语。逐色铺张，觉一片快情，飞动纸上。”王嗣奭、浦起龙等亦盛赞此诗。私意以为，喜极涕零，写得固然痛快，终嫌颂扬稍迂，铺叙呆板，若论感情的真挚和抒写的自然，则逊其后所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远甚。排律难作，以排律歌德更难感人，老杜精于此道也在所难免。
不几天，官军收复京师长安。十月，又收复洛阳；肃宗还京。杜甫在鄜州闻讯，喜赋《收京三首》。其一说：
“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暂屈汾阳驾，聊飞燕将书。依然七庙略，更与万方初。”传说安禄山出生时“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载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上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光着脚）而下殿以禳之。《史记·武帝本纪》载汉武帝听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于是令长安作飞帘桂观，甘泉作益寿延寿观。前四句用了这些典故，意谓安禄山进犯朝廷，玄宗不得安居而出走入蜀。“照”一作“带”。仇兆鳌说：“‘带玉除’，即‘春星带草堂’意。”虽然，此处仍以用“照”字为好。《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是说尧在藐姑射之山见到了神人，其心乃远游于世外，忘其天下。王嗣奭说：“‘汾阳驾’用尧事，而妙在藏一‘窅然丧其天下’语。”玄宗西游蜀地，正像尧的神游世外忘其天下了；如今收复京师，请他返驾东归，所以说“暂屈汾阳驾”。战国时，燕将据守齐国的聊城，齐军攻打不下，兵士死亡很多。鲁仲连写信用箭射送给城内燕将，燕将见信后自杀（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朱鹤龄以为：自香积寺北之捷，王师振威，贼徒胆落，严庄来降，思明纳款，河北事势，折简可定，故用仲连射书事。又说：玄宗晚节怠荒，深居九重，政由妃子，以致播迁之祸，公不忍显言，而寓意于仙人之楼居，因贵妃尝为女道士，故举此况之。《连昌宫辞》：“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此一的证。两说均可取。(26)
其二说：“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27)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前半写他远在鄜州，正当心情索寞之时，忽闻皇帝下诏罪己；下半写闻诏后的感想。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于商山，年皆八十余，时称“商山四皓”，即诗中的所谓“商老”。传说西汉初，高祖敦聘不至，吕后用张良策，令太子卑词安车，招此四人与游，因而使高祖认为太子羽翼已成，消除了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的意图。朱注以为：此指广平王而言，肃宗先以张良娣、李辅国之谮，赐建宁王李倓死。至是广平新立大功，又为良娣所忌，潜构流言，虽李泌力为调护，而时已还山，诗人恐复有建宁之祸，故不能不思于商老。玄宗禅位，犹尧禅舜。旧注多从朱说，以为：肃宗还京后，使张良娣、李辅国得媒孽其间，以致劫迁玄宗于西内，子道不终。此时猜嫌未起，诗人已若有深见其微者。曰“忆帝尧”，欲其笃于晨昏之恋。“沾洒青霄”，表示诗人对肃宗的期望极其深厚。对于这样一些看法，浦起龙当然是反对的，认为“毫厘千里，必有能辩之者”，而他自以为正确的解释是：“上四，反折醒跳，声与泪与眉端喜气，一并跃出。五、六……言我君从此安储位，恋寝门，和气熏蒸，重开太平。小臣何幸，叨逢于此日矣，能不‘望青霄’而感泣哉！”平心而论，此说终不及朱说贴切，比如说“羽翼怀商老”，既然“我君从此安储位”了，对于曾为太子“羽翼”的“商老”则何“怀”之有？何况按照浦氏之见，“怀商老”也是对君上的大不敬，是不能容许的啊。其实将“羽翼”二句理解为诗人闻诏后而勾起的隐忧也不无根据。案：《资治通鉴》载，至德元载九月，肃宗原想以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当时甚为肃宗所重的山人李泌说：“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肃宗说：“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李泌说：“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肃宗就决定以广平王李俶为元帅。不久，玄宗赐肃宗的宠妃张良娣七宝鞍，李泌对肃宗说：“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张良娣在小门里嚷道：“乡里之旧（良娣母家新丰，泌居京兆），何至于是！”肃宗说：“先生为社稷计也。”就照办了。建宁王李倓泣于廊下，肃宗听了大惊，召进来问他，答道：“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张良娣从此恨李泌和李倓。至德二载正月，肃宗欲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征求李泌的意见，李泌说：“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与广平有隙耳；臣请以语广平，广平亦必未敢当。”李泌出，以告广平王李俶，李俶说：“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就进去坚决推辞说：“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就在这时，张良娣与李辅国合谋向肃宗进谗说：“倓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肃宗怒，赐李倓死。李俶和李泌都感到害怕。李俶跟李泌商量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李泌说：“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李俶说：“窃为先生忧之。”李泌说：“泌与主上有约矣。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于患。”李俶说：“先生去，则俶愈危矣。”李泌说：“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九月，长安收复，肃宗派骏马将李泌从长安召回凤翔行在。到后，肃宗说：“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李泌认为表去之后上皇必不来。肃宗惊问其故。李泌说：“理势自然。”肃宗说：“为之奈何？”李泌说：“今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肃宗就要李泌起草贺表。肃宗读了，哭泣着说：“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即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李泌饮酒，同榻而眠。李泌乘机请求归山，并指出建宁系遭谗枉死。肃宗听后下泪，说：“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李泌说：“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于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吃惊地说：“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当书绅。”答道：“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这时广平王有大功，张良娣嫉恨他，潜构流言，所以李泌特意讲了这番话。
十月，李泌辞归衡山。十二月，以张良娣为淑妃。第二年（乾元元年，七五八）三月，立张淑妃为皇后。张后生兴王李佋，仅数岁，欲以为嗣，肃宗迟疑未决。五月，才最后决定立李俶为皇太子。——根据这些史实摘要可以看出：（一）以张良娣、李辅国为一方，以李俶、李泌为另一方，围绕争取肃宗而展开的争权斗争早在至德元载肃宗即位后不久就开始了。建宁王李倓的冤死，是张、李一方第一回合的胜利。由于李泌的决意归山，和他对肃宗的恳切陈辞，对李俶的面授机宜，当时剑拔弩张的斗争形势总算稍稍缓和了下来。但是，李俶的立为皇太子，仍须几经周折，在李泌归山的后一年才定局。（二）为了表示孝道，肃宗出亡行至马嵬时一再坚持要随玄宗入蜀。后来决定留下平乱，玄宗宣旨欲传位，他不受命。即位灵武，之先也经过群臣五次上笺才勉强答应（这就是前引李泌说“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所指的主要表现）。收京后迎玄宗返驾，又说要归政玄宗，自己重还东宫修臣子之职。玄宗自蜀还京，肃宗释黄袍着紫袍迎驾；玄宗索黄袍亲自替他穿上，他伏地顿首固辞，不得已才接受了。此后又累次上表请避位还东宫，玄宗不许。可是在至德元载九月，却对李泌说想立张良娣为皇后；二载正月，又表示要立他的长子李俶为太子。且不管张良娣、李辅国从中如何挑拨离间，由于客观存在着皇位去留得失的重大矛盾，肃宗对玄宗的还京无疑有机心也有戒心，表现在行动上就难免显得矫揉造作了。战时行在，怎及九重深邃？老杜身为近臣，出入帐殿，岂能一无所知？如今闻十一月壬申诏中有这样一些话：“朕兴言痛愤，提戈问罪。……亲总元戎，扫清群孽。广平王俶受委元帅，能振天声。……朕早承圣训，尝读礼经，义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复宗庙于函洛，迎上皇于巴蜀；导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寰宇载宁，朕愿毕矣。且复人将有主，敬当天地之心；兴岂在予，实冯社稷之祐。今两京无虞，三灵通庆，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当取处分”，提到了广平和上皇，表示克己复礼的高姿态，这对于多少知道点内幕的杜甫来说，是很容易引起一些感触的。那么，诗人处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心情之下，写出了“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这样的诗句，难道就纯粹在歌颂“我君从此安储位，恋寝门，和气熏蒸，重开太平”，没有一点唯恐不如此的深沉忧虑之情在内么？
其三说：“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杕杜》，《诗·小雅》篇名。《诗序》说是慰劳戍役归还者的诗。《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含桃即樱桃。《旧唐书·马璘传》载：“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长安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功臣”句钱笺：“杨盈川碑曰：匈奴未灭，甲第何高！此言亦有讽也。”仇兆鳌说：“宫阙已收，贼壕可铲。赏功荐庙，即在来春时也。但恐回纥恃功邀赏，诸将僭奢无度，故又为之虑曰：今京师收复，此万方送喜之时，无乃圣躬焦劳之渐乎？公盖忧虏横臣骄，将成蹂躏跋扈之势。厥后边方猾夏，藩镇专权，果如所虑。惜当时不能见及此耳。”颇精当，浦、杨二家亦采其说。杨伦更稍加补充说：“公之有远识如此，而语意仍含蓄不露。”亦佳。
这组诗作于收京以后两个多月，其时闻讯惊喜之情已过，而忧国伤时之念方殷，所以写得比《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要深刻得多。
十一月，老杜携家从鄜州重返长安，作《重经昭陵》诗，结句说：“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重见太平气象，不觉眉飞色舞。张远注：“末句即‘五陵佳气无时无’（《哀王孙》）之意。”虽然，一信其必然，一终成事实，心情却有所不同。
十二月，玄宗自蜀还京，居兴庆宫。大封蜀郡、灵武扈从功臣；陷贼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卢象、李华皆贬官。《新唐书·郑虔传》载：“贼平，（郑虔）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三人者，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虔等方悸死，即极思祈解于圆，卒免死，贬台州司户参军，维止下迁。后数年卒。”老杜跟郑虔交情很深。这年春天，被俘虏到洛阳的郑虔潜回长安，老杜曾与他相遇于郑潜曜驸马家池台，悲喜交集，同饮赋诗。老杜听说他被伪授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当时又乘间脱归长安，自以为难能可贵，就用苏武仗节牧羊、终于归汉的故实来称赞他是“握节汉臣回”（详第八章）。谁知他虽免一死，终遭远谪，而自己又没能及时赶来饯别，因此感到很伤心，就写了《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说：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28)。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又《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谓弟子曰：‘散木也，……无所可用。’”樗，臭椿。“樗散”一词出此，谓樗木为散材，比喻不为世用。旧时代重读书仕进而轻技艺，岂止有唐一代？郑虔不为世用，至于白首，酒后常自称是老画师，是愤慨语，也是自豪语。王维《偶然作》其六说：“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两人都自称老画师，说话时的口气和心情都很相似。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其地距京师甚远。诗人认为将郑虔远谪“万里”未免过分，所以说“严谴”。人生百年，行将就木而遭遇如此，已足伤神；况值此中兴之时，“人沐更新雨露，郑偏自外栽培”（浦起龙语），那就更觉难堪了。饯送来迟，匆匆去远，未能面别，抱憾何如！念及后会无期，应成永诀，惟望九重泉路，终得相逢。卢世㴶说：“虔之贬，既伤其垂老陷贼，又阙于临行面别，故篇中彷徨特至。如中二联，清空一气，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难。末径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也。”此诗一气呵成，神完气足；任情挥洒，荡气回肠，感人至深，艺术纯熟。前面的评语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话讲得稍嫌夸大一点。
唐代以大寒后辰日为腊日（见赵大纲《测旨》）。《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酉阳杂俎》载腊日朝廷赐口脂、腊脂，盛以碧镂牙筒。这年腊八日，天气暖和，草木微露生意，老杜身为近臣，得到了皇帝所赐盛以“翠管银罂”的“口脂面药”等御寒防冻之物，想到“大寒之后必有阳春，大乱之后必有至治，腊日而暖，此寒极而春、乱极将治之象”（张语），不觉兴高采烈，赋了一首题为《腊日》的七律说：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老杜求仕半生，穷愁潦倒，很少有如意事。今日形势好转，且又初沾“恩泽”，教他怎么会不高兴呢？就在这样一种对时代、对前途颇感乐观的心情之下，第二年春天，他还连续写了好几首雍容华贵的殿堂台省荣遇诗篇。这些诗虽然意义不大，但在诗人整个艰难苦恨的人生历程中，只不过是一个极其短暂的喘息，在他那以终身心血凝成、波澜壮阔地反映大唐帝国从盛到衰的悲剧和人民的苦难的大乐章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间奏曲，何况当皇帝坐稳了宝座，因胜利的喜悦而稍示宽容之后，诗人很快就遭到了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幻想破灭了，心情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们就不应该再苛责他，原谅这个难免世俗的老实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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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安志》：“唐京师外郭城西面三门：北曰开远门；中曰金光门，西出趋昆明池；南曰延平门。”
(2) 《姜斋诗话》另一条却对“花迎”句评价不高：“‘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但以‘有辉’二字写之。唐人《除夕》诗‘殿庭银烛上熏天’之句，写除夕之景，与此仿佛，而简至不逮远矣。‘花迎剑佩’四字，差为晓色朦胧传神；而又云‘星初落’，则痕迹露尽。益叹《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3) 《人间词话》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不但二境并重，甚至更看重那些能写“无我之境”的诗人，称他们是“能自树立”的“豪杰之士”。
(4) 《旧唐书·杜甫传》谓“谒肃宗于彭原郡”，“彭原郡”显系“凤翔”之误。
(5) 此引自宋之问《渡汉江》，摘录有误字，全诗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此诗亦入李频集中，似误。
(6) 《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八月载：“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朱注所引，只“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几字是原文，“时所在寇夺”云云，是根据“京畿豪杰……诛而复起”的意思加以推想、改写的。既然后面将京畿、鄜、坊连在一起说，又说京畿豪杰诛而复起，那么鄜、坊一带也当如此。“诛而复起”，岂不就是“寇夺”么？
(7) 据该诗首四句：“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今归行在所，王事有去留”，知：一、韦十六曾与老杜同被俘至长安；二、由于二人地位不高、名气不大，困居长安时虽受约束，仍可“潜与同游”，足证施鸿保所谓老杜“身方被拘，岂能游宿僧房，优游自适”之议不可信；三、作此诗时老杜已拜左拾遗。
(8) 钱笺：“朱长文《琴史》云：董庭兰，陇西人。唐史谓其为房琯所昵，数通赇谢，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罢去。杜子美亦云：庭兰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而薛易简称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以感鬼神矣。天宝中，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余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仁矣。当房公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后为相，岂能遽弃哉？又赇谢之事，吾疑谮琯者为之，而庭兰朽耄，岂能辨释，遂被恶名耳。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无愠色。唐人有诗云：‘七条弦上五音寒，此乐求知自古难。惟有开元房太尉，始终留得董庭兰。’按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在天宝中，子美同时人也。伯原《琴史》，千载而下，为庭兰雪此恶名，白其厚诬，不独正唐史之缪，兼可以补子美之阙矣。”辩解之词，虽不足信，聊备一说。《唐国史补》“郑宥调二琴”条载：“张相宏靖，少时夜会名客，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商则商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又刘商《胡笳曲序》载：“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胡弄是也。”略见董师技艺之一斑。
(9) 《新唐书·韦陟传》载：“（韦陟）除御史大夫。会杜甫论房琯，词意迂慢，帝令陟与崔光远、颜真卿按之，陟奏：‘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帝繇是疏之（指韦陟）。”知代表三司推问的官员是韦陟、崔光远、颜真卿。朱鹤龄说：“观此，则当时论救者，不独一张镐矣。”
(10) 李商隐《重有感》“岂有蛟龙长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显然受了这两句杜诗的启发。
(11) 仇注：“此当是至德二载七月作，故云‘秋期近’。”
(12) “得云字”一作“得闻字”。“两院补阙”一作“两院遗补”。朱注：“两院谓拾遗、补阙也，作‘遗补’是。”
(13) 《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八月）癸巳，大阅诸军，上御城楼以观之。”可见当时已在做收京的军事准备了。
(14) 《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二月）上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给事中李廙署云无马，大夫崔光远劾之，贬廙江华太守。”可见朝官都无马骑。
(15) 《资治通鉴》载：“（贞观五年）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琎官。”据此可知唐太宗也有想大兴土木的意思，所以修了仁寿宫又修洛阳宫。将修洛阳宫时，他既表示纳谏，却又照旧动工，最后见过于奢华，始断然作罢。这表明他思想上是有斗争的，有时图享受的念头占上风，有时怕酿祸的顾虑占上风。即使是头脑比较清醒的唐太宗，年纪越大，图享受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就有贞观十一年作飞山宫之役，和魏徵的严辞谏阻。
(16) 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九成宫醴泉铭》，后赘说明，谓“碑文美化封建帝王，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还利用发现泉水一事，贩卖‘天人感应’的反动思想”，这些话本身并不错，但魏徵撰写此铭并序的主要用意显然不在此。
(17) 刘永济先生在其《诵帚盦词自序》中追忆往事说：“既壮，游于沪滨。……时强村先生主海上沤社，社题有绿樱花、红杜鹃分咏。予非社中人，蕙风命试作，强村见之曰：‘此能用方笔者。’予谨受命，然于此语不甚解也。”刘先生后来结合创作经验，对此语自有理解。这里只谈我的粗浅体会。我认为此语甚佳，综观古典文学，确有所谓用方笔者，如大赋、谢灵运诗、韩愈诗等等多是。杜诗中亦有用方笔者，如此诗。
(18) 《新唐书·地理志》“坊州中部郡·宜君”条载，贞观二十年置玉华宫，在县北四里凤皇谷。永徽二年废宫为玉华寺。《寰宇记》载，废玉华宫在坊州宜君县西四十里，贞观十七年置，正殿覆瓦，余皆葺茅，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建宫在二十一年，作“二十”或“十七”，皆误。
(19) 施鸿保不同意朱说，认为老杜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但知与不知，无关弘旨：“今按此诗通首不及太宗事，若非真昧其迹，不应遗略；盖既久废，公于途次，又无图经寺志可查也。朱说亦推公太过，不欲谓真昧耳。其实此等皆无足重轻，不必曲为之说。”
(20) 贞观二十二年诏：“即涧疏隍，凭岩建宇。土无文绘，木不雕镂。矫铺首以荆扉，变绮窗于瓮牖。”（载《全唐文》）
(21) 施鸿保说：“今按鸟雀常语，公诗多用之，如：‘鸟雀喧户牖’‘鸟雀荒村暮’‘日长惟鸟雀’‘鸟雀聚枝深’‘得食阶前鸟雀驯’‘伤弓鸟雀饥’。必附会下句，引《新语》改字，则于他句作何解？且必并‘鸟雀’字改‘乾鹊’，方合。”改字殊不必，但可采《新语》作参考。
(22) 萧涤非《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载《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说：“关于这两句诗，历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孩子们缠在身边，是因为怕爸爸又要抛开他们而去。如吴见思《杜诗论文》：‘娇身绕膝，以抛离之久，畏我复去耳。’主此一说的，还有金圣叹、杨伦等人。另一说是，孩子们刚一见爸爸回来，又亲热，又有些害怕。如仇兆鳖注：‘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状最肖。’主此说的还有卢元昌、浦起龙等。至于近人的注释，也是各行所是，很不一致。”萧先生主前说（另一篇《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再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载《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吴小如、傅庚生二先生主后说，均有所发挥，可供参考。吴小如《说杜诗“畏我复却去”》（载《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说：“从全诗看，杜甫回了家，骨肉团聚，本是高兴的事。但由于诗人忧国伤时，以‘偷生’为耻，虽与妻儿朝夕相处，也觉得‘少欢趣’，因此总不免带有不悦的神情。孩子对父亲原很亲热，所以说‘不离膝’；但一看到父亲脸上有点不高兴，自然就慢慢地悄悄地退缩着躲开了。”此采吴说。
(23) 黄鹤以为此诗当在《羌村》后至德二载九月作，故云“菊垂今秋花”。如此长篇，熔铸需时，谓作于这年九月，不无道理；但引“菊垂”句为证，则不妥。因此句系叙归途所见，其时明书为“闰八月初吉”，岂可用来证明诗当作于九月？所见实是山中野菊花，这年闰八月，当可开放，不必泥于成见，以为“菊垂今秋花”必在九月重阳。
(24) 胡夏客说：“‘入地底’，暗用陶复陶穴事，其俗尚窟居也。”恐非。我国西北黄土地区有一种叫“塬”的地貌，四周是流水冲成的沟，中间突起呈台状貌，边缘陡峭，顶上比较平坦，是良好耕作地区，如陕北的洛川塬等。“入地底”作如是解，似较胡氏之说为优，但不知“邠郊”有塬否，待考。
(25) 《新唐书·封常清传》记此事却写成“先驱至葵园，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拓羯数十百人”。据杜诗“拓羯渡临洮”，知拓羯系自西而东来助顺，非自东而西来助逆，当以《旧书》为是；《新书》殆以抄写致误。《新唐书·封常清传》写杜诗作“拓羯”；《旧唐书·封常清传》与《新唐书·西域传》作“柘羯”（俱见正文所引），未知孰是。
(26) 浦起龙说：“首章，原题也。须识此时闻信而喜，全无追咎上皇之意。上四，特追叙缘由，以为‘仙仗’之远去，由‘妖星’之肆虐耳。如此，则须为出走，不可安居矣。或谓三、四讥其好神仙，或谓尤其宠妃子，此皆以轻薄之见测浑厚之语也。观别本‘得非’‘难作’二语（三、四句一作‘得非群盗起，难作九重居’。焮案：此二句了无诗意，且不通，若前用‘得非’则后须改为‘仍作’‘尚作’或‘犹作’，若后用‘难作’，则前须改为‘只因’‘只缘’或‘其如’），两存互证，可以窥其意矣。五、六，在一诗转关之界，言出狩曾无几时，而荡寇捷于一纸，依然旧物重光，岂不休哉！钱笺以飞书为禄山（令哥舒翰以书）招李光弼，大谬。朱注以为河北折简可定，则又太落后层。”我曾经多次剖析，杜甫忠君思想虽严重，但并未因此而泯灭其是非善恶观念。如果他心中确有此想法，而以委婉的言辞表现出来，这也无伤其“浑厚”，更不得以“轻薄之见”诬蔑见解颇有可取的说诗者。浦氏出口伤人，解说牵强，足见其卫道心切。
(27) 仇兆鳌说：“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沼，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二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28) 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该诗注：“唐书阎立本传：‘立本善图画，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惟以丹青见知，躬斯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末伎。’又《唐诗纪事》卷七十一：‘孙鲂，南昌人，有能诗声。鲂父，画工也。王彻为中书舍人，草鲂诰词云：李陵桥上，不吟取次之诗；顾恺笔头，岂画寻常之物。鲂终身恨之。’可见当时画家地位甚卑，画师一名为士大夫所羞称。今虔却常常自称，正是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