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平盛世”和“太平天子”
杜甫出生的那年，唐玄宗即位。第二年（开元元年，七一三），玄宗除掉了反对他的姑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这时，被尊为太上皇的睿宗才把全部政权交给了他。他在位四十四年（七一二至七五六），主要用了开元、天宝两个年号。大致说来，开元时期（七一三至七四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很繁荣。李白说：“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四十六）这主要是唐王朝从建国以来，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教训，推行了较多的革新措施，有利于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也与开元时期政治较开明有直接关系。
玄宗即位前，亲身经历了不少政治斗争，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即位后，果断地结束了武后以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的动乱局面，先后任用了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这样一些较有远见、较有作为的人为相，励精图治，因而促使了“开元全盛日”的出现。杜甫是过来人，后来流寓成都，曾在《忆昔》诗中感慨系之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作诗难免夸大，且看《新唐书·食货志》：“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绵六两为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食货志》讲得很明白，所有这些丰富的财富，都是通过租庸调，从全国劳苦人民那里剥削来的。可见这丰硕的太平果实，主要是给朝野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所享用。但说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民的生活比较好过一些，也不尽是溢美之词，打个折扣，还是可信的。皇帝做久了，如果有些成就，难免想寻欢作乐，松快松快。唐太宗可算得是皇帝中最英明的了。但一当政局稍定，也很想兴土木、耽游猎。只是内有长孙皇后，外有诤臣魏徴，常拿隋炀帝亡国的“不远”“殷鉴”来劝阻他，又自知警惕，才幸免“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太宗语）。虽说“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往往相提并论，但玄宗终究不能跟太宗相比。
玄宗即位之初，姚崇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他口头上都表示接受，可是，有的却根本没去做，有的做了一阵，久而久之就淡忘了。太宗哪里是这样的？且拿“抑权幸”来说，对待宦官，玄宗不但不抑，反而大扬特扬。开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武后虽是女主，又宠爱二张，宦官并不用事。中宗时嬖幸很多，七品以上的多达千余人，也很少四五品的。玄宗在藩邸时很信任高力士，做了太子，奏为内给事，即位后，又因高力士在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的斗争中立功，升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此后宦官增加到三千余人，四五品以上的千余人。开元十七年（七二九）遣内侍杨思勖领兵南讨，后两年又拜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这就伏下了安史乱后宦官擅军政大权的祸根。这都是开元前十多年以内的事，还不包括开元末年倚重“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在内。也有些事是开头做了做，后来不但虎头蛇尾，还改弦易辙了。譬如开元二年，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玄宗听从了姚崇等人的意见，处理了，由是贵戚束手。这固然很好，可是后来将儿媳妇寿王妃杨氏夺过来做了贵妃，对待杨氏兄妹又是怎样的呢？至于生性爱骄奢、好追求享乐，更是玄宗做人、为政的一大致命伤。开元元年（七一三）二月，他虽还只是个小皇帝，大权仍紧握在太上皇手中，太平公主又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的地位，可是他居然有心思大酺天下，大合伎乐，并亲自陪同太上皇登门楼观看，夜以继日，一连狂欢三个多月。这充分表露了他好奢侈的心性。
玄宗儒、释、道三家并重（太宗时即如此，不过到他手上搞得更厉害些罢了），亲自注过《道德经》《金刚经》等，还主编了《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他也写诗，现存六十多首，思想内容都很庸劣，光看艺术，也只有《唐诗三百首》中所选的那首《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稍微像样些。他曾经将《尚书》“无颇”错改为“无陂”，有人说他的学问跟他的那位把“杕杜”读成“杖杜”的宰相李林甫差不多。李林甫不大会写作，全靠人“捉刀代笔”。说句公道话，玄宗的文化水平肯定比李林甫要高一些。不过，从现存的诗歌看来，此人的文学修养也很平常。文学不行，他对音乐倒很在行。《唐语林》载：“玄宗洞晓音律，丝管皆造其妙。制作诸曲，随意即成，如不加意。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气明丽，殿庭柳杏将拆。上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乎？’左右相目，将令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临轩纵击一曲，名《春光好》（原注：上自制也），神气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曰：‘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嫱侍臣皆称万岁。又尝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埃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坠下，其神妙如此。”小说家言，过于神奇，不可深信，不过他于此道确乎是很精通的。当时懂得音乐、会打羯鼓的还有宰相宋璟和乐工李龟年。玄宗曾与宋璟论羯鼓技艺甚细，他击鼓的本领也远远超过李龟年。汝阳王李琎（此人即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一仙），是玄宗大哥的长子，年轻时羯鼓也打得好：“常戴砑绢帽打曲，上（指玄宗）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乐家云：‘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赐金器一厨。”（《唐语林》）这绝技，也是玄宗训练出来的。爱好音乐，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所谓“太平天子”来说，若不自知约束，稍一放纵，其后果就不堪设想。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的教训，对唐太宗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总有所警惕。
玄宗不是这样，在他刚坐稳皇帝宝座的第二年（七一四），就兴致勃勃、迫不及待地张罗女乐：“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1)，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不要听他说得好听。他把俗乐从太常管辖的范围中划分出来，好像是怕俗乐乱了雅乐似的，其实他何尝喜欢雅乐。一次他听乐工弹琴，没等弹完，就把人家轰了出去，接着对太监说：“速令花奴（汝阳王李琎的小名）将羯鼓来，为我解秽！”他嫌传统的琴声弄脏他的耳朵。他把俗乐分出来，是另有打算的：就是要把僵化了的、索然无味的雅乐撇在一旁，单独成立皇家乐队，由他这位音乐大师当教授，当指挥，培养“皇帝梨园弟子”，排练他创作的和喜爱的乐曲，有时自己也参加演出。同时，还成立了皇家歌舞戏剧杂耍团，表演各种丰富多彩的节目。作为一个即位不久、年轻有为的皇帝，这样做很不合适。当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看不惯，都上疏谏阻，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书，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他也“嘉赏”了他们，就是不采纳，仍旧照原计划进行。除了音乐、歌舞、百戏与戏剧，他还爱好打球、拔河、斗鸡。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载，玄宗好斗鸡，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管饲养训练，其中最得宠的是号称“神鸡童”的贾昌。开元十三年（七二五）玄宗东封泰山，贾昌等带了三百只鸡随驾。贾昌的父亲贾忠是玄宗的卫士，在外病死，贾昌护送灵柩归葬长安，葬器、丧车等等都由官府从优承办。时人作歌谣讽刺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李白诗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了斗鸡者，如“路逢半鸡者，冠盖何辉赫”（《古风》其二十四）、“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行路难》其二）等，可见这故事不是毫无根据的。
玄宗本性爱奢华，开头又想励精图治，这不能不在言行上表露出严重的矛盾来。前已提到，开元二年春天，他筹建教坊、梨园时，有人出来谏阻，要他尚朴素、放郑声，他表示赞赏，却并不采纳。可是，就在这年秋天，他忽然心血来潮，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对宫廷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一道是对百官的：“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还解散了长安和东都的织锦坊（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你看他态度多么坚决，多么像过激党啊！写到这里，司马光不觉议论道：“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其实哪用到晚年，两年后他就按捺不住，准备派监察御史杨范臣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去买珠翠奇宝；好在杨范臣及时提醒他，说：“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他自己感到也有点说不过去，才收回成命。这充分表明：尚朴素的理念和爱奢华的习性经常在他内心深处交战，有时这个占了上风，有时那个占了上风，就这么互有胜负地苦斗着，终于一个彻底击败了另一个。
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玄宗前期黾勉励精图治，而骄侈之心早萌，祸乱之机已伏。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性、品质使然，也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为空前的升平景象所陶醉，日渐腐化的趋势。到了开元末年，尤其是天宝年间（七四二至七五五），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加上玄宗在位日久，变得越来越昏庸，只顾纵情声色，娱乐晚年，李林甫、杨国忠等所代表的腐朽政治势力，便乘机而起，窃据要位，败坏朝政，进一步激化了诸般矛盾，终于在天宝十四载（七五五）爆发了安史之乱，宣告唐王朝“太平盛世”美梦的破灭。这是后话。但对杜甫说来，值得庆幸的是，在他年华似锦的青年时代，恰好碰上了唐朝最繁荣的开元盛世，而且还多次从事过当时士大夫中最风行也最快意的活动：到祖国各地去做长时期的漫游。
二 盛唐漫游之风盛行
自古以来，封建士大夫，为了谋事、做官，在外旅行，也是常事。还有个别的人，如谢灵运，为了览胜，如司马迁、郦道元，为了科学考察，曾经多次专程到各处去旅行。然而，只有到了盛唐，漫游才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
盛唐漫游之风盛行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富裕，物价便宜，社会秩序安定，为漫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杜甫《忆昔》中所说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其次，水陆交通的发达，驿传制度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政令传达、官员往来和漕运的需要，也有利于常人行旅。早在隋炀帝时代，南北运河就凿通了。洛阳是南北运河的中心。从洛阳往北一段叫永济渠，中经今河南的浚县、内黄，河北的大名，山东的临清、武城、德州，河北的沧州，天津到北京。从洛阳往南一段叫通济渠（唐名广济渠），中经今河南开封，于安徽泗县入淮水。乘船顺淮水东北行至江苏淮安西南，转邗沟到扬州，于镇江对岸渡长江，入江南河，中经镇江、苏州、太湖到杭州。盛唐商业繁荣，南北水路漕运增多，对民间行旅就更加方便了。当时陆路交通也很方便，各大城市都有道路相连。初唐郑世翼《登北邙还望京洛》说：“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杜甫《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说：“两行秦树直。”《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杜甫同时人郑审有《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诗。可见秦中，尤其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驰道笔直阔广，两旁植青槐、果树，极其讲究，还有大员负责巡检。别处的道路当然不能与京洛相比，不过，既由官府经营，想也不会太坏。而且在水陆主要交通线上都设驿，负责传递公文，接待来往官员食宿，并为他们提供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每三十里建一驿舍（亦称传舍或邮舍），由驿丞掌管；为驿传服役的称为驿夫。全国共一千六百三十九驿。其中水驿二百六十所，设驿船；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设驿马；水陆相兼者八十六所。这都是公家所设。私营旅店则备有驿驴，供旅客租用。《新唐书·食货志》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私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与当时的社会风习有关。
《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云麓漫钞》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可见凭交游以扬声誉，藉干谒以求提拔，对于准备应试的士子来说，是多么重要了。要交游、干谒就须旅行。初盛唐时期求仙访道、云游五岳名山之风盛行：有野心的，可藉此沽名钓誉，步卢藏用的后尘，走“终南捷径”，渔猎富贵；仕途失意的，则全仗宗教“鸦片”的麻醉、山川胜景的陶醉，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当然也有单为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而漫游的）。
再从积极方面看，这一时期，由于要相对地澄清吏治，加强国防，就通过科举与征辟，吸收了不少有作为的人参加文武统治机构，这就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极为活跃。他们大都怀着出将入相的幻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或应举入幕，或交游干谒，或寄旅京华，或驰驱朔漠；加上南北统一，版图辽阔，大好河山，引人入胜，又有上述生活和交通方面的种种有利条件，于是漫游之风便盛极一时了。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的诗人，比杜甫大二十三岁。他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赴京应举。在此以前，曾几次出游，到过洛阳，到过扬州，到过今湖南的长沙、常德，到过今江西的南昌、赣州、石城。最北到过北京，最南到过广西。应举不第以后，为了排遣失意的苦闷，便“自洛之越”，在今浙江的杭州、绍兴、温州、乐清等地住了两三年，游览了天台、剡溪、镜湖、云门寺、若耶溪、孤屿等名胜。晚年在张九龄荆州幕，曾陪同张九龄出巡，到过今湖北的当阳、松滋等地，登过当阳楼，游览过紫盖山和玉泉。此外还有过入蜀之行。孟浩然可算得是当时的大旅行家了。据我的考据，孟浩然“自洛之越”约在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际，自吴越还乡约在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2)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甫也在吴越（主要是越）游历。杜甫晚年在夔州闭居，曾作《解闷十二首》，回忆故人旧事，其六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一往情深，语气亲切，看样子，他与孟浩然这位前辈诗人是有过交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同在越中的这一段时期，见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李白大半生过的是漫游生活，出蜀后先后游历了湘楚、吴越、齐鲁……去过很多地方。王维、李颀、高适、岑参，也都是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面与眼界都很宽阔，写过不少讴歌祖国壮丽河山、抒发豪情壮志的诗篇的大诗人。由此可见当时漫游风气之盛，以及这种风气对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
三 首游郇瑕和吴越之行
同当时大多数青年士子一样，为了开阔眼界、增长阅历，杜甫很早就开始了漫游。他第一次出远门去郇瑕（今山西临猗县），是在十九岁那年（开元十八年，七三〇）。此行详情不明，只知道他当时在郇瑕结识了韦之晋、寇锡。后来杜甫在湖南又见到了他们。这时韦之晋已经做了刺史，不久就死了；寇锡也做了御史。他的《哭韦大夫之晋》说：“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丈人叨礼数，文律早周旋。”《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说：“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都简单地提到了这段往事。冯至先生认为，那年洛水、瀍水泛滥成灾，冲毁了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灾。要是到“郇瑕地”真的是为了躲避水灾，这就难怪他感到那里有点“凄怆”了。
开元十九年（七三一）杜甫二十岁，开始往吴越游历。他的《进三大礼赋表》说：“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指的就是这事。这次漫游是从洛阳出发，乘船经广济渠、淮水、邗沟，渡江而前往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乾元元年（七五八）杜甫做左拾遗时，同僚许八拾遗回江宁省亲，他写了两首诗相送。从这两首诗中，多少可以看出他当日在江宁的交往和游览情况：“淮阴清夜驿，京口渡江航。竹引趋庭曙，山添扇枕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渺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前六句写许八南归沿途所见和抵家后情事，虽是想象，却有作者亲身经历的感受作根据。那“淮阴清夜驿”，那“京口渡江航”，那“赛城隍”的江南淫祀之风（这不禁令我想到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首末尾所加“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的自注；千百年来，南人赛神之风如故），无不给青年诗人留下了一些快意的印象。后四句写在瓦棺寺观壁画时的莫大喜悦和收获。瓦官寺(3)，晋武帝时建，以所在为陶（瓦）官故地命名，后讹“官”为“棺”。寺在秦淮河北岸，寺内建阁，高二十四丈。李白《横江词》其一：“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即藉其高以为夸饰。
虎头，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小字。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工诗赋，尤善绘画，画人重在传神，强调“以形写神”，他的画法和画论，对我国绘画艺术影响很大。他多才而性痴，当时的人说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虽只是片言只字，亦足见顾恺之的美学趣味和文艺修养。《净名经义钞》：“梵语维摩诘，此云净名，郍提之子，过去成佛，号金粟如来。”金粟影，指维摩诘的画像。瓦棺寺殿壁有顾恺之所绘维摩诘变相。(4)相传东晋兴宁（三六三—三六五）中瓦棺寺重修就绪，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钱”（犹言捐钱为古刹重振名声），没有超过十万的。轮到顾恺之，他就在本子上注明捐百万。后来寺众请他兑现了账，他教他们准备一面粉壁，于是闭户绝往来一月余，画维摩诘一躯，画完了，将点眸子，便对寺僧说：“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等到门窗一开，光照一寺。来观看、施钱的人挤满寺院，一会儿便得到了百万钱（见《京师寺记》）。
这一段艺坛佳话，杜甫一定早就听说了。“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渺茫。”他多么渴望见到这幅神奇的壁画，要是赶得上结识顾恺之，那又该有多好啊！可是，他跟顾恺之隔了三四百年，中原跟江宁又相距上千里，不管就时间还是就空间而论，都很渺茫，令人深为遗憾。如今总算亲眼见到了这幅向往已久的著名壁画，他内心的快慰和惊异，那就可想而知了。观之不足，回头还向许八求得一幅顾画维摩诘图样作纪念，可见他对这幅名画倾折之至。“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二十七年过去了，青年时代见到的一幅壁画犹历历在目，足见画家艺术魅力的神妙和诗人艺术感受力的敏锐。
杜甫咏画的诗不少，如《画鹰》《天育骠图歌》《刘少府山水障歌》《题松树障子歌》《画鹘行》《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姜楚公画角鹰歌》《观薛稷少保书画壁》《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韦录事宅观画马图》《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等。这些诗，大多借画抒怀，但论画亦甚精到。《杜臆》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说：“画有六法：‘气韵生动’第一，‘骨法用笔’次之。杜以画法为诗法，通篇字字跳跃，天机盎然，见其气韵。乃‘堂上不合生枫树’，突然而起，从天而下，已而忽入‘前夜风雨急’，已而忽入两儿挥洒，突兀顿挫，不知所自来，见其骨法。至末因貌山僧，转云门、若耶，青鞋布袜，阕然而止，总得画法经营位置之妙。而篇中最得画家三昧，尤在‘元气淋漓障犹湿’一语，试一想象，此画至今在目，真是下笔有神，而诗中之画，令顾、陆奔走笔端。”又仇注引陆时雍评《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语：“咏画者多咏真，咏真易而咏画难，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尤难。此诗亦可称画笔矣。”可见杜甫不仅很懂得画，而且他的诗法也深受画法的影响。杜甫不以善画闻名，但和当时名画家王维、曹霸、王宰、韦偃等都有交往，跟郑虔的关系更密切。这种接触和熏陶，无疑有助于他审美趣味与艺术修养的提高。如果想要进一步追溯他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最早最大的影响，恐怕就不能不提到那次在江宁观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了。
李肇《唐国史补》载：“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也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这并不神秘，因为艺术虽有不同，但都来源于生活，其间自有相通之处可资借鉴，甚至可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契机，促使其艺术发生飞跃的变化。
杜甫从未说过有哪种艺术曾给予他的诗歌创作以明显的启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童年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到少年听李龟年唱歌，到青年观顾恺之的壁画，他在艺坛、诗坛繁花似锦的盛唐时代，广泛接触了从古代到当时种种第一流的文艺杰作和精湛的技艺，无形中受到很好的艺术教育，这无疑有助于他在深入生活，获得深刻感受和深广题材之后，成为思想、艺术水平都很高的伟大诗人。
歌德一次谈到莎士比亚和时代的关系，曾经打了这样一个很妙的譬喻：“看莎士比亚就像看瑞士的群山。如果把瑞士的白峰移植到纽伦堡大草原中间，我们就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对它的高大所感到的惊奇。不过如果到白峰的伟大家乡去看它，如果穿过它周围的群峰如少妇峰……玫瑰峰之类去看它，那么，白峰当然还是最高的，可是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杜甫当然也是唐诗领域中的高峰，它不仅与李白这另一高峰对峙，还有无数的大小群山衬托，而这些群山，又不仅崛起于诗的国度。
青年杜甫在江宁时，除了许八，还常和旻上人来往：“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为传？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三十年（实只二十七年）不见旻上人，因许八南归而封书寄诗致意，不觉伤情，并对之倾诉居官抑郁之怀，足见二人交谊之深。朱瀚注：“旻居幽涧，公携棋局以相随，公在湖船，旻着袈裟而同泛，即所谓‘旧来好事’也。”黄生以为“旻必善吟善弈，喜与文士游，故以‘好事’称之”（《杜诗说》）。看来他当日在江宁时与旻上人过从最密，经常相偕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偶赋新诗，多承上人赏识而广为传播。(5)
中唐樊晃《杜工部小集序》说杜甫去世后不久的一段时期，“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当时“江左词人所传诵”的杜甫的那些“戏题剧论”之作，大概多是他漫游吴越时流传下来的。他的少作，虽然不可能尽是“戏题剧论”，恐怕都不很成熟，格调都不高，久而久之就湮没了。由于杜甫对人生真谛的执着追求和对艺术的锲而不舍，他终于完成了从“戏题剧论”到“诗史”的质的飞跃，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钦佩的。
离开江宁后在吴越各地的游踪，只能在他晚年回忆往事的跳跃而浓缩的诗篇中窥见一鳞半爪：“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壮游》）
这诗前十四句叙吴门古迹，后八句述越中胜境。前十四句只“王谢”句指江宁，其余皆指苏州。当时江宁既不是政治中心，又不是商业中心（润州的治所在今江苏镇江，附近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作为六朝故都，却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前往观光、凭吊。杜甫当日在江宁必有所作，可惜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那么，“王谢风流远”这一事后追述的诗句，可看作是他游江宁之后失望的叹喟。
他自幼熟精《文选》，对南朝人文荟萃的金陵无疑是早就向往的了。那儿除台城、石头城、凤凰台、鸡鸣埭等有关朝代兴亡的古迹外，还有许多名人住宅的遗址，如：二陆（机、云）读书堂在秦淮河边。王导宅、谢安宅在朱雀桥乌衣巷。顾恺之宅在瓦官寺东北，相传他在宅内建层楼为画室，风雨寒暑不下笔，天气晴朗，才登楼作画，即去梯，妻子罕见。谢灵运宅在康乐坊。《文选》编者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在钟山北高峰。沈约宅在钟山麓。范云宅在城东南七里秦淮河边。江总宅在钟山下青溪旁。这些地方，明清方志中尚有记载，唐时当更有遗迹可寻。这许多遗址，杜甫当日不一定都去过。去过的地方，给他的印象和感受，恐怕也不过如李白所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这种怅惘之情，生发开来，也可以写出像刘禹锡《金陵五题》那样的组诗；如果压缩到一个句子里，那不就是“王谢风流远”么？“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基调与此大致相同，只是中唐时晚年的刘禹锡的深沉的感伤，定非盛唐时青年的杜甫所能有。
寻幽访胜、凭吊古迹，在江宁是这样，来到苏州，还是这样。他可能在苏州待得长一些，参观得细一些，印象深一些，所以诗里就写得多一些。“东下姑苏台”，是说从江宁往东到苏州去。不说苏州而说姑苏台，不止出于修辞上的需要，而是要借此以引起遥远的历史回忆。
姑苏台一名胥台，在苏州市西三十里姑苏山（今名胥台山）。相传吴王阖闾修筑此台，三年不成，积材五年乃成。又造九曲路以通台，高见三百里。他常来此作春夏之游。夫差又在台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作天池以泛青龙舟，每日与西施为嬉。作海灵馆、馆娃宫，皆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后越伐吴，吴太子友战败，就将台烧了（详范成大《吴郡志》）。——点出“姑苏台”，对诗人自己，对知道这些掌故的人，自会引起些联想和感触来的。现在的上海当时远未成为通商口岸，苏州是最接近海边的大城市。杜甫在苏州时可能有船舶将去日本，他不觉偶然起了“穷扶桑”的念头。对这话也不可太认真，说说不过表示年轻时曾有此豪情奇想而已。要是他那时真去了，肯定成不了鉴真（鉴真就是从扬州东渡的）；而且他的诗歌一旦离开了所植根的土壤，他也成不了杜甫了。“阖闾丘墓”，指苏州城西北九里虎丘的阖闾墓。传说阖闾葬此山，以扁诸鱼肠剑三千为殉，过了三日，金精结为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唐代避李渊祖父李虎讳，改为武丘，又叫海涌峰。虎丘远看只是平田中的一个大土山，走到里面便觉奇胜万状，其中景致最奇丽的又是剑池。相传秦始皇东游到此，发掘阖闾墓，凿山求剑，一无所得。被凿开的地成了深涧，这就是剑池。旁边两崖划开，中涵石泉，深不可测。“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所描状的即此境地。
诗人的同代人颜真卿（七〇九—七八五）书“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石刻现存。题字是以后的事，杜甫来游时还没有这几个字。长洲苑在城西南七十里（也有说在城东的），是吴王游猎之地。到西汉吴王刘濞手上，又重加修葺。杜甫前来凭吊，此地早已荒凉，留给他览赏的，只有“长洲芰荷香”了。太（一作“泰”）伯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仲雍和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周文王）。传说古公预见到昌的“圣德”，想破例把君位不传长子太伯，而传给幼子季历，以便再传给昌。太伯为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和仲雍出走到勾吴（成了吴国的始祖），君位终于传给了季历和昌。昌后来扩张国势，竟有天下三分之二，到了他儿子姬发（周武王），便灭了殷商，统一天下。《史记》注载太伯冢在城北十里的梅里聚。《吴郡志》载东汉永兴二年（一五四）太守糜豹建太伯庙于阊门（在城西北）外。坟和庙相隔不远。《论语·泰伯》开篇就说：“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讲“孝弟”，讲“礼让”。杜甫从小受到这种教育，对太伯是极其景仰的。如今亲来太伯的庙里、坟前致敬，想到“泰伯让而世好争，所以‘抚事’而堕泪”（《杜臆》）了。“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虽写实景，却藉阊门的嵯峨、回塘水光的辉映，形象地显示了太伯人格的“高”和“清”。“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既说“每趋”，可见去了不止一次，可见他对太伯的仰慕。要知道，这里说的虽是青年时事，写诗时已是饱经忧患的晚年，怀古伤时，感触之深，就更有甚于畴昔了。
《史记·刺客列传》载，吴公子光具酒宴请吴王僚，使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进之，刺死吴王僚，公子光自立，这就是阖闾。相传盘门内伍大夫庙侧有专诸墓。《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吴人，家贫，曾随会稽（今浙江绍兴）郡的守邸者寄居饭食。后来做了太守，他就穿着原来的衣服，怀着印绶，步归郡邸。一直走了进去，正碰上官吏们聚在一起喝酒，大伙瞧也不瞧他。他稍微露了露印绶，守邸者觉得奇怪，上前拽出绶看印，原来是会稽太守章。官员们都吓坏了，马上排列在中庭拜谒。又载会稽郡官吏听说太守要来了，发动民夫清除道路。朱买臣乘传车入吴，见那嫌他贫穷跟他离了婚的前妻和她的后夫在修路，他就命后车将他俩载入太守的传舍，安置在园中加以招待，住了一月，前妻惭忿，自缢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死亭湾在阊门外，故传朱太守妻惭，自经于此。”亭指驿亭，也就是《西京杂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的“舍亭”，即传舍。可见朱买臣前妻死在苏州阊门外。“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腰上系着印绶）”，写的都是苏州的古迹和他的感叹。杨伦认为下句仅指朱买臣怀印绶入会稽官邸和会稽发动民夫为太守除道事，“旧引故妻事未合”（《杜诗镜铨》），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苏州有朱买臣前妻的遗迹和传闻所致。
接着就写到越中的漫游：“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苏州、会稽都有勾践庙。枕戈待旦是西晋末爱国志士刘琨语，这里借指勾践的卧薪尝胆、矢志灭吴雪耻。《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十月秦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藉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行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会稽山在绍兴县东南十二里，山西北有大禹陵，禹巡越病亡葬此）。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苏州、绍兴以及这两地之间有关秦始皇的古迹很多。传说秦始皇发阖闾墓求剑，见虎当坟而踞，他以剑击之，误中石，现遗迹尚存，即剑池前试剑石。今浙江海宁县审山之巅有磨剑石，相传秦始皇淬剑于此，锷痕犹存，旁有小石潭，水甚清冽。杭州宝稷山之南有石佛山，相传是秦始皇的缆船石；又城南十二里有秦望山，相传秦始皇东游登此山眺望，欲渡会稽（绍兴）。今绍兴城南四十里宛委山南也有秦望山，高出群山之外，相传秦始皇登之以望东海；又，城西南五十里，有刻石山（一名鹅鼻山），因秦始皇刻石其上得名；又城东南三十二里有望秦山，相传秦始皇曾登之以望秦中。加上勾践当年曾经在这条路上来往过，所以当杜甫离开苏州前往绍兴时，就自然而然会“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了。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写初来越中的新鲜印象。鉴湖一名镜湖，在今绍兴城南三里。若耶溪在城东南三十五里，北流入镜湖。相传若耶溪旁有西施浣纱石（另一浣纱石在今诸暨县南五里西施故里苎萝山下浣江中）。初来乍到，偶见镜湖、若耶溪一带越女白皙秀美，气质浪漫，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往往会联想到西施。李白《子夜吴歌四首》其二说：“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又《越女词》其五说：“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又《浣纱石上女》说：“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杜甫作诗时不一定想到李白的这几首诗，但这几首诗却能帮助了解杜甫的诗句，因为它们都产生于相同的生活情境而感受也很相近。
据方志载，绍兴东南二百八十里有嵊县。剡溪在嵊县南，清川北注，远与曹娥江相接。剡溪附近有嵊山、嶀山，二山峰岭相连，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触岫延赏。溯剡溪而上，两岸峭壁，势极险阻。乘高瞰下，有深林茂竹，表里辉映，名为嶀嵊，山水俱秀。谢灵运的《山居赋》并自注说：“决飞泉于百仞，森高薄于千麓。”“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崿崩飞于南峭，槃傍薄于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双流，谓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而成）。”“室壁带溪，曾孤临江。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月隐山而成阴，木鸣柯以起风。”……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物。北有石床，谢灵运曾垂钓于此。下为剡溪口，水深而清，叫嶀浦。“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即写在剡中恣意游赏的事。
嵊县、新昌、天台诸县毗连，名山相接。新昌县东五十里有天姥山，高三千五百丈，周围六十里，其脉来自括苍山，层峰叠嶂，万状千态，最高峰名拨云尖。《太平寰宇记》卷九六引《后吴录》：“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道家称为第十六福地。谢灵运常在会稽一带寻幽探胜，天姥山也是他游踪所到之处：“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又县东三十五里有沃洲山，高五百余丈，周围十里，与天姥山对峙，道家称为第十五福地。东晋名僧支遁等居之，王羲之、谢安等名士十八人与之游，号为胜会。天台县北三里有天台山，周围八百里，主峰为华顶山，景物奇异。又县北六里有赤城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故名。又县西北二十里有桐柏山，亦为道家所谓“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岭路九折，至洞门一望，佳景豁然，道观屹立其中，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即隐于此。唐景云二年（七一一）睿宗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后承祯固请还山，遣之（见《旧唐书·隐逸列传》）。据《清一统志》载，桐柏观（一名桐柏宫）即这年为司马承祯建。据卫凭《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载《全唐文》），知司马承祯卒于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而自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以后他即居王屋山（见《旧唐书·隐逸列传》）。杜甫来游剡中时司马承祯虽在世但不在此。其后十一年（天宝元年，七四二），李白与司马承祯的师弟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殿本《旧唐书·李白传》脱此一段，此据张元济用宋刊校补本）。后吴筠为群僧所嫉，乃求还山，李白亦遭谗见放。“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筠）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旧唐书·隐逸列传》）。可见剡中从东晋到当时一直就是僧道名士隐居邀游的去处。李白早有“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的愿望。天宝四载（七四五）他将离东鲁入越时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盛赞天姥之雄奇非五岳、赤城、天台差可比肩，且对此山似甚熟悉，这当是他与吴筠等人的旧隐地。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浙东山水既浑然一体，又各具特色，杜甫当时在此地的游踪，只简括地提到“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他既已到此，近处诸般名山胜概想都登临观赏过。他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说：“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是闻清猿。……若耶溪，云门寺，吾独何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又《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说：“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水经注》载：“若耶溪上承嶕岘麻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又载：“山阴县南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尽泉石之好。”禹穴在绍兴委宛山，相传禹得天书处。这哪里是在用典？这是杜甫在追忆会稽、剡中的壮游。“青鞋布袜从此始”，可见青年杜甫当日的英姿。孟浩然《越中逢天台太一子》说：“登陆寻天台，顺流下吴会。”曹娥江上游即剡溪，其一源出天台山，经新昌与它源合。据此，知游天台、天姥后可乘船从剡溪顺流而下往绍兴。所以杜甫说：“归帆拂天姥。”但不知他曾往新安江、桐江、富春江一带游历否。与杜甫在同一个时期游历越中的孟浩然，所采取的路线是比较合理的：先溯浙江而上，登览了天台山，然后从剡溪顺流而下往绍兴（详拙文《孟浩然事迹考辨》）。吴越风景优美，从古以来名胜古迹很多，又是当时人文荟萃之地。青年杜甫来此游历，感受深刻，收获丰富，增长了阅历，提高了美学修养，这无疑有助于他诗歌艺术的成熟。他晚年写《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说：“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6)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可见他总忘不了这一段愉快的游历，到老还想再去呢。
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载杜甫的叔父杜登“前任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武康镇，即旧县治所在）尉”，姑丈“会稽（今浙江绍兴）贺㧑，卒常熟（今江苏常熟，在苏州北）主簿”。此墓志作于天宝三载（七四四）。这时杜登已不做武康县尉，贺㧑已去世。十余年前杜甫游吴越时他们可能都在江南。贺㧑的郡望为会稽，可能就是会稽人（会稽姓贺的很多，名人就有贺知章）。广德二年（七六四）秋杜甫所作《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三有“诸姑今海畔”句。诸姑犹诸侯、诸生，虽一人亦得云诸，他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就称抚养过他的那位二姑为“诸姑”。送弟诗中的这位“诸姑”当是会稽贺㧑的夫人。可见贺家一直居住在会稽。冯至先生认为青年杜甫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这推测不无道理。诸家年谱考订杜甫漫游吴越前后凡四年（七三一—七三五）。他在江南生活了一段时期，一定去过很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只是少作不存，详情不明，深感惋惜。
四 “忤下考功第”和“放荡齐赵间”
他的《壮游》接着写道：“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这里讲的就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他二十四岁自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的事。头年正月玄宗来东都，这年进士科考试就在东都崇业坊福唐观举行。主持其事的是考功员外郎孙逖。这次登进士第的有贾至、李颀、萧颖士、赵骅、李华等，杜甫却落第了。孙逖入《旧唐书·文苑列传》，据载：“（逖开元）二十一年，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修撰。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二十四年，拜逖中书舍人。”(7)孙逖本人文思敏捷，词理典赡，后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衡文亦有眼力，所选拔者后来多有成就；但着眼点在掌纶诰之才，从现存杜文看，颇嫌艰涩，造诣不及其诗，未能中试，不为无因；何况考试偶然性很大，谁也难有必胜的把握。这次杜甫前来应试，自视甚高，甚至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样一些古代大文学家都不放在眼里，一旦落第，懊恼之情，可想而知。但他当时少年气盛，考场得失，并不过于在意，这正如他后来安慰人落第时所说：“暂蹶霜蹄未为失。”（《醉歌行》）第二年（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他又兴致勃勃，到齐赵漫游去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
齐、赵是现在的山东和河北南部一带。他父亲杜闲当时正在做兖州（今山东兖州）司马。他到兖州去省亲，作为少爷，生活条件优厚，轻裘肥马，到处旅游，无忧无虑，十分惬意。“苏侯”下原注：“监门胄曹苏预。”这苏预，就是他“放荡齐赵间”的伴侣。苏预，后改名源明，京兆武功（旧治在今陕西武功县治西南）人，少孤，寓居徐兖（指今江苏徐州、山东兖州一带）。工文辞，有名天宝间。进士及第，更试集贤院。累进太子谕德。出为东平（今山东东平）太守，召还为国子司业。现仅存做东平太守时所写《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诗》《秋夜小洞庭离宴诗》二首，皆骚体，不很精彩。安禄山叛军陷长安，他托病不受伪职。唐肃宗收复两京，提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后为秘书少监卒（详《新唐书·苏源明传》）。杜甫以前是否认识苏源明，不得而知。齐赵同游以后，二人交往密切，友谊始终不渝。杜甫晚年创作《八哀诗》，其六就是专为哀苏源明而写的。这首诗一开始记述苏源明少年情事甚详：“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兖。读书东岳中，十载考坟典。时下莱芜郭，忍饥浮云。负米晚为身，每食脸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藓。庶以勤苦志，报兹劬劳愿。”这里讲的比本传具体：苏源明少年时长期住在泰山读书，不时从山上到莱芜县背点口粮回去，想起子路为亲负米百里之外（见《孔子家语》）而自己无亲奉养，感到很伤心。他很穷困，夜里点着柴火照着读书，没衣裳换洗，上面都起了霉斑了。这些他都毫不在意，只是专心致志地坚持学习。杜甫来山东时苏源明想已做了监门胄曹，情况有所好转。这时，苏源明陪着杜甫，春天登临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城中战国时赵王的丛台，高歌怀古；冬天则纵马放鹰，在齐景公曾经畋猎过的青丘（在今山东益都一带）附近，在皂荚树、枥树丛生的林子里，在彤云笼罩、白雪覆盖的山冈上打猎。一次，他一箭射下只大鸟（谁知道是什么鸟呢？说是“落鹙鸧”，不过是用张衡《南都赋》“仰落双鸧”的话罢了。），这一下子把据鞍观看的苏源明喜坏了，就开玩笑地自比晋朝的征南将军山简，说杜甫简直是他经常相携出游的爱将葛强了。这一段回忆写得确实精彩，令人读了不由得意气风发，浮想联翩：“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后来避讳改名源明）。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横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唐诗杂论·杜甫》）这是闻一多的美丽而天真的想象，可贵的是这种好兴致，不必深究一个小小的监门胄曹平时出猎是否须全身披挂而带着弓箭旗枪，同行的杜甫是否须手按长槊。
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杜甫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这几年他都在齐赵漫游。当时他结识的朋友除苏源明外，还有高适和张玠等。高适（七〇二—七六五）渤海蓨（此当指郡望，详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人。他开元二十三年游长安，二十七年游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闻一多以为二十七八年间他可能曾至山东，杜甫因得以与他相遇于齐南鲁北汶水之上。杜甫晚年在成都草堂作《奉寄高常侍》诗说：“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案：高适后因人荐举，中“有道科”，做过封丘县尉。安史乱起，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得到玄宗、肃宗的赏识，后又因围攻永王璘有功，得到肃宗嘉许，连续升迁，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最后任散骑常侍。这诗后句称赞高适的飞黄腾达，前句即指汶上相遇订交事。
《旧唐书·高适传》载：“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可见与杜甫相遇时高适的困苦生活境况。高适这时不到四十岁，已创作了名篇《燕歌行》。(8)传载“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不可信。杜甫这时还结识了张玠。杜甫大历四年（七六九）在湖南作《别张十三建封》诗，有谓：“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余。乃吾故人子，童卯联居诸。”案：《旧唐书·张建封传》载，张建封，兖州人，父张玠。张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叛，派伪将李庭伟带蕃兵威胁沿途城邑投降。来到鲁郡（即兖州，天宝元年改称），太守韩择木具礼郊迎，置于邮馆。张玠率领乡豪集聚兵丁准备杀李庭伟，韩择木害怕，只有员外司兵张孚赞同，他们就杀了李庭伟及其同伙数十人。后奏闻朝廷，韩择木、张孚都得到封赏，张玠因游江南，不言其功。朱注：“公父闲，为兖州司马，当是趋庭之日，与张玠同游，而建封相从也。‘故人’指玠。‘童卯’指建封。建封以贞元十六年终，年六十有六。公开元末游兖，是时建封才六七岁耳。”张建封很有军政才能，后来在维护中央王权、反对藩镇叛乱的斗争中屡立功勋，任徐州刺史，兼徐泗濠节度使等职，进位检校礼部尚书，又加检校右仆射，入朝时得到德宗极大的礼遇。他礼贤下士，韩愈等在他下面做过事。贞元中，他在驻节地徐州为爱妾关盼盼筑燕子楼，他死后盼盼楼居十五年不嫁，后不食死。(9)燕子楼遗址在今江苏徐州市西北角，常为后世文人雅士所题咏。杜甫第二次在长沙遇见张建封，张建封正不乐意在杜甫的故交湖南观察使韦之晋下面当差，离去时杜甫就送了他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对他期望很大，他后来总算功成名就了。
杜甫的诗歌，从漫游齐赵这一时期，才开始有一些篇章得以保留下来。到山东后写得最早的一首诗当是《登兖州城楼》：“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首联不是表示他登楼是在刚来兖州省亲之时吗？颔联写远眺开阔的视野：浮云与渤海、岱宗（泰山）相连；平野东入青州（今山东益都一带）、南入徐州之境，一片苍茫。颈联点境内有峄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秦始皇的颂德刻石和鲁恭王的灵光殿（遗址在曲阜城）等古迹，非谓远眺可见。尾联抒登临怀古之情。赵汸说：“公祖审言《登襄阳城》诗云：‘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只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公此诗实本于其祖”（仇注引）。杜甫少时作诗，恪遵家法，也不一定某首必本于乃祖某首。五律的一般写法是前起后结，中四句二写景二言情。《登兖州城楼》中四句皆写景，而前景寓目、后景感怀，则稍有突破；如谓“此诗实本于其祖”，恐怕就着重表现在这一手法的运用上了。胡应麟说：“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飞霜遥度海，残月迥临边’等句，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宋人掇其‘牵风紫蔓’小语，以为杜所自出，陋哉！”（《诗薮》）说杜甫《登兖州城楼》等诗的“闳逸浑雄”多少受了乃祖诗风的影响，这样看待“家法”的继承和借鉴，眼光就比较高一些了。
《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通作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这一时期的不朽之作。岱宗即东岳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绵延于济南、长清、历城、泰安之间，主峰在泰安县境内，海拔一千五百余米，周围一百六十余里。山路盘曲，自下而上，经南天门、东西三天门至绝顶，约四十里。上有登封台，相传为古代帝王登封所筑。战国时齐、鲁有些儒生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史记·封禅书》载古封泰山者有七十二君，这只是传闻。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都曾举行过这种大典。现玉女池上有秦篆碑，刻李斯书秦始皇、秦二世颂德文。又有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顾炎武考证为汉武帝立。这些都是有关秦、汉封禅的古迹。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十一月，唐玄宗登封泰山，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今东岳庙即祀此神。今山顶东岳庙后有唐摩崖碑，其一为玄宗八分书纪《泰山铭》，字五寸许，遒劲可爱。古帝王封禅的事杜甫是熟知的。玄宗封禅是从东都出发，杜甫当时已有十四岁，又正在东都，对此事当有印象。由于杜甫自幼对泰山就有了极其伟大、崇高、神圣的观念，一旦身历其境，高山仰止，就不免要发出这样充满敬畏之情、神秘之感的礼赞：“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一山横亘，北为齐，南为鲁，千里青苍一色，冥搜所见，却很形象。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气魄差近。向阳一面天亮得早，背阴一面天黑得早，阴阳昏晓全凭高峭的岱宗分割，那么岱宗不止得到了造化所钟的神秀，也得了干预天时的造化之力。层云回荡，胸襟豁然开朗；山鸟归飞，张目极视始见。此时身在岳麓，而神游绝顶，想象众山卑小，尽收眼底，似乎就更懂得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之意了。由此可见杜甫当日情绪很高，信心很大，确实不为头年的考试失败而懊丧。咏泰山的诗，这首诗以外，前有陆机、谢灵运的《泰山吟》各一首，皆写乐府旧题，毫无实感。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作《游泰山六首》，首章缅怀开元十三年东封盛事已成陈迹，其余皆作求仙之想，深义无多，且意多重复，间有佳句可摘，如“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此写泰山四大奇观之一“黄河金带”）、“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鲸”（此写“旭日东升”奇观）、“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等等。若论体势雄浑，亦稍逊杜甫《望岳》。大历二年（七六七）秋杜甫作《又上后园山脚》说：“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日观峰在岳顶东，五鼓可见海上日出。可见杜甫“望岳”之后确已“凌绝顶”而流览无际，且见中原农村凋敝，慨叹当时虽国力富强，由于连年用兵于契丹（这正是高适《燕歌行》所反映的时事），致使生产遭到了破坏。那么，为什么不另设专题以铺张游概呢？有人以为“以《望岳》一首，已领其要，故不必再拈也”（仇注引卢世㴶语）。
诚然，《望岳》这首诗写得很出色。它不但反映了泰山雄奇之美，也表现了主人公磅礴的气势和宽广的胸襟。他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也作于这一时期。这两首诗的题材虽然不同，精神实质跟《望岳》却很接近。杜甫一生最爱咏马、咏鹰，但写得都没有这两首豪迈而乐观。前诗说：“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后诗说：“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不止是咏马咏鹰，而是在借马借鹰言志。这种前程万里、海阔天空的气势，是他后来诗歌中所没有的。浦起龙在《房兵曹胡马》诗后缀评语说：“此与《画鹰》诗，自是年少气盛时，都为自己写照。”（《读杜心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当时是多么自负多么自信啊！
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些饶有兴会、文辞娟秀的诗篇，如《题张氏隐居二首》《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等，记述他愉快的游赏以及同朋友们惬意的交往。他描写了林丘的斜日、涧道冰雪未消的余寒、鹿群的游憩、水边的欢宴、城隅倦游待泊的归舟、夏日的倾盆大雨……莫不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情意。《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二：“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霁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这是首很别致的生活小诗。《诗经·卫风·硕人》：“鳣鲔发发。”又《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颔联是用典，却一点儿不显得迂腐、呆板，而是山村晚景在诗人笔底留下的明丽印象：鱼在清潭里拨剌欢跳，迎接着新晴；鹿鸣呦呦，呼朋唤友，分享着芳香的春草，分享着春天的喜悦。其一说：“远害朝看麋鹿游”，这里确乎是有鹿的。“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用事巧而不纤，这只不过是在朋友之间开个小小的玩笑。传说酒是杜康发明的（见《急就篇》注），而张公大谷之梨又最有名（见潘谷《闲居赋》）。酒本出于我们杜家，偏劳您殷勤相劝。梨是府上的特产，就无须乎远求了。不要以为杜甫总是那么沉郁挫抑，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很有幽默感的。黄鹤见包括李白在内、隐居于徂徕山的“竹溪六逸”中有张叔明，而杜甫的《杂述》也提到“鲁之张叔卿”，以为这“张氏”就是张叔明（“明”“卿”只是一字之误），或是他的兄弟。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以为这“张氏”是张建封的父亲张玠。两说都有可能又都无过硬的依据。在我看来，《杂述》说“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人都很穷：“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这“张氏”却能优游林下，经常设宴留宾：“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而人品又极高洁：“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前引《旧唐书·张建封传》载张玠少豪侠，轻财重士，安禄山反，他纠集乡人杀伪将李庭伟等数十人，当地太守和员外郎司兵都得封赏，他因游江南，不言其功。观其大致，此人的行止颇接近“张氏”。《杜甫年谱》的揣度不为无因。
《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这诗写得更加出色，今天我们读了也还能真切地新鲜地感觉到那秋水的清澈、那傍晚泛舟的愉快、那城边景物的萧疏和那因季节的更换而产生的淡淡的乡愁。宋代周紫芝说：“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竹坡诗话》）这段话很有意思，说明不仅创作，就是欣赏，也同样要有真切的生活感受。《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当然必须借语言来表现思想感情。但是，诗人之能事是应让人了解，他的描写不只要清楚明白，他还得唤起我们生动的生活体验；要我们想象，仿佛自己也进入了他所创造的就像现实本身一样可感知的意境，完全忘记了那个“筌”——语言。如上所述，“晚凉”二句等等，对于读者来说已产生了“得意忘言”的效果，可见杜甫青年时期的诗歌艺术，已有很高的造诣了。
五 归筑陆浑庄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三十岁，从齐鲁归洛阳，筑陆浑庄于洛阳东、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首阳山有他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这年寒食日，新居落成，作《祭当阳君文》，昭告远祖，矢志“不敢忘本，不敢违仁”，要以杜预为榜样，争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原注：“甫故庐在偃师。”又诗中有句说：“尸乡余土室。”《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又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说：“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偃师故庐”“尸乡土室”“河南陆浑庄”“土娄旧庄”都是一处。“土室”即“土娄”，即窑洞。黄鹤说：“诸杜庐与墓，多在河南偃师。……自开元二十九年，酹远祖于洛之首阳，及天宝元年，为姑万年县君制服作铭，三年为皇甫妃、范阳太君卢氏作志，皆在河南也。所以公殁，又归祔于偃师。”（《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仇注引）他家本宅在巩县，洛阳可能有公馆，而庄园、祖茔则在偃师。他与夫人杨氏结婚大概在这年。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他们夫妻之间感情深厚，后来一起辗转各地，同甘共苦，直至白头；偶有分离，杜甫多赋诗以致缱绻之情。
《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九年，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漕，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这时他的弟弟杜颖正在做齐州临邑（今山东临邑）主簿，掌管治河防泛，来信感到很忧虑，他就写首五言排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去安慰他。这诗前段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中段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燕南吹畎亩，济上没蓬蒿。螺蚌满近郭，蛟螭乘九皋。徐关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末段戏为大言以慰之：“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传说有个土捏的偶人（土偶）对桃木刻的偶人（桃梗）说：“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见刘向《说苑》）《十洲记》载，东海有度索山，山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叫蟠桃。《列子》载龙伯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这几句引用的就是这几个典故，意思是说，我这几年犹如桃梗，到处漂流，心疲力竭，一事无成，今见一片汪洋，不觉顿生泛东海、觅蟠桃的奇想。我想象自己就像龙伯国的巨人似的，依仗着高出天外的长钓竿（宋玉《大言赋》不是有“长剑耿耿倚天外”的话么？我的钓竿也有这么长），一扽就是六条大鳌鱼，哪还怕什么洪水泛滥？
《侯鲭录》记载了一则有关李白的故事说：“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钓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却神似太白。没想到杜甫同李白一样，也是“海上钓鳌客”。李白扬言他要像“广张三千六百钓”（《梁甫吟》）、“一举钓六合”（《鞠歌行》）、“钓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的吕尚那样，将宰相名器、辅弼权柄当作渔猎对象。杜甫想钓什么，可想而知。他“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在这以后，这位大钓客还是忘不了海上作业：“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赵次公说：“‘群’字亦指（庾信、杨、王、卢、骆）数公；而‘出群雄’则盖自负矣。……公所自负其‘出群雄’者，如掣鲸鱼于碧海。非钓手之善，气力之雄，安能然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杜甫自负有如此的神力和绝技，既然掣不了功业的“鳌”，就改掣文章的“鲸”吧！要知道，功业、文章同属于“三不朽”啊。——前已提到，杜甫登泰山时念及东北边事，慨叹中原憔悴，这只是后来的回忆，并不见当时篇什。从现存作品看，杜甫反映社会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当首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诗虽然写到了洪水灾情，却无后期深切同情民生疾苦的沉重心情，而且联想所及，只是个人美妙的前景和强烈的自信。这显然是他前期乐观心情的自然流露。张注：“此诗诸家皆编在开元二十九年，公是时年甫三十，而诗中有‘吾衰同泛梗’之句，是岂其少作耶？徒以唐史此年有伊、洛及支川皆溢，河南北二十四郡水，遂为编附。然黄河水溢，常常有之，岂独是年哉！”姑且不论开元二十九年大水系长时期所无，单看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定这诗作于是年比较合乎情理。“吾衰”出《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只是用其字面，叹己漂泊日久、心力衰竭、一事无成，不必过于拘泥，非断定这诗作于衰老之年不可。
杜甫的陆浑庄附近有宋之问生前的陆浑别业，因为经常经过这里，曾赋《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说：“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宋之问诗作得还可以，对唐代律诗的发展和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为人可不怎么样。他是杜审言的老熟人，遭遇多少相似，诗人不便说什么，只不过表示通家晚辈凭吊、感叹之意罢了：“枉道入庄，题诗志胜，有留连不尽之意，故云‘吟诗许更过’。‘问耆老’，访其子孙家世也。‘向山河’，伤其迹在人亡也”（仇兆鳌语）。《后汉书·冯异传》载诸将并坐论功，冯异独屏树下，军中呼为大树将军。庾信《哀江南赋》：“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案《旧唐书·宋之问传》载：“宋之问，虢州弘农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世人以之问父为三绝。之问以文词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逊善书。议者云：各得父之一绝。之悌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剑南节度兼采访使，寻迁太原尹。”旧注皆以为“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二句系指宋之悌而言，这样理解也不算错，但我认为这主要是表示追念宋令文的意思，因为当时宋之悌正官运亨通，即使远去，也不易使人生此悲凉之感。陆浑别业或宋令文所置，令文曾为左骁卫郎将，品秩虽不甚高，总是将军，也照样可用冯异的典故。今宋之问集尚存咏陆浑别业的诗共四首，其中《寒食还陆浑别业》说：“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又《陆浑山庄》说：“归来物外情，负杖阅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吾乐，无能愧此生。”宋之问同杜甫是隔了一代的人，宋家的别业也并非杜家的土室，但仍可从宋之问的这两首诗中看出：陆浑这儿有山有水，风景幽美，离洛阳又不远，朝发夕至，往来很方便，对正在做官或想做官的人来说，这确是个可进可退的好去处。杜甫成都《倦夜》诗句“水宿鸟相呼”，与宋诗句“山鸟自呼名”相仿佛。这倒不是说杜有意学宋，充其量不过显示杜对宋诗颇熟，偶或情境类似，有所触发，不觉口吻宛然。
《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注家多系此诗于是年（开元二十九年）。诗写得很妩媚很别致：风林树叶簌簌作响，一痕纤月早已落山。弹琴僻静之处，清露沾衣。黑暗中涧水傍着花径流过，虽然看不清楚，更觉泠泠之声盈耳。春星灿烂，夜空犹如透明的屏幕，映带出草堂剪影。烧烛检书，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看剑引杯，豪情可想，醉态可掬。写就新诗，忽闻传来吴音吟咏，便勾引起他前几年乘船漫游江南的回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描绘琐细而浑然不见痕迹，只觉风韵绝妙，情意深长，艺术上颇为成功。
《巳上人茅斋》：“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可能也是他居住在陆浑庄时的作品。巳上人住在僻静的林间茅庵里。池上的白莲迎风而舞，像鹭鸶羽毛般轻盈。岩畔天门冬飘拂着青青的丝蔓。杜甫来到这里不觉诗兴大发。主人置枕簟于林下，留他消夏，喝茶吃瓜，一坐就是大半天。《高僧传》载东晋高僧支遁讲《维摩经》，他每通释一义，居士许询无以设难；许询每设一难，支遁也不能再作通释。杜甫与巳上人谈禅，称赞他造诣很高，简直像支遁一样，而自愧不如许询。这是客套话，但可看出他当时曾与学问僧有过交往，多少也懂得点佛学。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余尝闻刘右司棐，以子美‘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最得避暑之趣。余不以为然。郑武子曰：此句非不佳，但多‘僻’与‘迟’两字。若云：‘枕簟入林，茶瓜留客’，岂不快哉！”五律没法改成四言，这只是说表现上还不很惬意而已。
六 “二年客东都”
天宝元年（七四二），杜甫的二姑万年县君在洛阳仁风里去世；六月，还殡于河南县。杜甫来东都，为她服丧，作墓志，刻石。他幼时曾得到过二姑的抚养，对她的死感到很伤心。二姑父裴荣期，当时正在做济王府录事参军，也赶回来料理后事。这年写《假山》诗，序说：“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诗说：“一匮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这假山是他舅舅为他继祖母卢氏所堆造，藉之祝愿她寿比南山。堆三峰造型秀丽的假山，栽几竿平添野趣的慈竹，这舅舅的襟怀颇不俗！一九七二年在陕西乾陵发掘的唐代章怀太子墓（建于公元七〇六年）中，发现两幅侍女手持盆景的壁画。一幅男装侍女手托盆景，中有假山、小树。另一幅身穿长裙的侍女，手持莲瓣形盘，上有盆景：绿叶、红果（见《人民画报》一九七八年七月号《唐代盆景》图片介绍）。相传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见《云仙杂记》）。韩愈有《盆池五首》，其一说：“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其二说：“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其五说：“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又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说：“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峡声心里，松江色眼前。今朝小滩上，能不思悠然？”他自己也在住处布置小滩（见《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新小滩》）。可见唐代士大夫们多好培植盆景、盆池，设计假山、假水，聊以小中见大，驰骋想象，寄托对大自然的爱好。这一趣味，这一风尚，固然仅只属于统治阶级，仅只为了享乐的目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唐代诗歌和艺术影响之大；诗歌和艺术原本来自生活，哪知如今生活反而诗化了、艺术化了。
天宝三载（七四四），杜甫三十三岁，仍在东都。五月，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的私第（据此知卢氏居汴州，《假山》诗当是杜甫来汴州探望祖母时所作）。八月，归葬偃师，他作墓志。
这两年他跟显贵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10)等都有交往。他的《重题郑氏东亭》就是咏洛阳西不远的新安县（今河南新安县）郑驸马园亭之作。说是“重题”，则来此游赏、作诗决不止一次。这别业有山有水，亭建山腰，鱼跃水面，鹰归云树，景物野旷，规模很大：“华亭入翠微，秋日乱清晖。崩石欹山树，晴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与作于稍后的《郑驸马宅宴洞中》所描绘的豪华的宅第相较，这当是郑潜曜田产所在的庄园之一。由此可窥见唐代显贵奢豪之一斑。他的《李监宅二首》其一说：“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这诗称美李监得乘龙快婿，兼叙陈设的奢华、筵席的精美。顾注引《灵怪录》：“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好美服、珍馔，以奢闻；有炙驴、罂鹅之属，惨毒取味”，谓“今诗中有‘异味重’之句，岂即令问乎？”。王嗣奭说：“起语与五、六，俱含讽意。挟贵好华，此是王孙习气。曰‘尚觉’‘颇浓’，犹未尽言之也。下文又申之云美鱼可食，只此已足，而乃异味重叠，谁复看此耶？盖以俭朴之意，箴其奢华耳。”（仇注引，今本《杜臆》无）天宝三载他第一次见到李白时就发牢骚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宁肯不饱蔬食，不愿为口腹自役。可见他对这两年亲身接触到的唐王朝另一政治中心东都的上层社会，还是有所感触、有所不满的。这一时期，由于涉世稍深，有时就难免在诗中流露出人生的感伤、失意的悲叹：“往来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龙门》）
《龙门》是他重过龙门时所作。之前他曾写过一首五古《游龙门奉先寺》：“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编年杜诗多把这诗列为第一首，认为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自吴越归东都后所作。案：龙门石窟在洛阳南二十五里的伊阙；伊水北流，两山夹岸对峙，形如门阙，所以叫伊阙。《两京新记》载隋炀帝观伊阙，说：“此龙门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所以又叫龙门。伊水两岸崖壁雕凿了许多石窟。现在保留下来的窟龛，据龙门保管所统计，有二千一百三十七个（窟一千三百五十二座，龛七百八十五个）。这些窟龛，大部分都在伊水西岸，其中大窟有二十八个；东岸多是唐代洞窟，有七个大窟和一些小窟。根据铭刻，可知龙门石窟的开始凿造，最迟在北魏太和（四七七—四九九）年间。北魏晚期龙门石窟凿造最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都在前代未完成的洞窟中继续有所雕造，仅有个别新开的洞窟。到唐代贞观以后，龙门又逐渐成为贵族、皇室造像活动的中心。盛唐以后才又沉寂下来。龙门唐代的造像石窟不少。在西山的唐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北而南，主要是初唐时开凿的。然后在伊水东岸继续修造。唐代龙门造像最繁盛的时期是公元六四〇年以后，特别是李治、武则天时期（六五〇—七〇五）。显然这和武则天长期住在东都，而且迷信佛教有关。奉先寺是龙门最重要的石窟，创建于咸亨三年（六七二）四月一日，到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后费时不过三年九个月，而规模之大超过了这里所有的石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工程，这跟动员人力的众多和工程设计的灵巧是分不开的。
奉先寺不采取全部开凿洞壁的方式，而在露天雕造佛像，这就可以利用山势减少开凿山崖的工程，从而缩短时间。奉先寺的设计和雕刻制作的精巧，显示了我国古代艺术匠师们的杰出才能。建造者“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人所代表的大批艺术家，应该认为是中国雕塑史上杰出的巨匠。奉先寺南北约三十六米，东西深约四十一米，本尊是“卢舍那佛”坐像，高十七米有余。据开元十年（七二二）铭记载：“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雕造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奉先寺群像的价值还在于形象的塑造，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和脚下的地神，以及这组群像相互之间所体现的内在联系，显示了当时艺术家的高度意匠。他们通过佛教所规定的形象，创造了各种不同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卢舍那大佛庄严、温和、睿智而富于同情心，可看作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圣贤”的象征，佛像的身躯以及手的姿态都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宁静心境和慈祥的目光结合在一起，是在力图摹拟一个具有伟大感情和开阔胸怀的形象，这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佛。阿难文静温顺，外形朴素。菩萨华丽、端庄，表情矜持。天王硕壮有力，神态严肃。力士性格刚强而暴躁。那几个承担着天王沉重的身躯的地神，神情各异：有的无所畏惧，有的表现出抗拒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艺术家们深刻观察了社会现实，以当时不同阶层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作为参考，而进行创造的。因此，这些宗教雕像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类型化的造型，富于生活意味。这九躯圆雕造像，不仅各具性格特征，而且被组织在以本尊为中心的一组群像里，形成既有变化又有内在联系的艺术整体。奉先寺的凿造规模、艺术设计，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都标志着唐代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详龙门石窟保管所编《龙门石窟》，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初冬，我去龙门参观，特别在奉先寺多看了看，见到的情况，大致同前面讲到的差不多。杜甫来游时，奉先寺刚竣工六十年，面貌必然很新。除了石窟，龙门还有像东岸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等一样宏伟、华丽的佛寺，所以杜甫的《龙门》说：“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可见当时龙门的建筑是极其壮丽的。奉先寺九躯造像前地盘很大。据《龙门石窟》龙门保管所一九六〇年八月写的《编后记》载：“龙门石窟两年来又有明显的变化。原来在奉先寺堆积达四五米厚的积土瓦砾，已被彻底清理干净了，现在看到的是原有的大高台和广阔的石级。”显然，这里原先是有土木结构的佛寺建筑，是有僧人居住的（这与其他洞龛不同）。所以杜甫游龙门后得以住宿于此：“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关于龙门石窟的记载，以往方志均不详，诸注家对之不甚了了。王嗣奭据诗意以为寺当在山顶，实非。“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两句，从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拘于偶对，竟臆改“天阙”为“天窥”“天开”“天阅”“天阔”“天关”。其实“天阙”即指伊阙。仇兆鳌根据前代笺注所引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韦应物《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等，以为“皆确据也。况此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其说可从。“阴壑生虚籁”，写夜深人静，附近石壁大小洞龛，风激发声，泠泠可闻；“阴壑”非泛指一般背阴的山沟。王嗣奭说：“盖人在尘溷中，则天机不露。先从招提游，已觉耳目清净；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敛，故当晨钟初觉，遂发深省。”又说：“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前已指出，杜甫当时曾与和尚有交往，也多少懂得点佛学，且涉世日深，偶有厌世高蹈之想。因此固不可夸大其词，说什么这“简直像一个和尚在作诗了”，但诗中也确乎流露出一些消极的情绪。杜甫青壮年时代几次漫游南北各地的这一段经历，同其后流离颠沛的遭遇比较起来，当然说得上“快意八九年”，是很值得珍惜和回忆的。但若细加分析，自从他从吴越回东都应试失利，尤其是“二年客东都”以后，阅历深了，感慨多了，有时心头也掠过了暗淡的人生的阴影，因此就不像以前总是那么“快意”了。不能认为青壮年时代的杜甫毫不徘徊、探索，总是一个劲儿地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想，在“学而优则仕”的道途上迅跑；也不能因为偶尔从他的诗中闻到了一丝“禅味”，就断定他是个宗教徒。诚然，杜甫从青壮年时代以来，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唐代三家并重），而且终身未能摆脱其局限。但是，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决非简单地受了这家或那家的影响所致，而是他坚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有所突破，有所扬弃，终于随着个人的宦海沉浮和社会的大变动，日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并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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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弁言》：“太常寺之大乐署、宫庭之内外教坊，及皇帝男女弟子所属之宫内梨园，乃盛唐同时并存之三种伎艺机构。此三机构之业务各有特点，但一部分则相同；因之，在后人之认识中，每致混淆。太常乃礼乐之司，乐工限于男性（指盛唐内外教坊完备以后而言）。其与教坊业务之分判，本书已郑重道之，毋俟引述。惟教坊与梨园之别，尚非人所通晓，误会甚多，有一言之必要。梨园主要业务，乃乐队之训练，重在演奏玄宗所特好之法曲，所谓‘法部’与‘小部音声’者皆在焉。其男伎中之人才间有善歌者，女伎中之人才间有擅舞者，因个人之邀宠而偶作特殊之表现则有之，若歌舞与其他表演，则终非梨园一般之主业也。……内外教坊，亦男女伎兼备，而以歌舞与散乐之表演为其主业。歌舞须色艺兼擅，标准最高；散乐包含百戏与戏剧两部，各有所司。自来戏剧史中，误信梨园为唐戏所自出，实则唐代宫戏全出教坊，与梨园丝毫无涉。”
(2) 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
(3)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四九综引江宁府县志有关该寺资料，今摘录于后，供参考（与正文所引矛盾之处，亦如其旧）：瓦官寺在城西南隅。按《建康实录》：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施僧慧力建寺，故名“瓦官”。内有晋义熙中狮子国所献玉佛。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图，世号三绝。《京师寺记》：瓦官寺有瓦官阁，梁时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升元中改寺曰升元寺，阁曰升元阁。《江南野史》：唐狄仁杰为溧阳主簿，群公休沐宴升元阁，仁杰即席和诗，有“云散便凝千里目，日斜常占半城阴”句，坐客皆惊。开元九年，江宁县瓦官寺阁西南久倾，因风自正。明初寺废。嘉靖中杏花村建积庆庵，掘地得升元石像，云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为古瓦官寺，建阁曰“青莲”（焮案：李白自号青莲居士，其《横江词》云：“白浪高于瓦官阁”，故以其号命名）。
(4) 见《唐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载，“缘毗耶城内，有一居士，名号维摩，他缘是东方无垢世界金粟如来，意欲助佛化人，暂住娑婆秽境。缘国无二王，世无二佛，所以权为长者之身。示现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内，头头接物，处处利生，处城中无不归依，在皇阙寻常教化。毗耶国王，礼为国老。知道我佛世尊，在庵园说法，欲彰利济之心。遂入王宫教化得五百太子”，同往庵园听佛说法，中途患病故留云云。表现佛经中神变故事的说唱叫“变文”、图画叫“变相”。碑文既说所绘为“变相”，当是前引变文所述情节中之一瞥，非仅止一孤立的维摩诘画像。段成式《游长安诸寺联句》“平康坊菩萨寺”注：“佛殿……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即今所谓‘飞天’）。佛殿内后壁，吴道子画《消灾经》事。……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膝而转。”（《全唐诗》卷七九二）可见古代佛殿变相壁画情状。吴道子所画维摩变是带情节的。《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考之《南史·夷貊传》：‘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特殊，殊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像画图，世人号之三绝。”
(5) 黄生说：“‘新诗谁与传’，言不见其（指旻上人）近作也。俗解以此句为公自道，则‘老去’与‘头白’字重。且已（己）不能吟，而徒传人之诗，是一世法俗僧矣，非公所取也。”所论未免失之穿凿。“旧来好事”已包括吟诗、下棋、泛舟之类雅事了，难道只有“世法俗僧”才可传人之诗么？
(6)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韦庄《菩萨蛮》中的）‘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不就是‘越女天下白’吗？‘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不就是‘欲罢不能忘’吗？杜甫所‘思吴’的‘胜事’，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风流逸事。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诚然，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如《独坐二首》其一：“暖老思燕玉”句，旧注引《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谓“须燕玉，所谓八十非人不暖也”，足证。可是，说“越女天下白”即指风流逸事未免武断。即使真是如此，难道杜甫所“思吴”的“胜事”，就仅只是这些风流逸事吗？
(7)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试贡举人。有进士李权，陵侮员外李昂，议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礼部侍郎试贡举人。”李昂即孙逖后任。《唐摭言》载：“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嬉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瞩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李昂意欲杜绝私情，但措置失当，又不能坚持初衷，实无可取。
(8) 《燕歌行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知此诗创作于是年。
(9) 白居易做校书郎时，游徐泗间，曾在张建封的招待宴会上见过关盼盼；后作《燕子楼三首并序》，记其始末甚详。
(10) 《重题郑氏东亭》朱注：“郑氏无考。鲍钦止云：即驸马郑潜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