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存仁
我小时候开始读一点西方作者写的小说，还是从文言的译本里，才读到雨果（Ｖｉｃｔｏｒ Ｈｕｇｏ旧时的译音作嚣俄）的长篇《孤星泪》（Ｌｅｓ Ｍｉｓéｒａｂｌｅｓ）。这是两册的节译本小书，收在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第二集》里面的。虽然我当时也很欣赏这套丛书里的许多别的小说，但是教育我并且给我印象最深的，教我稍微知道一点好的小说里面应该有的、高尚的人生意义，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启蒙书籍了。可惜这部书上似乎是没有印出译者的名姓的。其后又经过许多年，我又发现这书虽然首尾俱全，其实是节本，还有很多繁复的情节都割弃了不曾译。我于是又去找到《现代文库》里它的英译全译本来读。这个英译本奇厚，有一千六百多页。我因为太喜欢这部书，又早已知道它的结构大概了，就分开来每天只读十五六页，把它细细地咀嚼。在这个细研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事：雨果对巴黎这一座大城的历史太熟悉了，不但里巷街道，被他描写得生动亲切，如数家珍，甚至于连巴黎的沟渠、水道，委曲琐细他都熟到透顶，所以他的书里有好几处都利用这些活的知识去安排他的曲折变化、不容易料得到的情节，却能够教读者们心服口服，相信他描写的自然、真确。因为对十九世纪中叶雨果写的巴黎的街道感到亲切，我在一九七三年有机会在巴黎小住过几个月，就曾到书坊去尝试觅寻有多少像雨果所写的专以繁复的巴黎里巷街道的风土和历史做题材的书籍。敢情一找就是一大堆！那须不是指导游客们食宿游览用的廉价的ｂｒｏｃｈｕｒｅ，却是趣味盎然，有说有叙，衬得起一座世界大城的像样的著作！这样的书，假如把巴黎换上了北京，我想云乡先生的这一部《增补燕京乡土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了！只是今天能够这样写的书，我们还没有一大堆，这就更使我们爱读这部《乡土记》的人，对这书在初版之后不到几年，就得到增补重印的机会，更加觉得高兴的了。
我把巴黎这个欧洲的大都来比北京，今天的读者们大概都会同意这不是僭妄，自然也不是阿好。然而我更有一层主意必须在这里一并说明的，就是我找到的那些描写巴黎的风貌的书多数还是现代人写的，因此那里面除了有今日的真实的生活情味之外，还不免有一点“怊怅旧游，留传佳话”的思古之幽情。这大概是凡是人类的共通的感性，不因时地国籍的分别而异罢。大凡在巴黎多逗留过几天的人，除了熟悉那些匆匆忙忙的游客们坐在旅游车里可以“卧游”的胜地之外，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系之的场所，就不免更要细想想，多看看。譬如说：看过了著名的伤兵院，圣路易教堂地下长眠的拿破仑的墓穴———那门外的牌子庄肃地写着“这里是一座神殿，不是博物院，请勿喧哗”———之后，也不妨问问老巴黎Ｐｏｒｔｅ ｄｅ Ｃｌｉｇ⁃ｎａｎｃｏｕｒｔ一带卖旧货的跳蚤市场（Ｍａｒｃｈｅ ａｕｘ Ｐｕｃｅｓ）在哪儿。看过北京的故宫、三大殿、北海、颐和园……这一串旅游的快览必备，也会打听一下，从前著名的天桥这块大众娱乐的中心现在怎么样了？三百年来诗酒风流的江亭是什么地方？虽然今天的北京也像巴黎那样，现代科技新建设值得称赞的地方实在不少，但是这些簇新的东西人有我有的贡献是全世界都差不多的，可是说明历史是延续的和继续生发的那些实证，对于一个大都的居民或游客却似乎更有绝大的、永恒的吸引力。明朝崇祯末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射进皇城西安门门洞匾旁木柱上面的那一枝箭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保存在那里，如果还在，那肯定会是一个人人花钱都要去瞻望一下的目的物；这在巴黎，也有凡尔赛宫（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的御花园外面一条岔道可以通到相距不远的充满了乡村风光、木楼屋舍、细柳清溪的小垂浓花园（Ｐｅｔｉｔ Ｔｒｉａｎｏｎ）：那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不幸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东妮（Ｍａｒｉ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生前的乐游之地。这里游人来的也特别的多，在凡尔赛宫正宫的地下一层王子们住的一间房间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大块手织的地毯，是玛丽·安东妮死前在监狱里两年的作品。这些事物，不论它的主人的身份、心态和处境怎样，在法国人的心里都是感到骄傲的，因为它们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地方，没有的东西。那里面代表了一个抟合了的民族挣扎向上的活力。
写一部像《增补燕京乡土记》这样的书是不容易的。像法国人爱好他们自己的地理、风土、品物那样，我觉得写北京的这样的好书，只有中国人才能写，然而它也不是每一个能写书的中国人都能够写得出来的。我仔细地读它，觉得这部书它有三个很了不起的地方，不能够不多说几句，就是这部书的取材，它的文笔，和它的组织。
中国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抟合了许多民族圆熟生长的大国，假如我们学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像风土、民族这一类的资料，大概在远古也不是很欠缺的罢？这些讯息有时候竟然埋藏在防腐的经典注疏里。譬如郑玄笺《诗·周颂·有瞽》“箫管备举”句说“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饧就是糖字。郑康成是东汉末到三国时的人，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沿街卖糖的人得吹箫。我生在北京，小时候最欢迎的是过胡同卖糖兼做别的小买卖的人都打“糖锣”，这又合乎顾亭林《日知录》卷五“木铎”条所记的“鸣金”，知道这些“打糖锣儿的”从明末直到民初悠悠二百八十多年间过的营生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了。这儿举的不过是个小例子。扩而大之，燕云十六州的旧事我们虽然比较模糊，元朝的刘秉忠太保依照了哪吒三头六臂的形象去督造北京城的传说也很费近人像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无论如何到了明朝这一代，关于北京的风土的记载总是很像样的了。最著名的《帝京景物略》，这一部颇为《四库提要》所弹讥的、只有八卷的书，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它的文学价值和记载景物的趣尚都是绝高的，《四库》却说它“冗滥”，说“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大概是因为刘侗（字同人）是竟陵派谭元春的好友，元春的诗《四库》也是打落别集类的“存目”的罢。其实纪晓岚自己也许仍是很喜欢刘侗这部书的人，因为在他被派做修《四库》的总纂官的前七年（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他丁父忧在河间守制的时期还曾经刻过一部节本的《帝京景物略》，那么《四库》对这部书的评价，或者仅可以算是乾隆时候官方的意见罢？云乡先生的书引用《帝京景物略》的地方颇不少，堪以和它媲美的是清亡后赴八里桥投水死的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征引都在十余则以上，其他像《水曹清暇录》、《天咫偶闻》、《一岁货声》之类，我就不需要历历数了。粗浅地看一看，这些林林总总的材料不过是以晚明到清末民初这个阶段为主，虽说它们的总数目超过了一百多种，似乎也还有几部现成的丛书可以做入手的凭借。但是这样说是错误的。在作者之前，三十到四十年代间周岂明先生也写过一些看书的笔记，他曾看过的清人著述就不少，并且和云乡先生有同嗜的，是他们都注意到若干旗人的文字。岂明先生曾引用过王渔洋的弟子宗室文昭的《紫幢轩集》里关于街头叫卖的市声，打更的梆子声和火炕封煤的描写，特别是后者，说“封火细事，却亦是北方生活的一点滴，亏得他收拾来放到诗里去”（《书房一角》，页一○一），可是他却不曾见过乾隆间杨米人著的《都门竹枝一百首》（参看《北京的风俗诗》一文，收《知堂乙酉文编》，页五八）。在云乡先生的书里，难得的《紫幢轩集》和杨米人的《竹枝词》他都使用到了，这也可见他取材之广博。这些书自然是在那五六种现成的丛书之外的。
引书是一事，这可引的书又该怎样的引法，自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人以为引书就是抄书，文抄公的雅谥是不能免的了，这真是外行的胡涂话。没有意见怎样就能够抄？好的文章里面的引证都是有目的的，有意见有褒贬的地方作者不肯直说，就借用现成的话成了我田引水，是文章风格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在前贤的读书随笔这一类的文章里常可以见到，不过抄的技巧各有不同罢了。如果就这一方面来说，云乡先生的《增补燕京乡土记》引书虽然繁博，甚至一书引上许多次，他引的每一段文字，往往仅是少少的十几个字或是几十个字，像是剪裁衣服的巧手，集腋成裘的师傅，材料到手放在最贴切的地方，和他自己灵活的布局打成一片，这一点是最难得的。这里也就连得上我要说的这部书里面组织的细密和文字的魔力。
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照地理区划分做五部分，包括了一百二十九个细目，如果不是靠了他的识见高，文章美，那么帮助他搜寻事迹的于奕正和排比系在篇末诗的周损的功劳，能不能够和他的叙述水乳交融，或竟是像张叔夏批评吴梦窗的词“拆碎下来不成片段”，都在未可知之数了。刘同人自是高手，不过他自己和周损都是湖广麻城人，所以初步的探求事迹，采访那城坊里巷间的逸闻故事，和那有趣味的甚至荒渺的传说，大为后世的社会、人类学家所宝贵的，还要宛平县本地人于奕正相助。云乡先生也不是京都本地人，但是他在北京多年的经历和他的深入的民俗学的知识，在现代真可以说是权威性的了。他的《增补燕京乡土记》，不仅作者是像广东口语所描画的“一脚踢”，而且组织细密，从书的目录上我们就可以看见每一个大标题之下又分许多细目，每个细目，就是一篇清新可诵的、融情入景、即景生情的散文，这些文字的亲切生动，我看只有五四时期的老大家像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叶绍钧（圣陶）的《藕与莼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或可与之竞爽，这在现在还活着的后生如我辈者看来，云乡先生的文章至少也该说是他们的继武罢。我的短序不便抄许多文字，热心的读者们只要看一看《帝京景物略》里胡家村一段描写永定门一带出产名蛐蛐（蟋蟀）和捕捉的情况；岂明老人《书房一角》里收的“蟋蟀之类”条批评多隆阿的《毛诗多识》不知道普通蟋蟀和在野的油葫芦的分别；再用它们来和云乡先生本书里《斗蛐蛐之趣》这一篇的文字来比较，就知道我说的清新流畅的现代散文的源头和它的支脉，是怎么一回事了。《论语》里不是说么，“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同时代的人们的辛劳，正像不停的流水每个分秒都有它们的变化的面目，然而它们的本质仍无殊，犹似不曾变动的、给后人做见证的古城里森森的柏木，皇城根畔落落的砖石。
提到北京的城垣和砖石，这自然久已是世界人士注目的事物，早在一九二四年瑞典的美术史家喜龙仁（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著的《北京的墙和门》（Ｗ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Ｇ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已经用文字和图片把它们摄下了很好的回忆的记录了；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在三十年代也有了德克·波迭的译本（Ｄｅｒｋ Ｂｏｄｄｅ，Ａｎｎｕ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１９３６），迄今仍为社会学、民俗学家们之所珍。现在各国说汉语、习汉文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祝福云乡先生这一部《增补燕京乡土记》要比敦礼臣的那部可纪念的著作该有更大的福气。
一九九一年辛未六月，序于南溟之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