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真贵族树立伪齐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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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真铁骑既已攻占了中原地区之后，金国的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其中的那些军事首脑们，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对这一地区的人民能顺利进行压榨和奴役的问题。他们虽然有时被南宋王朝的逃窜及其军事上的无能所诱发，觉得可以继续出兵远征，干脆把南宋政权消灭；但在更多的时候，或在较多的一部分人中，对其自身政治、军事实力的估计，却似乎还只认为，在短期之内，应以河东、河北地区为限，应先集中力量把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也就是，把金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巩固下来。
然而，自从宋、金双方发生战争以来，战与不战的主动权，是一直操持在女真贵族手中的。而到1130年的夏季为止，女真兵马已经实际侵占了的地区，不但包括了整个山东，且也能够控制淮北的许多州县。因此，女真贵族们就大肆玩弄其“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事实上，“以僭逆诱叛党”的手法，女真贵族们自从灭掉北宋政权，树立张邦昌做伪楚皇帝之日起，就已开始使用了；到兀术率兵侵入江南，攻占建康之后，也是用建立伪政权作诱饵，诱使杜充投降的。
建炎二年（1128）春，赵构已经把重建的宋政权迁徙到扬州，山东已处在女真铁骑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做河北提点刑狱的刘豫，也弃官而逃窜到真州。刘豫本想远远地躲开女真兵马，却不料宋政权又委派他去做济南府的知府。济南府是个首当敌冲的地方，刘豫如何敢去？他请求改派他到长江以南的某个州郡，但没有得到允许，最后还是不得不满怀忿怒地到济南去上了任。这年腊月，女真军事首脑挞懒率兵去攻打济南，刘豫乘机杀掉了济南的一员猛将关胜，投降了挞懒。
挞懒攻占了山东，山东便成了他的部队的驻屯地区。刘豫在投降之后，继续充任济南知府，等于处在挞懒统属之下，因而极力去事奉挞懒，把他所搜刮到的珍玩宝物尽量送遗挞懒，企图得到他的欢心和宠信。而他的这一愿望也果然达到了。到1130年，当兀术从江南撤兵北返，淮水以北的地区已入于金人掌握，女真统治者们又打算在中原地区树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势力的时候，挞懒便着意于刘豫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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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掌握着金王朝的最高军事权力的，是驻扎在大同府的粘罕，而不是驻扎在山东的挞懒。当刘豫不断用贵重宝物向挞懒行贿，挞懒想要树立刘豫做傀儡皇帝的意图日渐明显的时候，粘罕的一个心腹人物高庆裔就向粘罕献议说，目前既然有意要在中原地区树立一个傀儡政权，你就应当首先明确地提出此事，并且明确指定要树立何人，免得被别人占了先着，以致“恩归他人”。
粘罕采纳了高庆裔的建议，并即派遣高庆裔经由燕山、河间，越过黄河故道，先后到达刘豫的家乡景州（今河北省景县）和山东的德州、博州（今聊城）、东平府等地，迫使这些地方的官吏和居民书写《愿状》，表示拥戴刘豫充当这个傀儡。后经粘罕把这些《愿状》集中起来告知金主吴乞买（太宗），于是在1130年的重阳节日，刘豫被金王朝册立为皇帝，国号也由金王朝代定，叫做“大齐”，都城设在大名。
从此，金王朝便把它所已经侵占的山东、河南之地，名义上一律划归这个伪齐政权统治，实际上，伪齐政权的任何重大举措，却还必须一概仰承女真贵族们的鼻息。
刘豫做了傀儡皇帝之后，接着就任用了一批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吏，其中的大多数，原先都是宋朝的官吏，是在双方作战期间投降于女真统治者的。
刘豫还从他的统治区内招募壮丁，组成了武装部队。到后来，一些因受到南宋政府军的征讨，在南方无法立足的游寇和军贼，先后投降伪齐的，为数也颇不少。正是这些降兵降将，逐渐形成了伪齐政权所倚恃的主要武装力量。
二、张浚丧师和金人占领秦川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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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虽不把首都设在关中的长安，但在其最高统治集团当中，却都是认为，河东和关陇地区，民性强悍，勇武敢战，是招募兵卒的最好的地方。这些地区的一些土著族姓，例如折家、种家、杨家、刘家，在北宋一代也都是以世代将门著称的。在遭遇到女真兵马的侵凌，重建的宋政权虽已南迁，其统治集团中人，绝大多数仍是认为，想要保证有一支可以抵抗金军的劲旅，必须尽可能不使这个最好的兵源所在丢失掉。
而何况，潼关以西（即所谓关中）的地理形势，四塞以为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难攻易守的地方。所以，当赵构即位之初，考虑迁都与否的问题时，主战派当中便有人建议说，如果非迁都不可，那就最好迁往长安，把关中地区作为抗击金人的战略基地。然而在当时，赵构、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却只是醉心于扬州以及江南诸大城市的繁华富庶，并不把报仇雪耻、光复故物的事放在考虑之中，因而只顾向南逃窜。有一个名叫曲端的将官，曾为此写诗加以讽刺，其中有两句说：“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两句诗，虽然后来被曲解为“指斥乘舆（皇帝）”，成为张浚杀害曲端时所罗织的罪名之一，①但它却确确实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也就是说，在当时广大人民的心目当中，都是认为，南宋政权应当把关中作为谋兴复的基地。
当女真贵族于1130年秋树立伪齐傀儡政权时，中原地区虽已全被女真兵马所侵占，潼关以西诸路，却只有永兴路的长安等地处于宋、金双方的拉锯战情况中，另外的所谓秦川五路，即秦凤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和熙河路，则只有延州（今延安）以北的地方已为金人所占领，其余的大部分还都是归南宋政府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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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夏，那个曾在帮助赵构复辟的事件中立了功的张浚，有一天向赵构建议说，中兴大业，当以关、陕地区为起点。而且说，敌人如先发制人，经陕西而窥川蜀，东南半壁也将难保了。因此，他自告奋勇，愿意亲自去担任固守陕、蜀的军事重任。而在这些主张和表态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真实的意图，那就是要迁都到四川去。自建炎三年以来，在南宋小朝廷上即有一种盛行的意见，认为与其在东南各地奔波流徙，还不如龟缩在四川，倒更安全稳当一些。因而就主张，宁可把江淮的守御力量放松一些，也要用大力去经营关陕，以确保四川的安全。赵构很同意张浚的建议，便委派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而且授与他以“便宜黜陟”的大权，也就是，使他有权可以不经过南宋王朝的同意，而自行选用或罢免地方行政官吏和军事将领。
张浚是一个虚浮夸诞，缺乏实干能力的人。即使用最宽恕的字样来评价他，也只能说他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而他还贪权、怙势、轻率、跋扈。他在建炎三年秋从建康出发，到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去就任。还没有到达川陕地区，他在经行之地就已开始使用其“便宜黜陟”之权，对于沿途的地方官吏，有的加以调换，有的委派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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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在抵达兴元之后，先命幕客代作了一篇祭诸葛亮的文章，派人到定军山诸葛亮的坟墓上去祭奠，一方面表示这次出兵的意义和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相同，另一方面还夸说当前形势远非诸葛亮那时之所能比。接着，他把宣抚使司组织成一个很庞大的班子，一心想要对金人采取主动攻势。特别是到建炎四年（1130）秋季，兀术所率女真铁骑虽已从江南撤退，但挞懒却又率领所部到淮南去与兀术会师，又有渡江南犯的态势。这时候，南宋王朝很希望张浚能在陕西对金军发动攻势，分路以捣敌虚。张浚本人，则因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估计，也满心跃跃欲试，并开始调集秦川五路的兵马，令其一律向指定地点集结。在宣抚使司的许多幕僚当中，有人出于轻躁，有人曲意迎合，大多认为，五路兵马既已集结，克敌之功必定能成。有的人甚至说：
只要五路兵马全部到来，就可把金兵一扫而光。
宣抚使司的干办公事郭奕听到这人的发言之后，应声问道：
这“一扫”，不知是怎么个扫法？是用笤帚扫，还是用扫帚扫？
这句满带讽刺意味的问话，使得满座人都大为惊愕。
其实，反对发动这场主动攻势的，还不止是文人郭奕等，武将中的王彦、吴玠、曲端等人也是反对的。尽管如此，张浚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是不肯听从采纳的。他把陕西诸路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耀州的富平县：战士二十万人，马七万匹，金银钱帛和粮食，堆积如山。诸路乡民运送粮草辎重的，络绎于道，源源而来。到达富平之后，全都围绕军营堆置。每州每县都各自结扎一个小寨，以车马为卫，十十五五，相连不断。他任命熙河路帅刘锡为都统制。建炎四年九月上旬，张浚也亲往前线去督战。到了富平，看到士马和军需如此盛壮富实，竟至得意忘形地说道：“看来，这次战争打起来以后，就可一直打到幽燕去了！”
这时金军驻屯在下邽县（在今陕西渭南以北）境内，与富平县的宋军相隔约八十里，而金军统帅娄宿却还停留在绥德军，于是宋军的将官当中便有人主张，乘此机会，赶快进击金军。张浚则因对胜利感到有绝对把握，不同意进行突然袭击，而主张投递战书，约日会战。不料几次投书，金人都不作回报，在娄宿已经从绥德到达下邽军营之后依然如此。于是，张浚认为娄宿不敢应战，便在军营前张贴大字榜文说：
有能活捉到娄宿本人的，即使是原无一官半职的白身人，也要授予他以节度使的高官，而且要赏银万两，赏绢万匹。
娄宿对张浚的这种挑战行为立即作出了反应。他把金军移进，使与宋军对垒，并且也在军营前张贴大字榜文说：
有能活捉到张浚本人的，赏驴一头，布一匹。
对于张浚和他所纠集的宋军，表示了充分的蔑视。
张浚之所以觉得战则必胜，一是因为宋军人数数倍于金军，二是因为宋军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芦苇塘，对于以骑兵为主力的金军来说，甚为不利。但在两军交锋之前，娄宿先率领几十名骑兵登山去瞭望宋军，看到宋军人数虽多而营垒不固，千疮万孔，极易攻破。在决定出兵应战之后，娄宿就挑选了三千名骑兵，由骁将折合率领着，用沙土袋在苇塘中填平一条通路，径直冲向军营周围的乡民小寨，乡民无法抗拒，便奔跑逃避。金军乘机占领了各个小寨，等于把宋军包围起来，宋军遂全部陷入惊惶失措的混乱情况中。张浚首先乘马急奔，诸路军马继之也全部溃散。金人得胜不追。宋军堆积如山的金银钱帛，全都成了金军的战利品。
张浚先由富平逃到邠州（今彬县），继由邠州逃往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县），更由秦州逃往兴州（今陕西略阳县）。从此，永兴路和秦川五路尽为金人所占领。其后不久，金王朝把新占领的这六路之地一并拨属伪齐。此后南宋王朝在陕西陇右地区所能控制的，只剩有阶（今甘肃武都县）、成（今甘肃成县）、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县）诸郡，和风翔的和尚原、陇州（今陕西陇县）的方山原诸地了。
张浚想以武力确保住潼关以西的六路之地，其主观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对富平战役作出评价，却必须把他的主观愿望及其所造成的客观效果统一起来加以衡量。以保卫关陇地区为名，不在事前对敌我力量进行认真的对比和精确的估计，就轻率地出兵挑战，以致未经作战就落得那样一个丧师失地的惨痛结局，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受到当代和后代人的严厉谴责的。
三、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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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27年，当金军统帅粘罕和斡离不要把宋钦宗赵桓废掉，另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时，宋廷臣僚有很多人上书给金军的这两位统帅，要求他们仍然从赵姓皇室中选立一人，而不要选立其他姓氏的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秦桧的人，正在做御史中丞，即御史台的长官，他也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给这两位金军统帅。因此，秦桧被金人指名要去，成为大批被俘官僚中的一员，被系累而北。
1127年的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又由燕京的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等处被押送到旧日辽国所建中京（今辽宁省宁城县）城内。被俘的大批宋官都被押往显州（今辽宁省北镇县），秦桧则因这时已经投靠了挞懒，被留在挞懒身边，也在这年冬季随同挞懒而抵达中京。
赵构重建宋政权的确实消息，到1128年的夏季才为赵佶所闻知。赵佶很想借此机会作为向女真贵族们摇尾乞怜的资本，便亲自草拟了一封致粘罕的长信，着人转与秦桧，令其加以润色之后设法送达粘罕。秦桧看过之后，觉得赵佶原稿写得太长，引用历史事件太多，只会使粘罕发生厌恶之感，于是就代替赵佶重新写了一封。其中有云：
……顷自大圣皇帝（按指金太祖阿骨打）治兵之初，佶即承命于下吏。先皇帝（指阿骨打）惠然顾怀，结为兄弟，载在盟书，永以为好。……适会妄人，啸聚不逞，佶之将臣，巽耎畏事，怀首鼠之两端，佶亦惑其谬悠，得罪大国，自知甚明。故于问罪之初，深自刻责，不敢抗兵，亟去位号，委国计于嗣子，……而嗣子愚弱，不娴于礼，小人贪功，要取民誉，妄有交搆，遂重获罪于大国。祸皆自取，悔将何及！
佶向自传位以来，退处道宫，不复干预国事，事无大小，并不预闻。此非敢妄为之说，天下之人所共知也。……
赵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百余年间，不识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无憾，……今若因而存之，则世世臣属，年年输贡，得失可见矣。必欲拿舟交广，驰马闽蜀，蹑［足］关陕，决大计于金鼓之间，得失可见矣。……
欲所得之利尽归公上，则莫若岁岁受金帛；使他人守疆，则莫若因旧姓而属之。在郎君宜熟计而审处。
闻嗣子有在南方为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也。如蒙郎君以佶前所言为然，望赐采择。佶欲遣专介，谕嗣子以大计。郎君可不烦汗马之劳而坐享厚利。
伏惟麾下多贤，通知古今、谙练世故者不为少。想当裨赞成画，笑谈而定。
信中的这些昏话，充分暴露出赵佶和秦桧等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然而其中的“小人贪功，要取民誉”两句，却也从反面反映出来，当时的人民确实全都主张抗战，当时统治集团中的抗战派的作为，确实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秦桧不只替赵佶改写了这封书信，而且还乘机向挞懒表示，如果粘罕能够采纳这信中的建议，允许赵佶派遣专人去南宋劝说赵构投降的话，他是极愿承担这一使命的。
在秦桧借挞懒之助而把这封信递交粘罕之后，粘罕并没有加以理睬。虽是如此，然而秦桧之乐意劝说南宋政权向金政权屈膝投降，愿意在这宗交易当中充当掮客，却等于已经在女真酋首们那里注了册，挂了号，只要遇到适当时机，女真酋首们是会把他纵还南归，使他担任这个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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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年秋，挞懒率领女真兵马由山东南犯淮南，秦桧随行，作参谋军事，还兼任随军转运使。秦桧的老婆和奴婢也都随军同行。
金军攻打楚州，多次不能攻下，挞懒就散发了一篇檄文，劝说楚州的守军和居民投降。这篇檄文也是由秦桧代作的。
通过种种事件，证明秦桧是最能顺承女真贵族意旨，最能对金国主子效忠心的一个奴才。于是，在1130年十月，秦桧就在挞懒的暗示和纵容之下，挈带着老婆、僮仆和使女，行囊中且还装裹了不少东西，却假称是暗自潜逃出来的，从楚州乘船回到南宋统治区域内了。
挞懒把汉奸秦桧放归南宋，要使他进入南宋政府去做女真贵族的代理人，何以竟能如所预期，在秦桧回到南宋之后，就必会打进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内呢？这是因为，当时宋、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金方，只要金人不彻底解除赵构对南方人民进行统治剥削的权利，则女真贵族们的予取予求，赵构无不唯命是听。这是女真贵族们所深知，也是秦桧所深知的。事情也果然如此，秦桧在到了南宋行朝之后，立即为赵构所引见了。
秦桧跟随在挞懒身旁已有好几年，对于女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情况，应该已有较多的了解。倘使他这时还多少具有一些民族意识，或还没有完全丧失其民族立场的话，当他第一次与赵构相见的时候，所应当做的最首要的事情，只应是：向赵构如实地分析一下女真统治集团间所存在的弱点，例如军事首脑人物粘罕、挞懒、兀术等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和勾心斗角等事，借以加强赵构对抗金斗争的信心。但是，秦桧这时已经完全变节，已经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顺奴才，因此，当他见到赵构之后，只是专向赵构表达：自己如何如何为挞懒所宠信，南宋政权如何如何应向女真贵族表示降服，以及他自己如何如何能够而且愿意担任进行投降交易的掮客等事。甚至于，连向挞懒乞降的一封《国书》，秦桧也已经代替赵构写好，并当面递交赵构。
秦桧挟女真贵族之威势以自重，也的确因此而受到了赵构的重视。赵构向人说，他在召见秦桧之后，喜得连觉也睡不着了。但因挞懒尚非金王朝的最高军事掌权人，用《国书》去向他求和，在赵构还觉得不甚相宜。于是，没有采用秦桧拟就的那篇《国书》，而改命大将刘光世先以私人名义向挞懒通书致意，进行试探。书中所“致”之“意”，当然是在代替赵构向他表明，南宋王朝是可以向金王朝屈服投降的。秦桧从此被留在南宋行朝，先做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1131）二月，又被提升为参知政事。这也是向挞懒做出的一个明显姿态：如果刘光世的信件能从挞懒那里换得回音，南宋王朝就要把屈服投降的勾当交由秦桧着手进行了。然而挞懒没有回信。
做了参知政事的秦桧，立即觊觎着宰相职位。为求迎合赵构的心理以取得信任，他大倡什么“中国人但当着衣啖饭，徐图中兴”之说。另外，他还极力制造一种舆论说，若使他能做宰相，他有两策可以耸动天下。这样，他做参知政事半年之后，果然又如愿以偿，在同年的八月身登相位。
秦桧所提出的，他自认可以耸动天下的两策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也就是说，目前居处在南宋政权统治区域之内的，不论是官僚豪绅或士兵百姓，凡是原籍贯在河东、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的，都要使其返归金政权的统治下；凡是原籍贯在中原的，都要使其返归伪齐政权的统治下。这两策虽仅寥寥八个字，其所包含的罪恶阴谋却是很复杂也很险恶的：
第一，它意味着要使南宋王朝自动解除武装。在宋代，一般人都认为生长在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人，身材魁梧，勇敢善战；生长在东南诸路的人，则比较柔软脆弱，不适于做战士。不论这意见正确与否，在当时却为一般人所普遍接受。事实上，南宋初年政府军队中的兵和将，绝大多数也都是出生在陕西、河东、河北等地的。也正因其如此，所以在建炎三年（1129）二月内金人攻陷扬州城时，就在城内揭榜说，要“西北人从便还乡”，其用意就是要瓦解南宋的武装力量。倘使秦桧提出的这个对策果真实行，那首先就要把出生在北方和中原地带的士兵和将官一律遣返原籍，那就等于是自动解除武装。
第二，这将使华北、中原和西北地区的居民，不论遭受到敌、伪的何等奴役，再也不敢奔往南宋境内。因为，投奔了去最终也还得被遣送回来。而这就等于替敌、伪安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这等于正式承认关陇、华北和中原之地归敌、伪所占领，恢复失地之事再也不容提及了。
然而，女真的军事首脑们分明还在各路加强其对南宋的军事压力，刘光世写给挞懒的“致意”信也没有受到理睬，这都表明，女真贵族还没有放弃其消灭南宋政权的意图。秦桧提出的对策，也仍然未必能够满足其女真主子的野心，使其不再以武力进犯。特别是，当时南宋朝野上下还都充满了报仇雪耻、收复失地的呼声，在这种形势和气氛之下，秦桧的对策中所要付出的代价确实高得令人惊骇。因而，他这八字的对策，不但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不只当时南宋官民，“无贤愚，无贵贱”，都“交口合辞以为不可”；就连赵构本人也觉得实在难以为情，他向人说道：
秦桧主张要使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就是一个北方人，将归往哪儿去呢？
到绍兴二年（1132）八月，南宋王朝的殿中侍御史黄龟年上奏章弹劾秦桧，说他“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日众，专国自恣，渐不可长”。赵构因此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并在罢相诏词中把秦桧所献两策列为罪状之一，说道：
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
从这里又可看到，赵构有要对金屈服投降的一面，但他还有与女真贵族们相互矛盾的一面。在他要屈服投降而不可得时，他就间或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允许他们去对金人进行武装斗争。而在秦桧，却只一心一意要执行其作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职务，在不论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女真主子之间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在赵构的“两面”当中，主要的是他要对金屈服投降的一面。因此，当他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时候，他虽然不得不顺应舆情，把秦桧从南宋王朝贬斥出去，但他却也从此把秦桧其人牢牢地记在心头。到屈服投降的机缘今后再度来临时，他仍然是要倚靠秦桧，要使秦桧去施展他那一套鬼蜮伎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