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我写完《鲁迅与北京风土》之后，常常和朋友们谈起“七七事变”以前北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旧事，大家都感到是很可贵的民俗材料，可惜有的限于前书的体例，没有能够写进去。这样，不少朋友便鼓励道：为什么不再写一本完全以北京乡土为中心的书呢？我听了感到既欢喜、又畏惧，有些诚惶诚恐。为什么呢？一是要写这样以半世纪前北京乡土为中心的书，我必然要沉溺在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去，“忆昔十五心尚孩，一日上树千百回”，人生还有比回忆童年、少年时代生活更有兴味的事吗？但是又想到，前写《鲁迅与北京风土》是以《鲁迅日记》为纲，写起来有个范围；那是为鲁迅研究工作提供点微不足道的素材。现在写纯以北京乡土为中心的书，范围这样大，该如何下手呢？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再有关于北京乡土的文献，历史上名作不知有多少，孤陋如我，又何敢轻易下笔呢？这就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矛盾心理。但是在师友们的帮助下，我还是鼓起勇气动笔写了，这样断断续续的，以随笔小品的形式，写成了这部《燕京乡土记》。
在我写作过程中，常常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燕京乡土记》的内容，主要是在忆旧的基础上写成的。回忆这些旧事的用意，从鲁迅先生的这句话里就可得到初步的答案。现在和将来的读者，从这些肤浅的记叙里，能有一二会心处，觉得还稍有可取，能增加一点对昔时北京乡土风俗的理解，那就达到我写这书的初衷了。
这本书以记叙风物乡俗为主，包括衣食住行、岁时节令、人情来往、土宜物产，都是些生活中至细至琐的事，而又是与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事。我国传统上，最早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著作，《礼记·月令》就是很好的明证。《诗经》中也载有很多风土民俗的好材料，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这方面著作越来越稀少了。即使有所出现，也没有《月令》记叙得那样生动。如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名义上是介绍秦汉时代的生活风貌，实际内容谈神鬼、说封建占了很多篇幅，而且文笔也毫无情趣，读起来枯燥无味。因之很难从中了解秦、汉时代人民生活的点滴风貌。联想到近年关中出土珍贵文物极多，如洋洋大观的秦代兵马俑，极为精美的秦代铜制车马，但可惜这些都缺少详细生动的文献记载，不能与实物加以配合，无法让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的繁盛生活内容，以及它所达到的高超精美的工艺水平，多么遗憾呢？试想，塑造那么许多兵马俑该需要有多少高手艺人呢？他们怎么学的手艺？他们在塑兵马俑之前是做什么的呢……一连串问题得不到回答。假如，秦汉时流传下一二种像《东京梦华录》那样的书，该多么好呢？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是一部很有情趣的风土书，遗憾的是分量少了一些。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也夹有不少风土材料，不过究竟比较专门，不完全是写风土的书。唐代近三百年中，在它的前期，显现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最灿烂的一页。我们想象开元、天宝之际，长安城该有多么繁华，人民生活必曾有不少新的面貌和习俗，可惜历史上缺少这样一部记载其社会风貌的书留传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读杜少陵西蜀、夔州诸诗，常常写到长安旧事，无限情深，但均以咏唱表现之。常想少陵当日，为什么不写一部细致的生活回忆录呢？真感到《杜工部集》中的《进三大礼赋表》以及《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等等，是最大的笔墨浪费了。“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究竟都是些什么呢？使千古之下的人们，常常对此思念遐想不值。偶然看唐人诗文，遇到一鳞半爪的风土资料，总感到无比珍贵，耐人寻味。如陈鸿《长恨歌传》写道：“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
这种地方写的除使人感到繁华易逝、无限凄凉而外，作为风俗小品来看，又是多么耐人想象呢？可惜在唐人著作中，这种记载实在过少了，不然，真可以下点功夫，辑一部唐人《长安风俗志》呢！
自宋代《洛阳名园记》、《益都方物略》、《东京梦华录》、《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出现之后，这方面的著作才越来越多了起来。不仅有文学记载，在绘画上也有了注意。流传下来的珍贵的《清明上河图》、《秋庭婴戏图》、《货郎图》等等，从民俗学和风俗史料的角度看，这些画比宋人的其他名画该有价值的多了。
元、明、清以来，关于民俗乡土的著作出现稍多，专写北京的也有几种，但仍感简略。值得一提的是自清代中叶以来的民间俗曲、子弟书、马头调等等，有大量专门演唱北京风土的作品，可谓是了解和研究清代北京风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只是现在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北京是我国自辽代以来的都城，辽、金、元三代城廓变化，时代久远，姑且不谈。即从明代永乐辛丑十九年（一四二一年）迁都北京算起，迄今为止五百六十余年中，除三四十年代外，都是我国伟大的首都。昔人云：“见乔木而思故国。”站在天安门里或中山公园那四五百年以上的老槐树下，回顾过往悠悠岁月，是颇令人神思的，自然会感到祖国有悠久的辉煌历史，中华儿女有无限的葱葱郁郁的生命力。作为五百多年的首都，不惟有山川形胜、苑囿宫阙、闾里市廛，而且物产丰富、风俗淳厚，几百年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北京味”，贯穿在北京人的全部生活中，这就是所谓的“乡土风”。
近百年以来，这种古老、淳厚的北京味、乡土风，在随着历史的变革不断地变化着。如庚子八国联军的侵略、“七七事变”等等，在这些时代剧烈变化的冲击下，不少旧时常见的岁时点缀、风俗故事，慢慢消失，不再为人所道及了。这就不免常常引起一些过来人的怀旧思念。当年老舍先生写小说，不管客居何处，总是以北京为背景。《四世同堂》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写的。写“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八月中秋祁老人买兔儿爷那段，人物的感情该多么淳厚而深挚啊！祁老人恋恋不舍地买，卖兔儿爷的瘦子凄凉地诉说：“‘您看哪，今年我的货要是卖不出去，明年我还傻瓜似的预备吗？不会！要是几年下去，这手艺还不断了根？您想是不是？’‘几年？’老人的心中凉了一下。‘东三省……不是已经丢了好几年了吗？’‘哼！’老人的手有点发颤……”
卖兔儿爷的感情，祁老人的感情，难道不都是作者的感情吗？这你能单纯理解仅仅是对兔儿爷的眷恋吗？同样老诗人夏仁虎在这时也写过著名的《旧京秋词》，其中也写到兔儿爷。这诗我在书中已经引用了，这里不必再引。为什么老舍先生、枝巢老人，在他们的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都津津乐道兔儿爷呢？就是因为这些风土民俗的东西，在他们心中生了根，和他们的感情融化在一起了。在剧烈的时代历史变革中，这些东西不是在一样一样地逐渐消失了吗！怎会不令他们感到惆怅和惋惜呢！
当然，在那中秋节满街卖兔儿爷的旧北京，同样还有许多罪恶的、残酷的、丑恶的、肮脏的东西存在着；即使在值得眷恋、值得回忆的东西的另一面，也包藏着凄凉和痛苦。像那卖兔儿爷的汉子，有那么好的手艺，掐出那样逗人喜爱的兔儿爷；如果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他的日子该怎么过呢？他不得已而改行，想想那又是多么令人依恋不舍，惋惜自己的手艺“断了根”呢！因此回忆这些旧事风俗，也必须是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有分析、有取舍地来对待。
说起来大多都是半世纪前的旧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进中学的孩子，“七七事变”前三十年代中叶北京的种种一切，不只是在我的生命的底片上曝了光、显了影，而且已全部融化在血液中了。三十年代的北京，基本上还保存着五百年间所形成的北京乡土风味的余韵。我母亲是生长在北京，身历过“庚子”的人，因此我从小就听她讲老北京的故事，由“红灯罩”的“倒打抓髻”说到“青豆嘴炒麻豆腐”……这些都是我写《燕京乡土记》的基础材料。这些琐琐碎碎的旧事，有时不用想，它常常会忽然显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那样生动，那样情深。另外，我也欢喜看那些有关北京风土的书，如《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之类。即使一张旧戏报或旧包装纸，都能引导我看到历史的生活痕迹和领会乡土的情趣。美好的记忆，是常常寄托在最细小的事物上的。二三十年代的孩子们，都有过积攒烟卷画片的记忆，直到今天老人谈起来还津津乐道。而我曾还有过攒中药小画纸的美好记忆。一九三七年前后，我常常到鹤年堂给母亲抓药，那时中药，是每一味药分别包成小包，然后再汇总包为大包。每一小包中都附一张寸半见方的木版印的说明，白纸红字，有图有文，十分好玩。什么厚朴、当归、郁金、山药等等，看看图再看看字，可以记住不少中药的文字。今天有谁还记得这点北京味呢？此只不过是“北京味”的雨帘中的一个小雨点儿。
悠悠岁月，几十年过去了，旧事的回忆，是甜蜜的，也是零星的，像是夜空中的浮云和繁星，忽而这块飘来了，忽而那块飘走了；忽而这颗星闪亮了，忽而那颗星隐没了。因此这些回忆，既不是历史，也不是资料，写出来的只是凭借思念徘徊所得，可说是一些断简残编的东西。昔人嘲笑蹩脚的史书，是“断烂朝报”，那我的恐怕连断烂朝报也比不上。因为“朝报”也者，即使断烂，所记也是军国大事，哪里会轮到生活琐事、青菜豆腐呢？我的所记，充其量不过如打小鼓的筐子中的玩艺儿，一堆破烂杂货而已。虽是一堆破烂杂货，作为文稿来看，也总不脱离旧时燕京风土这个中心题目，我也就终于写成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敝帚自珍，痴态可掬，难免要被一些大作家嘲笑了，但我还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最后，还要声明一下，这本书是在继《鲁迅与北京风土》成书之后写的。因为所谈均是北京的旧事，虽然后者较前者范围大得多，但既在同一范畴之内，个别地方仍难免有重复之处，这是需要在此说明的。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不少师友的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
圣陶仁丈年来视力衰退，但仍以九十高龄，为本书题了书名，并且一再垂询出版情况。老人家的诚恳关怀，不惟使我衷心铭感，更使我服膺不已。作文必先作人，正笔先要正心，其奖掖后进热情朴实的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顾起潜、周玉言二位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半世纪前《旧都文物略》的编者之一陈兼与（声聪）丈，以耄期之年，也拨冗为本书写了序；王运天兄为本书拍摄照片；邓之诚先生哲嗣邓珂兄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照片底片；亲戚魏经南帮助抄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甲子夏至前四日，记于水流云在轩雨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