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湘地区的起义军在杨幺郎（太）领导下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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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炎四年（1130）的四月，湖湘起义军的领导人钟相和钟子昂父子被移驻鼎州的孔彦舟那股游寇俘获杀害之后，起义群众转移了地点，仍然在杨太、杨钦、杨华、黄诚、周伦等人的领导之下，继续与侵袭湖湘地区的盗匪、南宋的统治集团和当地的官僚豪绅势力进行斗争。
钟相的另一个儿子名叫钟子仪的，这时被杨太、杨钦等人推戴为起义军的最高首脑，而真正的首脑人物则是杨太。因为杨太这时还很年轻，起义群众不称呼他的名字，而只依照当地习惯，称他为杨幺郎，或简直就呼为杨幺。
进入30年代，在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受到严重挫败之后，湖湘地区的人民依然深陷在苦难之中。不但南宋政府和豪绅地主的压榨都还日甚一日，金的南侵兵马，被金兵打败了的几个溃兵军贼集团，南宋政府的一些毫无纪律的军队，也都还相继出没于这个地区。由这些人们所制造的多次浩劫，使得这个地区内的好些州县，不论城市或乡村，都是一片荒残凋敝景象。住户大都是家徒四壁。还有很多地方竟至断绝了炊烟和人迹。然而县镇的官吏或其爪牙，对于荒芜的田地却还是照旧催交田赋，对于并无丁壮的人家也照旧催交丁税。①这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起义军的人数迅速发展。在杨幺领导下，未过多久，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威就都超过了前此的极盛之日。就境土来说，东起岳阳，西达枝江，北自公安，南至长沙的管界之内，全都成了起义军所能控辖的地方。
起义军的活动基地由武陵县移至龙阳县（今汉寿县）。在那里，或依山，或靠水，结扎了许多营寨。每个首领都带领一支起义军驻扎在一个营寨当中。各个营寨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战斗任务：有的虽结扎了营寨，却以乘船作战为其主要任务；有的虽也具备了船只，却以在陆地作战为其主要任务。参加起义的群众，农忙时节则从事于耕耘，农闲时节则从事于攻战，既兵农相兼，也水陆两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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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彦舟的那股匪军，在俘获杀害了钟相父子之后，又先后在鼎州和长沙两城内大肆劫掠了一番，又辗转北去投降了伪齐。
建炎四年（1130）的六月，南宋王朝明令委派程昌寓为鼎、澧州镇抚使兼知鼎州。
程昌寓从建炎二年（1128）八月到建炎四年（1130）二月，是在蔡州作知州的。但在建炎三年（1129）金兵侵犯蔡州时候，程昌寓不是组织军民进行抵抗，而是托病请假，躲藏了起来。所有抗击敌人和保境护城的工作，都是由京西转运副使滕膺措划和承担起来的。②到南宋王朝事实上已决定弃置中州之地于不顾的时候，竟又命令程昌寓率领蔡州的军队渡江南下。于是，在建炎四年初，他率领所部过江，辗转进驻于鼎、澧之间。这时南宋王朝正打算再接再厉地把湖湘起义军的力量彻底扑灭，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支蔡州部队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一职任委派给程昌寓的原由所在。
程昌寓是一个凶狠贪残的老官僚。他在蔡州知州任上，搜刮了足够的金银财宝。当他一度到开封任留守判官时，还在那里选取了一名姿色妖丽的妓女小心奴作小老婆。这次从公安县前往鼎州上任，他先打发总管蔡州兵马的杜湛率领兵众官员和僚属取陆路去鼎州，他自己则挈带妻妾和亲随人员兵丁以及全部资财，分别乘坐船只，自公安县的油河出发，要沿鼎江、经龙阳县转往鼎州。船上的这些随行人员，因为在荆南的监利县和公安县居停甚久，这些地方都是荒索的水乡，食物供应都极贫乏，及至龙阳县境之内，看到在沿江的乡村内既有酒坊，居民家中更多猪羊鸡鸭之类，他们便都上岸争买，甚至进行掠夺，酿成了打骂斗殴事件。处在水寨中的起义军，看到船上并无“军兵防护”，乘这些随行人员抢购和攘夺食物之际，便各持器刃，群起抗拒，不只制止了官军的劫虏，并进而拦截了这些舟船。只因程昌寓和他的老婆所乘船只走在最后面，闻知前面船只已被起义群众拦截，便急忙换乘小船逃回公安。走在前面的那些船只和船上所载金银物帛，却全归起义群众所有了。小心奴也被起义军俘获，后来做了钟子仪的夫人。
尽管程昌寓之受命为鼎、澧州镇抚使兼知鼎州，本即是要他负责镇压湖湘地区的起义群众的，但因在上任途中受到起义群众的这番打击，在他终于抵达鼎州就职之后，他对于当地群众更有仇深似海之感，咬牙切齿地要对他们使用最凶狠恶毒的手段。
可是，程昌寓立即发现，他的处境并不多么美妙。不只是武陵县本身，即附近许多州县的境土，大半都已被起义军所占据，各州县政府全都没有多少赋税收入。粮价高昂，一斗米值二千文，单是从蔡州带来的两、三千名士兵的供应已难于措办，而北边的澧州需要他出兵应援，与苗瑶搭界的一些县分也还必须调集属郡的峒丁和刀弩手相助守御。另外，其实是更主要的，他为了对付起义军的水战，还招募了两千多人，令其专习水战。这就使得军粮大感困窘，有时一个人要五天才能分得糯米一斗。军人有出卖妻子以自活的。程昌寓无法可施，便把辰、沅、邵、全四州的行政衙门中所聚集的钱财全部提取，供赡军之用。还在鼎州民户身上攫取了和买、预买以及折帛钱六万贯。使得这地区的人民，入水益深，入火益热。
为了击破起义军的水寨和战船，程昌寓也要制造大量舟船。他没收了木材商从山区贩运来聚集在桃源县的大量文溪杉片，就近征调了大量木工，赶造了一大批名叫“车船”的大型船只：船身皆为车形装置，有的是二十车，有的二十三车，置人于船的首尾，踏车而使船进退。每船可载兵千人。然而，等到真个用车船装载水军进入芷江（今沅江的上游），要与陆上的步兵并力夹攻夏诚的大寨时，由于河窄水浅，车船笨重，周转不灵，竟致全部车船和水军都落入起义军之手。步兵则因连日阴雨，都陷入泥淖中而难以自拔，为恐覆没，先自撤退。这场战斗，前后共经过了七十多天。到此，程昌寓再也不敢设想在战场上与起义军进行较量了。
程昌寓是抱定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的。在用武力较量而屡遭失败之后，他又要改换方法，想收买一、两名刺客，到杨幺的水寨中去把杨幺刺杀。到建炎三年五月，由于青黄不接，起义军的营寨中也感到供应不足，程昌寓便派人招诱到杨钦寨中不参加战斗的（因缺乏丁壮）五户人家，共老小二十余口。其中有一名被称为唐教书的，很知道起义军中的一些情况，程昌寓便向他探询说：
杨幺的水寨中，可以使人混得进去吗？
唐教书回答说：
如别个寨栅，犹自可以通人来往，只有杨幺的水寨，紧凑严密，水泄不通。在大寨周围二十里内，陆路有人员巡逻，水路有船只巡逻，昼夜如此。寨门外更有一群刀手把守，便是大虫豹子也进去不得。
到头来，程昌寓把这个刺杀的阴谋也只好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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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宋王朝认为，不能再指望程昌寓完成镇压湖湘地区起义军的任务时，便于绍兴三年（1133）秋季又派遣了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神武前军统制王（王燮）充任荆南府、潭、鼎、澧、鄂等州制置使，率领所部军马三万人，还下令给湖南北所有屯驻部队一律受王（王燮）节制，还增派了建康府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所统水兵一万人给他，水陆并进，要他前去“讨荡杨幺等贼众水寨”。
王（王燮）到达湖湘地区之后，程昌寓在军事上并不与他合作，而只想袖手旁观他的成败。所有紧急险恶情况，也全由王（王燮）的部队承当。王（王燮）的部队既不熟悉当地地利，又和潭、鼎帅守折彦质、程昌寓不能合作，以致先后多次与起义军接战，都被起义军打得惨败。
第一次惨败是在鼎江（即今沅江）口之役，时间是绍兴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次战役的总过程是：王（王燮）在十一月初率领水陆全部出发，要去收拾起义军，在鼎江口与之相遇，起义军的船只大都有几丈高。船上人用一些二尺多长的硬木棍，削其两端，与矢石俱下，称之为木老（亚鸟）。王（王燮）所率水军所乘用的“湖海船”，体型低小，又只能用短兵与起义军接战，以致陷入极不利的情况中。王（王燮）也为流矢和木老（亚鸟）所中。迫于这样的形势，王（王燮）便留下崔增、吴全统辖水军，抵当下游的起义军，而其本人则与神武前军的万余人从陆路逃回鼎州。十一月十三日，崔增、吴全所派遣的刺探人员报告说，有一些既无旗枪又无人员的空船，从上流交横而下，必是被打败的起义军所抛弃的。崔、吴的水军便都争先“撑篙拽牵”，前往抢占这些舟船。及至靠近了这些舟船之后，每一船中却全都擂鼓发喊，起义军都出而踏车回旋，“横冲乱撞”，将崔、吴水军的“湖海船数百只尽碾没入水”。崔增、吴全都当阵死亡。其余散布在砂碛、堤坝上的步兵，也全被掩杀。“一日之间，万人就死。”崔、吴水军所使用的“御前器甲、旗幡、枪刀之属”一律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的威势从此更大大提高。
第二次惨败是在鼎州社木寨之役，时间是绍兴四年的七月上旬。——在鼎江口那次损兵折将的惨败之后，王（王燮）对起义军不敢再采取攻势，只随时派遣一些士兵去蹂踏起义军所种禾稼，还把他所管领的部队分别布署在几个冲要地点，在那里建立营寨，大致上都是由一个将官率领五百人驻守。其主要意图是扼守住这些咽喉之地，使起义军逐渐陷入困境。其中最重要因而驻兵最多的一个营寨，名叫社木寨。到绍兴四年夏天，“江水泛涨，社木寨地势低平，水将登岸”，寨中的驻军要求移至靠近鼎州州城的高阜处驻扎。在还没有得到程昌寓许可时，起义军首领杨钦却利用水的涨势而发动车船直趋社木寨，另有一支起义军则从陆路前来，对社木寨进行水陆夹攻，并且放火烧屋。寨中驻军惊惶失措，无力抗拒，因此，寨中兵将又被起义军杀个精光。起义军这次所歼灭的虽只是一个营寨的官军，但其影响所及，却使得王（王燮）部署的各寨驻军都闻风丧胆。
在王（王燮）重蹈了程昌寓的覆辙而被起义军打得“败军失将”之后，南宋王朝便考虑，要把这一镇压任务移交给它的王牌部队岳家军了。
二、岳飞用软硬兼施的手法瓦解了湖湘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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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绍兴四年（1134）的四月，岳飞还没有开始其收复随、郢、襄阳等地的军事行动，却先后接奉南宋王朝的三省枢密院送来的两道《省札》。
一道是三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刘洪道奏李成结连杨幺省札》，其全文是：
荆湖北路安抚使刘洪道奏：臣于三月初八日，据权知岳州刘愿申：收到杨幺寨内走出王（王燮）军统制官吴全下原被捉使臣王忠等，取责到知见伪齐李成结连杨幺等欲南来作过等事。
臣契勘：近据探报，李成于襄、邓等州添兵聚粮，置造船筏、攻城器具，欲南来作过。缘本路阙兵提备，臣已具利害，奏乞添屯重兵防御去讫。今又据前项权知岳州刘愿申报，外寇与湖贼结连，欲水陆侵犯，与其他风传探报不同。兼目今江湖水势已涨，上流防御系朝廷大计。伏望详酌臣已奏并今奏事理，速降睿旨施行。伏候敕旨。
右奉圣旨：“札与岳飞”。今札送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岳承宣准此。
另一道是四月四日发出的《再据刘愿申杨幺贼徒结连[李成]作过省札》，其全文是：
权知岳州刘愿申：契勘荆湖制置使王四厢，复提大军前去鼎州，措置招捕杨幺贼徒。二月二十四日到州，收到被虏军兵王忠等二名，自贼寨脱身出来。寻行取问责据。逐人供：各是水军统制吴全部下人，内王忠是使臣，袁海是效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随吴全乘海船入湖讨捕杨贼，到地名青江上口，逢贼大车船，本军船小，当被围了，势力不加，遭贼擒杀。吴全一行兵将王忠等各被捉缚回寨，得贼首杨幺、黄诚存留在寨使唤。王忠等逐日见杨幺、黄诚等评议下项机密事件：
一、去年十二月三日，见伪齐李成发下使臣，称是康武翼，来下文字，要与贼商议通和。令贼首杨幺、黄诚、[黄]寿等打造大车船，准备来年七月间前来鄂州、汉阳、蕲、黄州以来，迎接李成相公一行人马：已备下甲军二十万，就你们大船济渡。许留甲军三万与杨幺、黄寿等，相添装压车船。令贼船取水路下江；李成取陆路，经由江西，前来两浙会合。要赴行在作过。候了日，许杨幺等荆湖两路，与钟相男伪太子建国通和。当时杨幺、黄寿等允许供依。应公文交付康武翼，于当月七日发遣回去。
一、见贼首诬议张宣抚相公招安事。其杨幺、黄寿等所说：目即且权许受招安，图教诸小寨兵夫放心作田，兼要诸处采木，人船稳便。及要疑住诸路人马不动，本寨安然打船。
一、诸贼寨已有大小车船共二十九只。及创行打造大车船一十五只，每只各长一百步，底阔三丈，高三丈五尺，板厚七寸。各要四月半先造成底，推入水，候五月尽船就。令人兵六月间火急收刈早稻，七月间起发。先取岳州，作老小硬寨，将旧车船排泊城下，要抵拦潭、鼎州人马，却将新车船一十五只前去攻取鄂州、汉阳、蕲、黄州以来，迎接李大军马到来济渡，分水陆路，前去浙中会合。
一、贼寨逐时行移文字，只作甲寅年，并不用绍兴年号。今年七月间，定是会合伪齐，攻打沿江州县。
除已将王忠等解赴制置王四厢军前外，契勘本州系据长江上流，西临重湖，北通襄、汉，襟带荆、鄂，屏蔽湖南，自古号扼控重地，今又系杨幺贼船出入要途。若本州可以捍御，必不能侵犯下江州郡。昨累经金人巨寇蹂践，民户所存百分之一，州城烧毁殆尽，商贾不通，税赋无入，在州只有些小彫残贫民，四围并无城壁，钱粮储蓄无分文颗粒，捍贼军马无一卒一骑。从来每遇盗贼水陆侵犯，官吏以下必全城逃避。诸州郡守臣带沿江安抚，特有虚名。
今据王忠等供说，杨幺贼徒已与伪齐李成结连，先取本州，安存老小，以为硬寨，然后顺流而下，侵犯江浙。幸而预知，岂可坐待？若不预为措画，万一贼至，不惟失一岳州，荆湖南北便见隔绝。占据上流，下江所系甚重。
欲望朝廷矜恤本州并无城壁、钱粮、军兵，外贼内寇结连，指日首先攻取占据，要作硬寨，然后侵犯江浙，委是事势迫切，特赐选差前项精锐军马，支拨钱粮，下本州驻扎，仍乞悉听本州节制，庶可为用。
愿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具此因依，专差成忠郎乌沙镇监酒税权本州司户参军李佐赍申尚书省。愿窃虑前状在路住滞未到，又于当月二十五日再具状申去讫。
今来春水泛涨，杨幺贼船不住出没作过，事势委是危急。伏乞详酌，速赐指挥施行。候指挥。
右勘会，近据刘洪道申到前项事理，已奉圣旨，札与岳飞去讫。今再札送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岳承宣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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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录的两道《省札》，都是南宋王朝的三省枢密院以正式公文形式下达给一些军事负责人的。从其中的言词可以看出，不论是做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刘洪道，或权知岳州的刘愿，对于起义军的首领杨幺、黄寿等人已答应与李成勾结，要分别由水陆两路向两浙进发，去攻打南宋王朝一事，都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在闻知这一消息之后，全都张皇失措，竟似大祸即将临头一般。但是，这两道《省札》中所透露的消息究竟是否可信呢？我们且来认真分析一下。
第一，关于李成派人去与起义军的首领们进行联系的事，在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卷下也有如下一段记载：
至绍兴四年十一月，水贼周伦寨去岳州稍近，一日，令人赍申状赴岳州太守程殿撰陈诉，称近有伪齐下襄阳府李成太尉，差人自安复州取水路来故县滩水寨，送金帛物口文书，言欲水寨诸首领各备人船战士，克日会合，水陆并进，收复向下沿江州县，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别命官资，优加犒赏等事。周伦宴设来人，以乾鱼鲊脯回答，报言：“周伦等止是鼎州龙阳县税户，为被知州程吏部凌逼，要行尽底杀戮，不得为王民，且在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晓得会合事节”，发遣来人归回。后月余日，李成又差三十五人来，内有郑武功、胡大夫二官员，又将官告、金束带、锦战袍并羊羓之类，再三相约诸寨首领克日会合，周伦知事势异常，难以依随，又恐日后多有人来相逼，别生患害，一夜，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戮，沉尸入江中。
这里面所说的程殿撰，是指程千秋而言。程千秋之为岳州守，其赴任应在绍兴四年的五月，到这年的十一月末移知鼎州。此谓周伦于绍兴四年十一月赍申状向程千秋陈诉，时节相合，当属可信。倘使真如前引《省札》所说，李成派去联系杨幺、黄诚、黄寿的人，已经取得了他们的同意，要从水路陆路分别进军去攻打南宋王朝，为什么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到周伦寨中去办理同样的交涉呢？既然在五月以后还进行这样的交涉，可知前此派往杨幺、黄诚诸寨的那个康武翼，必然不曾得到杨幺等人的“允许供依”。
第二，倘使杨幺等人果真已于绍兴四年春间已经应允与李成的伪军共攻南宋，则在岳飞于绍兴四年夏间出兵襄、邓去攻打李成的伪军时，杨幺必然要张大声势，出兵与李成遥相配合，使岳家军腹背受敌。事实却是，在岳飞出师北进的全部过程中，杨幺一直没有做出与李成伪军配合的姿态。这也证明，在起义军领导人和李成之间，根本没有在军事行动上有任何合作的默契。
第三，王忠和袁海，都是绍兴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鼎江口战役中被起义军俘获的，即使他们确是被留在杨幺、黄诚的营寨中“使唤”，所有有关军事机密事项，特别是与李成勾结共攻南宋王朝这类最怕走漏风声的事项，是万万不会也让他们得以与闻的。但，倘若是义正词严地拒绝李成的阴谋诡计，那就要尽可能布露出来，不论对任何人就都不存在避忌的问题了。依据这一情理推断，康武翼之前往起义军营寨为李成作说客的事，王忠、袁海是都可以闻知的；起义军的首脑们对康武翼的严词拒绝，也必然为王、袁二人所闻知。但在此二人逃到岳州之后，为要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在被俘期间还刺探到一些什么绝密消息，便把由康武翼携带来而已被杨幺等人拒不接受的那些条款，说成是“当时杨幺、黄寿等允许供依”了。实际上这“允许供依”之说完全是出自王忠、袁海二人的虚构。
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总结说，湖湘地区起义军的所有领导人，全都不曾应允李成的要求，要与之合力进行推翻南宋王朝的军事行动，虽然李成曾不只一次派人到起义军的营寨中作过这样的活动，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尽管王忠、袁海二人的虚假报告是那样地容易被戳穿，但既经南宋王朝以省札的形式普遍下达于沿边各地的军事负责人员，这些军事负责人员，包括岳飞在内，当然更是对它深信不疑的。在深信杨幺、黄诚等人已应允与李成进行军事合作共攻南宋之后，到南宋王朝要派遣岳家军去镇压杨幺领导下的湖湘起义军时，在岳飞更觉得有最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一军事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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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绍兴四年的八月下旬，也就是在南宋王朝为奖赏克复襄、邓等六个州郡而擢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的那一天，枢密院的长官又乘机向皇帝赵构说道：
杨太等作过日久，先因张浚奏乞招安，特与放罪（放罪即免罪），许令出首；而迁延累月，终无悛心，理难容贷。王（王燮）出师逾岁，不能成功，与潭、鼎帅守每事忿争，不务协心，致一方受弊。
最后便建议调动岳飞的部队去从事镇压，而也立即得到了赵构的同意。于是，在同一天，就又下诏专委岳飞措画讨捕湖湘起义军的事。同时还明令规定：知鼎州程昌寓自上流进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马准、步谅两军听程昌寓节制；荆南镇抚使解潜亦遣兵船约期进讨。命王（王燮）将所部还江州。
岳飞在接奉到这一新的任务之后，立即向南宋王朝写了一道奏章，对于履行这一军事职责，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所有措置讨捕黄诚、杨太等贼徒事，切缘臣所管军马，并系西北之人，不刁水战。今蒙圣旨驱使，不敢辞免，谨已遵奉指挥外；臣契勘：湖贼黄诚、杨太等占据重湖，猖獗累年，战舰舟船数目浩瀚。又贼众多凭恃水险，出没作过。今来若以湖南帅司马准、步谅两项军马，听知鼎州程昌寓节制；以荆南镇抚司并湖南帅司各发兵船，约期进讨；切虑如此事不专一，临时难以措画，有误指踪。
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令湖南帅司除留三千人在潭州弹压外，并荆南镇抚司都共有二千人，乞令臣量留一千人在镇抚司外，将其余军马舟船，尽数并拨付臣，相度分布使唤。兼马准、步谅亦乞令付臣使唤。如鼎州缓急合要军马使用，乞令臣相度分遣，庶几军马归一，斟量调发，免致误事。
兼契勘：王（王燮）已降指挥江州驻扎；今来讨捕湖贼，正赖舟船使用，欲乞将王（王燮）随军舟船，除海船及有余船外，只乞战船并海湖船权暂尽数拨付本军，候事毕日归还。
臣访闻湖南州郡系出产材木去处，欲乞行下本路，一就并钉线工匠应副添修本军舟船。
其合用钱粮，窃详湖北路委是阙乏，无以桩办，伏乞特降指挥，专一令江西应副外，券钱乞从朝廷宽剩支降，庶不有误事机。
所陈利害，并系急切，伏望圣慈详酌，依臣所乞，前去措画，誓尽犬马之劳，以图报效。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近探得，陕府长安见今点集人马，东京亦已聚兵。今来襄、汉诸州并系边面，防秋是时，切虑不测前来侵犯作过。伏乞添兵屯守，及更抽摘军马，付臣遣发巡边照管，庶免误事。乞速赐措置施行。
从这道奏章当中可以看出，岳飞对于新接受的镇压湖湘起义军的任务，是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承担的，因而在事前就作了一些周密的考虑。从其所附《贴黄》中所说，又可知他对于杨幺、黄诚诸人要与李成在军事上配合行动，也确认其为必有而不容置疑的事件。
然而，紧接在岳飞递送出这道奏章之后，伪齐与金政权联合进攻的军队已经向淮南地区推进了。南宋王朝必须把全副军事力量集中在江淮之间，也得把岳家军投进去。继之而来的，就是督催岳飞率部渡江去援救淮西的诏令以及“御札”。因此，在绍兴四年的冬季，岳家军开往庐州了，而没有开往起义军势力最盛大的鼎、澧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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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五年（1135）的二月，抗击敌、伪南侵军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岳飞的部队也已从淮西回到池州，岳飞便由池州到杭州去朝见皇帝赵构。几天之后，南宋王朝又把镇压起义军的事重新提出，并把岳飞的军职改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后军都统制”，要他率领所部去讨平“湖贼杨幺”。另外，还赐给他钱十万贯，帛五千匹，作为犒赏军功之费；还委派湖北路的转运判官刘延年充随军转运；并令湖南漕薛弼和江西漕范振负责应付随军钱粮。
在王（王燮）的军事征剿计划彻底失败之后，南宋王朝对湖湘起义军又想采用“剿抚并用”亦即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因而在发布了上一道诏令之后不久，就又颁发给岳飞十副金字牌旗榜，供他对起义军首领进行招安时使用。
这时正建立了都督行府、担负着南宋王朝全部军政职责的张浚，对于湖湘起义军也是主张招抚之议的。他不但又派人到杨幺、黄诚、周伦的营寨中去进行诱降，而且深信他们这次一定会出来投降。张浚就此事所做的分析是：
建康为东南重要都会，而洞庭实据上流。今湖寇日滋，壅遏漕运，格塞形势，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然寇阻重湖，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为暴。前日朝廷反谓夏多水潦，屡以冬日用师，故寇得并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讨之，彼众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亩。禾稼蹂践则有秋冬绝食之忧，党与携离，必可招徕。
基于这一见地，到岳飞已经受命去负责镇压起义军之后，张浚仍然以都督行府的名义制定了一个《招捕水贼杨幺等约束》，其中所具条款是：一、荆、潭、鼎、澧、岳诸州长官，将每个水寨中最先出来自首的人多方存恤，其首领则申报行府授官，余人给以闲田。二、湖南安抚使司统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阴，保护湘江粮道；统制官郝晸屯桥口，王俊屯益阳旧县，吴锡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阳渡，马准、步谅留潭州。三、鼎州的官兵，令程千秋分拨到紧要去处屯驻。四、应诸校招收到人数，比附出战获级例推赏；其所招收到的人众，报所属给种授田，务令安业；候黄诚、杨太、周伦公参了日，当议蠲免租税，补授官资。除此以外，还把招安黄榜发给任士安等军和岳、潭、鼎、澧诸州的知州，令其随时进行招抚。
为了和张浚的这种招安政策和种种部署相配合，在岳家军还没有向湖南地区进发之前，岳飞也向南宋王朝建议说，如果打算招安黄诚和杨太，最好能使二人各去做荆湖南北路中某个州的知州。南宋王朝接受了这一建议，即用黄榜宣布，赦免黄诚、杨太和起义群众的造反罪，同时还下了一道诏令说：黄诚、杨太等如率众出首，当议与湖南北路知州差遣。希望他们率领“人船，趁此春水，顺流赴张浚行府或刘光世军前，当议优与转官，仍旧专充水军。若有愿乞外任之人，许乞本乡或邻近州军钤辖、都监差遣。愿归农人，于鼎、澧州支拨闲田养赡，仍免五年税役。”
到张浚和岳飞有关招安的部署和措施都收取不到任何效果时，岳家军这才由池州向着潭州进发。
岳家军的这次出征，虽是去要完成一桩血腥罪行，但在整个行军途中，纪律却极为整肃。骑兵全不敢践踏田野中的禾苗，步兵全不敢欺侮耕田的农夫和采樵的村童。真正做到了市井不扰，耕樵不变。沿途居民馈送一些酒肉表示慰劳，岳家军决不白白接受，每次都是按照时价送钱给这些居民，有时就用开拔前所得赏赐物品作为酬报。赵构闻知这些情况之后，便特地颁降给岳飞一道诏旨，奖励说：
卿远提貔虎，往戍潭湘。连万骑之众而桴鼓不惊，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至发行赏之泉货，用酬迎道之壶浆。所至得其欢心，斯以宽予忧顾。嘉治军之有法，虽观古以无惭。乃眷忠忱，益加咨叹。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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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恐武将们在出师征讨过程中把事权扩大得太高，朝廷上难以遥制，以致发生武人专擅、尾大不掉的弊病，从北宋中叶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负实际责任的武将之上，大都加派一名出身于士大夫的执政大臣去监临，使这个负责武将受其限制，免致坐大。在南宋初年的四五员大将当中，依照辈分来说，岳飞是发迹最晚、年事最轻的一个；但由于在平游寇、破敌、伪的多次战役中立下了杰出战功，遂使他的威名的提高，较之他的官职的升擢更要快些。对于这样一个正在突飞猛进的人物，自然更不能不临以文官，加以防制。在他率师向湖南进发之后不久，那个以一身而兼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张浚，便依照久已形成的这一惯例，取得了南宋王朝的同意，也亲去湖南做一个监临岳家军的人物。
在湖南醴陵县的牢狱里关押了几百名起义群众，都是被湖南安抚使的部队先后所掳获，集中关押在那里的。到张浚路经醴陵时，也要利用这批囚犯向起义军进行诱降。他召问这批囚犯，把他们一律释放，还分发给他们一些文书，要他们带回各人的营寨去。文书的大意是：现在在大军的包围之下，既不得耕耘收获，到秋冬必然缺乏食物，将会饥饿致死。因此，不如早早出降，可得赦免，也不致饿死。但是，在这批人回到各自的营寨之后，各营寨的起义群众却并没有人真个出来接受招安。
张浚一心想对起义军的首领进行招安，起义军的首领们也要反转来利用此事愚弄一下张浚。当张浚已经抵达长沙之后，黄诚、周伦便派人去向他示意：准备接受招降；可是，过去既屡次杀害过官方派往水寨进行招安的吏士，怕官方再算这笔旧账，所以还不敢匆遽之间就下定决心。说穿了，这番话无非是想使张浚再受一些时候的欺骗，发生一点缓兵之计的作用而已。及至过了一些日子，张浚如醉初醒、恍然大悟的时候，他只有督催岳飞赶紧向鼎、澧州和益阳县快速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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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在前此几次征剿游寇和抗击金、伪南侵军的战争中，虽几乎都获得胜利，且已因此而获得很高的威名，但这次出师所面对着的，却是已被事实证明了的实力十分坚强的起义民军。而更加重要的一点则是，如岳飞自己所说，水战决非岳家军之所长。倘若起义军尽量展其长技，因利乘便，对岳家军随方抗击，岳飞究竟能有多少制胜的把握呢？自从岳飞率军抵达湖南境内之后，就有不少士大夫来向他陈献攻取起义军的策略，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岳飞这次出兵之能否成功，也没有多大的信心。
争向岳飞条陈用兵计划的，还有岳飞军营中的幕僚和策士，荆湖南北路的一些地方官吏。
岳飞和岳家军是在绍兴五年（1135）四月下旬到达长沙的。张浚的到达则在五月十一日。岳飞之率军转进到鼎州城外，则已经是五月下旬了。在四、五月内，本应是洞庭湖及其附近的河流都在涨水的季节，却不料天时反常，正在亢旱，湖水之浅竟和深冬相似。这等于替岳飞的行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商讨用兵计划时，湖南转运判官薛弼举述了儿童摸鱼的事例。他取来一盆水，一条鱼，把鱼放在水盆当中，随时增损其水，让大家亲眼体认：水多时鱼得纵适自如，水少时立即难以动转，只能任人捕捉。结论是，对长于水战的起义军，应该利用天旱水枯的机会，采用陆攻之策。
大家所见从同，决定要从陆路四面围攻。对于每个方面的先后缓急，也进行了一番商讨。
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岳飞先派出一些士兵扮作商人，趁起义军前来交易的机会，诱获了几百人。绝大多数的幕僚和部属都认为，官军将士既已被他们杀害了不知其数，现在也只好把这些人一齐杀光，聊以发泄官军将士的气愤。对此表示异议的，只有一个名叫黄纵的幕客，是在岳飞军中主管机密文书的。黄纵以为，对这些人，先之以欺骗，继之以执缚，如再一律杀掉，这正是所谓“不武”；只有好好把他们利用一下，那才是所谓“兵机”。这意见，既体现了软硬兼施的策略，因而也正符合了岳飞的心意。岳飞便对这几百个人进行公开审讯。他问道：
你们造反已久，残害了这一方人民；目前，该是你们应受死刑的时候了。但你们所造罪孽如此深重，单是一死实在不足以偿罪，你们看，应该如何办理？
百名俘虏全都认为万无可生之理，也并不向岳飞乞求怜悯，都表示甘愿就死。岳飞却掉转语气，说道：
我知道你们都是良民，不幸生在这般乱离年代，被人裹胁驱迫，以致到此地步。现在我虽带兵来此，却只是想来拯救你们，不是要来杀害你们的。
接着便又问道：
你们居住在水寨当中，究竟有何可乐？
几百人异口同声，都诉说营寨中艰难困苦的情况。
岳飞最后便吩咐，分给他们每个人一些钱帛，要他们各自购买一些东西，带回营寨，分送给各人的老小。暗地里却早已告知市上的生意人，要他们特别把物价降低，赔累的数目由军中贴补。
这批被释放的起义群众各回到营寨当中，外面生活富足的情况也随之而得到传播。岳飞也从此更加紧其经济封锁：在所有重要路口上都分派士兵把守，从四面八方断绝起义军的粮米来源，也断绝其与外方贸易的道路，使起义军民进既不能有所得，退则只有坐吃山空。处在这样日益艰苦情况下的起义群众，其中的确有些人不免发生了动摇、妥协意念。岳飞探悉此种情况，便又派人携持黄榜去试行招安。
被派的人员，一个是黄佐，是前此投降了王（王燮）而被王（王燮）拘押起来的一个人。岳飞释放了他，派他到杨钦的营寨中去，劝说杨钦出来投降。伴随黄佐一同前去的，还有在岳家军中主管机密文书的那个幕僚黄纵。
另一个被派的人，是岳飞进入湖南境内以后出而投降的杨华。岳飞给予杨华的使命，是要他去勾结杨幺的左右，使他们设计杀害杨幺，前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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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岳飞依照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而着手加以实施时，南宋王朝却忽然又担心到金人和伪齐的再度南犯，便又下诏给张浚，要他尽早还朝，商定对策后再转往江淮间去，作防御金、伪的措置。
张浚在抵达湖南之初，就曾亲自到洞庭湖附近各地，视察起义军的部署和动静，所得的印象是，军事进攻也恐不易制胜。招安工作虽在进行，起义军的首脑们的反应，却总是令人捉摸不定。这使得张浚十分忧虑，也正有很大畏难情绪。到六月上旬，他看到这一诏令，就决定要遵命还朝，把镇压湖湘起义军的事暂行搁置，或即听岳飞去做长久围困之计。他把岳飞召还长沙，和他会商这计划是否可行。岳飞却拿出了一幅新绘制的行军地图给他，图上把攻讨出入的冲要路径已全都指明，岳飞还向他当面作出保证说：
头目们是很容易捉获的。
张浚却仍想按照他已定的计划行事，说道：
容易捉获，也恐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得到的，日子耽搁得多了，那就要影响到甚或耽误了防御金、伪的军事部署。我看还是把征剿杨幺、黄诚的事推到明年再说吧，你以为如何？
岳飞对张浚要立即还朝的打算，还是不肯同意，便又进一步作出保证说：
都督且少留。除掉进军、退军的日程，我看只须八天的时间就可把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十天之后，都督就可回朝去了。
张浚对于岳飞的这项保证，虽然是将信将疑，好在所争论的归朝日期，相差不过在十天八天之间，对此自也不便过于争执，因而就勉强依从了岳飞的意见，并希望岳飞真能如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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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回到兵营，加紧进攻起义军的部署。
前不久拨归岳飞指挥的任士安、王俊、郝晸诸人，共有兵两万多人。在此以前，他们本也是归王（王燮）节制的，却都不肯听从王（王燮）的命令和安排。这也是王（王燮）在军事上失败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岳飞随时随地都把整顿军队纪律摆在最首要的地位，他不能允许把这种作风带到他的部队中来。在新的隶属关系确定之后，岳飞首先要煞一下任土安的气焰，便举述了他前此的种种过失，把他鞭打了一次。在这次行军计划既定之后，又指定任士安去打前锋，而且宣布军令，限他在三日内一定成功，否则就以军法从事。任士安遵命出师，并扬言说：岳太尉（飞）就要亲率二十万大兵前来了。及至起义军探明前来作战的仅仅是任士安的一支部队时，便集中兵力进行抗拒，使任士安倍感吃力。到第三天，岳飞果然率大军从四面围攻上来，一接战，就把对阵的起义军的大部分打垮，并即坐上起义军的这些船只，乘胜去攻击杨幺的水寨。杨钦勇悍善战，在起义军斗争过程中，他多半奋勇当先，是杨幺恃以为强的一个人物。因此，也成了张浚的诱降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人物，而他也屡次以愿意接受招安的表示来玩弄和欺骗张浚等人。这一回，岳家军的攻势来得这样迅猛，在势穷力屈的情况下，他却不能不率领他的徒众三千人投降了。
如连老弱一齐计算在内，杨钦大寨中的人口有一万上下。他们全都成了岳家军的俘虏。大寨中原有上千只舟船，也全都成了岳家军的战利品。因为杨钦是“率先出降”的，岳飞也尽快“申禀都督行府”，给予杨钦以官职，其余较低首领也次第推赏。对其徒众，则拣选其强壮的使充水军，老弱的一概遣归本乡，给以田土，使其仍得各务本业。其所以急急于作出这样一些安排，为的是，要进一步诱降那些尚未攻破的各个水寨中人。
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是杨幺、钟子仪的大寨。
杨幺的大寨坐落在龙阳县江水北岸。杨幺的态度还照旧坚强。他仍然调度舟船人众，作抗拒官军的部署。岳飞在接受了杨钦的投降之后，又亲自率领牛皋、傅选、王刚等将官，和各人帐下的“精兵虎旅”，分乘大量车船，径直向着目标进发。当杨幺看到他的前卫舟船已被冲散，岳飞的旗帜已经遥遥在望的时候，虽知事势已甚紧急，却仍下定决心，既不要屈膝投降，也不要束手就擒。但他却没有料到，在钟子仪左右的一个名叫陈滔的小将官，早在暗中与官军有了勾结，一见官军到来，就劫持着钟子仪所乘船只（其上设有金龙交床和龙凤簟等），先去投降了岳飞。杨幺见大势已去，就纵身跳入水中，他却又没料到，竟被官军中的水手孟安没入水中救出来了。杨幺、钟子仪被押解到军营之后，立即为岳飞所杀害，且函首送往都督行府。
刘衡、全琮、周伦等人也在这时相继降服；剩下的，只有夏诚所辖的几个营寨了。
夏诚是起义军首领中最有智计的一个人，他的大寨也坐落在一个最险要的处所：三面临江，背负高山。岳飞仍要亲率牛皋等人去进攻这座大寨。牛皋一边接受任务，一边发表意见说：
许大杨幺，占据重湖作过，致烦朝廷之忧，虽以王四厢大军数万人，犹自败折空回；今节度太尉提大兵来讨荡巢穴，贼众畏伏虎威，尽已出降，独这杨幺抗拒，亦行擒戮；若不将其手下徒党少加剿杀，何以示我军威？欲乞略行洗荡，使后人知所怕惧。
岳飞不同意这样做，说道：
杨幺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钟相以妖怪诳惑，次又缘程吏部怀鼎江劫虏之辱，不复存恤，须要杀尽，以雪前耻，致养得贼势张大；其实只是苟全性命，聚众逃生。今既诸寨出降，又渠魁杨幺已被显诛，其余徒党，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有何利益？
况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军为上，自是兵家所贵。若屠戮斩馘，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朝廷好生之意，上宽圣君贤相之忧，则自家们不负重责，于职事亦自无惭也。
在结束这段话时，岳飞还连说了几声：
不得杀！不得杀！
牛皋只得接受这些告诫，跟随岳飞一同前去。
夏诚的大寨所倚恃的是山溪之险，岳飞就从破坏这险要着手：他下令部队伐取君山的树木，做成巨筏，把夏诚大寨周围的港汊一律填塞。又从上流积聚了大量的腐木烂草，使其顺流而下，用来填塞了下游的浅水地段。随之而派遣了二千名口齿流利、善于吵骂的人，立于浅水处，且走且骂，向夏诚营寨挑战。寨中人被激怒了，便用瓦石向外投掷。草木瓦石，累积成堆，既填塞了舟船的通道，又等于替官军修筑成进攻的径路。起义军想把船只经由港汊移往湖外，却又到处受到木筏的阻碍。因此种种，官军乃得直冲夏诚大寨攻去。经过一番搏斗，一座最难攻击的大寨终于被攻破，夏诚也为岳家军所俘获。
征讨的大功到此已全部完成，所得丁壮共有五六万人，老弱共不下十万。大小船舶几千只。
从夏诚大寨的被攻克，上溯到岳飞与张浚在长沙的上次晤谈，其间恰恰是八天的间隔。此后又过了不多几天，商旅的来往，居民的耕种，牧夫、樵童和渔民，一切全恢复到事变发生之前的旧样。
三国时期的关羽、张飞和诸葛亮，都是岳飞平素极为羡慕向往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也为岳飞所熟知。到岳飞既已把湖湘起义军镇压下去，将要回军鄂州之时，幕客黄纵便向他建议说：“孔明之所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是要以此服南人之心，免得军回而复叛。今兵不血刃而平‘大寇’，余众散匿于湖山之中者还多得很，他们见德而未见威，我看还有师回复反的可能。因而应先耀兵振旅，然后回军鄂州。”岳飞采纳了这意见，便于回师之前在洞庭湖畔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阅。“军律严整，旗帜精明。观者无不咨嗟叹息。”既以显示岳家军的“威武”，也要使这次军事镇压能发生较久远的影响。
9
在半月之内，又几乎是在谈笑之间，岳飞便解决了累年以来南宋王朝所最感头疼的一个问题，这不但大得赵构的欢心，满朝臣僚也都感到欣慰。为酬答岳飞新立的这份功劳，南宋王朝特地发布了一道诏书，把岳飞的官阶提升为检校少保。从此以后，岳飞就被人们以极其尊敬的心情称呼为岳少保了。诏书的全文是：
若昔帝王之经武，本七德以和众安民；惟我祖宗之有邦，逮百年而胜残去杀。眷彼南服，远于朝廷。赤子弄兵，始由失职；一方受病，迄至用师。乃嘉将帅之良，能尽威怀之义。肆飏孚号，庸报懋功。
镇宁崇信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制置使、武昌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陆百户岳飞，忠力济时，忱诚徇国。沈勇多算，有马燧制敌之机；廉约小心，得祭遵好礼之实。自出陪于艰运，久专总于戎轺。锋对无前，以征必克；师行有纪，所至孔安。成绩著于邦家，威名震于夷貉。比饬鹰扬之旅，往临鼠盗之区。孚以惠心，开其善意。得好生于朕志，新旧染于吾民。支党内携，争掀狡窟；渠魁面缚，自至和门。服矢韬弓，尽散潢池之啸聚；带牛佩犊，悉归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岁荡汩之菑，增秦蜀千里贯通之势。惟时底绩，可后庸酬？孤棘位朝，其视仪于亚保；戎骍导节，仍叠组于中权。肇开公社之封，益衍圭腴之赋。
於戏！《出车》之劳还率，所以知臣下之勤；《彤弓》之锡有功，所以庆人君之赏。往对扬于休命，终克励于壮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可特授检校少保，依前镇宁崇信军节度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贰百户，进封开国公。余如故。
这道诏书尽管很长，但其中涉及对岳飞这次行军用兵的评价的，则是中间一段自“孚以惠心”以下，直至“增秦蜀千里贯通之势”诸句。这些语句反映出，岳飞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他在软硬兼施的两手之中，着重地采用了软的一手，采用了分化离间的各种手段，使其“支党内携”，所以能几乎是“兵不血刃”而收取到把起义军全部瓦解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南宋王朝的最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则是把整个长江联系贯通起来，所以才使得南宋王朝的君臣们高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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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湖湘起义军的这一罪恶活动，在岳飞虽可算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世事总是要这样辩证地发展的。岳飞镇压起义军的“事功”，固然取得了南宋统治集团当中绝大多数人的赞赏，而在某些高级将官心中，却又引起了一些嫉忌和仇恨。特别在韩世忠、张俊两人，更是如此。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是宋廷南迁之初的三员最高军事将领，他们勾心斗角，猜嫌仇怨极深，有时且竟几乎酿成武装冲突。是经过皇帝赵构和几员执政大臣屡次进行调解，才得稍为缓和了一些。及至岳飞的声名和职位都升腾到和这三员大将看齐的时候，一向与岳飞关系较多的韩世忠和张俊，特别是张俊其人，便把嫉恨心理又转移到岳飞身上来了。
当韩世忠和张俊已经身任大将，而岳飞还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列校”（军事小头目）之日，距今不是仅仅七八年的时间吗？岳飞隶属于张俊部下，由张俊指挥他去东征西讨，不更是近在两三年前的事情吗？然而当今的情况却是，岳飞的战功和军事职位，都已飞快地追上了他们。就官阶说，已经成为他们的同列；就威望说，实际已经超驾乎他们之上了。这使得他们感觉到一种“咄咄逼人”的威胁，都在侧目而视，心怀不平。岳飞对这些情况是有所察觉的。他不愿意让他们把这种嫉恨心情发展下去，因而在平素便不断写信给这两位前辈将领。尽管对方都不肯写回信，他也还是照样写去。他希望借助于对他们的这种尊重，平息他们的嫉忌忿怨。单在这一两年内，岳飞写给韩、张两人的信札就有三十多封。及至镇压湖湘起义军的任务结束以后，岳家军获得了这样多的战利品，岳飞从中拣选了两只车船，附带着船上原有的作战人员和战守之具，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各一只。在岳飞，他是要借此表示，决不愿意有丝毫芥蒂存在于他们三人之间的。他的这个良好愿望，最多只收到了一半的效果：韩世忠收到船只之后，喜悦非常，削减了前此积存的部分嫌怨；张俊收到之后，却认为这是岳飞故意去向他夸耀战功的，在心头反而产生了更多更深的怨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