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游何园
上一章着重论述了杜甫频繁而极不顺利的干求活动，弄清他所以久滞长安，主要是想找个进身之阶，小可以养家小，大可以酬壮志，却终于大失所望，一事无成。掌握了这些多少跟国家大事、名人活动有关的生平事迹梗概，现在再来进一步探讨他这近十年旅食京华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就比较方便些了。
陶渊明的《乞食》诗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的心理写得多真切。不过，我总不相信他真的是沿门托钵去要饭了。诚然，陶渊明亲老家贫，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经常挨饿受冻：“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可是他到底是有地位的人，且不要提周续之、刘遗民、祖企、谢景夷等这些有名望的朋友，就是那些跟他时相往还、“有酒斟酌之”的邻里“素心人”，也绝不会让他真去行乞的。人们见他在家挨饿，便设酒食相邀，盛情款待；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岂不是在行乞么？慨叹之余，经过艺术的想象，自己不觉进入了角色，从而作《乞食》诗云云，聊以自遣而已。今日读此诗，可感其情，不可信其事，以免为诗人故意弄的小小狡狯所欺。不信请看诗：“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谁见过这样打发乞丐的？
应该同样看待杜甫的这几句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早就赶来排班侍候，在大阔佬马前马后跑跑颠颠，捞点残羹冷饭糊口，人前装笑脸，暗地里眼泪往肚里落。好一副清客的可怜相！杜甫天宝五载（七四六）来长安之初，虽也经常出入富贵人家，只是他这时自恃有才，自以为前程远大，偶有所咏，只觉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哪有一点寒酸气味？那么，是不是在天宝六载（七四七）他应诏而退以后，当写作这诗之时，那些富贵人家便立即翻脸不认人，把他视同仆役了呢？也不尽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见他流年不利，怠慢、轻视他的当然会有，但是，他在当时上层社交界中的处境，也绝不会像他诗中所形容的那么可怜，那么卑下。他之所以这么写，只不过是从实质上显示他那寄人篱下的清客身份，表露他遭到屈辱、万分痛苦的心情。所以说应该用看待陶渊明《乞食》诗那样的眼光去看待杜甫的这几句诗。
如果不老是去计较他实际上所处的帮闲、帮忙的从属地位，从表面上看，他跟那些阔人交往，不仅只平起平坐，颇受礼遇，有时还毋宁说过得十分写意，竟将怀才不遇的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了。
这几年写的这一类诗歌，集中现在还保留了不少。篇章最多、写得也别饶情趣的，要算是《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和《重游何氏五首》这两组诗了。
郑广文指郑虔。郑虔是荥阳（今河南荥阳）人。家贫，学书法无纸，用柿叶代纸。据说在慈恩寺贮藏了几屋柿叶，每天拿来练字，都用完了。后为协律郎，被告发私撰国史贬官。天宝九载（七五〇）七月，置广文馆，任命他为博士。(1)他喜欢弹琴、饮酒、赋诗，善画山水，书法也很好。曾经亲笔写了自己的诗，跟画一起献给玄宗，玄宗在诗画的末尾题了“郑虔三绝”，表示赞赏。杜甫跟郑虔可能是老相识（详第五章）。现在他们又在长安见面了，还同时荣幸地受到了何将军的邀请到他山林别墅中去做客，他们的喜悦可想而知。大概郑虔跟何将军熟，何招郑，也带着邀请了杜，所以题中说是陪郑去的。
《通志》载：“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上有浮图亦废，俗呼塔陂。”何将军虽不详，他的山庄旧址还是可以查考的。《杜臆》说：“山林与园亭不同，依山临水，连村落，包原隰，溷樵渔，王右丞辋川似之，非止一壑一丘之胜而已。此十诗明是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曲折变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有自为首尾者，有无首无尾者；诗不可无首尾，因有总首尾在也。”这段话讲得好，可帮助理解这组诗。现将各首择要介绍于后。
其一：“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一开头便点明是初次来游。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有“北岭枕南塘”句，可见当地真有南塘。张礼《游城南记》载：“第五桥在韦曲西，桥以姓（第五是复姓）名。”何家这“依绿山”的“名园”想在南塘旁，有第五桥可通。“名园”二句写未到而遥望之景，印象浑成，引人入胜。“看来山林以水胜，着眼处在此，向后读去便知”（浦起龙《读杜心解》）。郑朴，字子真，汉成帝时人。扬雄《法言》：“谷口郑子真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这里以郑子真喻郑虔。“谷口旧相得”，是说他们来京前在乡下早就有交情了。前面提到他俩可能是旧相识，这可算是个旁证。(2)《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濠梁”句即用此典故，说他俩同时得何将军邀请来此游山玩水。“叙交情曲折，浑融不露，杜每至难叙事处，即引古为喻，语不烦而意自显”（黄生《杜诗说》）。据“未惜”句，知二人是骑马来的。其四说“没马”，其八说“走马”，他们骑马来，还骑着马去游赏，足见山林诸胜分布范围的宽广。诗人平生为探幽不怕路远，此行亦然。点出“幽兴”，表明此行非为别事，也引出其后各章中有关种种“幽兴”的咏叹。
其二：“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鲜鲫银丝鲙，香芹碧涧羹。翻疑柂楼底，晚饭越中行。”前半写潭上夏日林荫景象，大处泼墨渲染，细处工笔勾勒，相映成趣，境地立呈，极富气氛和情调。随后写设宴林间，飨客以鲜鲫、香芹，不须明说，将军的雅致可想。最出人意料的是收尾两句：昔年南游，曾在柂楼底进晚餐时食此羹鲙，触景生情，不觉神往，恍疑此身犹在越中也。(3)——一往情深，纯是自然流露，非仅止于借剡中旧事以称美此间风物，所以落落大方，不同凡响。
其三：记园林中一种叫“戎王子”的奇花异卉。这种花，来自万里之外的月支绝域，“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中土实属罕见。今来此幸得相赏，虽已“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仍觉眼福不浅，就专写一章来歌咏它。
其四：“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旁舍”指何园的邻舍。诗人爱此地幽僻，“而时方献赋不售，正当穷愁，忽兴感怆，谓‘词赋’虽工何益，‘书籍’亦为弃物，当拈而卖之，‘问尔东家’，托此以终吾身而已。卖书典宅，正见其穷，此愤激之词，非实语也。乐中生悲，所以为性情之诗；吾辈作诗不及古人，正在阿堵”（王嗣奭《杜臆》）。(4)
其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写山林景物和将军待客的豪情，意境、兴会俱佳胜。老杜倒装句，人习知晚年所作《秋兴八首》“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其实这组诗中已经开始在尝试这种句法了，如其二“鲜鲫”联、本章“绿垂”联皆是（甚至可以追溯到早年所作《望岳》“荡胸生曾云”句）。顾宸说：“旧注以‘香稻’一联为倒装法。今观诗意，本谓香稻乃鹦鹉啄余之粒，碧梧则凤凰栖老之枝，盖举鹦鹉、凤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实事也。重在稻与梧，不重在鹦鹉、凤凰。若云‘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则实有鹦鹉、凤凰矣。少陵倒装句，固不少，惟此一联，不宜牵合。”（《辟疆园杜诗注解》）所论良是，但须修正的是：非独此联，非独老杜，凡是成功的倒装句都不宜牵合。“鲜鲫”一联，扽直了就是“银丝鲜鲫鲙，碧涧香芹羹”。这么一来，倒也通顺易懂，只是弄巧反拙，把诗给糟蹋了：（一）“银丝鲜鲫鲙”“碧涧香芹羹”，这岂不是唐代饭馆菜单上的两种应时名菜么？——真煞风景！（二）不合平仄。意思是顺了，就是念起来不顺口。（三）也是最重要的，诗人的着眼点在“鲜鲫”“香芹”而不在“银丝”“碧涧”；不然，接着在末二句发见物怀旧的幽情，就显得不那么自然了。又如“绿垂”一联，本意是“风折笋（而）绿垂，雨肥梅（而）红绽”。如果这样还原，不仅平仄不调又出了韵，还严重地破坏了诗人精美、别致的艺术感受和表现。“绿垂”“红绽”是偶然见到的，“风折笋”“雨肥梅”是随即意识到的，二者虽接连闪现于瞬息之间，却有先后之分、有意无心之别。因此，敏锐地体察这些细微的感知差异，为了尽可能多保留一些生活实感而巧妙地加以表现；不简单地陈述“这是风吹折的笋子”“那是雨中黄熟的梅子”，而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这就会使读者耳目一新，仿佛也随着进入何氏山林，亲身感受到那夏天里风雨的多变、那笋折梅熟的生趣和季节感，甚至连诗人当时处在这幽美境地中快意的神情也似乎活现在眼前了。王维《山居秋暝》中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也是具有同样艺术魅力的一对倒装句。竹林里传出愉快的喧笑，浣纱姑娘们回来了。莲叶莲花纷纷摆动，原来是渔舟归来从那里经过。——就这样，诗人挥动了他神奇的彩笔，竟像今天的电影似的，在动中，巧妙地、有声有色地再现了山村秋日傍晚生活和景物中的美，同时也烘托出了自己怡然自得的风姿。所谓“倒装”，只是跟日常平铺直叙的表述方式相对而言。严格地说，若从艺术的感受、构思和表现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所谓“正装”“倒装”。像以上讲的那些倒装句，能说它们在思路上是前后倒置的吗？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语法、句式上有所谓“倒装句”，只是想表明，对于诗人来说，首先需要关心的是生活实感和由此而来的醇厚诗意。如若不然，即使你写出了一个又一个极其标准就是没多少诗意的倒装句，那岂不枉抛心力、无济于事么？就拿韩愈来说吧，不能说韩愈不会作诗，他不少的诗就写得很好。只是此公好争奇斗险，力主“惟陈言之务去”，勇于在语法、句式上做花样翻新的试验，往往由于不大注意诗意的酝酿而写出一些极其古怪的句子。他也尝试过倒装句的运用，如《春雪》“入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一联便是。
《梦溪笔谈》说：“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人多讥沈括不解诗，实不尽然，比如这条评论就很中肯。所谓“语反”，并非平常所说的“讲反话”，指的就是倒装。“意全”或“语浑成”，大致是指句意完整、自然、浑然一体。认为杜诗“红（香）稻”一联“语反而意全”无疑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说韩愈“舞（入）镜”一联就“稍牵强”呢？问题就在于“语反”而“意”不“全”啊！“鸾窥沼（如）入镜，马度桥（若）行天”，一经倒置，便成此联。虽然炮制如法，并无纰漏，只是挖空心思，冷不丁地蹦出这么两句，故作形容，无甚兴象，怎能算是气足神完而“意全”呢？纪昀说：“律体非韩公当行，‘入镜’一联，向来推为名句，然亦小有思致，巧于妆点耳，非咏雪之绝唱也。”(5)（《瀛奎律髓》批）所论甚是。由此可见，如若诗意不醇，无论“正装”“倒装”，都很难写出绝妙好辞来。艺术的构思和表现也是重要的，而且往往与诗意的酝酿一同渐臻成熟，但千万不可本末倒置，一味猎奇。
其余几章，据仇注的概述，其六“状山林高寒，而美其淳朴”；其七“记山林物产，而叹其景幽”；其八“因水府而旁记游迹”；其九“宿何园而记其韵事”；其十总结十章，写“出门以后情事”。可见这组诗，正如《杜臆》所说，“明是一篇游记”。杜甫这些年来，蹭蹬未遇，心力交瘁。今来何园，稍得消停，其快何如！“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其九），“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6)（其五），难得主人一家儒雅，又豪爽好客，杜甫和他的好友郑虔，这几天在这里过得实在是太痛快了。他们骑马到处游逛，寻幽访胜：“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其四）；“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其八）。累了饿了就在水边林下席地而坐，举行野餐：“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其五）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只烹制些园子里出产的时新菜蔬和鲜鱼佐酒下饭：“鲜鲫银丝鲙，香芹碧涧羹”（其二）；“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其七）。喝多了燥热难熬，就往飞瀑四溅、水花似雪的云门风磴，找个阴凉的去处，铺张篾席睡他一觉；醒来冷不过，只想穿棉袄：“风磴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酒醒了以后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睡在竹席子上面），衣冷欲装绵。”（其六）说来好笑，杜甫喝醉了酒，一高兴，不仅又唱又跳：“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7)（其十），有时还耍酒疯儿，手中拿着从池子里折来的荷叶，把帽子扔到地上，简直以为自己就是童谣里唱的那位“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着白接䍠”的、晋代镇守襄阳的征南将军山简，面对黄昏时候的秦山坐着，望着眼前辽阔的水面出神，心想这儿若有识水性的“吴儿”、会驾船的“郢客”，载着他去浪迹江湖该多好；“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䍠（帽子）。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其八）。在这样幽美的环境里，过了几天优哉游哉的浪漫生活，一旦真要告辞回城了，心里当然会感到有说不出来的难过：“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其十）终于离开了，走远了，还不时回头眺望这个白云缭绕、流水回环的幽美的山林：“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他跟郑虔约好，无论如何，他们还要再到这里来做客的：“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这种难分难舍的依恋之情，甚至跟王维离别自己盘桓多年的辋川别业时的心境相差不远：“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别辋川别业》）可见他是多么爱这家殷勤好客的主人，爱这种无拘束的生活，爱这个地方，尤其爱这里的淳朴的风土人情：“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8)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其六）王嗣奭说：“末章曲折顿挫，无限悲感。谓山林宴游，真可不厌，而幽意忽有不惬，于是告归，而实出于无可奈何。故身虽出门，心不忍去，若见流水俱住，然回首见白云，已如隔壤矣。因追思前夕灯前舞、醉后歌，岂真赏心？不过借以散闷，谁则知之？‘自笑’‘谁怜’，正见幽意。盖何将军虽高雅，然初会未必知心。‘朋好’则郑广文，乃知心者。幽愁难遣，只应与之来游，风雨不避，正《诗》所云‘驾言出游，心写我忧’者，非真恋山林也。”具体解释未必尽当，但指出杜甫在佯狂之态和欣喜、依恋之情的后面，隐藏着深刻的忧愁和苦闷，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年春天，杜甫果然又来到何氏山林做客，写了《重过何氏五首》这组诗。这次是将军在答谢他问候的回信中特意邀请他的（诗中不见有与郑虔同往的迹象）。他喜出望外，便匆匆忙忙坐着车赶了来；因为是旧地重游，大有宾至如归之感：“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其一）
去岁夏天杜甫在这里时，竹林里的笋子正在脱箨抽条，他见有的给狂风吹折了，十分可惜，曾经写出了“绿垂风折笋”这一名句。回城后，他老是惦记着这片竹林子，春天来了，心想去年夏天那茬笋子该早已长成新竹了吧，就捎了个信去打听，没料到却收到了何将军邀他重游的回信。——这就是头两句的意思。“问讯东桥竹”而不问讯何将军，这恐怕不礼貌吧？要知道，这是作诗。在实际生活中，诗人跟平常人也大致差不多，不管见到了人还是写信，总会先问对方和亲友们好，不会一上来就问候那些花呀竹呀的。可是作起诗来，就往往“目中无人”了。比如王维也是这样，他遇见从故乡来的人，别的什么都不关心，就问他自己窗前的寒梅开花没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不要以为这是诗人在故作风雅，其实他思乡怀人的深情，也尽藏在这简短的一问中。杜甫不仅在诗中，甚至也可能在致何将军的信中真的“问讯东桥竹”，那还不是在借此表示对去年何园雅集的怀念，对何将军盛情款待的感谢。何将军是聪明人，体会出里面有想来重游的意思，就主动地来邀请他了。《杜臆》说：“‘倒衣还命驾’二语，正述报书，而末有‘真作野人居’之语，正与‘吾庐’相应，加一‘真’字以实之。须溪解‘倒衣’谓自家颠倒而前，误甚。‘花妥’两句，正是野景，而‘獭趁鱼’更觉幽僻，故野人居之最称。”仇注采此说，认为若按照旧注那么解释，则直“视何园为吾庐，几乎冒认己有矣”。浦起龙不同意：“七、八明点‘重过’。言得书即去，竟似吾庐。虽系将军别业，俨然入我故居矣。习熟之甚，使‘重过’意活跃而出。近解谓‘高枕吾庐’，即报书中语，邀公夜宿也，则‘乃’字如何安放？”驳得对。看起来不是刘辰翁“误甚”而是王、仇二位颇迂。今天在亲友家做客，也往往讲“我在这儿过得挺自在，就像在家一样”之类的客套话，能说这是“冒认己有”么？不过，浦起龙接着说：“谓‘野人居’就‘将军’言，则于‘真作’二字不合。上年熟游，今日始觉耶？”这理解也似乎过迂了。案其四说：“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这诗是专门赞美将军的，这位何将军并没有卸职，可怪的是他却懒于上朝参见皇帝，经常住在山林别墅里，抛甲卧枪，武也不练，只是这里移蒲那里种柳地作“无事忙”，不骄不奢，不善理家，日子刚刚过得去。为什么他要这样？也是因为他太迷恋“野趣”“幽意”，只想过羲皇上人那样淳朴的理想生活啊！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又在《五柳先生传》中称赞五柳先生说：“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羲皇上人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也就是传说中上古帝王无怀氏、葛天氏那时候的人民。这当然是一些没开化的“野人”，但在陶渊明、杜甫、何将军这些向往太古淳朴之风的人看来，他们无疑是最高尚、他们的生活也是最理想的了。杜甫在上次游何将军山林诗中说自己有耽幽之癖：“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这里又引何将军为同调，并暗中夸他是陶渊明那样的人，那么，“谓‘野人居’就‘将军’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重来”两句的大意是说，再次来到您这个环境幽美、风气淳朴的休假胜地，真会让人错误地将它当作羲皇上人的住处了。这难道不是在极力称美主人么？浦起龙不同意这种解释，主要是他囿于世俗之见，又没真正弄懂“野人”的含义，生怕杜甫不讲礼貌，唐突了主人的缘故。他没有明确地表示这两句到底应该怎样串讲，但根据他对“高枕吾庐”的理解，可以揣知他认为这句是说，这真是我这个“野人”居住的好地方啊。(9)——这样似乎是谦虚多了，不过按照诗人原来的想法来看，与其说是自谦，毋宁说是自命清高、自我标榜。至于说：“上年熟游，今日始觉耶”，这更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即使上年已有此感，难道重来就不许更加觉得果真如此么？怎能说“于‘真作’二字不合”呢？我看是再合不过的了。
卢元昌说：“天宝间，五家竞开第舍，一堂之费，动逾千万，至且撤韦氏宅为虢国居。又于亲仁坊起禄山第，莫不穷极壮丽。公于将军，特表曰‘野人居’，取其俭朴以风世。”（仇注引）这未免如杨伦所讥，“动涉刺讥，深文周内”了。不过何将军给人的印象倒是个不满现实、洁身自好的人。这就无怪乎满腹牢骚的老杜跟他合得来，他也一再欢迎老杜到他林园中去。在耽“野趣”、尚“淳朴”这一点上，老杜引他为同调；我们应该进一步看到，在他们这共同志趣的后面，多少隐藏着愤世嫉俗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俩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管怎样，何将军已有买山退隐之资；而老杜则蹉跎岁月，一命不沾，来此虽暂得逍遥，终得回长安奔走。想到这里，诗人就不胜感慨了：“到此应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其五）老杜以前总是强调自己的干禄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番大事业。后来钉子碰多了，就不那么自信了，退而求其次，竟想当个小官，弄点钱，置点产业，优游林下，过几年松快日子。老杜后来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谈到自己也曾有过独善其身、退隐山林的想法，只是由于死心眼，始终没能改变兼济天下的初衷：“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他在东都与李白相遇时，也曾有过厌世高蹈之想，甚至真的去求仙学道过，不过那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慨，不可看得太认真了。如果说老杜曾经真有过“萧洒送日月”的“江海志”，有过“但自求其穴”的想法，那么，这一次在《重过何氏》其五中所提到的“沾微禄”、“买薄田”、归山隐居的打算，可说是最早、最具体、最明显、最真实的了。
其二写重来刚到时情景，自然亲切，境地自呈：“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来幽兴极，步屧过东篱。”诗人一来到何园，与主人周旋过后，自然会情不自禁地要到这旧游地各处转转。没想到去夏优游林下、饮宴偃息时用过的酒樽、卧榻，经过多少次山雨冲击、水涨沙沉，还依然留在那里。狗见客人似曾相识，叫也不叫了，忙摇着尾巴表示欢迎。（若非文学夸张，过了大半年，狗真的还认得人，老杜那次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可不短了。）忽听见林中鸦雀声喧，原来是鸦雏不知怎的从巢里翻落下来了，老鸦们飞扑着、惊叫着在保护着它，却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极目远眺，南面终南山上的翠微寺(10)，薄云轻抹，依稀可见，西面皇子陂(11)那边，天气晴朗，景物历历在目。前次在这里游览，见何园东邻那边，“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十分僻静，一时幽兴大发，曾转过卖书买屋、到这里来隐居的念头，今日重来，不觉又穿过东篱，绕到那儿去走走（“向来幽兴极，步屧过东篱”）。——这诗端的写得好，前代评点家多赏其“语语重过”，不过，光要求做到这一点不算太难。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随意行吟之中，便将重游的喜悦、往事的怀念、林居的幽致、远眺所见阴晴多变的春山，挥洒自如、轻描淡写，却又有声有色、情境交融地表现出来了。
《杜臆》说：“第四句乃即所见，而‘鸦护儿’，因‘犬迎客’也。”说这句是写即目所见是对的，认为鸦因狗迎客而护儿，情理上却讲不通。姑且不说“犬迎曾宿客”不一定大声狂吠，就是叫声再大，也不至于将鸦雏吓得从巢里掉下来的。这两句在五律中虽是对仗，并无因果关系，大可不必硬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仇兆鳌说：“‘落巢’谓新雏生落巢中。(12)或云鸦儿落地，或云新巢落成，俱非。”乌鸦搭巢不是盖华堂，岂可说“落成”？人出生叫“落地”或“落草”，生小狗也叫“落草”。鸦雏是孵出来的，又不是胎生，怎能说“生落巢中”呢？看起来，还是“鸦儿落地”这一解释最文从字顺，最符合作者本意。既然如此，为什么各家都不采用此说呢？无他，主要是他们墨守成规，不理解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所做的尝试，不认识他所取得的新成就所致。
契诃夫在致亚·巴·契诃夫的信中这样写道：“依我看来，自然的描写应当非常简练，而且带一种偶然的性质。俗套头是这样的：‘落日沉浸在发黑的海浪里，海面上洋溢着紫红的金光’，等等。‘燕子在水面上飞翔，快活的啾啾叫。’——这类俗套头应当丢开。描写风景的时候应该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它组织起来，让人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比方说，要是你这样写：在磨坊的堤坝上，有一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像明亮的星星一样，一只狗或者一只狼的影子像球似的滚过去等等，那你就写出了月夜。”（《契诃夫论文学》）这段景物描写，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在他的短篇小说《狼》和剧本《海鸥》中出现过两次，效果很好。（我国的一位小说家也学着让一些玻璃碎片在他的长篇和短篇中各闪光一次，效果虽说也不错，但切忌照样老闪，闪多了，岂不又成了俗套了？）可见这是这位卓越语言艺术大师的经验之谈，是经过实践证实了的，也就是说，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小说和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因各自的艺术特点而有所不同（比如前者重逼真，后者须加以美化和诗化），但一些基本的要求却是共同的（比如都要求创新而不落俗套，要求给人以鲜明的印象而有身临其境之感，等等），因此在表现艺术上是相通的。千多年后，契诃夫介绍的关于景物描写的这点经验，杜甫当时虽然没有谈到过，但从他这一时期大量的写景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再尝试，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了。且看前后游何将军山林写的这两组诗，比如“卑枝低结子”“碾涡深没马”“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以及那句引出这一大段议论的“鸦护落巢儿”等等，都是一些正如契诃夫所说的“非常简练，而且带一种偶然的性质”的景物描写。由于诗人丢开了俗套，抓住了琐碎的细节，并出色地将它们表现了出来，因此“让人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了。杜甫的这些景物描写，比起契诃夫那个著名的例子来，显然是经过诗化和美化了的，但就艺术表现的方法和特点而论，二者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对于过去那些摆脱不开俗套、看惯了艺术长河中给冲击摩擦成滚圆光滑的鹅卵石的评注家来说，这样一种艺术表现法未免太尖新太陌生，甚至有时往往会感到不大容易理解，只得勉强将“落巢”讲成“新雏生落巢中”或“新巢落成”云云。又由于他们受时文作法和古文章法的影响很深，总爱形式主义地从起承转合、破题点题等方面来说诗，对于像“鸦护落巢儿”这样一些写带偶然性细节的句子，也一定要找出它跟上一句“犬迎曾宿客”的承接关系，说什么“‘鸦护儿’，因‘犬迎客’”，似是而非，把本来不难懂的诗句越讲越糊涂。在这一时期以前，杜诗中很少有这样一些带偶然性细节的自然景物描写，以后却不胜枚举。可见诗人在诗歌艺术的探讨上，是勇于摒弃俗套，追求创新，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写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成就的。
这组以其三写得最潇洒，最能体现老杜独特的美学趣味和清丽的艺术风格：“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杨慎《丹铅总录》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会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老杜不仅服庾信，也学庾信，他的诗歌，最善于熔“清新”“老成”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三“落日平台上”这首诗，就是体现这一艺术风格特征较好较早的作品之一。此外，如《奉陪郑驸马韦曲》其一：“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绿樽须尽日，白发好禁春。石角钩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时占丛竹，头戴小乌巾。”其二：“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城郭终何事，风尘岂驻颜？谁能与公子，薄暮欲俱还？”《陪李金吾花下饮》：“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细草偏称坐，香醪懒再沽。醉归应犯夜，可怕李金吾。”以及《崔驸马山亭宴集》等等，都是这样一类题材类似、风格相同的作品。贵家的清客、座上的嘉宾、赏心悦目的游览、纵情的饮宴、风流倜傥的韵致、偶尔涌现的哀愁……经过诗人诗情画意的酝酿、生花梦笔的渲染，便草成了这样一些精致、清新的小品，为我们留下了他旅食京华、不尽是愁苦一面的剪影。他虽然为自己寄人篱下“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处境而深感屈辱，但每逢春秋佳日，得预华筵，对酒当歌，留连光景，仍然会暂忘烦恼，逸兴飞扬，颇感快意的。蒋弱六评《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说：“此与《漫兴》《江畔寻花》诸绝，同是一种奈何不得光景。此老痴情狂兴，真绝世风流。”（《杜诗镜铨》引）不把眼光局限于前后几组诗中如“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之类字句的近似，而能看到此老贯彻始终的“绝世风流”和“痴情狂兴”，这是很有眼力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气质，在杜甫的性格中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小，切勿把他看成仅只是个迂腐、拘谨的人。
二 几首陪宴诗
最能见出唐时京师上层社会习尚、贵公子行径和清客身份的，是《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为了希宠，于天宝元年开始动工，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第二年三月竣工，皇帝亲临望春楼观看新潭。韦坚以新船数百艘，扁额上写明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化了装，穿红着绿，站在前船唱《得宝歌》：“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舟船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鼓笛胡部以应之。其余的船随着缓缓地开到楼下，连樯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见了都觉得很稀奇。韦坚跪进诸郡轻货，又献上百样牙盘食（用象牙盘盛御食样品置于帝前，谓之“看食”）。皇帝置宴，竟日而罢。四月，加韦坚左散骑常侍；给新潭命名为广运潭（详《资治通鉴》《旧唐书·韦坚传》）。《通志》载长安下杜城西有第五桥、丈八沟。黄鹤认为这就是韦坚所开广运潭的漕渠，很对。这里自从那次盛况空前的御驾亲“游”之后，加上又是南北水路交通枢纽，过往官商人等很多，自会成为近畿歌楼舞馆骈列、画舫游艇纷集的冶游地，多少仿佛清代北京东郊漕渠通惠河的二闸（即庆丰闸）。丈八沟离第五桥不远，第五桥边就是何将军山林。杜甫这次陪诸贵公子来丈八沟携妓纳凉，比起那次风雅的山林之游，显然要俗气得多。可是，经过诗人的美化，写了出来，却也不太恶劣。“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其一）“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其二）张上若说：“二首当合作一首看。首联泛舟，次纳凉，三联陪公子携妓，末句是雨将至。次首前六句是舟中避雨仓皇之景，结是归时天气陡凉。放船归路，各有情景，互为起结。”叙事层次清楚，宛如一篇简短的游记。《杜臆》说：“舟携南北妓，见贵公子行径。燕姬不惯乘舟，又兼风雨，故愁。”此解得之。这里既是水路交通枢纽，秦楼楚馆中当然不乏“越女”“燕姬”。(13)说诸贵公子为了寻欢作乐，为了摆阔，舟中所携，北妓南妓都有，不是毫无根据的。
李商隐有一首《镜槛》诗，“镜”一作“锦”。徐逢源说：“‘锦槛’，锦棚也。《开元遗事》：长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结锦为凉棚，设坐具，召名姝间坐，递请为避暑会。杜子美《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即此会也。玩全篇语文，与此颇合。”可见当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但须补充的是：作为清客，杜甫这次陪诸贵公子携妓纳凉的所在是在漕渠的船上，而不是在林亭内的凉棚中。
从艺术上看，其一“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二句意境颇佳。南宋衡山（今湖南衡山）人赵葵的《杜甫诗意图》（原题《竹溪消夏图》）就是以这两句诗为题，但描绘的不是长安附近丈八沟携妓纳凉光景，而是江南水乡的平远景色。修竹万竿，郁茂葱茏，近处浓重清晰，远处疏淡迷蒙，层次分明。又用水墨点染出浅溪回汀，隐约显露出曲折的小径，有两人策骡缓行。遥望远处雾霭苍茫，似乎令人感到夏季的湿润空气。后面是幽静的荷塘，小屋数间，一人坐在水阁中纳凉，侍童旁立。屋后竹篱小桥，溪流潺潺，景色宜人。整幅画面深远恬静，使人犹如置身于万竹丛中，涤尽烦暑，凉气袭人，充分表达了“深”“净”的意境（原画影印图片及朱恒蔚解说词见《艺苑掇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这幅画被评为“无上神品”，画得委实是好。当然，图中画的不等于诗中写的，画好也不等于诗好，但这画和这两句诗之间意境却是相通的，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说，宫体诗人“人人眼角里是淫荡”。写“携妓纳凉”，题材是够淫荡的了，但眼角里不见淫荡，写出来的诗也还清新。如果要找点理由为老杜开脱的话，这该算是他多少不同于宫体诗人、不同于流俗的地方吧？
写同一题材艺术上独具特色之作，当推《城西陂泛舟》：“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西陂即渼陂，在长安京兆府鄠县（今陕西户县）西五里，水面宽阔，风景幽美，是当时都人春秋佳日游览胜地之一。诗中写的是贵家在楼船上摆酒大宴宾客的热闹情景。还是王嗣奭讲解得好：“有‘青蛾皓齿’，故有‘横笛短箫’。楼船高敞，故声达天际，而用一‘悲’字，妙。盖喜从悲生，如云痛快，不痛不快，观场者至于堕泪而后以为得趣也。楼船甚安，不见其动，但有风有樯，自信其船之行，用‘自信’字极妙。船大则行自缓，故云‘徐看’；此联顶‘楼船’来。‘鱼吹细浪’，妙在‘吹’字；此联顶‘青蛾’来。船大则送酒必用小舟，故倒其语而簸弄风致。”这诗写得很委婉，却淋漓尽致，春意盎然，艺术上颇见功夫，但无甚深意，至多反映了盛唐时期歌舞升平的表象，和上层统治阶级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精神面貌，客观上有些须认识价值。杨伦以为“此诗当有所指，如《丽人行》之类，观‘在’字自是望中，不必身与”，未免主观。跟前面那两首诗和后面即将论及的《乐游园歌》联系起来看，杜甫参加达官贵人、王孙公子这类声妓如云、香醪泉涌的狂欢宴会也是常事。《城西陂泛舟》这首诗，无论怎样解释，思想意义都不算深刻，诗人“身与”不“身与”都无所谓。如果一定要问个究竟，我认为，从诗题和诗人当时的交游情况看，城西陂的这次携妓春游宴会，他倒很可能是参加了的。
《乐游园歌》是“晦日贺兰杨长史筵醉中作”（原注），虽也写到歌舞华筵盛况，但与前三首即景助兴的应酬诗不同，不仅含蓄且有倾向性地反映了最上层追求享乐的腐化生活，还情不自禁地倾诉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身世之感：“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也叫乐游苑或乐游原，在长安城南，汉宣帝时所立。唐代长安年间，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每年三月三上巳节、九月九重阳节，京师士女都到这里来踏青、登高，帐幕云布，车马填塞，虹彩映日，香尘满路。文人雅士聚会时所赋诗歌，第二天便传遍全城。（比登报还快，可见唐人对诗歌的爱好！）晦日，指阴历每月最后一日。但原注中所说的“晦日”，则是指正月最后一日。唐代以正月晦日、三月三、九月九为三令节。唐德宗时李泌请废正月晦日，以二月朔日（阴历每月初一为朔）为中和节。正月晦日跟二月朔日只差一天，这时已是郊游的节日（初盛唐诗人写正月晦日游览的诗很多），而且这首诗头两句“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中已显出春意不浅，可见当日长安一带的气温比现在稍高一些。研究证明，隋唐（五八一—九〇七）期间，气候曾一度变暖，长安可以种植柑橘。到了十一世纪以后，气候又变剧寒，长安一带柑橘通通冻死，甚至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全部结冰，可以通行车辆（见沈文雄《中国的气候变迁》，载《人民画报》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了解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气候变迁，再反过来看唐诗中一些关于物候的描述，如杜甫的《丽人行》说阴历三月三日就飘柳絮：“三月三日天气新，……杨花雪落覆白。”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说少年们兴致最高，用不着到阴历三月的清明和上巳，二月中春分以来早就在外面游玩了：“少年分日（春分、秋分叫分，这里指春分）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就觉得说的这些都是实情，读起来也好懂得多了。
这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长安志》载：“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如掌。”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欢宴游玩的想象。案曲江池在乐游园南，今西安市东南十里。张礼《游城南记》载：“芙蓉园在曲江西南，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地。园内有池，谓之芙蓉池，唐之苑也。”《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仪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借指宫城的正门），等等，可见诗人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欢作乐。浦起龙说：“‘青春’六句，一气读。虽纪游，实感事也。是时诸杨专宠，宫禁荡轶，舆马填塞，幄幕云布。读此如目击矣。”这等场合，哪能少得了诸杨？不过，从这偌大的势派看，这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非得有皇帝和贵妃亲自率领不可。浦说未必允当。《杜诗镜铨》引张上若的话说：“此指明皇游幸，妙在浑含。”很对。仇兆鳌解“长生”二句：“酌瓢之后，调马而行，得以尽览诸胜。”杨伦加旁批说：“首叙长史筵宴。”以“酌瓢”“调马”就杨长史及其宾从而言，可商榷。一、汉上林苑有长生木（见《西京杂记》），瓢用此木雕成，即使是借以表“示真率”，这典故也不宜于贺兰杨长史（若是诸杨倒也罢了）。二、杨长史在此置酒宴客，并未奉旨随驾，如今皇帝正在南苑游幸，他岂敢冒冒失失地带着杜甫这样的“长安一匹夫”，调马而行，尽览诸胜？难道不怕犯惊跸之罪么？三、从文章结构上看也讲不通：“既方酌酒，不应即说调马，下又仍说饮酒”（施鸿保语）。(14)那么，究竟怎样理解才比较接近作者原意呢？我认为很简单，只要将这两句看作就皇帝而言就行了。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欢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这样解释，不是很妥帖吗？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岂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欢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以往读杜甫陷长安安禄山叛军时所作《哀江头》中追忆帝妃出游曲江情事的描写，总以为纯系想象之辞，现在我多少读懂了《乐游园歌》，才知道诗人虽未躬逢其盛，却也真在远处居高临下地鸟瞰过那“霓旌下南苑”的热闹场面。可见诗人的想象，还是有一点生活感受作依据的。这就无怪乎他写得这样真切、这样动感情了。
三 游渼陂 登大雁塔
杜甫这一时期的纪游之作，写得最出色的是《渼陂行》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前诗一开头就说明是随岑参兄弟出游，后诗原注说：“时高适、薛据先有作。”同伴都是好朋友、大诗人，又互相唱和，游兴、诗兴大发，自然是容易写出好诗来的。
岑参（七一五—七七〇），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先世居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故一作南阳人。少时隐居嵩阳，二十岁至长安，献书阙下。此后十年屡次往返于京洛间。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天宝三载（七四四）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七四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入朝，表荐他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幕掌书记，遂赴安西。第二年正月，高仙芝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五月，出师迎击大食，兵败还朝。岑参约于初秋到长安。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三月，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表荐他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遂赴北庭。由于他有边塞生活丰富而深切的感受，他写了许多讴歌边防将士英雄气概、描绘边疆奇异景色的诗篇，成了唐代最富于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特色的边塞诗人。
岑参的《感旧赋》说：“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三相指的是他曾祖父岑文本相太宗，伯祖岑长倩相高宗，伯父岑羲相睿宗。岑文本长于文翰，著述甚富。岑长倩因为反对改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反对诏天下立大云寺，得罪了诸武，被诬谋反，斩于市，五子同赐死。岑羲坐预太平公主谋逆，被诛，籍没其家，亲族数十辈，放逐略尽。这是岑参诞生前两年的事。可见他虽出身于大家贵族，不过到他这一代已经中落了。父岑植，做过刺史；子五人：岑渭、岑况、岑参、岑秉、岑亚。岑况曾官单父尉，与诗人刘长卿友善，似亦有文名。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指的都是岑参和他的二哥岑况。其余几个兄弟不详（见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岑羲在睿宗朝做户部尚书时曾经写了一首题为《参迹枢揆》的诗。沈佺期的《和户部岑尚书参迹枢揆》说：“大君制六合，良佐参万机。……盐梅和鼎食，家声众所归。”案“参迹枢揆”即《北史·邢峦传论》所谓：“峦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内参机揆，外寄折冲”，“良佐参万机”即《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谓：“相国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皆指辅宰而言。岑羲原诗今不存，沈佺期和章显系赞美岑氏一门三相。岑参字不详，不易确定其名当读“餐”还是读“申”。既知他伯祖曾赋《参迹枢揆》诗，且同官亦有和章，可见为岑参命名者当受此启发，有望其重振相国家声之义，似当读“餐”。岑参不像李、杜那样常在诗文中宣扬自己的大志。但是他的《银山碛西馆》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又《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说：“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却为文章累，幸有开济策。”可见他受家世的影响，还是自负“有开济策”，且以建功立业自相期许的。
杜甫与岑参何时在何地开始结识，不详。天宝五载到八载、十载到十三载二人都在长安，这两段时期内，他们见面和在一起游览、聚会的机会是很多的。杜甫有《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主人情烂漫，持答翠琅玕。”岑参也有《与鄠县源少府泛渼陂》：“载酒入天色，水凉难醉人。清摇县廓动，碧洗云山新。吹笛惊白鹭，垂竿跳紫鳞。怜君公事后，陂上日娱宾。”两题仅二字不同，前诗自注“得寒字”，后诗自注“得人字”，可见他俩一同参加了这次由源县尉慷慨做东的盛会了。他们乘船游赏、听乐钓鱼、吃瓜喝酒、拈韵赋诗，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去。加上岑参兄弟领着杜甫去游渼陂的那一次，他们同游渼陂起码有两次之多。(15)
杜甫《渼陂行》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沉竿续缦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通志》载元末游兵决水取鱼，渼陂早已枯干改成水田了。据说当时渼陂的水源出终南山诸谷，合胡公泉，形成了这一片辽阔的水面。陂上是紫阁峰，峰下陂水澄湛，环抱山麓，周围十四里，中有荷花、凫雁之属，向北流入荥水。渼陂在鄠县西五里，离长安城上百里。所以说岑参兄弟领着杜甫来此游赏是“远来”。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论岑参说：“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后世艳称岑参边塞诗的奇，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写奇观，“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状奇境，“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发奇想，等等，莫不脍炙人口，但很少注意到他从早年隐居以来所写山水诗中已不时闪耀着令人惊讶的异彩。除了前面殷璠摘出的那几句以外，像“石潭积黛色，每岁投金龙。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冬夜宿仙游寺》）、“东南云开处，突兀猕猴台。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喷薄四时雨，傍村终日雷”（《终南云际精舍》）、“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九月山叶赤，溪云淡秋容。……昨诣山僧期，上到天坛东。向下望雷雨，云间见回龙”（《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这样一些描绘，不管写的是恬静的境界还是雄伟的景象，都显示出了“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的特色和诗人“好奇”的个性。《河岳英灵集》所收诸家诗“起甲寅，终癸巳”（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至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天宝十二载以前岑参已去过一次安西，也创作了一些边塞诗。但《河岳英灵集》只选了《戏题关门》“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这一首与边塞有关却无边塞情调的小诗，其余六首都是一般写景或抒情之作，而且评语中也未摘录边塞诗中的奇句。可见岑参为当时人所称道的，是他的那些一般写景或抒情之作中的奇，还不是边塞诗中的奇（实际上，他边塞诗中的名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多作于天宝十三载第二次出塞在北庭时）。诗奇在于人奇，老杜在《渼陂行》中一开头就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看起来，这一对难兄难弟的好奇、好事、好寻幽访胜，在当时一定是出了名的了。跟着岑氏兄弟这样的奇人，游赏渼陂这样的奇景，这就难怪老杜诗兴勃发，竟然写出了《渼陂行》这样一篇“滉漾飘忽，千态并集，极山岫海潮之奇，全得屈骚神境”（杨伦语）的奇文来。
这是夏季阴阳变化莫测的一天。他们来到渼陂岸边的那会儿，只见雨云密布，天地黯淡无光，碧绿而透明的万顷波涛，像堆积着片片琉璃，显得很神秘很阴森可怖。这种天气一般地说最不宜于乘船出游，岑氏兄弟却偏要“琉璃汗漫泛舟入”，这事岂不是很特别么？他们的兴致真高，他们果真“好奇”，我可提心吊胆，生怕给风浪打翻了船，喂了水怪，悔之晚矣！——这就是“事殊兴极忧思集”和“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的意思。鼍也叫鼍龙或扬子鳄，俗称猪婆龙，产于江淮间，这里不一定真有，这么说，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鼍作鲸吞”是说鼍龙像鲸鱼那样将人囫囵吞下，不是说这里还有鲸。
开船以后没想到很快就云净天空、风平浪静，诗人不觉转忧为喜，便心旷神怡地欣赏起种种湖山胜景来了。中流有菱叶、荷花，陂水无疑不深。所谓“沉竿续缦深莫测”“宛在中流渤澥清”，不止是一般的艺术夸张，还是在写一种因见水中山峰倒影而引起的幻觉和想象：渼陂南面大半边水面浸满了终南山的倒影，山影动摇，水波荡漾，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把陂水映得黑洞洞的，仿佛深得没有个底，船行陂中，就像到了清澄的海上一般（“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
接着写日暮游艇从中流移近南岸的情形。“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二句还是施鸿保解说得好：“注：舷，船边也。戛，轹也，此谓船舷经过之声。今按船在陂中，寺在岸上，如何经过且有声？注引《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渼陂在鄠县西五里。不但相去甚远，一在县东南，一在县西，则尤不能经过。此句犹下‘水面’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指出这两句皆就水中倒影而言，可算是懂得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了。船舷是实，山寺倒影是虚，虚实相戛，匪夷所思，足见构思之奇。身在船中，不能见所在的船舷与山寺倒影相戛；能见者，必是他人之船。在诗人想象中不必如此拘泥，但也可见此行游艇非止一艘。
接着写“月下见闻之状：灯火遥映，如骊龙吐珠。音乐远闻，如冯夷击鼓。晚舟移棹，如群龙争趋。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仇兆鳌对这一段诗的理解是正确的。一天的快游即将结束，主人兴犹未阑，趁月出东山，华灯初上，便命鼓乐大作，歌舞纷陈，群舟竞渡，将游赏乐事推到了高潮。诗写到这里，也随着进入高潮。
接着说忽然天又变得漆黑，一场雷雨眼看即将来临，于是诗人便从夏日阴晴变化莫测转到慨叹人生哀乐无常作结。汉武帝巡视河东，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作《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情境相同，难免忆及此辞，顿生乐极之悲。结语还算妥帖。王嗣奭认为“‘少壮几时’一句，用旧语可厌”，欠当。(16)
杜甫游渼陂不止一次。据诗意揣度，《渼陂行》当记初游。又有《渼陂西南台》诗：“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怀新目似击，接要心已领。仿佛识鲛人，空蒙辨鱼艇。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崷崒增光辉，乘陵惜俄顷。劳生愧严郑，外物慕张邴。世复轻骅骝，吾甘杂鼍黾。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身退岂待官？老来苦便静。况资菱芡足，庶结茅茨迥。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清景。”仇兆鳌说：“此台，前游所未至者，故重游而记其胜。”杜甫第一次来游，人多，热闹，从早到晚，日程又安排得很紧凑，恐无暇独登此台。这诗写独自登台所见所感，似当如仇兆鳌所说，是重游时所作。两诗所述时令都在夏季，两次来游，或是在同时前后不久。这诗先写景后抒怀，顺序串讲如下：台高水阔，六月亦觉阴凉。满陂的芦苇，远处水天相接。赏心悦目，感受新鲜。清澄的深水里，仿佛能见到南海里那种不废纺织、泪滴成珠的鲛人。烟雾空蒙的远方，渔艇隐约可辨。圭峰东边有紫阁、白阁、黄阁三峰：旭日照到紫阁峰，紫光灿烂；白阁峰阴森森白皑皑，终年积雪不融；黄阁峰不知根据什么取的名。三峰相隔不远，离渼陂也近（见《通志》）。白阁峰的影子和终南山的翠色都映在水中了。群峰阳光辉映，景色迷人，可惜俄顷登临便将离去。想到我忙忙碌碌长年为生计、前途而身心劳瘁，真愧对那隐居谷口的郑子真、卖卜成都的严君平，更仰慕那甘处蓬蒿的张仲蔚、免官养性的邴曼容。这四位汉代的高士，都能疏外物清尘欲而洁身自好。现今人世间又看轻千里马，那我宁肯隐遁江湖，跟蛤蟆们做邻居了。能知归隐，薄俗便可忽视，不须介意。做到取适无闷就好了，世上事不可能都那么如意。难道非做了官才能引退？人老了最宜于过恬静的生活，何况陂中菱角、鸡头米很多，采来足可卖得笔钱，凑合着在这偏远的地方盖个茅屋。从此便具备一叶扁舟，让我整年不再追逐名利，且追逐湖山清景去吧！
朱鹤龄说：“此诗俱本谢康乐。‘怀新目似击’，即谢诗‘怀新道转迥’也。‘乘陵惜俄顷’，即谢诗‘恒充俄顷用’也。‘外物慕张邴’，即谢诗‘外物徒龙蠖’，又诗‘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也。‘知归俗可忽’，即谢诗‘适己物可忽’也。‘取适事莫并’，即谢《山居赋》‘随时取适’，又诗‘万事难并欢’也。‘身退岂待官’，即谢诗‘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也。‘老来苦便静’，即谢诗‘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也。公云：‘熟精《文选》理’，真不诬耳。”对照得好！可见老杜取法前人用力之勤。但须补充的是：此诗俱本谢康乐，却仅止于遣词造句、格调章法而已；至于思想感情，则决非从大谢诗中照搬过来的，而是老杜“虽参列选序，尚未授官”这一时期内所特有的。老杜这种因愤世嫉俗而转思归隐的思想感情，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四、《重过何氏》其五等诗中曾有过最明显的表露。这次独来渼陂西南台登览，不觉又引出了这一念头来了。他当时要归隐，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主观上，大才未展，壮志未酬，哪能善罢甘休？客观上，卖书终难买屋，菱芡不足资生，与古之隐逸不同，后世的归田，总得有点钱才好。“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重过何氏》其五）这想法倒切合实际。“身退岂待官？”谈何容易！那么，老杜要归隐，是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的呢？也不是。他三番五次地这么说，这表明他当时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这问题。到了旅食京华那十年的末尾，杜甫的思想矛盾越来越深、内心也越来越苦闷。如果能从他的作品中，较多较具体地了解到他这时到底在想什么、怎么想，无疑会有助于进一步去认识他，去探索他思想发展的过程。
应该将《渼陂西南台》和《渼陂行》对照着读。如果说前者是底，是内心的独白、冷静的思考、孤寂灵魂的自慰，那后者就是面，是抑郁情绪的迸发、逢场作戏的清狂、虚假的欢乐。底和面合了起来，才庶几见其全人，见其全貌，才不至于骂他“‘少壮几时’一句，用旧语可厌”了。他当时的心境是悲苦的。虽用旧语，却是实情；斥之为“可厌”，不过是皮毛之见而已。
老杜几次游渼陂，吃过这里出产的“云子白”的米饭，欣赏过“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错磨终南翠，颠倒白阁影”的景色。后来他流浪到夔州，写了《秋兴八首》，抒发故国之思，其八曾一往情深地追述昔日京畿游乐盛事说：“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在诗人浮想联翩的回忆中，显然闪过了那几次渼陂之游的情景。当初未尽快意的事，在其后饱历战乱的老杜看来，都变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这，是诗人的悲哀，是人生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首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的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题下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作。”其实这次一同登临赋诗的还有岑参、储光羲。薛据所作已佚，其余诸篇均存。(17)闻一多定诸人登塔赋诗事在天宝十一载（七五二）秋。理由是：一、天宝十载秋多雨，既非登塔之时，而杜甫卧病，尤无参与斯游之理；二、天宝十二载五月至九月，高适在河西，不得同游；三、天宝十三载秋霖积六十余日，杜甫因京师霖雨乏食，生计艰窘，携家往奉先，且岑参已于四月去北庭；四、参以仇氏杜诗当作于十载献赋后之说，则登塔赋诗之事必在十一载无疑（详《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参原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已于十载初秋回长安。高适当时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这年随哥舒翰入朝来长安。储光羲（七〇七—约七六〇），兖州（今山东兖州）人(18)，开元十四年（七二六）进士。诏中书试文章，官监察御史。这年与诸人登塔赋诗时当正在任此职期内。后三年安禄山叛军陷长安，他受伪官，乱平后贬岭南。他的田园诗，多写农村淳朴生活，抒发隐逸闲适情怀，间有清新之作。后人常将他与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并称，但成就远逊。薛据（一作“璩”），荆南（今湖北江陵，古为荆州南郡，简称荆南）人。(19)长安二年（七〇二）生。开元十九年（七三一）进士。天宝六载（七四七）中风雅古调科第一人。在吏部参加选官时，他自恃才名，请求授予他万年录事。诸流外官都一同去见宰相表示反对：“赤县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夺去，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后仕涉县令、司议郎、水部郎中。他为人鲠直，有气魄，文如其人。初好栖遁，居高炼药。晚年置别业于终南山下以终老。他跟王维、杜甫、高适、刘长卿都很要好，诸人集中现尚存有送他的诗。
王维《座上走笔赠薛璩慕容损》：“希世无高节，绝迹有卑栖。……春风何豫人，令我思东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荑。更待风景好，与君藉萋萋。”见王、薛志趣相同，都爱好过山林隐逸的生活。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20)：“故交负灵奇，逸气抱蹇谔。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见其才具。又《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簿》：“薛侯怀直道，德业应时选。”见其性格的鲠直和自恃才名请授万年录事时的神情。又《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当作于薛据任司议郎（司直）时。薛据做过永乐主簿、涉县丞，后又选为涉县令。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故人河山秀，独立风神异。人许白眉长，天资青云器。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一从负能名，数载犹卑位。……昔闻在河上，高卧自无事。几案终日闲，蒲鞭使人畏。顷因岁月满，方谢风尘吏。”见其风貌、才调和生平事迹梗概。据杜甫乾元二年（七五九）所作《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三十韵》诗题，知薛据授司议郎在乾元二年。诗中说：“伊昔贫皆甚，同忧岁不宁。栖遑分半菽，浩荡伴流萍。”见杜、薛诸人相知甚厚，在长安时都很贫困，生活上常互通有无。
大历元年（七六六），杜甫作《解闷十二首》，其四：“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第二句下原注：“水部郎中薛据。”薛据始任水部郎中当在大历元年以前。《唐诗纪事》说：“‘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据之诗也。子美怀据诗乃云：‘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杨伦据此认为：“据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杜）故云。”大历二年春，杜作《寄薛三郎中璩》说：“与子俱白头，役役常苦辛。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天未厌戎马，我辈本常贫。子尚客荆州，我亦滞江滨。……闻子心甚壮，所过信席珍。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凤池日澄碧，济济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仇兆鳌认为：“时薛在荆州，将北归京师，而寄诗赠之也。”案水部郎中属尚书省工部，从五品上。所以诗中称之为“尚书郎”。水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荆州本是薛据的家乡。薛据这两年在荆州，当是为水部公务出差，非致仕还乡，所以说“子尚客荆州”。《唐诗纪事》说他官终礼部侍郎。韩愈《薛公达墓志》说：“父璩，为尚书郎中，赠给事中。”给事中是追赠的官职，实际上他生前最高只做到尚书郎中。尚书郎中指的是尚书省水部郎中。不说水部郎中而说尚书郎中，只是为了听起来显得神气些罢了。墓志当然比《唐诗纪事》可靠，可见《唐才子传》说他官终水部郎中是不错的。杜甫诗中祝愿他回京后能升官，看来这希望是落空了。《杜臆》评《寄薛三郎中璩》说：“此即《解闷》诗所云：‘曹刘不待薛郎中’者，盖以比何水部云。此诗又称其‘盖代手’‘才力老益神’，知其诗定不后人，而无一字传于世，列唐诗人，亦无其名，知唐之能诗而遗佚者多矣，为之一慨！”唐之能诗而遗佚者固多，但薛据并非“无一字传于世”，也非“列唐诗人，亦无其名”。姑且不论宋代的《唐诗纪事》和元代的《唐才子传》中皆单列条目，就是盛唐人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中尚保存其诗十首，之前并冠以小序说：“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至如‘寒风吹长林，白日原上没’。又‘孟冬时短晷，日尽西南天’。可谓旷代之佳句。”王嗣奭失察，所论不足据。——以上是这次登塔赋诗同伴们的概况。这是好友们的聚会，诗人们的聚会，是难能可贵，很值得纪念的。
慈恩寺是唐高宗做太子时为文德皇后所创建，故名“慈恩”，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建成，在长安东南区进昌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寺塔为永徽三年（六五二）玄奘所立，共六级。塔渐毁损，长安元年（七〇一）改建，增高为七级，高三百尺。一名大雁塔，今存，为古今登眺胜地。杜甫那首登塔眺望诗，一上来先翻用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的意思，说塔高不易登，胸怀若不旷达，登了反会百感交集，从而引出下段登塔之事、所见之景，和末段预感世乱的忧思。在分析这首诗的思想内容之前，且先看清人王士祯的一段议论。王士祯论诗主“神韵”，最推崇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隐逸闲适诗，但与中唐以来通脱诗派相对而言，则又力赞盛唐诸家。如说：“唐人章八元《题慈恩寺塔》诗云：‘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俚鄙极矣。乃元、白激赏之不容口，且曰：‘不意严维出此弟子！’论诗至此，亦一大劫也。盛唐诸大家有同登慈恩塔诗，如杜工部云：‘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又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仰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高常侍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岑嘉州云：‘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又：‘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已上数公，如大将旗鼓相当，皆万人敌；视八元诗，真鬼窟中作活计，殆奴仆台隶之不如矣。元、白岂未睹此耶？”（《带经堂诗话·推较类》）章八元那首诗是七律。颈联“回梯”两句确乎拙劣。颔联“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倒小有意思。且就“却怪”句而论，塔高于飞鸟，俯视则大地便成为飞鸟的衬景，岂非“鸟飞平地上”？乍一见此，岂不可怪？平平淡淡的一句话，便见出登高鸟瞰之景、当时惊喜之情，不能说作者毫无一点表现力。元、白开通脱一派诗风，欣赏这类诗是可以理解的。王士祯对这首诗及其欣赏者的鄙薄，几至于谩骂，未免太过。但指出盛唐诸家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雄健浑成的共同时代特色，这是十分正确的。《河岳英灵集》编者、盛唐选评家殷璠，曾经提出了“兴象”和“高唱”说法。所谓“兴象”不过是指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效果，而“高唱”则意味着“有壮逸之气”。我想，如果借用这位盛唐选评家所标榜的“兴象”和“高唱”，来具体说明盛唐诗歌艺术的共同时代特色，即通常所谓“盛唐气象”，虽不中，想亦不远矣。
诸家登慈恩寺塔诗（详本章注〈17〉），从艺术成就看，储光羲稍逊，其余三家确乎如王士祯所说，“如大将旗鼓相当，皆万人敌”。但若论其思想深度，则高、岑又远逊老杜。关于杜甫这首诗的意义，诸家笺注除个别坚持只是登高警语，大多认为是刺时忧危。仇兆鳌说：“‘回首’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太宗昭陵也。‘惜哉’二句伤今，以王母瑶池，比太真温泉也。”朱鹤龄说：“末以黄鹄哀鸣自比，而叹谋生之不若阳雁(21)，此盖忧乱之词。”钱谦益说：“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惧，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这些意见基本上一致，且互相补充，颇得作者用心。开元以来一直到安禄山叛乱以前，虽然边境上有时也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总的说来，整个局势是稳定的、太平的。开元末年不知怎的社会上忽然刮起了一阵妖风，说不久会大动干戈，天下将乱，吓得官绅人家都暗中做避乱的准备。就连那位以识才荐贤名重于时的韩荆州韩朝宗也沉不住气，竟搬到了终南山里去住，被人告发扰乱治安、动摇人心，遭到了审讯，贬了官（见《新唐书·韩朝宗传》）。可是这倒不是事实而是谣传。到了天宝末年，一场大战乱，一场浩劫正在酝酿着，眼看一触即发了，而且安禄山的将反也并非毫无迹象，可是昏庸的玄宗就是不信，“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见《资治通鉴》所载天宝十三载三月事）。因此当时社会上倒很平静，上自皇帝贵妃，下至文人雅士，都为太平盛世的假象所迷惑，仍然在这个即将爆发的火山顶上胡帝胡天地寻欢，优哉游哉地游乐，连丁点儿大祸临头的预感也没有。“世人皆醉我独醒”，当时唯独杜甫比较清醒，多少有大难临头的朦胧预感，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 移居下杜 寄寓奉先
干谒投赠、登临游宴诸应酬篇什仅可概见诗人社交活动之一斑，如欲窥知他长安十年真实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则须进一步阅读他的那些描写身边琐事和叹老嗟贫的诗篇。
这类诗歌多写作于天宝十载（七五一）献赋召试以后，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诏、干谒、献赋，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走的门路都走了，依然毫无希望，加上马齿渐增，日暮途远，身世之感、忧生之嗟自会郁积胸中，发为诗歌，就不觉重欷累叹了。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订杜甫“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一事在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春，考证精细可信。此前一两年他写作了《白丝行》(22)：“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春天衣著为君舞，蛱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香汗轻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杨伦采众家之说，搀和己意，解释得很好：“《白丝行》，即墨子悲素丝也。叹士人媚时徒失其身，终归弃置。故有志者，宁守贫贱也。全首托兴正意，只结处一点。”但须补充的是：这不仅只是对一般士人出处、操守笼而统之的感叹，其中还深含着悔恨自己这几年来热衷仕进、卑躬屈膝、多方干求的意思在内。首句“缫丝须长不须白”，确乎如杨伦所说，是“喻奔竞之徒，但希荣进，不须名节也”；正由于反省到自己居然也堕落到这步田地，这就难怪诗人百感交集，发此“有激之词”了。“顽夫廉，懦夫有立志。”既已觉悟，决心自励，是否即垒块冰消，心胸开阔，毫不介意于仕途得失了呢？也不尽然。“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说到最后，他还是在为才士的见弃而抱屈啊！
这一时期，他愤世嫉俗的情绪很大。他慨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23)他深感身世萧条、孤立无援：“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他满腔孤忿，发为长歌，声音激越，悲切感人：“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妹何伤泪如雨。”他愤愤不平，声称要高蹈出世，了此一生：“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在长安城南，杜陵西北。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故名。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以中和、上巳二节最盛。《唐国史补》载：“（进士）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仇兆鳌“据此则知公之对景兴慨，意固有所为矣”，并从而订此诗当是天宝十一载献赋不遇后有感而作。杜曲在长安城南，其北为曲江，其东为杜陵、少陵原，其西南为终南山。《雍录》：“樊川韦曲东十里，有南杜、北杜。杜固谓之南杜，杜曲谓之北杜。二曲名胜之地。”唐代杜氏世居杜曲一带，杜甫祖籍杜陵，所以说：“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想移而尚未移，当时他并不一定已在杜曲置了产业。“杜曲”句云云，不必拘看，不过泛指此乃杜氏家园而已。“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这当然是故作狂放的愤激之辞，但也可见其性格的不羁和对仕途、尘世的由衷厌恶。
杜甫一家原住洛阳东边的偃师陆浑庄，旅居京华期间，有时归东都探家。现既起意将家“移住南山边”的“杜曲”一带，后来到底搬来了没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曾对此做过详细而精当的考证，以为杜甫自东都携眷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在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春，这年秋又从下杜城移居奉先（今陕西蒲城县）。(24)
杜甫移家下杜城这一短暂时期的生活情况，可从下面这几首诗中窥见一斑。
他的《醉时歌》当作于天宝十三载春刚移家长安后不久(25)：“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二载）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诗中有“春酌”“花落”字样，可见这减价米一直卖到十三载春。如果这时诗人仍“寄食朋友”，则无须也不可能获许“日籴太仓五升米”（“日籴”，每日现买的意思。这是减价救灾粮，怕人多买或并非急需的也来买，就故意增加购买的麻烦，以为限制。如果当时杜甫仍然是一人在京，即使需要买米，也很难天天都能买到这许多）。可见杜甫的家眷这时确已迁入京师，而且已沦入吃“减价”“太仓米”的“贫人”行列了。诗中先以“登台省”的“衮衮”“诸公”、“厌粱肉”的“纷纷”“甲第”来反衬“广文先生”郑虔的“官独冷”和“饭不足”。接着写自己这个“杜陵野客”的境况连这也不如，可见生计的艰难了。“被褐短窄鬓如丝”，勾勒几笔，便草就一幅自画速写像：穷愁潦倒，衰容宛若，不无夸大，毕竟传真。闻一多曾在《杜甫》一文中表露了“思其高曾，愿睹其景（影）”的向往。仅就这一点而论，这类诗句是弥足珍贵的。“日籴太仓五升米”，家人赖以糊口的粮食已经是够少的了。他还要拿一部分去沽酒，“时赴郑老同襟期”，这不是故作高雅，实在是内心太痛苦了，不得不用酒来麻醉自己：“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这是因自己和郑虔的怀才不遇而生慨，物伤其类。只有较真切地了解到诗人当时的境况和心情，才会感到“焉知饿死填沟壑”的担心确乎不是平白无故说着玩儿的。老杜最尊崇孔丘的儒术，如今竟将孔丘和盗跖并提，大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虽说这不过是一时愤激之辞，但也可见出情势的严酷。杜甫即使真如史传所说有“性褊躁”的毛病，若不是迫于情势、走投无路的话，何至于忽然迸出这样离经叛道的话来呢？仇兆鳌在诗中“孔丘”下加按语说：“当做尼父。”冬烘可笑。末尾归到“意惨怆”“且衔杯”，点明《醉时歌》非徒醉后狂言，实深有感而发。这种愤激之情，有时也用调侃的口吻加以发泄：“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
苏司业就是当年与老杜在齐赵一带漫游骑猎的那个监门胄曹苏预（源明）。他后来做了东平太守。天宝十三载郡废，召苏源明为国子司业。苏源明前后做过京官，又放过外任，宦囊当然充裕得多，所以经常能打发郑虔他们一些酒钱。郑虔好琴酒篇咏，善画山水，书法亦佳，很受玄宗赏识，赞为“郑虔三绝”，特置广文馆，任命他为博士。像他这样的人尚且如此穷困，这就难怪老杜要发牢骚，担心自己会“饿死填沟壑”了。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十三载）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载：“自去岁（十二载）水旱相继，关中大饥，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上以为然。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连年春旱秋涝，灾情严重，加上权奸当道，欺下瞒上，昏君在位，装聋卖哑，人民生活的困苦就更不堪设想了。
杜甫有几首诗，写个人苦雨窘况，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灾情的严重。
他的《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说：“今秋乃淫雨，仲月来寒风。群木水光下，万象云气中。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浐路，迢迢天汉东。愿腾六尺马，背若孤征鸿。划见公子面，超然欢笑同。奋飞既胡越，局促伤樊笼。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嘉蔬没溷浊，时菊碎榛丛。鹰隼亦屈猛，乌鸢何所蒙。式瞻北邻居，取适南巷翁。挂席钓川涨，焉知清兴终。”黄鹤定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秋。题下原注：“陇西公即汉中王瑀。征士，琅琊王彻。”李瑀是让皇帝李宪第六子，初封陇西公，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杜甫入长安之初曾为汝阳王李琎座上客。李瑀是李琎的弟弟，杜甫大概早就认识他，以后曾多次赠诗给他，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淫雨为灾，长安城一片汪洋，低处的树木全给水泡了，千家万户笼罩在云气之中。潘岳《西征赋》：“南有玄灞、素浐。”《长安志》：“浐水在万年县东，北流四十里入渭。”《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素浐、清渭泛滥，道路阻绝，居民音信不通，亲友相望，咫尺天涯，不意一城之内，真有星汉之隔了。既不能飞度恍如胡越的短距离，走访同欢；只得困居在这一饭之间亦须转移四五次的漏屋，凭轩怀想，穷尽心力。污水淹没了水稻菜蔬(26)，刚开的菊花摧折披靡在荆榛乱草丛中，鹰隼乌鸢都没精打采敛翮垂翼了。卢注：“《偪侧行》云：‘我居巷南子巷北’，故知公为‘南巷翁’也。”诸家亦多以“北邻居”谓王，“南巷翁”自指。《读杜心解》则认为：“末及王征士。征士必与陇西为南北邻，北居即指陇西，南翁当指征士。遥想两人不时还往，以形己之岑寂也。注家混甚。”若以为“北邻居”谓王，一介征士，在陇西公面前，不当用“式瞻”字样。若以为“南巷翁”系自指，明明说自己已“局促伤樊笼”“一饭四五起”了，还谈得上什么“取适”呢？南巷不是地名，《偪侧行赠毕四曜》“我居巷南子巷北”，所谓“巷南”“巷北”只是就二人所居相对而言。而《偪侧行》当作于乾元元年（七五八），与作《苦雨奉寄陇西公》诗时相距四年，其间又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大变动，老杜前后未必同居一地。卢注貌似精当，实不可信，采《读杜心解》的说法为是。
《读杜心解》又说：“寄岑则寓讽时局，寄陇西则起处微露，以其为亲王也，有触忌之恐乎！”李瑀是皇帝的亲脉侄，言谈之间当然不可造次。寄陇西之作，贵在描绘了长安遭灾情状，若论讽谕的深广，则首推《九日寄岑参》：“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轩，饮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仇兆鳌引《资治通鉴》所载天宝十三载“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和高力士以为淫雨不已系阴阳失度等史料（详前）说：“‘苍生’‘稼穑’一段，确有所指。‘云师’，恶宰相之失职。‘天漏’，讥人君之阙德。‘韬日月’，国忠蒙蔽也。‘号禽兽’，禄山恣横也。‘君子’‘小人’，贵贱俱不得所也。”又引张的话说：“此诗忧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邶》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意正相似。”古人皆信灾异与时政有关，当时这场秋涝就在上层政界引起了追究责任的议论，杨国忠甚至推出不附己的京兆尹李岘当替罪羊，以灾沴归咎于他，将他贬为长沙太守，妄图借此转移视线，以脱干系。据史载左丞相陈希烈的下台也与这场秋涝有关。(27)诗人深受灾害，在时论的影响下，有感及此，发为诗歌，暗有所讽，也不是毫无可能。诸家所论，不为无据。“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唯恐终南山也让大水给冲走了，这难道只是一般夸饰之词，不像“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那样，有着国家将乱、大难临头的预感么？杨国忠曾取禾之善者献给玄宗，骗他雨虽多不害稼，玄宗竟以为然。老杜作诗时不管得知此事与否，单看客观效果，“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两句，简直是对这一对昏君奸臣针锋相对的揭发和当头棒喝。
同时又有《秋雨叹三首》，可与《九日寄岑参》参看。其一说：“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决明夏初生苗，七月开黄花；可入药，功能明目，故名。王嗣奭引史载杨国忠取禾之善者以献玄宗、谓雨多不害稼一事，说：“百草烂死，决明独鲜，三嗅而泣，岂谓是耶？白头书生不敢非议朝政，有泣而已。”仇兆鳌进一步坐实说：“房琯上言水灾，国忠使御史按之，故曰：‘恐汝后时难独立。’”其后诸家多主是说，只是附会得过于穿凿，教人感到总不那么像。很明显，这只是一首慨叹自己老大无成的咏物抒情诗，并未暗藏着像浦起龙琢磨出来的这许多深意：“据此（指仇注云云），则‘决明’之‘鲜’，比（房琯之）直节也。‘后时独立’，逗出主意。‘凉风吹汝’，塞言路者，怀奸叵测焉。‘临风三叹’，秉苦节者，孤芳相赏焉。思深哉！”《杜臆》说：“江总九日采菊视之，谓宾客曰：‘元亮若见，必不使混莸草中。’至醉，又语客曰：‘三嗅三忆古人，使人三泣。’”这一条笺注绝妙，不仅指出了“三嗅馨香泣”的出处，更有助于理解诗人迟暮不遇的深沉感叹。这首诗的思想感情，跟同时前后所作的《叹庭前甘菊花》差不多：“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烂漫开何益？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黄鹤注：“此当是天宝十三载在长安作，盖献《西岳赋》之后。”杨伦说：“此公自喻负经济才，过时而无以自见，反不如小人之见用也。”两相对照，主旨自明。
其二：“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直？”这诗着重写灾情的严重和人民生活的困苦。阑，阑珊，将尽。伏，平伏。说是“阑风伏雨”，却仍然“秋纷纷”，可见风老是刮个不停，雨老是下个不停。“四海”句即陶渊明《停云》“八表同昏”的意思，是说天下无处不雨。《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去马”句用典写洪水浩瀚实景如绘。平时泾水入渭，清浊不相杂；如今大水泛滥，沆瀣一气，渭清泾浊，就无须分辨了。“浊泾”句寓感叹于写实，妙在有意无意之间。《苦雨奉寄陇西公》也说：“所思碍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浐（此水入渭）路，迢迢天汉东。”众水泛滥当是实情。《朝野佥载》：“俚谚曰：秋雨甲子，禾头生耳。”是说久雨谷物未收在田中发芽如耳形。仇兆鳌说：“国忠恶言灾异，而四方匿不以闻。故曰：‘农夫田父无消息。’”末二句是说：为了活命，抱床结婚绸被去换斗米，只要管“贱粜场”的长官许可，哪还顾得上考虑这值还是不值？卢注：“是秋帝令出太仓粟，减价粜与贫人。但上虽减价，而下不论直，盖沾惠者少矣。”所见甚是。白居易《杜陵叟》说：“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牓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与杜诗此二句对照，可知每逢天灾，上必照例颁发“德音”以收买人心，下则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人民不惟少沾实惠反而备受剥削。
其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这诗写自家苦雨寥落的境况。司马迁《报任安书》：“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首二句自嗟微贱，无人论及，雨中惟有困守家中。“长蓬蒿”见“不出”之久，见久雨门巷的荒凉。“稚子走风雨”，以稚子的“无忧”反衬自己的深忧，“亦曲尽稚子无知光景”（杨伦语）。《读杜心解》说：“‘翅湿飞难’，句中有泪，自叹本旨在此。结意更远，日晦而土污，主德掩而庶事堕矣！(28)推极言之，亦岂徒为一身叹哉。”这诗“秋来”二句从宋玉《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化出。序说：“《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九者，阳之数也，道之纲纪也。谓陈说道德以变说君也。”其中悲秋气，叹秋霖，寄托显然，且“皇天”二句即《九辩》“愿一见而有明”之意。今老杜既有意化用《九辩》中的辞句入诗，可见上述浦起龙发挥的那几点意义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连年秋涝，冬春干旱，下杜城杜甫一家困苦的生活境况可从《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中窥见一二：“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黄鹤注：“梁权道编成都诗内，以咸（一作成）、华为成都、华阳两县。然诗云‘长安苦寒’，又‘南山’‘青门’皆长安事，当是天宝间在京师简咸宁、华原二县者。”案：诗中“杜陵野老”“南山豆”“东陵瓜”云云，知作诗时已移家于下杜城。闻一多已考知杜甫自东都移居此间在天宝十三载春，而同年秋后又离此间移家至奉先。则可进一步揣知此诗当作于秋后仍在下杜时。故旧弃掷，仕进无门。地冻苗荒，生理焉说？(29)原以为“杜曲幸有桑麻田”，是族人聚居之地，“移住南山边”下杜城，或能仰仗庇荫；哪知“乡里儿童项领成”（《后汉书·吕强传》），“群邪项领”，欺负老杜这家新搬来的远房外来户。饥卧动辄一旬，敝衣何啻百结。眼看严冬将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移家奉先之役，就势在必行了。
他的《示从孙济》说：“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这诗当作于天宝十三载居下杜城时(30)，多少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人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钱注：“《宰相世系表》：济字应物，给事中，京兆尹。颜鲁公《神道碑》：（济）征南十四代孙，东川节度兼京兆尹。”杜甫既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自称是杜预“十三叶孙”，今又称杜济为“从孙”，则“十三”或“十四”必有一误。据诗中所述，杜济这时尚未发迹。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大多认为是老杜见杜济受人嫌猜，故作此加以劝导。譬如浦起龙说：“济或年少孤孑，由谗言构衅，而猜嫌族属，故谆谆告之如此。”又，卢元昌说：“大历七年，元载党徐洁，属杜济以知驿奏优，贬杭州刺史。据此，济交必多比匪，宜此诗有‘权门噂沓’‘小人利口’等语。盖公之先见也。”浦说近是，卢说就未免言甚其辞。王嗣奭的理解则稍有不同：“起语从陶靖节《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脱来，亦其情同也。‘诸孙贫无事’，言其贫而懒也，观下文自见；止云‘无事’，语气浑厚耳。‘淘米’四句，是家人语。因其汲水、刈葵，而示以作家之法如此。亦知其留款，止有米饭葵羹耳。以为比兴，恐未然。篇终数句，是老人训诲后辈语，体悉人情，悃款忠厚。张昭谓顾、陆曰：‘吾来为道义，非因盘飧。’杜正用此。‘不受外嫌猜’，乃鲍明远诗。”王说不以为“淘米”四句是比兴，不深究“勿受外嫌猜”何所指，未必都对；但说起语从陶诗脱出，“亦其情同也”，并指“所来”一句的出处，倒也不无道理。参考诸家笺注，揣度诗人用心，我觉得这首诗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说：“饥卧动即向一旬”，作诗难免夸大，他这时经常挨饿总是实情，可见王嗣奭说“起语从陶靖节《乞食》诗脱来，亦其情同也”是对的。他来找杜济，确乎有想叨扰一顿酒饭的意思。《投简》诗说：“朝廷故旧礼数绝。”达官贵人既已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就是“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的意思。穷愁潦倒，走投无路，老杜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实在是够惨了。（二）中间一段意思不大好懂。照说杜济目前也“贫无事”，境况并不太好，如今见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总算是不错的了，那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引出这位族祖后面这一番教训来呢？如果像浦起龙那样，认为“济或年少孤孑，由谗言构衅，而猜嫌族属”，老杜这次前来，是特意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的，那么，为什么起语要从陶靖节《乞食》诗脱来，后面又声明“亦不为盘飧”呢？看起来，老杜找杜济，本来只想叨扰一顿饭，没料到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老杜，因而引出了老杜的牢骚和教训来。王嗣奭说：“因其汲水、刈葵，……知其留款，止有米饭葵羹耳。”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老杜为人忠厚，决不会因“其留款止有米饭葵羹”而怪罪于他。我看冒犯老杜的主要是杜济的态度。且先看“觉儿行步奔”这句诗。这句诗诸家皆无较圆满的解说。仇兆鳌说：“卢注谓公欲警觉儿辈，故奔走而来。此说未合。公本跨驴而出，非步行而至者。行步当就济言。”指出“行步当就济言”是对的，但究竟应如何解释此句却不甚了了。又“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几句讲得也很蹊跷。赵次公说：“时必淘米刈葵，故复以起兴。族之有宗，犹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浑之；葵有根，勿伤之；族有宗，则亦勿疏之而已。”这解释是可通的，问题是诗人何以竟因汲水淘米、刈葵作羹这样一些极寻常的家务劳动而忽然兴起勿疏宗族之意呢？我认为使得诗人起兴的根源在于“汲多”在于“放手”。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31)，杜济平日又懒散(32)，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老杜见了当然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然后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并引出后面的一段教训来。——这理解若不大谬，其后“觉儿行步奔”一句就有着落了。“行步奔”是说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这句和前一句“阿翁懒惰久”连起来串讲，大意是说：阿翁我懒散惯了，今天来这儿发觉孙儿你真匆忙啊！才来不久，又能从哪里觉察得到呢？还不是从“汲多井水浑”“放手伤葵根”这样一些气鼓鼓的行动举止之中。话说得委婉而幽默，前后对照，讽意自明。（三）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老杜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仇兆鳌说：“按‘口实’有二义：若承上‘盘飧’，是口腹贪饕，当以《颐卦》‘自求口实’为证；若照下‘外嫌’，是口舌谗间，当据《尚书》‘以台为口实’作证。宜从后说为确。”所论甚是。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我这次到你这儿来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也不是为了一顿饭。（要是光图口腹，何不往“权门”去混个酒醉饭饱。）小人爱生口舌、挑拨离间，种种浇薄的世情俗态讲也讲不完。你切勿听信谗言嫌弃我猜疑我，古人是很重视敦睦同姓的啊。《投简》诗说：“乡里儿童项领成。”又《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说：“老马为驹信不虚。”钱注：“《角弓》：‘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注：己老矣，而孩童慢之。”这两句杜诗意近，都说他受乡党后生的欺负。联系这诗“勿受外嫌猜”的话来看，他移居下杜城的那一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他确乎是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的。“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他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怎教他不感慨万千、悲愤欲绝呢？“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这决不是夸大之辞，更不是无病呻吟，这是此老内心创伤的真实写照。他不仅“泪垂血”，他的心，血也在哗哗直流啊！
了解了老杜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才能理解他何以对青年朋友王倚的一饭之德竟如此感激莫名、称道不已：“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且过王生慰畴昔，素知贱子甘贫贱。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长安冬葅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脚轻欲旋。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王倚跟杜甫在此以前并无深交(33)，家境也不富裕，见杜甫来访，颜色很不好，问知是打了三个来月摆子，身体很瘦弱，十分同情，便打发人去赊购好米，又叫妻子亲自做菜备饭，割鲜沽酒，特产俱呈，竭尽全力，盛情款待，这当然会使深谙“人生冷暖、世态炎凉”的老杜大为感动，不觉手脚轻旋，沉疴为之顿起了。“杜曲幸有桑麻田”“同姓古所敦”，老杜的封建宗法观念是很强的。他原以为移居杜氏聚族而居的下杜城，或可得到宗族的庇荫，日子多少好过一些。谁知事与愿违，由于自己的落魄，备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轻视和欺凌。如今一个并无深交的外人，却能对他如此敬仰，如此关怀，如此盛情款待，相形之下，当然会更加感到王生的友谊淳真可贵了。“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尚看王生抱此怀，在于甫也何由羡？”对王生古道热肠的盛情赞叹，就是对末世薄俗的由衷鄙薄，懂得了这一点，就不觉得诗人对一饭之德未免感激过分、对王生之奇未免称许过当了。浦起龙说：“饱谙冷落，一为倾倒；憔悴之士，其感易生。”这话讲得好。仇兆鳌说：“此章赠王倚，后有赠姜七少府诗，皆用方言谚语。盖王、姜二子本非诗流，故就世俗常谈，发出恳至真情，令其晓然易见。文章浅深，随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李白《赠汪伦》《金陵酒肆留别》等诗也都是这样。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要求虽低，但王生留宴这样的快人快事毕竟不常有。贫病交加，衣食不周，在备受乡里族人冷遇之后，为了另求出路，老杜终于在这年（天宝十三载）秋冬之际，带着形容憔悴的妻子儿女，满腹辛酸，离开了曾一度以为差可赖以谋生的“杜曲桑麻田”，流浪到长安东北二百四十多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寓在县署公舍里：“轲辞下杜，飘飖凌浊泾。诸生旧短褐，旅泛一浮萍。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惬，穷愁醉不醒。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34)王嗣奭说：“苏勋云：‘何时摆脱俗累，乘一叶，泛沧溟之浩荡，偃仰八极，挹琼浆丹砂，吾志足矣。’杜之结句正用其语。”每当干求碰壁、生活艰难、心情极端苦闷时，老杜往往会发出“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扁舟吾已具，把钓待秋风”“欲浮江海去，此别意茫然”“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这样一些深沉的叹喟，抒泻力求摆脱世网羁绊、放浪江海的向往之情。向往之情固然极其浪漫而美好，不过现实终归是现实，他不光没法摆脱妻室儿女的“俗累”，更丢不开数十年鲠在胸中的那个“窃比稷与契”的“俗念”。这么说说，倒也不是自命风雅在唱高调。这是他实在愁苦不过时借缅怀漫游和求仙的往事聊以自慰罢了。诗人的心，无疑是凄凉而悲哀的。
这一时期，由于伏枥之志并未全泯，老杜还是写了一些激昂慷慨的诗篇。如《天育骠图歌》以骅骝况人而叹世无王良、伯乐：“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沙苑行》借沙苑皇家马厩中“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的现象，慨叹人才积压，难以各显其能，而“掉尾一波，如史之有赞”（李子德语），极力为异物奇才张目，一舒抑郁之情：“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骢马行》在赞人良马之余，犹流露出大器晚成的希冀：“吾闻良骥老始成，此马数年人更惊。岂有四蹄疾于鸟，不与八骏俱先鸣。时俗造次那得致，云雾晦冥方降精。近闻下诏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魏将军歌》描状大将风貌，爽气逼人，亦见诗人凌云壮志：“魏侯骨耸精爽紧，华岳峰尖见秋隼。星缠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欃枪荧惑不敢动，翠蕤云旓相荡摩。吾为子起歌《都护》，酒阑插剑肝胆露，钩陈苍苍玄武暮。万岁千秋奉明主，临江节士安足数！”这些诗虽含愤激之情，却无寒俭之态，都写得壮丽奇伟，气魄沉雄，很值得一读。《六一诗话》载：“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这诗全名为《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约作于天宝十四载春。在我看来，这诗非止一字一句人所不及，全首也很警拔。可见老杜这一时期的诗篇，情调并不都是低沉的。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载：“（天宝十四载）公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今陕西关中道白水县，唐属左冯翊同州。省舅氏崔十九翁。时崔为白水尉。(35)九月，同崔至奉先。公夫人杨氏。《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之杨奉先，疑即其内家之为奉先令者。公自去秋移家来奉先，即依此人。公与杨若非亲近，则妻子岂得寄寓于廨署？”这推测合乎情理。这年十月老杜只身归长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到任后作《去矣行》，见辞官而去之意已坚。十一月离京赴奉先县探家。不久安禄山反叛的消息传到京师，天下大乱。老杜也就在这兵荒马乱之秋，结束他十年旅食京华、功名不就、壮志难酬、走投无路、心身交瘁的悲惨生活。
五 “马萧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京华困顿十年，老杜在功业上一事无成，自嗟濩落，但由于他长时期活动于上层社会，与王侯显宦相周旋，熟知种种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又沦落下层，既贫且病，饱经忧患，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因此竟在这一时期内开始成功地创作出一些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而呼吁的卓越诗篇，为他其后现实主义光辉乐章源源不绝地涌现奏响了序曲。这无疑是老杜始料之所不及的。
这方面写得最早的名作当推《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36)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开元末期以来，边境战争中有的是为了保卫境内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不可一概抹杀。但由于玄宗开始昏庸，相继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这样一些野心家之手，穷兵黩武，奖励边功，确乎发动过多次不义战争，给国家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是伐石堡和征南诏。伐石堡一事的前后经过很能说明问题。石堡城一名铁刃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唐时防御吐蕃的军事重镇，也是唐、蕃交通要冲，曾先后置振武军、神武军及天威军于此。为了争夺这一重镇，双方经常开战。就唐方而论，战争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非正义的。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每年这一带麦熟，吐蕃就来抢收，没有人能抵御，边人谓之“吐蕃麦庄”。天宝六载（七四七），哥舒翰先在旁边埋伏了军队，等对方到来，便截断后路前后夹攻，没放走一人，从这以后不敢再来。这时玄宗想派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去攻占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要求师出有名和考虑后果，这意见本来不错，但皇帝当时一意开边，听了很不痛快。将军董延光想邀边功，自动请求带兵去攻占石堡城，玄宗就命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奉诏，却不尽满足董延光的要求，就与董延光结了怨。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李光弼说：“向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后董延光过期不能攻克石堡城，说是王忠嗣阻挠军事计划的进行，玄宗震怒。李林甫趁机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出面诬告“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尊奉太子。敕征王忠嗣入朝，交三司审问。王忠嗣差一点被判极刑，由于得到代他为陇右节度使、特承恩宠的哥舒翰大力为他说情，才免死贬汉阳太守。
天宝八载（七四九）玄宗又命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加上朔方、河东兵共六万三千，攻石堡城。这座城三面险绝，只有一条小路可上，吐蕃只以数百人防守，多贮粮食，积擂木滚石，唐兵前后发动了几次攻势，都不能攻克。哥舒翰攻了几日攻不下来，要斩裨将高秀岩、张守瑜，二人请限期三日可攻克；如期占领了这座城，俘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军士卒死了几万，果然像王忠嗣说的那样。皇帝不负责任的错误决策，权相阴谋陷害主持正义的忠良，边将不惜“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这些因素决定着这一惨胜的终于取得。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从战争性质上来看，这次伐石堡战役，正如王忠嗣所说，“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都是不足取的。至于其后两次征南诏之战，问题就更严重了。南诏王阁罗凤跟唐王朝的关系本来很好，后来出了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主要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子褊急、处事不当所造成的。按惯例，南诏王常与妻子一起去拜会都督，过云南（郡治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阁罗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他，还密奏其罪。阁罗凤一怒之下，就在天宝九载（七五〇）起兵造反，攻陷云南，杀了张虔陀，夺取了三十二个夷州。
天宝十载（七五一）夏四月，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大败南诏于泸南。阁罗凤遣使谢罪，请求准许归还俘虏和所掠财物、修复云南城而去，并且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不许，还把来使囚禁起来。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大败，唐军士卒死亡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鲜于仲通是杨国忠的恩人，他的出任节度使，也是由于杨国忠的保荐。杨国忠袒护他，掩盖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投靠了吐蕃，却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还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皇帝下令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南诏；人们听说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就死了十之八九，都不敢应征。杨国忠遣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到军所。按老规矩，百姓有功勋的免征役，当时调兵既多，杨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走的人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到处哭声震野。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右相。天宝十三载（七五四）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带兵七万打南诏。阁罗凤诱敌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李宓粮尽，士卒得瘴疫病死饿死了十之七八，只得往回撤，南诏兵追击，李宓被俘，全军覆没。杨国忠对皇帝隐瞒战败实况，还谎报打了大胜仗，更发大军征讨，前后死了将近二十万人，却没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玄宗一次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答道：“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皇帝说：“卿勿言，朕徐思之。”可见他并非毫无所知，只是已老迈昏聩，无能为力，便故意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不了了之了（详《资治通鉴》）。这两桩边事，尤其是后者，朝野震动很大，人民受害很深。诗人李白对之都做了尖锐的讽刺与抨击，如说：“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哥舒翰拔石堡城后，“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将“西屠石堡取紫袍”跟史实和王忠嗣“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的话联系起来看，讽意不是很明显么？对于因后一桩边事所引起的几次不义战争，李白还特意创作了专章诗歌加以揭露说：“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了解了这一边事的始末和内情，再来看这首诗就觉得好懂多了，真切多了。诗中有两点见解很有意思很可注意：（一）指出靠抓壮丁押解到前方去参加不义战争必然是白送死：“怯卒非战士”“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己方为“怯卒”“困兽”“穷鱼”，彼方为“战士”“猛虎”“奔鲸”，这主要不取决于士卒素质的优劣而取决于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和士气的高低。《新唐书·杨国忠传》：“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为征南诏）国忠岁遣宋昱、郑昂、韦儇以御史迫促，郡县吏穷无以应，乃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吏代之，人人思乱。”当然，用欺骗手段抓些贫弱者来充数，这就更无战斗力，更不堪一击了。（二）《太平御览》卷八一引《帝王世纪》载有苗氏部族不受舜的政命，禹请求去征服它。舜说：“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他于是修政教三年，执干（盾）戚（斧）而舞，有苗氏终于归服了。这诗末二句即用此典故，却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徒作书生空泛迂腐之论。其实南诏始终不愿叛唐，这场不义战争的连续发生，完全是昏君、奸臣缺德而黩武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不过，即使到诗人写作这诗的当时，事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唐王朝执政者真正认识错误，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还是有希望和平解决的。诗人心里对问题的看法既然如此深刻如此尖锐，那么前面说什么“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岂不是明明地在借颂扬之辞，对祸国殃民的君臣，作又痛又痒、啼笑皆非的揶揄和讽刺吗？
对时代的背景做了粗略的回顾，现在且来探讨杜甫的《兵车行》。此诗以往各家多认为是因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最早宋代黄鹤见诗中所叙述的送别悲楚之状，与史书记载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于泸南，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震野，情况相符，认为是因出兵南征而作。钱谦益更进一步发挥说：“‘君不闻’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内驿骚，不独南征一役为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赋役，不独征人也。‘君不见’以下，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闻’‘君不见’，有诗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37)钱笺剖析入微，言之成理，当代说诗者多主是说。写南征而不点明南征，却杂举河陇之事，除了钱笺所作解释外，光就创作的角度而论，这不仅是容许的，更是艺术概括过程中增强人物、事件典型意义所必需的。诗人根据生活实感，构思一个“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如今又被驱南征、备受“我皇开边”之苦的老战士，设为答问之辞，让他现身说法，在自述平生经历的谈论之中，自然而然地将多年来海内各地人民，从前方到后方，从役夫到农夫，从兵役、徭役到赋税，所受穷兵黩武之害，集中而又真实地反映出来，游刃有余地解决了有限篇幅和较多内容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的极大成就，能说这不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成功的尝试么？设置极少人物，截取短暂生活片段，通过对话写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汉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表现手法。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即学此表现手法，而其中“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二句又直接借用于秦代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见杨泉《物理论》）诸注家均以为《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二句与陈琳“生男”二句有关联，这是对的。其实不仅止于此，若论表现手法，也是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从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而来的。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可见《悲陈陶》等篇最先开“即事名篇”之风及其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
但须补充说明的是：（一）元稹将杜甫“即事名篇”之作从《悲陈陶》等篇算起，是因为他概念中的“事”，指的是那些带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时事”。这一类即“时事”名篇的歌行中，创作得最早的不是《悲陈陶》而是《兵车行》。《兵车行》的出现，标志着诗人由于多年来的阅历和体验，社会思想、文艺思想已日臻成熟，开始着手在为自己，为后人，开拓那条起自国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这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纪念的。（二）如果将“事”理解为一般的生活琐事，那么，现存杜诗中那些即“琐事”名篇的歌行出现得还要早。若按通常的编年先后排列，在《兵车行》以前即有《今夕行》《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乐游园歌》等篇。这些都是歌行，也不能说不是“即事名篇”，但显然不属于元稹所指的那一类。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杜诗多，可传者千余篇。……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如果根据这一狭隘的、大可商榷的评诗标准衡量，《今夕行》诸篇，必会被斥为有乖六义而落选。不过从形式上考虑，诗人在天宝十载写作《兵车行》前五年（天宝五载）写作《今夕行》时就尝试“即事名篇”了。可见艺术形式上任何一个小的突破和改变，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三）文学史家每当论及文人继承、发展乐府民歌传统的过程时都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这“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即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从而出现了新乐府运动。这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写乐府歌诗“因事立题”在文人中固然最早始于杜甫，不过，这倒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他无非是恢复了民歌本来的作法而已。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国风如《伐檀》《硕鼠》《东山》，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如《战城南》《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又有什么古题可借，还不都是“因事立题”，也就是元稹所说的“即事名篇”么？古时反动政客干反动勾当时，也懂得制造舆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进行反动宣传。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年底，李宓首次出征云南前夕(38)，朝廷命群臣赋诗送行。如储光羲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天星耀铁锧，吊彼西南方。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余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剑关掉鞅归，武弁朝建章。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京观在《七德》，休哉我神皇！”无非是将唐方非正义的出兵说成是正义的，鼓吹大肆杀戮，预祝凯旋加官晋爵，颂扬“统元戎”的“冢宰”杨国忠庙略的高妙，归不世之功于“休哉我神皇”。第二年（十二载）四月李宓奏凯还京(39)，朝廷同样命群臣赋诗欢迎、庆功。如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说：“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泸水夜可渡，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颂扬的内容与前诗接近，所不同的只是一预祝、一告成而已。(40)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储光羲、高适二位，作为属官，处在必得“应诏”或“应教”赋诗的场合中，写作了这样一两首政治倾向性很糟的“颂圣”“歌德”之作，情有可原，不须深责；但也无妨借来作为对照，以便更清楚地显示出李、杜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刻，和他们热爱人民、敢于揭露抨击昏君奸臣祸国殃民反动决策的勇气。
这一时期杜甫写出征、戍边题材的诗还有《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41)这组诗，借一征夫的自述，夹叙夹议，反映了从出征到论功十余年来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触。其一说：“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这首诗写役夫被迫出征、辞亲离家时的悲愤。“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这组诗的主旨，和《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一样，都是借被迫出征士卒之口讽玄宗后期的穷兵黩武、恣意开边。卢元昌说：“此拈开边，为诸章眼目。自开元十五年王君㚟启衅，后张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门城；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十七年，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信安）王祎破吐蕃于石堡城。十八年，乌承玼破奚、契丹于捺禄山。二十年以后，虽吐蕃又款，至赤岭之碑仆，衅端又开；与奚、契丹交构不已。此皆开边之祸也。”可参看。天宝间边事已概述，此可补前引史料之不足。从后来杜甫任左拾遗为房琯罢相辩护而遭贬的表现看，他是敢于仗义执言，讽谏时君为政得失，有古诤臣风的。有人以为这组诗的表现特点是全部用第一人称来写，让这个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由于寓主位于客位，转能畅所欲言，并避免直接批评时政的罪状。设置某一人物以第一人称来写，这是乐府诗中常见的做法，并非这组诗的特点，也很难说这是出于远祸的考虑。——欲加以妄议时政之罪，哪管用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这不都是你杜某写的么？通过设身处地的艺术构思，杂取彼役夫不同时地不同境况下的不同言行表现和心理状态，若断若续地顺序串联起来，形成一组各篇之间结构松散（故可单独成篇）而前后脉络却暗暗相通的大型组诗，以乐府诗独特的叙事抒情方式，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遭遇，从而使主题思想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如果一定要谈这组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我看特点就在这学习汉乐府手法而有所创新之处。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也多少看到了这一特点。
其二说：“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这首诗述上路后轻身自奋情状。恣意开边，师出无名(42)，离乡别井，本不欲来。现既已来，岂可受人欺凌，低人一头？脱缰走马，俯身搴旗，初试身手，亦不后人。写此役夫的骁勇，非只见其骁勇，亦见其不甘示弱的倔强性格，更见其有感于“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而自暴自弃的愤懑心情。举一隅而三隅反，可说极尽艺术之能事了。如果处理不当，写役夫途中的表现，过分渲染其一中那“吞声行负戈”的情绪，就会把他写成毫无血性、毫无骨气的胆小鬼，从而减弱诗歌反对不义之战的力量。相反，如果把他写成真的变得很积极，这不仅显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与这一诗篇的主题思想相违背，就更不能容许了。像现在这样写，既能突出人物的个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铤而走险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反衬出朝廷倒行逆施的决策，给有头脑、有正义感的役夫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写活了人物，又表现了主题，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这无疑是难能可贵、值得很好学习的。王嗣奭评论这一章说：“死既无时，而后作壮语，所谓‘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壮愈悲。”颇得作者用心。
其三说：“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这首诗通过途中一个生活细节的描写，反映这一役夫内心剧烈的矛盾和无比的痛苦。《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磨刀”四句显然是从这首古代民歌中点化出来的。不过，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须考虑到那个不一定知道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役夫，处在陇头“呜咽水”发出“断肠声”的境地，无须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见景生情，直接产生那种情绪上的波动。在“呜咽水”旁磨刀，只是想借此以转移注意力，摆脱因“断肠声”而勾引起的愁思。“水赤”才知“刃伤手”，岂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点也不觉得痛？可见注意力并未因此而转移，愁思并未因此而摆脱。“心绪乱已久”，真是没法使自己这颗乱糟糟的心安定下来啊！举重若轻，细微处见大手笔。“丈夫”四句是自我宽解的话。既已誓死报国，还有什么可愤惋的？可见愤惋太甚，终难释然；倒不是自己胸怀窄狭，许多问题实在令人想不通。横下一条心豁出命来干一场吧！要么成功，要么战死，倒也干脆。“图麒麟”谈何容易！“战骨当速朽”，死了朽了也就万事大吉了。“当”字下得沉痛。越宽解越愤惋，欲擒故纵，正意反出，用多变的手法写多变的情绪，绝妙。
其四说：“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这首诗写在途中被徒长欺压和驱逼的情形。前已充分写出了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头脑，这样的人却受到愚蠢而蛮横的徒长的无理对待，就更觉难堪。不管是用积极还是消极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如今面对这“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残酷现实，他又重新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更加思念起故乡的亲人(43)来了。
其五说：“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首诗写跋涉万里、初到军中的感叹。细细玩味，“军中”二句与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的意思还是有所不同。后者指主将与士卒苦乐迥异，而前者则指下面部属、士卒之间存在着待遇不公、苦乐各别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而主将很难了解。言外之意是说所受之苦并非一般。《杜臆》说：“不曰为军士，而曰‘为奴仆’，盖军人以强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无从往诉于主将者，何时得树功勋而得舒其积愤也？胡骑之多如此，则树功正未易耳。此后皆到军苦境。”讲得极透彻。前思“图麒麟”，为排遣愁思，此盼“树功勋”，为摆脱苦境，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说的是役夫想邀功，实际上揭露的却是那权臣边将为邀功而发动的不义战争带给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难，文思如清溪，萦回转折，最后总流往主旨所趋的方向，可见诗人驾驭艺术本领的高强。
其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首诗很著名，“擒贼”句已成为成语。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很正确。前四句酷似民间谣谚，是乐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在人物性格、赴边经过得到充分展开以后，插入这一段议论，点醒主旨，就显得比较自然了。
其七说：“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这首诗写筑城戍守的艰苦和无时或释的思归之情。“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写苦寒奇警，读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亦写严寒，程度有别，稍有夸大，不违常情。(44)从中可悟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分寸的掌握。开元末以来，屡筑军城防边。如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置镇西军于盐泉。又同年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吐蕃所据安戎城侧，顿军蒲婆岭下。天宝七载（七四八）哥舒翰筑神威军（城）于青海上，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八载（七四九）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本名可敦城）。王忠嗣更重视边防，从天宝四载（七四五）以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以来，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筑城往往会导致边境短暂的安定，所以役夫每当愁苦之极时，往往会渴望有朝一日结束战争筑城而还。《资治通鉴》载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连皇帝也公开承认征兵制度的不合理和戍边士卒永无还期的悲苦，可见问题的严重。初唐以来写征夫思妇题材的诗歌特盛，绝非偶然。皇帝偶发善心，颁布“德音”，规定得很具体很理想。一年一换，轮番还家洗沐，但真要实行，谈何容易！这不过是故作姿态，廉价收买人心而已。从以后穷兵黩武、征募频繁的情况看，这道敕书中的许诺恐怕从未兑现过，而征兵制度之糟、戍边士卒之苦，就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了。那么，役夫远戍，还家无期，只好仰望浮云，神驰故里，靠远望来排遣忧伤了。
其八说：“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这首诗写役夫一战告捷，且虏其名王而归。末谓潜身行伍，仅获一胜，仍难出人头地。关于这两句的言外之意各家体会有所不同。王嗣奭说：“虏名王，授辕门，不以一胜为功；盖其立志远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后快也。”此说与组诗“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主旨抵牾，不足取。杨伦以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见当时主将无能如卫、霍辈者，不过徒残民命而已”，尤非。
其九说：“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这首诗以慨叹军中赏罚不明、众人争功而结束全篇。擒王之功不可谓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无功者竞邀赏，人心浇薄，公道何存？遇此等处，常人为之必大发议论，而老杜却轻轻带过，只写役夫不忧自身的不荣显而忧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将乱(45)，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穷兵黩武必会给国家带来致命危机的这一极富政治远见的主题思想。
通过叙事、抒情，采用了乐府诗特有的表现手法，诗人确乎成功地塑造了役夫这一艺术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开天盛世”的黑暗面，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性和较高的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对于役夫这一艺术形象的看法，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杜甫一定接触到这类人物，否则不能写得如此具体深刻；有的“诧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见《读杜心解》所引）。诚然，老杜很可能接触过这类人物，因此，他虽然从未有过出塞、戍边的生活体验，却能根据亲历其境者的述说写得很真实很细致。即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行伍中一定有此人。浦起龙骂那个说“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的评点家“直痴人说梦耳”，也未免性急了一点。我讲这话的意思不仅只是说凡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必然超出了真人真事的范畴而带典型性，而是说这一艺术形象更多地反映出老杜本人的影子，也可以说，这是诗人在借别人的酒卮浇自己的垒块。王嗣奭说：“《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忾之勇，恤士之心，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勿以诗人目之也。”吹捧太过，便觉冬烘；但看出这组诗中有夫子自道之意，这一点却是不错的。
六 “杨花雪落覆白”
这一时期还写了一首最著名的政治讽刺诗《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㔩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46)。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旧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靓妆盈巷，蜡炬如昼。”又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为右相。这首诗当作于十二载春，讽刺了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曲折地反映了时君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致敏·考茨基》）又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致玛·哈克奈斯》）有意思的是，远在千多年以前，杜甫的《丽人行》早就很好地满足了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些值得重视的要求了。这篇歌行的主题思想和倾向倒并不隐晦难懂，但确乎不是“指点出来”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从头到尾，诗人描写那些简短的场面和情节，都采取像《陌上桑》那样一些乐府民歌中所惯常用的正面咏叹方式，态度严肃认真，笔触精工细腻，着色鲜艳富丽、金碧辉煌，丝毫不露油滑语调，也不做漫画式的刻画。但令人惊叹不置的是，诗人在这一本正经的咏叹中，出色地完成了诗歌揭露腐朽、鞭挞邪恶的神圣使命，获得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诗中首先泛写上巳曲江水边踏青丽人之众多，以及她们意态之娴雅、体态之优美、衣着之华丽。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陌上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焦仲卿妻》：“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回环反复，咏叹生情，“态浓”八句就是从这种民歌表现手法中变化出来的。
《杜臆》：“钟云：‘本是讽刺，而诗中直叙富丽，若深不容口，妙妙。’又云：‘如此富丽，而一片清明之气行乎其中。’……‘态浓意远’‘骨肉匀’，画出一个国色。状姿色曰‘骨肉匀’，状服饰曰‘稳称身’，可谓善于形容。”前人已看到了这诗用工笔彩绘仕女图画法作讽刺画的这一特色。胡夏客说：“唐宣宗尝语大臣曰：‘玄宗时内府锦袄二，饰以金雀，一自御，一与贵妃；今则卿等家家有之矣。’此诗所云，盖杨氏服拟于宫禁也。”总之，见丽人服饰的豪华，见丽人非等闲之辈。写到热闹处，笔锋急转，点出“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则虢国、秦国（当然还有韩国）三夫人在众丽人之内了。着力描绘众丽人，着眼却在三夫人；三夫人见，众丽人见，整个上层贵族骄奢淫逸之颓风见，不讽而讽意见。肴馔讲究色、香、味和器皿的衬托。“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举出一二品名，配以适当颜色，便写出器皿的雅致，肴馔的精美丰盛以及其香、其味来。这么名贵的山珍海味，缕切纷纶而厌饫久未下箸，不须明说，三夫人的骄贵暴殄，已刻画无遗了。“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内廷太监鞚马飞驰而来，却路不动尘，这是何等的规矩，何等的排场！皇家气派，毕竟不同寻常。写得真好看煞人，也惊恐煞人。如此煞有介事地派遣太监前来，络绎不绝于途，到底所为何事？原来是奉旨从御厨房里送来珍馐美馔为诸姨上巳曲江修禊盛筵添菜助兴，头白阿瞒不可谓不体贴入微，不可谓不多情，也不可谓不昏庸了。
乐史《杨太真外传》载：“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洽异常。时惟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瞒（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黄门进馔是时人目睹，曲罢请赏是宋人传奇，真真假假，事出有因，两相对照，风流天子精神面貌的猥琐可以想见了。“箫鼓哀吟”“宾从杂遝”，承上启下，为“后来”者的出场造声势烘托气氛。彼“后来”者鞍马逡巡，无须通报，竟然当轩下马，径入锦茵与三夫人欢会：此情此景，纯从旁观冷眼中显出，当目击者和读者目瞪口呆惊诧之余，稍加思索，便知其人，便知其事了。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白花私通，杨白花惧祸，降梁，改名杨华。胡太后思念他，作《杨白花歌》，有“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之句。“青鸟”是神话传说中西王后的使者，唐诗中多用来指“红娘”一类角色。章碣《曲江》诗有“落絮却笼他树白”之句，可见曲江沿岸盛植杨柳。又隋唐时期，关中地域气温较高，上巳（阴历三月三日）飘杨花，当是实情。“杨花”二句似赋而实比兴，暗喻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淫乱。乐史《杨太真外传》载：“虢国又与国忠乱焉。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连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官妪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袨服而行，亦无蒙蔽。”他们倒挺开通，竟敢招摇过市，携众遨游，公开表演种种丑态。既然如此，为什么“先时丞相未至，观者犹得近前，及其既至，则呵禁赫然”（黄生语），不许游人围观了呢？为了显示其“炙手可热”权势之煊赫，这固然是个原因，但觥筹交错、酒后耳热、放浪形骸之外，虽是开通人，也有不想让旁人窥见的隐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青鸟衔去的一方红手帕，便于有意无意中泄露了一点春光。七绝《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见杜甫《草堂逸诗》，一作张祜诗）这诗写出了虢国夫人的狐媚相，可与《丽人行》参读。浦起龙评《丽人行》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这不是说，这诗的倾向不是“指点出来”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么？对于当时“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到底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诗人即使多少意识到了，恐怕也不敢认真去想，更谈不上把它“硬塞给读者”。但读者读后却不能不想：最高统治集团既然这样腐败，天下不乱才怪！这不是抽象的说教，这是读者被激动起来的心灵直感地从艺术中所获得的逻辑。
七 “忧端齐终南”
老杜的叙事抒情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恰好可借来作为诗人旅食京华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创作活动的全面总结。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月，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离京赴奉先县探家。当时安禄山已反于范阳(47)，但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玄宗正带着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避寒，纵情享乐。杜甫途经山下，忧愤交集，到家后便写成了这首诗。这首诗可分三大段。第一大段自述生平大志、出处去就之节和对皇帝的忠诚，总之是在表明赍志去国之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整篇是咏怀，这一大段又是最集中最纯粹的咏怀。杨伦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跌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的确如此。从表面看，这一大段文字很像是在向人们汇报自己的思想，其实不尽如此。这是缅怀往事百感交集时内心深处痛苦的独白。诗人一上来就亮出自己有“窃比稷与契”的大志，只因这大志不仅关系着一生的命运，也是这篇长诗所由产生的根源。这是提纲挈领的写法，找到了这个头，就会像缫丝一样源源不绝地将纷乱的愁思理出个头绪来。稷和契是传说中辅佐虞舜的两个贤臣。跟这样的人物看齐，势必意味着要做大臣做宰相，这谈何容易！终于落得个一事无成、穷愁潦倒，让同学老先生们取笑，自己却执迷不悟，这岂不是“愚”岂不是“拙”么？转思稷教民种植谷物，契推行文化教育。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王嗣奭语）那么，学习这种精神，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正因为死不了这条心，他始终甘于贫贱，不怕讪笑，坚持素志，总希望有朝一日如愿以偿。正因为死不了这条心，就免不了一年到头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担忧，内心激动，感慨万端，日子过得很不松快，就连这次离京往奉先探家，途中所闻所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发而为诗，便写出了这篇忧国忧民、心情沉重的长篇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说这大志不仅关系着他一生的命运，也是这篇长诗所由产生的根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志固佳，惜难实现，那为什么不走古今明达之士都曾走过或正在走着的那条高蹈出世、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说真的，浪迹江海，优游岁月，这念头不是没起过；只是生逢像尧舜一样的明君在位，不忍心就这样永远离开罢了。当今栋梁之材有的是，朝廷哪里缺不了你老杜这块料？这不过是葵藿倾叶向太阳，物性难改啊！藿是豆叶，葵是胡葵，亦名戎葵、卫足葵、一丈红，系锦葵科而宿根草木。《花镜》云：“葵，阳草也，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曹植《求通亲亲表》说：“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葵藿”句出此，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
俞平伯先生说：“他是否真把唐明皇当做尧舜之君看呢？在此不得详论。我们很不必歪曲事实，杜甫当然忠君；……明皇之去尧舜不但事实上远甚，即以杜甫的诗来看，恐亦复甚远（尧舜究竟怎样好法，是另一问题，所指乃是儒家传统的看法里的尧舜），所以这句话至少不宜十分认真的。”（《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载《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接着他又不胜感慨地表白说，看看那般蝼蚁之辈，蝇营狗苟，只顾理家生财，正如《尸子》所说“蝼蚁之穴，无不满焉”，不是过得蛮写意么，那为什么又偏要去效法海洋里力挽狂澜的大鲸？有偌大的志向，又羞于干谒，因此耽误了生计，直到今日还辛辛苦苦，眼看就要埋没在尘埃之中了，不过我倒也甘心情愿。就是尧、舜之世，也容许巢父、许由这样的高尚君子避世，我若归隐，本无不可，只是节操不易改变，终究愧对巢、由了。前面已曾两次谈到，老杜也确乎有过归隐山林或放浪江海的打算，无奈思想搞不通，总不忘怀建功立业的大志，又苦无买山肥遁之资，所以这只不过说说而已，哪能真下决心去当身世两相弃的高人雅士。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只好饮酒赋诗。痛饮聊以自遣，放歌可破忧愁；别看我似乎很风雅，心里实在是太苦闷了。
诉说了离京首途时一触即发的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接着便夹叙夹议地记述了路过骊山时的所见所感，慨叹君臣耽乐之失：“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48)，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离长安六十里。诗人半夜出发，清早可经过骊山。《雍录》载：“温泉在骊山。秦汉隋唐皆常游幸，惟玄宗特侈。盖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岁尽乃还宫。又缘杨妃之故，其奢荡益著。大抵宫殿包裹骊山一山，而缭墙周遍其外。观风楼下，又有夹城，可通禁中。”晚清慈禧太后每年四月来万寿山颐和园避暑，十月回宫，百司随行，官邸、别墅遍及海淀。二者情况极其类似，所不同者华清宫是冬宫，颐和园是夏宫而已。唐太宗即位以来，几次大兴土木，营造宫室，魏徵等多以隋炀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以致国亡身丧为戒进谏，终有所节制。相形之下，李隆基可算得是不肖子孙了。慈禧顽媪，更不足道。且说老杜路过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华清宫。这时已是岁暮，百草凋零，大风呼啸，天色阴沉，天气寒冷，天空大雾弥漫。俞平伯先生说：“雾重故地滑。温泉蒸气郁勃，羽林军校往来如织。写骊宫冬晓，气象万千，化工手也。”体会真切，剖析入微。尝怪“霜严”何至于冻断“衣带”。细思之，始知：霜严风大，欲束紧衣带以御寒，不觉用力太过而折；手指冻僵，很难结好。描写一琐屑细节，便令人犹如身历其境似的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诗人走在墙外，皇帝就在墙那边，甚至连保卫皇帝的羽林军校兵器偶尔相碰所发出的细微声响也能隔墙听到；处在这种相去天渊却近在眉睫的特殊境地，对于一个恋阙情浓、忧时心切的去国志士来说，他必然会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了。《明皇杂录》载玄宗曾在华清宫中置长汤数十，赐从臣浴。钱笺引晚唐郑嵎《津阳门诗注》等记述更详：“宫内除供奉两汤池，内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甃以文瑶宝石，中央有玉莲华捧汤泉，喷以成池。又缝缀锦绣为凫雁，置于水中。上时于其间泛钑镂小舟，以嬉游焉。次西曰太子汤，又次西少阳汤，又次西尚食汤，又次西宜春汤，又次西长汤十六所。”又《安禄山事迹》载：“禄山将及戏水（表演游泳），杨国忠兄弟、虢国姊妹并至新丰，所止之处，皆赐御膳，至温泉赐浴。将士并赐浴赐食赐钱。玄宗计日幸望春宫以待。”玄宗的恣意妄为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了。如今亲耳听到华清宫内传来响彻云霄的音乐声，诗人心想：君臣们大概正在寻欢作乐，长夜之饮到天亮了这许久原来还没结束。李白的《乌栖曲》写吴宫从暮到晓的狂欢烂醉：“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荒淫误国，古今同慨！“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这话说得新鲜，皇帝请客，当然满座朱紫，哪里会有着“短褐”的老百姓的份儿？这道理老杜当然是懂得的。“短褐”犹布衣，指平民，后来也用来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老子》：“被褐怀玉。”我们读诗时如果意识到诗人嘴里说的是“被褐”或“短褐”，而心里指的却是“怀玉”，那么就不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古怪，反而觉得语含激愤、讽意深刻。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看看当今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迷恋的是郑声，近的是佞人，远的是“怀玉”的“被褐”之士。即使拿儒家“为邦”的准则来衡量，老杜还是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有所腹非的。他的《醉时歌》说：“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本诗开篇就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可见老杜用“被褐”“布衣”这类字眼不尽是写实况，也暗含左思所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咏史》）的对抗情绪。
林庚先生说：“杜甫《赴奉先咏怀》：‘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当时已初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却仍无妨自称布衣，而杜甫之所骄傲于布衣的，则正是在那‘窃比稷与契’的政治抱负上。”（《诗人李白》）这话极有见地。布衣而有大志，这岂不是“被褐怀玉”么？这种愤世的情绪，在其他盛唐诗人的作品中也时有流露。王维就曾感叹过“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李白此感尤其强烈，如说“白，野人也”“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慨慨未可量”，等等。唐代开始建立政权及之前争夺天下急需文臣武将之秋，固然有不少人“皆起闾阎布衣”（太宗语）而终于建功立业“自取富贵”（来护儿论秦叔宝语），就是到开元后期玄宗日渐昏聩、治乱转关之际，还用了“岭海孤贱”的张九龄为相，这就是当时像李、杜这样一些出身下层、“被褐怀玉”之士的大志所由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从太宗以来，唐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虚应武丁、文王搜贤访隐故事，都喜欢“临幸”或礼聘、嘉奖、封赏几个“名扬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归心”，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奇效，这无疑也会使人们产生一些错觉和幻想。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征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为最：计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述诏征李白入朝的盛况说：“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虽说这只是一种故作姿态、有名无实的政治表演，可见前一时期到底确曾有过“与宴有短褐”的新鲜事儿。如今皇帝干脆抹开脸子不再搬演盛世明君崇德求贤的陈年故事，公然带领着一群男女宠幸胡帝胡天地吃喝玩乐起来，这怎教那些惑于假象曾一度对皇帝存过幻想的人们不大失所望，不感慨系之呢？“赐浴赐食赐钱”，这是皇帝寻欢作乐的三部曲。诗人想象赐浴赐食已毕，踵接而来的必是赐钱，就不觉发起议论来。“彤庭”四句讲得很沉痛，指出彤庭上分赏文武百官的这许多绫罗绸缎，都是民间贫寒妇女辛辛苦苦地制作出来的，是下层官吏鞭挞、压迫人民，剥削、搜刮来进贡朝廷的。唐初沿用隋代租调力役制度，加以发展而成为租庸调法(49)，一直实行到安史乱后才为两税法所替代。《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此法允许全部力役用交绢或布来代替，腾出劳动力，多少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农业，加上还定出按灾情轻重减免赋役等条例，这在初唐恢复经济的时期，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武则天统治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生活日趋奢侈，又经常用兵，这就使得人民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了。(50)到了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而剥削则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一匹者”（《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比如宇文融、杨慎矜、王等，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创变造、租庸脚士、浸渍折估等法，都是为了竭力压榨人民，聚敛钱财，讨好皇帝，希求恩宠。《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贵，……天子（指玄宗）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又《资治通鉴》载：“（天宝）八载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后改名国忠）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了解了这些史实，再回头来看诗中关于“彤庭分帛”的这段议论，就自会明白诗人的心情何以这么沉重，忧愤何以这么深广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真是难怪他啊！牵涉到皇帝，发议论哪能不讲点策略？诗人先是一针见血道破这财帛的所由出、所由来，义正辞严，咄咄逼人。然后又退后一步，为皇帝开脱，说皇帝将财帛分赏群臣，本意是叫他们为国效力为民操劳。要是为臣的忽视了这一最根本的道理，那为君的岂不是把东西白扔了？兖兖诸公，挤满朝廷，谁要是真有点良心，该感到多么惊恐不安啊！杜甫的忠君思想是比较严重的，不管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封建感情，他难免要回护皇帝。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像他这样敢于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洞察时弊、忧国忧民的人，即使有所忌讳，不敢渎圣，内心深处也绝不会真的认为玄宗当时的厚赏群臣是“实欲邦国活”的。浦起龙说：“此以责臣者讽君也。”从深藏的意念和客观效果看，我认为无妨这么说。接着又进一步揭露说：岂但文武百官如此，听说大内的奇珍异宝，都在像汉朝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外戚诸杨家里；这些人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每当那玉质蒙烟犹如神仙似的女主人开筵宴客，管弦竞奏，水陆俱陈，那豪华奢靡的排场，真是描述不尽。香橙、金橘产于江南，古时交通不便，北地尤为名贵。白居易《轻肥》说：“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亦视柑橘为无上嘉果，但写得不如“霜橙压香橘”一语富于表现力。拈出一“霜”字，不仅令人感受到经霜之橙的黄熟，且能感受到新摘之橘的新鲜。北地之橘而能如此，其珍贵可知。盘果累累，犹以一“压”字状出，何等笔力！写细节而豪门富贵气便见，绝妙。越想越活灵活现，越想越情绪激动，不觉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鞭辟入里、震撼心弦的千古名句，并从而稍加咏叹，随着过往的匆匆和骊山的渐远，趁话语中已经提到了“路”（如说“凌晨过骊山”等），便顺口转过话题，“拍到路上无痕”（杨伦语），引出末后一大段文字来。俞平伯先生说：“‘中堂’两句，写美人如玉，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着，指虢国夫人，还是杨玉环呢？这种攻击法，一步逼紧一步，离唐明皇只隔一层薄纸了，实在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不佩服诗人的大胆，甚而至于替他担忧。”唐代文网较疏，不过这担心也不无根据。皇帝的毛病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按捺不住，偶尔有所抨击，也是出于忠君爱国的赤诚，根本谈不上是在反对皇帝本人。这篇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认识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我看来，它高就高在老杜这位饱经忧患、深谙世情的诗人，毕竟让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大大地突破了他难免迂腐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的现实。
最后一大段遥接前“凌晨”句，重新又来追述途中仓皇情状和到家后的所见所感：“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冰”一作“水”。仇注以为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不得谓冰从西来。施福保说：“今按诗意，明当作冰。若是水，既不得‘高崒兀’；下云‘恐触天柱折’，水亦不得言触也。冬时冰虽未解，然风裂日激，亦非尽待东风；且如冰未解，则泾渭诸水，又安能从西来？其说亦自矛盾矣。”(51)施说是。写过河情状，令人仿佛亲历其境，生临渊履冰似的惊悸之感。“群冰”四句流露出担心世乱的隐忧。在途内顾之思，写得极恳切极沉痛。满以为此去充其量不过是同家人“共饥渴”，谁知入门即闻幼子饿死的噩耗，足见家人处境的悲惨，远非始料之所及。“一哀”出《礼记·檀弓》：“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预恶夫涕之无从也。”“舍”是割舍。“吾宁”二句大意是说，即使我宁愿割舍一哀强自宽慰，无奈邻居都为之伤心，我又怎能克制得了呢？我从前通读《全唐诗》时，见大历、贞元间人于鹄有《悼孩子》诗说：“年长始一男，心亦颇自娱。生来岁未周，奄然却归无。裸送不以衣，瘗埋于中衢。乳母抱出门，所生亦随呼。婴孩无哭仪，《礼经》不可逾。亲戚相问时，抑悲空叹吁。襁褓在旧床，每见立踟蹰。静思益伤情，畏老为独夫。”知道唐代仍遵《礼经》规定有不哭丧婴的习俗，才算真正读懂了这句杜诗。所载瘗埋丧婴的做法甚详，对研究古代民俗颇有参考价值。王嗣奭说：“‘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皆自伤其穷也。”这看法不正确。老杜忧国忧民，所思者大、所虑者深，岂止“自伤其穷”而已？比如这里写到他幼子饿死的这一伤心憾事，却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况不如己的“平人”的“骚屑”，就是明证。正由于他所忧者深且广，自己又有惨痛的体验，自会产生“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的感情，倾泻出来，便觉气势磅礴，有排山倒海的艺术力量。诗戛然而止于此，犹如洪流顿遭闸阻，波涛骤涌，高与天齐，势不可当。如此长篇巨制，不费此大力气不能结束得住。《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案杜甫祖父杜审言卒后加赠著作郎，从五品上，他家在蠲免之内，故有“生常”二句。本身得免赋役，尚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确乎是难能可贵的了。浦起龙说：“此正与前幅‘黎元’‘寒女’等意一串。在本段为带笔，在全篇却是主笔也。”
杨伦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半山、后山，尚未望见。”又引张上若的话说：“文之至者，但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岂有唐诸家所能及！”浑成之作，须浑成之评，庶几得其大致；若详加剖析，反觉支离。
五百字是杜集中的力作，也标志着诗人十年旅食京华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已达到的最高成就。因此，用它来结束这一时期的评述，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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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新唐书·文艺·郑虔传》：‘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唐会要》：‘天宝九载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据《新书》，著书坐谪，必是天宝元年，而拜广文博士，则自谪所甫归京师时事。计若自天宝元年起，谪居十年，则归京师拜广文，必在天宝十载。然《会要》所纪，年月并具，必不误。误者，《新书》‘天宝初’与‘坐谪十年’二语，必居其一耳。”
(2) 闻一多认为郑虔于天宝九载回京师后始与杜甫订交，理由是：“今观凡公诗及虔者，不曰‘广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户’，咸九载以后之作，益足以断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宝九载。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何以九载以前，了不见过从酬答之迹？”杜甫前期篇章遗失不少，故不得以现存诗文中有无“过从酬答之迹”作为判断订交与否的根据。
(3) 施鸿保《读杜诗说》：“《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第二云：‘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仇）注：‘食有芹鲫，乃初到而留饮。末云晚饭，盖至暮而留宿矣。’今按：鲜鲫香芹，皆风潭中所见，因忆越游时在柂楼底晚饭，曾有二物也。句意本明，不知注何以误解。”以为因芹鲫而忆及越游琐事，至确。但不得谓“鲜鲫香芹，皆风潭中所见”。若兼采仇注“食有芹鲫”之说，庶几乎得作者之用心。
(4) 《读杜诗说》：“‘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注引邴原传、王筠诗，云东家即指何氏。今按若指何氏，于‘尔’字意不合，且云‘尔东家’，亦复。《杜臆》：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后《重过》第一云：‘高枕乃吾庐’，旧以公视何园为吾庐，注讥其冒认己有；此句如《杜臆》说，不但冒认，且欲据为己有，望其速售矣。据首二句云：‘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旁舍’，本《汉书·高祖纪》，犹邻舍也，公诗常用之，如‘旁舍颇纯朴’‘燕入非旁舍’‘旁舍未尝嗔’等句。疑何园之旁，别有他氏之园，高竹相连，惟隔一篱，下二句‘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正指其处。碾涡水积，深恐没马，藤蔓阴蔽，曲疑藏蛇，皆言其处荒凉；何园虽云‘真作野人居’，然风磴云门，异花野竹，以及食单书屋等，似尚不至如此。此必其园久废，或本欲出售，公故特发此兴，‘东家’虽借用现成字，亦必其园正在何园之东。《重游（过）》第二云：‘向来幽兴极，步屧向东篱’，篱当即此所云‘疏篱’，因其在东，故曰‘东篱’，公盖实爱其处，故重游时，犹欲步屧往游而自言‘幽兴极’也。注既误解，诸说亦未得诗意。东坡《豆粥诗》：‘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四句，正用此诗，亦作邻家说也。”剖析较细，可供参考，只是对王嗣奭的批评不当。案《杜臆》：“‘疏篱’即旁舍之篱，而花竹则何园物也。‘碾涡’洙注谓碾硙者误。盖何园周围有水，观‘依绿水’可见。必引水入园，通流以界旁舍，形如碾槽，而涡旋可以‘没马’。”先以“旁舍”与“何园”对举，复谓“引水入园，通流以界旁舍”，何尝以为“旁舍”“东家”皆指何园，“且欲据为己有，望其速售”呢？
(5) 方回《瀛奎律髓》说：“‘行天马度桥’一句绝唱。”程学恂《韩诗臆说》说：“状景奇确。”评价都过高。但与“入镜”句比较，这句确乎略胜一筹：“行天”句尚有生活气息；“入境”句纯属虚构，则未免空洞、乏味。
(6) 《新唐书·车服志》载：“佩鱼始高宗朝，武后改佩鱼为龟，中宗初，罢龟袋，复给鱼。”杨慎说：“高宗初用佩鱼，以鲤为李也。武后改用龟，龟属玄武也。杜诗‘金鱼换酒来’，此时仍用鱼矣。李白赠贺知章云：‘金龟换酒处’，盖系往时旧物耳。”
(7) 唐代士大夫饮宴时不仅看歌舞伎表演，只要一高兴，自己也会唱起来跳起来的。老杜《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中有“酒酣懒舞谁相拽”之句，可见他们有时还拽着朋友一块儿跳舞呢。
(8) 仇注：“野老看客，馈以河鱼，即此见风土淳朴，与他处不同。”《杜诗镜铨》引蒋弱六评：“言何不禁人游，不禁人取，即所谓淳朴也。”两说俱通，前说为胜。一说“另有一山川”暗用桃花源事。
(9) 蒋弱六说：“末二句申解第四句，惟其为‘野人居’，故竟称‘吾庐’，不嫌唐突也。”（《杜诗镜铨》引）既然仍将“野人”一辞理解成含有贬义，那么，不管怎样解释，终嫌唐突主人。“府上真可当作我这个‘野人’的住处，我高卧其中，实在写意，感到这就是我的家。”要是你听到在你家住宿的客人这么对你说，你会做何感想呢？李白在诗中就称范居士为“野人”：“忽忆范野人”（《寻鲁城北范居士……》），可见李、杜是把“野人”当作雅称的。
(10) 朱注：“《唐书》：长安县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寺。《长安志》：翠微宫在万年县外终南山之上。公诗已云翠微寺，恐非元和间所改也。”案孟浩然开元十七年左右在长安时就到翠微寺游览、住宿过，写了《宿终南翠微寺》，可见早就改宫为寺了。
(11) 《十道志》：“秦皇葬子，起冢陂北原之上，故名皇子陂，地在韦曲之西。”《杜臆》：“按《名胜志》：杜曲在西安府城之东。子美旧居韦曲，在城南。韦曲之东有郑庄，郑虔所居。西有塔坡（陂），何将军之山林也。皇子陂在韦曲之西。”
(12) 《杜诗镜铨》认为“鸦护落巢儿”“言春来鸦已乳子也”，实从仇说。大概他觉得这样解释不大通，就只好含糊其辞，笼而统之，一带而过了。
(13) 《读杜诗说》：“今按‘越女’‘燕姬’，第用成语，非其时果有南北妓也。且题虽云‘请贵公子’，其实当有一人作主，非各自携妓，同在一船也，云各尚豪华，亦误。”即持反对意见。
(14) 施鸿保驳仇说一针见血，但是他所提出的如下解释也难令人相信：“记白乐天集五言排律百韵诗，自注：酒令有莫走、鞍马等名。疑‘鞍马’是酒令名；‘调’则‘调笑’之‘调’；‘更’亦言诸人更易也。”
(15) 岑参《与鄠县群官泛渼陂》说：“闲鹭惊箫管，潜虬傍酒樽。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宾从的众多、场面的热闹与杜甫《城西陂泛舟》中所描述的情况相仿，但不知两诗是否作于另一次同游时。
(16) 王嗣奭评此诗说：“余谓平湖宽阔，湖波浩荡，杜家京师，素不习水，初见不无惊愕，如‘鼍作鲸吞’‘恶风白浪’，皆以意想得之。已而心神稍定，主人开帆，舟子色喜，加以棹讴、丝管，易忧为喜，自是人情之常。如水有菱荷，不过寻丈之水，而谓之‘深莫测’，此正不习水人口吻，而忧心终在也。故至夜深，仍见大水茫无际涯，又复惊惶，如雷雨将至，皆疑心幻影，有何神灵使之哉？故湖本无奇，而乍见者误以为奇，又误以岑参为好奇，而二岑固未尝好奇。后来登台泛舟，各自有诗，未尝云奇，而追思前作，亦当失笑耳。‘骊龙’数语，亦以意想得之，亦喜亦惊。”这些意见都欠当。这诗有夸张，有想象，但决非纯写不习水人的恐惧心理。老杜固不习水，少年时曾漫游吴越，大江大湖总该见过，哪至于一见渼陂便如此惊慌失措！岑参生性“好奇”，作诗“意亦造奇”，但也不可能篇篇都奇。岑诗“语奇体峻”者不少，岂可据一两篇“未尝云奇”之作，就说他“固未尝好奇”呢？
(17) 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恸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闲，登之秋清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可参看。
(18) 一说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县西南延陵镇）人，兖州系其祖籍。
(19) 此据《唐才子传》。《唐诗纪事》说他是河中宝鼎（故治在今山西荣河镇）人，中书舍人薛文思曾孙。宝鼎当是其祖籍。
(20) 一作王昌龄诗。
(21) 仇注引三山老人胡氏的话说：“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贪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
(22) 仇兆鳌说：“此诗当是天宝十一二载间，客居京师而作，故末有‘忍羁旅’之说。”
(23) 黄鹤注：“此必公献赋后，久寓京华，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梁氏编在天宝十一载，是也。”《杜诗镜铨》发挥王嗣奭之意说：“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读杜心解》说：“诗如谣，乐府体也。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起句已成了现尚流行的“翻云覆雨”（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成语，可见其艺术概括力之强。
(24)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据《桥陵诗》，知是年（天宝十三载）秋后，自长安移家至奉先。然公家本在东都，其何时徙居长安，则诗中无明文可考。惟《遣兴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故宅，指东都之宅，验本诗可知）仇定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上数三年，则初离故宅时为天宝十四载。此明与《桥陵诗》所纪不合；十三载，已自长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载始离东都至长安也。今定《遣兴》作于至德二载，则作诗时距本年（天宝十三载）适为三年，与《桥陵诗》无抵牾矣。又据《桥陵诗》，既知自长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宝十三载秋后，再参以‘三年门巷空’之句，则知公眷属自东都至长安，必在天宝十三载正月以后，十月以前。《秋雨叹》（卢编在天宝十三载）曰：‘长安布衣谁与数，反锁衡门守环堵’，又曰‘稚子无忧走风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长安，妻子亦俱至也。《夏日李公见访》（旧但云天宝末作，兹定为天宝十三载）曰：‘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曰：‘孰谓吾庐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长安也。诗中暗示，止于此际。移家长安，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遣兴》又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知迎眷来京之役，公实亲任之。然本年诗中，不言归东都事，盖偶然失纪耳。考前此数年诗文中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进三大礼赋表》），曰：‘垂老独漂萍’（《赠张四学士》），曰：‘此身饮罢无归处’（《乐游园歌》），曰：‘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雕赋表》），曰：‘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曰：‘卧病长安旅次’（《秋述》），皆言长安无家也；而十载在杜位宅守岁，十一载将归东都，《留别二学士诗》曰：‘欲整还乡旆’，尤为前此未移家长安之明证。然《游何将军山林》曰：‘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重过何氏》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赠郑谏议》曰：‘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惟其有筑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叹；《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则移居之决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载之诗，足证其时移家之心虽切，然未能见诸事实。至《夏日李公见访》，始有‘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及‘孰谓吾庐幽’之语。《桥陵诗》曰：‘轲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与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潏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其证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
(25) 黄鹤注：“《旧书》天宝十二载秋，令出太仓米。诗言‘日籴太仓五升米’，正其时也，当是十三载春作。”诗中自称“杜陵野客”，想这时已移家到下杜城来了。
(26) 钱注：“《记》：稻曰嘉蔬。《江赋》：挺自然之嘉蔬。”仇注：“又公《园官送菜》诗并序皆以嘉蔬为菜，义可兼用耳。”
(27) 《旧唐书·韦见素传》：“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瑞士。……八月，拜（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皇帝打发了个左相，右相打发了个京兆尹，虽各有自己的目的，但也可见出所谓“咎征”既已成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迷信观念，便会对当政者产生沉重的政治压力，他们若不找个替罪羊来搪塞，就没法开脱自己了。
(28) 仇兆鳌说：“帝以国事付宰相，而国忠每事务为蒙蔽，故曰‘秋来未尝见白日’，语虽微婉，可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浦说即据此发挥。
(29) 《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三辅黄图》载，长安霸城门其色青，故曰青门。秦东陵侯邵平隐居于此，种瓜五色。“南山”二句虽用典，却是实指。诗人移居此间以前曾作诗说：“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搬来以后，一家数口，生活没着落，现在既然多少分得点“桑麻田”，哪有白放着不种一点东西的道理？
(30) 黄鹤注：“诗言‘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则济所居在长安矣。当是天宝十三载作。”
(31) 施鸿保说：“今按（‘堂前’）四句皆当是比，非但（如仇注所云）伤本支零落也。萱草，古人多以比母，或济母方死，故云；竹枝，似亦用竹林籍、咸事，比其子侄，或济子侄无多，又或其时又短折者，故云。”
(32) 《杜臆》：“‘诸孙贫无事’，言其贫而懒也。”
(33) 《十洲记》载，凤麟洲在西海中，洲上多凤麟。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为集弦胶，或云连金泥。此胶能属连弓弩；断弦折剑，亦以胶连之。卢元昌说：“此以煎胶喻交情，即所谓‘胶漆虽坚，不如雷与陈’也。盖王生敦笃士，寻常亦几失之。及公以尩羸病躯，与之谈情愫，留欢宴，不觉手足轻旋，沉疴为之顿起，真有似乎煎胶续弦者，此意最为切当。”可见杜甫对王倚原先也不很了解，这次接触始见其奇而称许不置。
(34) 黄鹤注：“诗云：‘廨宇客（一作容）秋萤’，又云：‘荒岁儿女瘦’，当是天宝十三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时，往见诸官而作。又篇内不言禄山之事，知非十四载所作矣。”
(35) 杜甫这一时期写到其崔氏舅的诗作计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九日杨奉先会崔明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三首，前二首作于天宝十四载安史乱前。后一首作于乱后十五载夏。杨伦于《白水明府舅宅喜雨》题下加按语说：“邵注：舅是崔十九翁。按：后《高斋》诗崔本少府而此称明府者，其时或以尉摄令。”唐人尊称县令为明府、县尉为少府。《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今日潘怀县，同时陆浚仪”二句，分别用《晋书·潘岳传》潘岳为河阳令转怀令，又《陆云传》陆云以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二事指二人，题中称崔为“明府”不误。《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有“吏隐适情性”“作尉穷谷僻”之句，题中称崔为“少府”不误。因此不得怀疑三诗题中或有错字（或错“少”为“明”，或错“明”为“少”）。前一年所作二诗皆称“明府”，后一年所作一诗改称“少府”，之所以如此，也可能是降职。降职而不换治所，较罕见，且后诗说崔“吏隐适情性”，丝毫不见失志之意，可见还是杨伦所作“或以尉摄令”的解释较合乎情理。
(36) “我皇”一作“武皇”。傅庚生先生说：“诗中是叙征戍之人的答词，应以‘我皇’于辞为顺，因为它并不是诗人之辞。”（《杜诗散绎》）
(37) 仇兆鳌不同意钱说，批驳说：“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征夫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若云不惧杨国忠贵盛，少陵同时前后之作《丽人行》“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然，不须舍近求远取证于太白《古风》。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足以断定作此诗时必无钱说的考虑。“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云云，虽无史实根据，揣情度理，容或如此。但是从战争的规模、唐军损失的惨重、征兵的不择手段以及在两京等地所引起的骚动看，都远不如征南诏那次，所以史书对之记载颇详，而且每当论及征兵情况时辄称“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借以对比说明这次“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等等做法，完全是胡来。因此，说《兵车行》是目击这次“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的惨状，有感而作，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38)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39)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40)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41) 《杜臆》：“诗有‘磨刀呜咽水’，陇头乃出征吐蕃所经繇者，诗亦当作于此时。注云追作，非也。”
(42) 《晋书·乐志》载《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这组诗显系采用旧题；后又作五首，故分别加“前”“后”字样以资区别。胡夏客却说：“前后《出塞》诗题，不言‘出师’而言‘出塞’，师出无名，为国讳也，可为诗家命题之法。”则认为是“即事名篇”。施鸿保不同意这看法：“今按此第仍用《晋志》旧名，盖本拟古乐府也。云出塞，则出师可知，过搜新义，殊属无谓。”不过夏说强调师出无名，这一点还是可取的。
(43) 原文为“六亲”。《汉书·礼乐志》：“六亲和睦。”注：“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
(44) 《汉书·蒯通传》：“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严寒地区野外活动不经意冻掉耳朵手指者今亦偶有所闻。“指落曾冰间”云云，不算夸大失实。
(45) 杨伦说：“后半言穷兵不已，非特边疆多故，并恐衅起萧墙；人臣果有志立勋，尽有可驰驱效命之处，不必一时妄希荣显也。”
(46) 《杜臆》：“用修谓他本于‘稳称身’之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凳银’，此真不可少。《诗归》从之。”钱谦益说：“杨慎曰：古本‘称身’下有‘足下……’。遍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
(47) 钱谦益说：“吕汲公《诗谱》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咏怀诗。是月有禄山之乱。按禄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书至长安，玄宗犹未信。故此诗言欢娱聚敛，致乱在旦夕，而不言禄山反状也。”初九反，次日北京副留守杨光翙被劫，太原、东受降城奏反，书至长安，玄宗不信。“庚午（十五日），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大臣相顾失色”（《资治通鉴》）。至此反讯才证实。老杜作这诗的日期最迟当在十一月十五日反讯证实、传开以前。从诗中流露出来的担心世乱的深沉忧虑看，作诗时或已多少听到了安禄山兵反的风声。
(48) 俞平伯《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蚩尤’两句旧注多误，如钱笺仇注并引《皇览》以为山东寿张县蚩尤坟上有一股赤气，叫做蚩尤旗，跟本诗所叙相当辽远，不可信。钱说‘借以喻兵象’。仇氏更怪，似乎把蚩尤旗真当做旌旗看，所以说‘塞寒空，旌旗蔽天也’。杨氏《镜铨》引《甘泉赋》‘蚩尤之伦，带干将，秉玉戚’，下又说‘二句言卫士之苦’，是把蚩尤作为卫兵讲，亦误。我以为蚩尤作雾，即用作雾之代语，下云‘塞寒空’分明是雾；若是旌旗只可云蔽天或蔽空，不得云塞空。这个塞字却另有一个来源，《汉书·成纪》所谓‘黄雾四塞’，不过他并未明用，不能算做注。是否把王氏五侯同日封这个故事，来影射杨氏呢，不得而知，写实而暗含比兴虽尽有这可能，现在无须深求。作为纯粹的写真看就很好了。”所论甚是。
(49) 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一般称之为租庸调法。
(50) 《旧唐书·狄仁杰传》载：“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
(51) 王嗣奭早就认为“水”当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