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乱唐的“轧荦山”
玄宗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诡称奉密诏讨杨国忠，在范阳（治今北京）起兵叛唐，很快便攻下洛阳。第二年正月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占领长安。同时使其部将史思明占有河北十三郡地。玄宗逃往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市），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叛军所至，残暴异常，人民纷起反抗。肃宗至德二载（七五七），安禄山在洛阳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长安、洛阳相继为唐将郭子仪等收复，安庆绪退守邺郡（治今河南安阳市）。乾元二年（七五九），史思明杀安庆绪，回范阳自称应天皇帝，并再度攻下洛阳。两年后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史朝义战败，走投无路，自缢死，叛乱平定。前后历时七年多，严重破坏生产，史称“安史之乱”。白居易《长恨歌》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诗的语言，说渔阳鼙鼓惊破了霓裳羽衣曲，实际上指的是惊破了太平盛世的迷梦。安史乱起，隐藏在繁荣表象下的种种社会矛盾便随之一齐爆发。此后，唐王朝虽曾出现过一度短暂的“小康”局面，却因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外患频仍的情况越来越坏，终于日趋衰微。内外重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连年不息的战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统治阶级为了苟延残喘，又拼命加重剥削，这势必加剧阶级矛盾。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阶级矛盾日渐尖锐的总爆发，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的统治，不久唐亡，接着便开始了五代更替、十国割据的混乱时期。由此可见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在唐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前有因后有果，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老杜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战乱。他以诗人的敏感事前多少看到了它的“前因”，预感到大难将至，事后又颠沛流离、艰苦备尝，深谙它“后果”严重，而且都用诗歌加以表现，创作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长幅历史图卷，获得了“诗史”的美称，并从而奠定了诗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有人认为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们的部下也大多是胡人，因此从本质上看安史之乱是种族的斗争。(1)这不无道理。不过，若从起因看，这一叛乱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玄宗后期政治腐败、长期骄宠边将、姑息养奸所致，因此即使它带有种族斗争的性质，本身仍应属于内乱的范畴。《新唐书》将安禄山、史思明和李希烈、朱泚等放在一起，归诸《逆臣传》，这样处理是恰当的。
安禄山（七〇五？—七五七）(2)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胡人，本姓康，或以为源出康国。母阿史德，是个巫婆，居住在突厥，以卜为业。突厥呼战斗神为“轧荦山”。传说她曾往“轧荦山”那里求子，于是怀了孕；孩子将出生，光照穹庐（即今所谓蒙古包），野兽尽鸣，望气的预言家说这是祥兆。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派人去搜查庐帐，要杀这母子俩，他们躲藏起来逃过了这一关。做母亲的认为这孩子是神赐的，就把他叫作轧荦山（这当是后来附会的传说，不过他确乎是乱唐的“轧荦山”——战神）。他从小就死了父亲，随母嫁突厥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荦”“禄”音近）。又有一个叫史窣干的（窣干是史思明的本名），是安禄山的老乡，先后一日生。(3)他们长大后很要好，都懂六蕃语言，都做互市牙郎，为南北贸易定价成交。安禄山以骁勇闻名，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选拔他做捉生将，他每同几名骑兵出去执行任务，都能捉拿契丹几十人回来。他生性狡猾，善揣人情，张守珪很喜欢他，收为养子，不断得到张守珪的重用和提拔。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张守珪派遣当时身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的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叛乱力量，安禄山恃勇轻进，战败。四月，辛亥，张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大叫：“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张守珪也爱他骁勇，就把他押送京师。中书令张九龄批示说：“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张九龄力争，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终于把他赦了。(4)
同样，史窣干也有一次危险的遭遇。史窣干曾因欠下官债逃亡到奚人的地方，被巡逻的人抓住，要杀他。史窣干骗他们说：“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祸且及汝国。”巡逻的人相信了，把他送到牙帐。史窣干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怒，因畏唐，不敢杀，以客礼招待他住了下来，打算派百人跟着他入朝。史窣干对奚王说：“王遣人虽多，观其才皆不足以见天子。闻王有良将琐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琐高与牙下三百人跟他入朝。史窣干将到平卢，先派人通知军使裴休子说：“奚使琐高与精锐俱来，声云入朝，实欲袭军城，宜谨为之备，先事图之。”休子就整肃军容出迎，到了宾馆，把随从兵卒通通给活埋了，把琐高绑了押送幽州。张守珪见史窣干立了功，就向朝廷保荐他跟安禄山一起做了捉生将。此后，这两个狡猾的亡命徒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
安禄山得到玄宗赦免回幽州以后，就百计谀媚、贿赂那些朝廷派来视察河北的使者，这些人回朝后都称赞他，替他说话，于是皇上开始器重他。天宝元年（七四二）平卢设节度，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进骠骑大将军。天宝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仍领平卢军。安禄山离京回藩，诏宰相、朝臣饯送。天宝四载，安禄山想以边功买宠，几次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安禄山起兵讨伐奚、契丹，随后表奏朝廷说：“梦李靖、李求食于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他竟敢造谣欺君到如此放肆的地步。席豫为河北黜陟使，说他好。时相李林甫怕儒臣以战功进用，尊宠超过自己，就建议朝廷专用蕃将，所以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更牢固，许多反对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终于搞得天下大乱。这当然首先应归咎于昏聩的玄宗，其次权奸李林甫也有很大的责任。
安禄山这家伙很鬼，常常假装很愚蠢来掩盖他的野心。他一有机会就对玄宗表白说：“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皇上以为他忠诚，很喜欢他。教他见皇太子，他不拜，左右指摘他，他说：“臣不识朝廷仪，皇太子何官也？”皇上说：“吾百岁后付以位。”他就谢罪说：“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万死。”这才再拜。时杨贵妃有宠，禄山请求当贵妃的干儿子，皇上答应了。(5)以后进见时他必先拜贵妃后拜皇上，玄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道：“蕃人先母后父。”皇上听了大喜，就教他跟杨铦和三夫人结拜为兄弟。于是安禄山就有了作乱的念头，将部下刘骆谷留在京师当间谍，窥测时机。天宝六载，进御史大夫，封其妻段氏为国夫人。
当时李林甫以宰相贵甚，朝臣中没有敢跟他平起平坐的，只有安禄山仗着皇帝的恩宠，见他时很傲慢。李林甫为了暗示他警告他，让他跟同为大夫的王一起进谒。王见李林甫趋拜甚恭，态度卑下，安禄山吓得不觉弯下腰来。李林甫同他谈话，揣摩他的意思先把他想讲的讲了出来，安禄山大惊，以为神。每次进谒，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也汗流浃背。然后李林甫稍稍厚待他，话讲得温和点，把他引到中书厅，脱下自己披着的袍子覆盖在他身上。安禄山很感激李林甫，称李林甫为十郎。暗探刘骆谷每次回来汇报，他首先必问：“十郎何言？”有好话，就欢喜得跳了起来；若说“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说：“我且死！”伶人李龟年常为玄宗学说这事以为笑乐。
安禄山本来长得又白又胖，早先当张守珪养子那阵子，他见张守珪嫌他胖，不敢吃饱。现在不须克制了，就越来越肥胖，腹垂过膝，体重三百三十斤，每当行动，必须左右有人抬着他的肩膊才能移步。不过在皇帝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快疾如风。皇帝瞧着他的大肚皮问：“胡腹中何有而大？”答道：“惟赤心耳！”每乘驿入朝，半道必换马，换马处叫“大夫换马台”，不这样，马总会给累得趴下来的，所以必须挑选背五石还能跑的马才能胜任。玄宗为安禄山在长安修建府第，派太监监工，交代他们说：“善为部署，禄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琐户交疏，台观沼池华奢逾制，帟幕都是缇绣，金银为篣筐、爪篱，大抵服御虽皇帝的乘舆也不能超过。玄宗登勤政楼，幄坐左边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安禄山坐，撩起帷幄，以示尊宠。太子进谏说：“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玄宗说：“胡有异相，我欲厌之。”
这时太平日久，皇帝年迈，沉湎声色，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擅权，朝纲紊乱。安禄山估计天下可取而代之，阴谋叛逆的野心越来越强烈，每当他经过朝堂龙尾道时，总要南北睥睨，停留好大一会儿才离去。他还在范阳城北修筑战垒，积蓄兵器、粮食。又收养了同罗和投降的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做干儿子，教练出几百会射箭的家奴，养了单于、护真大马三万匹、牛羊五万头，援引张通儒等入幕，以高尚典书记，严庄掌机要，阿史那承庆、尹子奇、田承嗣等出身行伍，都提拔为大将。暗暗遣派胡商到诸道做生意，每年输入钱财百万。每逢盛大庙会，安禄山独踞高榻之上，前面点了香，陈列着奇珍异宝，胡人数百侍立左右，接见诸商贾；还供着祭品，让女巫们在前面敲鼓跳舞，以便把自己加以神化。他暗地里叫商贾们采购锦朱紫服数万作为叛变的物资。（李白《古风》其十九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那些“胡兵”的旗帜、装束，“豺狼”的冠缨、服饰就是这时预先准备好了的。）同时他每月都要进贡牛、骆驼、鹰、狗以及奇禽异物来蛊惑皇帝的心，稳住局势。他想自己无功而贵显，见天子重开边，就把契丹诸酋长骗了来，大摆酒席，下了毒，等到药力发作，都醉昏了，统统斩首，把尸体埋了，先后杀数千人，将首级献到京师报捷。皇上不知情，赐安禄山铁券，封为柳城郡公。又追赠他的继父安延偃为范阳大都督，进封他为东平郡王。天宝九载，任命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将永宁园赐给他做官邸。入朝，杨国忠兄弟姊妹前往新丰迎接，御赐玉食；到华清宫温泉，将校皆赐浴。玄宗在望春宫相待，献俘八千，诏赐永穆公主池观作为他的游宴地。搬往新第，请求皇帝墨敕召宰相参加宴会。这天，皇帝要打球，就举行宴会，命宰相们都参加。皇帝每次在御苑中打猎，猎获鲜禽，必派人骑马给安禄山送去。诏上谷郡建置五炉，准许他铸钱。他又求兼河东，就拜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他既已兼制三道，意气更加骄奢。他有十一个儿子，玄宗任命安庆宗为太仆卿，安庆绪为鸿胪卿，安庆长为秘书监。
天宝十一载，安禄山率领河东兵讨伐契丹，告诉奚人说：“彼背盟，我将讨之，尔助我乎？”奚人派出徒手兵二千当向导。到了土护真河，禄山想：“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就命令每人带一根绳索，打算把契丹人全都捉拿了，昼夜行三百里，到达天门岭，碰上大雨，弓驰箭脱不可用，安禄山督战很急，大将何思德说：“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陈利以胁贼，贼必降。”安禄山大怒，要杀他，他只得请战。何思德长得很像安禄山，战斗一开始，契丹的矛、箭蜂拥而来把他捉拿了，传言抓到了安禄山。奚人听到这消息也反了，夹攻安禄山营，把他的士卒都俘掳殆尽。安禄山也中了箭，带着几十个奚儿，从山上跳下来逃跑了。安禄山的目的没能达到，就上报朝廷说他领兵二十万讨伐契丹。皇帝闻知，诏朔方节度使阿布思率部会同作战。阿布思相貌堂堂多权略，是九姓首领，开元初为默啜所困，归附唐朝，玄宗很宠爱他。安禄山很嫉恨他，想搞掉他，所以上表请他助战。阿布思害怕，就反了，转入漠北，安禄山不进，就收军了。阿布思投奔葛逻禄，安禄山就出高价收买这个部落投降。葛逻禄害怕，将阿布思抓了送到北庭，又由北庭解往京师。安禄山还将诱降的阿布思部落男女一万口送到京师，玄宗亲临勤政楼受降。又派遣他儿子安庆绪献契丹、同罗、阿布思等生口三千人，又将金银锦罽、驼马奚牛陈列阙下进贡，玄宗大喜，即命奏乐设宴以会将士。安禄山博取了皇帝的信任，又得到了阿布思的人马，地位大大提高，力量更加强大，就更肆无忌惮了。
安禄山见李林甫比自己还狡猾，所以怕他服他。后来杨国忠做宰相，安禄山就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两人之间的隔阂很深。杨国忠越来越怀疑，就向皇上建议说：“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派使臣去召他，他闻命即来。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正月庚子日见玄宗于华清宫，哭着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玄宗怜惜他，以好言相慰，拜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奴婢第产与此相当。从此更亲信安禄山，杨国忠的话听不进去了。皇太子也知道安禄山必反，几次跟皇上说过，皇上不听。二月己丑日，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于是提拔为将军的五百余，为中郎将的二千余人。安禄山要反，所以先以此来收买部下的心。让你自己为自己挖墓穴而毫不觉察，安禄山的奸狡可见，玄宗的昏聩也就可想而知。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表荐吉温为副使。三月丁酉朔，安禄山辞归范阳，皇帝在望春亭设宴饯行，脱下御服赐给他，他受之惊喜。怕杨国忠上奏留难他，疾驱出关，乘船沿河而下，命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每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从此以后，凡说安禄山要反的，玄宗都把他们捆送给安禄山处置，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将反却不敢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群冰从西来，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其中流露出担心世乱的隐忧确乎很明显，即使当时诗人还没有听到安禄山的反讯，相信他已经知道安禄山必反，只是不便明说而已。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二月，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命中书立即为此事发日敕，送他画行，给告身。韦见素对杨国忠说：“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杨国忠答应了。第二天二人入见，皇帝迎面问道：“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韦见素就极力说安禄山已有反叛的迹象，他所提出的用蕃将替代汉将的请求不可答应；杨国忠犹豫不敢开口，皇上终于答应了安禄山的请求。他日杨国忠、韦见素对皇上建议说：“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皇上听从了。已草拟好了制书，皇上扣留着不发出，更派遣宦官辅璆琳奉使以珍果赏赐安禄山，暗中窥察动静。辅璆琳受了安禄山的厚贿，回来大讲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皇上对杨国忠等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上调安禄山的事就此作罢。自从安禄山上次回到范阳，朝廷每派使臣来，都托病不出去迎接，布置好严密的武装保卫，然后再接见来使。给事中裴士淹奉使宣慰河北，过了二十多天才见，不再行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安禄山反状，命令京兆尹围住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府第，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送御使台狱，暗暗地杀了。安禄山的儿子庆宗娶了宗室女荣义郡主，在京师当太仆卿，他就将这些情况密报安禄山，安禄山越发害怕。六月，玄宗以其子成婚，手诏安禄山进京观礼，安禄山假称有病，辞谢不来。七月，安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派遣蕃将二十二人押送。河南尹达奚珣怀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皇上稍稍醒悟，开始对安禄山产生了怀疑。正好辅璆琳受贿的事也泄露了，玄宗就找个别的什么由头把他打死了。皇上又派遣宦官冯神威拿着手诏晓谕安禄山，教他照达奚珣所说的那么办；又说：“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冯神威到范阳宣旨，安禄山踞床微起，也不拜，说：“圣人安隐（稳）。”又说：“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随即叫左右将冯神威引到馆舍安置下来，不再见他。过了几天，把他打发走了，也无表。冯神威回来，见了皇上哭道：“臣几不得见大家！”
安禄山专制三道，暗怀异志将近十年，只因皇上待他很好，原想等皇上“晏驾”后再作乱。哪知杨国忠跟他作对，总是说他要反，皇上不听，杨国忠就多次生事刺激他，想要他快点反以取信皇上，安禄山于是就决定马上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其余的将佐人等都不让知道，他们只觉得屡飨士卒、秣马厉兵有点奇怪而已。正好赶上奏事官从京师回来，安禄山诈称得到敕书，将诸将都召来了，宣布说：“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人愕然相顾，不敢有二话说。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第二天早上，安禄山出蓟城南，举行大检阅大誓师，以讨杨国忠为名，在军队中张贴布告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南下。安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河北各地都属安禄山管辖，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太守县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而逃，或为叛军擒杀，没有敢抗拒的。安禄山先派遣将军何千年、高邈率领奚人骑兵二十名，声称是献“射生子”（猎手）的，乘驿车到太原。乙丑，北京（太原）副留守杨光翙出迎，就把他劫走了。太原将这事报告了朝廷。东受降城也奏安禄山反。皇上还以为是嫉恨安禄山的人在捣鬼，不相信。庚午，玄宗在华清宫听到安禄山真的反了，就召集宰相商量对策。杨国忠扬扬得意，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皇上以为然，大臣们相顾大惊失色。丙子，皇上还宫，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下诏痛责安禄山，允许他归顺。安禄山答书极其轻慢，令人不能容忍。
直到这时，玄宗才感到事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打算“御驾亲征”。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二月辛丑日，制太子监国，对宰相说：“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下朝后对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三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土请求皇上收回成命，这事就作罢了。事已至此，即使亲征，一时也难奏效，只是皇帝当时多少还有些号召力，如果真能如此，或可鼓舞士气，有利于争取时间，阻止叛兵的长驱直入。诸杨为了保命，置天下安危于不顾，他们的罪恶固然彰明较著；唐玄宗说要亲征，却因贵妃衔土请命即止，这与其说他惑于宠嬖之言，倒不如说他本无亲征之意，只不过是怀养痈遗患的悔恨，发“愤挥天戈”的虚火，装腔作势，自欺欺人而已。玄宗以衰朽迟暮之年、酒色摧伤之体，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的“总统六军，亲征寇逆”的啊！就是这样，皇帝昏聩、权臣奸险，长期以来，相交作用，致使政治腐败，诸般社会矛盾重重，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结束了“开天盛世”，揭开了中、晚唐动乱时代的序幕。而杜甫从此就卷入了颠沛流离的时代旋涡，沉沦下层，写出了大量忧国忧民、反映苦难现实的名篇，成了伟大的诗人。
二 最早的一组纪乱诗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杜甫离京赴奉先县探家，不久作《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说：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诗中极力描状障上山水恍如赤县玄圃、潇湘沧洲，赞扬刘少府技艺高妙，岂但高出时人祁岳和郑虔，而且远远超过隋代那位“六法颇该，殊丰骨气”的杨契丹，兼夸其二子亦擅丹青，能补树补人物，又抒发了因观画而勾引起早年漫游天姥山、若耶溪、云门寺诸胜的感受和不胜神往之情。这诗写得情趣盎然、风神潇洒，显然作于惊变之前。又《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说：
“东山气鸿濛，宫殿居上头。君来必十月，树羽临九州。阴火煮玉泉，喷薄涨岩幽。有时浴赤日，光抱空中楼。……初闻龙用壮，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风雨秋。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骊山温汤之东有湫，传说龙居其中，故称灵湫。这诗先叙玄宗十月来骊山沐浴、游赏，引出灵湫胜景。中写灵湫的神异，末述金虾蟆出没情事以讽谕时事。《酉阳杂俎》载：有人夜见月光属于林中如匹布。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钱笺：“月中阴精，后妃之象。禄山谄约杨妃，誓为子母，通宵禁掖，昵狎嫔嫱。和士开之出入卧内，方此为疏；蓟城侯之获厕刑余，又奚足尚？方诸虾蟆之入月，诗人之托谕，不亦婉而章乎？”案李白《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诸注多谓蟾蜍蚀月比武妃逼后，所指不同，而设譬类似，可与此参看。《安禄山事迹》载：玄宗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说：“此猪龙，无能为者。”蔡梦弼笺：“杨国忠言禄山必反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见上于华清宫，此禄山谒见之由，故曰：‘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上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之不听。虽国忠欲收禄山，贵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续遣归范阳，禄山遂反。岂非‘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乎？”这诗当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同时前后，当时安禄山逆迹已显而反信仍未传来。
杜诗中最早写到安禄山反叛的作品当是《后出塞五首》。仇兆鳌以为末章是说举兵犯顺后事，当是天宝十四载冬作，良是。这组诗通过一个从范阳叛军中脱身逃归的士卒的自述，揭露安禄山图谋起兵的迹象，以及酿成战祸的原因。
其一写应召参军时的豪情壮志：“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是谁在召募士卒赴蓟门？是安禄山。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征兵东都，以重赏邀士，即使其时已心怀异志，世人岂知？这一乐府人物应召之初，意在立功封侯，不暇他虑，所以只觉从军乐，不畏行路难。“千金”二句用乐府民歌惯用的重沓、咏叹手法，极力描状备装的隆重和装备的华奢，以显示这一从军者的“良家子”（其五）的身份和乐意从军的热烈情绪。末后写饯别场面不但没有寻常习见的黯然销魂的意味，反倒显得热烈而喜气洋洋。这无疑跟人物当时兴奋、昂扬的情绪很协调，也是这种情绪恰如其分的烘托。远别难免伤神，不过，对于志在立功、信心十足的行人来说，这离情别绪，只不过是小小不言的雨丝风片，哪能浇灭得了他满怀火样的进取热忱？在这样的人的眼中，离别的场面虽也感人却是热烈而喜悦的，何况送者对他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情绪本来就不低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一赠一受，彼此心照不宣；用形象生动的细节醒出“及壮当封侯”之意，画龙点睛，艺术处理颇别致。杨伦说：“《前出塞》迫于官遣，其情蹙，故专就苦一边形容。此志在立功，其气豪，故转借乐一边翻出，境界迥然不同。”需要补充的是：这首诗之所以着重写乐，还有为后面几章中忧君昏、忧世乱、忧己身之难免被迫从逆作反衬的用意。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这是常情。这样写，既合乎常情，艺术效果亦佳。
其二写入伍后初次宿营时的所见所感：“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洛阳城东有上东门，新兵营设此，故称东门营。河阳桥指河阳县（今河南孟县）渡黄河的浮桥，为通往河北的要津。安禄山反于范阳，封常清建议断绝河阳桥，可见募兵赴范阳必由河阳桥去。王嗣奭说：“言军令之严，亦军中常事，而写得森肃。前篇唾手封侯，何等气魄！而至此惨不骄，节奏固应如是，而情景亦自如是也。”这样写确乎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人们每当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过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自会感到新鲜、生疏，有点不大自然，甚至拘束。加上军队中纪律很严，对于那些刚换上戎装的新兵来说，这就不仅是拘束而是畏惧了。来前自以为立功封侯，唾手可得，当然越想越兴奋；一旦来到军营，见号令如此森严，不觉战战兢兢，心怀畏惧，就难免“惨不骄”了。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就很高，诀窍是善于通过抒情主人公极富主观色彩的眼睛去摄取景物，反过来又借粗放而传神的景物描写来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大旗”指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四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落日”二句是杜诗中名句，写景浑雄苍劲，形象鲜明而带悲壮意味，这与诗中所写处于此时此境的人物的情绪和整首诗的情调是一致的。评诗多重情景交融，已成老生常谈。注意情和景相互作用的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切忌不顾生活实感而形式主义地追求二者的配合，如一当拍案而起必辅之以电闪雷鸣，一当内心激动必有惊涛拍岸，如此这般，照样搬演，拙劣已极，慎勿效尤。一般说来，要想做到情景交融，二者的基调应该一致。
《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这“献岁发春”和“悦豫之情”、“滔滔孟夏”与“郁陶之心”、“天高气清”与“阴沉之志”、“霰雪无垠”与“矜肃之虑”，每组景与情的基调莫不一致，总之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这意见虽对，却只讲到心随物色动，即主观之情随客观之景而变化的一方面。须知此外还有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句）这样的物随心异色，即客观之景随主观之情而变化的另一方面。《后出塞》其二这首诗中情与景相生相因的关系，同大多数诗歌一样，则依违于这两者之间，既是见景生情，又是景随情变。如果这样来理解这诗情景交融的新特色，不知道是否算得上从“情景交融”这一老生常谈的评语中翻出的一点新意？王夫之《姜斋诗话·诗译》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是相反相成之法，指出这一点，作为一种补充，很有意思。懂得了这些，若无真情实感，光只如法炮制，肯定写不出情景合融的好诗来；相反，既有真情实感，又很得法，那无疑会相得益彰，有可能获得较佳艺术效果的。许觊《彦周诗话》说：“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鸣笳三四发，壮士惨不骄。’又《八哀诗》云：‘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明代谢榛的名句“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所写境地与“落日”二句近似，气魄也大，只是稍嫌吃力，不够自然。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曾为剽（同“嫖”）姚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出塞。这里借指安禄山。《杜臆》说：“将如卫、霍，此世主所祷祠而求者，而此恐其是，何故？盖贪功之将，动以开边启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至枯万骨以成封侯之业，此军士所苦而不敢言，公为道破，人主深味此言，必不肯轻言用兵矣。”近人却有以为是“归美主将”的。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其实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理解。揆情度理，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刚应召入伍，不可能一来就有王嗣奭所悟出的那种忧虑。若说他因见号令森严、队伍整肃，不觉以霍嫖姚称美主将，这倒很符合人物当时内心活动的实际。就诗论诗，当推后说为优。不过，却不能从而否定前说的合理性。要知道，乐府人物当时虽不作此想，杜甫作诗时确乎曾作此想，而且这还是在有意地初步暗示这组诗重边功而致乱的主题思想，以便引出后一首诗中的大段议论来。既表示了主题思想，又不把人物当作单纯的“传声筒”，做起来虽然困难些，如果深入生活，构思时能设身处地去反复琢磨、细细体味，这矛盾也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啊！
其三就接着发议论：“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这诗写到蓟门后认识有所提高时的反感，“满口夸大，寓讽实深”（黄生语），主旨在于讽上重开边下乃生事邀功。多作颂扬之辞，但又夹杂一二冷语，致使前后文理不很通畅。(6)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浦起龙解答得好：“以少陵之才，岂难作条畅文字，而断续如此？其吞吐妙用，但可与会心人道。后作敌凯（忾）语，君实导之也。妙以‘奉吾君’三字逗出，妙又不露。”语言诚然是含蓄婉转的，只是类似的意思在《兵车行》和《前出塞》中已经多次得到发挥，就不觉得很新鲜了。至于讲到艺术表现，这诗不算成功。这段议论，固然可看作人物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转变，可是读者总觉得这不过是作者在做化装讲演。我刚在前面赞扬了老杜善于妥善处理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之间的矛盾，哪知话音未落，他就辜负了我的好意，令我感到难堪。想到议论和说教在组诗和长篇中往往在所难免，有时甚至有利于人物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表现，我不禁释然，也就不能过于苛求了。
其四着重写朝廷对安禄山的骄纵以致养虎贻患：“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前面已经提到，安禄山见天子重开边，就把契丹诸酋长骗了来，设宴毒死，先后杀数千人，将首级献到京师报捷。皇上不知情，赐安禄山铁券，封为柳城郡公；后入朝，献俘八千，又得到了厚赏和恩遇。玄宗受到蒙蔽，甚至到安禄山反叛前夕还对杨国忠等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献凯”二句就是讲安禄山不断征服奚、契丹两蕃（即玄宗所说的“二虏”）以邀功买宠。每逢盛大庙会，安禄山独踞高榻，前面点了香，陈列着奇珍异宝，胡人数百侍立左右，接见他派往各地去采购物资、赚取钱财的商人；还供着祭品，让女巫们在前敲鼓跳舞，以便把自己加以神化。“渔阳”二句是指“当边庭无警，恣意欢娱，滥赏以结军心”（仇兆鳌语）。如果知道上述安禄山欢会时的具体情况及其居心，然后再回过头来读这两句诗，就会觉得更有意思了。据《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七年李适之为幽州节度、河北海运使，知当时南北已通海运，且设专员主其事。“云帆”四句与《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意近，是说朝廷竭力支援安禄山开边，从海上运来南方的大米和绸缎，作为军粮和犒赏将士之用。周代把人分成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十等。安禄山要反，为了收买人心，曾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二月奏请朝廷破格提拔他的将士五百余人为将军，二千余人为中郎将。“舆台”泛指奴仆。奴仆是不能“衣帛”的，如今连奴仆们都身着闪闪发光的绸缎官服，可见超资赏官之滥。皇帝拿着从民间搜刮来的粮帛资助边将反叛自己，可笑亦复可叹！此外，安禄山还暗地里派遣商贾到各地去做生意，赚取钱财，采购锦彩朱紫衣服作为叛变的物资。可见那些“照耀舆台躯”的“越罗与楚练”，也有他自己派人去采购来的。天宝七载（七四八）赐安禄山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晋爵东平郡王。安禄山最后一次自京归范阳后逆迹渐露，对朝廷不再遵守臣属的礼节。此“主将”二句所指。玄宗为对安禄山表示无任信赖，凡谈安禄山要反的，都把他们捆送给安禄山处置，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将反却不敢说。此“边人”二句所指。安禄山反时，在军队中张贴布告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7)若着眼于“边人”，末二句当就安禄山这一命令而言。这首诗写的都是实情，可与有关史实对照着看。
其五写此人逃归的经过和他之所以要脱离叛军的考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强调“良家子”，表明自己深明大义，当然不肯从逆。“出师多门”，是说自己曾经通过不同门路，多次参加过出兵作战。所以见多识广，深忧安禄山益骄，叛迹渐露，己身虽贵，也不足道。“跃马二十年”(8)，极言从军时间很长。这两句是说长时期以来，都在担心自己被迫从逆，辜负朝廷。在诗人想象中此人也当在被安禄山破格提拔的将校之列了，所以前面有“身贵”的话。后段写他一直担心的事终于不幸发生，安禄山率领他的叛军长驱直入，把黄河、洛水流域中原地区都扰乱了。这时他当机立断，半夜里逃离叛军，从小路潜归故里，哪知故里也惨遭战争的浩劫，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空村。他庆幸自己脱免了从逆的罪恶，但想到儿孙们都死光了，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又不胜悲伤。这里写的明明是安禄山反后打到河洛一带情事，可是浦起龙却认为：“至此何嫌直陈祸乱，而必托一逃军口语以为隐讽耶？”力主作于乱前。须知这是在作乐府诗，如果诗人认为仿效古乐府设人叙事的惯用手法，“托一逃军口语以为隐讽”，比“直陈祸乱”的艺术效果更好（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浦氏解杜，多所发明，但有时过于执着，难免胶柱鼓瑟之讥。
古诗：“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着重描写老兵归来的悲怆。鲍照《代东武吟》亦写老兵归后的困苦境遇，而主旨却在表现有功不赏的愤懑和犹望垂恩的心情。杜甫这组诗采用近似题材，截取不同时期的不同片段，通过写一“良家子”始愿立功而参军、终惧失节而逃归的经过，反映了重大时事，揭示了致乱之因，与《十五从军征》和《代东武吟》相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借鉴前代创作经验，最恰当的做法，当如杜甫这样不着痕迹，出于有意无意、不即不离之间。安禄山反于范阳，驱师南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太守、县令大多出降，无敢拒抗。诗人塑造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宁舍富贵而保节操的人物形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三 “血污游魂归不得”
天宝十五载（七五六）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郭子仪荐李光弼，以李光弼为河东副大使，分朔方兵一万人给他。六月，哥舒翰败于灵宝西，安禄山陷潼关。玄宗奔蜀，出禁苑西门延秋门。至马嵬，随行“护驾”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欲诛误国召乱的宰相杨国忠，要东宫宦官李辅国报告太子，太子拿不定主意。恰好这时吐蕃使者二十多人拦马向杨国忠诉说没吃的，没等杨国忠答话，军士就大声叫道：“国忠与胡虏谋反！”有人射了他一箭，中马鞍。杨国忠逃到马嵬驿的西门，军士们追上来把他杀了，支解了，还用枪戳着他的头放在驿门外示众，并且杀了他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士包围了马嵬驿，皇上听到了喧哗声，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左右便把杀杨国忠的事告诉了他。他走出来慰劳军士，叫他们解散归队，不听。皇上让高力士去问他们为什么，陈玄礼答道：“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皇上说：“朕当自处之。”进门后支着拐杖低着头站着。过了许久，京兆司录韦谔上前进言说：“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并叩头流血。皇上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皇上只好叫高力士将杨贵妃引入佛堂缢死了。将舆尸放在驿庭中，召陈玄礼等进来验看。陈玄礼等都免胄释甲，顿首请罪。皇上慰劳了他们，叫他们将这事晓谕军士。陈玄礼等都高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就重整队伍准备赶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之事。“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杜甫后来在《哀江头》中写下了这样的名句。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她过去是蜀地的娼妓）和幼子杨晞，以及虢国夫人、虢国夫人的儿子裴徽都逃往陈仓，县令薛景仙带领吏卒把他们逮住杀了。诸杨全部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只是便宜了昏君李隆基。不久，长安沦陷，大肆杀戮掠夺。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这就是肃宗，改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
京兆人李泌，幼以才智闻名，得到玄宗的赏识。张九龄也很看重他，称为“小友”。长大后，好神仙道术，常游嵩、华、终南间。天宝中召讲《老子》，得待诏翰林，又供奉东宫。当时肃宗当太子，玄宗让太子跟他结为布衣交，太子常称他为先生。杨国忠厌恶他，奏徙蕲春，后归隐颍阳。肃宗即位后派人去找他，恰好他自己就来了，见了很高兴。李泌对军国大事多所策划，史传说“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云”。历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位至宰相，封邺县侯，这是后话。
八月，以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唐讨贼。肃宗即位三十天后所派使者始至蜀，玄宗乃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往灵武传位。
以往玄宗每当聚会饮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了很羡慕，现在既已攻下了长安，就指示下面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赶舞马、犀、象，通通送到洛阳给他享受。司马光写到这里不禁议论道：“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灵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安禄山宴其群臣于洛阳禁苑中的凝碧池上，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欷歔下泪，匪徒们都拔出刀来监视着。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将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方恸哭。安禄山大怒，命人把他绑在试马殿前支解了。王维这时被安禄山拘禁在菩提寺，裴迪来看望他，说到这事，他很受感动，便口号一绝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来两京收复，凡做过伪官的分六等定罪，王维却因这首诗得到肃宗的宽恕。
九月，以广平王李俶（后改名豫，就是后来的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肃宗离灵武。十月肃宗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宰相房琯请自带兵收复两京，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与敌战于咸阳东的陈陶斜，几乎全军覆没。永王李璘反，率兵东下，辟李白为僚佐。十二月，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璘。这年岑参在轮台，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岁暮东归。
四 奉先·白水·鄜州
这年正月，杜甫仍留居奉先与家人团聚。这时他结识了当地的崔戢和李封。唐代以正月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日为晦日）、三月三、九月九为三令节。这年正月晦日他去寻访这两位朋友，曾写了首题为《晦日寻崔戢李封》的五古叙事抒怀。诗中先述节日早起兴致很高：
“朝光入瓮牗，尸寝惊敝裘。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晚定崔李交，会心真罕俦。每过得酒倾，二宅可淹留。喜结仁里欢，况因令节求。李生园欲荒，旧竹颇修修。引客看扫除，随时成献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不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瓮牗”虽用典：“荜门圭窦，蓬户瓮牗”（《礼记·儒行》），也是写实。中原一带用去底破瓮作窗户，今尚可见。据诗可知崔、李二宅与杜寓处邻近。他俩都家贫好客，杜甫常来这两家串门喝酒。在县里当然不会遇见公侯，这么说，足见他对王侯，对十年旅食京华、曳裾侯门的生活的厌恶。这一段写得很洒脱，有点陶诗的意味。接着写醉后反勾引起家国之忧、身世之叹：
“草芽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贻黄屋忧。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威凤自高翔，长鲸吞九州。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思见”二句典出《孔子家语》：“铸剑戟以为农器。”战乱方兴未艾，便作此想，可见他对时局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这一段是慨叹“威凤高翔，以致长鲸吞噬，盖贤人去而盗贼炽，如张九龄之罢相是也”（仇兆鳌语），自己虽忧时恸哭，但浮沉俗间，不能与天子分忧，只得随崔、李辈效阮籍借酒消愁而已。
不久，他又回长安右卫率府供职，当时同事中有个程录事要回老家去，见老杜家眷不在京里，寓所没起火，就自“携酒馔，相就取别”（《送率府程录事还乡》原注），老杜深为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的盛情所感，就赋诗送别说：
“千载得鲍叔，末契有所及。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若人可数见，慰我垂白泣。告别无淹晷，百忧复相袭。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赒给。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他说“程侯晚相遇，与语才杰立。薰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这程录事想是个聪明英俊、见义勇为的人。当此乱世，诗人劝他应知收敛，不要像猎鹘那样，一听到人呼唤便急忙向猎物出击：
“念君惜羽翮，既饱更思戢。莫作翻云鹘，闻呼向禽急。”他当时体弱多病，心情不好，感慨很多：“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途穷见交态，世梗悲路涩。”这一席对程录事的临别赠言，也是他涉世多年来的经验之谈。王嗣奭说：“起来写出倚老卖老，情状如画，而转到‘薰然耳目开’，妙有情致。”这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
这年夏天，正当叛兵逼近潼关的时候，老杜准备逃难，就从长安来到奉先，携家北迁白水（今陕西白水县），投靠他在这里做县尉的舅舅崔十九，寄寓在崔的“高斋”(9)中。他的《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即记其事。这诗首叙来踪兼记时节：“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后改蒲城，即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南县”即指奉先。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朱炎”即指盛夏。这是来逃难，所以有“浩荡”“旅食”的话。“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清晨陪跻攀，傲睨俯峭壁。崇冈相枕带，旷野迥咫尺。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写远景开阔，得居高临下、咫尺千里之势。老杜对主人体贴入微的照顾是极其感激的。“危阶根青冥，曾冰生淅沥。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泉声闻复息，动静随所激。鸟呼藏其身，有似惧弹射。”此写近景，上记所见，下记所闻。“危阶”二句言其地高寒：高斋地势陡峭，下临无地，看起来台阶就像植根于青冥之上；风声淅沥，阴壑恍积层冰。“鸟呼”二句显示了避难人的惶恐不安，也引出下段称美主人吏隐的高雅和款待的殷勤：“吏隐适情性，兹焉其窟宅。白水见舅氏，诸翁乃仙伯。杖藜长松下，作尉穷谷僻。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觌。”仇兆鳌说：“崔翁作尉，诸舅在焉，避乱相逢，故喜良觌。”“仙伯”犹言桃源中人。“坐久风颇怒，晚来山更碧。相对十丈蛟，欻翻盘涡坼。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烟氛霭崷崒，魍魉森惨戚。昆仑崆峒巅，回首如不隔。”此述山中风雷变化情状。《杜臆》说：“须溪云：‘蛟坼地亦实事。’是也。至雷寻地脉，以为‘用此起兴说到时事’，误矣。盖阴晴明晦，倏忽变幻，蛟腾涡坼，时或有之。前云‘危阶根青冥’，所处极高，而山下有雷，似碾于地底，但造语过奇耳。至于烟氛、魍魉，亦一时晦冥光景，但以乱离心事写出，词亦惨凄，盖发自性情者。”说写景中流露出乱离心事，比径直认为“记山中变幻之状，语亦暗影时事”符合实际一些。但写得如此风烟惨淡，总是为了衬出下段兵气来：“前轩颓反照，巉绝华岳赤。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当时西北资格最老的名将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天宝末年封常清入朝，正值安禄山反，再战失利，斩于军中。当时高仙芝正作为元帅荣王的副手，继封常清东讨，今见封常清败回，便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奔潼关，路遇叛军，甲仗资粮洒满一路。进了潼关，士气稍振，叛军攻不开，便退回去了。边令诚与高仙芝有隙，诬告他盗减军粮资助叛军，玄宗偏听偏信，也把他处死了。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末，哥舒翰入朝，途中得风疾，一直就留在京师，家居不出。封常清、高仙芝丧败以后，玄宗很看重他的威名，又见他素与安禄山不和，就召见了他，拜为兵马副元帅，以田良（一作“梁”）丘为行军司马（杜甫认识此人，有《赠田九判官梁丘》诗），王思礼、李承光等为属将，统率二十万大军守潼关。出师那天先驱牙旗触门，堕注旄，旗杆折，大家都认为不吉利。天子亲临勤政楼送行，诏哥舒翰“以军行，过门毋下”，百官郊饯，旌旗绵亘二百里。哥舒翰感到很惶恐，几次自言有病，皇帝不听。但因痼疾不能工作，便将军政委托给田良丘，叫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这三人争夺领导权，政令不能统一，士气涣散，无斗志。
天宝十五载（七五六），进拜哥舒翰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来攻关，给哥舒翰打跑了。老杜写诗时哥舒翰已进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称他为“相公”。当时哥舒翰领军镇守潼关，且有小胜，所以老杜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但想到高仙芝、封常清这样的一些常胜将军也都丧败身亡，战局多变，很难逆料，就不免忧心忡忡、痛哭流涕了。朱注以为潼关属华州，与白水近，故见兵气之盛如此。浦起龙不同意，说：“白水去潼关且四百里，安得云近？亦遥相虚摹之词耳。”说虚摹是对的，但多少有视觉实感作依据。白水距潼关不近，登高远眺，华岳诸峰当能入望。今见夕阳返照，映红了天际层峦，远水萦回，闪闪发光，心想华山下面就是哥舒翰重兵云集的潼关，不觉疑心那山岚漂浮着兵气，水色夹杂着刀光了。写景有力，令人魄动。上段提到了哀乐，接着便一层深入一层地抒写内心的忧虑：“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万国夫，休明备征狄。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卢元昌说：“高斋旅食，时哥舒正守潼关，李、郭皆请固关而守。国忠恐翰图己，促之出战，将相不和，潼关危矣。诗云：‘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谓守关犹足恃也。‘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谓将相协和，兼任李、郭，以图万全不败之道也。‘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谓宜枕戈衽甲，勿懈于防也。终曰：‘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又知阃任不专，庙谋失策，潼关必溃也。”诠释大致不差，可见老杜对时事很关心，看问题也很深刻。
老杜的忧虑不为无因。这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加上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哥舒翰的属将王思礼秘密劝说哥舒翰上表请诛杨国忠，哥舒翰不吭声。王思礼又请求带三十骑将杨国忠劫到潼关来杀了他，哥舒翰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同时也有人劝说杨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听了很害怕，就上奏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皇上答应了，派剑南军将李福德带领。杨国忠又募万人屯灞上，派亲信杜乾运带领，名为御贼，其实是防备哥舒翰。哥舒翰知道了，也怕给杨国忠搞掉，就上表请求将灞上军划归潼关；六月间又将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故杀了，杨国忠更加害怕。这时有人报告敌将崔乾祐在陕（今河南陕县），兵不满四千，都羸弱无备，皇上遣使催哥舒翰进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也上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杨国忠疑心哥舒翰要搞掉他，就对玄宗说贼正无防备，哥舒翰却逗留不出，将贻误战机。玄宗以为然，接连派出中使催促哥舒翰出击，路上使者项背相望，络绎不绝。哥舒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潼关，在灵宝（今河南灵宝县）西原遭遇崔乾祐部。两军会战，崔乾祐将军队埋伏在险要处，哥舒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观察军势，见敌兵稀少，就命令诸军进攻。王思礼等带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带领余兵十万紧跟在后面，哥舒翰领兵三万登黄河北岸土山上观战，鸣鼓以助其势。崔乾祐所出的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进或退，官军见了感到很好笑。其实崔乾祐带领精锐部队在后面严阵以待。一经接战，叛军偃旗息鼓像要逃跑的样子，官军一松懈，就不加防备了。不一会儿，伏兵发起战斗，从高处滚下木石，打死许多士卒。道路窄狭，士卒拘束在里面，枪槊不得施展。哥舒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想借以冲击敌人。晌午过后，突然起了东风，崔乾祐以草车数十辆堵塞在毡车之前，纵火焚烧，烟焰弥漫，官军张不开眼睛，就自相残杀，以为贼在烟中，集中弓弩乱射。天黑了，箭也用尽了，才知道并没有贼。崔乾祐派遣同罗精锐的骑兵从南山过来，窜到官军后面袭击，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措，于是大败。士卒或弃胄卸甲窜匿山谷，或互相拥挤掉到黄河里淹死，叫喊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追逼。后军见前军败，都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官军望见这情况也溃退了。哥舒翰独与麾下数百骑逃走，从首阳山西渡黄河入潼关。关外原先挖了三层壕沟，都宽二丈深一丈，人马掉到里面一会儿就满了，其余的人踩着他们走了过去，士卒得以回到潼关的才八千余人。第二天崔乾祐便占领了潼关。哥舒翰退到关西驿，张榜招收散兵，想夺回潼关。他下面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进去骗哥舒翰说：“贼至矣，请公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归仁率众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哥舒翰不肯。归仁就把他的脚捆在马肚子上，把诸将中不从的都抓起来捆绑了。正好叛将田乾真已到，就投降了，都送往洛阳。安禄山问哥舒翰道：“汝常轻我(10)，今定何如？”哥舒翰伏地答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安禄山大喜，以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又对归仁说：“汝叛主，不忠不义。”把他抓起来杀了。哥舒翰以书招诸将，都回信责备他。安禄山见无效，就把哥舒翰囚禁在洛阳苑中。潼关陷落，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都弃郡逃走，关中大乱，于是上自皇帝下至平民，莫不人心惶惶，纷纷出逃。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诗人杜甫也携带着家小杂在难民群中离开白水向北逃亡。十四年后他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写的《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诗中追述当初逃难的狼狈情状说：“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疆，飞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这诗一开头说：“我之曾老（一作祖）姑，尔之高祖母。”这王砅是他第四代的表侄。(11)《新唐书·地理志》：“同州冯翊郡，上辅。……县八。冯翊，朝邑，韩城，郃阳，夏阳，白水，澄城，奉先。”白水属该郡（天宝三载以州为郡），此“左冯翊”当指白水而言。(12)他和王砅两家当时都寄寓白水避乱，后又一同由此北逃。上路之初，老杜是骑着牲口的，哪知牲口给人抢走了，只得步行，一个人落在后面，不小心掉在蓬蒿坑里。亏得他这位重表侄心肠热，见他丢失了，便走回十里呼号着他的姓名寻找他；找到后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还右手拿刀，左手牵着缰绳，一路保护着他追赶前面的两家人。这活命之恩老杜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乱离中聚散无凭，他们后来分开了，长久见不到面，深以为恨。——这一段写得很具体很真实，千载之后让人读了还可以犹如亲历其境地感受到当日人们逃难时的仓猝、惊慌和混乱，很显然，白水一定是突然遭到叛军的袭击了。
由于得到王砅的帮助，老杜不久就跟家人会合，继续赶路。夜半他们经过了白水县东北六十里的彭衙故城（即今彭衙堡）。赶上这十天老下大雨，道路泥泞，很不好走。经过一两天的辛苦跋涉，他们抵达了同家洼，暂投故人孙宰家小住。一年之后，诗人将这一段流亡经过极其生动具体地写入《彭衙行》：“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13)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14)，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15)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16)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至德二载（七五七）杜甫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家，路经彭衙之西，因忆及头年避乱途中承孙宰盛情接待，但不能枉道相访，就写作了这首诗以志感。除末四句抒发写诗时的感触外，其余皆缕述去岁仓皇出逃情景，这不仅为诗人一家，也为当时颠沛流离的难民群留下了真实的艺术剪影。为了尽可能地避开危险，夜深仍在赶路。月光照着远处白水县城那边的山峦，显得格外凄凉。（诗人可能下意识地在寻找那个根本无法辨认的他盘桓多时、刚离开不久的高斋呢！）一家大小都在徒步行走，那一副副狼狈相，见到了人真不好意思。山野里静悄悄的，鸟儿一声长一声短地啼叫着，就是不见有逃难的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天真的小女儿饿急了直咬我，我怕她的哭声引来老虎和豺狼，就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捂着她的口，哪知她拼命挣扎着闹得更凶了。小儿子见妹妹饿得这样，装着懂事的样儿，采来一些苦李子给她吃，这苦李子怎么能吃呢。最近十天之内一半时间有大雷雨，道路泥泞，大伙儿只好相互牵扶或抓着两旁的树木往前走。没有雨具，路又滑，衣淋湿了又冷。有时走得真艰苦，整天都走不了几里地。采些野果子当干粮，在低低的树枝下歇息。早起蹚着石径上雨后四处乱流的山水出发，晚上住在天边有人烟的地方过夜。正想在彭衙附近的同家洼稍作休整，然后再往北逃出芦子关（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去，恰好遇到孙宰你这位老朋友。你真是义薄云天，连夜张灯迎客，大开重门。烧水烫过了脚，又剪纸作旐为我们招了那惊吓得出了窍的魂，这才让夫人和子女出来跟我们见礼，彼此相对，热泪纵横。实在太劳累，小孩子们早睡熟了，还是得叫起他们来叨扰这顿丰盛的晚餐。你发誓说要跟我结拜为兄弟，还把堂屋腾出来让我们住。在这样的艰难岁月，谁肯这样肝胆相照？咱们别来不觉又是一年，可是战乱仍未平息。要是我什么时候有了翅膀，能飞落在你跟前，那该有多好啊！——这是一幅流民图，也是一卷风俗画，惊惶中见温暖，凄凉中显幽致，叙述中有感情，像生活一样真实，却不是生活的罗列，诗所以写得好。“一旬”数句可与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一段参读。
在孙家小住之后，老杜又携眷经华原（故治在今陕西耀县东南）、三川（故治在今陕西富县南）赴鄜州（今陕西富县）。《旧唐书·地理志》载三川县属鄜州，以华池水、黑水、洛水三水会同因名。诗人行经此地时正值三水暴涨，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纪实抒怀说：“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礌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不有万穴归，何以尊四渎。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黪黩。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跼。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过了华原，一片汪洋，平地都淹没了，只剩下些土山包，人们连日在山沟里走。火云在凝聚，不时地抽着闪电，还有雨下。这里是黄土高原，众水汇聚在山洼子里，激流黄浊，波涛汹涌，悬崖崩踣，似有蛟龙飞窜。麋鹿走投无路，都登上了那一小片露在水面上的高地。山水猛涨，冲倒了树木；木石堵塞了水口，发出鬼哭神号的咆哮声，令人不免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今见洪水排泄不了，才懂得了那有着千万条孔道排水的江、河、淮、济“四渎”何以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尊崇。上游涨这么大的水，我真怕是翻江倒海，把水倒灌上来了。沙石漂流将圻岸冲走，沟壑里的松柏枝叶全给拍岸的惊涛漱掉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水势凶猛，华原县东南四里这座土门山的山门也快给冲破了；据说地有三千六百轴，这回旋翻滚的洪水兴许能裂开地轴。这洪水汇合了洛水奔赴黄河，不用一两晚便会流到潼关。想起这洪水会淹没几个州，我耳边就好像响起了万家的哭声。这肮脏的浊水远没有澄清，风涛还在继续发怒，不知何时阴气才能消除，恢复正常的舟车交通。我如今漂泊在外，道路窄狭，世间难以容身，就像这石壁梯滑无落脚之处一样。天空中风云雷电正聚积个没有完，路就越走越艰险窄狭了。普天之下既然没有桥梁，要想渡过这茫茫的水面就唯愿这水退了啊！想到山林中许许多多流离失所的难民难以逃脱一饱鱼腹的厄运，我不觉举头祈祷苍天，要是能让大伙儿骑着鸿鹄脱险该多好！——卢元昌说：“时禄山作乱，神州有板荡之象。篇中云：‘声吹鬼神下’，阴长阳消也。‘势阅人代速’，世事沧桑也。‘何以尊四渎’，无复朝宗也。‘反惧江海覆’，中原陆沉也。‘云雷屯未已’，建侯不宁也。‘普天无川梁’，拯救无人也。语意显然。”个别解释未必尽然，认为诗中关于观涨的所见所感大多与时世之忧有关，却是不错的。安禄山叛乱的终于爆发，对于事先并非毫不觉察的老杜来说，仍然是一场心灵上的大地震。“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偏遇打头风。”正当他闻警出逃、惊魂未定之际，齐巧又碰到这场特大洪水。这天灾、人祸又都是那么铺天盖地、来势汹汹。他身心受到了双重威胁和折磨，这怎教他不把二者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呢？时人好谈形象思维，光就这一点而论，在潜意识里，在可怖的梦魇中，这二者是那么扑朔迷离，是很容易相混的啊。处在生死莫卜、前途渺茫的困境，诗人作诗以自遣，居然能推己及人，想到“数州”“万室”的悲欢，这该是出于真心，非故作姿态以邀誉于千载吧？人问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从何而来，我看，正像这首诗所明显地显示出来的那样，主要是来自生活遭遇的多少接近人民。当然，他那一点尚能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正由于仕路蹭蹬而幸未为官肠吏肚所替换，这也不失为一个主观上的因素。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论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说：“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要想分辨这一席话的正确与否，我认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观水涨》“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这两句诗。“士”而居于“中林”，无疑是山林隐逸了。王康琚《反招隐诗》说：“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王维《济上四贤咏·郑霍二山人》说：“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就是明证。这样，是不是能说杜甫当时仅仅只是担心山林隐逸们会给鱼吃了呢？恐怕不能。因为诗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过：“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可见他担心的不只是山林隐逸而是“数州”“万室”会给水淹了。难道这“数州”“万室”通通住的是山林隐逸，不住老百姓么？既然这诗中的“中林士”在老杜的心目中主要是指“数州”“万室”的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么，我们就不能死抠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诗中的“寒士”就只能指“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而决不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小时读书，抽象地，甚至教条主义地信仰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长大了也自认为此而奋斗，当一旦接触现实，接触人民，竟致多少产生了“大有民胞物与之意”，这在旧社会并非毫无可能。倘若老杜当日果真如此，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呢？王嗣奭说：“描写水势之横，不减虎头之画，而‘声吹’‘势阅’二语，似不可解，而光景宛然，故前辈赏之，真惊人语也。”又说：“此诗之佳，在摹写深刻，如‘声吹’‘势阅’二句，无人能道，然终与唐人分道而驰。比之画马，他人皆画肉，而公则画骨，此其超出唐人者。肉易识，骨不易识也。”（此条今本《杜臆》不载，此据仇注所引）这首诗在艺术上不大为人所称道，王嗣奭诸人能赏其摹写深刻、出语惊人，颇有眼力。老杜善于捕捉并描状优美清新的情境和细致微妙的生活感受，且着意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关于他在这些方面的特长和成就，前几章中我已多次讲了我粗浅的看法。这里，我们又高兴地见到了他为开拓传统诗歌的题材，为发展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所做的新探索和所取得的新成绩。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了盛唐，名家名作，大量涌现，形成了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阔，体裁多样，技巧精湛，风格迥异，各臻其妙。但是正如任何事物一样，在日趋成熟、完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框框，窒息着它的生机。毛奇龄《西河合集·诗话》在论证中唐诗歌之所以必须大变时曾中肯地指出：“盖其时丁开（元）、（天）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可见前代学者中早就有人见到开、天时期诗歌虽然全盛，却也同时形成了“旧法”（即框框），给其后诗人们的创作带来束缚的这一现象。在我看来，盛唐诗歌创作中最普遍、影响也最大的“旧法”之一，是要求诗写得富于常人所理解的那种“诗情画意”，也就是说要符合优美的境界、情操、感受和语言等等正常的美学标准，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这在大家李白、王维集中往往可见，老杜亦复不少）。不管老杜当时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实践中为“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对这种在当时已逐渐形成的“旧法”的突破。他着意捕捉、描状优美清新的情境和细致微妙的生活感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固然是一种新探索和突破，但仍旧是基于上述所谓正常的美学标准，也就是说并未从根本上破除“旧法”。随着他久客长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贫困，尤其是安禄山叛变的突然爆发，他的处境和遭遇，无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见所感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难用那种基于正常美学标准的“旧法”来加以表现，于是这就促使他不得不暂时收拾起闲情逸致、诗情画意，舍弃那娴熟的技艺，另辟蹊径，尝试以破体的笔墨表现反常的生活和心境，犹《诗经》的有变风、变雅，音乐的有变宫、变徵一样。
一九七九年夏天，叶嘉莹教授在北大中文系讲学，指出杜甫在《秋雨叹》中居然让“雨中百草秋烂死”这样的语辞和形象入诗，可算得是对传统诗歌习惯写法的大胆突破，是诗歌创作中写实手法的深入（大意如此）。我觉得这话讲得好，真是一语破的。旅食京华后期的杜诗中，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如“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醉时歌》）、“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等等，莫不摆脱俗套，如实刻画。而《三川观水涨》，则更是纯以破体的笔墨写险恶的境地和恶劣的心情。借助于冷僻奇峭的文辞，组织种种杂乱无章的形象，便粗犷有力地显出山洪涨势的凶猛和遭淹面积的宽广，并从而烘托出极端惶恐的情绪，勾起无比深广的忧思。诗人这种举重若轻、似拙实巧的艺术表现才能，实在令人惊叹不置。王嗣奭称道此诗犹如画马之能画骨，确乎是有所见而发。歌德说：“我们德国美学家们大谈题材本身有没有诗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并非一派胡说，不过一般说来，只要诗人会利用，真实的题材没有不可以入诗或非诗性的。”千多年前老杜的创作实践，证明这话至确。仇兆鳌引《海赋》四条，《江赋》二条，《魏都赋》《西征赋》《叹逝赋》《风赋》《南都赋》《上林赋》《舞鹤赋》《太玄赋》各一条，分别为该诗中所用典故注明出处，在我看来，这恰好显示了这诗不仅在用词遣句上，甚至在构思和写法上，都明显地受到了赋，尤其是《海赋》《江赋》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赋主铺叙，“写物图貌，蔚以雕画”（《文心雕龙·诠赋》）。诗人借鉴赋的凝重雕画笔触以增强其风骨，又保持诗歌比兴抒情的特色，这样，就产生了像《三川观水涨》这种以“诗”为体以“赋”为用的新的诗歌构思和表现方式。所以王嗣奭说：“遵岩极取此诗，余谓三川水涨，谓之赋可，谓之比亦可。”诗和赋的特色，这诗是兼而有之的。由此可见老杜“熟精《文选》理”的过硬功夫，和他“转益多师是汝师”，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非凡本领。目前大家都在认真地讨论新诗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我们难道不能从这里得到点什么启发么？
老杜一家，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过了洪水泛滥的三川地区来到了鄜州，将家安置在羌村(17)居住。在此期间，得知肃宗七月即位于灵武的消息，即只身离开鄜州，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市）(18)，想出芦子关（在今陕西横山县附近），去投奔行在。
这时作的《避地》诗说：“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19)。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上截写避乱伤时的感叹，下截望新主能光复旧物。顾宸说：“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仇兆鳌说：“此诗见赵次公本，但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非也。今从顾氏。”说作于至德元载是对的，但不得说“窜归凤翔时”。老杜“避地”之初，刚逃离白水即“块独委蓬蒿”，走到三川又遇洪水，“连天走穷谷”，难道这还不算是“窜身筋骨劳”，非得“窜归凤翔时”才算么？据第一、五两句，这诗当作于避地鄜州，闻肃宗即位灵武后，欲赴行在尚未成行时。又，“岁时晚”犹如《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忧端且岁时”中“且岁时”的意思一样，是说已经过了大半年了，这一年眼看又快完了，不一定指冬天，因为他作《月夜》时已身陷长安贼中，诗中说：“清辉玉臂寒。”绝非冬夜望月情状。同时又有《送灵州李判官》诗，末二句说：“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案：《新唐书·郭子仪传》载：“（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诏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本军东讨。……太子即位灵武，诏班师。……赴行在。……拜子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朔方）节度。”两相对照，可知这诗当作于至德元载肃宗即位之初。黄鹤及朱、顾诸家俱编在乾元二年，冯注从《杜臆》编在至德二载，均非。灵州即灵武。“李必节度所辟”（浦起龙语），老杜作诗送李赴灵武入幕，非如仇兆鳌所说“在凤翔时”送李入灵武幕。
他的《得舍弟消息二首》也当作于这一时期。(20)其一说：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火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人魂。”平阴，今山东平阴县。其弟杜颖曾任齐州临邑（今山东临邑）主簿，老杜游齐鲁时曾迂道去探望过他。这里指的当是杜颖。老杜得到他逃亡到平阴后捎来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写了这两首诗抒发乱离悲苦之情。其二说：
“汝懦归无计，吾衰往未期。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可见诗人当时身逢乱世、心力交瘁情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只说十口，这里的“三十口”当合他和杜颖两家而言。浦起龙说：“弟之家口在东京陆浑庄。公时家寄鄜州。鄜州属西京。”据诗意可知他接近年终时（“忧端且岁时”）尚在羌村。他离家首途奔赴行在当在此后不久。
五 “日夜更望官军至”
《资治通鉴》至德元载（七五六）载长安陷落之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指叛军）”。当时叛军势力已蔓延到鄜、坊一带。老杜“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新唐书·杜甫传》），被送到长安。幸而他当时地位不高，名声不大，自己又注意隐避，没有被胡人重视，没有像长安一般的官员那样被押送到洛阳署以伪职，逼迫投降，而且还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准许出外游览、访问，行动比较自由。史传称赞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确乎是很不容易的。被俘陷贼，痛苦异常，这当然是极大的不幸。不过，他得以亲历其境，目睹了沦陷后长安的种种惨象，写出不少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的篇章，为他的“诗史”增添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的史料，录下了动乱时代人民的心声，这不能说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的名篇《月夜》当是诗人被俘送到长安后写作的现存最早的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从所写景色，从民俗和心理状态看，古今注家将这诗定于至德元载（七五六）八月作是可信的。肃宗即位是在七月十三日。消息传至羌村当在这月下旬。老杜离家奔行在以及中途被俘送到长安当在八月上旬。从“今夜月”生出“双照泪痕干”的联想，当是满月。揣情度理，说这诗即作于刚被送到长安后不久的中秋月夜，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身陷贼中，安危莫卜；家寄异县，生死难知。才到劫后长安，便逢团圆佳节；对月怀人，岂不伤神？王嗣奭解此诗极佳：“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儿女尚小，此其只独看者也。鬟湿臂寒，此看月之久，忆望之至也。‘何时’应‘今夜’，‘虚幌’应‘闺中’，‘双照’应‘独看’。前联小不解忆，乃复可悲。韦应物《悼亡》诗：‘幼女复何如，时来庭下戏。’本此。”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难说韦应物一定本此。不过用来作为对照，却有助加深理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也与此相仿佛。义山的这首小诗用素描手法成功地将特定情境中的感受、情绪写了出来。归去无期，因“君问”而更加苦恼。“夜雨涨秋池”，也“涨”了客子的愁思。才将人引入那情境，体会到那滋味，便“探过一步作收，不言当下如何，而当下可想”（纪昀语）。如果容许我套用纪昀的话，我将说，杜甫的《月夜》不仅尾联“探过一步作收，不言当下如何，而当下可想”，还“探过一步”写闺中的思己和小儿女的不知思己，而己之思家可想。今天科技发达，通过人造卫星可以在全球各地发出或收到图像和声音。古人无此设备，只好借助于天然卫星——月球在想象中联系两地的感情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句）“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沈佺期句）就是如此。诗人望着光照两地的月亮，不觉出了神，产生了幻觉，恍惚自己就在鄜州家人的身旁，是那么的逼真，那么的亲切，可是却无法接近。这真是莫大的悲哀。这不就把那“探过一步”并未直接去写的思家之情，巧妙地，也更加感人地表现出来了吗？文艺创作是应该讲究构思和表现手法的，但是，真正优美的构思和表现手法必须来源于真正优美的生活感受，并根据这感受的原有形式加以概括、提高。就拿《月夜》和《夜雨寄北》来说，它们绝不是用后人总结出来的“探过一步”法去套生活，而是在诗人特定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然后才被加工写成这么个样子，并给人总结出这个“探过一步”法来的啊！
《哀王孙》也是他这次来长安后不久所作：“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仇兆鳌说：“按明皇西狩，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二日。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诗云：‘已经百日窜荆棘’，盖在九月间也。诗必此时所作。”古人根据封建主义的观念，甚赏诗中所表露的“忠臣之盛心”“忠义肝肠”，对这诗评价甚高。今人出于反封建主义的观念，恰恰以此为大病，对这诗即使不加批判，也多半采取回避态度。我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安禄山为了要报头年玄宗杀他儿子安庆宗的仇，就命令部将孙孝哲入长安大杀皇族，在崇仁坊挖心以祭安庆宗。同时还把杨国忠、高力士的同党，以及安禄山素来所痛恨的人都杀了，共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开脑盖，流血满街。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逃窜在外、东躲西藏的王孙，比平民所受的威胁大，罪孽又没有杨国忠、高力士同党那么深重，诗人偶然遇到了这样一个可怜虫，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不过，这同情和关怀到底不同一般。他说：“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又说：“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即使说他表示拥护唐王朝，盼其光复，反对安禄山，望其速败，其政治倾向性是进步的，而其中表露出来的天命论观点和忠君思想却仍然是迂腐可笑的。可见那种光看到所谓“忠臣之盛心”“忠义肝肠”就给这诗以高度评价的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起码是很不全面的。反之，那种仅仅因为诗中存在着愚忠思想就全盘否定这诗或不敢公开承认其意义的看法和做法也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公正的。其实，只要不囿于上述两种偏见，这诗的意义和价值本来是不难发现的：（一）皇帝和达官贵人前不久仓皇出逃情景虽未亲睹，当是亲耳所闻，并非纯属虚构。至于有关当时长安凄凉境况的描写和邂逅王孙情事的叙述，以及后面对叛军大肆杀戮并劫掠长安财宝用骆驼运往范阳等罪行的揭露，则无疑是作者亲眼见到、亲自遭遇到的。读到这些，简直像在读敌占区记者写来的通讯报道(21)，这种身临其境的出奇的真实性，绝非后代根据间接档案材料写成的史传所能比拟。（二）他先说“屋底达官走避胡”，接着说“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那么，这急于逃难、置骨肉于不顾的，似乎是指达官了。然而不然。《西京杂记》载文帝自代来，有良马九匹，号为九逸。王嗣奭说：“‘金鞭’‘九马’，天子所御。鞭断马死，是说天子西奔之急，而读之不觉，盖不忍明言耳。”仇兆鳌说得更干脆：“‘金鞭’四句，言皇上急于出奔，致委王孙而去。”不管是由于奴性未除也好，是怕惹祸也好，老杜不敢明说皇帝，这在他本不足怪（封建士大夫谁不如此？），在我们总觉得不大对劲儿。不过，他到底拐着弯子让我们看懂了他的意思。（可惜平素领悟力很强的杨伦先生这次却没参透其中奥妙，竟相信了张戒的话，说这不过是指“达官走避胡之急也”。）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敢非议皇帝，甚至竟忍不住在字里行间有所表露，这能说他真是彻头彻尾、彻内彻外的愚忠么？《资治通鉴》载玄宗出逃情事颇详：“（甲午）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将这一段记载与这几句诗对照起来读，诗人的讽意就更加清楚了。在封建时代，对于封建意识较浓的士大夫来说，能如此，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难道还要求他去给太上皇李隆基糊大字报么？（三）他批评了哥舒翰将河陇朔方兵拒贼败绩于潼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密切注意着形势的发展和好转：“窃闻天子已传位”“花门剺面请雪耻”，表示了诗人身在难中而心怀天下的积极态度和爱国热忱，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的。这诗娴熟地运用古乐府手法写时事，通过大笔涂抹以显全貌，工笔点缀以补细节（如“腰下宝玦青珊瑚”），便境地自呈地展现了劫后长安的惨象，神情宛若地描写出王孙走投无路的绝境和诗人的古道热肠，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说：“城上乌，尾毕逋。”杨慎说：“《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杜盖用其事，以侯景比禄山也。”（仇注引）点化歌谣入诗，居然如盐着水，有味无迹，知之者赏其深旨，不知者爱其写景现成（旧时观念：群乌夜啼是不祥之兆），得民歌咏叹口吻。说杜诗字字有出处未免过分，但此等处却不得贸然抹杀其惨淡经营、推陈出新的匠心。
这年（至德元载）十月，宰相房琯请求让自己带兵去收复两京，肃宗准许了。房琯兵分三路：命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兵；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旧治在今陕西武功西南）进兵；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遭遇敌将安守忠，战于咸阳东边的陈涛斜。房琯本来想沉住气等待时机，无奈监军宦官邢延恩催促，只得草率出战。(22)房琯性迂阔，好空谈，妄效古代的车战法，以牛车二千乘，骑兵步兵夹着进攻；敌人顺风鼓噪，牛皆震骇，接着就纵火焚烧，人畜大乱。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而已。老杜在长安听到了这个惨败的消息，又见到了那些得胜回城、气焰嚣张的群胡在狂歌纵饮，感到十分哀伤十分愤怒，就写了《悲陈陶》这首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孟冬就是阴历十月。陈涛又叫陈陶泽。四万人同日战死，当然泽中满是鲜血。这是血淋淋的真实的历史记录，是诗人内心剧痛的径直倾吐。作诗者无心，也无须作艺术夸张；读诗者千万勿误以为是夸张，以免减弱诗歌强烈的真实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血洗箭”一作“雪洗箭”，仍以作“血”字为佳。一般地说，诗歌忌尽，忌露，忌刺目。但是，对待这样的题材和感情，任何修饰和遮掩必会弄巧反拙，影响艺术效果的。这时肃宗已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彭原在长安北，所以说：“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结语兜转一笔好，写出人心不去。”（浦起龙语）这也是诗人的心愿。
陈涛斜大败后两天，即十月二十三日，房琯又亲自带领南军出战，复败，杨希文、刘贵哲降敌。《悲青坂》即为此而作：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青坂不详，当离陈涛斜不远。太白山在武功。房琯兵分三路，中军从武功进兵。黄头部是契丹别种室韦的一个部落。奚与室韦并非一族（详《新唐书·北狄传》）。《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反，发同罗、奚、契丹、室韦、曳落河之众，号父子军。这里的黄头奚儿只是用来泛指胡人。这诗前四句“见彼壮我怯”情状，所以末后望官军从容备战以待时机。邵子湘说：“‘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所以为诗史也。”（《杜诗镜铨》引）身陷贼中，心里想的却是军国大事，甚至意见还很正确，足见他对时局极其关心，且有远见卓识。
他见官军新败而贼势正盛，内心感到十分愁苦。一天，他对雪独坐，曾经写了首五律抒怀说：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记不起是西方哪位作家的一篇短篇小说，写一个人严冬无钱生火取暖，就在炉膛里点起一支蜡烛，别人发觉了很奇怪，他自我解嘲说，这是他的新发明：这样做，人们见到红红的火光，便觉浑身温暖如春了。这是个小小的辛酸的讽刺，可笑变复可怜。老杜的发明就更妙了，不须点烛，也觉得炉火通红。这毫无自嘲的意思，读了只觉可悲，想苦笑也笑不出来。“炉存”尚可引起“火似红”的条件反射，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些想象中的温暖的慰藉。那么，“瓢弃樽无绿”，连条件反射，连精神上的慰藉也没有了，是不是就更加愁苦了呢？那倒未必。其实，不管“无绿”也罢，“似红”也罢，都不过是藉以表现他穷愁苦恨之极的境况和心情而已。“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要是在平时，天寒欲雪，独处无聊，尚可邀友围炉，饮酒遣闷。老杜这时不仅得不到这小小的生活乐趣，心头还压着伤悼新近陈涛斜四万人的阵亡、忧虑风雨飘摇的国运等精神重负，这怎教他不感到痛苦异常呢？东晋殷浩为中军将军，北伐失利，被黜放，口无怨言，态度自若，谈咏不绝，就只整天往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四字（见《晋书·殷浩传》）。多么强盛的大唐帝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像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样一些威镇西陲的常胜将军莫不一触即溃，或死或降。好不容易盼来官军反攻，谁知一败涂地，全军覆灭。殷浩的遭贬算得了什么，这才是一些最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愁坐正书空”，话虽平淡无奇，却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诗人块然独坐、对雪愁吟时苦痛的心情和惶惑的神态。
六 “祸转亡胡岁”
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安庆绪谋杀其父安禄山。安禄山自从称兵作乱以来，双目渐昏，到这时已不再能看见东西。又生了疽，性情越发躁暴，身边跟从的人，稍不如意，动辄鞭挞，或者杀了。即称帝，深居禁中，大将们很难见到他的面，都通过他的亲信严庄来回传话。严庄虽然地位很高，很受重视，也免不了经常挨打。一个叫李猪儿的，出生于契丹部落，十几岁就服侍安禄山，人很机灵。安禄山把他阉了，很信任他。这李猪儿挨打最多，左右人人都感到自身难保。安禄山的宠妾段氏，生了安庆恩，想让安庆恩替代安庆绪当继承人。安庆绪经常担心自己会给害死，不知如何是好。严庄对安庆绪说：“事有不得已者，时不可失。”安庆绪说：“兄有所为，敢不敬从。”严庄又对李猪儿说：“汝前后受挞，宁有数乎！不行大事，死无日矣。”李猪儿也答应了。正月初一，安禄山朝会群臣，疽痛难当，罢朝。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外，李猪儿执刀直入帐中，砍安禄山的腹部。左右害怕，不敢动弹。安禄山眼睛看不见，摸枕边佩刀摸不着，就摇动帐竿大叫：“是家贼！”一会儿，肠子都流了出来，死了，终年五十余岁。他们就在床下挖了个几尺深的坑，用毡子把尸体包了埋好，警告宫中的人务必保密，不得泄露。第二天一清早，严庄对外宣称安禄山病危，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接着即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庆绪性昏懦，语无伦次，严庄恐怕他不能服众，不让他见人。安庆绪整天纵酒作乐，把严庄当兄长对待，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冯翊王，事无大小，都取决于他；又厚加诸将官爵，收买人心。
头年年底以来，史思明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延介从范阳，引兵共十万，进攻太原；李光弼严加防御。史思明等围城月余，未能攻下，反而损失了成千上万人。会安禄山死，安庆绪调遣史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攻太原。
二月，肃宗来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李光弼带领敢死队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蔡希德逃走。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先是安禄山占领两京，将珍宝财货都运往范阳。史思明如今拥强兵，据富资，日益骄横，逐渐不听安庆绪的节制了。是月，永王李璘兵败被杀。
四月，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此后郭子仪部与敌战于长安城西的清渠，失败，退保武功。郭子仪请自贬，降为左仆射。这时府库空虚，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发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凭临时填写姓名。其后又听凭以信牒授人官爵，有的竟封到异姓王。诸军只以职任相统辖，不再计较官爵的高下。这次清渠之败以后，又以官爵招收散兵游勇，因此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换一醉。凡应募入伍的，一律穿金紫，甚至有些朝士的僮仆身穿金紫，号称大官，而仍然在当听差。名器之滥，无以复加。
五月，房琯罢相，以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房琯性高简，当时国家多难，他经常称病不上朝，不把工作放在心上，整天跟人高谈佛、老，或者听门客董庭兰弹琴。御史奏董庭兰贪赃枉法，于是罢房琯为太子少师。
闰八月二十三日，肃宗遣郭子仪等攻长安；郭子仪先行，屯兵扶风（今陕西扶风）。
九月，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带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到凤翔。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代宗）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李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称李俶为兄。大军在扶风与郭子仪会合。庚子（二十五日），诸军一齐向长安进发。壬寅（二十七日），到了长安西边，在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摆好了阵势。经过一场血战，斩首六万级，沟堑里填满了死尸，叛军大溃，弃城逃走。癸卯（二十八日），大军入西京。开头肃宗急于收复京师，跟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无能而凶狠、自私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如此，良可慨叹！）这时，叶护要践约。广平王李俶拜在叶护马前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仍为自己作想！）
十月，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协力固守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城，终因兵粮俱尽，为贼将尹子奇攻陷。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同时遭斩，许远被执送洛阳。张巡《守睢阳作》：“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记录了当时守城苦战实况，表现了作者刚毅坚贞的精神。同平章事、兼河南节度使张镐闻睢阳危急，率部兼程进发，命令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和谯郡太守闾丘晓，共往援救。闾丘晓素来傲慢，不服张镐调动。等到张镐赶到，睢阳城已陷落三天了。张镐将闾丘晓召来，把他杖杀了。《新唐书·王昌龄传》说诗人王昌龄是江宁人，以安禄山乱起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轮到闾丘晓将被张镐杖杀时，他哀求说：“有亲，乞贷余命。”张镐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闾丘晓就没话说了。张镐处置了这个很霸道的东西，是很得人心的。官军发动进攻，洛阳吃紧，庚申（十六日）夜，安庆绪带着他那一帮子从苑门出奔河北；杀所俘获的唐将哥舒翰等。许远死于偃师。壬戌（十八日），广平王李俶入东京。回纥心里还不满足，李俶感到不好对付。父老们出面送给回纥万匹绫罗锦缎，才算了事。李泌为远祸计，在对肃宗做了适当的建议和规劝之后，坚持请求归山，肃宗留他不住，只得听任他归南岳衡山，敕郡县为他筑室于山中，给三品料。癸亥（十九日），肃宗发凤翔还都。丙寅（二十二日），肃宗到了咸阳县东数里的望贤宫，得东京捷奏。丁卯（二十三日），肃宗入西京。两京受伪官爵者系大理、京兆狱。杜甫的旧友国子司业苏源明称病不受安禄山官，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癸酉（二十九日），回纥叶护从东京来，皇上命百官到长乐驿迎接。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肃宗答应了。
十一月，广平王李俶、郭子仪来自东京，皇上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赦天下，只有跟安禄山同反的和李林甫、王、杨国忠的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李俶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皆晋爵有差。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陷贼诸官以六等定罪。斩投降安禄山的原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肃宗因曾受张说父子的保护，想免张均、张垍死罪，玄宗不许，张垍长流岭表（两《唐书》本传都说“垍死贼中”），张均处死。
至德二载，用老杜话来说是“祸转亡胡岁”，是唐王朝否极泰来的一年，对四十六岁的杜甫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年，终于从沦陷的长安逃出来了。
七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头年（至德元载）老杜一个人在沦陷的长安过年，境况的孤寂，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幸好这年大年初一那天，新认识的青年朋友苏端、薛复请他去喝酒，加上座中另一位客人薛华唱了首自己作的风格苍老、可与李白比美的七言歌行，他感到很高兴，也写了首长诗，一抒内心的郁悒：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蚤。爱客满堂尽豪杰，开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薛复，未详。薛华，仅独孤及在《燕集诗序》中简单地提了一句：“右金吾仓曹薛华会某某于署之公堂。”杜甫论时人诗，难免褒奖，但也不做毫无根据的溢美。这里把薛华的长句（七言歌行）跟李白的相提并论，又都以鲍照相比，这不是随便说的。可惜薛华的作品一篇也没有传下来。(23)《唐科名记》载苏端及第。《旧唐书·杨绾传》载：“比部郎中苏端，性疏狂，嫉其（指杨绾）贤，乃肆毁黩，异同其议，上（指代宗）怒，贬端为广州员外司马。”(24)这苏端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官，人品却不怎么样。诗中称一苏二薛为“诸生”，当时他们都未中举、入仕。又说“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诸生“颇尽新知乐”，他们三位都很年轻，老杜跟他们也是新近才结识的。旧注以为此诗是天宝十五载正月初旬作，理由是：“是时方讨禄山，故云‘恶闻战鼓悲’。若京师已陷，身在城中，不应诗中无一语及之。岂能快意于酒，复简薛华乎？”不无道理，仍可商榷：（一）上日，朔，即阴历每月初一。《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开筵”句当指大年初一的宴会。据前所述，天宝十五载正月杜甫仍留居奉先与家人团聚。又据《雨过苏端》“妻孥隔军垒”，知老杜与苏端过从是在他被俘送来长安时，苏端住在沦陷后的长安而非奉先。可见此诗只能作于至德二载正月困居长安时。杨伦虽未明说，却将这诗置于《对雪》《月夜》之后、《元日寄韦氏妹》之前。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指明作于至德二载元旦，这是正确的。（二）细细品味“垂老”二句、“万事”句、“如渑”二句、“忽忆”二句，显然有伤战乱而惧填沟壑的深忧。《对雪》说“瓢弃樽无绿”，他早就想借酒浇愁了。痛饮不过是借酒浇愁而已，难道是真的快意么？要知道，老杜当时行动虽较自由，总是被俘的小官吏。如果我们多少懂得点人情世故的话，就不该再要求他在公开与人唱和的诗中有什么更明确的表示了。这诗写得很好，“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不仅写出醉中狂想，也写出了他渴望光明、追求温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这不就是他困居长安时的内心显象么？宋高宗建炎年间，洪皓出使金朝，因不肯仕金，被留十五年后始返南宋。他羁留北地时，曾写了首《江梅引》以抒发故国之情，其中“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三句，即化用其意。洪皓是最理解这种渴望光明、追求温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了。“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与“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便筑糟丘台。”（李白《襄阳歌》）“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与“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gui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同上）两两相似，同中有异，不即不离，风格各别：艺术借鉴当如是！王嗣奭说：“‘山东李白’，用修定为‘东山’，谓白素以谢安自比，恐是臆说。按：白本蜀之彰明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任城即今济宁，有李白酒楼。又与孔巢父辈隐于徂徕山，在今泰安，故云‘山东李白’。”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与《旧唐书》都称李白为山东人，因李白久寓山东的缘故。但《旧唐书》谓其“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与范传正《新墓碑》所载“父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全然不同，未知何据。
元旦这一天，他还写诗怀念钟离（今安徽临淮关）的韦氏妹说：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元旦寄韦氏妹》）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说：“朝正使系指唐朝元日上殿朝贺之官，其妹丈当时亦任三品以上之方镇要职，今因长安已陷，无复元日朝贺之礼，故以不得见妹丈入朝，遂不禁啼痕满面也，全是一片因家事而感到国难之真情语。”就诗论诗，这解释并不错。老杜有这样一门阔亲戚，其他诗中毫无表露。两年后写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指的就是韦氏妹。她的“早殁”的“良人”，难道两年前还在做方镇否？待考。
大地春回，离家日久，老杜对亲人的思念也日益加深。他的《一百五日夜对月》可看作《月夜》的续篇：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寒食不胜凄冷，无家越发孤清。“月穆穆以金波”（《汉郊祀歌》），含泪对月，更觉金波潋滟，望眼生花，故有“斫桂”“光多”之想。也可见这夜月亮未圆，清光不多。仳离，别离的意思。放红蕊，指月中丹桂发花。青蛾，指嫦娥。斫桂不可得，清光必为盛开的红蕊所遮；奔月嫦娥，久伤离别，今难远望以寄相思，能不颦眉愁苦？表面上说的是嫦娥，其实指的是诗人想象中那位在月下思念自己的夫人杨氏。这与《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构思有所不同，而思家情意的真切却无二致。“仇氏以‘牛女’即月下所见，不知春时牛女不现”（浦起龙语），这不过是借秋时牛、女的渡河相会，表示渴望团圆的心愿，亦《月夜》“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意。所以说这诗是《月夜》的续篇。王嗣奭说：“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至弃妻出门，今纪其日，见其久也。”前已论述老杜被俘送到长安在去年八月，这里说是冬至，并从而对诗题不云寒食而云“一百五日”作出解释，不足信。此诗首二句对起，三四句散承，谓之偷春格，犹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详《杜诗镜铨》）。
《一百五日夜对月》与《月夜》稍稍不同处在于专抒思内之情而不及小儿女。老杜另有思念小儿女的诗，如《忆幼子》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又《遣兴》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25)，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老杜有二子：长子名宗文；幼子名宗武，小名骥子。据诗中所述，宗武这时只有五六岁，却很聪明。老杜最钟爱他，就不禁一再写诗怀念他。前诗写去秋同家人离别，到这时已有大半年，今当春深莺老，思子不见，神往羌村，兀坐晴轩，昏昏欲睡，愁闷可知。“莺歌”句，即《春望》“恨别鸟惊心”意，黄生说：“莺歌虽点春物，亦不泛下，暗比幼子正在学语之时，故接‘聪慧’二字，此与《遣兴》排律作参看自知。”未免穿凿，不足取。《遣兴》中明确指出“学语时”在“前年”，如今已“诵得老夫诗”了，岂得仍以莺歌“暗比幼子正在学语之时”么？“涧水”二句写羌村景物，疏落如山水图卷，清人施闰章《过湖北山家》“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村”，风致差近，而笔法的洗炼不如。后诗述骥子的聪明可爱，当此乱世，虽有慈母垂怜，终觉稚小无依，恨不得如庞德公携妻子归隐鹿门山，又不能如苏武陷敌可凭雁足传书，满眼军旗招展，满耳战角悲鸣，倘能团聚，日期迟一点犹小可，只怕亲人失散，永远不能相见了。虽说他最思念的是宗武，其实他心中又何尝不记挂着别的儿女，所有的亲人！《北征》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痴女头自栉”。除了两个儿子，他还有两个女儿随杨氏夫人住在鄜州的羌村。
这年春天他写得最好的一首抒情诗是《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司马光说：“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司马温公诗话》）这话显然过于强调诗“兴观群怨”的意义了，不过关于“国破”四句的具体解释却不无可取。沦陷的长安哪能真的“无余物”，真的“无人”呢？如果说诗人感情上若有所失，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那总不至于大谬吧。黄药眠先生说：“抒情诗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还给客观世界以美学的评价，给予爱抚，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使他所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成为了人化。比方‘感时花溅泪’，‘花’并不‘溅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流泪，这样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也就是所谓形象化。这样的例子在诗里是很多的。”（见一九五六年七月《光明日报》）因人“感时”“恨别”，而移情于“花”“鸟”，仿佛“花”也在“溅泪”，“鸟”也在“惊心”，这也不失为一种别致的讲法。但“此处‘泪’字仍以属人为是，所谓‘正是花时堪下泪’也”（萧涤非语）。“烽火”一联是流水对，家书之所以不易得，实因一春三月战乱不息所致。一说“三月”指春季的第三个月，这句是说从安禄山乱起至今一年多来战火连续不断。亦通。浦起龙说：“但如此则不成句法矣。考史：上年之春，潼关虽未破，而寇警不绝。此云‘连三月’者，谓连逢两个三月。诗作于季春，故云然耳。”若是这样，则“连三月”的用意与老杜《秋兴八首》“丛菊两开他日泪”中的“丛菊两开”近似。这诗虽也流露出深沉的“恨别”之情，而“感时”的忧虑却更强烈。这就难怪他要搔首揪心，不胜愁苦了。
当时他感时忧国的迫切心情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塞芦子》这首诗中：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这诗当作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春。芦子关在唐延州境内，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塞芦子”是说应派兵堵塞芦子关，阻止叛军西进。这年正月，史思明、高秀岩、蔡希德合兵十万，围攻太原，想长驱朔方、河、陇。老杜身在贼中，得知敌人意图，生怕朝廷不备，难免上当，就写了这首诗表现了自己的担心。浦起龙说：“此杜氏筹边策也。灼形势、切事情，以韵语为奏议，成一家之言矣。”这样看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篇“韵语奏议”却无法及时上达，就是筹划得再好也是枉然，不过干着急罢了。“五城”四句是说朔方节度所领五城：定远（今宁夏平罗县东南）、丰安（今宁夏中卫县境）、三受降城（中、西、东三城都在今内蒙境）都在黄河以北，五城守兵东征，防备空虚。“思明”二句是说史思明割弃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与叛将高秀岩等会合而移兵西北攻取太原。怀、卫俱属河北道，这时史思明舍河北而西，所以说“割怀卫”。“回略”，迂回包抄。“大荒”，统指朔方、河、陇西北广大地区。“崤”是崤山，在河南陕县。“函”是函谷。从崤山到潼津通名函谷，秦设关，名函谷关。“回略”二句，是说敌人这次用兵，是要迂回包抄大西北，所以潼关以东素称“崤函之固”的险要地形虽已落到他们手中，他们并不打算从这里发动进攻，即使不时骚扰，只不过虚晃一枪，牵制对方而已。仇兆鳌说：“恐寇来西突，不由近关也。”浦起龙说：“‘思明’四句，指出时事危机，趁势将灵武、长安一笔囊括。……统曰‘大荒’，不敢斥言灵武也。‘盖虚尔’者，犹俗言此是空帐，非无备之谓。时已为贼所有也。”当时肃宗已由灵武到彭原。叛将们“回略大荒来”，显然有从根本上摧毁唐王朝抵抗力量的意图。老杜认为延州（今延安）是陕北的门户，关防犹可倚仗，如果能迅速调一万人来堵塞芦子关，自会制止住敌军的西进。这就是“延州”四句的意思。“岐”即扶风郡（至德元载七月改凤翔郡，今陕西凤翔），为古岐周地。“薛大夫”，就是头年玄宗西奔时杀杨国忠妻裴柔、幼子杨晞和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的陈仓令薛景仙。扶风失陷，为薛景仙所收复；朝廷即任命他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不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昆”，昆夷，“戎”，犬戎，古代胡族名，用在这里，与“山贼”同指胡人。“岐有”四句插入薛景仙事，不止是表彰他的功勋，也是借以说明近畿如能设法牵制敌人，则更有助于扼制叛军西进。这也是老杜所献筹边策的一个补充意见。末四句表明作这诗的本意在提醒朝廷注意当前的危机，也流露出敌人进军神速而自己又无法向朝廷报信的焦急情绪。萧涤非先生说：“和《悲青坂》的最后两句：‘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是同样的一种万分焦虑的心情。无怪他曾对唐肃宗说：‘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不久，叛军围攻太原，并想进一步囊括朔方、河、陇的军事行动是失败了（详前史实简介），但战乱并未平息，老杜身陷贼中，心情仍然是愤惋的。
最能见出他当时内心极端痛苦的诗篇是《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就在这不胜愁苦的春季，一天他偷偷地溜到城南昔日皇家贵族、官绅士女的游览胜地曲江去走走，只见水边宫殿，千门紧锁，细柳新蒲，不管人世的巨变，春来照旧换上碧绿的盛装。想当年玄宗与贵妃来游曲江东南的芙蓉苑（南苑），旌旗招展，万象生辉，何等风光！没料到好景不长，乐极生悲，战乱一起，帝奔妃亡，思之令人百感交集，心乱目迷，不能自已。——这便是这诗大致的意思。朱注：“按诗，则唐时天子游幸，有才人射生之制矣。新旧诸书不载。”浦起龙按：“恐属明皇奢荡时事，未必是定制。”根据我查考的结果，朱鹤龄疑唐时天子游幸，有才人射生之制是对的。焮案：中唐王建《宫词》其二十二说：“射生宫女宿（止，除去）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像男儿一样地跪拜）谢君王。”其二十三说：“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杀，玉鞭遮到马蹄前。”其二十四说：“内鹰笼脱解红绦，斗胜争飞出手高。直上碧云还却下，一双金爪掬花毛。”王建《宫词》及其他篇什中关于内廷情事的记述都是从他的族间人、内官王守澄那里听来的(26)，较有史料价值，故可据上引三诗得知：一、唐时天子游幸确乎有射生之制。二、参加射生的是宫女（也就是《哀江头》中所说的“带弓箭”的“才人”），她们随从游幸时须除去红妆，换上戎衣，佩带弓箭，临上马时天子赐酒，她们要像男儿一样跪拜谢赏。三、她们射杀飞禽和小兔，也可放出猎鹰助战。有趣的是，射生宫人的训练首先从射鸭开始：“新教内人唯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27)（王建《御猎》），而她们随天子游幸时经常射猎的也多是鸭子：“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花鸭绕鞍垂”（《宫词》其三十四）。为什么要选择鸭子作为宫人射猎的活靶子呢？我看多少有前朝旧例可循：“（炫）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帝甚猜羞，召问侍臣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独曰：‘今节候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翚之禽，骄心未警。……’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南齐书·褚炫传》）。“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返，留晋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驰去。上令寿寂之等追之，蹴令坠马死”（《宋书·休祜传》）。“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谏射雉，上为之止。久之超竟诛，后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传》）。“东昏置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有鹰犬队主、媒翳队主等官（《齐纪》）。”（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以射雉为猎》）金陵无搜狩之地，只得以射雉为猎。射雉须预置雉场，却是真打猎。唐建都长安，天子打猎，大有用武之地；但一般游幸，在游不在猎，宫人射生，不过是一种显示皇家气派的排场，一种带有娱乐意味的文体表演。于是就把难度较大的“射雉（野鸡）”改为难度最小的“射鸭”，好让那些箭法不见得怎样高明的射生宫人大显身手，大张杀伐，借博君臣一粲，便算是搬演如仪，完事大吉了。王建《宫词》主要在纪实，所以射鸭就说是射鸭。老杜《哀江头》追忆帝妃游园盛况，抒发诗人黍离之悲。面对乱世御苑的满目荒凉，更觉平时天子游幸排场的华赡。即使明知宫人射的是鸭，为了增强美感和诗意，他也不会直说，而是用含蓄的优美的句子来描述：“一笑正坠双飞翼。”——从此可悟生活素材和艺术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创作离不开素材，但不是素材的重现。如果说“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是诗人为他想象中的盛大场面所涂抹的五色缤纷的背景，那么，“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就是这盛大场面中所要着重表现的主人公了。
唐人多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比杨贵妃，如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二：“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28)又如《清平调》其二：“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中连用“同”“随”“侍”三字，似乎重复，其实是故意强调杨贵妃的得宠。《文心雕龙·熔裁》反对为文辞义重复：“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但认为“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也是不好的。范文澜注：“裁字之义，兼增删二者言之，非专指删减也。”又引《日知录》十九《文章繁简》：“‘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蓄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顾炎武所举的例子和所说的“辞主乎达，不主乎简”这话都是很好的。一般地说，散文、诗歌讲究修饰些，但该啰嗦处仍须啰嗦。比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照理，诗写到“鱼戏莲叶间”就该结束了。鱼戏于莲叶之间，岂不是将其后四句的意思概括无余了吗？何必再啰啰嗦嗦地讲个没完呢？话虽这么说，这四句却是万万不可“斧削”的。因为“鱼戏莲叶间”只不过告诉人们鱼在莲叶间游动，而紧接着的四句，则是用重沓的民歌手法迅速改变方位，把江南水清见底的莲塘里的游鱼写活了，把采莲人目逐鱼游、心旷神怡的情态也无形中显示出来了。可见连简短的歌辞，如《江南》，甚至一句诗，如“同辇随君侍君侧”，也都是得啰嗦处且啰嗦、“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仇注：“一句中曰‘同’，曰‘随’，曰‘侍’，似乎重复。”杨慎曰：“古人文辞，有不厌郑重者。《诗》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易》曰：‘明辩晰也。’《左传》曰：‘远哉遥遥。’宋玉赋：‘旦为朝云。’古乐府：‘暮不夜归。’邯郸淳碑：‘丘墓起坟。’《后汉书》：‘食不充粮。’在今人则以为复矣。”所举例证可供参考，但各个例句中所谓重复的字或词，多有词性上的区别，如“旦”指早晨，“朝”指“早晨的”，等等，与“同”“随”“侍”的意思重复还有所不同，我认为有必要从艺术构思和表现的角度试作简单的阐发如上。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貌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杜臆》：“‘一箭’山谷定为‘一笑’，甚妙。曰中翼，则箭不必言，而鸟下云中，凡同在者虽百千人，无不哑然发笑，此宴游乐事。而注者乃以‘一笑’属妃，而又引贾大夫射雉事为证，真堪绝倒。”黄生与一二时贤亦主后说。我认为若采后说，“真堪绝倒”，却不足取：（一）明皇、贵妃，虽是老夫少妻，也曾有过龃龉，但《旧唐书》本传说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若以为这里是用贾大夫射雉事来隐喻帝妃二人之间的关系，终嫌不恰当。（二）就老杜的思想和对皇帝一贯的态度而论，即使他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所腹非，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表露（参看前面有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议论），恐怕不敢，也不会像注家曲解的那样轻薄吧？（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整篇诗歌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中，虽有讽喻之意，而更多的却是抒发忆旧伤今的悲痛，对帝妃的态度主要是同情的。因此，若将这句当作老杜对他俩“真堪绝倒”的嘲弄，这不仅于情理不合，也严重地破坏了整首诗的悲剧情调和气氛，令人哭笑不得。这岂不是在糟蹋诗和诗人么？作诗贵有新意，说诗也贵有新见，但不顾诗人写作时真实的思想感情，一味求新求巧，不唯无补，反而会有损于诗歌的艺术效果。——且说这诗忆旧至此，顿转伤今。“明眸”句到篇末，感慨贵妃马嵬殒命、明皇西奔，并描述了自己百端交集的迷惘神情。“明眸皓齿”四字出曹植《洛神赋》“皓齿内鲜、明眸善睐”，一经妙手拈出，便轻而易举地状美人如在目前，活灵活现，印象鲜明，与下句“血污游魂”对照，反差极大，触目惊心，效果强烈。几月后作的《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也表露了对杨贵妃的态度。浦起龙曾以《北征》与此诗比较，论二诗的思想倾向说：“告中兴之主，《北征》自应庄语；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发情止义，彼是两行。”这话中肯。时地不同，心情有别，从理智出发如此，从感情出发如彼，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辙说：“《大雅·绵》九章，初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栾城集》）抒情诗往往任兴之所之，跳跃很大，譬如屈原，处在剧烈的政治矛盾中，精神苦痛，愤激欲狂，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在写《离骚》，忽而上天，忽而下地，忽以女自况，忽以女喻君，但观者并不觉其东拉西扯、颠三倒四，而只觉其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其原因是这篇长诗中自始至终如浩荡江水般一以贯之的无不是诗人追求、失望、彷徨、抗争的炽热激情。那么，能不能因此就认为苏辙少见多怪，讲得不对呢？不能。为了正确评价苏辙的这一段议论，首先得明确他到底是从哪方面来探讨问题的。潘耒《杜诗博议》辗转引了苏辙这样几句话：“《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足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可见前引苏辙所说“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话，不是泛泛而谈，主要是拿同题材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来和《哀江头》相比较，专从“纪事”的角度来衡量二人的工拙、长短的。(29)《长恨歌》，尤其是《哀江头》，其中抒情成分固然很重，但都述及明皇、贵妃欢娱致祸的事，与一般抒情诗有所不同。因此，苏辙完全可以从“纪事”的角度对这两首诗加以评议。在他看来，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自始至终，“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纪事，是很笨拙的；最高妙的写法应该是，“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像《大雅·绵》其九章那样，而老杜的《哀江头》，之所以高出乐天的《长恨歌》一头，就在于“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话说：“（‘明眸’句）转折矫健，略无痕迹。苏黄门谓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信然。”苏辙的话是有道理的。叙事不加选择，不懂得该省略什么、突出什么，只是一味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这又有什么意思？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把事儿乱叙一气，也是不行的啊。不要平，又不要乱，该怎么办呢？于是，深谙为文之道的苏辙，就提出了要让“词气”把那些“不接”的“事”、“不属”的“文”联络起来，像“相去绝远”的“连山断岭”由“气象联络”起来。叙事可跳跃，可急转，甚至可颠倒时空上的顺序，主要看“词气”是否一贯、能否“联络”。恕我比拟不伦，唐突古人，这不是多少接近现代人所谓“意识流”的写法么？“纪事”以“词气”为主，不怕顿转和间断，可望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从而认为“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必定不好。我曾经论述过，元、白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详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长恨歌》是根据民间传闻、配合着陈鸿《长恨歌传》写的(30)，这就无怪他采取铺陈始终的写法，而这样写的作品又深受千百年来世俗士众的喜爱了。
八 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
在这个倒霉的春天里，老杜除了偶尔偷偷地溜到曲江这样的昔日游乐地去伤今忆旧，抒发家国身世之悲，也常与长安城中几位相知的僧俗友人来往，或趁食，或谈心，总之是相濡以沫，聊以度日。《长安志》载大云经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怀远坊东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并令天下诸州置大云经寺。当时长安大云寺住持僧赞公对老杜很友善，曾留他在寺里住宿，供饮食，送履巾，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老杜深为感动，就写作了《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说：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此初过寺中而记其胜概。江总《大庄严守碑》：“影彻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心在”句出此，妙处不仅在用典恰当，更在借“水精域”的联想，显示他离乱世红尘而乍一到此净界所生超脱而圣洁的心理状态。“衣沾”句有季节感和生活实感。杨伦以为“到扉”句是“不欲俗人过从也”。若理解为描状了战乱中寺院僧人惊惶不安、唯恐坏人闯入的神态，亦复大佳。僧家设“斋”，每“撞钟”而会食。“醍醐”是酥酪上凝聚的油。《本草纲目·兽一》“醍醐”引寇宗奭的话说：“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酥，酥上如油者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甘美。”佛教用以比喻一乘教义。
如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五：“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发性”出《止观辅行》：“见是慧性，发必依观；禅是定性，发必依止。”“过”，过甚，过分。“扶衰”出《汉书·食货志》：“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醍醐”句夹在“撞钟”句与“饮食”句之间，前后俱述设斋会食情事，不能径采王洙注，以为这只是称美赞公，说听他说法，如醍醐灌顶；而应该转个弯，从席间酥酪、醍醐之类精美的斋食而引出这一不无幽默意味的想法：原来就是从这种食品中长久地生发出佛性来的啊！怀素《食鱼帖》说：“老僧在长沙食鱼，乃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咲（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怀素作草书是很费气力的：“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李白《草书歌行》）他来到长安，不便吃肉，写字没劲儿，欠了不少“字”账没法还，就说谁若是要他写字，就得先给他滋补滋补。据说长安大户人家争着请他写字，先预备一面白粉墙，等他酒醉饭饱之后，便振笔疾书，一挥而就。评者谓张旭为颠，怀素为狂。他私下问人要肉吃，真是够狂的了，但到底怕人笑话，不敢公开吃肉。可见长安不像长沙，是不允许和尚吃荤，寺院中待客也无疑是用素食的啊。帖中的“扶羸”就是诗中“扶衰”的意思，是说补养一下虚弱的身子。太平年月，作为和尚的怀素，没肉吃尚且叫苦连天，说要增加点营养。敌离时世，老杜在寺院里叨扰了几顿“淡出鸟来”的素食，竟感激不尽，说什么“饮食过扶衰（饮食中的营养已大大超过了滋补身子的需要）”，他当时生计的窘迫，可想而知。南朝刘宋时沙门惠休善属文，本姓汤，此“汤休”借喻赞公。“起我病”承“扶衰”“把臂”意。末二句谓：来此多日，承赞公盛情款待，亲切交谈，使我病痛消除，心身舒泰；赞公见我如此，便欣然向我索取诗句来了。
《杜臆》说：“公诗人，意适行迟，诗兴动矣。赞会其意，故‘微笑索题’，景况殊妙。‘起我病’，谓有好诗之癖。”如此解说亦通，可参看。浦起龙说：“‘斋及兹’，适然初款。‘醍醐’‘饮食’，特设矣，正述‘多日’‘开怀’时。仇即指及兹之斋，非是。但‘开怀’自有心心相契处。吴论云‘开怀享食’，陋甚。‘意会’‘行迟’，赞公同步，与前‘徐步’‘幽期’各别。结亦有神，一往幽微，尽入拈花一笑也。钟惺曰：‘诗有一片幽润灵妙之气，浮动笔端。’”剖析细致，引钟惺语亦佳。“黄鹂”是寺院和平静穆景象，写得有气氛。
其二：“细软青丝履，光明白㲲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前半截谢赠履巾，言此二物“宜供养老宿，今取赠吾身，自顾殊觉不称也。‘无趣’，即自嫌形秽之意”（施鸿保语），并以东晋高僧支道林的才、惠远的德来称誉赞公。“白㲲巾”，西域白㲲布做的手巾（详仇注）。后半截写傍晚雨景，别饶韵致。张彦远《名画记》载，大云寺东浮图有三宝塔，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壁杨契丹画。《画断》载，吴道子尝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云雾。有谓“图画”指山、“龙鳞”指松，或谓二者统指山林远色，皆非。还是施鸿保理解的对：“上句乃统言所画，下句则言道子画龙，天阴尤觉鳞皆润也。”
其三：“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写通宵不寐所见所闻所感。黄生说：“夜景无月最难写，惟杜写无月之景，往往能入妙。‘夜深殿突兀’，摹写逼真，亦在暗中始觉其然耳。以后句句是暗中说话。”老杜《夜宴左氏庄》写无月夜景亦佳。鲍照《代夜坐吟》：“冬夜沉沉夜坐吟，含声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谢灵运《夜宿石门》中这几句：“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都凭听觉写夜景，殊觉可喜。“金琅珰”，指长锁（见《汉书·西域传》注），或指殿角悬铃之声，均可。“铁凤”见《西京赋》：“凤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欲飞者。”“心清”“地清”二句不仅“清”字复，意亦重，但“闻妙香”见“心清”，“栖暗芳”见“地清”，着眼点一在情一在境，情境自别，就不觉字复意重了。才享几日清福，明朝又将重返乱世尘沙中厮混，篇末不觉感叹系之了。
其四：“童儿汲井华，惯捷瓶在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侧塞被径花，飘飖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此叙早起惜别之情。头四句言小童汲井，动作熟练，洒扫庭院，轻而易举。“明霞”四句写阁映朝霞、窗销宿雾、繁花被径、垂柳拂阶的绮丽晨景。“艰难”四句慨叹世路艰难，惜未趁早归隐；一向钳口结舌，今得倾诉衷肠。《九辩》：“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左传》哀公十二年：“国狗之瘈，无不噬也。”旧注多以为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不从者杀之，老杜晦迹寺中，故有“那能总钳口”，及“泥污人”“国多狗”等语。(31)最后四句是说，我既然一时摆脱不了羁绊，我还要常到这里来走动、歇憩；因为您就像白雪，挨近您，我内心那热辣辣的烦躁情绪，自会烟消云散的。根据“开复闭”“尘沙黄”“泥污人”“国多狗”等语揣测，大概那几天风声较紧，老杜官小人微，虽暂疏约束，也不能不提防恶狗乱咬，故来寺院，小作勾留，借以晦迹；今见风势似已稍减，只得辞离清净佛地，重入尘沙乱世，但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临路踟蹰。——这组诗，不是也多少反映了老杜陷贼、困居长安时的一个生活侧面么？(32)
这一时期他经常饿饭，全靠朋友们周济度日。他的《雨过苏端》说：
“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红稠屋角花，碧委墙隅草。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久旱下雨就好。困居长安，生活没有着落，只好一早起身，拄着藜杖，拖泥带水地到熟人家混口饭吃。一般的交情，叨扰一顿也就不好再去了，只有这位“文章有神交有道”的苏端却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令我倾倒之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也是可怜人，可是见我来了，总是叫儿子弄点梨枣什么的来款待我，陪我饮酒谈心。这时节屋角的花开得很稠，墙边的草长得绿油油的。亲朋们聚在一起纵谈笑谑，嘻嘻哈哈的，这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我，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老天降下甘霖，今年粮食兴许有希望。想起妻儿子女远隔军垒真教人难过；咳，还是抛到一旁，就别提了。——这诗写得真率有味，既见老杜当时的穷愁苦恨，也见他处逆境而能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不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情味和美的敏感。施鸿保说：“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只身陷贼，哪能“恝然”？不过，若片面地认为他处于此时此境，必然终日愁苦，了无生趣，那也算不得是真的懂得老杜、懂得人生啊。浦起龙说：“‘红稠’‘碧秀’，亦为雨色点染。”北方干燥，何况春旱，即使花开草长，也蒙着一层尘土；一经大雨洗净，才更觉其“红”其“碧”了。杨伦说：“杜诗只字片句，后人多据为故实。山谷诗：‘月黑虎夔藩’，谬误可笑。东坡《送梁左藏诗》云：‘东方健儿虓虎样，泣涕怀思廉颇将’，乃用杜《遣兴诗》中语，亦恐非原文。不如放翁诗：‘无复短衣随李广，但思微雨过苏端’，为新而工也。”放翁此联，得来现成，不但有韵致，且饶兴寄，颇佳。
《喜晴》大概作于这场春雨初晴时：“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干戈虽横放，惨淡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就是“久旱雨亦好”的意思。二诗同时所作，话语不觉讲得如此相似。久雨初霁，出郭眺望，只见桃李花开，麦苗青青，春景固然佳丽，但诗人心里想的却是：下了这场及时雨，今年的收成没问题，我饿肚子的日子该有个完了吧？《义山杂纂》中以“看花泪下”等九事为“杀风景”。老杜面对大好春光，不但寄希望于麦秋，还急盼桃李结实疗饥，这无疑是大杀风景了。但处如是境，作如是想，便如实道来，乱世人心情立见，真切感人。次言雨后正好耕种，丈夫虽尽出征，妇女在家，虽不能种植黍稷，犹得侍弄菜麻。退一步作宽慰语，其实是慨叹遭乱而农事多荒，“我饥岂无涯”的愿望终难实现。于是就引出了末段伤乱而欲远遁的意思，结束全篇。“出郭眺西郊”“回首白日斜”，出城回城，独往独来，老杜身虽陷贼，行动仍然是相当自由的。老杜从长安逃出是在这年四月，这次出郭闲游就在出逃前不久。要是说这次出游是为出逃探路，看看是否出得去，是否有隙可乘，恐怕也不是毫无道理。《杜臆》说：“前引‘商山芝’‘东门瓜’，后引‘鹿门’‘海查’，语似复而意不同；前就古人说，后就自己说。谓决意远去，无之而不可，陆有鹿门，海有灵查，未尝阻我往也。”王嗣奭不是早就看出老杜当时已下决心要逃走了么？
正在这个时候，被俘虏到洛阳的郑虔潜回长安。老杜与他相遇于郑潜曜驸马家池台，悲喜交集，同饮赋诗说：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箫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老杜前在长安与郑虔过从甚密，据《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等诗，可见二人交谊之深。大概从老杜移家奉先之后，他俩便不常见面了。不想大难同经，出生入死，今又重逢于旧游地，契阔谈宴，听歌观舞，春夜留连，真是喜出望外，喜极生悲，不能自已。汉末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万岁城。后吕布杀董卓，陈尸于市，天气开始炎热，董卓素来肥胖，油脂流了一地，守尸吏点火放在他的脐中，光明达旦。安禄山也很肥胖，腹垂过膝，每着衣带，须三四人相助，两人抬起肚子，让亲随李猪儿用头顶着，然后才能取裙裤带或系腰带。这年正月，严庄和安庆绪合谋，命李猪儿以大刀砍安禄山的肚子，肠数斗流于床上而死。事与董卓相类似，所以用在这里很恰当，且能借以表达深恶痛绝的感情。《新唐书·郑虔传》载：“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老杜见郑虔陷贼能有这样的表现，今又乘间脱归长安，自以为难能可贵，就用苏武仗节牧羊、终于归汉的故事来称赞他。“白发”二句写郑虔陷贼忧心如焚、须发尽白而中情可察。“秦箫”用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鸣事。老杜初入长安时，常在长安神禾原郑驸马家莲花洞游赏、宴会，曾作《郑驸马宅宴洞中》诗。这次又来此饮酒听乐，所以说“重对秦箫发”。据《新唐书·公主传》和独孤及《郑驸马孝行纪》载，玄宗女临晋公主嫁郑潜曜在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历时卒；郑潜曜当驸马后“嗣荣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载”，当卒于大历四年（七六九）左右。长安沦陷时，郑潜曜如果来不及随玄宗出逃而留了下来，不降，必会像霍国长公主和王孙、驸马那样遭孙孝哲杀害；降了，两京收复后必会像陈希烈、张垍驸马那样不被处死即遭流放。郑潜曜终身富贵，到大历四年才去世，且以孝友著称，入《新唐书·孝友传》。可见他早已逃离长安，当时不在城中，所以得以保全性命与人格，未受叛乱的牵累。郑虔是郑潜曜的叔叔，杜甫是郑府的老熟人：“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他俩来了，即使驸马爷不在，留下来看家的主事人等自会设宴款待、奏乐娱宾的。《晋书·阮籍传》附阮咸传载阮籍与兄子阮咸居道南，诸阮居道北。“俱过阮宅来”，即用此典点明二郑是叔侄关系。“秦箫”“阮宅”泛指郑驸马家，不一定表明郑驸马本人当时就在场，仇兆鳌说：“此诗当做于至德二载之春。是年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故诗中有‘燃脐’句。想此时贼党稍纵，降官、郑（虔）得回京也。”言之有理。既然降官、郑虔他们能从东京逃归长安，难道一向不受重视、行动较为自由的未入流的兵曹参军杜甫就不可能逃出长安吗？就在这次喜遇郑虔于郑驸马池台后不久的四月中，老杜终于从金光门逃出，历尽千辛万苦，间道窜归凤翔，结束了这一段惊变与陷贼的苦难历程。
* * *
(1) 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上篇》，冯至《杜甫传》采此说。
(2) 《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3) 《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4) 此据《资治通鉴》，其余诸书所载各有不同，详司马光《考异》。
(5)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正月）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内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6) 浦起龙说：“三章，写到击敌之事，纯用虚机，而含讽之旨，即从此露出。其章法更屈曲出奇。以‘重守’剔‘重勋’，主意提破矣。‘英主’‘出师’，本是直接，却下‘岂知’二字，便无显斥之痕。‘亘长云’下，宜接‘遂使’句矣，却用‘六合’两句，横鲠其中，又隐然见此举之多事。且‘孤军’下，似宜用‘重高勋’意作一转落，却又直接‘遂使’一句，此中又有无限含蓄。”指出这诗故意寓深意于条理不甚通畅的文字之中，颇得作者用心。
(7) 此据《资治通鉴》。《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燕老人叩马谏，禄山使严庄好谓曰：‘吾忧国之危，非私也。’礼遣之。因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
(8) 《读杜心解》说：“又有名士评此诗，执五章‘跃马二十年’句，以二十年前燕将系张守珪，遂谓前三章诗不指禄山。此无论前事无关，公不必寄诸咏叹。即使五诗两橛，有是体否？彼直认‘良家子’为实有是人耳，不知此诗特赋家所谓东都宾、西都主人，皆托言也。则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黩武之久也，何胶柱若是？说杜纷纷，徒增霾雾，冤哉！”
(9) 据诗中所述，此斋地势甚高，或即以“高”为斋名。施鸿保认为这里的“高斋”乃“泛言，非实有斋名高也”。
(1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天宝十一载），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安禄山所指即此等事。
(11) 《读杜诗说》：“注：重表，盖有两重表亲。今按诗云：‘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是即重表之义。盖姑之子为表兄弟，由姑而上，祖姑之子孙，则重表矣；由祖姑而上，不得云再重表，故但以重表统之，犹同姓兄弟叔侄，共祖以上，皆称从也。注误。”其说甚是。
(12) 旧注以为“左冯翊，同州也。天宝末，公避寇同州。按同州即奉先”。奉先亦属同州，且杜甫也曾寄寓该县，谓“同州即奉先”不为大错。但据前所述，潼关未破前杜甫已携家由奉先北徙白水，当指白水为是。
(13) 《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尝与群儿戏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这里的“苦李”只是用典，泛指路旁不能取食的野果，不必拘看。
(14) 旧注有的以为孙宰是三川县宰（令），有的以为是人名。玩味诗意，作人名为是。
(15) 朱鹤龄说：“古人招魂之礼，不专施于死者，公诗如‘剪纸招我魂’‘老魂招不得’‘魂招不来归故乡’‘南方实有未招魂’，皆招生时之魂也。”宋人蔡梦弼却说：“剪纸作旐，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湖南新宁解放前有为受惊的人叫魂的迷信习俗。杜诗中既多次写到招生魂之事，恐非虚指。蔡说不足信。
(16) 王嗣奭说：“结之曰：‘谁能艰难际，豁达露心肝？’何等激切！读此语知‘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乃述孙宰语，所谓‘露心肝’也。宰本故人，盖述昔日交契之厚，非此日才发誓也。且文势亦顺。注云：‘夫子’指孙宰。误。”
(17) 《鄜州图经》载鄜州治洛交县（今陕西富县），羌村，洛交村墟。《元和郡县志》载隋开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县，置洛交县。《述怀》：“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旧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这理解是错误的。这诗作于老杜从沦陷的长安逃往凤翔时。他陷贼困居长安时所作《月夜》说：“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称“鄜州”，就州治而言。称“三川”，因州治所在的洛交县系分三川旧地，且近三川之故，并非其家先住三川，再徙鄜州羌村。如果这一时期内真搬了一次家，老杜从陷贼到作《述怀》时一直未得家书，他也无从得知：“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他得家书是在写《述怀》之后：“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得家书》）诗中称其家寄寓之地或“鄜州”，或“三川”，或“羌村”（见《羌村三首》），虽用三名，实指一地：鄜州洛交县境内三川旧地的羌村。
(18) 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认为，杜甫过延州时，暂住州城南七里的小河。小河又名南河，源出牡丹山，山产牡丹甚多，樵者以为薪，又名牡丹川。宋时又名杜甫川，以杜甫尝避乱居此故名，范仲淹曾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见《陕西通志》。可参看。
(19) 旧注谓至德二年五月，朝廷自清渠之败，以官爵收散卒，凡应募入官者，皆衣金紫，此所谓“奴仆旌旄”。仇兆鳌按：“此诗作于元年之冬，尚未见此事。卢注云：公陷贼时，方冀朝廷将士反正不暇，岂得以‘奴仆旌旄’辄为讥弹？当是指贼党如田乾真、蔡希德、崔乾祐之徒，各拥旌旄耳。”“奴仆且旌旄”犹《后出塞》其四中的“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仇、卢所论甚是，惟谓此诗作陷贼时则不足据。
(20) 黄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
(21) 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诗庶几近之。
(22) 《旧唐书·房琯传》载；“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新唐书》所载大致相同。可见中使促战在陈涛斜遇敌两军对垒之时、大败之前。朱鹤龄以为中使促战在陈涛斜既败之后、房琯领中军再战之前。恐非。当然，第二次出战致败，也可能出于中使的督促。房琯书生不解事，难免不败，有人掣肘，败得更快更大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隆基父子则异于是。父信杨国忠谗言，遣中使促哥舒翰决战，招致潼关之败。子亦复遣中使促战，招致陈涛之败。小人有罪，中使有罪，主将有罪，皇帝就没有罪么？
(23) 李东阳《麓堂诗话》；“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惟高诗在选者，略见于世，余则未之见也。至苏端，乃谓其文章有神，薛华与李白并称，而无一字可传，岂非有幸不幸邪？”可参看。
(24) 《旧唐书·常衮传》载其事较详：“（衮）与杨绾同掌枢务，代宗尤信重绾。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绾寻卒。衮与绾志尚素异，嫉而怒之。有司议谥绾为文贞。衮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毁绾过甚，端坐黜官。”可见苏端是常衮的人。常衮虽无大恶，而其德望、政事，逊杨绾远甚。
(25) 我家乡湖南新宁县老辈子人讲话，犹谓客人为“人客”。
(26) 王建《赠王枢密》就说明他所知宫闱秘事都是听王守澄说的：“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小时。脱下御衣先赐著，进来龙马每教骑。长承密旨归家少，独奏边机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唐诗纪事》载：“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乃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后为诗以赠之，乃脱其祸。”
(27) 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其八十三：“新教内人供射鸭，长将弓箭绕池头。”与此意近。
(28) 据《汉书·外戚传》载，汉成帝既立赵飞燕为皇后，后宠少衰，而飞燕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然《三辅黄图》载成帝赵皇后居昭阳殿。后人多以昭阳属飞燕，如沈佺期《凤箫曲》：“飞燕侍寝昭阳殿，班姬饮恨长信宫。”
(29) 张戒《岁寒堂诗话》：“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这段话，封建意识严重，见解冬烘，不足取，但为了说明《哀江头》《长恨歌》二诗优劣，举出了一些具体诗句作比较，若光就艺术表现而论，却也不无道理。
(30) 陈鸿《长恨歌传》：“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可见《歌》和《传》是二人根据传闻同时分别创作的。
(31) 施鸿保最反对这种说法：“《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注：黄鹤编在至德二载陷贼中作，以诗有泥污人、国多狗、尘沙黄等句也。今按泥污人，第言雨后泥泞，第二云：‘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第四云：‘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当是晚雨夜阴，晓乃开霁，故虑归途泥泞污人。国多狗，亦是破晓归来，市廛未启，犹惊狗吠，国多者，因《左传》国狗字，偶拈用也。尘沙黄，尤是市廛语。注又引鲍昂说：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故云泥污人、国多狗。此亦曲说；伪命污人，尚非可比之泥污，贼众掳京，亦非只多狗而已。细玩四首，并无一语及乱事。若陷贼时作，则身方被拘，岂能游宿僧房，优游自适？且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四首似未可定何时作，黄鹤亦凭臆编耳。”施说理由也不很充分：一、老杜当时并非大名人，他被俘之后送到长安，未授任何伪命，行动较为自由，既能“春日潜行曲江曲，……欲往城南望城北”，怎见得就不可以到大云寺“时来憩奔走”呢？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雨过苏端》等诗都作于陷贼时，这些诗中也说：“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同是一个老杜，难道就不允许他为了遣愁解闷，到大云寺来优游几天，跟赞公和尚倾诉一下在外头讳莫如深的心里话：“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封建学者过于强调老杜的一饭不忘君，忠诚出于天性，致使一些议论往往迂腐可笑。三、“到扉开复闭”“苦见尘沙黄”“那能总钳口”“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说得多蹊跷！显然是有慨于时事而又不敢明言的话，鲍昂诸人的理解是正确的，并非曲说。施鸿保无视这些“语及乱事”的句子而宣称“无一语及乱事”，这若不是“骑驴寻驴”的迷糊，定然是故意不认账的狡狯了。当然《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确乎是明显地“语及乱事”；但这些篇章，可以记在心里，也可以写在纸上收藏着，不必张扬。能要求送人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也是那样彰明较著地“语及乱事”么？
(32) 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说：“最后，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临行前，却往怀远坊大云经寺住宿数日，以避胡人耳目。寺僧赞公以青丝履及白㲲巾见赠，并索题诗。诗遂言及‘把臂有多日’，并言‘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仗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以诗意为据，可见其晦迹寺中时，与赞公密商潜投凤翔之计，而戒以勿泄漏消息，恐遭国狗之噬也。”理解有所不同，录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