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心雄万夫”的奇人
闻一多先生曾经把李白和杜甫的会面比作诗中的两曜劈面走了来，认为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闻先生说这话时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曾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李白和杜甫从来没见过面，没有那么一段（哪怕很短暂）值得纪念的深情交往，我是会感到寂寞的。李白在长安时王维也在那里，他们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孟浩然和晁衡，他们总该见过面吧？可是在他们的集子里却找不到任何显示他们有过交往的痕迹。他们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或许见过，恐怕也各自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可是，我总为这两个同龄人的未能相识而深感遗憾。他们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一个是全面体现盛唐诗歌、绘画、音乐等文艺水平的大师，他们要是见着了该有多好。杜甫跟王是熟识的，写到王维的诗也有好几首。这是后话。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比杜甫大十一岁，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他父亲叫李客，可能是富商。他诞生在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当时属唐安西都护府），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他幼年受的教育很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通诗书”（《新唐书·李白传》），十九岁又随善为纵横谈、著《长短经》的赵蕤学纵横术（见《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他的兴趣也很广，“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八首》其五）。他的朋友魏颢（即魏万）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与友(1)自荆徂扬，路亡权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溃，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李翰林集序》）。他年轻时真是个侠客。至于求仙访道的活动，更是贯彻一生。由于学得杂、兴趣广，他的志向就多而易变。他曾在《与韩荆州书》中夫子自道：“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这话最能见出他的精神面貌。他想做侠客：“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想做刺客：“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想做大将：“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司马将军歌》(2)）想做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想做圣贤：“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想做神仙：“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其七）……这些志向往往同时并存或前后一致，但就其大体而论，却有一个发展过程：“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晚节觉此疏，猎精草《太玄》。……中回贤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志向既然如此之多，而且前后有所改变，但其中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却只有一个——想做宰相：“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唐初以来，出过不少“布衣卿相”，当时有志之士，想当宰相的就更多，杜甫不是也有过“窃比稷与契”的大志吗？想当宰相并不希罕，希罕的倒是他那个实现这一大志的如意算盘：“近者逸人李白，自峨嵋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同上）他是想把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免偏执一端之弊，并获“兼济”“独善”二者之利。——好一个非凡的理想！要想实现这样的理想，就势必采取非凡的方式，走非凡的途径。应举入仕实在太平常了。交游干谒、求仙访道、退隐山林，本身自无足奇，但多管齐下，若能从而一步登天，感会风云，出将入相，倒也不落俗套。于是这就为李白所选中，而依为进身之阶、上天之梯了。
交游干谒，是旧社会任何时代求仕进者所习用的从政活动方式之一，唐代尤甚。前一章已提到，当时有“温卷”的风习，而且生徒、乡贡都须经过有关官府选拔保送。即使是应“天子自诏”“制举”的“非常之才”，亦须地方高级长官举荐，如《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即是。由此可见，若不交游干谒，莫说擢第，恐怕连准考资格也得不到。此外，还可依仗达官贵人的赏识、提拔而直接见用于朝。如李白曾经干谒过，并借“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扬过的韩朝宗，就“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新唐书·韩朝宗传》）。李白《与韩荆州书》说：“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干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可见李白想走这一门径以求朝廷重用，并非毫无现实可能性。
至于隐逸、求仙，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六朝时，曾前后出现过据说“此人不出，如苍生何”而从东山出仕的“名士”谢安、干预朝政时称“山中宰相”的“真人”陶弘景等等，便是明证。到了唐代高宗、武后、玄宗时代，情况进一步有所加剧。《新唐书·卢藏用传》载：“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微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长安中，召授左拾遗。……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所谓“终南捷径”一词即出于此。其实，当时借隐逸、求仙以沽名钓誉、渔猎富贵的岂止卢藏用一人。就是那个嘲笑别人的道士司马承祯，本身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他所追求的是名誉而非富贵而已。案《旧唐书·隐逸列传》共传二十人（《孔述睿传》附其子敏行，敏行进士出身，除外），其中即有王远知、田游岩、潘师正、刘道合、史德义、王友贞、卫大经、司马承祯、王希夷、卢鸿一、白履忠、吴筠、孔述睿、阳城、崔觐等十五人，各与其同代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有过关系，或为他们所“临幸”，或为他们礼聘、嘉奖、封赏过。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和司马承祯、吴筠等祖孙三代。他们与玄宗以前除中宗外的唐朝历代皇帝一直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这决非偶然的事。原来这王远知就是“山中宰相”华阳真人陶弘景的嫡传弟子。他曾为陈后主召见，隋炀帝也曾对他亲执弟子之礼，后又为唐高祖、太宗见知，来头很大。这就难怪他的徒子徒孙一直能受到唐代几朝皇帝的特殊礼遇了。从他们与皇帝接触时的行为表现看，故作高尚以沽名钓誉的因素有之，但不尽然。他们对政治都很关心，甚至还想用“无为之旨，理国之道”的老庄理论来影响皇帝，以改变其为政的基本哲学思想，或陈“名教世务”，并“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企图对时政能起一定作用。
潘师正曾对他的大徒弟司马承祯说：“我自陶隐居（弘景）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矣！”除传正一之法外，“山中宰相”的传统和精神也是他们所一脉相承的。既是这样一个头等的“隐逸世家”，且都学会了一套以退为进、以隐干政的“道门隐诀”，又与之有“通家之好”，那么，就当时最高统治者方面着眼，若想“举逸人而天下归心”，征隐士以点缀太平，舍此其谁？开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岁，刚出蜀，即在江陵结识了司马承祯，曾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以鹏自况，以希有鸟况承祯。后又于天宝元年（七四二）与孔巢父等随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3)（《旧唐书·李白传》张元济用宋刊校补本）。李白和王远知这一道派始终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终于在政治上得到他们之中的人的大力帮助，而走上朝廷。可见他的隐逸、求仙，虽有出世因素，但主要还是想借此作为上天之梯，以求实现他自以为非凡的志向。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征聘隐者道士，而又以玄宗为最：计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当时只要自身有些本领，又走对了门路，从“终南捷径”直登庙堂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很小（比如陈希烈即以习老庄取相位）。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对于李白来说，这已经不是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历史事实。李白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从政活动方式，致令“名动京师”，得以“召入禁掖”，“问以国政，潜草诏诰”，已获得由隐入仕的初步成功。可是，开元末年以来，玄宗日渐腐化，李林甫、杨国忠等贵族相继用事，政治黑暗。因此“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这当然是李白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功后又终于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将由隐而仕这一从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于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和真实目的认识不清，寄托了过多过于天真的幻想，指望过高，这也是他失败的主观原因。
隐逸本来是一种对现实、对当代政治不满的消极表现。但由于“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顾炎武《日知录》），以致成为士大夫们“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旧唐书·隐逸列传》）的手段。这是一种利用。那么，为什么最高统治者和当权派竟乐意于被利用，而大力加以鼓励提倡呢？原来他们也别有用心，也要反过来利用之。道理很简单：隐逸既然是不满现实、反抗时政的表现，那么，若将逸人高士之中几个“名扬宇宙”的代表人物找来应应景，以示“天下归心”“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岂不是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统治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的奇效？隐逸肥遁，虽是消极行为，但也多少含有不满和反抗时政的意味。如果听之任之，是会在观感上舆论上给统治者带来一些不利的。但应过征聘、得过封赏而致仕还山的隐士，由于已经表示归服，且通名籍于朝，经过登记，辞归后又“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不容不食“周粟”，此外还赋予“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状闻”、随时反映情况的使命，这就不仅早已失去其对抗性，而且已变不利为有利，成为统治者不可或无的帮闲人物了。这就是唐代许多皇帝，尤其是玄宗之所以重视并多次礼聘隐士的政治原因。《新唐书·韩朝宗传》载：“开元末，海内无事。讹言兵当兴，衣冠潜为避世计。朝宗庐终南山，为长安尉霍仙奇所发。玄宗怒，使侍御史王讯之。贬吴兴别驾。”卢藏用隐终南得官，韩朝宗庐终南遭贬。可见隐逸肥遁，若一旦对他们的统治不利，他们就不仅不提倡而要严加法办了。从正反两面来看，他们礼聘隐士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唐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确系天潢龙种，本支百世，源远流长，曾于武德三年（六二〇）趁人捏造老子在晋州羊角山显圣，说老子自谓是他们的祖先，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其地（见《封氏闻见记》）。高宗崇尚道教，迷信神仙服食之说，对此兴趣更大，曾于乾封元年（六六六）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旧唐书·高宗本纪》）。玄宗又加倍光大之，曾于“开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旧唐书·礼仪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家、道教始祖既然同时是李家天子始祖，多此一段莫须有因缘，有心人不愁前头没有出路。纯做道士，不过是方伎；纯做隐者，嫌不时髦。若想在政治上容易出头，最好是一身兼备此二重身份，何况隐逸、求仙，实质相同，往往结合，这就无怪乎当时山林隐逸多是道家、道士，无怪乎李白既隐逸山林又四处求仙访道了（以上几段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虽说终南捷径可达朝廷，但正像玄宗对李白所说的那样，“卿是布衣，名为朕知”，并将之“召入禁掖”，这毕竟是很不寻常的事。加上他品貌非凡，才情纵放，乍到长安，朝野轰动，轶事、传闻，自然不少。魏颢《李翰林集序》载：“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这真可与“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三都赋》前后媲美。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这写和蕃书的事，后来竟敷演成《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小说了。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载：“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4)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杜甫后来写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头几句：“昔年有狂客（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即咏其事。当时人们争着写的谪仙歌已失传。杜甫入长安后一定还见到过这些诗篇。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其中写李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引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白）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解此，并说：“世云‘不上船’，‘船’，襟纽，何穿凿如此！”都很正确。可见杜诗所写，系传闻实录，并非虚构。其余七人或二句或三句，唯独李白四句，倒不一定有意突出，只是对他感情最深，提到他不觉就话多了。——上面这些有关李白在长安的活动情况，都出于同时或稍后的人的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宋代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此即稗史《太真外传》中的一段，《新唐书·李白传》亦撮要采入。即使此事出自传闻，不很可信，但表明玄宗这时生活上早已腐化，之所以看重李白，不过是想借仗他的文才，供自己享乐，这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李白既深为玄宗所重，为什么没有多久就把他打发掉了呢？说法很多，比较可信的是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的这段记载：“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表，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这就是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这里虽未点名，指的却是同一件事。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远千里追随李白。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就是病死在他家里的。他们记载的那些话，当是听李白亲口所说，是最有根据的。至于这班小人用以进谗的借口是什么，不清楚。范传正《碑序》说：“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5)，恐掇后患，惜而遂之。”李阳冰《集序》说：“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王琦据此“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机，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见所编《李太白年谱》天宝三载下按语）。这推测不为无因。很可能李白在醉中泄露了机密，张垍那班忌妒他的人就乘机进谗，使得玄宗不想用他了。不然，开头那么重视，这时即使不打算破格提拔，给他个中书舍人之类官职，也未尝不可。此外，也有认为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挑拨杨贵妃出来阻止玄宗给他官做的。(6)这也很有可能。张垍等进谗于外，贵妃等又从中作梗，李白就必然不容于朝了。
从天宝元年（七四二）“皇祖下诏，征就金马”，到天宝三载（七四四）“帝赐放还”，李白在长安待的时间不长。作为政治家，他此行是失败了。但作为诗人，他的收获可不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机会，接触到直至皇帝、贵妃的上层统治阶层，逐渐认清了那帮人的腐朽实质和罪恶勾当以及封建政治的黑暗内幕，终于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狂喜和迷梦中惊醒过来，抛弃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认识上，促使他诗歌的浪漫主义发生了质的突变和飞跃。从今以后，他收起了那天真、热情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变为揭露大胆、抨击有力的控诉。他指出玄宗犹如“乱天纪”的“殷后”、“亦已昏”的“楚怀（王）”，贵妃是“灭纣”的“妲己”、“惑周”的“褒女”，若“擢发续罪，罪乃孔多，倾海流恶，恶无以过”，而朝廷显贵，则不过是一些“得志鸣春风”的“蹇驴”、“贝锦喧谤声”的“苍蝇”；讽刺君王宠信的那些“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的烜赫人物，但知“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但知醉生梦死，过着“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的荒淫生活，而不知礼贤下士，竟至于倒行逆施，以“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给那些窃据要津的佞幸小人以极大的蔑视，将他们斥为“鸡狗”，对他们表示了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7)、毅然唾弃他们的决心。
二 “亦有梁宋游”
天宝三载三月，李白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情绪、认识离开长安的。这年初夏，他在东都初次遇见了杜甫。杜甫这时写的《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和后来写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即纪其事。“遇我宿心亲”，就是说“一见如故”。可见他俩这次确乎是初次见面。当时杜甫已在东都活动了两年，正为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而满腹牢骚，如今得遇见这位见过大世面的“李侯金闺彦”，见他尚且要“脱身事幽讨”，这就更增强自己弃世高蹈之志（严格地说，这哪里算是什么“志”，这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稍受挫折的人一时的冲动而已）。上诗“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两句指的既是李白，紧接“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两句当是诗人自指。李白要去游梁宋，恰好他也要去，所以说“亦有梁宋游”。于是他们就相约到那里去求仙访道“拾瑶草”了。别看杜甫跟李白一见倾心，好像是很理解李白似的。其实他所见到的、自以为很理解李白的，仍然是“谪仙人”的佯狂表象。他哪里知道，就在这表象下面，还深藏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庙堂黑幕和宫闱秽闻，深藏着他竭力克制、唯恐一触即发的满腔孤忿。在对社会、对时政的认识上，杜甫当时是远远赶不上李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纪比李白小得很多，还因为他没有李白那一段待诏翰林、极便窥知内幕的良机。就是对李白本人来说，他长安之行的一入一出虽然仅隔三年，但他对时局的认识，前后却有很大的不同啊！杜甫在相遇第二年写的《赠李白》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首绝句。《杜诗镜铨》引蒋弱六的话说：“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诗最简，而足以尽之。”评价虽嫌过当，但这首诗仍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杜甫说要求仙，这时期也跟着李白从事过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但从这诗头两句看，他对此并没有多大信心，不过借此以发泄一时愤世嫉俗的情绪罢了。其次，他对李白的规劝是很诚恳的，也不能说不切中要害，但教人读了总觉得他对李白并不十分了解。“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寥寥八字，确乎画出个活生生的李白来。但诗人对促使李白加剧这种性格特色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似乎缺乏较深切的体察和谅解。
前一章中已提到，这年五月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郡的私第。八月归葬偃师，他作墓志。大概李、杜东都初遇在卢氏卒前（李白三月出京，很快就会到达洛阳的），当时二人即相约同游梁宋，而成行当在八月卢氏丧事结束之后。唐汴州，天宝元年改为陈留郡，乾元元年复为汴州，治所即在今河南开封市，这是梁宋一带的首府。杜家既有私第在此，祖母生前又住在这里，这里当是杜甫常来常往的去处。这年秋天他偕同李白、高适来梁宋游览，就常情而论，他还应尽地主之谊呢。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可见李白路过洛阳遇见杜甫之后随即先往汴州投奔李彦允去了。
前几年杜甫漫游齐赵，在汶上结识了高适，不久高适想又回到了梁宋（传载高适“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梁宋当是高适当时的活动中心）。高适《东征赋》说：“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岁次甲申即天宝三载（七四四）。既然说这时“游梁既久”，可见他早已从齐赵回来，并且在与李、杜就近漫游之后又将离此往楚地流浪去了。他们三人，一个在这里有私第，一个来这里投奔人，一个长期寄寓在这里，所以他们即使未预先约定，也是不难在这里相遇的。
梁（今河南开封市）、宋（今河南商丘县，天宝元年改为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宋州）两地相距不远，都是当时很繁华的通都大邑。杜甫的《遣怀》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宋州和汴州一样，都在广济渠旁，水陆交通很方便，所以说“舟车半天下”。那里人口稠密，建筑宏伟，富室生活奢华，游侠之风盛行。凡此种种，写的虽是宋州，既然说“名今陈留（汴州，即古梁地）亚”，汴州的情况想也差不多。梁宋地区古时很有名。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以淮阳王徙封于此。因为他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是大县。于是梁孝王筑东苑三百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西京杂记》载，园内有百灵山，山顶有落猿岩；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九域志》载，菟园中有修竹园。后代方志载梁园遗址在商丘城东，一名梁苑，或以为即菟园；而平台在城东二十里，后又因刘宋谢惠连登此赋雪，又名雪台。可是《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以为此台在开封：“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许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得更具体：“吹台在开封县东南六里。”《明一统志》以后开封府县方志皆然。明代刘醇曾来此登览，为文描述说：“惟（开封）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庐相接，竹木萧然，风景可爱。”（《吹台春游序》，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八六）可见历来多以为吹台在开封附近。梁孝王筑东苑三百余里，当然遍及梁、宋两地，大而化之，就整个说两地皆有梁园亦无不可，但两地都各坐实梁园和园内平台在本城之东若干里，这不仅必有一失，甚至两者都可能是后人伪托，都不可信。因为梁王所筑三百余里的东苑，不可能安置在随便宋州或汴州哪个城东几里的小范围之内。至于何以两地都说在城东呢？这显然是根据相传“梁孝王筑东苑”的“东”字而设想出来的。
梁、宋两地都相传有梁园、平台等古迹。那么，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当日相偕游览、赋诗的梁园古迹，到底是开封市附近的，还是商丘县附近的呢？
要想理出个头绪，应该先研究一下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高适的作品。高适有《宋中十首》，其一说：“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这“高台”就是平台（吹台）。其四说：“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时。君王不可见，修竹令人悲。九月桑叶尽，寒风鸣树枝。”他认为这里就是梁苑（梁园）遗迹，所以见到了竹子就不觉想起了“修竹园”中的“修竹”而发思古之幽情。作者来此登临，已是九月天寒木落之时。其六说：“忆昔鲁仲尼，凄凄此经过。”商丘县城东南一里有文雅台，世传孔子适宋，与群弟子习礼于此地大树下。诗即指此而言。其二说：“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载，孟诸，宋大薮也，在梁国睢阳县（故城在今商丘县南）东北。《元和郡县志》载，孟诸泽，在宋州虞城县西北十里，周围五十里，俗号盟诸泽。《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隐于芒、砀山泽间，其所居上常有云气。应劭注：芒属沛国。砀属梁国。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方志载河南永城北有芒砀山。赤帝指汉高祖。诗中所咏亦商丘近处事。其九说：“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何意千年后，寂寞无此人。”《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世传琴堂在今山东单县城南一里故单父城。诗咏此古迹。单县在商丘东北，相距不远。这组诗题名《宋中》，可见在“老梁宋”的高适的心目中，梁苑、平台、修竹园等古迹是在商丘附近而不在开封。
高适《宓公琴台诗三首》前置小序说：“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又《东征赋》说：“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甲申岁”即天宝三载。“秋穷季月”，即《宋中十首》其四中所谓“九月桑叶尽”。又其五说：“登高临旧国，怀古对穷秋。落日鸿雁度，寒城砧杵愁。昔贤不复有，行矣莫淹留！”末二句岂非“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之意么？可见《宋中十首》这组诗亦当作于偕李、杜快游宋中时。杜甫《遣怀》诗，首段叙述“宋中”（当时的睢阳郡）城市的繁荣和风习的豪奢，接着描写他与高、李诸人在此间游赏情事：“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仇兆鳌说：“此叙高、李同游之兴。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砀云去，汉高遗迹难寻也。《杜臆》云，此可见其旷怀。”无论时地、感叹都与高适《宋中十首》相合，又点明是与高、李同游，足证前面所做的推断不至大讹。
高适的《别韦参军》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又《封丘作》说：“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据此可知高适早年入长安求仕失利后，得人荐举中“有道科”做封丘尉前，长期寄寓梁宋，常在今商丘附近“兔苑”“雁池”等梁园遗址和孟诸泽一带活动。想李、杜这年来宋中时，他早已在这里了。
李白《梁园吟》说：“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王琦注引《汉书·梁孝王传》和《元和郡县志》，论证平台在宋州虞城县西四十里（今商丘东不远），这是正确的；但不得又引《一统志》所主梁园在开封府城东南与此相矛盾的另一说。据李白这首《梁园吟》，知他出长安后不久，五月间已到达宋中梁园一带访古。他当时孤忿满怀，惟借痛饮、狂歌、纵博以自遣，但仍憧憬有朝一日为天下苍生而东山再起。杜甫来宋中前，高、李二人很可能已在此间相遇了。
就在这年（天宝三载，七四四）秋天，杜甫来到宋中，他们三人短暂的、快意的游览开始了。
他们一起登临怀古、把酒论文：“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后四句跟高适《宋中十首》其二“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的意思相近，都是写眺望当地远处云山、缅怀汉高祖功业的感触。杜甫初来乍到，对这里的山川古迹，哪能这么熟悉，这还不是高适这位“我本渔樵孟诸野”的流浪诗人指点、介绍的么？杜甫后来写的《昔游》说：“昔者与高李（原注：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单父城宓子贱琴堂离宋州不远，是高适的常游地，这次他又陪同李、杜前来登临凭吊了。时节已是深秋，原野一片肃杀、凄清景象。触景生情，这不禁引起了诗人们对边事的关心和议论：“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才。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昔游》）；“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遣怀》）。吴兢《开元升平源》载姚崇拜相之前，曾向玄宗献十事，论及其二说：“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此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但开元前期，确乎不甚求边功；到了后期，就不是这样了。
譬如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屡破为患东北的契丹有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进谏说：“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玄宗说：“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答道。“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虽然没将宰相的荣誉称号授予他，等到这年二月他来东都献捷，仍拜他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赐甚盛。
第二年（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前镇守河西有功，要任命他为尚书，又遭到张九龄的坚决反对。由于李林甫从中拨弄，玄宗就罢了张九龄的相位，以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朔方节度如故。此风一开，边将为了邀功希宠，就竞相扩充自己的力量，从而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后来李林甫出于专宠固位的自私打算，想杜绝文臣边帅入相之路，就进奏道：“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听了很高兴，就开始重用安禄山。到天宝前几年，诸道节度使尽用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倾覆天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了解了这样一些历史背景，然后再来看上面引的两段杜诗，就能比较深切地领会诗人当时多少已觉察到的隐忧。“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是“谓禄山领范阳节度求平章事”（蔡梦弼语）。仇兆鳌于“幽燕盛用武”六句下引《博议》：“唐运江淮租税以给幽燕，此天宝间海运也。”并谓：“泛海输粟，则民日疲。射猎练军，则兵日横，欲不乱得乎？”《遣怀》中的那一段文字，也是议论玄宗开边的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等的攻吐蕃。“破林胡”，如安禄山、张守珪等的攻契丹（契丹即战国林胡地）。攻取岂无胜负？边将为了邀功，只献捷而掩败，所以说“不云输”。驱百万之众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偿百夫之命，所以说“负百夫”。“元和”，太平和乐的气象。
《庄子·大宗师》：“以天地为大炉。”“无和辞大炉”是说天地间失却和平气象。浦起龙说这一段是“带述明皇黩武，指出盛衰聚散关头”。这两首诗都作于安史乱后，这里写的虽说是当年他们在宋中登览时的所见所感，总免不了搀杂着许多后来的认识和见解。这就是说，他们当时不大可能那么明确地意识到这就是“盛衰聚散关头”。但是，他们都是关心国事、感觉敏锐的诗人，既已见到因皇帝黩武、边将邀功造成公私劳费、民疲兵困的严重后果，他们不会不有所感触、有所忧虑、有所议论。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以与契丹作战有功，拜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其后部将败于契丹余部，他不但不据实上报，反而贿赂派去调查真相的牛仙童，为他掩盖败绩。高适《燕歌行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所咏即此事。张守珪先平东北边患有功，本当受赏。但所遇殊隆，显见上有开边之意，则滋下邀功之心，以致发生欺诈、贿赂等不法情事。诗人不以为然，所以《燕歌行》首段“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云云，貌似赞扬，实含讽意。接着写骄兵出征声势：“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写将军骄奢淫逸、不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于前方酣战中作乐：“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莫不为了生动地说明“力尽关山未解围”、久战失利的根源在于主帅“身当恩遇恒轻敌”，在于将士离心，在于上“赐颜色”下“重横行”，挑动与兄弟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
中唐诗人白居易说：“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8)；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9)。”（《新丰折臂翁》）又说：“夫兴利除害，应天顺人，不为名尸，义然后动，谓之义兵。相时观衅，取乱侮亡，不为祸先，敌至而应，谓之应兵。恃力宣骄，作威逞欲，轻人性命，贪人土地，谓之贪兵。兵贪者亡，兵应者强，兵义者王；王之兵，无敌于天下也。”（《策林》四十三）其实，因“欲求恩幸立边功”而用“贪兵”的现象，不须有待于“天宝宰相杨国忠”，如前所述，在开元年间李林甫执政时早就有了。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10)。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傔人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又载：“（开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知前一年西北边境已经发生过上黩武下邀功的不义事件。由此可见《燕歌行》所讽，既非泛指，又不只局限于张守珪一事，而具有较深广的现实内容。《燕歌行》作于高适偕李、杜漫游宋中前几年，高适早已对边事有所感讽了。这诗末段“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谓战士愿在李广（或李牧）那样的名将率领下为安边而死节，但决不愿在不义战争中为“顾勋”而又无能之辈苦战。这足见诗人并未歪曲广大士卒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对战争也并非一概加以否定，而有义与不义之分、拥护与反对之别。李白的《战城南》说：“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萧士赟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这诗大概也作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他们三人在宋中游览时，除了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还常为时政、边事萦怀。
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说：“倾晖速短炬，走海无停川。冀餐圆丘草，欲以还颓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烟。骏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邀遮相驰逐，遂出城东田。一扫四野空，喧呼鞍马前。归来献所获，炮炙宜霜天。出舞两美人，飘飖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冀餐圆丘草”二句讲的就是杜甫《赠李白》“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中所提到的来此求仙的事。这诗当作于这次来梁宋时。时光易逝，仙实难求。人生无常，不如及时行乐。这是李白一生中常发的感叹，这时由于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更带有发牢骚的意味。这诗就思想和艺术而论，写得都不算很好。值得珍贵的是，它不是回忆，而是当时有关他们游踪的较详细的记录。他们一早便结伴携徒，跨马控弦，在孟诸泽一带打围射猎，郊野禽兽为之一扫而空；日暮归来，置酒单父东楼，各献所获，炮炙佐酒，一边观看官妓表演歌舞，通宵达旦，乐不知疲，可见他们纵情游乐的豪兴。三个漫游诗人，哪有这么大的排场？原来是有当地官府做东道主。高适《宓公琴台诗序》说：“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赋诗三首：首章怀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贱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继子贱之理。”琴台在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单父县属宋州。据此可见宋州太守是李某，单父县令是崔某；而李、杜、高三诗人所参加的游猎、欢宴活动，都是李太守、崔县令他们张罗、主持的。高适集中有《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猎海上》《同群公题郑少府田家》《同群公题中山寺》《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等诗，所谓“群公”，指的当是包括李、杜在内的这一大群四出漫游的州县长官和他们的宾客。《同群公出猎海上》说：“畋猎自古昔，况伊心赏俱。偶与群公游，旷然出平芜。层阴涨溟海，杀气穷幽都。鹰隼何翩翩，驰骤相传呼。豺狼窜榛莽，麋鹿罹艰虞。高鸟下骍弓，困兽斗匹夫。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失之有余恨，获者无全躯。咄彼工拙间，恨非指踪徒。犹怀老氏训，感叹此欢娱。”“层阴涨溟海，杀气穷幽都”，犹如杜甫《昔游》中所说“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写的是远景。他们实际上是在孟诸泽畔深林里打猎：“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题中的“海”字，不过极言大泽的浩瀚而已。知道李、杜他们曾经随同大队人马在孟诸泽畔打过猎，再回头来读杜甫《昔游》中“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这两句诗，就自会懂得这并非一般的写景，而是当时射猎情状的片段回忆。《新唐书·杜甫传》载：“（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即概述其事。
三 “方期拾瑶草”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此行既然是为求仙，等到在宋中与李白、高适诸人纵意游乐之后，杜甫还是渡过黄河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去了。高适也在此先后离梁宋南游入楚，李白很可能同杜甫一道去寻访华盖君。杜甫晚年写的《忆昔行》追述此行说：“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幺么。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太平御览》引《名山记》说：“王屋山有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可见华盖君住持的道观是在王屋山。李、杜长途跋涉来到那里，不料华盖君已死，弟子大多四散，只有少数几人留在白茅盖的道观里。卢老当是华盖君的大弟子，见李、杜来了，就出来迎接，还特意开了封锁已久的华盖君修行炼丹的静室，让他们凭吊致意。室内衣物上沾着捣药的微尘，散发着余香。阶前炼丹炉早已停火，只剩下一膛死灰。黄昏日暮，观外传来松风声、涧水声的和鸣，还夹杂着青兕、黄熊的啼叫，空山幽谷，更显得分外凄凉。这种景象，对于他们这两位热烈、虔诚的求仙访道者来说，该是一瓢降温的冷水，可是他们一时并未从求仙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杜甫的《昔游》又说：“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闻一多按云：此言梦寐恍惚，如见道士跨鹤降于天坛也。旧注非是）。晨溪响虚，归径行已昨。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可见他们当时求仙之心确乎十分迫切，曾通宵匍匐在石阁之下，希冀出现奇迹，能有神仙跨鹤下降，授以金丹妙诀。这不过是幻想，他们最后还是失望地离此而去。朱鹤龄说：“华盖君既不得见，于是含凄天坛，怅望匕药，而复为东蒙之游焉。‘东蒙旧隐’，即（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故人昔隐东蒙峰’者也。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其时之伏事者，则董先生，即衡阳董炼师也。”《舆地纪胜》载，董奉先，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董炼师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是其后几年的事(11)，当时他大概是在东鲁，所以杜甫他们不久就往东鲁去寻访他。
李阳冰《草堂集序》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订李白受道箓事在这年（天宝三载）。如果李白确曾偕杜甫同往王屋山访华盖君，则此事当在这年秋冬之际自王屋来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之后。李白的《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即记此事。据李白《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道箓临别留赠》，得知他是先去安陵（今河南鄢陵县）请道士盖寰代他造好道箓，然后到济南由道士高如贵在紫极宫（天宝三载三月改称诸郡玄元庙为紫极宫）正式授予。这样，李白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了。所以他在《草创大还》诗中就郑重其事地宣称：“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关于道教徒受道箓的繁文缛节，《隋书·经籍志》记述甚详：“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用朱写在白绢上），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以绳束茅为之）以为限域。旁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或一周或两周）。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像李白这样狂放不羁的人居然受得了这一番煞有介事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能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出自一种虔诚的宗教热情和迷信。(12)但考虑到这事所发生的时期，不能不说这多少与李白当时的政治遭遇和心情有关。这正如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所说：“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橦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创造条件，利用条件，李白居然以布衣身份为皇帝礼聘入宫，待诏翰林，“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际遇之盛，可说是无以复加了。岂料不久即遭谗见放，满怀希望，顿化泡影。这就是范传正所说的“千钧之弩，一发不中”。“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经过政治上这样的大起大落，李白所受到的打击无疑是极其沉重的。这就更加促使他借饮酒吟诗，借求仙学道以排遣他内心巨大的孤忿和苦闷，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李白也确乎迷信道教，妄想服食灵丹而羽化飞升，如说：“安得生羽翼，千春卧蓬瀛？”（《天台晓望》）“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其四）“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题雍丘崔明府丹灶》）而且他还真的去炼过丹：“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13)，腰垂虎鞶囊。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所以范传正说他“好神仙非慕其轻举”，是与实际不符的。但是，反过来以为这只是煞费苦心的辩护，以为李白的饮酒、作诗、好神仙，只不过是他生性认真的表现：他想做官，很认真；饮酒，很认真；作诗，很认真；好神仙，也很认真（见《李白与杜甫》）。这岂是知人之言？要是说到认真，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该是最认真的了。但是，假若彼埃尔当时不是正处于怀疑妻子不贞、在决斗中打死情敌的巨大心灵震动和情绪风暴中，能设想他会愚蠢地去忍受宗教团体共济会那酷似受道箓的、可怖可笑的入会仪式的作弄吗？托氏所描写的仪式，是根据他在莫斯科卢密安采夫博物馆所看到的书籍与手稿。一八六六年秋，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喝过咖啡，我到卢密安采夫博物馆，坐到三点钟，阅读很有趣的共济会的手稿。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阅读使我丧气，整天不能释然。使我痛心的是，所有的那些共济会员都是傻瓜。”(14)何止那些共济会员，所有的宗教迷信家全是些傻瓜，这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托氏为什么偏要把他心爱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彼埃尔写成这样的一个傻瓜。我看，他之所以这样写，恐怕主要是服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以生活真实的逻辑为依据的艺术真实的逻辑。李白和彼埃尔，既有古今中外之别，又有历史人物和艺术典型之分，将二者相提并论，未免不伦不类，但也多少有助于理解李白当时何以甘受那种极愚蠢可笑的宗教仪式的作弄。如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不妨再作这样的假设：李白固然是百事“认真”的了；要是当时他已“认真”地做起官来，即使他依然迷信神仙，彼时彼地他还会“认真”地去受道箓么？
四 “坡陀青州血”
天宝三载年底或四载初，当李白在齐州（今济南）紫极宫受道箓前后，杜甫也来到了齐州。当时李之芳正在做齐州司马。天宝四载夏天，正在做北海（即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太守的李邕从北海来齐州。杜甫常跟他们在一起游赏宴会，写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等诗篇。这都是些酒筵之上的应酬诗，写得也平常，只前首“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较为人所传诵。历下亭今名客亭，在济南大明湖，因历山得名。亭上有清人何绍基写此一联，惟“海右”二字改为“历下”。李之芳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安禄山反，他自拔归西京。《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原注说：“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驾部员外郎为兵部尚书属官，故称“尚书郎”。
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说：“吾宗固神秀，体物写谋长。”称李之芳为“孙”为“吾宗”，知李之芳是李邕的族孙。李邕来齐，新亭初建，乃欢会于此。李邕是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15)，《昭明文选》注家李善的儿子。武后长安年间，李峤、张廷珪举荐他词高行直，拜左拾遗。宋璟奏武后的内宠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武后初不应，李邕便在阶下抗言赞助，武后只得接受了宋璟的请求。事后别人问他：“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他说：“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这话最能见出他的思想、性格。他是个敢讲话、不怕死的勇敢分子！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说：“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即指此。中宗昏庸，即位后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上书力谏说：“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这话说得很尖锐、很透彻、很幽默，也很大胆。李邕敢于讲话，不光坏人嫉恨他，就是一些较好的执政也很讨厌他。开元三年，他任户部郎中，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事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后征为陈州刺史。开元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他汴州谒见，累献词赋，很中皇帝的意，于是颇自矜衒，自吹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很厌恶他；不久陈州赃污事发，减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后在岭南从中官杨思勖作战有功，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李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人们都称道他能文、善养士，是贾谊、信陵君一流人物；却为执政所忌，剥落在外。他的名声很大，后进不识，每聚于京洛道路上观看，以为古人；或传他眉目有异，士大夫都争相寻访。后又为人中伤，始终不得进用于朝。天宝初，前后做过汲郡、北海太守。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七四六），奸赃事发。又曾赠左骁卫兵曹柳马一匹，柳因“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罪下狱，吉温令柳供出李邕与此案有牵连。六载（七四七）正月，朝廷差员驰往北海，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余。李邕早年即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朝中官员和天下寺观多备重金去求他的文章。前后所制凡数百篇，收到的馈赠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卖文获财，没有比得上李邕的。李邕虽是古代最大的稿费收入者，由于他性好豪侈，交游又广，开销很大，这点稿费和俸禄当然是远远不够他花销的。因此史传记载他曾经犯过两次贪污案，这当是实情。李邕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名士，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敢于仗义执言等），而可非议之处亦复不少（如生活豪侈、纵求财货等）。这些都不必苛责，也无须偏袒。至于说到他的死，毫无疑义，则是当时一大冤案。因为通过这一案件有助于了解当时日益恶劣的政局，不妨稍加介绍。
原来赞善大夫杜有邻有个女儿做了太子良娣。良娣的姐姐就是左骁卫兵曹柳的妻子。柳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荐于北海太守李邕，李邕与之订交。柳到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柳跟他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们。天宝五载，柳散布流言蜚语，控告他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指批评皇帝）。权奸李林甫教他的爪牙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审讯此案，查出柳是首谋。吉温指使柳将王曾等也牵连进去。这年十二月，杜有邻、柳和王曾等皆被杖死，积尸大理寺，妻子流远方；中外震栗。李林甫又遣派他另一爪牙监察御史罗希奭往山东，于六载正月分别将李邕、裴敦复杖死。——这不是件孤立的冤案，而是李林甫为了巩固个人权势、打击异己力量的大阴谋中的一环。案：一、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以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数，凭借宦官、宠妃之力以进；从此开始入阁。二、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终于得逞。二十四年（七三六），以张九龄为右丞相，罢政事；以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卧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绝矣。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蹊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三、二十五年（七三七），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玄宗怒，命左右㩧于殿庭，气绝复苏；流瀼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说：“子谅，张九龄所荐也。”贬张九龄荆州长史。四、李林甫做宰相时，凡才望功业超过他和为皇帝所看重、势位将威胁他的，他必千方百计搞掉他；尤忌文学之士，或表面上跟他好，用甜言蜜语笼络他，而暗中陷害他。所以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例如天宝元年（七四二），他得知玄宗有想用严挺之的意思，当时严挺之正在做绛州刺史，他就假装关心，对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说：“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请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挺之照他说的那样做了，他又对玄宗说：“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玄宗听了叹息很久，就授以詹事散职，让他在东都养病。这一类暗中捣鬼的例子很多，不赘述。五、李林甫除了暗中捣鬼，还收买爪牙，对那些不依附于他的人大搞政治迫害。天宝四载（七四五）前不久，有人荐吉温于李林甫；李林甫得之大喜。吉温常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当时又有杭州人罗希奭，为吏深刻，李林甫提拔他当了殿中侍御史。这两个家伙都能根据李林甫所要达到的深浅程度，锻炼成狱；凡遭受他们暗算的没一个人能逃脱得了，时人谓之“罗钳吉网”。从此以后，冤狱就层出不穷，而杜有邻、柳一案就是其中最大、牵连最广的。此案有关人犯处死后余波犹未平息。六载，李林甫又奏请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16)（此二人皆为李林甫诬告“结谋欲共立太子”，经吉温等罗织、进谗遭贬）等死。罗希奭往青州处死李邕后又去岭南，沿途杀遭贬的官员，郡县惶骇。原左相李适之因与李林甫争权有隙，牵入韦坚一案，贬宜春太守。御史排马牒(17)到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先天二年，王琚曾助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有功，拜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天宝后为邺郡太守。王琚和李邕一样，性豪侈，喜欢摆老资格，李林甫恶其负材使气，就借赃污事把他贬为江华司马。罗希奭至江华，王琚仰药不死；一听见他已到县，就自缢了。睢阳太守裴宽为李林甫所忌(18)，也牵入韦坚一案，贬为安陆别驾。
《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尝梦一白皙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可见他担心别人抢他的相位，竟到了疑神疑鬼、梦魂不定的地步。——罗希奭又绕道过安陆，要杀裴宽，裴宽向罗希奭叩头求生，罗希奭不宿而过，乃得免。李适之子李霅迎父丧到东都，李林甫令人诬告李霅，杖死于河南府。李林甫恨韦坚不已，因韦坚曾为江淮租庸转运使，便遣使沿黄河和江、淮一带州县搜求韦坚的罪状，抓了许多押船的小吏和船夫，牢狱里都关满了人。到处搜捕逃犯，邻里也受到牵连，都裸露死于公府。这场大祸，到李林甫死了才止住。看了以上的简要叙述，不须剖析，玄宗的昏庸、李林甫的歹毒、当时反动势力的猖狂和政治局面的黑暗自明。李邕的死，决不是孤立的寻常冤案，而是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为剪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而长期策划的一连串政治谋杀之一。曾被讥讽是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常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在明哲保身的人看来，不知韬光养晦难免遭忌，但这话也说明正因为他是“难与争锋”的“干将、莫邪”，李林甫才深感是对自己势位的威胁，所以就设法把他除掉的啊！《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像李邕一样，李适之、王琚、裴宽、裴敦复、韦坚等等，都被李林甫视为劲敌，成了他魔掌中的牺牲品。
李邕被杖杀的惨剧，就发生在杜甫与李邕、李之芳等在齐州游赏宴会后两年。
杜甫两年后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提到王翰，自会想起他的名篇《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少豪荡，恃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唐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中进士，又举超群拔类科。张说当政，召为秘书省正字，擢驾部员外郎。张说罢相，他被贬为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纵禽击鼓作乐。再贬为道州司马，卒。文士祖咏、杜华等常跟他在一起游赏。杜华的母亲崔氏说：“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上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可见他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一般人以能与王翰为邻为荣，杜甫青少年时期，王翰却自愿与他为邻，足见他的不凡。《新唐书·杜甫传》说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前两句指齐州再遇陪宴历下亭事。此时既说“重叙东都别”，“李邕求识面”定然是前几年在东都的事。那么，这次再遇，这一老一少，可算得是忘年的旧知交了。诗中接着追述了杯酒言欢之余李邕跟他纵论了前辈名家诗文，赞扬杨炯诗文雄健，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尤其感谢对他祖父杜审言诗作的高度评价：“论文到崔（融）苏（味道），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杨炯）雄，未甘特进（指李峤）丽。……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参看本书第一章有关论述）对李邕的冤死及其身后的荒凉，他是很悲愤、很感叹的：“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日斜鸟入，魂断苍梧帝。……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王嗣奭说：“此老才名甚盛而死极惨，公痛之甚，故既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断苍梧帝’，又云‘事近小臣毙’，又云‘坡陀青州血’，不觉其言之复也。”李邕的死，对他的震动是很大的。这无疑有助于他今后逐渐看清现实政治情况。
有人据李白《上李邕》“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断言李邕“独与李白性情不相投合”。这诗不妨作如是观，但解作是李白对李邕诉说衷肠、慨叹自己不为世俗大人先生所重，也未尝不可。(19)其实李白对李邕的冤死也是极其愤慨、极其同情的：“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裴尚书指裴敦复，他与李邕皆坐柳事同时杖死，所以这里与李北海并举。虽无文字记载，当杜甫、李邕在齐州再遇的那会儿，李白既然也在那里，而且二人并无恶感，不见得他就没去看李邕，没参加过任何一次宴会。前年冬天我游大明湖，想到历下亭去看看，可惜找不到渡船，曾写了首七绝发思古之幽情说：“筵开北海引杯长，座客都输太白狂。欲觅遗踪乏舟楫，孤亭宛在水中央。”我是想象李白当年也是在座的啊。
杜甫有《暂如临邑至㟙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诗：“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㟙山”当是“鹊山”之讹。临邑（今山东临邑）在齐州北百五十里。鹊山湖在州北二十里。去临邑当经过鹊山湖。历城东门外有历水流入此湖。第三章已经提到他的弟弟杜颖在临邑做主簿。这次他暂离齐州去临邑，当是去探望杜颖。这诗首联说在湖边“野亭”“高林间”下马暂歇。颔联写湖上景象。“词伯”指“李员外”之芳。“青关”即青州穆陵关。颈联说李之芳暂不同游，令他不觉极目远望而怀念青关。可见李之芳这时正在青州。所以尾联有盼他早归齐州之意。案：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题下原注说：“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首二句“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其下原注说：“亭对鹊山湖。”既说“隐见”，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也说“巨壑眇云庄”（“巨壑”指鹊山湖，“眇云庄”谓远眺湖边庄舍渺在云间），可见筑在“历下古城”的“新亭”离州北二十里的鹊山湖很远。再看这诗：题中明明说是“㟙（鹊）山湖亭”而非“对鹊山湖”之亭。诗中又明明说这“野亭”（哪有称官场中人所筑“新亭”为“野亭”的？）“逼湖水”而非“隐见清湖阴”，所写之景“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是近在眼前而非“巨壑眇云庄”那样远在天边。可见旧注以为“野亭”即“新亭”，并从而推断杜甫“暂如临邑，先至湖亭别李员外之芳，李适往青州，因而奉怀”（卢元昌注），或说“疑公将往临邑，中道抵历下登新亭，因怀李之芳”（王道俊《杜诗博议》），都不可信。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杜甫往临邑去看望弟弟，跨马出了齐州城，走了二十多里，来到鹊山湖畔，见有“高林”“野亭”，便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下。想到当日登临“新亭”，此湖仅隐约可见。今日对此一派湖山壮丽景致，可惜李员外远在青州，不能同来游赏。“率尔成兴”，便写了这诗，抒发怀念之情，并盼他早日归来。——这难道不更合乎情理吗？李之芳去青州，大概是专程去送他年迈的族祖李邕回去。等到杜甫从临邑回到齐州时，恐怕再也不能陪李邕为诗酒之会，再也见不到这位最赏识他的文坛老前辈了。
五 “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
杜甫在临邑杜颖那里盘桓了一些日子，这年秋天，他再次来到前几年的旧游地兖州（天宝元年改称鲁郡）。李白《寄东鲁二稚子》说：“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太平广记》载：“李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据此知李白有家寄住在鲁郡任城县（今山东济宁）。李白这时早已到家，杜甫想是应约前来，二人相偕游览，关系更是密切。杜甫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就很好地表达了他俩之间纯真的友情，记下了当日愉快相处的生活片段：“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李白诗中称“龟阴”“东山”，这诗称“东蒙”，其实指的都是鲁郡一带。(20)“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杜甫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寻范十隐居之事，李白亦有诗记述说：“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城壕失往路，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他筵不下箸，此席忘朝饥。酸枣垂北郭，寒瓜蔓东篱。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落笔往往不着边际的浪漫主义大师李白。——清秋雁过，日静无云，心头涌起无名的惆怅，正不知往何处去排遣。忽然想起兖州城北那范十的幽居(21)，不觉兴起，便拉着杜甫匆匆出发。哪知出得城来，马在荒坡里迷了路，把我摔落在苍耳丛中，给扎得够呛，也顾不得我那件华贵的翠云裘了。总算到了范家，范十见我这副狼狈相，把臂大笑，说认不出我是谁了。（苍耳就是葈耳，也叫卷耳，苍耳子能入药。别看苍耳子多刺扎人、粘人衣，挺讨厌，苍耳的嫩苗倒是很可口的野菜呢！）范十马上为我们置酒办饭，摘了我这酒客最爱吃的秋蔬炒了，其中就有刚才跟我作对的苍耳苗，还端出大盘经霜刚收藏的梨子(22)给我们下酒。我这人吃腻了山珍海味，别的什么酒筵我懒得伸筷子，这一席却很对我的胃口，吃饱了喝足了，恐怕明朝也忘了饿呢！北郭城墙上满是果实累累的酸枣刺(23)，篱笆上爬着藤蔓挂着秋瓜。面对这荒凉的景色又干了几杯，独自吟咏着陆机的《猛虎行》词：“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驶，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24)眼下暂且同朋友们欢聚一个短时期，长远的目标则相约在永恒的仙境再见。(25)我既然被政治的旋风簸荡人间，采取“谑浪笑敖”(26)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这对我是最合适了。喝个痛快我们上马回去吧！晋代的山简经常在襄阳高阳池喝得烂醉，虽说还能骑马，可他那倒着接䍠醉似泥的模样真可笑。我这会儿不是比他强多了么？——李白也很少像这样用写实的手法作诗。这诗写得很亲切、很真诚，不仅再现了他的行动举止、言谈笑貌、风度神态，也坦露了内心深处的彷徨、懊恼和难以忍受的悲愤。前面提到了杜甫的那首《赠李白》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诗当作于二人在鲁郡再次见面时。看了李白在前诗中为自己所摄取的生活剪影，不是更感到“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两句，确乎抓住了他当时给人最主要的印象特征了吗？抓住一个人最主要的印象特征，并不等于真正了解他。我想，杜甫读了李白那首寻范居士的诗，自会加深对李白的了解的。“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这简直可看作李白对杜甫提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一问题的答复。诗中还提到了《猛虎词》，要是杜甫当时知道这指的就是陆机的《猛虎行》，要是他曾细细琢磨过这诗的主旨和李白吟咏这诗的心情，那他就应该更懂得李白，虽说他们一个初出茅庐一个饱经沧桑，在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除了范居士，他们还访问了隐居于东蒙山的元逸人(27)（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和董奉先炼师（《昔游》：“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杜甫来鲁郡的主要目的是寻访董先生学修道炼丹。既说“伏事董先生”，“尚忆同志乐”，想必与李白等“同志”曾随董炼师在修行静室、炼丹炉旁参悟、见习过一番。《抱朴子》说：“道术诸经，可以却恶防身者，有数千法，如含景藏形等，不可胜计。”又说：“诸大符出于老君，其中有青龙符等，行用之可以得仙。”杜甫说元逸人这时“已佩含景苍精龙”，可见他也是个修道学仙的隐者。杜甫他们去年往王屋山访华盖君，岂料华盖君已死，只得转寻董炼师。这次董炼师倒是见到了，也学了学修道、炼丹，但从《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的话看来，他们不辞辛苦、辗转千里、梦寐以求的“金匕药”还是没有得到。杜甫当时正处在盛年，他自幼怀着“窃比稷与契”的壮志，一心渴望大展宏图，他这一阵子之所以热衷神仙，除了受时尚和李白的影响，主要是出于“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对世俗社会的不满和愤激。折腾了多时，道术不成，丹砂未就，一时的感情冲动过去了，热忱冷了下来，两年来求仙学道的活动自然会马上结束，从“事幽讨”的“山林”转过身来，重新走上通向朝廷、企求“致君尧舜上”的道路。《赠李白》一诗，表露了杜甫对这一短暂漫游求仙生活意义的怀疑，并想引起李白足够的注意，认真考虑他今后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道路，足见他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迷途知返的。前面已经论到，由于杜甫年轻识浅，对李白这样一位身经大变故、心藏大矛盾、情绪正处在大震荡之中的年长好友知之不深，因此他对李白的规劝即使发自肺腑、盛情可感，但在李白看来，未免显得稚气而一笑置之。不久，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卓越的伟大诗人，就结束了他们短暂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如兄似弟的欢快生活，怀着对这一段共同游历的最美好的回忆和惜别深情，各奔前程，永远地，永远地分开了。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说：“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石门山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北。(28)此地石峡对峙如门，峡后有峰，峰顶有泉，流入溪涧，往往形成瀑布，景致颇佳，又是杜甫旧游地，附近还有他们相识的人，所以李白诸人就聚集在这里饯别杜甫。这诗说他和杜甫前在齐州醉别，不久又来兖州相会，遍游此间各处名胜(29)，彼此都很愉快。今日分离，但不知何时能重来这里开筵欢聚？泗水秋波渺渺，海色辉映着徂徕山，美景现虽共赏，转眼便随车远去，各自东西。临别依依，且再为可珍惜的友谊干此最后的一杯！——李白惜别之情是深沉的。“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值得惋惜的是，这愿望终于落空了。
杜甫走后不久，李白来到沙丘（今山东临清县），客居寂寞，更觉相思，就写了《沙丘城下寄杜甫》说：“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友朋雨散，音尘莫接，寄旅沙丘，无所事事。城边古树，日暮秋声瑟瑟，情境分外孤清。“鲁酒薄而邯郸围”（《庄子·胠箧》），“鲁酒”含有薄酒的意思。齐歌则向来有名。薄酒喝了不醉不能解愁，心境不佳歌白唱得很动情。他因思念杜甫而无心饮酒、听歌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幹《室思》）李白也好用滔滔不绝的流水比喻一往情深的相思或别意，如《寄远》“相思无日夜，浩荡若流波”，《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等等。(30)这里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虽然也是这么写，但由于感情充沛、感受深切，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达，令人读了并无雷同之感。文艺创作当然要讲究构思和表现的新颖，切忌雷同，但也不可理解得过偏，过于绝对化。并无真情实感，一味逞奇斗怪，以至于出乎常情常理，非常人之所能解，如此新，虽新何补？貌似陈熟，而陈中见新，情溢于辞，感人至深，如此陈，虽陈何害？叶燮在《原诗》中写道：“夫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以愚论之：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陈熟、生新，二者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而不可也。若五内空如，毫无寄托，以剿袭浮辞为熟，搜寻险怪为生，均为风雅所摈。”又说：“李贺鬼才，其造语入险，正如苍颉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贞曰：‘长吉师心，故尔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过则凡，老过则稚，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余尝谓世贞评诗，有极切当者，非同时诸家可比。‘奇过则凡’一语，尤为学李贺者下一痛砭也。”这些意见都很可取。论陈熟、生新的辩证关系和诗的优劣最终须取决于内容，更是中肯。李贺属中唐韩愈、孟郊一派，作诗讲究构思，多有佳作，其生新可救平庸、陈熟之病，但因夭折过早，阅历有限，所作内容不深，艺术亦未臻成熟，若强调过当，学习过偏，难免流于险怪、艰涩。“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要注意学习古今中外种种新颖的构思和艺术表现，但是，千万可别忘了在生活中获得真情实感，也不要把生新、陈熟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前面所举李白不避陈熟仍见新意的诗句，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歌德说：“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么，某个诗人作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又说：“（拜伦受到无理攻击时）应该说，‘我的作品中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费力来另作一首呢？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旧约》中的《约伯记》，这也是很恰当的，我应该由此得到的是赞扬而不是谴责。”（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这话讲得很大胆，有魄力，富于启发性。我想，这是歌德老人在鼓励文艺家们只管努力表现他们在生活中深切感到的最好最美最有意义的东西，无须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唯恐触人犯规；而决非故设遁词，为抄袭和雷同开脱。
李白四年前随吴筠隐于剡中，他就是从剡中被征聘入朝的。后来他遭谗放还，在梁宋、齐鲁等地览胜寻幽，痛饮狂歌，炼丹受箓，满腔孤忿，稍稍得以发泄；去秋高适他往，于今杜甫又去，高卧沙丘，客怀寂寞，便不觉思念起剡中风物，动了南游之念了。无论未来之前或到过以后，李白对剡中总是不胜神往的。他集中写到剡中的诗篇不少，例如《秋下荆门》说：“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他当时正满怀希望，想借隐逸求仙以平步青云，当然不会欣赏张翰的莼鲈之思），自爱名山入剡中。”又如《东鲁门（在兖州城东）泛舟》其一说：“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其二说：“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等等。如果说前一首表示了他对剡中的向往，后两首写这两年在兖州时经常不忘剡中之游，那么，这一时期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倾泻了李白处于极端苦闷中所爆发出来的对剡中如饥似渴的思念和对朝廷权贵的莫大鄙弃：“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就像他不久前和朋友饯别杜甫一样，他接着也被朋友们或在石门，或在尧祠，或在东鲁门，频斟蚁酒，高唱骊歌，依依地送走了。为了让剡溪、镜湖荡漾的渌水澡雪精神，为了让熊咆龙吟、列缺霹雳消除郁闷，为了让洞天仙境寄托理想，他毅然决然地独自南行，去重寻旧梦，而将家室，将“字平阳”的“娇女”、“名伯禽”的“小儿”留在东鲁，留在他深情的回忆和怀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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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人为吴指南，其事详见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2) 原注：“代陇上健儿陈安。”这当是泛拟乐府歌辞，非实写某将。前后所引乐府或古风诗句，皆抒向往之情、有言志之意。
(3) 王琦《李太白年谱》说：“按李白之召见，《旧唐书》以为吴筠荐之，《新唐书》以为贺知章言之，新书盖本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疑当时吴筠荐之于先，贺知章复言之于后。”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白久居峨嵋，与丹邱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师即玉真公主。玉真公主曾至司马承祯所居修金箓斋，与王远知这一道派关系很深。
(4) 杜甫《饮中八仙歌》以贺知章、汝阳王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为“八仙”，无裴周南。
(5) 《汉书·孔光传》：“或问（孔）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这里是用典，暗示李白醉中有泄密的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说：“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彊彊。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容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毐亦淫荒。䗖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贵妃与禄山淫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朝阳’之句，何足深怨也。”《雪谗诗》讽意甚明，但洪迈的这一猜想却嫌证据不足。
(6) 其事《旧唐书·李白传》记载得最简单：“（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新唐书》本传较详：“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数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乐史《别集序》更加细致而近小说家言：“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钟泰华《文苑四史》载：“《唐书》曰：‘玄宗召李白草《白莲辞》，使太真捧砚，力士脱靴。’”王琦按：“今《唐书》无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说，钟盖误引耳。”《唐国史补》载：“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令高力士脱靴，上令小阉排出之。”《酉阳杂俎》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同记高力士脱靴一事，各有异同。可见事或有之，而传闻失实。
(7) 以上所引，见《古风》其五十一，《书情赠蔡舍人雄》，《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其二十四、其四十六、其十八、其十五，《梦游天姥吟留别》诸诗。
(8) 自注：“开元初，突厥数寇边。时天武军牙将郝灵荃出使，因引特勒回鹘部落，斩突厥默啜，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期年始授郎将。灵荃遂恸哭呕血而死也。”
(9) 自注：“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构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前后发二十余万众，去无返者。又捉人连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禄山得乘人心而盗天下。”
(10) 崔希逸袭吐蕃事，新旧《唐书·玄宗本纪》均谓发生在三月。这年秋，王维奉使出塞宣慰崔希逸，途中作《使至塞上》《出塞作》等诗。
(11) 《忆昔行》说：“秘诀隐文须内教，晚岁何功使愿果。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柁。”《昔游》说：“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胡为客关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虽悲发鬒变，未忧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朱鹤龄说：“汉武移南岳于霍山，故衡霍之称相乱。‘杖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即《忆昔行》：‘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浮早鼓潇湘柁’也。”这是大历二、三年（七六七、七六八）杜甫作这两首诗时说他将往湖南访董炼师，非指回忆当年而言。
(12) 可参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
(13) 郭沫若考证“豁落图”即是道箓。
(14) 见《战争与和平》毛德英译本注。
(15) 杜甫《八哀诗》书“江夏李公邕”，系指其居住处而言。今武昌的洪山庙，传最早为李邕旧宅所改。仇注：“《世系表》：后汉会稽太守高阳侯，徙居江夏，遂为江夏李氏。其后元哲徙居广陵。元哲生善，善生邕。亦题曰‘江夏李公’，诗又云‘江夏姿’也。”
(16) 韦坚为太子妃兄，天宝元年领江淮租庸转运使，发人引浐水作“广运泽”，二年而成，通江淮漕运至京城，为玄宗所重，遂有入相之志。李林甫跟韦坚有点亲戚关系，开头还要好；一旦成了政敌就不饶他了。先做成他升了刑部尚书的美官，实夺其权，然后又使人诬告他与边将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贬韦坚为缙云太守，再贬为江夏员外别驾，贬皇甫惟明为播州太守。
(17) 御史所过，沿路郡县给驿马，故未至先有排马牒。
(18) 裴宽曾为户部尚书，素为玄宗所重，李林甫怕他入相，天宝三载，指使刑部尚书裴敦复抢先告他徇私舞弊，贬睢阳太守。天宝四载，以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因裴敦复平沿海战乱有功，受到玄宗的嘉奖，李林甫又陷害裴敦复，坐裴敦复逗留不赴任罪，贬淄川太守。
(19) 萧士赟说：“此篇似非太白之作。”这倒未必。我看像是他早年的作品。
(20)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公诗曰：‘余亦东蒙客’，白《寄东鲁二稚子》诗曰：‘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忆旧游寄元参军》诗曰：‘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曰东蒙，曰龟阴，曰东山，实即一处。《续山东考古录》：‘《元和志》以蒙与东蒙为二山。余谓蒙在鲁东，故曰东蒙。……今天又分东蒙，云蒙，龟蒙三山；惟《齐乘》以为龟蒙二山，最当。……合言之曰东山，分言之曰龟蒙。’”
(21) 《居易录》：“鲁城北有范氏庄，即太白访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者。”
(22) 《齐民要术》：“藏梨法，初霜后即收。”
(23) 酸枣树，也就是棘，野生，北方各地都有，多生在山坡和城垒间。似枣木而皮细，木心赤色，叶茎俱青，花似枣花，八月结实，紫红色，似枣而圆小，味酸。
(24) 《猛虎行》是汉乐府相和歌平调曲名，古辞现存如下：“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陆机本篇言志士本来慎于出处，但为时命所迫，不容选择，结果功业无成，彷徨苦闷，有愧平生之志。这正与李白当时的境况和心情相合，席间所咏，当是这诗。
(25) 这译文所根据的原句“远为千载期”也就是他《月下独酌》“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的意思。
(26) “谑浪”出《诗经·邶风·终风》：“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用在这诗里，言外之意是，别看我狂放乐观，这是我故意装出来的，其实我内心很痛苦呢。
(27) 旧注以为此人即李白的好友元丹丘。
(28) 《居易录》：“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诗《题张氏隐居》所谓‘春山无伴独相求’、《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谓‘秋水清无底’者是也。李太白有《石门送杜二甫》诗‘何时石门路，更有金樽开’，亦其地。山麓今尚有张氏庄，相传为唐隐士张叔明旧居。张盖与太白、孔巢父辈同隐徂徕，称竹溪六逸者也。山不甚高大，石峡对峙如门，故名。中有石门寺，寺后曰涵峰，峰顶有泉，流入溪涧，往往成瀑布。”
(29) 当地最著名的游览地是兖州城南的尧祠。诗中说他和杜甫在兖州曾相偕“登临遍池台”，尧祠想必是去过的。李白这一时期写的《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诗中，就提到尧祠有“池台”之胜，风景很好，游人不断，十分热闹。如：“长杨扫地不见日，石门喷作金沙潭。笑夸故人指绝境，山光水色青于蓝。庙中往往来击鼓，尧本无心尔何苦？门前长跪双石人，有女如花日歌舞。银鞍绣毂往复回，簸林蹶石鸣风雷。远烟空翠时明灭，白鸥历乱长飞雪。红泥亭子赤栏干，碧流环转青锦湍。”又如：“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
(30) 李白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也莫不或明或暗以水深、水长譬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