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母小议
前面提到杜甫的母亲姓崔，她在杜甫幼年就去世了。因有关文字记载不多，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不妨稍作探索。
钱谦益认为《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是杜甫天宝三载（七四四）代他父亲杜闲所作，并论证杜闲卒于天宝年间，这是正确的。(1)但谓“公母崔氏，此云冢妇卢氏，卢字误。以《祭外祖祖母文》及张燕公《义阳王碑》考之，甚明。而作年谱者，曲为之说曰：先生之母微，故殁而不书。或又大书于世系曰：母卢氏，生母崔氏。其敢为诞妄如此”，就不尽然。根据《祭外祖祖母文》等，认定杜甫母亲姓崔，这毋庸置疑。崔家是清河大族，世代与唐王室联姻，怎能说“先生之母微，故殁而不书”呢？语虽不经，而由来有自。杜甫在蜀多年没有咏海棠的诗。晚唐薛能《海棠诗序》说：“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靡出，没而有怀。”岂知从此便成口实，常为后人所道及，如“莫学当年杜工部，因循不赋海棠诗”（王禹偁《送冯学士入蜀》）、“杜甫句何略，薛能诗未工”（石曼卿句），等等，不一而足。杜甫不赋海棠诗，本来没什么可奇怪的（海棠花再美，不一定非赋不可）。但既已引起后世的注意，就不免有好事人出来妄作解答：“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2)（《诗林广记》前集卷二引宋代李颀《古今诗话》）后来的人见到这一莫须有的解答，一想，妇女而名“海棠”，岂非侍婢姬妾之流欤？这不就引出杜甫“母微”的谬论来了吗？钱谦益否定这一谬论是对的，但不能不加分析地将“母卢氏，生母崔氏”一说也贸然斥之为“诞妄”。钱谦益之所以如此武断，是因为他既认定杜母为崔氏，就不能容许又凭空蹦出个卢氏来；即使杜甫代父所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中明明写着“有若冢妇（嫡长子之妻，此指杜闲妻，即杜甫母），同郡卢氏”，也一定是刻字的把“崔”字错刻成“卢”字了。朱鹤龄同意这看法，只是觉得既然说“同郡”，那就是指与“太君卢氏”同是“范阳”郡望，光说刻错一个“崔”字还不解决问题，就补充说：“‘卢氏’乃‘崔氏’之讹，极有据。但崔之郡望为清河。此曰‘同郡’，疑并误。”误刻一字犹可说也，但很难将“清河”一并误作“同郡”。极力想自圆其说，哪知反露出破绽，此解殊不足信。案：天宝元年（七四二），杜甫的二姑(3)万年县君、济王府录事参军河南裴荣期的夫人卒于东都仁风里；六月，迁殡于河南县平乐乡。杜甫特地为她服丧，并撰刻墓志纪德。别人见了很感动，赞道：“岂孝童（杜并）之犹子（指侄）与？奚孝义之勤若此！”杜甫哭着答道：“非敢当是也，亦为报也。”接着就叙述他二姑对他的深情厚意：“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列女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齐攻鲁，在郊外遥见一妇牵一儿抱一子。那妇人见齐军来了，抛下抱着的抱起牵着的就跑。齐军正想射她，见这情况便止住了。问抱着的是谁的儿子，答是哥哥的儿子。又问抛下的是谁的儿子，答是自己的儿子。齐军问：“何弃所生而抱兄子？”答：“子之于母，私爱也；侄之于姑，公义也。背公向私，妾不为也。”齐军说：“鲁郊有妇人，犹持节行，况朝廷乎？”就撤军不攻打鲁国了。鲁君听说，赐帛一束，称之为义姑。上述杜甫二姑的事跟这太相像了。杜甫同人说起这事，都很感动，不觉想到鲁义姑，就“相与定谥曰义”。最后他十分悲痛地说：“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根据这些材料，可看出：一、“‘卧病于我诸姑’(4)，意公之母早亡，而育于姑也”（黄鹤语）；二、“后乃知之于走使”，可见二姑抚育他时年龄很小，还不记事，“公七岁吟诗，六岁观舞，皆留记忆，卧病当在六七岁前”（闻一多语）；三、“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除盛赞他二姑重义的节行，他对她感情确乎很不一般，说是“如丧考妣”，并不过分，可见是她带大的。前一章已论证杜甫和他的姨表兄弟郑宏之都不幸幼年丧母，舅舅又不在，比不上魏阳元有外家抚养。两相印证，就可以较有把握地断定生母崔氏在他不记事的幼年去世了；由于家里和外家无人照看，他小时寄养在东都洛阳仁风里二姑家里。闻一多认为“闲卒必在天宝三载以后，尚别有证。公弟四人：颖，观，丰，占。公行二，集有寄丰诗，称第五弟，疑丰为闲第四子。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颖次观前，观当系闲第三子。又有《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诗，约作于大历二年。若定观二十左右置室，则当生于天宝五载前后。丰、占复幼于观，知天宝十载前，闲盖尚存”（《会笺》）。此外尚有一妹适韦氏。天宝五载（七四六）前后杜观才出生，这时杜甫已三十五岁左右。杜颖尚难判断，但可肯定杜观以下弟妹决非崔氏而是继母所生。杜甫代父所作《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既然明书“有若冢妇，同郡卢氏”，那么，说杜甫的继母是范阳卢氏，又有什么可怀疑的？没任何根据，怎能动不动就说是字刻错了？至于“母卢氏，生母崔氏”的这一说法，也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如果“母”指继母，那就对了。如果用“母”与“生母”来区分正房与侧室（如探春的生母是赵姨娘，但只承认王夫人是她的母亲），那还是杜甫“母微”谬论的另一种提法，这就难免“诞妄”之讥了。
二 绮丽的童年回忆
杜甫自己记得起的最早的一件童年往事是在河南郾城看公孙大娘舞剑器。大历二年（七六七），杜甫五十六岁。这年十月十九日，他在夔州别驾元持宅观看了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问她是跟谁学的，说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他听了很有感触，就写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序说：“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钱谦益笺：“‘三载’一作‘五载’。时公年六岁。公‘七龄思即壮’，六岁观剑，似无不可。诗云‘五十年间似反掌’，自开元五年至是年，凡五十一年。”
剑器与浑脱是从西域传来的两种胡舞。《新唐书·五行志》：“（太宗时）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中宗昏庸，复位以后，耽于嬉戏，曾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臣属谏以“谋时寒若，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请禁不纳。“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泼寒胡戏、浑脱胡舞之类已在当时朝野盛行。《古今词话》：“《柳塘词话》曰：‘古典名。’……张说诗：‘摩遮本出海西胡’……杨慎曰：考之即《舞回回》也。宋人作苏幕遮，注云：‘胡服，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教坊记》有《醉浑脱》之称。唐吕元济上书：‘比见方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曲名取此，则一舞曲也。”张说《苏幕遮五首》现存，其一：“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其二：“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妓（一作‘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其三：“腊月凝阴积帝台，齐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其四：“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综览上述材料，可揣知：所谓“赵公浑脱”，并非创自赵公，而是因赵公好戴这种叫“浑脱”的西域毡帽而传名。西域原有浑脱舞，当亦非因“赵公浑脱”而演以为舞。浑脱舞也就是苏幕遮。两者即使因时地不同而稍异，基本上当是同一类型的舞蹈，有男舞、女舞、队舞三种，演出时伴以鼓乐歌唱。苏幕遮舞（或浑脱舞）在先当是泼胡戏中的舞蹈。有谓浑脱乃相掷浑脱毡帽而舞，恐非。张说诗其三“油囊取得天河水”之“油囊”，恐非舞者另备之物，疑即所戴“油帽”或“浑脱”（一种像囊一样的毡帽，说详任二北《唐戏弄·剧录·苏莫遮》）。腊月舞者以油帽或浑脱舀水相泼，“齐歌急鼓”而舞。此舞之兴起，由来不详。据张说诗其四的解释，是“寒气宜人”，“故将寒水散庭前”，以延长冬季，延“续旧年”，聊以满足想延长寿命的愿望。这只不过是诗人所作想当然的解释，恐不尽符合创此粗犷游艺的原来民族的风习和心理。冯至《杜甫传》认为浑脱舞是从泼寒胡戏演变而来，“后来泼寒胡戏在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这是很正确的。
剑器是一种健舞，有歌曲伴舞。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舞蹈的分健、软，犹如戏曲的分文、武。剑器这种健舞是以舞蹈语言写战争主题。姚合有《剑器词三首》，其一：“圣朝能用将，破敌速如神。掉剑龙缠臂，开旗火满身。积尸川没岸，流血野无尘。——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其二：“昼渡黄河水，将军险用师。雪光偏著甲，风力不禁旗。阵变龙蛇活，军雄鼓角知。——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两诗前六句所描状的都是观剑器舞时诗人想象中幻显出来的，有始有终、有起伏有高潮的疆场争战情状，从中恍惚可见鼓角声中的队形变化：“阵变龙蛇活，军雄鼓角知”，和簸旗、耍剑的舞姿：“掉剑龙缠臂，开旗火满身。”《宋史·乐志》：“队舞之制……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宋承唐之旧，剑器之为队舞，以及所用服装、器仗，唐时想已大致如此。张尔公《正字通》《文献通考》等认为其舞用女妓雄妆空手而舞。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据有关文字和四川出土古砖，认为系持双剑而舞。有人又看了那块古砖，说舞者所执如短棒。不管是剑是棒，总之不是空手。清桂馥《札朴》：“甘肃女子以丈余彩帛结两头，双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问何名？曰剑器。乃知公孙大娘所舞即此。”我国伎艺源远流长，虽年代相隔久远，古制往往犹存，此说不为无据。若当日舞者真以彩帛为象征性的“器仗”，摹拟“掉剑”“开旗”之状，那么，就活像“龙缠臂”“火满身”了。崔令钦《教坊记》：“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也。”《雍录》：“开元二年正月，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天宝初，即东宫置宜春北院，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明皇杂录》：“上素晓音律，……安禄山从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遂不类人间。……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舞，妍妙皆冠绝于时也。”（此据钱笺引，《唐人说荟》本《明皇杂录》无此条）公孙大娘是“前头人”“梨园弟子”，工舞，亦善歌，时称第一，所以杜甫《剑器行序》说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剑器》《浑脱》的舞容和伴奏音乐的调式本不相同，“唐自天后末年《剑器》入《浑脱》，是为犯声之始。《剑器》，宫调。《浑脱》，角调”（陈旸《乐书》）。杜甫《剑器行》写开元五年在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所得印象说：“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情景恰与那组作于玄宗朝(5)的敦煌曲子词《剑器词》其三“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所述舞容相符。这首词接着说：“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来。”可见所谓“剑器入浑脱”是指将二者前后紧接串演，非谓“合二而一”融合成另一新的歌舞。(6)杜甫作《剑器行》，主旨在于抒发“五十年间似反掌”的家国兴衰之感，且观舞时年幼，记忆淡漠，所以对剑器舞本身，就不很着意地去描写了。
三 凤凰——诗人的“图腾”
杜甫从小就开始学诗：“学诗犹孺子。”（《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晚年写《壮游》，还深情地提起了他最早的一次创作：“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杜甫小时开口便咏凤凰，足见他的不凡了。李白、杜甫都有大抱负大志向。李白说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们都是要当宰相的啊！李白由于受道家的影响较大，往往爱用庄子想象中的大鹏来自况，来形象地表现他所怀抱的巨大政治理想。在《大鹏赋》中，他将自己比作大鹏，恣意描写了大鹏惊天动地的飞翔。他深深地慨叹自己既如大鹏，但不知“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在他看来，无论成败、存亡，他都像大鹏一样，总是非常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古兮谁为出涕？”（《临终歌》）(7)
有趣的是，正像李白的大鹏，杜甫也有自己的艺术化身凤凰。自从七岁开口咏凤凰以来，他似乎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他“窃比稷与契”，“再使风俗淳”，那么，这带来太平和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政治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么？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四十八岁。这年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十月又离秦州赴同谷。途经同谷东南十里的凤凰山，作《凤凰台》：“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安得万丈梯，为君上上头。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周文王姬昌，在商纣王时为西伯。传说周文王时有凤鸣于岐山。这诗因凤凰台而联想及此，慨叹盛时久逝，战乱方滋，诗人誓愿为国为民，刳心沥血，养育无母凤雏，保存祥瑞，早致太平，中兴国运，消灭安史余孽。浦起龙说：“是诗想入非非，要只是凤台本地风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读杜心解》）“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他岂止在慰藉无母雏凤的孤愁，也聊以自慰未能实现的活国济人的夙志。诗人逝世前一年（七六九）在潭州作《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要是说前诗中的譬喻比较曲折，这诗就径以朱凤自拟了。朱凤高处山顶，见百鸟都坠入罗网，连最小的黄雀也难脱逃，自叹“翅垂口噤”，有心营救而无能为力，又找不到帮手，不觉悲鸣不已。但愿将自己所吃的竹实分与蝼蚁，哪管猫头鹰之类恶禽恼怒。将这诗中所说的几层意思，与诗人自抒胸臆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眠忧战伐，无力整乾坤”“已诉诛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枣熟从人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等，一一对照起来，这朱凤无疑是杜甫精神境界的自我写照。大鹏和凤凰，分别象征着李白和杜甫的大志，但须指出的是，大鹏出庄子，凤凰为儒家所艳称，形象的不同，便显示了这两大诗人的不同思想倾向。
上学早，注意培养，一些比较聪明好学的孩子，很小就会作诗、画画、写字……这并不希罕，古时候有，现在也不少。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同杜甫一样，也是七岁开口咏诗的。不过他咏的不是凤凰，而是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鹅是太平凡了，没法跟神鸟凤凰相比，但从儿童创作的角度来看，这首《咏鹅》诗，正像现时小画家的画猫咪、画小鸡，却很能见出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心理，而且写得也不坏，不仅色彩鲜艳、神气活现地再现了游动着的高傲雍容的鹅群（“鹅鹅鹅”虽是儿歌惯用的起法，却唤来一只只的鹅游入了读者的想象），还渲染出一片清澈的水，响起了嘈杂的叫声，流露出童年的莫大喜悦。杜甫的咏凤凰没传下来，没法品评。若恕我孟浪，敢说写得不如《咏鹅》好。因为，对于七岁的儿童来说，鹅是生活中的老相识，而凤凰只不过是传说、教训中的概念。《凤凰台》《朱凤行》固然写得很好，可是这决非开口咏凤凰时所能做到。从创作的规律推测，儿童咏鹅，肯定比咏凤凰得心应手，有可能写出较富生活气息的作品来。虽然如此，知道杜甫小时咏过凤凰不是毫无意义的，这多少可窥见他幼年所受家庭教育的一斑。世家子弟，从小深受熏陶，往往会形成朦胧的“出将入相”的大志，这既不足怪，也无可称道。但是，杜甫却有所不同。他歌唱凤凰，赞美凤凰，向往凤凰，追求凤凰，一生执着，毫不懈怠，终于用他那心血孕育出来的朱凤，冲破童年天真的理想幻境，从盛时飞向乱世，从京洛飞向西南，从阿阁(8)飞向南岳之巅，为遭罗网之灾的百鸟而放声悲号，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值得敬仰的苦难历程。
天宝九载（七五〇）杜甫三十九岁，秋，投延恩匦《进雕赋表》说：“臣自七岁所缀诗笔(9)，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从那篇《咏凤凰》算起，三十余年竟写作了诗文千余篇，用力之勤可以想见，惜所作多不传。
《壮游》又说：“九龄书大字，所作成一囊。”儿童上学，都须习大字，今古皆然。杜审言自夸“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书法想必不错。宋代蔡居厚说：“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于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老杜不以善书闻名，有父祖家法，小时是受过严格的习字训练的。
四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杜甫十四五岁，学业有成，就开始在洛阳文坛与名流交往：“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斯文”句下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唐科名记》：“崔尚擢久视二年（七〇一）进士。”(10)《唐会要》：“神龙三年（七〇七），才膺管乐科，魏启心及第。”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崔尚在杜甫出生前十一年，魏启心在前五年就已中试，二人起码比杜甫大二三十岁。原注中一个称“郑州”，一个称“豫州”，他们都是做过刺史的；能有暇同在东京与晚辈杜甫交游，很可能当时已致仕闲居了。崔尚现存《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臣乐游园宴》诗一首，写得很一般。崔、魏二人虽不是大名士，称赞少年杜甫文“似班扬”也不过是对后进的奖掖，不必太认真。但他们居然乐意跟这么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打交道，可见杜甫少年时的才学确乎是很出色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闻一多按云：“岐王范，崔涤，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则公始逢李龟年，在是年以前，……考东郡尚善坊有岐王范宅（见《唐两京城坊考》），崔氏亦有宅在东都（张说《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终于雒阳之遵化里’，郑氏即涤之母）。公天宝前，未尝至长安，其闻龟年歌，必在东都。（公姑万年君居东都仁风里，幼年尝卧病于其家，或疑公母早亡，寄养于姑，虽近附会，然以巩洛咫尺之近，其常在东都留居姑家，则可信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杜甫说他当时结交的“皆老苍”，除崔尚、魏启心外，想也包括岐王李范、崔涤在内。《旧唐书·惠文太子范传》载：“范，睿宗第四子也。……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杜甫因而得以经常随文士入岐王宅。《旧唐书·崔仁师传》载：“涤多辩智，善谐谑，素与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党诛，玄宗常思之，故待涤逾厚，用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从东封。”开元十二年（七二四）十一月玄宗来东都。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十二月还东都。崔涤随至东都，所以杜甫有机会几度见到他。他年纪很轻，初露头角，受到老一辈名流的器重，不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大有不可一切之概。“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这股狂妄劲儿，多像他祖父杜审言！
传说李白是太白星下降，所以字太白。后入长安，贺知章见他风骨飘逸出尘，称他为“谪仙人”。又说他少年时，梦见所用的笔尖上生花（“梦笔生花”一词出此），后来天才赡逸，名闻天下（见《天宝遗事》）。杜甫也有类似的传说：“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其出生地瑶湾）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垄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天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堂，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只是编得太俗气（唐代道教盛行，这很可能出自世俗道士之口），远不如讲李白的那些传说脍炙人口，但对杜甫的怀才不遇，也表露了深切的同情。
杜甫“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进封西岳赋表》），“少年日”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了。加上他很早就“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令人觉得他当时似乎是个体弱多病、一点儿也不活泼的小书呆子。其实，这种印象并不正确，至少不很全面。他固然有少年老成、早熟的一面，不过孩子到底是孩子，一旦从繁重的功课和强打精神的社交中脱出身来，他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且让自己像头欢蹦乱跳的小牛犊似地玩个痛快再说：“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童心和青春活力毕竟是不能扼制的。不要看轻少年杜甫心灵中的这头“黄犊”，要是没有它的横冲直闯，他真会给万卷书压扁，给“崔、魏徒”们的“老苍”熏得老气横秋。一个人没有活力没有激情，是不可能热爱生活、感受生活的。不多读书固然难成大诗人；死读书而不从生活中去汲取养料和力量，肯定连小诗人也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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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谦益笺：“此志代其父闲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闲，曰并，曰专；太君所生曰登。《志》云：‘某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专先是不禄。’则知闲尚无恙也。……元《志》云闲为奉天令。是时尚为兖州司马。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朱鹤龄注：“按《志》云‘闲为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犹《汉书·李广传》所云‘故李将军’，非谓已没也。”
(2) 宋赵令畤《侯鲭录》载：“王立之云：老杜家讳‘闲’，而诗中有‘翩翩戏蝶过闲幔’，或云：恐传者谬。又有‘泛爱怜霜鬓，留欢卜夜闲’，余以为皆当以‘闲’为正，临文恐不自讳也。迂叟李国老云：余读《新唐书》，方知杜甫父名闲，检杜诗果无‘闲’字，惟蜀本杜诗二十卷，内《寒食》诗云：‘邻家闲不违。’后见王琪本作‘问不违’。又云：‘曾闪朱旗北斗闲。’后见赵仁约说：薛向家本作‘北斗殷’。由是言之，甫不用‘闲’字明矣。”此议一开，有主临文不避讳的，有主不避讳处系传抄之误的，有主“礼卒哭乃讳”、不避讳之诗“容是父在所为”的（张耒《明道杂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避不避父讳尚难肯定，能相信因避母讳而不赋海棠诗吗？
(3) 《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载：“薛氏所生……息女，长适巨鹿魏上瑜，蜀县丞。次适河东裴荣期，济王府录事。次适范阳卢正钧，平阳郡司仓参军。”知杜审言前妻薛氏所生、适裴氏者为二姑。
(4) 诸姑犹诸侯、诸生。虽一人亦得云诸。
(5) 这组词共三首，任二北认为其辞应出玄宗朝，详《敦煌曲初探》论时代（五）。
(6) 有关剑器、浑脱、苏莫遮等的考证与解释，历来分歧很大，可参看任二北《唐戏弄·剧录·苏莫遮》。
(7) 王琦注：“按：李华《墓志》谓太白赋《临终歌》而卒，恐此诗即是。‘路’字盖‘终’字之讹。”
(8) 阿阁，宫殿式建筑四面注水的屋。传说黄帝时凤凰巢于阿阁（见《尚书·中候》）。
(9) 《文心雕龙·总术》：“今人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唐人亦称散文为笔。
(10) 《全唐诗》小传载：“崔尚，登久视六年进士第，官祠部郎中。”久视二年即改为长安元年，作“六年”误。诸司郎中从五品上。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上州刺史一员，从三品。郑州荥阳郡，雄；户七万六千六百九十四。郑州刺史起码是从三品。崔尚做郑州刺史当在做祠部郎中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