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此几次未能实现的收夺兵权的谋划
害怕武将们因为立了战功而致威望日高，以至于专擅跋扈，使得朝廷上不易加以制驭，这是随时都萦系在赵构心头的一个问题，也是随时萦系在宰辅大臣们心头的一个问题。
在绍兴六、七年（1136、1137）间，张浚以宰相而兼任都督诸路军事时，就曾打算把刘光世的兵权收揽到他的都督行府，由他本人掌握，借以减去一员最傲慢的武将。只因他未能把那件事处理妥善，他选派到淮西去收夺兵权的吕祉疏狂高傲，激成了郦琼的杀害吕祉、北降伪齐，遂使收夺武将兵权的计划不得不宣告流产。
张浚在因淮西军队叛变而罢相，赵鼎被起用继任宰相之后，在绍兴八年依然想把收夺大将兵权的政策付诸实施。他和枢密副使王庶、监察御史张戒共同谋划此事。他们所拟采用的办法与张浚稍有不同，是想把各大将部下的偏裨将佐加以升擢，使每个人都能独立成军，这样就把各大将的权势化整为零了。
在淮西军队叛变之后，刘光世的声势已经一蹶不振，因此，当赵鼎诸人要实行收夺武将兵权时，他们所定的第一个目标人物是张俊，因为，几年来对金作战的经历证明，在现有的几员大将之中，张俊的养威避事的作风几乎已达于极致。所以，王庶视师江淮，首先就把张俊的部将张宗颜的部队移驻庐州。张俊对此大不高兴，并很快作出反应。当时王庶属下有一个钱粮官名叫刘时，是张俊的同乡，张俊便用酒菜宴请他，待他酒酣之后，问他说：
乡人能为我言于子尚（按，王庶字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处己可也。不知[子尚]身在朝廷之上能得几日，其已安乎？
到刘时果然把这番话转告王庶时，王庶又托他致语张俊说：
为我言于张七：不论[自身在朝廷之上]安与未安，但[在职]一日即须行一日事耳。①
尽管王庶的话说得十分坚决，但削夺兵权的事却终又因此而搁置起来。其后不久，赵鼎、王庶和张戒都相继罢官，继之就是秦桧一人独居相位的局面。
二、赵构、秦桧收夺三大将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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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赵鼎诸人之谋划收夺大将兵权，全都是由于担心：倘若不及时地把武将们的威权和实力加以减杀和收缩，则他们的将来，必会个个发展到飞扬跋扈，会使南宋小朝廷承担极为严重甚至极为危险的后果之故；秦桧这次之所以要收夺大将兵权，却是在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对他具有更大的刺激性，使他最敏感、最头疼、咬牙切齿于几员大将，必要加以铲除而后快的另一原因：岳飞、韩世忠诸人对宋、金议和（实即南宋王朝对女真贵族的投降）问题的力加梗阻。如果不把这几员大将及其部队实力从根本上加以摧毁，在秦桧，对于能否顺利降敌的事便不能不有所忧虑；即使向金朝屈膝降服了，也终还不能保证岳、韩等人不再滋生事端。
正当秦桧劳心焦虑地思考着如何下手收拾这几员大将的时候，秦桧的一个死党，在两年前率先跪拜迎接金朝使臣张通古的范同，却向秦桧献计说：三路宣抚使皆久握重兵，难以制驭，索性就借口于这次柘皋之捷，论功行赏，把三大将都调入朝内，改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暗夺其权，岂不甚妙！这正投合了秦桧的心意，赵构自然也完全赞同。于是，立即下诏给三大将，令其前来行朝奏事。
然而，倘被三大将看穿了这次诏令还朝的真实用意，万一他们串通在一起，不遵从这道诏令，那将如何得了？秦桧以及与之同谋的参知政事王次翁、直学士院范同诸人，从发出这道诏令之日起，直到已经收夺了兵权以后的许多天，全都在为此而惴惴不安。表面上尽管还都故示镇静，夜里却都合不上眼，睡不成觉。
韩世忠与张俊的驻地距离杭州都较近，因此，他们都很快就到了杭州。岳飞驻军在上游的鄂州，见诏较迟，自然不可能与韩、张同时抵达。然而，岳飞不到，全盘策划便不能宣布。于是，秦桧每天都装出要设筵欢迎三大将的架势，却又总因岳飞未到而一次接连一次地把宴会推迟。这样延迟了六七天，岳飞也终于抵达杭州。
秦桧以盛筵招待过了之后，赵构于四月十一日召见了这三员大将。当天晚上，便由直学士院的范同和林待聘二人分别作成了三道《制词》：韩世忠、张俊都改官枢密使，岳飞则改官枢密副使。在一两天后又宣布了第二道诏令，把三大将的宣抚司一齐废罢；使每个宣抚司中原有的统制官，“各统所部，自为一军”，并一律在其军衔上加“御前”二字，亦即改由南宋王朝直接统辖，所以同时还作出规定说：“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
三大将全都俯首听命，交出了兵权，莅临了新职，没有发生丝毫问题。前此曾因收夺兵权拟议而与王庶发生过争执的张俊，这次因为在阴谋对金屈服问题上早已与秦桧情投意合，其表示更为卑顺：调他任枢密使的诏命刚一发布，他就率先上了一道奏章说：“臣已到院治事，现管军马，伏望拨属御前使唤。”
在没有引惹起任何事端的情况下，秦桧和赵构收夺了三员大将的兵权，对此，他们虽感到十分得意，但也还不能完全放心。某一天，赵构便乘机向新上任的这三位枢密使、副进行安抚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①
没过好久，又向原属三宣抚司的诸军发出了一道进行安抚的诏谕说：
朕昨命虎臣，各当阃寄，虽相望列戍，已大畅于军声；而专统一隅，顾犹分于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功。延登秉钺之元勋，并任本兵之大计。凡尔有众，朕亲统临。肆其偏裨，咸得专达。尚虑令行之始，或堕素习之规，其当励于乃心，以务肃于所部。简阅无废其旧，精锐有加于初。异绩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禄，朕岂遐遗。尚摅忠义之诚，共赴功名之会。咨尔任事，咸服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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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秦桧这次的收夺大将兵权，取消三个宣抚司，实际上是在摧毁南宋的国防力量，借以向金朝表示自己确有屈服投降的决心和诚意。不论因此而会招致如何严重的后果，全都是在所不计的。在前述各事已经成为定局之后，当时任礼部侍郎的郑刚中便乘机向秦桧进言说，不要因这一事件的得手而过分高兴，因为，天下之事，“利害得失，常对倚而不废；遇事更变，则激发而复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见其得愈忧其失，而后可以大有为。”因此，他又向秦桧提出七条善后意见，劝他应当思患预防：
一、沿边州县，倚兵为安。比自淮甸蹂践之后，人情往往忧危，大帅又舍之而去，结罢之初，传闻或失实，远地何知，一家狼顾，余皆相和而惊矣。——俾知本末，不可无告喻之文。
二、三宣抚之兵，纪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帅为便者，亦有顾恩念旧而不能忘者。——安慰人心，当有混一之道。
三、三宣抚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责；今既只是统制将官在外，有如尘高敌厚，使谁纠合而前？必待飞檄告急，然后朝廷发遣，晚矣！——豫为期约，当有应卒之策。
四、宣抚司诸将首领，尽是收拾散亡与杀降剧贼，其间悍狠虐下，顽钝嗜财，荡淫纵欲者，色色皆有，平时畏大帅不得逞，一旦释去，其陵损士卒，交相贷利，藏匿子女之弊，岂得无之？——弹压整齐，当有画一之政。
五、君子可以义劝，小人可以利诱。前日诸帅恐其下有见利而逸者，故或质其文书，属其妻子，以系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统帅，敌人朝暮伺之，垂钓设饵，宁无贪啗之人？——然则察视防闲，当有杜绝之计。
六、宣抚司教阅之法最号严肃，垂赏示劝，人人精进。今既分立头项，其淬砺思奋、立功自拔者，必多有之；至荒废晏安、苟且自便者，安得无也？——训练作成，当有劝沮之术。
七、诸军钱粮，专系总领司应办，宣司按月勘请；所有器甲，尽系朝廷颁降，宣司量事分给。——今宣司既罢，合渐就法制，使无冒请之弊；立为准程，．使无损阙之患。
传曰：“平乱责武臣。”相公以道佐人主，提纲振领而收其成功。军旅之事，宜尽以责右府，经画曲折，一一使之思虑；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议论，付之施行，他日进退攻守，彼皆不得以为言矣。
郑刚中考虑到的这些问题，由于是向秦桧提出的，都极尽委婉温和之能事，而决无激烈尖锐言词，然而单就这七个问题而论，如边境居民的惊慌情绪，军队纪律的维持，战时的动员、集结与指挥，将官与士兵的关系，防范敌军进行收买、拉拢等等，却无一而非极现实的要害问题。每一条的最后，他都提出了可行的补救措施。然而对秦桧说来，这却正是所谓“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当然不会发生丝毫作用。他本来是要彻底地“自毁长城”，目前所已经实现的一些破坏工作，还远远不能使他感到称心如意，怎么能希望他反转来再进行修葺整补呢！所以，这番话之不被理睬，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
三、秦桧进一步摧毁南宋的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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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忠、张俊、岳飞解除了兵柄，充当了枢密使和副使之后，虽然也要按时进入枢密院衙门中去，实际的军政大计却并不交他们去处理。对于这次军职的大变动，他们做出的反应并不相同：在张俊，是怡然自得，不但不改故常，且还比往常更为得意；而在韩、岳二人的表现，就不能不在内心极为愤懑的情况下，只在表面上故示悠闲：韩世忠特地制了一条“一字巾”，每逢到衙门中去，就把它裹在头上，有意地从装束上作出一点特殊样式，出了衙门之后，便由几名亲卫兵跟随着，到处跑跑玩玩；岳飞也脱卸了他的军服，换上一身文职官员衣装，披襟雍容，故作幽闲之状，每次与人闲谈，也屡屡表示羡慕山林闲居之适，对于国事，则表示只想摆脱，不愿再闻也不愿再问了。
韩世忠和岳飞的这样一些举止行动，都不过显露了他们的胸怀中仍然充满着愤愤不平之气，这就使得秦桧和他的党羽们对韩、岳更加切骨痛恨。
秦桧和他的党羽们把刚刚过去的一些事件回想一下，他们也更加认为，消除兵权的事应当是一不做、二不休的。
在秦桧、赵构对女真贵族进行卖国投降活动的过程中，三大将中的张俊虽在极力曲意逢迎，而韩世忠和岳飞却一直在极力反对。当金朝派遣张通古南来，和南宋王朝派遣官员出使金国时，韩世忠曾连续五六次上书反对所谓的“和议”，且还明白对秦桧加以指斥。岳飞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表态，如前几章中所说，其激烈程度更在韩世忠之上。这就使得秦桧对韩世忠和岳飞都同样地深恶痛绝。而今韩、岳的兵权虽已被解除，却仍不足以解尽秦桧的心头之恨。紧接在淮西战役之后，秦桧、赵构已经又开始了向金朝进行投降的活动，若不把原来的韩家军和岳家军彻底摧毁，这一桩卖国勾当还可能照旧遇到梗阻。对这两支军事力量，还需要进一步把它们收拾掉。
大将们解除兵柄是一桩极不寻常的重大变局，他们所统领的部队中的兵将，一时自不易摸得着头脑，因而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揣测，以致纷纷呶呶，呈现出一些动乱情况。秦桧和他的党羽们，决定借口于此而首先向资望最老的韩世忠及其原来统帅的部队开刀。所要采用的手法，是利用三大将之间原有的嫌隙，使其互相诬陷和残害。秦桧（当然是借用赵构的名义）指派张俊和岳飞前往楚州，即韩家军驻屯之地，名义上是去拊循韩世忠的旧部，①并把他们一律从楚州调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②在此调动期间，如果觉察到韩家军稍有动摇生事等不稳情况，便可由张、岳二人挟嫌诬构，夸大事态的严重性，把它彻底解决。
到韩家军已被彻底解决之后，便再指派张俊去把岳家军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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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岳飞行经镇江时，首先把驻扎在那里的韩家军的一部分调往教场检阅。对于张、岳二人这次之被指派阅视韩军旧部的用意，张俊是理解得最为透彻的，因而，他提议把韩世忠的背嵬军（即亲卫军）拆散，把他们分别编插到别的部队中去。岳飞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说道：
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目前我们国家内真能领兵作战的人，只有咱们三四人，若图恢复，也只有依靠咱们，万一再要用兵作战，皇上再令韩枢密出而主管军队，我们将有何面目与之相见呢？
张俊虽然被问得张口结舌，默不作声，在内心里却又大大增加了对岳飞的仇恨感。③
张俊和岳飞于六月十六日到达楚州。岳飞就住宿在楚州知州的衙门里，张俊却住在楚州城外。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原任韩家军中军统制的王胜，率领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士到楚州城外去与张俊会面。在王胜到达之前，就已有人告诉张俊说，看王胜的这种来势，似有要杀害枢密使（按指张俊）之意。张俊亲自看到这支全副武装人员，也不免有些胆怯和惊慌，便质问王胜说：
你们这班将士，来与我相见，为什么都要全副武装呢？
王胜回答他说：
枢密使是来检阅兵马的，所以不敢不以军人装束相见。
张俊要他们必须一律卸掉军装，然后才能会谈，王胜等虽也全都照办了，然而张俊对他们的疑虑和仇恨却终难消失。
张、岳两人按照军籍名册点视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这才确知，这支雄据淮东十余年的韩家军，总共才只有三万人马。就这样一支部队，不但使得女真兵马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还有余力去北图山东，连获胜捷。岳飞对此不禁感到由衷的钦佩，而且对于有这样治军本领的韩世忠，也深加赞叹说：真算得一名奇特非凡人物！
张、岳二人有一天一同“登[楚州]城行视”，看到城墙有倾圮之处，不便固守。张俊便又提议说，应当把城修好，以便守御。岳飞听到后很不同意，因而不作回答。张俊再三要他作出答复，岳飞便勉强回答说：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努力，恢复中原；今若修筑楚州城池，专为防守退保之计，将如何去激励将士？
张俊听了这番话大不高兴，接着就又说了一些攻击岳飞的话语，岳飞虽然没有做任何反应，张俊却还是怒不可遏，随即迁怒于身边的两名“候兵”，强加于他们一个罪名而下令斩首。岳飞恳切劝止，终是不肯听从。及至返回南宋行朝之后，张俊更把岳飞的意见加以歪曲，在朝内朝外到处散播谣言，颠倒是非黑白，对岳飞进行诬蔑。他说岳飞曾在楚州当众宣言：楚州不可守，因而楚州城何必修？张俊之所以制造这类谣言，是要说明岳飞立意要放弃楚州，亦即放弃淮东整个地区，而退保长江。然而事实上，真正要放弃淮南而退保长江的，却并不是岳飞，而是张俊、秦桧和赵构诸奸贼。他们从此玩弄起贼喊捉贼的手法。
张俊的上述诸行为，越来越受到赵构和秦桧的赏识和宠信。他们目前暂先撇开岳飞，依然共同策划收拾韩家军的勾当。原在韩家军总领钱粮的胡纺，这时已被秦桧、张俊所收买，便揣摩着当时事势与主使人意图，出而诬告韩世忠的部曲耿著“鼓惑众听，希图生事”。耿著立即被逮捕入狱，继被判决“杖脊，刺配吉阳军牢城”。秦桧等人的意图，是要把这一案件尽量扩大，实行株连蔓抄，以最后达到惩治韩世忠本人这一目的为止。
岳飞的为人，忠直强项，直情径行。这次楚州之行，没有使秦桧、赵构顺利达成其收拾韩家军的目的，更使得这伙操权得势的奸恶集团，对岳飞的仇恨又远在韩世忠之上了。于是，还没有来得及把耿著的案件照原来的阴谋扩大下去，秦桧、张俊、赵构等人的怨毒之气，又要一股脑儿往岳飞身上去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