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皇重色思倾国”
中唐陈鸿的《长恨歌传》说：“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李林甫），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不要以为这不过是记世俗传闻的小说家言，其实这倒是很有根据的。《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初，上自东都还（此为开元二十四年事），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密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高力士这太监可不是庸人。玄宗即位之初，他曾在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斗争中立过功，升为将军，此后更为玄宗所宠信，成了他贴身、贴心的帮忙、帮闲和帮凶，作威作福，权势很大。高力士阅历深，富于政治经验，不管动机、目的如何，他劝阻玄宗不要委政于李林甫，这是很有见地的。高力士这种人，不能坚持己见，据理力争，不足为奇。奇怪的是玄宗这个从政治风浪中闯过来的人，不仅干出了这样的蠢事，甚至有人给他提醒了，还一点也不理会，可见他当时只顾以声色自娱，已经腐朽得够可以了。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李林甫病死，《资治通鉴》在记载了此事以后有一段这样的议论：“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其中讲到玄宗委政于李林甫的几句话，跟《长恨歌传》中上述那一段的意思相同。关于李林甫的案语下得很好，可说是言简意赅，将这个“口蜜腹剑”的权奸执政十九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都包括无余。玄宗委政、林甫专权，二者相提并论，君昏臣奸，显而易见。
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皇帝想要有所作为，不一定能成事。要是他头脑发昏，陶醉于眼前歌舞升平的假象，一味追求享乐，不愿为国事操劳，听不进逆耳忠言，坏人势必会乘虚而入，投其所好，攫取权柄，败坏朝政，伏下足以使王朝覆灭的危机。坏人任何时代都有，不足为奇。如果不是乱世，而是在皇帝尚能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情况下，这些坏人若要窃据高位以售其奸，首先必须有赖于皇帝的昏庸、腐化。如前所论，玄宗即位之初，便露出好奢华、爱享乐的苗头，但总的看来，前期尚能励精图治，用了一些开明正直、较有才干的宰相，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可是到了后期，他确乎是昏庸、腐化了。因此，从开元末年以来，由于他的偏听偏信，先是误用了李林甫，接着又一错再错地用了另一个大奸臣杨国忠。玄宗委政于李林甫，主要是为了腾出时间好让他专以声色自娱。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从祖兄，他的被重用，同玄宗的宠爱杨贵妃直接有关。《旧唐书》李林甫、杨国忠传赞说：“天启乱阶，甫、忠当国；蔽主聪明，秉心谗慝。”“乱阶”哪里是“天启”的？如果把这“天”字解释为社会诸矛盾相互作用而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发展趋势，那倒勉强说得过去。李林甫、杨国忠欺君误国，罪恶当然很大；但史臣言语之间有意为玄宗开脱，却不公允。
开元、天宝时期的由治而乱，总而言之，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奸佞的当权、政治的黑暗，又进一步促使动乱局势的恶性发展。唐玄宗的昏庸主要起因于他后期的沉湎声色，为了了解当时朝廷内幕，探讨致乱的根芽，有必要从政治的角度对他的私生活稍加介绍。
唐玄宗的原配是王皇后。她曾赞成过玄宗诛韦后夺权的密谋。她哥哥太子少保王守一见她无子，就要和尚明悟为她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与玄宗的名讳合而佩之，祷告说：“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事发，开元十二年（七二四）七月，废王皇后为庶人，移别室安置；贬王守一为潭州别驾，中途赐死。十月，废后王氏卒；由于她待人较宽厚，后宫思慕不已，玄宗也有点后悔。——《旧唐书》记王皇后事大略如此。其实她的被废，最主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搞迷信活动。《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初，上之诛韦氏也，王皇后颇预密谋，及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阴怀倾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愈不悦，密与秘书监姜皎谋以后无子废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峤，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钦州，弟吏部侍郎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皎卒于道。”这段话，综合了各纪传史实，叙述得较完整，也较可信。王皇后的求子，是因为玄宗要以无子为借口把她废掉，好让他所宠爱的武惠妃做皇后。可见“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才是这一宫闱祸起的真正原因。《旧唐书·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载：“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后，（武）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玄宗即位不久，早已萌动了情欲之心，久而久之，就发展到因私爱而无事生非了。
开元十四年（七二六），玄宗想立武惠妃为皇后，当时有人反对说：“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此事暂作罢。但宫中礼仪，一如皇后。
封建时代，皇帝宠爱一个妃子，也并非什么希罕事。何况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就死了，除了为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夺取皇位继承权谋害过太子李瑛外，她还来不及做更多、政治影响更大的坏事。(1)但是，李林甫的得以出任宰相，全仗她暗中使劲，这她是没法脱干系的：“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清（后改为‘瑁’），诸子莫得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内助，由是擢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这是奸诈小人与妇道人家做的一笔政治买卖，大赚特赚的当然是前者，但真正的赔家却不是惠妃，而是那个日渐昏庸、不惜用朝廷重位去讨宠妃喜欢的皇帝李隆基。女色误国的苗头刚一表露出来，不想就铸成个大错！到后来武惠妃一死，杨贵妃入宫，情况就越来越糟了。
杨贵妃，小字玉环。高祖杨令本，做过金州刺史。父杨玄琰，做过蜀州司户。她早孤，是叔父河南府士曹杨玄璬抚养大的。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做了寿王李瑁的妃子。二十五年（七三七）十二月武惠妃病故，玄宗悼惜了很久，后宫数千，竟没有一个可意的人。有人奏说杨玉环姿色绝世无双。二十八年（七四〇）十月，玄宗往温泉宫（后改名为华清宫）避寒，就叫高力士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领了出来，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在太真宫。(2)先转了这么一个弯子，于是在天宝四载（七四五）七月，册封韦昭训女为寿王妃。八月，册封杨太真为贵妃。
将儿媳夺过来做老婆，唐玄宗的昏庸、腐朽已达到极点了。杨玉环开头是寿王妃这件事，《旧唐书》有关各纪传都没提。《新唐书》纪传点明了，本是实情，可是后来封建思想严重的人还极力为李隆基这个昏君洗刷。最高封建统治者触犯了封建教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出来“为尊者讳”，为他辩护，足见封建礼教的虚伪，封建道德的堕落，以及人们在长期封建专政统治下所养成的奴性之深。不过李隆基这臭不堪闻的丑事，在民间还是有所传闻的。中唐人陈鸿写作《长恨歌传》，出于免祸的考虑，曾在文章的末尾为自己开脱说：“《（长恨）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但文章一开头，他还是忍不住对李隆基的好色丑态有所描绘，对他的无耻丑闻有所吐露：“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藻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玄宗纳贵妃时已六十二岁，杨贵妃还只有二十七岁。老夫少妻极不相称。玄宗既不顾老迈，一味以声色是耽，当然要倍加恩宠，百般讨好了。（其后他俩之间曾经闹翻过两次，每次都是以妃子略表谢罪、皇帝更加宠爱了事，其实都是皇帝屈服了，就是这个道理。）
写小说，难免加油加醋，不过揆情度理地想一想，这些叙述和描写，不仅有一定的艺术真实性，甚至还有民间传闻作为依据，并非纯出虚构。《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传中说：“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就暗示杨玉环已是寿王妃了。这远较《新唐书》为早透露了个中消息。白居易的《长恨歌》却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还是在替唐玄宗圆谎。晚唐李商隐的《骊山有感》说：“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又《龙池》说：“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玄宗跟贵妃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寿王怎能跟着去呢？怎教他不痛心疾首、彻夜失眠呢？（要是武惠妃九泉有灵，得知她的儿媳竟当了她的替身，又当做何感想呢？）这讽刺很辛辣也很明显，可是冯浩却故意妄加解释说：“此（《骊山有感》）诗上二句指春寒赐浴之事。‘九龙’喻明皇。‘玉莲房’，喻妃尚以处女为道士，故曰‘呵护’。……下二句言每遇平明幸长生殿焚香之时，妃以女冠必从焉。故寿王不得从金舆矣。意甚细致，实以长生殿为斋殿，岂昧寝处之典故哉？”实在掩饰、搪塞不过去了，就破口大骂：“余谓（《龙池》）正大伤诗教者！”（《玉谿生诗详注》）这是毫无道理的。
杨贵妃入宫以后，由于她姿质丰艳，能歌善舞，懂得音律，人很聪敏，有心计，善于承迎上意，很快就得到了玄宗的宠爱，待她就像待武惠妃一样，凡仪礼皆如皇后，宫中称她为“娘子”。她父亲杨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父杨玄珪任光禄卿。从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还做了武惠妃女太华公主的驸马。她有三个姐姐，都有才貌。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她们都得到皇帝的恩宠，称之为姨，出入宫掖，势倾天下，甚至连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等，见了她们都不敢就位。韩、虢、秦三夫人和杨铦、杨锜五家，每有请托，府县立即照办，如奉圣旨。四方来送礼行贿的很多，门庭若市。天宝五载（七四六）七月，贵妃不知为了什么得罪了皇帝，给送回到她哥哥杨铦家中。一到晌午，玄宗想她想得吃不下饭，夜里又派高力士把她接回来，不仅和好如初，而且对她更加宠爱，对她的家人更加厚待了。韩、虢、秦三夫人每人每年给钱千贯作为脂粉费，杨铦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姊妹兄弟五家，甲第洞开，可与宫廷媲美；车马仆御十分华丽，照耀京城。他们之间竞相显示阔气，每盖一座华堂，花费的钱往往以千万计。见别家建筑的规模、规格超过自己，就马上拆了再盖，日夜赶着施工。虢国夫人尤其豪强。一天她带着一帮子人，闯入韦嗣立家（韦家从武后以来前后父子三人都当过宰相。韦嗣立就是杜甫曾对之献诗求过汲引的那位“韦左丞丈”韦济的父亲），拆掉旧屋，自盖新第，仅仅给了韦家十亩边角地。皇帝的赏赐和四方的奉献，五家一个样，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开元以来，没有哪个豪贵的雄盛能跟杨家相比。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骑马则由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共七百人，管雕刻熔造的又数百人，朝中和外省官员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张加三品，王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有歌谣说：“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贵妃喜欢吃鲜荔枝，每年命岭南驰驿进贡（苏轼《荔枝叹》“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自注：“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入。”以为贡自四川），为此跑死了很多人和马。杜牧的《过华清宫》其一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即咏叹其事。
杨贵妃得宠，最坏的后果是导致杨国忠的当权。
二 缘椒房而至相位的杨国忠
杨国忠，本名钊，后以图谶有“金刀”改名。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不学无术，能饮酒，好赌博，人品很坏，为宗党所鄙视。于是发愤从军于蜀，授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还乡，当地富户鲜于仲通经常周济他。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死在四川，杨国忠往来其家，跟这家的二姑娘（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勾搭上了。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还读了点书，有才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把他当作心腹。章仇兼琼觉得自己独为皇帝所器重，要是没有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害，听说杨贵妃新得宠，就想请鲜于仲通到长安去结识杨家，作为靠山。鲜于仲通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京城，恐怕搞不好反砸了锅，就把杨国忠的情况向他介绍了。章仇兼琼引见杨国忠，见他一表人才，言辞敏捷，很高兴，就将他辟为推官，跟他往来很密切，还送了他价值万缗的蜀货，打发他到长安去。杨国忠大喜过望，日夜兼程赶到长安，挨家拜访了几个妹妹，将蜀货分送给她们，说：“此章仇公所赠也！”这时虢国夫人新寡，他就住在她家。于是杨家几姊妹日夜跟皇上夸奖章仇兼琼，终于在天宝五载（七四六）任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还称道杨钊善樗蒲博戏，引他见了皇上。皇上准许他跟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授予他金吾兵曹参军。从此以后，杨国忠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皇上很赏识他的精明强干，称他是“好度支郎”。
杨国忠得到玄宗的赏识以后，便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扩张自己的权势进行阴谋活动了。这净是些算计人的事，一一道来，未免乏味。简而言之，先是跟李林甫狼狈为奸，剪除异己，趁机往上爬：“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翅膀硬了，就掉过头来拿李林甫的心腹开刀：“（天宝九载）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潮阳。初，吉温（注意：前面提到过所谓‘罗钳吉网’的话，‘吉网’即指此人而言）因李林甫得进；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为钊画代林甫执政之策。萧炅及浑，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钊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同上书，卷二一六）图穷而匕首见，最后直接将李林甫的军：“初，李林甫以国忠微才，且贵妃之族，故善遇之。国忠与王俱为中丞，用林甫荐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遂深探邢狱，令引林甫交私兄弟及阿布思事状（这几人都犯了叛乱罪），陈希烈、哥舒翰从而证之；上由是疏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同上）
此外，他还善于窥察皇上的爱恶，竭力聚敛钱财，讨他的欢喜，早在天宝七载（七四八）就领十五余使。所以苏冕愤慨地评论说：“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昏君奸臣，贼义好货，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加之贵妃得宠，爱屋及乌，杨国忠的入相，是很必然的了。(3)唐玄宗一错再错，接连任用了这样两个大权奸，其昏庸腐朽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也不仅只是皇帝个人昏庸不昏庸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在“开天盛世”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中日渐腐化堕落从而结出的严重政治恶果。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他从做侍御史以来所领诸如御史大夫、判度支、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木炭、宫市等四十余使，仍旧由他兼任，大到军国大事，小到替皇宫采办木炭、料理“宫市”，都归他一手包办，权力之大，无以复加。
杨国忠当宰相前，除了聚敛财物讨好皇帝外(4)，最大的罪行是天宝十载（七五一）为了贪图战功，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打南诏国（在今云南省），发动了不义战争。（天宝九载，杨国忠荐举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以报答知遇之恩。鲜于仲通性情急躁，因而引起了民族纠纷，大动干戈。这事到天宝十三载还未了结。杨国忠隐瞒败绩，一再征兵进讨，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损失惨重。详后。）当了宰相以后，大权在握，又有贵妃做靠山，很得玄宗宠信，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首先，在用人上，他采取清洗与收买人心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将那些有才行时名但不为他所用的台省官员通通处理掉；另一方面又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也就是说不管有无才德，一律按资排辈。这样一来，那些候补多年得不到官职的人都很满意。他廉价收买了人心，又无形中挑选出一大批毫无能耐但保险不会跟他捣乱的庸才，真是一举两得。《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几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对这种性情浮躁、办事专断、缺乏教养的政治上的暴发户来说，一个由庸才和奴才组成的官僚机构越腐败越无能就越便于他作威作福。
从前那些较正直有为的人当宰相，他们不爱摆架子抖威风，出入车骑随从不多。从李林甫开始，每出则车骑满街。就是节度使、侍郎这样的大员有事要见他，都得像文案小吏一样，急趋而入，肃然而退。旧例宰相午后六刻才公毕归府。到了李林甫手上，他进奏说天下太平无事，把宰相每天的下班时间提前到巳时。机务积压了很多，都在家里处理；然后由主管文书的吴珣拿着公文去左相陈希烈家请陈签署，陈拿来就签，从来不置可否。杨国忠接着当宰相，照样这么干。杨国忠兼职多，公事也多，就是签署一个字也无法全部签完，干脆都责成下边胥吏们去办，于是贿赂公行，官场给闹得乌烟瘴气。比如以前吏部选官，要经过“三铨”“三注”“三唱”几道审核手续，从春到夏，才能把事情办完。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杨国忠以宰相的身份亲自掌管选官的事，手续就大为简化了。他教胥吏们预先在家里拟定任命名单，然后将官员们召集到尚书省，“对”“注”“唱”几道手续一天之内就赶着办完，还以此来夸耀自己办事迅捷。其实事情搞得糟透了，营私舞弊，谬误百出。第二年更是花样翻新，他竟把全体候选的人召集到他家里，让他的堂妹韩、虢、秦三夫人垂帘观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按照老规矩，办完注官（将所委任的官职、人名注册）手续，还要经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复审。杨国忠注官时，就把左相陈希烈叫来坐在一旁，让给事中站在前列，说：“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意思是说，注官手续是当面办的，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事了）。”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都是用紫服色（当时最高贵的服色）的朝廷大员，这天也来当差，同本曹郎官奔走于屏风庭树之间。过后他问几位妹妹道：“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笑。朝廷选官是很严肃的大事，他却视同儿戏。鲜于仲通做剑南节度使闯下了用兵南诏的大乱子。天宝十载（七五一），杨国忠指使鲜于仲通上表请求皇上叫他自己遥领剑南节度使，并将鲜于仲通调到长安当京兆尹。那两次胡乱选官的事办过以后，京兆尹鲜于仲通讨好杨国忠，就示意得官的选人们给杨国忠立碑于省门歌功颂德。皇帝指示鲜于仲通撰写碑文；碑文写好后，皇帝改定了几个字，鲜于仲通就教人刻了，还填了金。仅从选官这件事上，便可见出杨国忠继李林甫之后对朝政的败坏。
唐官制承隋制而有所改进。唐初宰相有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5)其余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为宰相的，都以本官加带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这些名称后来逐渐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中书省负责整理、陈奏来自各方的表章，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制诏有不便施行的，封驳奏还。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其首脑部门是都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各部与诸州联系，必须通过都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其正副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台的主要职责是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参加大案的审讯。——这就是唐初以来的中央政治机构组成和权力划分的大致情况。这些设施和制度，在封建专政时代，还是比较完备比较好的。玄宗前期励精图治，用的宰相大都不错，尚能照章办事，因此行政机构较健全，吏治也较好。到了后期，他只顾享乐，先后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大坏蛋，让他们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这就把贞观以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全给破坏了。上述有关杨国忠选官的种种胡作非为，就是明证。
杨国忠在蜀地时早就跟虢国夫人关系暧昧。一旦得势，更是肆无忌惮。为了往来方便，他们两家在长安宣义里挨着盖起了头等府第，连土木都蒙上了绨绣，若论豪华，京洛两都没有能跟这相比的。两人昼会夜集，根本不管什么规矩礼法。有时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并辔入朝，挥鞭走马，打情骂俏，以为笑谑，路人见到这等情状，莫不惊奇慨叹。杜甫的《虢国夫人》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6)诗中虽未讽及她与杨国忠的私情，而其轻薄狐媚之态可见。
唐玄宗每年冬十月都要去骊山华清宫避寒，过了冬才回长安。皇亲国戚当然也要跟着去。杨国忠的山第在华清宫东门的南边，跟虢国夫人的山第相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的山第紧挨着，甍栋相接。玄宗每次出来做客，都要遍访杨氏兄妹五家，赏赐宴乐。每次去骊山华清宫扈从皇帝游赏，杨氏五家的车骑各为一色，五家合队(7)，粲若云霞；杨国忠家那一队，更以剑南旌节前导。他们随驾出游，临行有“饯路”，回来有“软脚”。皇帝凡是得到远近进贡来的珍玩狗马、阉童歌女，都要平均分赐五家。杨国忠在进封为魏国公不久又拜司空，真是位极人臣，势倾天下。杨国忠身居高位，作恶多端，他自己也并非毫无警惕。他曾经对人这样说过：“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这跟李林甫对他儿子叹息自己“势已如此，将若之何”的话，何其相似！这班坏人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之所以明知故犯，主要是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往下滑落，越滑越快越远，即使想刹住也刹不住了。
安禄山的得势以至于作乱，首先应归咎于唐玄宗。李林甫姑息养奸，罪责也很大。但安史之乱最后爆发在杨国忠当宰相期内，杨国忠也是没法脱干系的。后面将详细论述此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彷徨的“白鸥”
上面讲的是李林甫、杨国忠两大权奸更替到安史之乱爆发这十年间（天宝四载，公元七四五年册杨太真为贵妃，至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君昏臣奸、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一般情况。杜甫旅食京华大致是在这一时期内。因此，这些叙述，对了解杜甫这一时期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是有帮助的。
第五章已经提到杜甫参加了天宝六载（七四七）的制举，由于李林甫暗中捣鬼，这次考试一个也没有考上。事后杜甫大概了解到了其中的内幕，曾在一些诗中流露出不满和愤慨的情绪，但也不敢明言。这不仅是慑于李林甫那不可一世的淫威，而且他跟李林甫的女婿还多少有点交往，因此言谈之间也应有所检点。
他的《杜位宅守岁》说：“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据“四十明朝过”，知这诗作于天宝十载（七五一）。这时李林甫尚在相位。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是杜甫的同族堂弟。(8)杜甫《寄杜位》原注说：“位京中宅，近西曲江。”杜甫今晚就在长安曲江西边杜位的家里过年，见“椒盘颂花”酒筵之盛、“喧马”“散鸦”来宾之众，自是一派富贵景象；又“目击附势之徒，见（杜）位而伛偻府仰，不胜拘束，故言不能效此拘束之态，惟有烂醉，是吾生涯而已”(9)（仇注引顾宸语）。微有感慨，却见与杜位的关系非同一般，措辞命意，很是得体。李林甫还红的时候，杜甫对杜位的关系和态度是这样。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十二载二月，制削李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当然在坐贬之列。上元二年（七六一）秋，杜甫从成都到青城（治所在今四川灌县东南），得知杜位贬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十年，今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作《寄杜位》诗说：“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归怀尚百忧。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10)《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杜甫在敲“仕进之门”时曾惨遭李林甫的暗算，因此对他不仅“侧目”，而且“破胆”（“破胆遭前政”）。至于他死后为“国忠诬构”，杜甫是不是也同“天下”人一样“以为冤”呢？不得而知。不过，《寄杜位》这首诗写得很有感情，诗人对李林甫的女婿坐贬十年尚不得回长安的悲惨遭遇倒是很同情的。末句“何时更得曲江游”后原注说：“位京中宅，近西曲江。”一想到长安曲江西边杜位的府第，不觉神往，就想跟杜位同返长安，重游旧地，可见他当时曾是杜位府中座上的常客，非止天宝十载那年除夕在那里守过一次岁。
丈人归丈人，女婿归女婿，各有各的账。杜甫可以不喜欢李林甫，却并不妨碍他跟李林甫的女婿要好。——话虽这么说，可是他到底是跟李林甫的人有瓜葛啊！指出这一点，倒不是为了要责难杜甫，只不过想借此说明这样一点意思：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像杜甫那样出身旧家望族的士大夫，同当时整个封建上层社会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况来到京师，四处活动，急于找条出路，哪能那么泾渭分明，不挨着这沾着那呢？社会关系复杂不怕，一时认识不清投错了人不怕，怕的是错往错处去，越陷越深，直到同流合污。杜甫旅食京华的这一时期，除了跟李林甫女婿有交往，还颂扬过杨国忠，投奔过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这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体面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越陷越深，而是越深入这污浊的上层社会，他的头脑越清醒，终于写出了像《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这样一些深刻揭露贵族腐朽、罪恶生活的伟大篇章来。
表明了这层意思，取得了读者的谅解，然后再回过头去较客观地探索杜甫这一时期内所曾经历过的彷徨、苦闷、追求、失望、猛省……的苦难历程，我想，就不至于因文笔的拙劣、叙述的径直而唐突古人了。
前面提到，杜甫在应诏退下后的第二年（天宝七载，七四八），曾献诗韦济说：“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他是不是很快就真的离开长安，像白鸥一样远泛江湖呢？不是。
杜集中有首歌咏高仙芝战马的《高都护骢马行》说：“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层）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天宝六载（七四七），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平小勃律。八载入朝。九载带兵讨石国，俘其王而归。诗中既然有“飘飘远自流沙至”和“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这样的话，可见天宝八载高仙芝得胜回朝时杜甫仍在长安，并未往别的地方去。
一般地说，古代将军的建立奇功，没有不得力于马的。而高仙芝的这次讨伐小勃律获胜，更是跟马有关。《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夫蒙）灵察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这次出兵征讨，路途极其遥远，要是行动缓慢，对方得知过早，备战充分，就很难成功。兵贵神速。要想神速，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下就只有用马了。玄宗特敕高仙芝“以马步万人”前往。圣旨岂可违抗？权宜之计，就让“步军皆有私马”，名义上是“步军”，实际上已全部变成“马军”了。全部变成“马军”，赶到连云堡决战，尚且费时近百天。若是没有马，难免要在路上走一年，拖也拖垮了，还能打胜仗吗？可见马在这一战役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全军的马尚且如此，那么，高都护的坐骑“胡青骢”就更不在话下了。高都护奏凯入朝，京师震动。今见骏马东来，自会引起都人的极大兴趣，“走过掣电倾城知”，诗人也禁不住要赞叹“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了。
杜甫素喜咏马，好借马抒怀。前几年他的《房兵曹胡马》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当时他正信心十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因此也坚信房兵曹的这匹胡马可立边功于万里之外。高都护的这匹“胡青骢”如今是真的建立了奇功，主人为了报答它的“汗马功劳”，将它从遥远的沙漠中带回长安，优厚而舒适地供养起来，这决非无功受禄，应该是心安理得了。可是“胡青骢”却大不以为然。它“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生怕“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这哪里是马的担心，这是壮志未酬的诗人的自白。立过大功的骏马，尚且不甘伏枥。要是教杜甫这样杜绝了仕进之门、有才莫展、功名无望的寒士，从此以后，将如白鸥的远泛江湖，那就更难甘心了！——老杜咏物，物中总有他当时的自我在。
这年（天宝八载）冬天，杜甫暂回东都，参观了那里的太微宫，欣赏了吴道子所作壁画，写作了五言长律《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11)：“配极玄都，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
太微宫是道观，在洛阳积善坊，供养的主神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老子一说姓老名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宫廷小官柱下史。他是个哲学家，著有《老子》，也叫《道德经》。后世宗尚黄老之说、神仙导引之术的道家，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发展到北魏其名始立，奉他为教祖。到了唐代，最高统治者为了给皇族增添庄严神秘的色彩，又把他说成是自己的祖先；从高祖开始，直至玄宗，崇封隆祀，集三祖于一身，老子地位的崇高，真是无以复加。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不妨这么分析，“太上”属道教，“玄元”属道家，“皇帝”属皇族。如果从名实是否相符的角度考察，这谥号，该是再准确也没有的了。因为老子在唐代具有如此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所以题中把进庙去参观叫“谒”（这“谒”字政治上的含义远远超过宗教信仰上的含义），诗中更是使用了大量冠冕堂皇的辞藻，所采取的体裁又是较典雅也较板滞的排律。照理，这种诗不可能写得太好，不过杜甫的这首诗却很出色。《杜诗镜铨》引汪伯玉的话说：“此诗清丽奇伟，势欲飞动，可与吴生画手并绝古今。”称颂难免过当，“清丽奇伟，势欲飞动”几字考语下得倒很中肯。“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状庙貌的庄严宏大。“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写冬日森爽印象。仅就景物描写而论，“清丽奇伟”的特色可见。至于以称尊追祖之意总起全诗以后，或写实，或讲史，或咏叹，逐层铺叙，一气呼成，这种笔力遒劲的写法，确乎说得上是“势欲飞动”。排律这一形式必须连篇属对，劣手为之，往往有臃肿、支离之病。此诗居然摆脱羁绊，舒展自如，老杜可算得是尽驾驭格律艺术的能事了。
叶燮《原诗》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今试举杜甫集中一二名句，为子晰而剖之，以见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言‘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维诗中有画。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如风云雨雪景象之至虚者，画家无不可绘之于笔，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从来言月者，只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则曰‘月傍九霄高’，以为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夜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晨钟云外湿’句，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云外’之物，何啻以万万计？且钟必于寺观，即寺观中，钟之外，物亦无算，何独湿钟乎？然为此语者，因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云‘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耶？为目见耶？为意揣耶？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诃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时序有代谢，未闻云‘落’也；即‘秋’能‘落’，何系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则‘秋’实‘自’‘高城’而‘落’，理与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举杜集四语，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无其事乎？古人妙于事理之句，如此极多，姑举此四语以例其余耳。其更有事所必无者，姑举唐人一二语，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万？决不能有其事，实为情至之语。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则余之为此三语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锢也，得其意而通之，宁独学诗？无适而不可矣。”这段话讲得绝妙，容我稍加发挥。
在这段议论的前面，叶燮谈了诗文与理、事、情三者的密切关系，紧接着就假设有人提问说：“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关键；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而理与事，似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而先生龂龂焉必以理、事二者与情同律乎诗，不使有毫发之或离，愚窃惑焉，此何也？”这段议论就是针对这一提问的回答。在我看来，他经过论证最后将文艺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的“理”和意境中的“事”，也说成是一般所指客观存在着的理和事，这虽也讲得过去，总难免有偷换概念之嫌。（比如他认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句“决不能有其事”，但又说“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可见他前面所说“决不能有其事”的“事”是指客观的“事”，后面所说“想象以为事”的“事”是指意境中的“事”。意境中的事物，即使再离奇，总是客观事物反映在主观上所形成的凌乱影像，就这一点而论，两者不无关系，但严格地说，客观的“事”与主观的“事”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不相同的。）虽然如此，叶燮在这段话中却独具只眼，指出了并解释了诗歌创作中一种不易觉察或不易言传的艺术特点。时贤谈文艺好谈形象和比兴，这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了。然而形象、比兴俱备便是佳作么？非尽如此。我小时听大人说，我们那里前清有个好作诗而苦无诗意的村夫子，曾吟成一联道：“雨打芭蕉如擂鼓，风吹柳絮似抛球。”形象也有，比兴也有，可惜唯独没有诗意。可见离开思想感情，离开真切感人的生活感受而侈谈文艺的形象或比兴，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诗文之于所描写的对象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叶燮所说理、事、情），一般的要求是真切（包括形象和比兴的真切）。那么，是不是一旦做到了真切，诗文的艺术技巧就达到极境了？前面引到叶燮的话恰好回答了这一提问。他主要以杜甫“碧瓦初寒外”等句为例，详加分析，提出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似不真切而实极真切的艺术境地。所举那四句杜诗，要是出现在初学者的作文本上，判卷者根据逻辑、语法、修辞的种种规律，很可能给一个“文理不通，用辞欠当”之类的批语，一笑了之。然而在杜集中，却被后人看作绝妙的佳句。这倒不是出于对“诗圣”的盲目崇拜，而是表明在艺术创作的造诣上确乎存在不真切—真切—似不真切而实真切的三种境地。绝大多数绝妙好辞多属于第二种境地（但不能说凡是真切的都是绝妙好辞）。属第三种境地的不多，由于不易觉察或难于言诠，往往得不到知音相赏；即使偶得知音，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击节者难免遭主观、唯心之讥。例如诗中的“木叶”一辞，妙悟者以为有“木”便平添枯槁萧瑟之感；质朴者则认定“木叶”即“树叶”，并无他义，所感云云，纯属主观。可见对于第三种艺术境地，人们不一定不能感知，但的确难以做出恰当的解释。
《沧浪诗话·诗辨》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主妙悟：“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他诗歌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不过，他对诗歌艺术还是有所领悟，一些具体的感受虽然讲得玄一点，也不是毫无道理。前几年我曾戏为《动物园杂韵十章》，其七咏羚羊说：“羚羊挂角迹难寻，此义沧浪妙悟深。我欲从君参圣谛，奈何君亦不知音。”此于种种谈诗妙论颇有微词，并无唐突沧浪之意，只嫌他能“妙悟”而不能确解。叶燮则异于是。他既能调动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去领悟诗人某种“味在甜酸之外”的奇妙感受；又能借仗反复辩难的方法，颇透辟地诠释这种艺术的奥妙在于：借某一似是而非的形象或感受（如“碧瓦初寒外”的“碧瓦”、“月傍九霄多”的“多”）表此时此境另一种不易言传的微妙感受。比如他说：“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碧瓦初寒外’）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这感受不是很微妙，这诠释不是很有说服力吗？杜甫之前，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也妙就妙在“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清新而微带哀伤的春天气息。不然，光就字句的表面意思而论，这又有什么美妙的呢？可见这种借粗略而平凡的形象或情事表达精美感受的写法早就有了。不过，到了杜甫手里，这类表现手法就越来越熟练越自觉了。
钱谦益以为唐自追祖老子，见像降符，告者不一，玄宗笃信而崇事之，老杜作此诗以为讽谏：“‘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不经也。‘碧瓦’四句，讥其宫殿逾制也。‘世家遗旧史’，谓《史记》不列于世家。开元中敕升为列传之首，然不能升之于世家，盖微词也。‘道德付今王’，谓玄宗亲注《道德经》乃置崇玄学，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词也。‘画手’以下，记吴生画图，冕旒旌旆，炫耀耳目，为近于儿戏也。《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静无为，理国立身。是故‘身退’则周衰，‘经传’则汉盛，即令‘不死’，亦当藏名‘养拙’，安肯凭人降形，为妖为神，以博世主之崇奉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讽喻之意，总见于此。”
毛先舒针对钱笺反驳道：“此篇旧说皆属讽刺，不知诗人以忠厚为心，如明皇失德致乱，子美于《洞房》《夙昔》诸作，及《千秋节有感》二首，何等含蓄温和。况玄元致祭立庙，始于唐高祖，历世沿祀，不始明皇。在洛城庙中，又五圣并列，臣子入谒，宜如何肃将者。且子美后来献三大礼赋，其朝献太清宫，即老子庙也，赋中竭力铺张。若先刺后颂，不应自相矛盾若此。”杨伦引此，并加以肯定说：“此论可一空前说。”毛先舒认为此诗不当如钱谦益所笺释的那样是对明皇追祖老子的公然讽刺，这是不错的。但也很难说他决不可能“先刺后颂”。他后来不是“先颂后刺”了杨国忠么（详后）？虽说这二者之间有君臣之分，以及“先刺后颂”和“先颂后刺”的不同，可见在他还是可以“自相矛盾”的啊！要知道，即使是像杜甫这样所谓“以忠厚为心”的人，我们也很难担保他自始至终，从里到外，总是处在“无差别境界”，总是不产生任何良知与世故、封建观念与现实认识的矛盾的。
比较起来，还是浦起龙说得好：“‘配极’四句，亦似巨典，亦是悖礼。‘碧瓦’四句，亦似壮观，亦似逾制。‘蟠根’‘奕叶’，亦似绵远，亦似矫诬。‘遗旧史’，亦似反挑，亦似实刺。‘付今王’，亦似同揆，亦似假托。纪实处，亦似尊崇，亦似涉戏。‘谷神’‘何乡’，亦似呼吸可接，亦似神灵不依。而读去毫无圭角，所以为佳。钱笺语语指斥，意非不是也。但学者不善会之，偏在讥刺一边看去，则失之远矣。盖题系朝廷巨典，体宜颂扬。非比他事讽谏，尚可显陈也。”所谓“亦似”，就是说像这又像那，总之教人把握不住：看看钱笺，句句有根据，岂非讽谏？想想毛说，老杜确乎“忠厚”，也较“封建”，难道真敢如此放肆？且不管作者主观意图如何，既然作品能令人感到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尊李耳为始祖一事未免荒唐，咏叹之间不无讽意，这就显示出这篇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了。要知道，优秀作品的客观意义，往往是大于作家的主观认识的。
康骈《剧谈录》载，东都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诗中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即指此。吴道子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时孤贫。相传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未成而罢；改习绘画，不到二十便有成就。曾在韦嗣立处当过小吏，又做过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县）县尉。浪迹洛阳时，唐玄宗闻其名，任以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后官宁王友，乾元初尚在。擅长佛教、道教人物画，远师南朝梁张僧繇，近学张孝师，笔迹磊落，势状雄峻，形象生动而有立体感。长于画壁，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都不相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他“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又传于大同殿壁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天就画成了。他随张旭学书虽未有成，也多少受其影响。张旭好酒后作草书，吴道子绘画前也必定要酣饮。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大进，吴道子观裴旻将军舞剑而画若有神，据说是“观其壮气，可助挥毫”。一作书，一作画，他们都是很重气势的。吴道子在长安兴善寺画中门内神，观者如堵，画神像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度，“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观者喧呼，惊动坊邑，其气势之盛、技艺之精可见。所以苏轼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吴道子画》）又说：“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东坡题跋·书吴道子画后》）吴道子的作品多不传（今传《送子天王图》多认为是后人学其风格所绘制）。《邵氏闻见后录》载：“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躃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能尽死生之致者欤？曰画圣宜矣。其识开元三十年云。今凤翔为敌所坏，前之邑屋皆丘墟矣。”苏轼是见到这壁画的，前面引到的那首诗说：“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写的就是这大型壁画中佛说法的场面。由此可见吴道子所作表现佛经神变故事的“变相”，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是很有气魄的。太微宫吴道子所作“五圣真容”，杜诗说是“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想是把五代皇帝挨个画在一起，人物众多，场面很大，不见得有什么情节。另一幅画的是《老子化胡经》中的故事，肯定是有情节的道教“变相”。那么，不妨从苏轼所描述的吴道子的那幅佛教变相中去揣想这幅“丹青绝妙，古今无比”的道教变相壁画的规模和风貌。杜甫早年在江宁见到瓦棺寺顾恺之维摩诘变相到老印象犹新。这次他看了当代艺术大师吴道子的五圣图和老子化胡变相，备加赞赏，又特意加注点明，可见他对壁画艺术的爱好。吴道子有“画圣”之称，他与“诗圣”杜甫同时，又都跟韦嗣立一家有旧（杜甫与韦嗣立的儿子韦济关系很深，吴道子曾经在韦嗣立处做过小吏），但不知他俩熟不熟。
四 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
天宝九载（七五〇），杜甫这年三十九岁，又从洛阳来到长安。春天，作《赠翰林张四学士垍》(12)。张垍是名相张说的次子，与兄张均都能文，父亲居相位时，他俩就开始掌制诰。张垍是玄宗女儿宁亲公主的驸马，深受恩宠，特许在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曾赏赐珍玩不可胜数。当时张均也一同供奉翰林院。张垍常以所赐向哥哥炫耀，张均开玩笑说：“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天宝中，玄宗有意用张垍代陈希烈为相，后因杨国忠从中作梗，未成。（张均也有此意，同样失望了。）天宝十三载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自以为破奚契丹立功，求带平章事。杨国忠认为他“眼不识字”，若入相，“恐四夷轻”，就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只加封他为左仆射。后安禄山还镇，命高力士饯于浐坡。高力士送走安禄山回宫，玄宗问安禄山高不高兴。高力士答道：“观其深心郁郁，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也。”玄宗将这事告诉了杨国忠，杨国忠说：“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所告。”玄宗很生气，就把张垍三兄弟都放逐了：张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卢溪郡司马，张埱为宜春郡司马。就在这一年中，张垍又被召还，迁为太常卿。安禄山乱起，兵临长安，玄宗奔蜀。到了咸阳，玄宗对高力士说：“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玄宗说：“事未可料。”这天房琯到了，玄宗大为高兴，因而问及张均、张垍。房琯说：“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后来这两兄弟果不其然当了安禄山的伪官：张均为中书令，张垍与陈希烈也当了宰相。两京收复后张垍按律当斩，只因唐肃宗跟他有交情，特免死，长流岭表。张均处死。（参看第八章第六节）
张垍后来的表现很不好，当时也不尽善。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唐中书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中书舍人是很清贵的要职。李白在长安时，张垍正是以中书舍人供奉翰林。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远命驾江东访白”，“白相见泯合”，并以后事相托。(13)他跟李白的关系很密切。序中所述李白“以张垍谗逐”的事，很可能是直接从李白本人那里听来的，是比较可信的。旧时代旧官场忌才进谗的事虽屡见不鲜，无足为奇，到底是小人的行径。张垍对李白若真有此举，他人品的卑下可知了。
杜甫赠张垍的这首五言排律，前面大段文字，就是称赞对方位高势大、才华出众、宠遇无比；除了开头“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凕。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几句用事贴切，较有艺术性外，并无多大意义。末六句“无复随高凤，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则可稍作探讨。
“无复”句以凤集高梧喻张垍身居禁中难再攀附。既说“无复随”，可见曾经是追随过张垍的。“空余”句用晋代车胤家贫勤学夏月囊萤照读书事，喻自身的不得志，惟有萤窗暗泣而已。《杜臆》说：“此刻意之作，人多草草看过。如‘高凤’‘聚萤’，本不用人名车胤事，一经评注点染，竟为白璧之瑕。垍官翰苑，又宅禁庭，如凤翔千仞，无复可随，而空泣聚萤耳。公在秦州赠薛三、毕四诗云：‘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知其必有所出。今以臆解之：萤之为物，弱质不离腐草，微光难近太阳，故以自比。而两处俱作囊萤解，则儿童之见也。”王嗣奭的解释有可取的地方。不过此处的“聚萤”仍当理解为用车胤事，与上句联系起来看，意思是悲叹自己不能像张垍那样接近皇帝，只得过寒素的读书人生活。“此生”二句自叹垂老无成，到处漂泊。《魏氏春秋》载嵇康寓居河内山阳，与王戎、向秀同游，向秀后作《思旧赋》。末二句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诗人与张垍有旧（另一首《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桃阴想旧蹊”，也表明二人有旧），希望他对赠诗求汲引之意有所领悟。了解了他俩的关系和赠诗的意图，再回过头去看前面那一大段对张垍的称颂之辞，不是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像您这样通天的大人物，若念旧情，稍加提携，我不是就平步青云了吗？杜甫另有《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14)张垍为太常卿在天宝十三载（七五四）。这诗当作于这年。这诗后段说：“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谬知终画虎，微分是醯鸡。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仇兆鳌解释说：“适越游梁，浪游之迹。知同画虎，谓召试不遇。分等醯鸡，谓抱道不行。萍踪无托，而回想旧居。以张公吹嘘之后，腾跃终沮也。从此碧海无涯，青云难上矣。虽蒙顾遇提携，亦自愧才疏未炼耳。哀猿惊鹊，困穷莫诉。陪猎钓溪，终望张之见引也。”可见在前次赠诗之后，张垍也确曾“吹嘘”“提携”过杜甫。天宝十载杜甫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张垍很可能为促成这事在暗中使过劲（说详后）。扬雄侍从汉成帝游猎，作《羽猎赋》。“几时”句即用此典故比喻张垍为侍从。周文王因猎得遇太公。《尚书大传》载：“文王至磻溪，见吕尚，拜之。答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检。’”《十道志》：“栎阳（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境）有钓璜浦。”陪羽猎而指璜溪，老杜不惟望张垍终能汲引，且以晚遇文王的吕尚自居。(15)穷愁潦倒，仍不忘“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大志，这种为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足可与李白媲美。为了“济苍生”（《梁园吟》）、“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李白曾一再宣称他要像吕尚那样“一举钓六合”（《鞠歌行》），“钓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后来他应召入京，正想大展鸿图，不意遭谗见放；虽然这样，他还是以吕尚等大器晚成的古人自勉：“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可见李、杜不甘沉沦，总是想做一番大事业。李白遍干诸侯，希求汲引，观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谀人、自炫，言辞无所不用其极，令人读之生厌。杜甫赠韦济、张垍诸诗亦然。干谒请托是当时风气，因此应看到他们为世俗颓风所沾染、难免庸俗的一面；但也应同时看到，在他们热衷于仕进的追逐中，确乎有一点用世的真忱在。
天宝十载（七五一）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时年四十岁，在长安，作三大礼赋，投延恩匦以献。(16)《进三大礼赋表》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杰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气，声韵浸广，卷轴斯存。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马，遗恨九原。臣谨稽首，投延恩匦，献纳上表。”这表写得不算很出色，却有史料价值。老杜在表中先回顾了早年的漫游，又提到了当时窘迫的生计。他后来有些诗句写到他在流寓地采药、种药的事，可见他从寄旅长安时开始，就靠卖药补贴部分家用了。口里说：“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杰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他心里何尝忘记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那次举进士不第，忘记天宝六载（七四七）的那次应诏而退。当着皇帝，他当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只能自认“愚顽”，表示“知分”。但是，他的愤懑、抱屈之情，仍然隐隐约约地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为熟悉他当时恶劣心境的读者所觉察。
杜甫献赋所投的延恩匦创始于武后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载：“（垂拱二年，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胡三省注：“识官，犹今之保识。”这就是说投匦必须先找熟识的官员作保，不是随便可以投得的。当年孟浩然举进士不第后曾写诗说：“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题长安主人壁》）又说：“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南阳北阻雪》）可见他当时真献过赋，只是仍无结果罢了。孟浩然献赋，投的也当是这延恩匦。
杜甫应诏而退，只得干谒权贵以求汲引，仍无效，惟有投匦献赋直接向皇帝呼吁一法了。他所献三赋为《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朝献太清宫赋》说：“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谕，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诹，将摅大礼以相籍。”这事和有关情况《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之甚详：“（天宝九载，八月，）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元魏后）、介（后周后）、（隋后）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华清宫。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既然天下太平，万事大吉，皇帝就得感谢天地，感谢他的始祖老子和历代祖宗，这就引出天宝十载同时行三大礼的事来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既然迷信阴阳五行之说，又尊道教慕长生，那么，上自宰相，下至处士、山人，为了讨好主子，博取恩宠，就不惜弄虚作假，胡扯瞎编，或割爱施舍，故作虔诚。玄宗在前期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头脑还是清醒的。比如开元十三年四月，他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又同年九月，他对宰臣说：“《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此后州县不得更奏祥瑞（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后来他年纪大了，又沉湎于声色犬马，迷恋着帝王生活，就越来越怕死，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于是就只好乞灵于宗教迷信，相信起鬼神来了。《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太常博士王玙上疏请立青帝坛以迎春；从之。（开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亲迎春于东郊。时上颇好祀神鬼，故玙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玙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重视祭祀，看作赖以巩固封建统治的礼的一部分，但反对淫祀和巫觋之类的迷信活动。王玙搞的那一套已类乎巫觋，所以作为儒家正统的“习礼者羞之”。玄宗不仅不“羞之”，反而“悦之”，可见他由于生活上的腐化、精神上的崩溃导致政治上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走“终南捷径”可得官，习道举可得官（陈希烈就以讲老庄得进，后来竟做了宰相），如今又多了条“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的得官门路。皇帝的昏庸，助长了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发展到了天宝九、十载，更是花样翻新，愈演愈烈，这就无怪乎要出现“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的高潮，无怪乎处士崔昌竟以妄议五行而得官，学士卫包也因谎报星象而晋爵了。三大礼将朝献太清宫（即祭长安的老子庙）置于朝享太庙（祭李唐王室真正的祖宗）和合祭天地之上，这倒不是因为玄宗真的敬重他的这位干始祖公，而是因为在他愚昧的心目中，这位一再“显圣”的干始祖公是唯一能保佑他长生不老、永享鸿福的法力无边的活神仙，必须首先顶礼膜拜。
你要是了解了三大礼举行的根由，懂得了当时投皇帝的所好易于得官的诀窍，同时还注意到杜甫干求过的老熟人张垍的哥哥张均在那场“玄元皇帝”显灵的闹剧中充当了求“妙宝真符”的重要角色，就难免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杜甫这次投匦献赋的时机实在是选择得太妙了，兴许有懂行的高明在后面替他出谋划策呢。可能是我想入非非了，我总觉得，在杜甫当时的那班熟人中，最有条件在这方面对他加以点拨，甚至出面来为他的投匦当保人的，似乎没有谁超得过张垍兄弟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能要求杜甫这样长期受压抑、眼看即将被湮没的有志之士，白白地错过有利时机，不做任何努力么？能忍心责怪他没顶住歪风邪气，也跟着投机取巧之徒跑了么？
时机选择得好，所进的赋又正对皇帝的胃口，杜甫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集贤院即集贤殿书院。集贤殿原名集仙殿，前已提到此殿在开元十三年由玄宗改名。其后杜甫写的《进封西岳赋表》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即指其事。因献赋惊动了皇帝，居然得到“命宰相试文章”的恩典，对于长期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士子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个成功，是件令人振奋的大事。后来诗人流落西蜀，沉沦使府，为轻薄少年所侮，赋《莫相疑行》以抒愤，曾感慨系之地提到此事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足见他很以自己有这一段不寻常的际遇而自豪。
这事前前后后的大致情况，在他此后不久所作《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中有所反映：“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路，随水到龙门。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崔学士是吴郡人崔国辅。开元十六年后几年孟浩然游越时他正在做山阴县尉。(17)《唐诗纪事》说他“明皇时应县令举，授许昌令，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坐王近亲，贬晋陵郡司马”。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坐叛逆案赐自尽在天宝十一载四月。崔国辅贬晋陵郡司马当在这年四月王事发后不久。据此可断定这诗当作于天宝十一载四月以前。诗中既着重在回顾献三大礼赋事，而天宝十一载并未举行三礼，那么，可进一步断定《新唐书·杜甫传》中关于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载的记载实误，黄鹤改订于十载至确。崔国辅也是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诗篇，不少写水乡风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是《从军行》了：“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夜里偷道行，将军马亦瘦。刀光照塞月，阵色明如昼。传闻贼满山，已共前锋斗。”惺惺惜惺惺，他应该理解杜甫，赏识杜甫。于学士是于休烈，开元初中进士，自秘书省正字累迁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学士的品秩虽然高低不等，但都是侍从皇帝饮宴赋诗的清要官职。这首诗末后有原注说：“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黄鹤说：“崔、于二学士当是试文之官。”浦起龙不同意：“愚谓不然。玩诗中‘倚风’‘随水’等句，殆由召试不遇，意将辞别而归。二学士特集贤院长耳。”其实浦说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杜甫回忆当时应召试文的情形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又，这诗说：“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帝王世纪》载：“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周代以春官掌邦礼（见《周礼》春官宗伯）。武后时曾一度改礼部为春官。世因称礼部官为春官。这里的“春官”实指集贤学士。(18)仇注引《杜臆》：“‘验讨论’，谓考验其文词所自出，故赴试者语必典雅。”（此条今本不存）据此可知杜甫当时应试的地点是在宰相们办公的政事堂（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中书堂”即指此），考试的题目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陈希烈他们出的，集贤院众学士都临场监考，并授权考校文字，评议优劣。据赠诗末二句“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和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知崔、于二位是在“观我落笔中书堂”的“如堵墙”的众“集贤学士”之内；他俩作为“验讨论”的“春官”，对献赋“出身”的杜甫是“尝谬称述”的。杜甫如今召试不遇，将东归洛阳，为了感谢他俩的称许美意，特赋诗留赠。这也是很自然、很合乎情理的。那么，黄鹤说他俩“当是试文之官”，又有什么不对呢？二、改名后的集贤殿书院第一任院长是宰相张说，副院长是右散骑常侍徐坚，此后成为定制，院长一律由有“学士”衔的宰相兼任，副院长由常侍之一兼任（详本章注〈18〉）。崔国辅是直学士，贬晋陵郡司马以前最高只做到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于休烈最高也只做到从六品上的比部员外郎。这官职是从集贤殿学士“转”来的，转官一般官阶不动。可见他在集贤殿时怎么也到不了五品，没资格当学士；他的学士不过是直学士的泛指罢了。杜甫赠诗题中将他排在崔国辅之后，就是明证。他俩连学士都没当上，怎能当只有宰相和常侍才能担任的集贤殿书院正副院长呢？浦起龙说“二学士特集贤院长耳”，只是强不知以为知，不足信。
赠诗首二句“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开门见山，表明这次投匦献赋只是出于不得已：多方碰壁，日暮途穷；延恩匦既为“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唐六典》）而设，就顾不得冒“惊驾”的风险，将希望寄托在这孤注一掷了。
“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19)，也就是“往时文采动人主”（《莫相疑行》）的意思，是说三赋幸得“通天”，为玄宗所赏识。三大礼赋写得颇典雅，稍嫌板滞，但也不乏文采。例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20)（《朝献太清宫赋》）、“桐花未吐，孙枝之鸾凤相鲜；云气何多，宫井之蛟龙乱上”（《朝享太庙赋》）、“甲胄乘陵，转迅雷于荆门巫峡；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有事于南郊赋》）等等，都是些很漂亮的骈辞俪句，若与初唐诸名家手笔相较，毫不逊色，文风也很接近。(21)不过，在我看来，“动人主”的不只是“文采”，主要还是赋献得及时，内容也深获“圣心”。崔昌谈五行，卫包言星象，本是极其荒诞不经的事，《朝献太清宫赋》一上来追原行三大礼的因由，却冠冕堂皇地加以肯定说：“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谕，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诹，将摅大礼以相籍。”即使要行大礼，按照封建祀典的常规，只须“朝享太庙”以祭祖，“有事于南郊”以合祭天地就足够了。如今不但要“朝献太清宫”以祭老子，还要将这一大礼放在首位，能说这符合“革弊用古”的精神吗？作者不一定没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为了讨皇帝喜欢，却借所谓“天师张道陵”（实指太清宫的道官）的口，引经据典地夸奖皇帝能厘正祀典说：“今王巨唐，帝（指玄元皇帝老子）之苗裔。……至于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臣道陵等，试本之青简，探之于缥囊；列圣有差，夫子闻斯于老氏；好问自久，宰我同科于季康。取拨乱反正，乃此其所长。”案《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吾闻诸老聃。”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宰我，《孔子家语》载季康子都问过孔子关于五帝之德的事。仇兆鳌说：“夫子闻老氏，见圣祖当尊。宰我问帝德，见历代宜辩。拨乱反正，指祀典之礼言，即所云‘易制取法’也。”这解释大致不差。至于《朝享太庙赋》写祭毕推恩，泽被众生，感及人物：“福穰穰于绛阙，芳菲菲于玉斝。沛枯骨而破聋盲，施夭胎而逮鳏寡。园陵动色，跃在藻之泉鱼；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有事于南郊赋》推崇玄宗能振兴唐祚：“插紫极之将颓，拾清芳于已缺。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更是极尽歌功颂德的能事。正当需要为举行不合古制的三大礼大造舆论的时候，居然有人自动献上这么三篇洋洋洒洒、振振有词而又颇富文采的赋来捧场，这怎教玄宗不喜出望外，不深表赞赏而特命待制集贤院以张扬其事呢？处士崔昌以议五行而得官，从献赋之初的受重视看，杜甫也并非毫无发迹的可能啊！朱鹤龄说：“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议，欲比隆周、汉，不知淫祀矫诬，惭德多矣。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颁，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也。公诗云：‘赋料扬雄敌’，岂虚语哉？”扬雄字子云，年轻时以辞赋见称，被召入宫，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作《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以歌颂汉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后人艳称扬雄寓讽于赋，这是真的吗？且看他本人的答复吧。“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所以他后来对自己的“少而好赋”很后悔，说这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同上）。《汉书·艺文志》也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本人不承认，东汉人也不认为他的赋里真寓有讽喻，后人怎可平白无故地拔高其辞赋的思想意义，怎可主观主义地认为杜甫“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呢？对于玄宗的种种荒唐行径，杜甫即使有所腹非，但鉴于他当时求官心切，唯恐“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是不大可能，也不敢表露于口头笔底的。如果真“寓规于颂”，也不过是“讽一而劝百”，在玄宗这种为神仙、女色弄得神魂颠倒、昏聩不堪而又好大喜功、爱听奉承的皇帝眼里，那吞吞吐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一“讽”，还甚至会被误认为一“劝”。那么，从实际效果上看，这哪里是“讽一而劝百”，简直是“劝百而加一”了。试问：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弄巧反拙了吗？——我不是在这里忽发狂言，故作惊人之笔，而只是想借以说明那些好心的“寓规于颂”论者，欲扬而实抑，适得其反罢了。
“倚风遗路，随水到龙门”，紧接“天老”二句之后，大意是说虽然参加了宰相出题、学士判卷的考试，可惜未遇而退。《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六鹢退飞过宋都。”“鹢”或作“”。为什么要退飞呢？《昭明太子启》说：“鹢路颓风”，是遇到了逆风的缘故。传说鲤鱼跳龙门，跳过的化龙，跳不过的曝腮点额而退（见《三秦记》）。“随水”句即用此典故；与上句合看，不是明显地表示他这次仍然是“曝腮点额而退”了么？
“竟与蛟螭杂”，意谓这次待制集贤院，厕身于诸学士之间，有如鱼龙混杂。这是自谦的话。《史记·日者列传》有“凤皇不与燕雀为群”的话。古人多以“燕雀”喻小人。“空闻燕雀喧”，喻三大礼赋予这次应试所作诗文遭小人妄议。诗人对崔、于二学士的“称述”感激莫名，必然对反对意见要耿耿于怀了。
“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承上意，慨叹因小人信口雌黄而终于不得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他后来的《进封西岳赋表》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可见这次应试的唯一收获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换句话说，就是给了他一个交政府备案、准许参加候缺选官的资格。这当然会使他大失所望，就难免有青冥契阔之叹了。
最后一段意思比较明显，大致是说，不能奋起入朝，只好引退还乡；但“待制集贤院”这一段短暂的生活，和二位的“称述”之恩，却令我难以忘怀；“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赠诗后不久，他大概又一度回洛阳故居去了。(22)
从以上的剖析中，可窥得杜甫从献赋到召试不遇全过程的梗概。既然皇帝对杜甫“圣眷甚隆”，而且所作“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的决定也极其郑重，非同小可，为什么折腾了半天，最后连个起码的实缺也没捞到手呢？看起来，问题就出在“命宰相试文章”这几个字上面。当时的左相是陈希烈，右相是李林甫。当权的是李林甫，陈希烈凡事都听命于李林甫。这时陈希烈虽已与李林甫为敌，但无关紧要的事还得依着他。因此，即使这次皇帝没派李林甫当主考官，对于杜甫命运的穷达通塞，他照样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上次（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他因素忌文学之士，又怕来自下层的士子“泄漏当时之机”，就在暗中捣了个鬼：“试如常例”之后，却一个也不录取，还一本正经地“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详第五章）。杜甫就是上次那些倒霉的落第者中的一个，没料到冤家路窄，如今又得到皇帝“再降恩泽”的良机应试来了。那么，那位“口蜜腹剑”的宰相，既然早已宣称“野无遗贤”，这次就势必不会容许他得中高科了。似乎杜甫也多少意识到李林甫的存在很不利于他的仕进，三赋中凡是直接或间接涉及他的地方，话说得很谨慎，甚至还不惜谬加称颂，如“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有事于南郊赋》），虽不是专夸李林甫犹如古代的贤臣稷和契，既然是全称肯定，自然包括玄宗即位至今这整整四十年中执政近二十年的右相李林甫在内啊！在《朝享太庙赋》中，辞赋家还特意安排李林甫和左相陈希烈出场向皇帝致颂辞：“于是二丞相进曰：陛下应道而作，惟天与能。浇讹散，淳朴登。尚犹日慎业业，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惧先王之咎征。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报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你看这二位丞相仪态何等的雍容，言辞何等的得体！借二相之口颂扬的虽是“元首”的“勤恤匪懈”，而“股肱”的辅佐之功，不是也不言而喻了吗？(23)可见杜甫的这次召试不遇，并不是因为他行文、说话之间不当心，无意中在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个权奸，也不见得他跟这权奸个人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倒很可能取决于这权奸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决不能让他高中，决不能承认上次落第者之中还有可选拔的“遗贤”，决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是当初玄宗见赋一高兴，当即赏杜甫个闲官散职，就像一采纳了处士崔昌废二王后的建议便任命他为左赞善大夫一样，不是就没有这一番波折了吗？不过，说句公道话，李林甫固然忌才，唐玄宗也未必真爱才。不然，这两次考试都是他亲自做出的决定，上次给李林甫弄了手脚，这次又给胡乱地打发过去了，他就不觉得可疑，不来稍加过问么？“汉皇重色思倾国”，他哪里还顾得上重才、思贤？即使一时兴起，偶尔也下诏选士，只不过是做做姿态，廉价地沽“明君”之名、钓“好德”之誉罢了。求贤诏是下了，收买人心的目的已达到了：“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杜甫不就是这样看的么？可见群众反应不坏。至于取谁不取谁，还是通通不取，其中有无弊病，自有宰相和主管官员负责，他也就乐得不闻不问了。——能说这是真爱才吗？
诚然，唐玄宗心里并不真爱才，不过他既已对杜甫所献三赋表示大为欣赏，而且来了个“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的大动作，按常情，这考试也不过是走走过场，是不难通过的。更何况“谬称三赋在”，用封建“歌德派”的眼光衡量，这三赋确乎写得“队伍谨严，词华典赡”（仇兆鳌语），据说还能“寓规于颂”，很见功力，加之集贤学士中又有张垍兄弟、崔国辅、于休烈这样一些大力“提携”“吹嘘”他的人，要不是这事直接跟李林甫的阴谋政治有抵触，李林甫不得不从中作梗，那么，在杜甫献赋得到皇帝的夸奖之后，哪个小人敢跳出来鼓噪、唱反调？“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这些集贤院里瞎嚷嚷的“燕雀”，想必跟那些用来教训诸谏官的“立仗马”差不多（李林甫曾召集谏官们训话，要他们学那些给皇帝上殿排班的“立仗马”的样，只要不瞎叫，保证能“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都是李林甫养着的，主子一声吆喝，教它们出来起哄，它们敢不遵命？让杜甫入选得官，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把他一笔抹杀，总得顾全点皇帝的脸面。那么，好吧！跟他耍个花招，“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这不就两全其“美”，把难题儿给对付过去了？——这种上下其手处事的鬼点子，恐怕只有“柔佞多狡数”的李林甫才想得出来。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于稍后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所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就当兼指前后两次应试不遇而言了。仇兆鳌在这两句诗后加按语说：“公初应诏而见黜，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这理解是对的。细味《进封西岳赋》中“再降恩泽”一语，最明显的含义固然是表达了对玄宗施恩的感激之情，但似乎也含有“再次失望”的潜台词。他对两次来自李林甫的重大打击，心里是明白的啊！
古今诸家杜甫年谱，多将杜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的事订于天宝十载（七五一），将“命宰相试文章”和“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事订于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可商榷。愚意以为，玄宗行三大礼都在十载正月，杜甫献三赋，当在此后不久。玄宗奇之，既“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这年才开始不久，有的是时间，而且考的只是杜甫一人，无须费时准备，按常情推断，这一极简便的考试，决无推迟到第二年举行之理。“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是考后所做出的决定（据《进封西岳赋表》，“送隶”二句前有“仍猥以臣名实相副”的话，想此决定已由主考宰相奏请皇帝认可了的）。考试的事既然应该改订在十载，那么，“送隶有司”的事也就要跟着往前挪了。杜甫大概在长安“候补”了一年左右，最迟到十一载四月以前，见没有多大希望，就特意赋诗留赠崔、于二学士，感谢他们的称许，抒发不遇的牢骚，之后，又暂时回洛阳探家去了。
五 “才士汲引难”！
此后两三年内，杜甫还曾一再投匦献《封西岳赋》《雕赋》等(24)，但不见有何反响；想玄宗对此早已不感兴趣，便一笑置之了。《进封西岳赋表》说：“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臣之本分，甘弃置永休，望不及此。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日夜忧迫，复未知何以上答圣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气之疾，恐忽复先草露、涂粪土，而所怀冥寞，孤负皇恩。”《进雕赋表》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敕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之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天狗赋序》说：“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健，无与比者。’甫壮而赋之。尚恨其与凡兽相近。”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除已引用、论证过的以外，现试分条摘要简述如下：
（一）少小多病，常有肺气之病，四十岁左右头发就白了。《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说：“昭代将垂白”，《曲江三章》其一说：“游子空嗟垂二毛”，《乐游园歌》说：“数茎白发那抛得”，当是实录。所以这时期的诗中不乏叹老之句，如“垂老独漂萍”“归老任乾坤”“杜陵野老骨欲折”等等。正因为如此，更渴望及时见用，以免“先草露、涂粪土”“转死沟壑”。
（二）他贫穷好学，从七岁开始学习写作，到当时已有诗、笔（南北朝以来指无韵的骈散文为笔）千余篇（多不传），自以为能赶得上扬雄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前代作家（讲到这里，提出了“沉郁顿挫”的说法，后来便成为形容他诗歌风格的专用语）。今见文学之士多是“金马玉堂”人物，而自己还是“困于衣食”的“长安一匹夫”，因此深感抱屈和不平。
（三）杜审言生前做过著作佐郎。所说“倘使执先祖之故事”云云，话虽委婉，其实是指名问皇帝要官做。著作佐郎是从六品上阶。对一个尚未释褐的人来说，一上来就想获得这样一类官职，未免要价过高。但在杜甫心目中，这仅仅只是个开头，他最大的愿望和最终的目的是要充当皇帝的得力鹰犬，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见到雕“有英雄之姿”，便“引以为类”，并从而领悟出“大臣正色立朝之义”；见到天狗“猛健，无与比者”，便“壮而赋之”。可见杜甫总是忘不了他“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初衷啊！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群臣奏封西岳，从之。二月，关中旱，西岳庙发生火灾，制罢封西岳。到了天宝十三载，杜甫上表献《封西岳赋》（详本章注〈24〉），又旧事重提，请求皇帝完成这一件大事：“今兹人安是已，今兹国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应交至，何翠华之默默乎？维岳，固陛下之本命，以永嗣业。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寝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进封西岳赋表》）玄宗《西岳碑》说：“予小子之生焉也，岁丙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故常寤寐灵岳，肸蠁神文。”可见西岳是玄宗本命的象征，也就是他的命根子。《唐会要》载：临轩册三公，自神龙以来，册礼久废，惟天宝末册杨国忠为司空。杨国忠为司空在天宝十三载二月。可见这里所说的“元弼”“司空”是指杨国忠无疑了。这西岳是皇帝的命根子，它又给皇帝降生了杨国忠这样的好宰相，如今国富民安、符瑞翕集、福应交至，那怎能老是拖延，不到那儿去登封告成呢？——好大的由头，好迂腐的见地，好露骨的颂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仇兆鳌这样一些好心的“寓规于颂”论者，想必也感到很难为诗人开脱，只得稍发议论说：“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岳而无封禅。自管子创为其说，始皇遂起而行之。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可谓识高千古矣。当时魏徵与诸臣议礼，不能明决其非，故高宗复举而行之。迨明皇时，群臣纷纷导谀，少陵亦作赋以劝上，其亦司马长卿之余习欤？唐世力辟封禅之谬，惟柳宗元一人而已。”杜甫献赋劝皇帝封禅，最主要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讨好皇帝捞个官做罢了。如果不是形而上学地把他看成道德的化身、十全十美的完人，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无可厚非的。他在《朝享太庙赋》中颂扬李林甫、陈希烈，仇兆鳌说这只是因为赋中“须关白宰臣”，并不是要“谬作谀词”。那么，能说这里仍“须关白宰臣”杨国忠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杨国忠当宰相、拜司空，跟西岳又有什么相干？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谬作谀词”？我看，他不光是在“谬作谀词”，还对杨国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呢！这只要跟他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稍加印证，就会感到我说这话并非毫无根据。
鲜于京兆就是鲜于仲通。鲜于仲通是杨国忠的心腹，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引剑南节度副大使鲜于仲通入为京兆尹。《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又载：“（十二载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二句，指的就是他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奇、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事。可见杜甫正是那些候选的“滞淹者”中的一分子，即使他当时并未参加选人们请为杨国忠刻颂的活动，也必会为那一场大吹大擂的宣传所迷惑，而于绝望之中顿生侥幸之心。这首诗前三段称颂鲜于仲通，后三段自叙，末尾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前面已经提到杜甫初次应诏、再次诏试，都给李林甫弄了手脚，断送了前程，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权奸仍然在位，不敢表露罢了。如今好不容易见到他恶贯满盈、身败名裂，总算可以把多年憋着的一肚皮怨气一吐为快了。李林甫死在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二载二月，即为杨国忠使安禄山诬告，坐与阿布思谋反罪剖棺褫金紫。如果李林甫不是在政治上彻底完蛋，在上当权大员的诗中，是不好公开痛斥“前政”（前任执政者）的。可见这首诗当作于十二载二月李林甫狱成之后不久（诸家多订在十一载十一月或十二月作，不当）。这时“前政”“阴谋独秉钧”的种种劣迹业已昭彰，而时相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却正在示意选人为他的主人刻颂立碑、沽名钓誉。老杜久“沾忌刻”，但“愁饭死”，今见鲜于仲通与杨国忠“交合”，施恩正易（“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这就无怪乎他要投诗鲜于仲通，诉“破胆遭前政”的苦，并迫切盼望鲜于“早晚报平津”，企求重用了。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开东以延贤人。这里借礼贤下士的平津侯来比喻时相杨国忠，虽是阿谀，也寓有以贤能自负之意。诗中揭露李林甫的“阴谋”“忌刻”，固然是实话实说，也是长期受压抑者发自内心的控诉，但考虑到说话的对象和场合，总难免令人感到有点出自私心、投时相之所好的意味。闻一多先生表示不满：“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接着又原谅了他：“虽然，《白丝行》曰：‘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曰：‘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曰：‘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按赠鲜于诗有“有儒愁饿死”之句），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叟，然不失为平情之论。《投简华咸两县诸子》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比来公生计之艰若是！”（《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杜甫当时的生活确乎很穷困，不过，如果不想把他过于理想化，他的“病急乱投医”，恐怕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急于做官的庸俗考虑。说他“殆有悔心之萌”很有见地。他的《丽人行》当作于天宝十二载春，正与投诗鲜于仲通求杨国忠汲引同时。在一首诗中无情地鞭挞了杨国忠而在另一首诗中却不得不向他唱赞歌，向他求援，这种滋味好受吗？硬着头皮做了之后能不后悔吗？不愿干也得干，干了又后悔，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理想那么美妙的真实的杜甫。杜甫处在“贫富常交战”的剧烈思想矛盾中，并不像陶渊明歌咏的那些高尚的贫士那样，总是“道胜无戚颜”，而往往会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不过，即使这样，每当他扪心自问时还是有所悔恨，有时他的正义感、是非心甚至会战胜种种卑微的自私打算，居然使得他不顾身家性命，将讽刺的笔锋指向那“炙手可热势绝伦”的丞相，指向那骄奢淫荡的“云幕椒房亲”——这就是杜甫难能可贵的地方。哪能要求名利场中人竟然是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呢？
本章一开头就讲到杨国忠执政之初，为了收买人心，曾在选官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说要进行一番改革。他亲自主持了两次选官，手续是简化了，确乎大大加快了进度，但事情却办得越来越糟。这是因为：第一，他选人的原则是“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简言之，即今天所说的“论资排辈”；第二，让胥吏预定任官名单，因此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谬误百出。朱鹤龄认为《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殆公谒选时所上”。如果杜甫当时真的参加了这两次被杨国忠视同儿戏的选官的话，那他注定要受骗上当、落选而归了。他取得“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资格才两三年，既然“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这怎么也轮不到他啊。更何况送京兆尹的“秀才人情纸半张”，远不如贿赂胥吏的银两神通广大。李林甫死后四个月以谋反判罪。又过了一个月，杨国忠欲攻李林甫之短，复以魏、周、隋后为三恪；卫包以助邪贬夜郎尉，崔昌贬乌雷尉。当年三大礼的举行就是起因于崔昌的妄议五行、卫包的谎报星象。杜甫的三大礼赋和表对此表示赞许，对李林甫也有所颂扬。他献三赋虽未平步青云，到底因此取得个候补选官的资格。杜甫献赋、召试之事，轰动一时，杨国忠不可能不知道。在杨国忠力图肃清其政敌影响的当时，杜甫虽不至于因献三赋而获“助邪”之罪（要知道，行三大礼的主角是皇帝，三大礼的本身又极神圣，杨国忠复三恪，贬崔昌、卫包，实际上已否定了三大礼，但也不敢明说），要想候选得官也很难（杜甫在赠鲜于仲通诗中特别强调自己遭李林甫的“忌刻”，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第二年（天宝十三载）他又接着投匦献《封西岳赋》，除了颂圣，还特意赞扬了杨国忠，希望自己终能为朝廷所重用。当时掌管延恩等匦的是献纳使、起居舍人田澄。在这次献赋之前，杜甫还曾经预先送诗给田澄打招呼，求他帮助：“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25)《汉书·扬雄传》载：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这典故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可是读了以后总教人感到“似巫觋烧纸钱状，殊堪捧腹”（朱瀚语）。虽说是迫于饥寒，杜甫也未免太热衷于仕进，以致不惜低三下四，哀词祈请，如醉如迷。
六 “率府且逍遥”
再三献赋，终无结果，最后就只剩下投笔从戎以博取功名这一条路了。杜甫想参军的念头起得较晚。他早年咏《房兵曹胡马》，仅在借胡马抒发豪情壮志，并非真要驰骋疆场。他在天宝六、七载时写的《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其一说：“王者今无战，书生已勒铭。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其三说：“部曲精仍锐，匈奴气不骄。无由睹雄略，大树日萧萧。”(26)既然承平之世，连现有的将军也无用武之地，难得封侯，他一介书生，当时更何敢望此？天宝八载高仙芝得胜回朝，他写作了《高都护骢马行》，只因自己壮志未酬，诗中不免流露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慨，仍然不见有想参军的表示。稍后作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表现了对不义战争的不满，又都是乐府诗，当另作评述。天宝十一载，高适随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27)，与杜甫得以暂聚。不久高适别去，杜甫作《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对哥舒翰的穷兵黩武颇著微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这是送别时勉励老朋友的话，是说只要小心谨慎地在幕府中坚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载，总会当上个刺史之类的地方长官的。高适后来果真当了“持旌麾”的刺史、节度使，这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和条件，却也不能认为与这几年军中的历练无关。此外，杜甫的另一好友岑参，也是军幕出身，最后做到了刺史。唐代这样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可见杜甫说这话是认真的，经过考虑的，并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话。细细玩味，话语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这在视科举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难免的），而且丝毫没露他也想走这条路的口风。不过从这几句诗中可揣想到，由于时势的改变、朋友的影响和自身长期的落魄，他当时不会没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又过了两年，到天宝十三载，他在再次投匦献赋不报、完全绝望之后，终于下决心要到哥舒翰那里去参军。
这年（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吐谷浑苏毗王款塞，玄宗诏哥舒翰到磨环川去接应他。哥舒翰遣派判官田梁丘入朝，杜甫作《赠田九判官梁丘》(28)说：“陈留阮瑀谁争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请他和陈琳都当军谋祭酒，共同掌管记室。仇兆鳌认为：“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他同时写的《寄高三十五书记》说：“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唐制五品以上始服绯。虽说这是诗人在为垂老幸得高升的好友而深感欣慰，也显然流露出艳羡和失悔的心情：同样是才子，同样蹉跎了大半生，要是早就去了，很可能也“已朱绂”了。——他这时想参军的意愿是多么殷切啊！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托田梁丘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29)转交给将军本人。在长篇大论地颂扬了哥舒翰的功德、勋业之后，他便哀词诉说起自己身老不遇、日暮途穷的苦情，提出想投陇右、河西幕参谋军事的请求，唯愿最识人才的哥舒将军收录：“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钱谦益指出：哥舒翰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又萧昕亦为翰掌书记，皆委之军事；又为其部将论功，陇右十将皆加封，若王思礼为翰押衙，鲁炅为别将，郭英乂亦策名河陇间，又是年奏安邑曲环为别将，皆拔之行间。这就是“军事”两句所指的具体内容。崆峒山在陇右。“防身”二句，比喻自己将投靠驻节河陇的哥舒翰。《旧唐书·哥舒翰传》载，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既然哥舒翰这么讲义气，知人善任，幕中又有严武、高适等世交、老友，本人又这么想去，要不是没多久哥舒翰因中风还京，在家养病，杜甫很可能真参军度陇了。这诗前段颂辞中有“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等语。《杜臆》评论说：“杜冀为记室参军，故称之不无过当。如‘略地两隅’，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为者，《兵车行》所为作也。此极称之，岂由衷语哉？他日有诗云：‘慎勿学哥舒！’才是正论，不必以此诗为碍也。”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可见在杜甫身上，除了正直、高尚的品质，确乎也同时存在着世故、庸俗的一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这里又一次得到印证。
天宝十三载八月，陈希烈罢相，以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天宝九载韦见素曾经当过吏部侍郎，典选累年，铨叙平允，颇为时论所称道。前年杜甫候补落选，大失所望，现正想赴陇参军，别图出路。今见这样一位“仁恕长者”（《旧唐书》韦传语）入相，心底不觉又涌现出一线希望，就强打精神，再接再厉，在韦见素入相后的第一个春天，写了《上韦左相二十韵》(30)，企求汲引。这类诗前半照例是称颂对方。这诗跟前面提到的同类作品比较，吹捧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时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此举成数。从朝宇升平叙起，颂相先颂得相之君，刘辰翁谓“最为得体”，其实这是俗套，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如赠张垍诗首句“翰林逼华盖”，一上来就拉扯上皇帝。投赠哥舒翰开端虽直指将军本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但紧接着就归功于主上的圣明：“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杜甫这几年这类诗写得多，已很精于此道了。头年下了六十多天的秋雨，造成很大的灾害，皇帝以为这是宰相不称职的征兆，就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杨国忠听取了手下人的意见，觉得“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便推荐了他；皇帝因他曾在相王（睿宗即位前封号）府做过事，有老交情，便拜他为相，替代陈希烈。“霖雨思贤佐，丹青忆旧臣”(31)，即咏其事，借以突出他品德和身价之高。“沙汰江河浊，调和鼎鼐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载，周毖为吏部尚书，与许靖共议进退天下之士，说要“沙汰秽浊，显拔幽滞”。《法言》：“江河以涤之。”上句化用这两个典故，意谓朝廷上已清洗了陈希烈，因此下句希望韦见素入阁后能行新政。李林甫倒台，马上在赠鲜于京兆的诗中骂李林甫，对陈希烈也是这样。杜甫跟形势倒跟得真紧！不过这同时显出他也未免太急躁、太天真、太没有政治经验了。俗语说：“官官相护。”一个干谒求官的人，怎好公开在诗中对后任排揎卸职而尚未垮台的前任呢？这样做，即使不引起人家的反感，为了避嫌疑，也不大好用你啊！两《唐书》本传说杜甫“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诞”，不为无因。他长期在京，多方谋官不得，自有各种原因，而性格上的缺点，无疑也是个不利因素。不过，所谓利害得失，也并不是绝对的。“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诞”，势必使他与当时的上层社会格格不入，不利于仕进。可是在另一方面，恰好由于格格不入，无形中对当时上层社会产生反感和对立情绪，从而使得他能够较冷静、较客观地观察现实，发现问题，这就大有利于创作。何况性格的形成总与社会环境分不开。他的“性褊躁”是他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结果，是精神创伤，不仅值得同情，也有一定认识价值——畸形的性格，不就是畸形社会环境的一面镜子么？“韦贤初相汉，范叔自归秦。”汉宣帝本始三年韦贤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借喻韦见素代陈希烈为相，并预祝封侯。用事切而善谀。范睢字叔，王稽载入秦，昭王逐穰侯乃拜为相。钱笺谓：“见素虽为国忠引荐，公深望其秉正以去国忠，故有范叔之谕。盖国忠以外戚擅国，犹穰侯之擅秦也。今范叔已归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盖诡词以劝之也。”韦见素本来“柔而易制”，如今既为杨国忠所引荐，感激不尽，凡百顺从，岂敢怀有贰心？对于这种人，果真想“诡词以劝之”，那老杜也实在太孟浪、太天真、太缺心眼儿了！难怪他老献这献那唱颂歌，却老是碰壁而回，一无所得。别看他在长安前后混了快十年，像是个“老门槛”，其实并不怎么精通“登龙术”。他毕竟不是当官的材料（安史乱后他短暂的朝官经历便是明证），只能做个有血性的真诚的诗人。这诗后面还很长，不一一缕析，总之纯以虚怀好士为颂扬之词，又攀上韦、杜两家原是世交，更须照顾（“余波德照邻”），最后才点出想望汲引之情作结。诸家评论都认为这诗写得很得体，浦起龙更是推崇备至：“下段，转入自己，只消历叙寥落，不须更作乞怜语。而闻者之心头已动，而作者之地步绝高。此等用意，原非余子所知。一朝领悟及此。千年杜老，其有相知定文之许哉？”浦老自诩最领悟杜老用意的高妙，超出余子一头。可惜他看不出上述两点“败事有余”的毛病，难夸独具只眼。张垍《杜通》说：“末（‘感激’）四句虽时迈急于求进，然必与吾道契合者，然后望其汲引，故独为韦公歌此曲。”今老杜投赠诸诗俱在，岂“独为韦公歌此曲”哉？
多年候补，四处夤缘，杜甫好不容易在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月得到了授河西尉的任命。(32)他年轻时，“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居然信心十足，以贤相自期。几经挫折，世故渐深，他当然会懂得宰相并非那么容易到手。可是在头年所上《进雕赋表》中，曾委婉地向皇帝暗示，希望起码能给他个从六品上著作佐郎之类的官职，要价还是不低。哪知如今得到的只是个从九品的县尉，对于实有才学，又自视甚高、颇存奢望的选人杜甫来说，这简直是个极大的嘲讽，是个恶意的作弄。从感情上考虑，他没有接受这一任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许是哥舒翰这条门路起了作用，不久，他便辞了河西尉，到军事机关右卫率府当兵曹参军去了。案《旧唐书》本传载：“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载：“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历来诸家多采后说，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却说：“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这是作者自注，可信。左右卫率府全称为“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子左右卫是太子的卫戍、仪仗部队，其率府置有仓、兵、胄三曹参军，官阶是从八品下。（《文学遗产》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载张海珊《杜甫是胄曹参军吗？》论此甚详，可参看。）杜甫从县尉改兵曹参军，官阶稍稍升了一点，而且任所就在长安，迫于生活，权且屈就，其实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便作了首诗送给自己，聊以解嘲说：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官定后戏赠》）《列子·周穆王》：“趋走作役，无不为也。”县尉是小吏，做吏是要跑腿的，所以高适当年做封丘县尉时就感叹说：“宁堪做吏风尘下！”要他去当个趋走风尘的小吏，老杜当然是不会乐意的。高适做了吏以后才“转忆陶潜《归去来》”，杜甫想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便决心不就吏职，这不是他比高适高明，而是他窝着一肚子火，根本就不想去。阮籍闻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老杜如今要去军事机关供职，觉得真有那么一点阮步兵的意味，就自宽自解地暗以这位高雅的前辈先生自况说：“耽酒须微禄”“率府且逍遥”。“狂歌托圣朝”跟孟浩然的“端居耻圣明”一样，都是反话正说，无不暗藏着久困不遇的牢骚和对皇帝的抱怨。《杜臆》说：“若论得钱，则为尉颇不凄凉，其云‘凄凉’者，为折腰且怕趋走，不如率府兵曹且得逍遥，‘逍遥’与‘凄凉’反。率府之禄甚微，颇堪为耽酒之需，而且得狂歌以自托于圣朝，谓朝廷不以狂歌为罪也。正见逍遥处。初本欲归，今得微禄，归兴遂尽，甘回首向风飙耳。曰‘向风飙’，知率府亦非所欲，为贫而仕，不得已也。不平之意，具在言外。”这串讲很好，能窥见作者心意。老杜在率府任内写的《去矣行》说：“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这不是明显地表示他要弃官而去了么？十一月，他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时安禄山已反于范阳，只是消息一时尚未传到京师，所以诗中虽流露出唯恐时局有变的隐忧，却未直接讲到这事。要是他当时已经意识到他十载旅食京华的求官生活，意识到开元以来的所谓“太平盛世”，都马上要结束了，那么，他的感慨定然会更多的。
唐玄宗后期成了昏君，又接连用了李林甫、杨国忠两个大坏蛋当宰相，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杜甫两次遭到李林甫的“忌刻”，后来又为杨国忠所愚弄，唐玄宗虽曾一度对他的文才表示欣赏，但由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转眼便把他忘得干干净净。杜甫的怀才不遇，不仅可以笼而统之地说是同当时政治的黑暗有关，甚至还直接牵涉一个昏君、两个权奸，因此很有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像杜甫这样一个既有才能，又比较正直，而且跟上层社会并非毫无联系的世家子弟，在长安竭尽全力，活动了近十年，始终得不到一个合适的职位，而那些邪恶小人却能通过各种渠道，捷足先登，超腾不次，这岂不充分表明时政的败坏，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
杜甫这十年求官的遭遇，跟他的老友李白三年供奉翰林的结局一样，都是很不幸的。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调张籍》）若就“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人民要伟大的诗人而言，他们的不幸倒无疑又是无与伦比的大幸。过去常说“文穷而后工”。在旧时代，一个人要是飞黄腾达了，就不大可能真正洞察社会弊端，了解民生疾苦，更不可能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以诗文鸣人世之不平了。李白、杜甫也毫不例外，这只要看他俩暂时接近皇帝、颇觉得意时写的诗篇，如李白的《宫中行乐词》，杜甫的《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等等，就会觉得这种担心不无根据不无道理。看李白、杜甫的思想性格，他俩决当不了文学弄臣。要是他俩真能老待在宫廷，“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贾至句），净看皇帝脸色行事，“天颜有喜近臣知”（杜甫句），那他俩就是沈佺期、宋之问，而不是李白、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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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唐书·庶人瑛传》载：“及武惠妃宠幸，（瑛生母赵）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洄希惠妃之旨，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张九龄奏曰：‘……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瑛、瑶、琚）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武惠妃迷信因果报应，说她给鬼吓死了，并非毫无可能。她哪里是真见鬼，是心中有鬼。做了亏心事，疑神疑鬼，终于成病，不治而亡。这可说是报应不爽吧！从这段记载看，李林甫在这笔政治交易中对武惠妃还是有所支付的。只是武惠妃“薄福薄命”，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她没来得及把亲儿子李瑁扶上太子宝座就死了，白害死了几条人命（还饶上她自己）。她死后第二年（开元二十六年）七月，玄宗立了他的第三子李亨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肃宗。
(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载：“至杨氏究以何时入宫，则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无年月，然必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伍《玄宗纪》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南部新书》辛云：‘杨妃本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杨太真外传》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正史小说中诸纪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详原书，不备录。
(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南诏数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将行，泣辞，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上谓国忠曰：‘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相。’……国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丁卯，林甫薨。……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使并如故。……（十二载）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附国忠意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资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己亥，赐陈希烈爵许国公，杨国忠爵魏国公，赏其成林甫之狱也。”可见唐玄宗早有意用杨国忠，杨贵妃也出力不小。杨国忠素恨李林甫。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杨国忠曾利用来降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因与安禄山不和复叛归漠北事，以及王、王、邢谋反案，告发过李林甫跟这些人有牵连，虽然给了他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彻底搞垮他。李林甫死后，终于得逞了。
(4)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八载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5) 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因武德年间唐太宗曾为尚书令，后为皇帝，故此后尚书令有官名而不实授。左、右仆射在唐初是宰相，不须兼带他名。高宗以后，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为宰相，直到玄宗时，始有专为仆射不兼宰相者。
(6) 此篇见《草堂逸诗》，一作张祜诗《集灵台二首》其二。仇兆鳌认为：“祜乃中唐人，去天宝已久，若作追忆虢国之词，亦当微带乱后事。诗意全不及之，还是讥讽现在。应属少陵作也。”到底是谁的作品尚难断定，可以讨论，但仇说所举理由却不够充分。即以张祜《集灵台》其一“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而论，该诗亦未“微带乱后事”，“还是讥讽现在”，能说这也不可能是中唐人所作吗？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谑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虢国不施妆粉，自衒美艳，常素面朝天。”此可作《虢国夫人》一诗的注脚。浦起龙说：“诗似浅露，不类少陵语。”风格难凭，亦非的判。
(7) 赵翼《陔余丛考·杨氏五家合队》载：“《新唐书》叙杨氏五家合队，最不明析。《杨贵妃传》云：以贵妃宠，擢其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而钊（即国忠）亦浸显。又三姊封韩、虢、秦三国夫人。据此则铦、锜、钊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又云铦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锜、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帝所得奇珍，分赐五家如一，则所谓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铦、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则又应是四家矣。而其叙华清从驾处，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旧唐书》虽叙铦、锜、韩、虢、秦为五家，而其后华清从驾，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队各一色．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又云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秦国、韩国相接。是《新唐书》虽云秦国早死，而《旧唐书》则国忠为相后秦国尚在。《通鉴》亦云：禄山反，上欲传位太子，国忠大惧，使韩、虢、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帝乃止。及马嵬之变，国忠及韩国、秦国为军士所杀；虢国奔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诛之。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新唐书》谓秦国早死者，恐未必得实也。然则五家者，其始则铦、锜、韩、虢、秦也，其后则锜与国忠及韩、虢、秦也。”
(8)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杜位为李林甫之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载杜位出襄阳房，为考功郎中、湖州刺史。《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王晏）谓思远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指王思远）劝我自裁。’”胡三省注：“晋宋间人，多谓从弟为阿戎，至唐犹然。”诗中称杜位为“阿戎”，知杜位是杜甫同族堂弟。胡俨说：“‘阿戎’，注家改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与兄弟不相当。东坡与子由诗：‘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正喧哗。’亦一时误用耳，不必据以为证。”（仇注引）
(9)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以为“位为李林甫之婿，见其攀附权势炙手可热不胜拘束之状”，恐非。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是使酒骂座了。我想，杜甫不至于这样不通人情，杜位也不至于这样令人讨厌。
(10) 朱鹤龄说：“位为李林甫婿。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贬官，必在十二载。自十二载癸巳，至上元二年辛丑，为九年。诗举成数，故云‘十年流’也。”浦起龙按：“即十一载冬，亦未可知。至上元二年，恰十年。”削李林甫官爵，流其子孙、近亲、党羽在十二载二月，故杜位之贬官，决不可能在十一载冬。朱说是。邵傅据杜甫《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考知杜位离新州以行军司马移江陵。至确。《一统志》载玉垒山在灌县（即唐青城）西北。据“玉垒题书心绪乱”句，知此诗在青城作。《杜甫年谱》说：“（杜甫）回成都草堂后，得从侄杜位消息，知其离岭南新州贬所，得归长安。”认为诗作于成都草堂，杜位是杜甫的从侄，杜位离新州得归长安，皆误。
(11) 黄鹤注：“天宝二年三月壬子，（玄宗）亲祀玄元庙，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庙为太微宫，天下为紫微宫。据旧史改庙为宫，已在二年，题曰‘玄元皇帝庙’，仍旧称也。‘五圣联龙衮’是天宝八载闰六月事（指玄宗以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谥号皆加‘大圣’二字）。题云‘冬日’当是其冬作。盖天宝九载，公归长安，进三大礼赋，不在洛阳矣。”定杜甫参观东都太微宫在天宝八载冬，可信。
(12) 黄鹤注：“天宝十三载（张）垍贬卢溪郡司马，旋召还，迁太常卿。题云‘赠翰林张学士’，则在未贬司马前。诗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意是天宝九载自河南归时作。是时未献赋，故诗不及之。”
(13) 《李翰林集序》：“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颢今登第，岂符言耶？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否极则泰，白宜自宽。……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上元三年（七六二）四月改元为宝应元年。序说“上元末”得李白章句，“沉吟累年”，“今日”“成序”。那么，作序显然在公元七六二年以后。李白卒于公元七六二年，只因魏颢远处“于降”，未闻噩耗，以为李白仍在人世，所以有“否极则泰，白宜自宽”“白未绝笔，吾其再刊”这样的话。魏颢为李白编集作序，他总算没辜负李白对他的期望。
(14) 题中“垍”字旧作“均”，黄鹤改定，说详该诗仇注。施鸿保认为“似题中‘均’字不误”，说详《读杜诗说》。
(15) 《杜臆》解“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说：“吕望晚而遇主，公觊张之速荐而借吕以动之，盖反言之也。”亦佳。
(16) 《新唐书·杜甫传》载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载。黄鹤说：“《旧唐书·玄宗纪》：‘十载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庙，赋曰：‘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舆即以是日，致斋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赋曰：‘二之日，朝庙之礼既毕。’与《旧书》甲子俱合，则为十载献赋明矣。”
(17) 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
(18)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开元十三年四月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并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因辞而止”。从此以后便成定制，“每宰相为学士者为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旧唐书·职官志》）。据此可知：一、集贤学士属于礼部之官；二、当时以宰相张说兼任院长，以右散骑常侍徐坚兼任副院长，正副院长的地位崇高，非一般学士所能担任；三、不管本官实职为何，只要选入书院都加“学士”或“直学士”衔。张说固辞“大学士”衔，仍保留“学士”衔。由此可推知得入书院者都是“学士”或“直学士”衔。因此之故，学士、直学士品秩高下悬殊。
(19) 《杜臆》说：“‘诗感帝王尊’，知明皇不但奇其三赋已也，又奇其诗。”各本“诗”均作“词”，此解无据。
(20) 洪迈《容斋四笔》载：“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此二字应作‘暴雨’）》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
(21) 严有翼《艺苑雌黄》载：“秦少游尝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观《西清诗话》，乃不然其说。杜少陵文自古奥，所举数语，出《朝享太清宫赋》，诚磊落惊人。此不谓之无韵之作可乎？窃意少游所谓无韵不可读者，不过伐木诗序之类而已。”刘克庄《后村诗话》也有类似的议论：“前人谓：杜诗冠古今，而无韵者不可见读。”又谓：“太白律诗殊少。此论施之小家数，可也。余观杜集无韵者，惟夔州府诗题数行颇艰涩，容有误字脱简。如大礼三赋，沉着痛快，非钩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体如凤凰台，五言如忆贺监、哭纪叟之作，皆高妙。未尝细考而轻为议论，学者之通患。……李杜是甚气魄，岂但工于有韵及古体乎？”平心而论，谓杜工于有韵、李长于古体、曾以文章名家，大致不差。陈子龙说：“三大礼赋，辞气壮伟，非唐初余子所能及。”仇兆鳌引此并加按语：“历代赋体，如班、马之两都、子虚，乃古赋也。若贾、扬之吊屈、甘泉，乃骚赋也。唐带骈耦之句，变为律赋。宋参议论成章，又变为文赋。少陵廓清汉人之堆垛，开辟宋世之空灵，盖词意兼优，而虚实并运，足以超前轶后矣。陈氏称其词气雄伟，非唐初余子所及，尚恐未尽耳。”陈对三赋评价已过高，仇尚嫌其未尽其妙，更是溢美失实了。但论赋体的演变极是。
(22) 仇兆鳌按：“公系出襄阳，曾祖依艺，始知洛之巩县，遂居于此。杜陵乃其宗族所在。梦弼泥鹿门采药、武陵桃源，遂以故乡为襄阳。但移巩已经四世，襄阳无复回庐可依矣。当从朱注作洛阳故居。其曰‘忆桃源’，欲如秦人之避世耳。不必亲至桃源也。”
(23) 仇兆鳌按：“是时林甫当国，公进此赋，须关白宰臣，故篇中兼及丞相，然不肯谬作谀词。上言生佐命而死配神，见名臣可法也。下言报元首而充股肱，见尸位可忧也。且云诸侯迫胁，方士威棱，见大权不可旁落，君心不宜蛊惑也。既箴于君，又讽其臣，文章品格，卓然千古矣。”所论不无道理。也可以理解这是作者在故弄狡狯：通过丞相之口，以箴其君，以讽其臣。很可能作者主观上真是这样想。须知古今权奸，无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么，不管你出自真心还是假意，既然把他描绘成了这样一个高瞻远瞩、作风正派的大政治家，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宣传文字。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他本人和当时的人，是不大可能看出其中含有什么挖苦的意思。因为，那些真心诚意的颂辞，不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么？所以，从客观效果上考察，不能说这不是“谀词”。
(24) 除三大礼赋外，集中现尚存《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三赋。《进封西岳赋表》说：“谨诣延恩匦献纳，奉表进赋以闻。”《进雕赋表》说：“谨投延恩匦进表献上以闻。”这两个赋肯定是献过的。《天狗赋》无表有序，可能他本来就不打算献。黄鹤说：“是年（指天宝十三载）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仇兆鳌据《进雕赋表》：“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认为《雕赋》及表的写作“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黄鹤以为九载者未合”。《天狗赋序》说“天宝中”，具体年次不详，当作于《雕赋》前后。
(25) 《旧唐书·职官志》“知匦使”下载：“天后垂拱元年，置匦以达冤滞。……天宝九年，改匦为献纳。乾元元年，复名曰匦。垂拱已来，常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而晨出之也。”田澄当以起居舍人兼献纳使。据“扬雄”二句，知此诗当是献《封西岳赋》之前所作。
(26) 仇兆鳌按云：“开元、天宝间，府兵罢，折冲停，民间挟兵器有禁。‘王者今无战’，正指其时。盖天宝六、七载时，在京师作也。自此以后，边将多尚战功矣。”又引蔡邕《张伯雅祠堂碑》：“假石勒铭”，以诗中“书生已勒铭”句“谓墓碑也。旧引班固作《燕然山铭》，勒石纪功。未合”。
(27) 《旧唐书·高适传》：“（适）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仇兆鳌按云：“据此，则适为书记，在翰未入朝之前，其入朝称适，亦必在十一载时。……若十四载，翰以风疾还京，阖门不与朝请，岂暇荐士君前乎？《通鉴》谓十三载五月，翰奏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此特遥奏授官，恐适未必至京，（杜甫）何缘送赠诗章耶？明与《旧（唐）书》、杜诗不合。”仇说是。
(28) 此诗题下仇注引陈廷敬语：“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是也。其谓翰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年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翰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闻一多说：“按《旧书·方伎·金梁凤传》：‘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时因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陈谓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未确。其云公因田投诗于翰，则是也。”案该传有关原文如此：“金梁凤，不知何许人也。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时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裴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梁凤谓冕曰：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其后安禄山反。”后文既然说所言皆验，那么金梁凤给裴冕相面、言玄象当在安禄山反前半年，即天宝十四载的上半年。可见金梁凤来河西在天宝十三载，给裴冕看相在十四载。这时哥舒翰已回京养病，河西使府事由裴冕暂理。节度离职病休，为使府派遣留后，无一不须经皇帝批准。因此，说哥舒翰“诏入京师”未尝不可。闻说不足取。又，《通鉴考异》说：“《旧·金梁凤传》云：‘天宝十三载，哥舒翰入京师，裴冕为河西留后，在武威。’”传文系改写，不足为据。
(29) 仇兆鳌定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理由是：“按《唐书》翰三入朝：一在天宝六载；一在十一载；后以废疾还京，当在十三载之末。据本传，于还京之后，再提十四载禄山反，则知归京在去年冬矣。其加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乃十三载事。诗言‘茅土’‘山河’，即是年所作以寄赠者。”安禄山反在十四载十一月。《翰传》将“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遘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一段，紧置于“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和“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二段之间（“及安禄山反”前并无“十四载”字样）。哥舒翰因风疾入京，可在十三载末，也可在十四载初，冯说未免过拘。《资治通鉴》将这事记载在十四载二月的末尾、三月的前面：“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家居不出。”说法也有所不同：不是因病回京，而是入朝途中得病。说杜甫投赠哥舒翰诗当作于十三载可信。此诗末二句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可见当时哥舒翰尚远在陇右。因急欲赴陇参军，故趁田梁丘入朝返镇之便，投赠此诗以先容。
(30) 仇注：“见素初入相，在天宝十三载之秋。诗云‘四十春’，盖天宝十四载初春作。且‘寿域’‘洪钧’‘庙堂’‘风俗’等句，绝不及忧乱之词。后（见素）为左相，在至德二载，题中‘左相’二字，黄鹤谓是后来追书，是也。”
(31) 此句下原注：“相公之先人，遗风余烈，至今称之。”浦起龙说：“《梅福传》：‘以伯乐之图，求麒麟于市。’朱注引钱云：上以见素经事相王府，有旧恩，遂用之。又引赵云：‘忆老臣’，非公自注。愚按：颂得相，不应用‘骏马’‘麒麟’（‘忆旧臣’下紧接以‘应图求骏马，惊代得麒麟’二句）。惟对其父而言，乃见清切。勿驳原注为是。又按：父名凑（开元中太原尹）。”杨伦解“应图”二句说：“此与‘麒麟带好儿’俱兼用徐陵天上石麒麟事。二句谓韦以世臣登用也。”
(32) 杜甫《官定后戏赠》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黄鹤注：“十三载冬，公《进西岳赋表》云：‘长安一匹夫’，则其时尚未得官也。其改卫率府参军，乃在十四载。《夔府咏怀》诗所云：‘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是也。”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定授河西尉事在十月。《旧唐书·地理志》：“同州上辅”载：“夏阳，武德三年（六二〇）分郃阳于此置河西县。乾元三年（七六〇）复为夏阳。”河西（夏阳）县治所在今陕西合阳东。杜甫授尉时此县名河西。闻谱以为“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案：此河西县唐属戎州都督府治下的宋州。《旧唐书·地理志》注明戎州中都督府所属十六州（包括宋州在内）“天宝已前朝贡不绝”，意谓自从天宝十载、十三载杨国忠两度发动征南诏的不义战争之后，这里跟朝廷的关系疏远了。十四载正是再征南诏唐军惨败后不久，不当有实授云南河西县尉之事。《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朱明伦《杜诗“不作河西尉”解》考之甚详，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