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军再犯淮西
在金朝撕毁“和约”，并集结了大量部队去围攻顺昌城时，顺昌府通判汪若海曾亲自赶往南宋王朝去请求救兵。到绍兴十年的七月末，中原地区以至淮东地区的战事都已结束，亦即宋军已全部从这些地区撤退之后，汪若海写了一封信给南宋王朝的一员大臣，提出了南宋王朝在这次战争中的失策之处。信中说：
[刘锜顺昌击敌之时，]所统不过二万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战，[然而一战胜敌。]今诸大将所统甚众，使乘锜战胜之后，士气百倍之际，诸路并进：以淮西之兵（按即张俊的部队）塞其南侵之路；俾京西之兵（按即岳飞的部队）道河阳，渡孟津；淮东之兵（按即韩世忠的部队）卷淮阳，渡彭城（今江苏徐州）；俾陕西之兵（按指川陕吴璘、郭浩等人的部队）下长安，渡蒲坂；则河朔之民必响应冠带而共降，兀术可不战擒也。
今诸大帅惟淮西最务持重，不肯轻举。闻淮西之师得亳便还，义士莫不叹息，甚为朝廷惜之。
汪若海信中所着重指陈的，是南宋王朝在这次战争中所犯的战略性错误。以后的事实却越来越证明，这全都是赵构和秦桧主动的有计划要采取的一些做法。信中还着重指出，在南宋目前的几员大将当中，最缺乏对敌作战勇气的，是淮西宣抚使张俊。
其实，岳家军的英勇善战和张俊的怯懦畏战，在宋、金双方长时期的交战过程当中，也早已被金人体察得十分清楚了。因此，1140年夏秋间的这次战争刚停息了没有多久，兀术在这年秋冬之交到燕京去朝见了金熙宗，继即重返开封，又在那里点检粮草，调集兵马，作大举用兵的准备。他这次用兵所采用的原则，是先拣弱的打，亦即避开岳飞负责的那一路，而只打算进犯两淮，并把张俊负责的淮西地区定为最先攻击的目标。
从腊月下旬开始，金军就已逐步由开封附近诸地向南移动。第二年的正月中旬，兀术、韩常等人的军队就已越过淝水，攻占了寿春。
淮西宣抚使张俊，这时正率部停留在杭州，在淮西地区他仅仅布置了一个“流星马斥堠”队（即飞骑侦察队），由部将姚端主持其事。当金军南向出发之后，这支侦察队驰马报警的前后交错于路，淮甸居民无不大为惊扰。这时候，南宋王朝一方面督催张俊赶紧经由建康率领全军渡江迎击，同时还急令驻扎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淮北宣抚判官刘锜率军渡江去防守庐州。
张俊前此留在庐州的部队，只是统制官关师古的一支，共仅二千余人。庐州的官吏军民惊恐万状，四散逃避。刘锜抵达之后，绕城巡视一周，也认为无法守御，便与关师古相偕率众南返。行至巢县东南一个名叫东关的地方，在那里依水据山，从事于截击金军的准备。当刘锜、关师古还没有撤退到东关的时候，金军却已经把庐州占领，在城内外“大纵杀戮”，而且还不断派兵到无为军和和州境内大肆劫掠。
金军是在二月初三日进入庐州的。当南宋王朝得知金军抵达庐州界内的消息之后，便发给岳飞一道《御札》，要他星夜前去江州，乘机照应，以便金军腹背受敌。但在发出这道御札的同时，岳飞也于二月初三、四日连续发出两道奏章给南宋王朝，头一道是建议在敌人举国入寇之时，最好由岳家军去捣敌人之虚，再度长驱中原，去袭取汴京和洛阳。第二道则是因为又考虑到，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遏制敌人迅猛南下的来势，便改变前议，又提出另—个建议说：
今虏在淮西，臣若捣虚，势必得利。万一以为寇方在近，未暇远图，即乞且亲至蕲、黄相度，以议攻、却。且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今若出此，贵得不拘，使敌罔测。
在发出这道奏章后的第五天，即二月初九日，岳飞才接到那道令其出兵江州的诏令，他经过再三考虑，仍以为去江州不如去蕲、黄，于是即向全军发出号令，决定于十一日移师蕲、黄、舒州界内，去“相度形势利害”，并把这一决定奏报南宋王朝。
南宋王朝在十天之后才看到岳飞这道奏章，便又用赵构的名义以《御札》加以奖许说：
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览奏再三，嘉叹无斁。……
前去占领庐州的金军，主要是兀术率领的亲卫军，而龙虎大王、三路都统和韩常等人的部队，则又分别去占领了柘皋和含山县，其游骑则出入于无为军和和州界内。是在这样急追的情况下，张俊、王德才于二月初四日离开建康，在采石渡江，争先进入和州城内的。虽然也夸称“收复”，其实和州城内本无金军的一人一骑。
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金军南进的势头又逐渐减弱。因此，张俊、王德的部队，在渡江之后的十来天内，便把含山县、巢县、全椒县和昭关等地都相继“收复”了。
二、南宋军队在柘皋的胜利和在濠州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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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军又从和州等地向后撤退时，其行军速度异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走三五里，最多时也不过一二十里。当它于二月十七日退到巢县以北的柘皋镇时，其统兵将官以为，这地方一抹平川，正是最适合于女真骑兵施展其威力的地方。因此，他们就把所率铁骑十余万，全部布置在这里，分为左、右两翼，夹道而阵，以待宋军前来。南宋方面最先到来的是刘锜的部队，接着是张俊、王德率部来与他会合，殿帅杨沂中也于同时率领三万人从杭州赶到柘皋镇来。十八日双方展开激战。杨沂中轻敌冒进，首先遭到挫败。王德继之麾军上阵，集中力量去攻击敌军的右翼。王德向着敌方指挥部队的将官引弓一发，敌将应弦堕马，这使得敌军士气大受影响。王德更乘势大呼，全军也都齐声鼓噪，与敌方的两翼骑兵（拐子马）激烈战斗，并把它打败。金军因此只好又从柘皋镇撤离，退回到镇北的紫金山去。
张俊没有再去进击紫金山的金军，却乘胜而向庐州进军。留守庐州的金军的实力十分薄弱，张俊因得于二月二十日又占领了庐州城。其后不久，杨沂中和刘锜，以及他们的部队，也全都相继抵达庐州城内。
柘皋捷报送达南宋王朝时，在那里所引起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鼓励身在前线的将士们乘胜前进，而是下了一道诏书给前线将士，首先说了几句夸奖的话，以为“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接下去却把话锋一转，告诫他们说：“尚思困兽之斗，务保全功。”用意十分明白，是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对金军逼迫太甚，致使他们再进行反扑。这道诏令不但颁发给张俊、杨沂中、刘锜诸人，连韩世忠和岳飞也全都收到了。
颁布这样的诏令，虽是赵构、秦桧在每一次对金作战时（特别是在作战取得胜利时）所惯于采用的手法，就岳飞来说，他也已领略了不只一次两次了，但在读过这次的诏令之后，在岳飞的心头却又一次对抗金战争的前景感到极度的灰心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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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柘皋打了败仗的金军，经由紫金山又向北撤退。究竟金军的北退将以哪儿作为终点呢？是否在稍事休整之后还要南来呢？这在张俊、杨沂中和刘锜诸人全都是无法判断和预料的。然而自金军南下以来就一直在围困中的濠州（今安徽钟离县），正处在北撤金军的必经路上，守城的人极为恐惶，便连续派人到张俊军前告急求援。恰在此时，金军却也正在玩弄花招，愚弄宋军：他们只把有限的一支人马渡淮北去，把大多数人马埋伏在濠州四郊，却故意地扬言说，金军都已从濠州地区撤离了。有几名被金军从和州、庐州等地捕捉的俘虏，这时正从金军中逃了出来，为金军特意制造的假象所欺骗，便急忙跑到张俊的军营里去反映情况，说金军已经全部渡过淮水，向更北的地区撤退；通向濠州的道路已经可以畅通无阻了。
张俊得知这样的消息之后，认为战事快告结束，很想独享这次战胜敌人的大功，便于三月初五日告知刘锜，要他先退军回太平州去，张俊自己则要与杨沂中去耀兵淮上。
不料前项军事情报并不属实。当刘锜率部离开庐州的第二天，张俊、杨沂中又得到探报说，金军围攻濠州甚急，遂又急派驰骑去追截刘锜，要他一同会师去救援濠州。三天后，这三支部队刚抵达距离濠州尚有六十里的黄连埠，就又得到探报说，濠州城已被金军攻陷了。
三将筹商对策。张俊和刘锜都以为“敌人诡计莫测”，最好先据险下寨，慎重将事。杨沂中却坚持认为，敌人刚把濠州占领，应当乘其嚣乱未定之际进行袭击。他“率兵驰至城下”，却“寂然无所闻”。派往城中探察的人也回报说，城中并无金兵。及至杨沂中令其士卒入城之后，埋伏在北门外的金军却突然出而涌入城内。宋军在惊惧之下赶忙撤退，“南奔无复纪律”。金军也在后面驰骑紧追。张俊闻悉杨沂中兵败之后，出兵救援，“与败兵相逆而行”，这才使得金军不再继续追击。然而杨沂中部队中的步兵，因都被金兵所追及，死伤在这次溃退程途中的，为数甚多。三天之后，韩世忠也以淮东宣抚司的舟船数百艘运载他的部队，溯淮而上，要把濠州夺回。还没有与金军接触，他便得到一个情报说，金军已到淮水下游的亦龙洲去采伐树木，打算在那里设置障碍，使韩家军的舟船欲归不得。因此，韩世忠也命其舟船速回。在金军还没有来得及把树木填塞在淮水中时，淮东宣抚司的舟船已全部顺流而下了。
杨沂中的部队被金军打败之后，不停息地向南奔跑，在三月十二日就从宣化渡江而返回杭州；张俊则于三月十四日渡江而返回建康；刘锜的部队在和州稍事休整，到三月十八日从采石返回太平州去。在这同一时期内，韩世忠的舟师也回到楚州去了。
三、岳飞在移师淮西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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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率军抵达舒州之后，就派遣属官去与张俊联系。那正是张俊、王德的军队在柘皋打败了金人，张俊、杨沂中和刘锜都已在庐州会合的时候。当时张俊虽还不能对金军此后的动向作出判断，但金军的北撤却正助长了张俊要独享战功的私念，而当时刺探军事情报的人员，又一再报称金军已全部渡淮北去，张俊自然更不愿意岳飞这时前来分享胜利果实。因此，张俊所告语于岳飞的属官的，就只是“敌已渡淮”一事，言外之意，则是不要岳飞和岳家军再到庐州这个前沿据点来了。
岳飞得到这一回报之后，立即把它奏报给南宋王朝，并说他和他的部队仍只能留在舒州待命。三月十一日这奏章送达杭州，南宋王朝立即以《御札》回复他说：
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以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
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锜在庐州柘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
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
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
岳飞接到这一《御札》，当即遵命从舒州开拔，前往庐州。当他的奏报到达杭州后，又换来一道《御札》，说道：
得卿奏。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
据探报：兀术复窥濠州。韩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张俊、杨沂中、刘锜先两日尽统所部前去会合，更得卿一军同力，此贼不足平也。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览奏再三，嘉叹不已。遣此奖谕，卿宜悉之。
宋廷的这些指示，即使是以金字牌急急递送的，而从杭州送达岳家军营所在地，不论是庐州或是舒州，也往往需要五六日的时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大大落后于战争前线的事态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御札》中尽管夸奖岳飞“闻命即往庐州”，“此行适中机会”，而在岳飞率师到达庐州的时候，却正是宋军在濠州吃了败仗，杨沂中、张俊、刘锜的军队都已自动撤离淮西，奔向江岸的时候，岳家军自然也无法独自留在庐州。岳飞在探明张俊、杨沂中和刘锜诸部都已撤退之后，便也率军仍回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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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岳飞在这次淮西战役过程中的表现、行动及其所起的作用，从这次战役结束不久以后开始，直到南宋后期为止，曾出现过许多违背当时实际情况的议论和记载。现在，姑且把岳飞下狱前后秦桧党徒的弹章中的一些诬枉言论留待后章引用，在此只引录两段有关记载：
第一，秦桧的死党王次翁的《叙纪》（其子王伯庠编写）中说：
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第二，岳飞冤死后不久，即曾有人编写了一部《野史》行世，其中的《岳飞传》述写岳飞不肯遵命出援淮西，说道：
绍兴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泰桧皆恨之。
这两种记载一出，其后撰写南宋历史的人，如熊克和李心传等，全都不加分辨地抄袭沿用，而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事，竟还把《叙纪》和《野史》中的话糅合在一起，并且把《野史》中的“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句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而这又为后出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及《宋史全文》诸书所辗转抄袭。但是，我们把当时一些具体事件与《叙纪》、《野史》的记载稍加核对，便可知道，这两种记载全都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我们不妨对证一下：
——指令岳飞出兵救援淮西的《御札》，已被岳珂全部收入《金佗稡编》的《高宗皇帝宸翰》卷下内了，其中，只有在闻知岳飞移师庐州时所降《御札》中，有“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诸语，乃是对岳飞的移师庐州进行嘉奖的话语，而不是督迫他出师的话语。在此外的各道《御札》中再也找不见“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类话语。可证《叙纪》所载全属无稽之谈。既然是从舒州移师到了庐州，则所谓“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者，当然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根据《金佗稡编》所收录的《援淮西一十五诏》看来，岳飞第一次接到令其出兵江州的《御札》，是在绍兴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而在二月十一日他就遵命由鄂州率部出发，不是前往江州，而是直趋淮西地区的舒州。到二月十九日就又得到赵构《御札》的夸奖。在这中间，何曾有如《野史》所说，以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的事呢？
——岳飞之率军抵达舒州，应为二月中下旬之间的事，其后没有多久，就又奉命移师庐州。当他和岳家军抵达庐州之日，正是杨沂中、张俊之军已从濠州溃退南奔之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把《野史》之文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这与当时事实真相自然就相去愈远了。
就在绍兴十一年的岁末，秦桧及其党羽们陷害岳飞致死，他们虚构了好几桩罪状，而不肯出兵救援淮西即是其中之一。及岳飞身遭惨杀六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子岳珂为了辨雪岳飞的沉冤，特地写了《吁天辨诬录》一书，其中的第一篇即为辨正秦桧党徒所捏造的岳飞不肯奉命出援淮西的种种谰言，但是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份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为要恢复这一事件的本来面目，我特地在此把赵构的《御札》和岳飞的行动，以及此二者与淮西战役的先后次第，稍稍做了一番梳理和排比，免致读者陷入五里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