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豫傀儡政权的被废及其在南宋统治阶层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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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年春，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病死，由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亶继承帝位。前此权势高强无比的军事首脑粘罕，从此受到皇帝和完颜宗磐、挞懒等人的合力压抑，权势一天天被削弱。到1137年秋，金国的当权派为要进一步打击粘罕，先把他最倚重的人物高庆裔以赃罪处死。在相隔不及一月之后，粘罕也以“阴怀异议”和“奏对悖慢”等罪名，被逼迫得“绝食纵饮，恚闷而死”。此后不久，金廷以挞懒为左副元帅，兀术为右副元帅，这两个军事首脑便又代替粘罕而成为金国权势最高的人物了。
刘豫本是因挞懒的大力支持而被金朝立为傀儡皇帝的，在已被立之后，他却只用力去巴结当时最当权的粘罕以至高庆裔诸人，按时按节厚有馈献，此外的人，包括挞懒在内，却都为他所蔑视。这样做的结果，便致使这班人对刘豫都心怀怨恨。对之怀恨最深的挞懒，几年以来且曾屡次动议要把刘豫和伪齐政权干脆一并废掉。
当郦琼以南宋的淮西军渡淮投降了伪齐之后，刘豫自以为他的军事实力又较前加强，却不知正因此而反遭女真统治集团之忌。他又一次派人去向金的统治者们陈说，最好能出兵相助，以新投降的郦琼为向导，乘势并力，一同去攻打南宋。
女真统治集团当初之所以在中原扶值—个傀儡政权，主要是因为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充足，还难以在与南宋直接对垒的情况下，把中原地区牢固地控制起来。它仍希望借用这样一个傀儡政权作缓冲，既代理女真统治者统治这一地区，并且为女真统治者抵挡住南宋的军事力量。然而，在伪齐政权建立以来的七八年内，它一直还在依赖着金朝的军事支援，事实上并无异于用金的实力为伪齐支撑这全副场面。这使得金朝的大部分当权者们都把伪齐视同赘疣一般。于是，在高庆裔、粘罕一派势力垮台之后，挞懒的废除伪齐的主张便更容易为金廷所采纳。到刘豫这次又派人前来请求金朝出兵相助共攻南宋之时，金廷的当权者们便将计就计，要乘势把它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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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年的九月中旬，金朝的尚书省和元帅府共同向金国皇帝上了一道论劾伪齐的奏章，其中有云：
自赵佶、赵桓失道，兴兵讨伐，废灭社稷，举族北迁，后准元帅府申到，……建立张楚。无何，旋为彼人所废。王师再举，无往不克。后来帅府复申前议，册立刘豫，建号大齐。置国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于随路分驻兵马，至今八年。载念上国大事以来，大劳远戍，兼齐国有违元议，阙乏军需，比年以来，益渐减损。……与之征讨，则力既不齐；为之拊循，则民非我有。凡事多误，终无所成。
况齐人假我国家之力，积有岁年，事悉从心，尚不能安国保民，……兹实有乖从初康济生灵、免其茶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两国耗乏。相度从初所申，实为过举。既知其非，岂可不行改置。……今臣等议欲定一民心，变废齐国，不惟亡宋旧疆，至于普天之下，尽行抚绥，是为长便。
这奏章奏陈之后，立即得到如下的批示：
奉圣旨：齐国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从初两获便安之意，岂可坐视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为措置。
既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到刘豫这次又来乞求救兵时，金廷既很慷慨地应允，还向刘豫提出要求：一、要他先把伪齐军队调发集结到淮水北岸；二、伪齐军队也要听从金国将帅的统一指挥。另外，还约请刘麟单骑到浚州、滑州之间，去与金的军事首脑会谈。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刘麟带领了二百名骑兵前往，刚到黄河岸上，全部人马却都成了金人的俘虏。紧接着，兀术、挞懒等人便率领数干骑兵驰赴开封，捉获了刘豫，把他囚禁起来。金廷接着又颁布了一道正式诏令，废掉刘豫，也废掉那个建立了刚刚八年的伪齐政权。这道诏令的主要部分是：
朕丕席洪休，光宅诸夏，将俾内外悉登成平。故自浊河之南，割为邻壤之界。灼见先帝举合大公：罪则遄征，固不贪其土地；从而变置，庶共抚其生灵。
建尔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国为！宁负而君，无滋民患。已降帝号，别膺王封。罪有所归，余皆罔治。……
从此，宋、金之间去掉了一个缓冲力量。这两个政权便又入于直接折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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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齐既为金政权所废，在中原百姓以及伪齐官吏和将士的心头，随之就又都产生了一个新的疑虑：今后岂不将要陷入女真贵族更直接的统治下吗？在一些人的思想里，也搅起了一些故国之思，从而也产生了乘机反正的打算。原为伪齐任用的知临汝军（今河南新蔡县）崔虎和知蔡州刘永寿，就于绍兴八年（1138）的正月先后率领部众归附于鄂州的岳家军营。伪齐的知亳州宋超，伪齐军队中的一名统制官王宗，也都在同一月份内分别率众归附了南宋。王宗于抵达建康之后，且还受到了赵构的引见、迁官和赐予银帛。
伪齐官吏军民的这种动向，也足可证明，刘豫傀儡政权的被废，正是南宋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因此，南宋的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就上疏给赵构，说道：
[金人之废伪齐，]是殆上天悔祸，复为国家驱除，以启中兴之运尔。……此诚天下举安之机，南北复合之会，不可失也。臣谓正当申严守御以固吾疆陲；多遣间谍以招彼携贰。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顺动之计（按指南宋王朝又打算由建康返回杭州事），更宜缓图。使民心不摇，军听无惑，养威持重，徐观其变，然后起而赴之，则定计审而临机果，庶几举无遗策矣。臣愿陛下上承天眷，下副人望，命心腹大臣深谋审处，无失机会，以定中兴之业，天下幸甚。
金安节在这道奏章中所表达的思想见解，可以说在当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南宋文武臣僚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想的；他所不能代表的，只是南宋小朝廷上那几个最当权的人物——赵构、赵鼎，特别刚被召回到南宋政府任枢密使的秦桧。他们的所想、所见、所作、所为，却不但与此奏疏中所说两样，也与南宋文武官员和广大军民的意见恰恰反背着的。例如：
——奏章说“通好之使，未可遽遣”；而赵构却说什么“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当赵鼎反映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不免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乞召诸大将问计。”赵构也仍是说道：“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构说这般话，实际上就是在公开向人表示，他要无条件地向金国屈服投降。
——奏章说“顺动之计，更宜缓图”；而赵构、赵鼎和秦桧等人却已经“议定回跸”到杭州去，并且在八年正月明确宣告要“复幸浙西（即杭州）”了。
——伪齐的武将或者地方官吏，在伪齐被废之后，有些人便归附于南宋。这从南宋的军民看来，全认为是一件好事。然而，当知亳州的伪官宋超要率众投归南宋时，赵构却认为：“此事于朝廷无毫发之益。但如人子来归，为父者岂可却而不受？然已遣使人与金议事（按即商洽屈膝投降的事），可下沿淮：不得擅遣人过淮招纳，引惹事端。”
——金国废掉了伪齐，在女真统治集团与伪齐的傀儡集团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激剧的冲突，出现一些混乱情况。在有志恢复的南宋臣僚和军民看来，这又正是收复中原的一次大好机会；而在赵构、赵鼎、秦桧看来，却又只觉得，在宋、金之间去掉了伪齐这个缓冲势力，从今后随时随地要与金人直接接触，实在是更为可怕。而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急于派人去向金人“乞和”，之所以急于要从建康迁回杭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估计是在绍兴七年的冬季，岳飞又由江州回到鄂州军营中去。伪齐的被废，崔虎、刘永寿等人投奔到岳家军中，这都使岳飞按捺不住自己的进兵中原的心怀。然而南宋行朝几个最高当权人物在这一事变后所决定的对策，所采取的措施，他也都看得十分清楚。他料定，倘若在此时再提出率师北伐的计划，当权派必定是通不过的。然而，他的这一意愿又是必须求其实现的。因此，他乘此机会，于绍兴八年正月下旬上书说，他所驻防的这个“上流”地区，面积过于广阔，万一金人在废掉刘豫之后又大举南犯，他的军队实难把这一广大地区照顾周全。为求避免敌人的乘隙和乘虚而入，他请求增加他的部队人马。他以为，在实力充实之后，他就可以相机进取。
可是半年之前，为了并合刘光世的淮西军而发生的那次风波，何以竟被岳飞忘记了呢？赵构对于在那一事件中所定下的方针政策，却不但没有忘记，而且是依然坚持的。在接到岳飞请求增兵的奏章之后，他就向左右大臣说道：
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分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赵构的这番话，是绍兴八年二月初六日说出的，到第二天，他就从建康出发，要把小朝廷依然迁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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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浚被罢斥出南宋王朝之后，虽然南宋王朝又用秦桧、沈与求等人作枢密院的负责人，他们在当时诸大将的心目中却都无任何威信，起不了领导和统帅的作用。到赵构既已回到杭州之后，充任兵部侍郎的王庶，在召对于便殿之际，对秦、蜀两地的形势利害，向赵构口陈手画，极为赵构所赏识，因而，在奏对的当天，就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几天之后，又做了枢密副使。这也可能是因为王庶还具有另一优越条件：素有威望，能为诸大将所服。
王庶是一个喜欢谈论军事，而也确实懂得军事的人。在绍兴六年（1136）内，他曾做鄂州的知州兼湖北路安抚使，与岳飞的关系也很不错。他就任枢密副使几天之后，又受命到江淮视师，并调遣诸路兵马预为防秋之计。
王庶到了江淮之间，又把这一地区的驻军作了一番移动：把知庐州的刘锜调往镇江，以为江左根本；改派张宗颜率所部七千人去驻守庐州，并即以张宗颜知庐州兼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命巨师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韩世忠部队中的两支人马去屯戍天长和泗州，使其缓急之际可以互为声援。
王庶视师所到之处，不论大将或沿边州郡的地方官吏，全都向他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以为“若失今日之机会，他日劳师费财，决无补于事功”。
岳飞闻知王庶到淮视师的消息之后，更写了一道《咨目》给他，斩钉截铁地向他表示：
今岁若仍不用兵，我就要交还帅印，请求罢官，回庐山闲住去了。
二、汉奸秦桧重登相位
绍兴二年（1132）的秋季，做殿中侍御史的黄龟年上章弹劾宰相秦桧，说他“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秦桧因此被罢免了相位。其后因继续被论劾不已，便又被剥夺了“职衔”，张榜朝堂，示不复用。
其实，赵构之所以贬黜秦桧，乃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迫于当时的舆论，不得已而这样做的。他虽把秦桧远远地斥逐出政府，却也把他牢牢地记忆在心头。他知道，在需要而且可能对女真贵族屈膝投降的时候，离开秦桧这样的坏蛋是不容易搞成的。
挞懒和兀术合谋，于1137年推翻了粘罕一派，其后他们就变成了金朝最有权势的军事首脑。秦桧前一次在南宋王朝掌权拜相，不就是因为他自我吹嘘，能在挞懒那里起如何如何的作用之故吗？在赵构的脑子里记忆得最为牢固的，也正是这一事体。因此，当赵构闻知挞懒已成为金朝的头等当权人物时，他认为这又是秦桧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便不顾那个“张榜朝堂，示不复用”的处分，首先恢复了秦桧的“职衔”，继即用他知温州、知绍兴府，继又把他召进行朝，到绍兴七年（1137）正月，即又“授桧枢密使，恩数视宰臣”了。
在废除刘豫傀儡政权的事变当中，更加证明，挞懒在金廷的权势是超越乎兀术之上的。赵构对于这一事实所作出的最直接的反应是，在绍兴八年（1138）三月，拜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从此以后，秦桧悍然不顾一切地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姿态，“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胡寅《读史管见》中语），无所不至其极；而赵构也打定主意，在此后，在向女真贵族屈膝投降的勾当上，一切都要依从秦桧的摆布和教唆。
三、金对南宋的诱降和南宋朝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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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把伪齐政权废掉之后不久，就又把南宋派去交涉赵佶灵柩的使臣王伦、高公绘遣返。在他们临行时，挞懒告诉他们说：“好报江南（按指南宋政权），自今道路无阻，和议可以平达了。”兀术则要他们带书信给赵构说，如果他肯屈服于金国，则不但赵佶的灵柩和赵构的生母韦氏可以送还，而且还允许把刘豫旧日所统辖的河南之地也归还南宋。当王伦等在绍兴八年春间回到南宋，向赵构汇报上述这些事件时，赵构竟喜出望外般地高兴，给予王伦以特别优异的赐赠品。仅仅隔了一天，就又派遣王伦以奉迎梓宫的名义再一次到金国去，实际上就是在迎合着女真统治者们的意愿，借此向他们明确表示，要在“议和”的幌子之下，实行屈服投降，并要求金朝派遣正式使臣到南宋来，把“和约”共同议定。
王伦把赵构、秦桧这伙人的真情实意透露给女真贵族们之后，金朝接着就于五月内派遣了乌陵思谋和石庆作为回报使臣，前往杭州。这消息传到南宋行朝之后，赵构又急忙催促在淮上视师的王庶回朝，要他共同研究怎样与金国的来人进行“议和”的谈判。
王庶是坚决反对“议和”的。他在返回杭州的途程中就写好了一道奏章，力说“议和”之非策：
先帝北征而不复，天地鬼神为之愤怒。陛下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忍复见其使乎？其将何以为心，其将何以为容，其将何以为说？
且彼之议和割地，不过画淮、画河二者而已。若曰画淮为界，则我之固有，安用和为？若曰画河为界，则东西数千里荆榛无人之地，倘我欲宿兵守之，财赋无所从出，彼必厚索岁帛以重团我矣。不若拘其使而怒之。
及至回到杭州之后，王庶又写了一道奏章，力执前议，说道：
陛下当两宫北狩之后，龙飞睢阳，匹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刘之变，艰难万状，终无所伤。天之相陛下厚矣至矣。今虽未能克复旧疆，銮舆顺动，而大将星列，官军云屯，百度修举，较之前日，可谓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闱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以事夷狄乎！
两封奏章所换得的是同一种结果：不理。
反对借“议和”之名而实行向金人屈膝投降的，决不只王庶一人。在南宋行朝的文武官员，听到乌陵思谋即将到来的消息时，舆论顿时大哗，许多人都上章或请求面见赵构，陈说女真贵族之万不可信。然而赵构要“屈己求和”的决心已不能改变，对于臣僚的这些意见，他有时是严词拒绝，有时则是大发脾气。赵鼎觉得君臣间这样争吵不休并非好事，便乘一次没有别人在场时，向赵构说道：
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乃屈体请和，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非有他意，不必以为深罪。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为之。议者不过以敌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宫及母、兄今日还阙，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讲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
乌陵思谋到达杭州之后，一不肯交出他所携带的《国书》，二不肯屈尊到“都堂”（宰相办公厅）去与南宋的文武大臣会谈，而却要求南宋宰相到他所居住的宾馆去会谈。后因考虑到北归期限的迫促，才不得不与石庆二人同赴都堂。
南宋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赵鼎、秦桧、王庶三人。赵鼎、秦桧与金使互相问答，王庶却只坐在一旁，心酸气噎，如醉如痴，口未尝相交一语，目未尝少觇其面。
经过这次会谈，虽已把交递国书和由南宋宰相引领乌陵思谋去见赵构的仪式定了下来，但到二人真被导引去见赵构时，他们的态度却仍极倨傲，当他们递交了《国书》后，他们要求赵构对《国书》中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当场表态。赵构没有照办，叫他们回宾馆去，等南宋朝廷做出决定之后再通知他们。
究竟在乌陵思谋携来的这份《国书》当中，包含了一些什么事体和条件呢？据后来陆续透露出来的，计有：一、送还赵佶的棺木；二、送还赵构的生母韦氏；三、把原属伪齐的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地区一律拨归南宋政权统治。以上诸事，当然是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所最乐于接受的。但在这份《国书》当中却还载明：南宋政权如真愿得到上述诸项“恩赐”，还必须以履行下述诸事为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却是南宋君相始终秘而不宣的了。据在此事件的进程中所证实的，那些先决条件是：一、向金主称臣纳贡；二、赵构自动取消帝号并自动取消宋的国号，只作为金国的一个藩属。
赵构早经下定的对金投降的决心，并无丝毫改变，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得女真贵族不再以大军南来，让他在东南半壁称孤道寡，鱼肉万民，他就会感到余愿已足。因而对于金廷在《国书》中所提条件，他是愿意接受的。他之所以不肯在乌陵思谋面前明白作出表态，则是希望辅相大臣们能与他一同承担责任之故。赵鼎前此虽也是一个主和的人，却并不主张无条件投降，他认为金方在《国书》中所提条件，对南宋政权侮弄太甚，是不能接受的。秦桧呢，则是久在等候的机会到目前才算到来，作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他，从此才得开始施展其伎俩。因而，他顺从着赵构的意旨，主张把《国书》中的条件全部接受。最后，不管又有多少人上章反对“议和”，却仍是按照赵构、秦桧的意见向乌陵思谋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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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贵族们的予取予求既都得如愿以偿，乌陵思谋这次南来的使命可说已胜利完成。到他北归复命之后，赵构、秦桧又于绍兴八年七月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名义是迎请赵佶的棺木，实际却是再去向女真贵族们郑重表白，他们是决定要无条件地投降了。
赵构、秦桧虽力违众议，又把王伦派往金国，而在南宋朝廷之上，关于是否应如此屈辱求“和”的问题，却还继续在争辩不休。赵鼎依然坚持反对意见，秦桧则因看透了赵构的内心意向，也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无条件投降。
到十月上旬，南宋朝廷已经听到了一些消息说，在王伦与乌陵思谋一同到达金廷之后，金的最高统治集团批准了乌陵思谋与宋廷谈判的结果，而且又派遣张通古和萧哲两人随同王伦南来，依照前此谈判结果正式订立条约了。这消息促使南宋朝廷上持不同意见的各派人的争论又激化起来。
在十月上旬的一天，秦桧和赵鼎以及其他大臣共同朝见赵构，商谈了一些事件之后，秦桧独自留下，要与赵构讨论对金“议和”的事。他向赵构说道：
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共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
赵构回答说：
朕独与卿议。
秦桧说：
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
过了三天，秦桧又单独朝见赵构，赵构向他表示欲和之意甚坚。然而秦桧却依然说道：
臣仍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
又过了三天，秦桧仍单独朝见赵构，赵构仍然向他表示：欲和之意，坚确不移。秦桧这才写出了一份《奏札》，请求明确做出“讲和”的决定，而且不许群臣干预。
事到如此，赵鼎自然也不可能再稳坐钓鱼台了，便自称有病，请求罢相。这年的十月二十一日，赵鼎果然罢相，被调做绍兴知府并兼任两浙东路的安抚制置大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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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这次派遣到南宋来的两名使者，张通古所戴的头衔是诏谕江南使，萧哲所戴的头衔是明威将军。这两个头衔，对南宋来说，都是极尽侮辱、诬蔑之能事的。因为，称南宋为“江南”，是袭用宋太祖对十国中的南唐的用语，是不把南宋作为与金对等的主权国家看待，而只把它作为金国的一个属邦看待，因而就把他所携带的交涉文本称为“诏书”了。在赵构、秦桧口中无时无刻不称做“讲和”，而金朝却偏为萧哲冠以“明威”（实即立威、示威），这当然就是把南宋作为金人立威、示威的对象，也当然不是要在今后长时期和平相处之意。
一系列难以忍受的侮辱接踵而来：张通古在进入南宋境土之前，先派遣了一个银牌郎君去告知南宋政府官员说，诏谕使进入宋境之后，“接伴官”在迎接时须跪膝阶墀；州县官则必须望“诏书”迎拜；及到达临安府日，还必须要赵构脱下皇袍，改穿大臣服装，拜受这道“诏命”；赵构之对待诏谕使人，则又必须像接待宾客那样，亦即相互以对等地位相待。还说：上面所谈及的种种礼节，都是在金的朝廷上规定了的。意即不准有所改变。赵构闻知敌方这些要求之后，便向朝臣宣告说：“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使抵达南宋边界，接伴使范同体会着赵构的心意，北向金使再拜，问候金朝皇帝的“起居”，把他们迎接入境。“军民见者，往往流涕。”
“诏谕江南使”和“明威将军”南来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南宋的朝野上下都大为震动，立即出现了群情汹汹，万口籍籍的情况。文武官员争着向赵构上疏，或写信给秦桧，或则当面与他们力争，分别把他们用作对金投降的种种借口加以驳斥，希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
大将当中的韩世忠，因为驻防地区正当金使的来路，所以最先连续几次上疏，力言不可。他在十一月十二日所上的奏章中说：
窃详金人[与]本朝结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炽盛，贼情窥伺已逾十年，朝夕谋画，意在吞并。今遣使讲和，及传闻许还关陕诸路，谓是惧我兵威？谓复是曾遭毒杀，事不得已，故来讲和？臣深思熟虑，但恐以交割诸路为名，先要山东、河北等路军民，或先要应北来归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汉儿签军等，出此声势，摇动人情。或假此讲和割地，或以兵势逼胁，有无厌难从须索，蠹耗国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为大举。
今国家避地东南，目前军势贼尚提防，虽谋吞并，未敢轻易深入，故用此谋，诈许交还陕西，意望移兵就据，分我兵势。其贼必别有谋画，志在一举，次要倾危[本朝]，绝彼后患。况陕西诸路，出兵产马，用武根本之地，岂肯真实交割，资助我用？显是巧伪甘言以相诳赚。切恐使人暗赢陛下礼数，轻赐许诺，传播四方，人心离散，士气凋沮。事系安危，在此一次，委非细事。
这主要是从宋、金双方强弱之势进行分析，断言在金人的所谓讲和的背后，必还存在着极险恶的阴谋。
枢密副使王庶自从乌陵思谋南来时即接连不断地上疏反对，到张通古、萧哲南来，他更加愤激。他首先向赵构提出请求说：“乞特降处分，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以此表示他对“议和”的抗议。赵构却“亲降御笔”批答说：“不许辞免签书‘议和’行遣事。”王庶只有更进一步，接连上疏请求罢免他的枢密副使职务。他在最后一道辞职札子中，仍对所谓讲和的利害进行论述说：
臣窃详王伦之归，以为和好可成，故地可复，皇族可归。……独臣愚暗，不达事机，早夜以思，揣本齐末，未见其可。……
且以目今虏人利害言之：讲和为上，遣使次之，用兵为下。何以言之？
虏人之破大辽，及长驱中原，几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数倍汉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纪极。地广而无法以经理，财丰而恃势以相图。又老师宿将死亡殆尽，主幼权分，有患失之虑，此所以讲和为上也。
虏人灭大辽，荡中原，信使往来，曾无虚日。得志两国，专用此道。矧自废豫之后，丑迹败露，杌陧不安，故重报使人以安反侧，兼可以察我之虚实，耗我之资粮，离我之心腹，怠我之兵势，彼何惮而不为？此所以遣使为次也。
虏人之兵，内有牵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锐，所签之军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后空，尝有覆巢之虞，率众深入，不无倒戈之虑。又淮上荒墟，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诸将兵势不同曩时，此所以用兵为下也。
今彼所行皆上策，至为得计，吾方信之不疑，堕其术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杀身以立后世之名，于国何补？惟陛下深思之，速断之，无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天下幸甚。
臣蒙陛下过听，擢置枢庭，……愚鲁自信，滞固不移，……兼自今冬以来，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膇，……伏望矜臣衰惫，保臣始终，俾解职事，……以便医药。
赵构大概从这道札子看出，王庶是无论如何不肯参与对金投降的勾当了，便免去了他的枢密副使，而由秦桧推荐其党羽孙近，以参知政事而兼权同知枢密院事。
赵构、秦桧为要把官绅士大夫们的意志牵引到赞成投降的方向上来，在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诏令说：
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聚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限一日进入。
诏中把“欲屈己就和”的调子明白宣布出来，当然是希望在朝臣僚能群起附和的；而从其“限一日进入”条奏看来，又可知他要屈膝投降的心情是如何迫切。但是，紧接在这道诏命之后，接踵而来的，如礼部侍郎曾开的奏章，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的奏章，张焘率侍从官同上的奏章，吏部侍郎魏矼的奏章，三省检正诸房文字林季仲的奏章，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的奏章，等等，等等，却无一不是力主反对之议。下面我再摘录当时传诵最广的几个人的奏章，以见当时舆论激烈到何等程度。
一、吏部侍郎晏敦复的奏章：
自古夷狄为中国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与中国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国强蛊、力足以制之、而自肯与中国和好者也。大金两次遣使，直许讲和，非畏我而然也，且币重而言甘，乌知非诱我也？此不可不疑也。
陛下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此诚圣人之用心也。然所谓屈己者，当思有益于事，则小屈可为也，倘于大事非徒无益，且又因而别致祸患，则可不深思熟虑之乎？
一事既屈，则又以他事来屈我矣；小事既屈，则必有大事来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见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诏谕”为名，倘欲陛下易服而拜受，还可从乎？又欲与陛下分庭而抗礼，还可从乎？设或如此等事从其一二，则与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后可以号令我矣。
彼或又行诏令，授陛下一两镇节钺，封陛下一王号，还可从乎？又或下令将本朝大臣诸将尽行封拜，还可从乎？又或下令用彼年号正朔，还可从乎？又或下令尽遣西北人归乡里，还可从乎？
姑略举此数事，则过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倘谓今日许和出彼诚意，或别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后，更无他事可虑，则臣所不能知；万一有如臣所言，则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顺从者，彼便可以违命之罪加我矣，尚何梓宫可保必得乎？皇族可保必还乎？地界可保必守乎？如此则休息之期当益远矣。
且我之所急者，梓宫也，宗族也，而敌独先以地界来议，则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则？以河为界，敌亦谓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舍江淮之险而趋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怀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宫宗族牵制我矣，小有违异即衅端也。审如是，则社稷之存亡在敌掌握尔。陛下必欲屈己就和，愿陛下周思而熟虑之，谨择而善处之。若已屈之后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陈之祸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
臣又窃料：专以和议为是者，必谓和议既成，则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巨窃谓和议与用兵二者不可偏废。若和议既成之后，敌之诏今必有不可从者，不免违异，而敌以逆命来，则兵可不用乎？然则屈己之事诚不可不审而后行也。使敌知我不惮用兵，则和或有可议之理，然则屈己之事似未可轻易许也。愿陛下加圣心焉。
二、吏部员外郎许忻的奏章：
臣窃闻虏使之来，陛下以祖宗陵寝废祀，徽宗皇帝、显肃皇后梓宫在远，母后春秋已高，久阙晨昏之奉，渊圣皇帝与天族还归无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报聘。……请试别白利害，为陛下详陈之。……
彼既以诏谕江南为名而来，则是飞尺书而下本朝，岂讲和之谓哉！……万一奉其诏令，则将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诸将，邀求无厌，靡有穷极。当此之时，陛下欲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之则复责我以违令，其何以自处乎？
况犬羊之群，既已惊动我陵寝，戕毁我宗庙，劫迁我二帝，据守我祖宗之地，涂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显肃皇后銮舆不返，遂致万国痛心。是谓不共戴天之仇。彼意我之必复此仇也，未尝顷刻而忘图我，岂一王伦所能和哉！
方王伦之为此行也，虽闾巷之人亦知其取笑于夷狄，为国生事；今无故诳诱胡虏，悖慢如此，若犹倚信其说而不寤，诚可恸哭。使贾谊复生，谓国有人乎哉，无人乎哉！
古之夷狄，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马者，曷尝有受其诏谕，惟夷狄之欲是从，如今日事哉！
脱或包羞忍耻，受其诏谕，而彼所以许我者不复如约，则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纵使如约，则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
自虏使入境以来，内外惶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倘或陛下终以王伦之说为不妄，虏人之诏为可从，臣恐不惟堕夷狄之奸计，而意外之虞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此众所共晓，陛下亦尝虑及于此乎？……
为今之计，独有陛下幡然改虑，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谓“……今虏使之来，邀朝廷以必不可从之礼，实王伦卖国之罪，当行诛责”，以释天下之疑。然后激励诸将，谨捍边陲，无堕狂虏之计；进用忠正，黜远奸邪，以振纪纲，以修政事，务为实效，不事虚名，夕虑朝谋，以图兴复，庶几乎可矣。……
今在廷百执事之臣，与中外一心，皆以虏人之诏为不可从。公言如此，陛下独不察乎？
若夫谓“粘罕已死，夷狄内乱，契丹林牙复立，故今虏主复与我和”等语，皆是行诈疑我师之计，非臣所敢知也。……
三、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乞斩秦桧、孙近、王伦的奏章：
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痛骂。今者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
刘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鉴不远，而伦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
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啗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是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也！况且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不为恸哭流涕长太息哉！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肯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万万不侔。倘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
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会议可否，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从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也！……
孙近附桧，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知可否。桧曰“虏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三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之矣”。呜呼，身为参政，不能赞佐大事，徒取充位如此，若虏骑长驱，近岂能折冲御侮耶？
[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倍。不然，臣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而求活耶！
胡铨把这道奏章进呈之后，市井之间也都争相传诵，一直喧腾了好几天。秦桧和孙近这时便故作姿态，共同上表待罪，说道：
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进愚计，务欲接纳适中，可以经久。朝廷之体贵在缜密，不敢漏言。铨上章历诋，盖缘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伏望睿断，早赐诛责，以孚众听。
赵构又赶快下诏给二人说：
卿等所陈，初无过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详其本末。至彼小吏，轻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有。
于是，秦桧成了一个无罪可待的人，而且越发扬扬得意起来。面对着社会舆论对他的强烈谴责，他竟恬颜无耻地说：“我欲济国事，死且不避，宁避怨谤！” ①此后他便照旧进行其卖国投降的罪恶勾当，而且计议着如何对胡铨进行打击。他代替赵构对胡铨的奏章写了一道批示说：
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讲究，务必上下安帖，贵得和好久远。胡铨身为枢属，既有所见，自合就使长建白；乃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可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编管，永不收叙。令临安府差使臣兵级押发前去。候到，具月日闻奏。仍令学士院降诏布告中外，俾知朕安民和众之意。
后因在朝的臣僚多替胡铨鸣冤呼救，秦桧和赵构迫于公论，才又改变了对胡铨的处分，不要他去广西的昭州（今平乐县），改命他去监广州的盐仓。
翰林学士院遵照赵构、秦桧的旨意，降诏布告中外说：
朕以眇躬，抚兹艰运。越自初载，痛二帝之蒙尘；故兹累年，每卑辞而遣使。不难屈己，徒以为亲。虽悉意以经营，终未得其要领。昨者惊传讳问，恭请梓宫，彼方以讲和而来，此固当度宜而应。朕念陵寝在远，母兄未还，伤宗族之流离，哀军民之重困，深惟所处，务适厥中。既朝虑而夕思，又广询而博访。言或同异，正在兼收；事有从来，固非创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职在枢机之属，分乖廉陛之仪。遂上封章，肆为凶悖。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悯其浅虑，告尔多方：勿惑胥动之浮言，庶图可久之大计。①
这道诏的主旨，一则是借以再次表明，屈膝投降的政策已经是一定而不可移易的了；二则是企图借斥责胡铨狂妄凶悖，把南宋朝野反对屈膝投降政策的声浪镇压下去。
然而这是徒劳的。虽然一道道的诏令要人们都“三缄其口”，而每一个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人，不论官僚士绅或一般军民，却全都把个人的利害置之不顾，而继续上书给赵构，写信给秦桧，极力反对忍辱求和。这种纷纷扰扰的情况，甚至逼令主管殿前司公事的杨沂中、权主管马军司公事的解潜和主管步军司公事的韩世良共同写了一个拒绝接受金国来书的意见，一齐到宰相办公厅去递交，并当面告诫秦桧说：
听说皇上就要接受金国的来书，必欲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闹出大乱子来，我们可是弹压不了的。
第二天，三衙的这几个首脑又把他们递交秦桧的那个文本的副本，共同去递交给御史中丞勾龙如渊，也当面向他说道：
这也不是我们平白生事，只因有那大底三个（按指韩世忠、张俊、岳飞）驻防在外，假如日后他们来责问我们说：“你们是宿卫将领，为何却让官家行屈膝受敌人诏书的礼数！”我们将如何回答他们？
馆职官胡埕、张扩、凌景夏、朱松、常同、范如圭诸人也于这时联名上奏章说：
……前者上皇讣闻，陛下方宅大忧，天下受其辱矣；今者闻诸道路，口语藉藉，审如是，将辱在陛下之身，……
臣闻四太子者方据汴都，晏然抚有中原之民，关辅、淮楚之备未始一日撤，而戍卒各不下数万，屹然不移，彼方厚毒而稔恶，未有可图之衅，彼亦何忧何恐而一旦无故与我连和？幡然若是，何为也哉？顾易晓尔：彼狃夫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蓄锐俟时，而事有不可测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
中国民力日就困竭，而虏使之至无已时，盖坐敝敌国，疲于奔命，无出此计者。不惮一费而获永宁，犹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子产之言曰：“用币必百两，百两必千人，几千人而国不亡？”臣所不忍闻也。
殚竭膏血以养骄惰之兵，屯戍不用，郁其愤憾，缓急则曰讲和讲和，使此辈一旦借口而召乱，将何以弭其变哉！……
而况夷狄无信，所从来久，狼子野心，鸣镝于父子之亲；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解体我将帅，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犹未悟也！
陛下躬曾闵之行，受夷狄之侮，不过曰：“使我获伸东朝一日之养于天下，是亦足矣，遑恤其他！”臣恐圣虑未必得所求，而祸生于意外之所未尝防也，岂可不为寒心哉！
信如道路之言，则虏人之要我至不逊也，至无稽也，是坐而约降我也。艰难以来，彼苟可以毒我者无遗力矣，独欠约降一事耳。今不虑而从之，且梓宫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渊圣皇帝何在，皆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图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将不虑而从，轻以万乘之尊，冒险而侥幸；彼犬羊苟获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蹂躏以逞，将焉避之哉？刘豫之鉴甚未远也。……
稍前或稍后于这班馆职官们而上书力持反对意见的，还有前此曾做过宰相的李纲，现任户部侍郎李弥逊，监察御史方庭实等。
不论反对声浪在如何日益高涨，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却还在继续进行。到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金国派来的“诏谕使”和“明威将军”，终于被迎接到杭州府城之内，而且以左仆射府作为他们的下榻之所了。
张通古在进入南宋国境前就已通知南宋王朝，他携带来的是“诏书”，必须赵构改扮成大臣模样，跪拜在他的面前，接受这份“诏书”。及至他既已进入南宋首都杭州之后，南宋王朝投降派中人物，在如何接受这道国书的问题上，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人以为，由赵构跪拜在张通古面前接受这份国书，未免过于丢脸，因而主张，最好是能由金国的使臣不声不响地把国书递交到南宋王朝；而在赵构和秦桧，则已经下定的投降决心，丝毫也无所改变，仍坚持要行“屈己”之礼。最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大权在握的赵构和秦桧的意见。
杭州城内外的文武臣僚和军民人等，全都不断发出一些愤激语言。街头巷尾也随时随地出现一些标语，写一些“秦相公是细作” ①等类的话。有些人更喧叫说，如果皇帝和宰相真要照金人所要求的，行屈己跪拜之礼，他们便要采取激烈行动来抗议了。不但杭州内外的官民住户都为此而朝夕惴惴不安，有紧张到终夜不能成眠的；就连靠近杭州的常州、镇江、会稽诸地，其城乡居民也全都传说纷纭，到处呈现着惊恐不安现象。②
在绍兴八年（1138）的全年之内，亦即从赵构、秦桧开始开展其对金投降活动之日起，到金国所派诏谕江南使和明威将军进入南宋首都杭州之日止，我们全看不到岳飞对这—事件有任何表示。原因何在呢？我以为：第—，岳飞身居鄂州军营当中，对于南宋王朝的种种政治活动，虽不会无所闻知，但传闻总会有不甚翔实之处，自然不便据以表态。第二，在—年以前，为了请求确定皇太子名位的事而遭受到赵构的那些审斥：“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这类事件并不是你所应当参预的。”言犹在耳，岂容再轻易去触怒这位皇帝？因此，他只有暂且隐忍着，等待掌握了最确实的信息之后，再行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