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政权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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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和河北、河东地区所有遭受到金军践踏蹂躏的地方，都有自动结集起来的忠义民兵，对南犯的金军随处展开斗争。这类斗争，在开封第二次被围之前便已多次发生。到开封二次被围之后，在围城中的皇帝赵桓，也常常继续听到一些这类消息。从赵姓皇室的立场看来，对这类消息是会感到忧喜交加的：其所以可喜，是女真兵马在受到各地忠义民兵打击之后，可能会解开封之围而去；其所以可忧，是这些忠义民兵很可能在打击女真兵马的过程当中日益壮大起来，倘使果然，则在打退女真兵马之后，赵姓皇室的统治权也未必不被他们所推翻。为求赵姓统治权不致因此失坠，赵桓派人从被围的开封缒城而出，送一封蜡丸密信给当时正在相州的他的九弟——康王赵构，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把河北、河东等地的忠义民兵和政府军队，都收拢在他的统帅之下，星夜前去救援开封。密信中还指定原磁州知州宗泽、原相州知州汪伯彦二人充副元帅。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初一日，赵构在相州开设了河北兵马大元帅府，集合了枢密院官刘浩在相州所招募的义士，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县）的勤王兵，大名府派出的救援太原的兵，和由太原、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辽州（今山西昔阳县）等地奔向这里来的一些溃兵，共一万人，分为五军，作为大元帅府的基本队伍。
然而，赵构的怯懦是决不亚于乃父乃兄的，他虽然把元帅府已经组织起来，却不敢按照赵桓密信所提要求，星夜去救援开封。他下令给附近州郡的地方官，包括河间府知府黄潜善、磁州知州宗泽等人在内，只照会他们在当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后，次年正月三十日以前，率领本处精锐官兵，招集强壮民丁，先后到大名府与他会合，“听候指挥，审度前进”。
十二月十六日，赵构率领新组成的五军人马到达大名。宗泽从磁州率军来会，梁扬祖从信德府率军来会，其他一些河北州郡的官员也有率军前来的。梁扬祖率领了来的，有兵万人，马千匹，而且有统兵官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人。在聚集到大名府来的人马中，这要算是一支劲旅了。这月下旬，赵构召集大元帅府的主要成员“议行军所向”，两个副元帅意见分歧：汪伯彦以为，金兵十万包围开封，大元帅府只有这样一些杂凑部队，怎能考虑去解开封之围？宗泽则主张，开封之围是非去解救不可的。赵构在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后者的主张，实际上他却决不敢亲自担负起救援开封的责任。于是，赵构决定由宗泽率领大元帅府新编五军直趋开德府（即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事实上就是把宗泽排除出大元帅府以外去了；他自己则带领梁扬祖为首的那支劲旅，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上旬躲到了东平府去。
宗泽果然把军队开到了开德府。但当赵构闻知赵桓已向金人递了降表，并已被金人连同其父赵佶一并扣押在金营之后，他又再三下令给宗泽等人，要他们“审观形势，料度彼己”；“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动，上误国计”；“仍宜持重，明远斥堠，不得先以兵马挑弄，自启败盟之衅”。经这样一再阻拦拖延，宗泽在靖康二年二月下旬才率兵抵达南华（今山东东明县），赵构也在同时移至济州（今山东巨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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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金军把北宋的两个皇帝和大批贵族男女大官僚等俘掳北去，并从开封撤退之后，赵构才又率领人马南移至应天府（当时也称南京。今河南商丘县）。这时，他已决定要到那里去登极，去继承皇位了。
被金军统帅册立为楚帝的张邦昌，一直得不到北宋大部分文武臣僚的支持和拥护，他们还在鼓倡再立一个赵姓皇室的人物。然而北宋皇族中之住在开封的，全已做了金人的俘虏，幸而得免的，只有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和身任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二人。为这种形势所迫，张邦昌在1127年的四月下旬便自请退位，接着就用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的名义，不用两制词臣，而特命太常少卿汪藻，作了一道明白易晓的诏旨，略谓：
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
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
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
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上皇帝之位。为了重新组成一个稍具规模的政府，作成一个似乎是要抗金复仇的态势，他登极不久，就起用了主战最力，并且在抗金斗争实践中立过战功的李纲做宰相；这年六月，经过李纲推荐，用宗泽去做开封留守。
原在河北陕西等地的将领王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也都先后领兵到达应天，赵构在即位后就设置一个御营司加以统辖，命副宰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以王渊为都统制。
二、岳飞置身抗金斗争的最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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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回家办理了他父亲的丧葬之后，不知在家中究竟又停留了多久。据岳珂在《行实编年》中说，岳飞在宣和六年（1124）“投平定军，为效用士，稍擢为偏校”。并且说，到靖康元年（1126）的六月，他被—个姓季的团练派往寿阳、榆次二县去作硬探，突然与金兵相遇，他以单骑出入敌营，杀其骑将数人；到夜间，还用女真话回答敌营击刁斗巡逻的女真士兵的盘查，因得“周行敌人营栅，尽得其要领以归”。
我以为，这些事实全都是岳珂编造出来的。首先，平定军乃是北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划，并不是一支部队的番号，岳珂一则说他“从平定军”，再则说他“投平定军”，这是把它认作部队的番号了，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平定军即今山西省阳泉市东南的平定县，北宋政府在其地既不屯重兵，也不设路分都监。而寿阳、榆次二县则均属太原府所管辖，这两县若被女真南犯军所侵占，怎么会由平定军派岳飞率人作硬探去探察呢？这也显然是不合理的。其三，岳飞从来不曾学习过女真语言，何以竟能用女真语答复敌营巡夜人的盘问呢？这都充分证明，上举诸事，全都出于岳珂的弄虚作假。
因此，从岳飞于宣和四年（1122）冬返回家乡之日起，直到靖康元年（1126）腊月，他又参加到赵构的大元帅府新组成的部队为止，这中间的四个年头内，岳飞究竟身在何地，身居何职，我们是只能阙疑的。
岳飞应枢密院官员刘浩的招募，在相州参加大元帅府的部队，时间大概是在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和十二月之间。十二月十四日，岳飞随从赵构、刘浩和新编成的部队从相州出发，踏冰渡河，十六日到达大名府。当赵构把大元帅府的部队拨归副元帅宗泽指挥时，岳飞必也依然是刘浩所率领的前军中的一员。最初是屯驻在开德和南华，后来移屯济州，最后于靖康二年的四月下旬又随同大元帅府的全部人马到达归德府。在这期间，岳飞并没有任何事功表现，因而，他虽因“已先负敢死名”而被刘浩收编在大元帅的部队当中，然而他却不但不会为赵构所知悉，副元帅宗泽也应是无缘与之相识的。
可是，在赵构登上皇帝之位以后不久，岳飞就因“上书论事”而获罪。他在书中所论何事，以及因此而得了什么罪名，全是不清楚的；但他从此就又离开了部队，而“狼狈羁旅”在归德府城之中，却是很明白地见于他的一篇文字中的。
从岳飞进入赵构的大元帅府的部队，到他因上书获罪而又离开那支部队，为时共不过半年左右。在岳珂编写的《行实编年》当中，所记述的岳飞这半年内的生活，和我在上面所写的却大不相同。
《行实编年》上说，岳飞在相州因刘浩的引进而得与赵构相见，其后赵构即给岳飞以百名骑兵，叫他去招收在当地聚众起义的吉倩等人。
事实上，岳飞当时以白身应募，如何即能与赵构相见？相州的治安应由相州知州汪伯彦负责派遣地方军队或驻屯当地的禁军，断不会从赵构新成立的大元帅府的军队中抽调人马。
《行实编年》又说，在收降了吉倩等三百八十人之后，赵构又分了铁骑三百给他，令其往李固渡去与金军挑战，杀其枭将；接着又令岳飞从刘浩去解东京之围，与金军相持于滑州，交战之后，大败金兵，“斩首数千级，得马数百匹。以功迁秉义郎”。及赵构到达大名府，乃以岳飞所领部队隶“留守宗泽”。
殊不知：赵构是在靖康元年（1126）腊月初一日正式成立大元帅府的，到腊月十四日，他便率领人马从相州向大名进发。在这短短的十三天内，又是“招吉倩”，又是“往李固渡”去打击金军，又是大败敌军于滑州，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这是断断乎做不到的。至于说岳飞以所领部队隶留守宗泽，也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宗泽并无留守名义；第二，赵构交与副元帅宗泽的军队，为首的只是刘浩等五人，可知当时岳飞尚不是一个军事头目，即使是一个小小头目，也还是在刘浩的领导之下的。
《行实编年》还说，在靖康二年（1127）正月，岳飞因在开德打败了金兵而转官为修武郎；二月，又因在曹州打败了金兵而转官为武翼郎。且因此而大为宗泽所赏识，接着就有授以阵图，戒其野战的事。
这里所记岳飞在正、二月内所立战功，既不见于《宗忠简公遗事》，也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乃是依照《遗事》所载宗泽率领所部与金军交战的时间地点而虚构出来的。岳飞在建炎元年（1127）六、七月间受到张所的赏识之后，才得以“白身借补修武郎”，①正说明他在此以前，决不曾因战功而得到过修武郎和武翼郎的军衔。至于宗泽授以阵图一事，则更是宗泽做东京（开封）留守时事，可能已在建炎二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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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赵构用为他的首任宰相的李纲，在一年以前的开封保卫战中，曾一度担任过军事最高指挥宫。他一贯主张抗击女真南侵军，他负责指挥保卫开封的战役，虽然为时未久，就被北宋王朝所罢免，但后来开封的陷落，正从反面证明了李纲的抗战部署之正确，因此，他在当时成了最孚众望的人。也因此，在他做了宰相之后，重建的宋政权立即建成了一个粗具规模的政府。
当北宋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之日，河北、河东还有许多州县并没有被金人占领。这些州县，有的是由北宋政府军队固守着，有的则是由自动纠集起来的忠义民兵固守着的。金军之第二次撤离开封北返，赵构之所以能到应天府登极，这些州县军民的抗金斗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李纲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上台之后所提出的中兴宋王朝的建议中，认为最急切的，是经理河北、河东两路。在他的建议之下，宋廷派遣张所去做河北招抚使，派遣傅亮去做河东经制副使。李纲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把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尽快地加以组织领导，不要使他们长时期得不到统一的领导、指挥和调度，得不到粮饷和其他物质支援，最终为金军各个击破。
宗泽受命去做开封府的知府并兼东京留守之后，首先把全城和四郊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区，每区各选用谋略勇敢之士充提领，在四郊形胜之地，创立坚固营垒二十四所，各设统领守御将官，统率新招义兵数万人，在新置教场内，练兵讲武。在黄河沿岸的十六县内，像鱼鳞般创置了联珠寨，以严备御，以便与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相结连。于是，开封又形成了宋政权重建后恢复两河失地的一个战略基地，陕西和开封以东以西诸路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也全都愿意听从宗泽的号令和节制。
女真贵族两次以大军南犯时，不但蹂践了河东、河北地区，覆灭了宋政权，涂炭了开封及其附近州县，他们还纵兵四出抄掠：东及沂、密（今山东诸城县），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汝南县）、汝（今河南临汝县）、颍（今安徽阜阳县），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这说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降居次要地位了。于是，前此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权的农民军，便也大都把斗争锋芒转向女真的南侵铁骑：原来活动在淮水流域约有七万人的王再兴、李贵两支部队，原来活动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县）一带，拥众号称数十万的王善一支，原来活动在洛阳附近、拥众号称三十万的没角牛杨进的一支，都先后归附在宗泽的领导之下，愿意在反击女真南侵军的战争中，效劳效命。从此，宗泽拥有了上百万人马，军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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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李纲的推荐而被用为河北招抚使的张所，在一年前开封被金军围困时，曾倡议征集河北义勇民兵；在赵构即位之初，他是监察御史，曾上疏力主把重建的宋政权仍迁回开封，以便控制作为天下根本的河东、河北地区。还曾上疏条陈两河利害。他对于当时已经哄传的宋廷将要南渡的计划，极力反对，因而对于提出南渡主张的黄潜善也曾加以纠劾。张所虽因此而被罢免了官职，他却也因此而在社会舆论上获得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河北地区——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声满河朔”。
被张所用为河北招抚使司干办公事的赵九龄，是困居在归德府的岳飞的一个新相识。岳飞很佩服赵九龄的才智谋略，时常向他去求教；在多次接谈中，赵九龄也看出岳飞具有非凡的军事知识和才能。经赵九龄的引进，岳飞得与张所晤谈。
河北是岳飞的家乡所在，幽燕一带岳飞曾经身临其境，深知那里的地理形势，因而对于进军恢复河朔的计划和步骤，他能在张所面前具体指陈出来。这使得张所也察知岳飞是一个有胆识、有谋略的军事人才。张所在这次对话之后，就把岳飞安排在军营中作效用，继又用作统领，不久又升为统制，在都统制王彦的统率之下。
王彦是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在少年时就喜欢读兵书，更喜欢骑马、射箭等事。后来投身军队，曾跟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夏国，立有战功。张所对王彦的才勇也很赏识，在受命为河北招抚使之后，就不次加以擢用，让王彦做都统制。
多方面收揽一些英勇的人才，多方面布置着反击女真南侵军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且决定把招抚使司设置在大名府，以便深入河北腹地。在张所，是十分认真地要在抗金斗争中做出贡献的。
不幸的是，做皇帝的赵构，尽管起用了抗战派的李纲作宰相，尽管也采纳了李纲的有关政治、军事的一些建议，然而在他本人，却从来不曾有过认真抗击金人、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打算。他所最亲信、听从的，是一心想把新建的宋政权迁往南方，一心想对金屈服退让的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黄、汪二人不但天天逢迎着赵构的心意，做着把宋廷南迁的准备，而且对李纲的全部军政设施都极力诋毁。张所和傅亮全是主张光复旧疆的，又全是受到李纲荐举的人物，因而他们在任事之初就成了黄、汪一派人攻击的目标。当张所还在开封招集将佐时，他们就提出弹劾说：把招抚司设在大名府是不合适的；想调用大名府的戍兵和兵器、军需品是会造成骚扰的；而且，“自置招抚司，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对于傅亮，也在他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之时，就被汪伯彦说成是故意拖延，黄潜善也在赵构面前说他的坏话，于是，还没有等傅亮引兵渡河，赵构就下令把河东经制司废罢了。后来，殿中侍御史张浚又迎合着黄、汪的意旨而论奏李纲犯了十几项罪状，使得李纲在做了七十五天的宰相之后，终于又为赵构所罢免；他在职期内所建白施行的所有事务，也一齐归于废罢。随着，河东经制副使傅亮以母病告归，河北招抚使张所被贬谪到岭南。张所到岭南不久，即因病而死。
然而张所对岳飞的赏识和知遇，早已使岳飞满怀感激不尽之情。几年之后，岳飞已被升擢为带兵的大将，因为立了一次战功，南宋朝廷要授予他的儿子岳雲一个官衔，岳飞特别为此上疏奏请，把这一官衔让给了张所的儿子张宗本。
在张所被罢免、贬谪之后，王彦、岳飞等人所已经组成的部队，不但不曾解散，且还在依照张所原定的计划行事。建炎元年（1127）的九月下旬，在都统制王彦的率领下，统制官岳飞、张冀、白安民等十一人，以所部七千人，渡过黄河去进攻金军，当天就夺回了卫州的新乡县城。
以新乡县作为据点，王彦向附近的各州郡散发文告，并派人去与各地的忠义民兵取得联系。正规军和人民武装力量结合起来，一时声势颇显强大。女真军事首脑看到这种气势，以为是宋的大军开来了，便赶快抽调了几万人马来围攻新乡。新乡城中的七千人马既和外面相隔绝，装备和粮饷又皆处于极缺乏的情况下，敌人的攻势却愈来愈猛。为保存这一支战斗部队，他们最后决定突围而出。
冲出重围后，再商讨此后的行动对策时，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有几个统制官干脆和一些工兵们一起逃跑了。岳飞和王彦虽都主张继续战斗，所见却也不能尽同。倔强的岳飞不肯再听受王彦的节制，便率领部曲自为一军而去。
王彦收集散亡的部众，共得七百余人，转入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的西山去据险扎营。他派遣心腹去与“两河豪杰”进行联系，以图再举。这支部队的全部成员，为表示抗金的决心，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因此，人们就把这支部队称作“八字军”。没有多久，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营寨中，有十九个营寨的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都响应了王彦的号召，兵众达十多万人，绵亘于数百里内，金鼓之声，彼此都可互相听到。西至并、汾，北至相、卫，凡已聚众结寨抗金的，也都秉受王彦的号令和指挥。
在河北的女真军事首脑们，把王彦的部众视为劲敌，虽屡次以大兵犯其营垒，却败多胜少。他们有时也想再渡河南犯，而因受到王彦部队的牵制，总不敢贸贸然把这一心愿见诸行动。
后来宗泽把王彦函约到开封，和他商议说，在河北扰乱敌人的心腹，固极重要，但为了使皇帝赵构敢于再回到开封，加强开封的保卫力量，却更为重要。他希望王彦能够把已在日益扩大的“八字军”调往黄河南岸，以增强那里的防御气势。王彦按照宗泽的意见，率领八字军全部人马，和部分忠义民兵首领焦文通等人，南渡黄河，把部队布署在黄河沿岸，完全听受东京留守宗泽的指挥。宗泽向皇帝赵构上疏奏陈此事，并荐举王彦作河东、河北制置使。
岳飞自从率部自为一军以来，他的部队却不能像王彦的部队那样日益充实壮大。到他闻知八字军的军声大振，并且已经渡河归宗泽统率之后，他单身匹马到王彦的军营中去认罪。在新乡城兵败之后，岳飞摆脱了都统制王彦的领导，而擅自以所部自为一军，这是背离长官，按当时的军纪说来，是一桩异常严重的罪行。
距离在新乡城外脱离王彦的日期，虽然已经有了几个月的间隔，然而当日岳飞的决绝态度，使得王彦还不能释然于怀。相见之下，王彦心中虽还怀恨岳飞的倔强，却也极爱惜他的才干，对他究应如何处理，一时拿不定主意。左右也有劝他干脆把岳飞杀掉的，他也不忍听从。最后，王彦勉强备了一份酒菜款待他，并把此事禀报宗泽，请他作出最后的决定。
倘没有过去发生的那桩纠葛，倘没有王彦的禀报请示，岳飞是未必能与宗泽相见相识的；正是王彦向宗泽的禀报起了介绍推荐作用，使得宗泽在与岳飞对话过程中，也发现这个戴罪待命的人，是一个确实具有将才的人。于是，他不但决定赦免岳飞前此所犯罪过，而且把岳飞留在他的军营里，由他直接指使。
王彦、岳飞两人之间，终于结成了终生难于消除的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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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元年十二月，女真的军事首脑们在河北聚议，要再次南犯。他们引兵到黄河北岸，一部分进犯胙城（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与汲县之间），一部分且已伺隙南渡，西犯汜水。
宗泽要岳飞去抵抗进犯汜水的敌人。他派岳飞做“踏白使”（即突击队长），要他带领五百名骑兵前去，并且叮嘱他说：
我看你是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特地不追咎你以前的罪过，现今是你奋勇立功的时候了，可是也不要轻率从事。
岳飞禀命即带领人马前往汜水，十分圆满地完成了宗泽交付给他的任务，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开封。
岳飞没有辜负宗泽的期待，宗泽也决不埋没岳飞的功劳。凯旋之后，宗泽把岳飞用作统领。后来又经过几次战役，岳飞又被提升为统制。这表明宗泽对他是越来越加器重的。
在北宋以前，指挥战争的人，很少按照一定的模式摆布阵式。诸葛亮的八阵图虽被后代所盛夸，但并不见后代的将帅真曾依照八阵图列阵作战。但到北宋期内，不论皇帝或是将帅，对于用兵布阵的方式却日益重视起来。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为了与辽作战，亲自绘制了一幅《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使其按图布阵。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所编写的《武经总要》，既把“古阵法”都绘制成图，也把“大宋八阵法”都绘图说明，并在《阵法总说》中强调按图布阵的重要性说：“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 但布阵形式在作战时果真具有这样决定性的作用吗？《武经总要》的作者对此也不能作出全称肯定的答案。因此，他在文中还做了这样的伏笔：“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
宗泽是进士及第的，是以一个儒生而担任了东京留守的。当他做磁州知州的时候，每逢战事，每当下一道军令，还要先去乞灵于崔府君的神灵。尽管李纲对宗泽的这种迷信行为解释说，这是他沿用古代兵家“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的做法，但终于表现出他是一个比较迂阔的人。他的军事谋略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他对按照一定模式布阵的传统做法，更不想加以改变。当他看到岳飞虽然屡立战功，然而每次作战都不肯遵守兵书成法时，便拿了一份《阵图》给岳飞，并劝告他说：
你的智勇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尚无不可，今后如做了大将，这却决非万全之计。我劝你对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仔细研究一番，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把《阵图》接受下来，认真翻阅了一遍，然后回复宗泽说：
留守所赐《阵图》，飞熟观之，乃定局耳。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定之图？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若于平原旷野，猝与敌人相遇，怎能来得及按图布阵呢？况且，我今天是以裨将听命麾下，带兵不多，如按固定阵式摆布，敌人对我军虚实即可一目了然，如以铁骑从四面冲来，那就要全军覆灭了。
宗泽又质问岳飞说：
照你所说，难道阵法不足用吗？
岳飞回答说：
阵而后战，兵之常法，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于一心，请留守再考虑一下。
宗泽沉思了一下，然后向岳飞说：
你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岳飞所说“运用之妙”的“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灵活性”，它“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人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我们了”。（《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六页）
在岳飞与宗泽对话时，他所说出的“运用之妙”一语，必定不会具有像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那样丰富的涵义，但是，通过他们二人这番对话，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年轻的岳飞，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几年来的战斗实践，不但在指挥作战方面已经体会出一些极为高明的道理，已经有了敢于突破陈规和传统做法的真知灼见，而且还具有坚强的自信，敢于向上级官员陈述他的见解，从而使所谓的儒将宗泽，通过这次对话也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益。在宋孝宗即位之初，追复岳飞少保两镇的制词中，有“岳飞拔之偏裨，骤当方面，智略不专于古法，沉雄殆得于天资”诸语，也正可作为岳飞反对按图布阵，并确曾发表过“运用之妙存于一心”的议论的佐证。
三、宋政权的南迁。两河人民的抗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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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宋政权在归德府重建以来，在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以李纲、宗泽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赵构、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和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到李纲荐用张所和傅亮去组织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宗泽再三上疏请求赵构还都开封的时候，两派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赵构也更加急于离开黄河流域，南下避战了。
赵构对于女真铁骑是怕得要命的。但他对于人民抗金武装力量的害怕，更远远超过他的害怕女真铁骑。在赵构看来，倘若忠义民兵抗击金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必然要对赵姓统治权构成更严重的威胁，所以更加害怕。而李纲、宗泽等人却偏偏强调忠义民兵的重要作用，甚至还要招收原来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起义农民的武装力量，把他们使用在抗金斗争当中，这在赵构和黄、汪等人的思想中，是绝对通不过的。
抗战派反对迁都，特别反对迁都到长江下游的建康或其他地方去。因为，那是借迁都之名而实行逃跑，是不但会更招致女真兵马的深入追逼，而且会要瓦解自己的士气的。所以，他们以为，还都开封，最为上策。但是开封已两次为女真铁骑所蹂践，说明黄河并不是可以倚恃的天险，因而，再把开封作为首都的事，也是赵构、黄、汪这伙民族败类所绝对不敢设想的。他们正是一心想逃往建康，希望偏安在那里，既能躲开女真兵马，还可尽情享受东南地区的繁华景物。所以，当李纲还未罢相时，赵构就已下令给长安、襄邓、建康三地，要这三地都准备着他将去“巡幸”；而他所向往的真实目的地，却仅仅在于建康。及李纲罢相，张所、傅亮也都相继解除了职务之后，就在1127年的十月内，在女真兵马并无再次南下迹象，军事前线并无任何警急情况下，赵构、黄、汪等人竟自动放弃了归德，把新建的政权南迁到扬州，作为迁往建康途中的停歇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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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和黄、汪等人把新建的宋政权迁往扬州，说明这伙民族败类是心甘情愿地要把河北、河东的土地和人民拱手奉送给女真贵族；然而河北、河东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自动集结起来的忠义民兵，却正在把反抗女真贵族残暴统治的斗争剧烈展开。
女真族的社会，这时还处在奴隶制阶段。女真贵族们在新占领的两河州县之内，任意霸占官、民的房舍、土地、金帛、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成年男子去当兵，有时竟挨户搜捕壮丁，标价出卖，或驱往鞑靼、西夏去交换战马；当从中原搜捕的壮丁和士大夫数量过多，既苦于没有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把三数千人活埋的惨剧，粘罕也曾在大同府干出过。分散在诸路州县的女真军，经常凌虐捶掠当地居民，只要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便把一村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有人据城抵抗，城陷之后就把全城居民屠杀。他们如发现某家隐藏了从女真押解的俘虏队伍中逃出的丁口，这家的家长就要被处死刑，产业和家口，一半归女真贵族没收，另一半赏给告发者；并且还要罚及四邻，令其共纳罚款三百贯。他们任意迫害和捕戮城乡居民，以致到处积尸狼藉，各州县的牢狱都关满了囚犯。他们强迫两河居民剃发、结辫，改从女真装束。他们蛮横地推行这样一些民族压迫政策，要使已经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再向奴隶制社会逆转。
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 》，《列宁全集》二三卷五五页。）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八六页。）陷落在女真贵族野蛮统治下的两河人民正是这样干的。河北河东各州县的人民，都用忠义社的名义到处结扎营寨，对女真统治者进行反抗。
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多用红巾作为标志，以便互相识别。他们到处截击女真兵马。他们曾长期把粘罕的南侵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间的一个忠义社曾几乎袭破粘罕的军营。他们和女真兵马多次接触之后，摸清了女真军的情况，对女真军“略无所惧”。他们深信，只要重建的宋政权调拨一定数目的正规军前来配合作战，就一定能把敌人打败。
河北地区的一支最盛大的忠义民兵，最初是由赵邦杰和马扩组织起来的，以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作为基地。稍后又有一个燕人赵恭，假称自己是赵佶的儿子信王赵榛，是被女真军所俘虏，在北行途中从俘虏队伍中潜逃出来的。到他也来参加到这支部队中之后，这支部队的人数，更迅猛增加到十万以上。他们在五马山上结扎了朝天、铁壁等营寨，形成了声势极为雄壮的军事堡垒。散处在河北其他州县的一些忠义社，大都和五马山寨互通信息，相为声援，都打着信王的旗号，总计共有几十万人。赵邦杰、马扩不断用信王赵榛的名义，以蜡书向重建的宋政权报告山寨的活动情况，要求给予山寨民兵以物质支援，特别是调拨正规军来协同作战。但赵构、黄、汪等人对这些呼吁始终置之不理。
两河忠义民兵的活动，大大牵制了女真兵马的南侵，也使女真贵族在华北的统治长时期不能稳定下来。但是，这些忠义民兵在组织、指挥、武器等方面，比之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远远不如，在总是得不到宋政府军队支援的情况下，到女真军事首脑们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扫荡时，他们或被各个击破，或则转移阵地，或者化整为零，对于女真兵马再也不能给予致命的打击了。
四、女真铁骑渡河渡淮继续南犯
宋政权之由归德南迁，助长了女真军事统帅们的气势和威风。在他们对两河忠义社进行扫荡的同时，还去围攻两河地区那些继续进行抵抗的未降服州郡，以便消除后顾之忧，再继续过河南犯。
建炎二年（1128）秋天，粘罕又率大军由大同出发，长趋南下。途中闻知讹里朵所率东路金兵已攻破五马山民兵营寨，便由黎阳（今河南省浚县、滑县间）渡河，去围攻澶州，遭到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围攻了三十三天，终于把它攻下，随后就把城中居民全部屠杀，连婴儿也不留一个。十几年后有人从外乡回到澶州，在全城中竟找不到一家旧有居民。
粘罕亲自领兵去包围濮州。州城较小，粘罕对其守御力量很藐视。守城宋将姚端乘其不备，夜袭粘罕军营，粘罕赤足而逃，险些儿被姚端所俘获。城中军坚守了一个多月，后来精疲力尽，终于陷落。金军入城之后，对于城中居民，不分“少、长、良、贱”，都大肆屠杀，还放火把房舍一律烧光。
澶、濮既陷，这时留守开封的杜充，担心金军去攻开封，便决开黄河使其泛滥于开封以东、以北之地，以阻止女真兵马。粘罕部队在受阻之后，掉头东向，与讹里朵的部队合力攻陷了大名府。①
在此以后，西起相州，北至沧州，中经大名府，东经东平府而至济南、淄州（今山东淄川县）、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潍州（今山东潍县）等地，先后都为女真兵马所攻占。
在攻陷东平府后，女真兵马便转头南向，要去打赵构所在的扬州。在建炎三年（1129）的正月上旬，攻下徐州。驻扎在淮阳军（今江苏邳县）的韩世忠的部队与金军接战失败，溃不成军，退往沭阳，金军遂得直趋泗州（今安徽泗县）境内，寻找渡淮的合适码头。
被赵构选作行都的扬州城，已经处在金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因为赵构停留在扬州，从中原地区南下逃难的民户，也大量涌进扬州城中。听到泗州陷落的消息之后，扬州城内居民立即惶恐起来。御史中丞张浚向赵构建议，要他赶快渡江南下。黄潜善和汪伯彦却留恋于扬州的繁华、热闹，舍不得立即离开。他们还幻想着金兵或可幸而不来，因而向赵构建议说，再在扬州稍停若干时日，待听取战报如何后再作决定。并严厉禁止官、民谈论前线情况，严厉禁止官、民们搬家避难。
赵构和黄、汪等人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们派刘光世带领万余人马到淮水上堵截敌人。刘光世却全然没有杀敌致忾的勇气，不敢奋勇当先，这大大影响了他整个部队的士气。以致还没有抵达淮水南岸，还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这支部队就已全部溃散。女真兵马因此得以顺利渡过淮水，攻占天长，和扬州的距离已近在咫尺了。
二月初三日，前方军事情况极端吃紧，宦官在深夜中去向赵构告急，赵构惊慌失措，来不及再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先自逃命。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侍卫兵也只寥寥几名，大家打着马拼命奔跑。
黄潜善和汪伯彦对于女真兵马逼近扬州的消息没有及时听到，他们对于前来探听战讯的人，还用“不必担心”一类话头去支吾。突然有人来说皇帝已经跑了，两人便也急忙骑马追去。
扬州全城住户的行止，本是唯赵构之马首是瞻的，及知赵构已经仓皇逃遁，全城立即陷入混乱之中，人人争先出城逃命，人仰马翻，各街上躺满了被践踏而死的尸体，到处的墙壁和树木上贴满了找人的帖子。拥挤在大江北岸，争欲南渡而找不到船只的，还有十多万口。因奔迸蹂践而死，以及争渡坠江而死的，成千累万。
流亡小朝廷的文书案牍，府库所积金银绢帛，官员、豪绅、富户和富商大贾们的金银财宝细软诸物，大部分本已封装妥当，装入几千只船舶当中，停泊在从扬州到瓜洲的运河里，连亘四、五十里，准备在紧急时顺流而下。却不料恰在急需运行之时，水量甚小，潮不应闸，公私船舶一齐胶着在泥淖之中，除了在纷扰中因兵火而化为灰烬的以外，全部变为女真军的战利品。
五、宗泽出师未捷身先死
1
宗泽在开封留守任上，在修造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招集了大量的兵将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向赵构上书，请他“回銮”到开封去，不要作迁都东南的打算。尽管赵构不予理睬，终究把宋廷从归德迁往扬州，并准备再从扬州渡江南迁，宗泽却依然把一封封奏章送往扬州，坚持要赵构“回銮”开封。从建炎元年（1127）七月起，到建炎二年六月止，宗泽吁请赵构“回銮”的奏章，共有二十四封。
宗泽这些奏章的内容，除了坚主还都开封之外，还涉及到抗击女真入侵兵马的一些军事布置和规划。例如，他看到赵构在建炎二年正月所下解散勤王兵的诏令中，有“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两句，他就在第十四封奏章中说道：
今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丈夫，不敢顾爱其身而自黥其面，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不失其心耶？此语一出，则自今而后，恐不复有肯为勤王者矣！（《宗忠简公文集》卷一，建炎二年三月《乞回銮疏》，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五引文校改。）
在第二十封奏章中，他向赵构报告了他部下的兵将都披沥肝胆，表示了“共济国事”的强烈愿望。例如，拥有十多万战士的丁进，愿负担保卫开封的全部责任；拥有几万人的李成，愿意在迎接皇帝“回銮”之后“即渡河剿绝敌寇”；拥有近百万人的没角牛杨进，也要“率众渡河”，去把被俘虏的两个皇帝迎取回来。在第二十一封奏章中，他又陈述道：
京师城壁已增固矣，楼橹已修饰矣，龙濠已开浚矣，器械已足备矣，寨栅已罗列矣，战阵已阅习矣，人气已勇锐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应纲运，陕西、京东、滑台、京洛北敌，皆已掩杀溃遁矣。……
但望陛下千乘万骑……归御九重，为四海九州作主耳。（《宗忠简公文集》卷一，建炎二年五月《乞回銮疏》。）
并且说，如果还不乘此大好时机“回銮”开封，那就势必要涣散了两河山水寨的忠义之心，沮丧了亿万人民的敌忾之气，“则天下危矣！”
宗泽这些奏章的内容，特别是叙述其部队军容壮盛情况的部分，显然是有过分夸大成分的。他所以这样做的用意，当然是要借以激发赵构、黄、汪等人的报仇雪耻的志气，不要再那样地害怕金军，一意南逃。却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赵构、黄、汪在最初还用准备回銮等类的假话来敷衍他，到后来，干脆就不予理睬了。
宗泽这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在呐喊得声嘶力竭而仍不见转机之后，他的报国热忱都变为忧国郁闷。他忧愤成疾，疽发于背。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时，便召集部将们，可能岳飞也在其中，到他身旁，要他们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光复旧物的大业。他还朗诵着杜甫赞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借以表明自己是赍志以殁的。
建炎二年七月初一日，宗泽终止了他的战斗的晚年。然而伴随他最后的呼吸，他还连声高呼“过河！”的口号，而无一言涉及私事。
2
宗泽死后，接替他做开封留守的，是杜充。
杜充是一个暴躁、苛酷、刚愎，喜欢残杀的人。在他和宗泽之间，几乎找不出什么共同点来。单就他们在开封留守任上的作风和作为来说，二人间的区别就极大：宗泽，威望高，号召力大，能把散在各地的各种武装力量都聚拢到开封，把他们组织编练为抗拒敌人、保卫国家的部队；杜充呢，缺少威望，既毫无忠勇气概，遇事也没有足够的机智，到任之后，越来越不孚众望，此前经宗泽收编集结来的部队，大部分又都逃散；那些虽未前来开封，而自愿接受宗泽的号令和节制的，如在洛阳的杨进，便据地自雄，在山东的李成，就向江淮地区流窜骚扰去了。
岳飞是开封留守司基本部队的将领之一，他不能因宗泽的去世而擅离职守。而且，因为有最近的一些战功，因为曾受到宗泽的那样异乎寻常的赏识，在杜充到任之后，他依然是最受器重的一员将领。
河北、河东自相屯聚的许多民兵营寨，原都与宗泽有密切联系，并都在期待宗泽统率大军过河，互相配合，协同驱除女真兵马。杜充却不肯再和他们继续保持这种关系。自己不作过河进取的打算，也把这些民兵营寨的危急存亡置之不顾，根本就不打算与他们互为声援。因此，当他在建炎二年（1128）秋听到金军又已南下，并已攻陷了澶、濮诸州之后，他就用京东路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代价，而决开黄河口子，使其泛滥成灾，以换取开封地区一时的苟安。
这时依然留在开封的部队，王善所部叫做后军，驻扎在开封城东的刘家寺；张用所部叫做中军，驻扎在开封城南的南御园；这都是杜充所异常担心的部队。岳飞、桑仲、马皋、李宝诸人，则率部驻扎在开封城西，这些是杜充认为比较可靠的部队。
张用本是汤阴县的一个弓手，是在金军入侵之前聚众起事的，他和曹成、李宏、马友结为义兄弟，拥众号数十万，分为六军。这是杜充所统辖的几支部队当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但也是最不听从杜充的调度指挥的一支。建炎三年正月中旬的一天，杜充下决心要乘张用之无备，发动城西的几支部队，急速到南薰门外结集，对张用的部队去进行袭击，要把它消灭掉。却不料张用事前已听到了消息，已在那里摆好了阵势，进行抗拒。这时王善的部队也从城东赶来，与张用的部队联合作战，把城西的几支部队，除岳飞的那一支而外，都打得大败，绰号赛关索的李宝且为张用部队所俘虏。
岳飞所率领的、开赴南薰门的士兵，共仅两千人，和他对阵的人数却有几万。众寡实在悬殊。但他首先向对方的一员将领奔去，一刀砍杀了这员将领。然后，他又向敌阵中出现紊乱情况的部分冲过去，对方的阵脚被打乱，人众四向溃散。
就整个战役来说，杜充所亲信的部队是被张用、王善打得大败了，但就岳飞这支部队来说，却还是立了一次奇功。这在岳飞本人，不论在当时的感觉或事后追忆的时候，都觉得像是得了神助一般。
张用、王善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既不可能取代杜充的留守职位，也不可能再留在开封留守司的统率之下，随即率众而南，去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县）。杜充派马皋率众跟踪追去，王善、张用、曹成合力迎击，又把马皋的部队打得大败，并乘胜追击，把马皋部队的死尸投入蔡河（今涡河），人马践踏着死尸，渡河直追到铁炉步地方，才停止下来。马皋的部队得以生还的，寥寥无几。
担任着开封留守的杜充，部将们这样分崩离析，实力很明显地日益减弱。女真兵马虽没有前来进攻，而是从徐、泗直捣扬州的，但开封终于陷入孤立、突出的形势中，和江淮间的宋军全都失掉了联系。杜充没有胆量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中撑持下去。到1129年的五月，他以前往杭州参加“勤王义军”为借口，擅自把开封留守的责任交付给蔡州知州程昌寓，带领着陈淬、岳飞等将官，渡淮、渡江南下了。
程昌寓到开封不久，也借故仍回蔡州。副留守郭仲荀则借故奔往杭州。后来，宋廷虽又派遣上官悟去镇守开封，然而汉奸聂渊乘机扰乱，上官悟急忙逃走，于是，开封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落入女真统治者手中。
六、赵构流窜到杭州。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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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构从扬州渡江之后，把原来要迁都建康的计划也放弃了，于是从镇江奔向常州，从常州奔向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县），到二月十三日，到达杭州。
从镇江逃到杭州的全部进程，沿途的情况也都和从扬州逃出时一样，各地城乡居民，看到或听到皇帝和高级文武官员们拼命南逃，便也都扶老挈幼，像蜂屯蚁聚一般，追随在他们之后，向南奔窜。有的人家把什物钱帛顾不得挈带，有的人家则父母兄弟妻子分离失散，互不相见，以致哭泣呼喊之声，遍满道路。还有一些溃败军兵，乘势到处逞凶，公行劫虏，把珍宝细软的东西抢走，米盐之类则扬弃于街巷，房屋也多被放火焚烧。因此，在沿途的州、县、场、镇、乡、村，不论逃走的或没有逃走的，没有一家不是关门闭户的。
赵构把军政大权全部交付给黄潜善和汪伯彦，在黄、汪的全权处理之下，却制造成这样一种溃败局势，在狼狈逃亡的途程中，人们都咬牙切齿，要杀黄、汪二人以泄积愤。有好几个姓黄的朝官，因被逃难群众误认为黄潜善，都分别为群众所杀害。赵构在吃了这样一番狼狈逃窜的苦头之后，也特别痛恨黄、汪二人，于是，在他逃到杭州、惊魂稍定之后，首先，并且永远罢免了这两人的宰相职位。但这决不是因为黄、汪一直坚持的屈服逃跑政策造成了极大祸害，而是因为他们使赵构从扬州逃跑得太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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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兵马在渡淮之后很快就能围攻扬州，赵构和南宋政府之从扬州仓皇溃退，扬州全城居民之遭受浩劫，总的贻误军机的责任，虽在黄潜善，汪伯彦二人身上，然而在御营司做都统制的王渊，不论在事先和事后，也都起了一些极恶劣的作用。单就从扬州向江南逃难的事件来说，他是担负着调度渡江船只的总负责人，他利用职权，抢先调用了百来只船舶，在建炎三年（1129）正月，就把他的和大部分宦官的私财和眷属运往杭州，到了女真兵马逼近扬州，好几万兵马，十多万百姓，都拥挤在大江北岸，奔迸争渡的时候，反而仅有极少的船只可供济渡之用，以致坠江而死者不计其数。而且，正因为他的家人和财物都已平安到达杭州，在渡江之后，当有人建议应把建康或镇江暂作行都，以便与江北的抗金斗争互为声援时，王渊便极力反对，主张把行都设在杭州，理由是，那里“有重江之险”，对于女真兵马可以成为更大的障碍。赵构最后之所以决定把行都设在杭州，王渊的这番话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王渊向往于杭州，杭州的住户对王渊却怀有极大仇恨。在一年以前，王渊曾到杭州镇压过一次部队的哗变，在哗变军人已经表示屈服之后，他却杀害了其中的一百四五十人。接着，又以搜查“赃物”为名，把居住在杭州的富商大户们的家产，狠狠地搜括了一番。这次用百来只船舶装运到杭州的，大部分就是一年前从杭州劫掠了去的那些财物。
宦官康履等人的家财，既已随同王渊的家财，用了近百艘的船只送达杭州，而宦官们在从扬州逃往杭州的途中，对沿途居民的骚扰无所不至；到达杭州之后，又强占民宅，强夺居民的财物。这年二月十五日，他们还从城外到钱塘江岸，结扎了很长的帐幕，摆布了阔绰的场面，由康履率领着，到钱塘江入海处去观赏江潮。他们的蛮横凶恶达于极点，杭州居民对他们的愤恨也达于极点。
南宋王朝的统治者们，在女真兵马的追逼之下，虽在一味地流离逃窜，其士兵中的大部分，因都来自黄河流域各地区，却大都在怀念着自己的家乡，摩拳擦掌，要打回自己的老家去。例如，正当赵构、王渊、康履等人逃向杭州的时候，前此从淮阳军溃败下来的韩世忠的部将李在，却在宝应县聚集旧部，并号召一批当地民众，组成一支忠义民兵，乘金人在高邮的防务空虚之际，攻入高邮县城，处决了投降金人的一批汉奸官僚，并截留了金军运送抢劫所得的金宝财物的北行船舶数艘。
但赵构所宠信倚靠的，却是康履、王渊这伙人。赵构跑到杭州不久，由于康履在他身边不断帮王渊说些好话，他竟把王渊提升为枢密院的副长官。对于负有严重贻误军机罪责的王渊，不但不加惩处，反而加以奖擢。赵构的这一措施，既使得痛恨王渊的杭州居民更为恼火，也使得所有驻扎在杭州的部队都心怀怨望。特别是护送皇帝亲眷到达杭州不久的苗傅和刘正彦所率领的那支部队，其中的中下级将佐，有些是生长在幽燕一带的人，有些则是生长在两河、中原一带的③，他们曾多次向赵构建议，如何部署反攻和收复河北的计策，赵构却全都置若罔闻。而逃到杭州之后，赵构却依旧这样地倒行逆施，把一个在国难深重时刻还专搞害人利己的王渊提拔为那样的高官，他们对此更感到忍无可忍。
建炎三年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利用部队中全体官兵对赵构的愤慨，举行了武装暴动。他们捉杀了王渊，捉杀了康履和所有已经到达杭州的宦官，逼令赵构宣告退位，加以幽禁，把赵构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立为皇帝，另请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垂帘听政。并且宣布，从三月十一日为始，把年号改为“明受”。
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杀掉了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大批宦官，“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但是，苗傅、刘正彦和他们这支部队中的将佐，既都没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也都缺乏应急应变的机智和才能。在发动了这次政变之后，他们仍只局守在杭州城内，没有提出足以鼓舞人心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和杭州地区以外的军事首领们取得联系。这样，他们就把整个杭州城郊陷入惊惶动乱、忧疑不安的情况之中。
原已移屯在淮南和江南的南宋政府军队，全都把视线转向杭州，密切注视着这一事变的发展和变化。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将官，如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等人，经高级文官张浚、吕颐浩等人的号召和联络，便都先后举起讨伐苗傅、刘正彦的旗帜，提出要求赵构复辟的口号，率军向杭州进发。
杭州终究被“勤王军”攻下，建炎三年四月初一日，又用孟太后的名义宣布赵构复皇帝之位，这次政变到此宣告结束。起事部队中一部分将吏被擒获杀害，苗傅、刘正彦率众向江西、福建逃跑。韩世忠又率领大军一直追赶下去，终于把苗、刘二人捉获“正法”。
七、建康失陷和杜充降敌。岳飞从驻屯建康到撤离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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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贵族虽一度占领了扬州，但并没有从扬州再渡江南犯，就又逐步撤兵北去。因此，赵构在建炎三年四月重登帝位之后，为了顺应朝野上下的舆情，又迫不得已地慢慢从杭州北进到建康，并作出要把行都设在建康的姿态。可是，他和随从他到建康的一些高级文武官员们，也全都十分担心，女真贵族们还很可能会出动兵马，渡过长江，大举南侵的。为了避免重演二月初从扬州逃跑时那种惨剧，赵构在抵达建康之后不久，就派遣官员和兵马，护送孟太后到江西境内去避难。另一方面，他还在五、六、七、八诸月，接二连三地写信给金国的皇帝和最有实权的军事首脑粘罕，表示要自动取消国号，取消帝号，要向金朝无条件投降，甘作金朝的一个藩属，苦苦哀求女真贵族们能使他如愿以偿。在八月份写给粘罕的一封“乞哀书”中，竟至有如下一段无耻话语：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古代的一个大力士）之搏僬侥（传说中的不满三尺的短小人物）耳。……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偲偲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
果然正如南宋君臣们所担忧害怕的那样，在建炎三年秋，在赵构正接连向金朝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的过程当中，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兵马，和在燕、云、两河新签发的汉兵一起，以四太子兀术为统帅，又大举南侵了。
赵构和将相大臣们商讨对策时，决定只守江而不守淮。于是，派杜充以执政大臣的头衔去做建康行宫的留守，除带领原来所部兵将，即陈淬、郭仲荀、岳飞、戚方等人的部队而外，还把王（王燮）的部队也拨归他直接指挥。另外，把刘光世的部队布置在从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到江州（今九江）一线，把韩世忠的部队布置在镇江，也都归杜充节制。这些部队的总数共有十多万人。实际上是，把防守长江下游的全部重任，都交由杜充承担了。
赵构本人，则又带领一批高级文武官员，离开建康，又逐步返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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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河北雄州人，名叫李成，最初在雄州作弓手，后来参了军，立了战功，成了军队中一个小头目，而且逐渐以骁勇闻名。女真兵马侵占河北以后，李成脱离了宋政府的军队，独自率领了几千人马，流窜到山东的淄州（今淄川县），专事滋扰，却不肯对女真兵马作战。到宋廷迁往扬州时，他也率其部众向淮水流域移徙。后经宗泽派人向他劝说，他表示，只要宋政权迁回开封，他便要在宗泽的指挥之下渡河抗击金人。建炎三年夏，他在攻入泗州之后，表示要归顺南宋政府，南宋政府立即用他做泗州的知州。到这年秋间，他又率部去攻占了滁州，并把滁州的州县官全部杀害。
杜充派遣王（王燮）率兵过江，要他到滁州去平定李成的叛乱。岳飞也被派率部跟随在王（王燮）的部队之后，作为策应。王（王燮）在真州的长芦镇整理了一下队伍，把运载辎重的船舶停在镇上，把所载钱绢等物则堆贮在长芦镇的崇福禅院里边，然后又率军前进。王（王燮）是一个既骄奢而又怯懦的人，他进行到一个名叫瓦梁的地方，再也不敢前进了，在那里一连停留了三天。李成这时已听到消息，而且抢先派出五百名骑兵，取径路直驱长芦镇，夺取了为王（王燮）部队运送辎重的那些船舶，掳掠了崇福禅院的一些和尚和镇上的居民百余人，并劫去崇福院中所贮部分钱绢衣物。因探知在他来长芦时所取的径路上出现了官兵，深怕受到邀袭，便急忙退走。停军在中途的王（王燮），对此竟无所闻知。
敌探所发现的官军，就是准备作策应之用的岳飞的部队。岳飞是在宣化镇（今南京东北江滨）渡江的，渡江之后听到李成的骑兵已直趋长芦，岳飞便也率部向着敌兵所取的径路急进，要截击李成的匪军，前进到一个名叫九里堽的地方，果然与匪军相遇。打了一场遭遇战后，李成的五百名骑兵全被歼灭，被他们俘掠的人口和财物全被夺回。这时杜充又下令催促渡江的军队一律返回，于是，不但得到全胜的岳飞率部回到建康，王（王燮）的部队尽管还迟迟未敢开到滁州，也中途折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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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秋南下侵宋的女真兵马，也是分作东西两路的。西边的一路，经由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渡江后直趋江西。东边的一路，由兀术直接率领，在渡淮之后，取道于滁州、和州，要在渡江之后经江东而趋浙江。
东路女真兵马在十一月上旬攻下了和州，企图在采石地方渡江。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的守臣郭伟亲率官兵将佐极力捍御，三日之内五战皆捷。金军转往慈湖镇，在那里又被郭伟部队所败，遂即东趋马家渡。
当金军攻入和州时，杜充只下令淮南清野，而决不在大江以北布置防御力量。他还特地派遣了一名统制官，率领三百名士兵前往真州，在长芦镇崇福禅院的两千间房屋内堆起二十四垛芦柴，一齐发火，把它烧得全部变为灰埃。
由于杜充只把他所直辖的部队都布置在建康府城的内外，不但大江北岸未作防御部署，连江南沿岸的防御力量也极为薄弱。当金军于十一月下旬转移到马家渡时，杜充急忙派遣都统制陈淬和岳飞、刘经、戚方、扈成等率领部众去堵击，并叫王（王燮）以所部一万三千人前往应援。接战十几个回合，双方各有胜负。不料就在这时，王（王燮）却率其部队撤离后阵南逃（而且是不停息地经徽州、信州而逃往福建），这立即影响到全部战局，使得前线上的宋军在再度作战时吃了败仗，陈淬阵亡，岳飞、戚方等人的部队也全部溃散。这样，大江南岸几乎已没有宋兵防守，金军遂得以像走平地一般，平稳地渡过了长江。
杜充听到金军已经渡江，诸军已经溃散的消息，立即企图乘船出奔。不料刚把水门打开，大群居民蜂拥而前，把城门堵塞住。杜充派人去哄骗这些居民说，他是要出城和敌人作战去的，居民们却无一人相信，只用谴责的语气呼喊说：
要去与敌作战，我们一道去！你杜相公枉杀了多少人，情况刚一紧急，却要弃城先逃！
既然无法逃脱，那也莫可奈何。杜充就又下令诸军，每人犒赏银十两、绢十匹，令其都往蒋山（即钟山）下寨。但到这天夜间，各部队都骚乱不宁，黎明时又都跑到江宁县与句容县接界处的东阳镇去。杜充也在夜间率领了三千人马，偷偷地逃到真州，投降了金人。
女真的兵马用了几天的时间才完全过渡到江南，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便全部集结在建康城下。到任不久的建康知府陈邦光，从城上下望，看到女真铁骑往来如云，旌旗器仗满郊遍野，只吓得胆惊心跳，不等金军攻城，便写好了投降书，派人送与兀术，拱手把建康府送与金人！
西路女真兵马在这年十月早已渡过长江，经由大冶而进犯洪州（今南昌市）。原来屯驻江州的刘光世，在闻知金军已经渡江之后，不敢出兵去抵抗，却仓皇引兵逃向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去。此后不久，江州的知州也弃城而逃。金军进入江州城，大肆杀掠了一番，又自动撤离。
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也和刘光世一样，当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的消息之后，不敢率部去迎击，却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临行，唯恐镇江的城垣被敌人利用，就放火把它烧掉。
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已被金军节节突破，而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
岳飞、刘经等人的队伍，在从蒋山转移到东阳镇后不久，又从镇上转移到附近的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金坛两县界内）扎寨。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尽管还能够重新集结在一起，但纪律是极难维持的。而且，如果不从事于掳掠劫夺，人马的生活也确实难以维持。然而这也确实是不能持久的做法。于是，在茅山驻屯没有多少日子，岳飞和刘经商定，两人又都把部队迁移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的钟村去。
当女真兵马又从建康出发，攻下广德军而向杭州进发时，一些被强迫签发从军的汉族壮丁，闻知岳飞率军驻扎在钟村，便设法脱离了金军，先后相继，有上万的人，到钟村归附于岳飞。
八、南宋王朝的流徙和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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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兵马南犯过程中，不论东路或西路，都曾受到各地自动组合的人民武装的截击，并且遭受到多次的失败。就东路来说，淮南、江、浙，水渠纵横，对于女真的铁骑到处都能发生限制、阻拦的作用。南宋的将相大臣们对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竟始终不知加以利用，其西路军经行之地，水渠虽不似东路之多，但渡过长江，横冲直闯，也正犯了“兵家大忌”。因为，假如南宋防江部队奋勇邀截，金军就会陷入“进则距山，退则背江”的“百无一利”的窘境。各地自发的民众武装力量，在邀击金军时尚且能够“胜负相半”，南宋政府的正规军队，不论从训练、兵器等方面来说，都比民兵具有优越条件，当更应能够给以沉重打击，把他们打败打退，甚至“可使匹马不还”。然而南宋派去守建康的杜充，守镇江的韩世忠，守江州的刘光世，或则望风迎降，或则不战而逃，致使两路金军全都如入无人之境，长驱深入，无所忌惮。这又一次清楚说明，在宋金战争的全部过程中，金军之所以经常取得胜利，主要原因不在于女真兵马之英勇善战，而在于南宋正规军队之畏战避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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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虽然在建炎三年七月刚刚升为临安府，但当赵构和他的文武大臣们由建康回到杭州的时候，他们所身临目睹的，却决不是一个安定的、甚至也不是可以在那里苟安一时的一个地方：不但两路女真兵马都即将突破沿江防线，而且还有谍报说，金人已开始在山东等地造舟楫，练水师，有将从海道进窥江浙的危险。女真贵族们又正被一连串的军事胜利搞得头昏脑涨，忘乎所以，赵构先后写去的几封“乞哀书”，只能助长他们的骄气和对于武力的迷信，认为这次只要渡江南犯，就可以再一次把赵宋政权颠覆，因而对于“乞哀书”中所哀恳的事，一直不予理睬，不作回报。
在这种危难之际，赵构和他的文武大臣们于建炎三年十月又离开杭州，转往越州（今浙江绍兴县）。十一月下旬，听到了女真兵马已从建康府向杭州进犯的消息，遂又决定转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市）。
在此以前，宰相吕颐浩朝见赵构时，曾当面向赵构提出了一个下海避敌的建议，略谓：
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若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至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
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赵构完全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之所以从越州转往明州，就是要把这个建议付诸实践的。因此，他到了明州之后，就急忙派人去募集海船。待凑足了二十只海船之后，赵构便选取了最好的一只作为御舟，在腊月中旬，在定海县（今浙江镇海县）上船下海，以其余十九只，装载了高级文武官员和“百司禁卫”，以及政府的一些文件用品等等，拱卫在御舟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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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的女真兵马由建康府出发南犯，连续攻下了广德军和安吉县（今浙江安吉县），直向杭州进发。沿途虽有一些民众武装对金军进行阻击，只因这些民众武装皆仓卒组成，并未能把金军拦截得住。在由安吉通往杭州的途中，有一段必须穿越的山区，名叫独松岭，岭路险狭，是最易于控扼的要隘。然而南宋的将宫们，也竟没有布置一兵一卒在那里防守。金军从这里经过之后，不免互相议论说：
南朝可谓无人！倘若他们派几百名老弱残兵在此把守，我们岂能容易通过！
越过独松岭，女真兵马更得顺利行进，到杭州便占领了杭州，到越州便占领了越州。他们沿着赵构们逃跑的路径继续追袭，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下旬，赵构从定海登舟浮海还没有十天，金军就已进入明州郊外。南宋的将官张俊，这时是奉赵构之命留守明州的，他在迟疑了一大阵子之后，才令统制官们率兵迎击。起初的几个回合，都被金军打败，还有两名统制官被金军当场杀死。最后是倾其全力从事苦战，又得到附近驻军的援助，才得在高桥地方把金军打败。虽取得这次胜利，张俊和留在明州的几个官员，却料定金军必定还要反扑，届时必难招架得住，便在建炎四年正月初三日一同弃城遁走。并在渡过城外一道浮桥之后，断其桥路，使城内居民无法随同他们逃难。金军进城之后，为发泄其吃过败仗的仇恨，对居民大肆屠杀，得以幸存者寥寥无几。
集中在海船中的南宋小朝廷，在知道金军进犯明州时，便又移舟南往章安镇（今浙江临海县东南）停泊。此后这二十只海船就一直漂泊在从台州到温州的近海当中。到建炎四年四月，女真兵马已撤离江浙地区北返，南宋小朝廷才又舍舟登陆，在越州停留下来。到绍兴二年（1132）春，才又重回杭州。
九、岳飞驻军宜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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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刘经之所以移军到广德军的钟村，本是因为到那里后就可“资粮于官”，可以使部队不再专靠劫掠来维持生计。因此，到了钟村之后，他们就下令给各自的部队，不许他们继续骚扰当地乡村居民。但约束虽严，却收效甚微。有一个名叫李寅的，是岳飞部队中一名随军效用使臣，见此情况，便向岳飞献计说：
若移军到宜兴县太湖边上的张渚镇附近屯驻，就可制止此类事件。因为那里三面濒临太湖，只有一条陆路与外面相通，且是一条极狭窄的道路。只须派一名小将官把守住路口，士兵便无法出外作过。
当赵构在归德府登极之初，那个曾经把岳飞推荐给张所的赵九龄，在李纲罢相之后，也到常州做了一员属官，这时他也受到知常州周杞的委派，前来广德，劝说岳飞移军常州城中，说在移屯之后，军队粮饷问题可以由地方政府供应。
岳飞首先是采纳赵九龄的意见，要移军常州，固守州城，以截断敌人的归路。但军队方在开拔，常州已被金人攻破，他便又商得刘经的同意，改用李寅所献之计，把两支部队一同移驻宜兴县境的太湖岸上，不许士兵们随意外出，免得他们去打扰村民。
在宜兴县境的太湖岸边，原有郭吉的一支水军驻扎在那里。这支水军，也是在建康战役中被女真兵马打败后，溃散逃窜到这里来的。当郭吉听到岳飞要移军宜兴县境的消息时，便收捉了许多民用舟船，满载随军的老小，急忙开往太湖里去。但郭吉所属有一员名叫庞荣的部将，在不久之后，却终于率领这支拥有百余只舟船的水军，背叛了郭吉而投归岳飞。
窜入宜兴县境内的一些散兵游勇，岳飞尽量把他们收编在部队当中，用军纪加以约束。不肯接受收编，或一向在县境内劫掠居民的，岳飞就出动兵马去攻讨。在很短的时期内，被岳飞所降服的，有马皋和林聚的两支；被他用武力平定了的，有张威武的一支；被他追逼得穷蹙无计而去投降了张俊的，有戚方的一支。此后，宜兴县境之内便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势。受着散兵游勇和盗匪轮番骚扰的邻境居民，很多家都扶老携幼而来，把宜兴县当作他们的临时避难之所。一些诚朴的居民，为报答岳飞维持治安的恩德，便在古老的周将军（东晋周处）庙内，增修一栋房子，把精心雕刻的岳飞石像陈设在里边，像敬神一般地供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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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自从在相州参加了赵构大元帅府的军队之后，和他的家乡就相去日远，而且，在任何一地都没有能安定下来。到他移军到宜兴县境时，距他离家之日已及三年，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沦陷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了，这使岳飞对于家乡和家人的安全更加悬念、担忧。岳飞派遣专人到汤阴县去迎接亲眷，他的全家却都逃难到外乡去了。后经多方探询，才找到了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并把他们迎接到宜兴县军营中来。那位刘姓妻子，却已经改嫁别人了。
于是，岳飞又在江南迎娶了一个姓李的女子为其妻室。
和母亲相别虽只有三年多的时间，然而这期间的流离奔波和忧悸惊恐，已使得这位老太太十分衰老，经常是在疾病呻吟中过生活，极少健康的日子。到达江南以后，多雨的天气和潮湿的地面，都是这个北方的老年人所不习惯的，疾病便因而更多：先是腿脚疼痛，后来连举止动作也都感困难。
作为军人的岳飞，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他雄壮英勇的一面，但在母亲面前，他却是一个体贴入微，尊养备至的孝子：只要军中稍有闲暇，他便跑到母亲身旁，服侍饮食，或者煎煮汤药。
新娶的妻子，也能很恭顺服侍着这位年老多病的婆婆。
家事之外，岳飞决不把军营中事“归而谋诸妇”。
当驻军宜兴期内，有一次，岳飞率领部队出外作战，把兵营中事，和所有留守兵营的人员，都委托一员亲将负责管理。他出发之后，军营中却传来一个消息，说岳飞的军队在战争中受到了挫败。岳夫人听到这消息后，异常担心，便去和这员亲将商洽，希望他选取一些精兵，前去策应。正当这员亲将调集人马的时候，岳飞却已从前线转了回来。看到这一情况，他便赶往校场，问这员亲将这是要干什么。亲将回答说：
听说太尉（这是宋代对一般名位不高的武将的通称）出兵作战稍有不利，所以选了一些敢战之士，准备前往策应。
岳飞呵斥道：
我命你坚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动。你现今并没有得到我的命令，却擅自动摇军情，这是目无军纪！
说完这话，便立即要以军法从事，要把他斩首。亲将大惧祈哀，并陈说这是受了岳夫人的命才这样做的。然而岳飞却仍认为军伍中事不是妇女所可干预的，更不应按照她的意见行事，于是这错误仍须归那员亲将承担。岳飞终于给予这员亲将以极严厉的处分。
十、岳飞收复建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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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南侵兵马的进展，几乎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被他们侵吞的中原之地，还没有十分安定下来，却又猛然南向驰逐到达了浙东。其当初的目的，本是企图活捉赵构，把统治东南半壁的这个赵姓政权消灭掉的。却不料，在这次追袭过程当中，“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过江以后，也同样不断受到各地民兵的邀击。当横行于浙水沿岸时，又曾被桐庐县的乡兵击败于该县境内的牛山下。经受到上述种种挫折之后，才又觉察到，原来的那个目的还是极不容易达到的。于是又放弃了追袭赵构的计划，也放弃了所有已经攻陷的江南州郡，要转回头去，去专力经营中原和华北各地。到建炎四年（1130）春，金军统帅兀术声称“搜山检海”已毕，便率领部队逐步北移。在北返途中，也只是有时受到民兵的阻截，而没有受到官兵的阻截。兀术打算从镇江渡江，径返扬州，不料被扼守长江的韩世忠的军队在黄天荡拦截住，双方相持了四十八天而未得通过，于是又掉转方向，把金军调回到建康。
从金军攻陷建康，到兀术这次率军返回建康，先后相隔共有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女真兵马的主力都已随从兀术去南犯浙江，留在建康以及和州一带的兵力，是十分薄弱的。从采石到和州的这段路途上，更是商旅往返，络绎不绝。
如果南宋政府分屯在长江沿岸的各支军队，能够利用金军的这些空隙，乘虚插入，女真兵马是会在归途中遭遇到沉重的打击的。然而，在南宋政府军的高级将官当中，竟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打算。
只有岳飞，他在金军北移之际，从宜兴出兵加以尾追，终于收复了建康府这个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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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术在从镇江返回建康之后，对于建康府城四周围的防御工事又重新修建了一番：在蒋山上，在雨花台，都结扎了营寨；围绕城墙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在附近山岩下还开凿了凉洞，表示要在这里避暑久居。赵构闻悉这些情况，料想金人必然还要发动一次攻势，便急忙把张俊的部队调到这一路来，叫他招收散兵游勇，节制诸将，以谋相机应付。
单为抵御建康府的女真兵马，南宋政府在长江下游已经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而宰相赵鼎还建议说，应急召在四川的张浚的兵马顺江东下，以相策应。
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也不敢抢先去冒风险，接触敌人。
其实，兀术在建康城里城外的那些军事部署和设施，全都是故意作来，作为掩蔽退却之用的。兀术本人，早已在这期间渡过长江，驻屯在六合县，在计划着从建康全军撤退的事了。
从建炎四年四月下旬开始，女真南侵军在建康城内外大量捕捉居民，大量搜刮官民住户的财货，到五月初十，他们放火把建康全城付之一炬，要从静安镇（在今南京市西北）渡江，把劫掠的这些人和货物，一齐运载到六合县的宣化镇去。
南侵金军统帅兀术驻扎在六合县，六合县便成了女真兵马及其所掠获的财物集合地点。装载辎重的船只，从瓜步达于六合，前后相接，不计其数。
岳飞这支部队，前此已明令拨归张俊节制，而且已经从宜兴向北移动，已经到达了距离建康不很远的地方。当岳飞探明金军从建康劫掠了大批人员、财物准备渡江北返的情况之后，他不再等待张俊的命令，便于五月十一日率领部众直趋静安，把敌人追上，拦腰予以猛击。前此曾经做过建康府通判的钱需，在建康失陷之后，一直还潜伏在建康附近，纠率乡兵，随时随地掩杀女真入侵者。当岳飞在静安与敌军作战之际，钱需也率领乡兵，从敌军的侧面袭击上来。金军腹背受敌，吃了败仗。在长达十几里的追击敌人的道路上，横陈了无数僵尸，可见战斗之激烈。女真南侵军的大小头目和士兵，被活捉到的有三百多人，他们的铠仗旗鼓之类，被岳飞的部队和钱需所率乡兵缴获到的，为数也很不少。
女真入侵兵马从建康城全部撤退之后，岳飞和钱需一同进入建康城。城内堆满了瓦砾和灰烬。极目所至，一片荒凉。
十一、岳飞班师回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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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收复了建康府城，五月下旬把所获战俘送往南宋行朝。此后不久，由于受命承担的军事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岳飞便又率军撤离建康，要再回到宜兴县的张渚镇去。
当岳飞前此率军由宜兴向建康进发时，刘经和他的部队并没有一同出发，仍然全部留屯在宜兴。到岳飞得胜回师，归途中刚到达溧阳和溧水两县间的时候，却有刘经部下一个名叫王万的将官，突然跑来向岳飞揭发说，刘经正在密谋策划，要乘岳飞还未从建康返回的时机，把岳飞的母、妻、儿子等全部杀害，把岳飞留在宜兴的部分部队并合在他的队伍当中。
杀害某一个部队的头目而并吞其军队，这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事，然而刘经和岳飞，却是长时期以来患难相共的朋友，竟然也打算下这样的毒手，这却是岳飞所万不及料的事。但既已知道刘经有这样狠毒的阴谋，那就势须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乘他还没有下手之际，先发制人，去掉这一祸根。
岳飞听到王万的揭发之后，当机立断，派遣部将姚政火速赶回宜兴，要他一定设法把刘经杀掉。
姚政在夜晚抵达宜兴，先在岳飞母亲的住屋内布置了埋伏，然后去见刘经，假称是奉岳老太太之命而来，是因为岳老太太适才接得家乡来信，有些事情须与刘经商量一下，所以特来邀请他的。刘经没有料想到这是一场骗局，便跟随姚政同来。进入岳母住室之后，埋伏在室内的士兵立即起而把他杀死。其后没隔多时，岳飞也带领了一些士兵赶来，向刘经的部队宣布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并对全军加以安抚。
刘经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此后，他的部队却反而全部合并到岳飞的部队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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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军队全部都回到了宜兴县的太湖之滨的张渚镇。
张渚镇有一大户人家，户主人名叫张大年。张大年濒临太湖修建了一个园子，取名叫“桃溪园”。岳飞自从屯军宜兴以来，即常到张家走走，桃溪园更是他经常去游赏的地方。这次自建康凯旋，意兴昂扬，岳飞重到张氏家园游赏，便乘兴在张家的客厅里写下了一段《题记》，也等于为自己立下了一道誓词：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大小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修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这样的壮志雄图，从此经常盘旋在岳飞的脑海中。这种思想和感情，经过长时期的充实、洗炼，便凝炼成岳飞在几年之后写出的那首有名的爱国歌词——《满江红》。
十二、从就任通泰镇抚使到退往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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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女真入侵军的追逼之下，流移奔波，终日终年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难情况之下，其政权随时都有再被敌人覆灭掉的危险。因此，如何把政府雇募的军队和各地民众的武装很好地加以组织和训练，使他们都能在民族战场上协同作战，各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乃是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理应而且必须承担的一个职责。然而，在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当中，竟绝少人敢于承担这一职责。对于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全都心怀疑惧，只想设法摧残，决不给予帮助；对于政府雇募来的部队，也听任他们因派系不同而互相倾轧；当某支部队抗战失利时，其邻近的其他部队，如不乘机把它并吞，也大都是坐视不救。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这些情况，也从不及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由于上述种种，在已经持续了四五年的抗击女真入侵军的过程当中，就有一批接连一批的，从前线上溃败下来的散兵溃卒，成群结伙地流移窜扰于淮南以至江南各地。南宋统治集团中人，也把这一批一批的流窜者一律叫做“游寇”。
“游寇”中的最大部分，是一些出身于华北和关陇地区的武夫悍卒，大都是被女真兵马所打败，随即从民族战场上逃脱开，分散流窜于黄河中下游以至淮北各地的。他们后来分别流窜到淮南以至长江流域诸州郡，只要能占据一块地盘，便割据自雄，对这一地区的居民进行横暴的压榨，有的还和女真统治者暗相勾结。他们虽都是乌合之众，却实在牵制了南宋政府不少的师旅。
建炎四年五月，南宋宰相范宗尹向皇帝赵构建议说，对于盘踞在江淮之间的这些“游寇”，南宋政府既无力加以制服，不如就面对现实，承认他们所已经造成的这种藩镇割据之局，正式委派他们去做这些地区的军事首脑。每个人的辖区要尽可能划得狭小一些，而当地的治安防守责任，则全由他们分别负责。
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是北宋建国初年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革除掉的；而今所面临的现实形势，却又必须把它恢复，这在赵构，若非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境地，是绝对不会采纳的；然而他毕竟忍痛采纳了。于是，南宋王朝把淮水南北的一些地区，分划为十几个军区，每个军区由南宋王朝委派镇抚使一人。
镇抚使的绝大多数，是那些一度做了“游寇”，后来又暂受南宋王朝的羁縻招抚的。例如派在扬州的郭仲威，派在承州（今江苏高邮县）的薛庆，派在舒州（今安徽潜山县）的李成等皆是。
在新被委派的镇抚使中，也有少数，本是忠义民兵的首领，由于奋勇抗击女真入侵军而声名大振的人，例如派作河南（今洛阳）镇抚使的翟兴，楚州（今江苏淮安县）镇抚使的赵立，滁州镇抚使的刘位等皆是。
岳飞是南宋王朝正规部队中的一员将领，他却也在建炎四年的八月初，被委派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辖区在扬州以东，是从泰州到南通一带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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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岳飞去做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从表面看来，南宋王朝似乎对岳飞正在日益倚重，已开始要他膺受重寄，独当一面了。然而，在岳飞，对此却是另有看法的。他首先不能不考虑到，和他在这同一时期被委派为镇抚使的，大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其次，他还考虑到，作为一个军人的天职，只应争取置身于对敌斗争的最前线，而通泰镇抚使的职责，却只是拘守江北一隅之地。因此，他不愿去就这个新职。他写了一封《申状》给南宋王朝的尚书省，陈述他的个人愿望，说道：
照得飞近准指挥，差飞充通泰州镇抚使，仰认朝廷使令之意，除已一面起发，前赴新任外，契勘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未艾，要当速行剿杀，殄灭净尽，收复诸路；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
他所情愿承担的任务，并没有得到南宋王朝的应允，因而他在八月二十六日夜间先亲自前往泰州。由于船只太少，到九月初九日，他的军队才全部进抵泰州。到任之后，岳飞治理军中事务依旧非常严整，依旧严禁军士不得骚扰。当地老百姓遂得“室家安堵”，岳飞也因此而越发获得居民的拥护。
在建炎四年的夏季，南宋政府已曾把沿江的防务重新布置过一次。九江一带，以朱胜非为安抚大使；由池州到建康，以吕颐浩为安抚大使；镇江以下，以刘光世为安抚大使。
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人，一向是不能和衷共事的。刘光世既然负责节制镇江以下这一地区，他便上奏章给南宋王朝，请求把韩、张二人的部队完全调离这一辖区。在南宋王朝果然依了刘光世的请求而把韩、张二人的部队调走之后，通泰镇抚使便隶属于刘光世的管辖指挥之下。
3
兀术屯兵在六合，要把载人载物的大量船只一律从运河驶归北方。然而，南宋委派在承州的镇抚使薛庆和楚州的镇抚使赵立，却都以军队扼守住这一河道，使女真兵马无法通过。建炎四年秋，金国的另一军事首脑挞懒，刚从山东境内侵入淮南，便和兀术商定，要从南北两方打通这一退路，而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则是必须攻破楚州。
承州镇抚使薛庆，为求牵制南路敌人，把楚州的紧急局势缓和一下，他率领所部去与扬州郊外的金兵作战，却不料在扬州的郭仲威不肯协力出击，致使薛庆陷入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而且众寡之势极为悬殊。结果是薛庆被金人所俘获，而扬州和承州也相继被金军所占领。
在扬州和承州陷落之前，挞懒的兵马已经包围了楚州。楚州镇抚使赵立，生就一副魁梧奇伟的身材，天性也很勇敢淳诚，平时他能和士卒们同甘共苦，战时他每次都是披甲先登。当兀术刚刚渡江而北，驻兵六合的初期，就曾在楚州城外分设了南北两屯，对楚州进行夹攻，结果全被赵立打退。当这次听到挞懒要率大军来攻楚州时，赵立就着手把可能调集的粮食都集中到楚州城中，准备长期拒守。到挞懒果真率兵马来攻时，赵立不但屡次亲率士卒出击，而且分别委用一些有武勇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人士，使其在保卫楚州的战役中各尽其力。
在大江以北，扬州、承州和楚州所处的战略地位都是极关紧要的。当扬、承二州既已陷入敌人手中之后，如不尽力确保楚州，则整个淮南又将全部落在金人控制之下了。因此，执政大臣赵鼎向赵构建议说，应当派遣张俊到江北去督率那里的镇抚使们，奔向楚州，去从事救援和捍御。这样，既可以有确保楚州的希望，也免得这些镇抚使们安养坐大，为患于将来。然而，张俊害怕和女真兵马交锋，他用种种托词，总是不肯渡江北进。后来，尽管赵鼎表示要和张俊一同前去，也仍然未能激发起张俊的勇气。于是，南宋政府直接下令给江北的各个镇抚使，要他们分别出兵去应援楚州。
其实，南宋布置在江北的军事力量，已经远远不能与女真兵马相对抗了：薛庆被俘之后，已被金人杀害；郭仲威在丢失了扬州之后，在天长县境内按兵不动，阴怀顾望；东海镇抚使李彦先的部队，被淮水流域的女真兵马阻截，欲进不得。身任两浙安抚使而坐镇长江下游的刘光世，虽也接到了南宋王朝的命令，要他“立派大军，往援楚州，万勿坐失时机”，但他与张俊一样，对女真兵马心怀怯惧，不敢遵命前去，只派遣统制官王德和郦琼带领部分士兵渡江，略事敷衍。而王德和郦琼二人，却也都以这样那样的借口，迟迟其行。后来王德率部开到承州，因部下不肯听从命令，也并未能进入承州。
真正遵照南宋王朝的命令行事的，事实上只有岳飞一人。他本人到达泰州还没有几天，就接到南宋政府要他出兵策应赵立的命令，等到他的部队完全到达泰州之后，马上就又北上应援楚州。
当岳飞从宜兴率军准备渡江前往泰州之际，已经了解到泰州既无银钱，也缺绢帛，便写了“申状”给尚书省，请求设法调拨一些钱绢，以便支付本军冬衣费用。这次把军队开进承州地区后，岳飞便又写了一封《申状》给刘光世，请他赶快派遣几千人马，借拨十多天的食粮，以便“激励士卒，径赴贼垒，解二州之围”。
然而，局势已经变得很糟，当岳飞刚从泰州率军出发之日，赵立已经在楚州城东门的敌楼上被金军的炮石所打中，头碎而死③，楚州已在八月二十五日被金军攻陷了。岳飞的部队刚到承州就听到了这些消息，在那里，也和王德所率军队一样，与金军稍有接触，知道江北的战局已经无可挽救，便又率军回泰州去了。
4
岳飞部队中的前军统制官傅庆，本是卫州（今河南汲县）的一个烧窑的人，有勇有力，而且善战。自从他参加到岳飞的部队之后，就颇为岳飞所喜爱。他投入岳飞部队的时间很早，每次作战也表现得有智有勇，所以他从很早就为岳飞所信任，并且被岳飞当作朋友看待。傅庆也因此只把岳飞当作平辈看待，而不把他当作自己的长官。傅庆每当缺钱使用时，便去找岳飞，而且总是开门见山地直说：
岳丈，傅庆没钱使了，请你借给我几两金子、几贯钱吧。
岳飞每次也总是如数借与他用。
傅庆的性情本就放荡不羁，由于恃功恃宠，更加傲慢起来，有时竟至向人夸口说：
岳丈这支部队的威名，还不是因为我傅庆力战有功才得来的吗？
岳飞做了通泰镇抚使后，持法严肃，对于傅庆不再像前此那样纵容，傅庆对岳飞的感情也日益不好起来。当岳飞出兵救援楚州时，傅庆在承州和王德相遇，两人并骑而谈，傅庆表示不愿再留在岳飞军中，愿意王德把他推荐到刘光世的部队中去，并当场得到了王德的同意，张宪把这事告知岳飞，岳飞嘱咐张宪不要泄漏出去，自己也隐忍未发。
回泰州后的一天，岳飞下令军中诸统制比赛射远箭，傅庆三箭都射及一百七十步，其他诸统制却都没有超过一百五十步的。岳飞庆贺傅庆在比赛场上的胜利，傅庆喝酒喝得颇有一些醉意。正在这时，岳飞却把南宋王朝过去赏赐给他的战袍和金带转赏给另一统制官王贵。傅庆当场就提出抗议说：“应当赏给有功的人！”
岳飞回问他说：“谁是有功的人？”
傅庆回答说：“我在清水亭战役中立了功，应当赏给我！”
很可能，傅庆是要借此表示岳飞赏罚不公，从而脱离岳飞去投归刘光世的。
这使得岳飞非常气愤，立即把战袍烧掉，把金带砸碎，并叫人把傅庆拉下台去，高声呐喊道：“不斩傅庆，何以示众？！”就下令把傅庆杀掉了。
5
女真兵马攻下楚州之后，又以二十万大军转向通泰。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刘光世，前此曾向南宋政府夸口说，已经把沿长江的诸处要隘严为防守，保证不会让敌人得以南渡。然而对于敌人之侵入通泰军区，他却若罔闻知，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泰州这地方，无天险可以防守，无地利可以凭借，而守军数目又远在来攻的敌人之下，其无法守御是十分明显的。幸而邻境有一个鼍潭湖，早已被一支由梁山泊转移来的水军所占领，可以借用为泰州的一道军事屏障。这支水军，人数在一万以上，拥有二三百只船舶，在张荣的领导之下。前此聚集在梁山泊时，曾经多次邀杀过女真南侵兵马。当挞懒率领山东境内的女真兵马南下之际，张荣也率领全部舟师顺清河而下，每只船全都满载粮食，进驻于鼍潭湖中，积茭为城，用泥加以涂抹。屡次向南侵金军挑战，诱敌深入，使敌人步骑四集，都深陷在泥淖之中，死亡累累。但到建炎四年十一月初，天寒冰冻，女真兵马遂得并力攻其茭城。张荣力不能当，乃焚其积聚，弃其茭城，率其舟船和水军转往兴化县的缩头湖中去了。
女真兵马把张荣的水军驱逐出鼍潭湖，等于把泰州的军事屏障全部拆除，在泰州的岳飞的部队，再没有可以依恃的军事力量了。而来犯的敌军，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的优势，实在是岳飞的部队所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只好下决心放弃泰州，免得自己这支部队被女真兵马全部吃掉。他先于十一月上旬把全军撤到柴墟镇（今泰兴县境内），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江阴军境内。
接着，岳飞就把从泰州撤退的事奏报南宋行朝，并请求惩处他的失守罪责，宋廷下诏给他，要他以全军赴江阴军就粮，并要他在那里“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透漏”。
这时，女真游骑常常窜到长江北岸探察军情，又有渡江南犯的迹象。在越州的南宋行朝又惊惶起来，乃下令各个机关人员从便逃避，连三省枢密院也不再照常办公。居民官吏大都奔逃，以致“家室仳离，景况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