袍子
有一位青年女士，问我穿袍子的感觉，我一时很难形容，因为用语言表现感觉是很困难的，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的感觉，用语言说出来，并不等于他的感受。我忽然对她说，穿袍子的感受就如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那样舒服。这样一说，她听了哈哈大笑，因为她部分感受到了。实际的确如此，一袭丝棉褞袍在身，就如整天身在丝棉被窝中那样温暖适体，又因它有襟袖、领、扣绊等，所以行动舒展自如，极为方便。
当年的北京，穿洋装的是很少的，除非爱摩登的裙屐少年，或刚由外国回来的洋派人物，不然很少其西服革履也。因而上自国务总理，下至贩夫走卒，则统统是“国粹”服装，中式衫裤、长袍马褂。裤腿上要系打腿带，绑起来，爱漂亮的人弄条绸飘带，系在裤脚上。有的老年人或街上卖力气的，要穿套裤。即里面穿夹裤，外穿棉或皮套裤。套裤只是两条裤脚管，而无裤裆，套在夹裤外面，两腿不冷，而裆内很灵活。外面再穿上大棉袄。这或者与江南、西南不同，知堂老人在其短文《赤脚》中云：
北京人相信有地风，于人体很有害，所以保护下肢最为用心。他们冬天固然是棉裤扎脚，穿“老头儿乐”的毡鞋，就是在夏天，虽是单裤也要扎脚，鞋袜穿得整整齐齐，决不赤脚。……
因说保护下肢，说到了一些衣着的事，或者说中国北派衣着吧，总之是“中式的”。洋派学生，外面穿大褂、袍子，里面穿条西装裤子，这在当年是非常流行的时式服装了。清华、北大、燕京等校的夹着洋文书的大学生，几乎统一都是这样的服式。
当年的北京学生，似乎没有一个以穿西装为荣的，有时还常常以之开玩笑。我们那时习惯叫西服为“对襟小夹袄儿”，因其不分冬夏，上衣都是夹的。“对襟”者，区别于带大襟的而言也。大学三年级时，有位通州同学，家里寄来点钱，忽发奇想，跑到东安市场做了套麻袋般的西服，第二天很神气地穿了到教室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原来他没有西式衬衫，更无领带。内穿中式小褂，外穿西服，下穿千层底布鞋，戴着黑架近视眼镜，完全是个卓别林式的滑稽人物了。几个嘴皮薄的女同学，对之大加奚落。好在这位老大哥，一切都不在乎，怡然自得，照样穿着他中西合璧的服饰来上课。
那时不少老先生对于华夏服装是由衷地喜爱的。大学教授中似乎很少有着西服的。那些教授大多是由外国归来，有世界名望的，但却都爱穿着袍子、抄着手说外国话，讲尼采、达尔文、康德、拜伦……早期的辜鸿铭，袍子、马褂、留着辫子，不要说了。后来的也都还是这个传统。梅贻琦、潘光旦这些先生也都习惯穿袍子。胡适博士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一直是褞袍一袭，夏天白纺绸大褂，冬天蓝布大褂罩着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他穿西服。顾随先生冬天穿三件长袍，大毛套小毛，小毛套丝棉，进了教室，先脱帽，再解大围脖，讲上十分钟，脱大毛皮袍，再十分钟，脱小毛皮袍，只穿丝棉袍子讲课。如此穿袍子法，顾先生是独一无二的。
有一个时期，长袍马褂，定为乙种礼服。燕京大学是洋学校，穿西服的最多，但三十年代中，毕业典礼，却规定穿蓝绸大褂，黑马褂参加。然后以此服装，头戴学士帽，捧着一卷文凭，鱼贯而行，到礼堂外照相。想来还有不少人保存着这样的照片吧。
有位老朋友，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最近去东京住了一个多月，回来闲聊，说起在日本很少看见有穿和服的了，一来是大家都学欧美，已不习惯穿这种宽袍大袖的衣服，再就是做套和服价钱太贵，平时穿不起。只有逢年过节，或是举行婚礼的时候，姑娘们才穿上件彩色缤纷的和服，像花蝴蝶般的飘来飘去。言下有些感慨、惋惜，又有些赞赏。时光流逝，样样都在变，着了和服、木屐满街跑的时代似乎已很遥远了。听了老友的话，也不禁使我想起袍子来。袍子也似绝无而仅有了。除去在电影中，偶然看到外，在马路上已是很少看到了。而电影电视中穿袍子的，没有一个穿得像的。叶圣陶仁丈在世时，有一次问我“电影中穿袍子的演员，为什么总用手撩着袍子呢？”老先生是穿了半个世纪袍子的人，感到奇怪，却未想到这年轻演员一生还没有穿过袍子，自然动作不自然了。
有一年在朋友那里，看到郎静山先生的照片，穿的是蓝色绸大褂（上海叫长衫）。九十高龄，珊珊玉骨，十分丰采，真像神仙人物。后来，在报上又看到钱穆、朱光潜二位老先生在香港的摄影，钱先生穿的也是袍子，不但是袍子，外面还套着一件带大襟的坎肩。这种古老的服装，看了不禁使我哑然失笑，在三十年代也已少见，深觉有鲁殿灵光之感了。
现在年轻的朋友，常常有一种隔阂，总以为袍子是老头穿的，是有闲者穿的，其实这是一种昧于历史的错觉。因为袍子在当年北京城中，是一种最普通的服装，一般是不分老少，不论闲忙的。当年北京把单的、江南人叫长衫的，统称大褂儿，如蓝布大褂儿、夏布大褂儿、纺绸大褂儿等等。罩在棉袍、皮袍外面的，江南叫罩衫的，北京也叫大褂儿。这是从清代服装袍、褂来的传统名称。除此之外，夹的、棉的、皮的则都叫袍子了。而卖力气的哥儿们，一般单衣、夹衣，都穿短的，叫作小褂儿。夹的、棉的、皮的也是穿袍子，但他们不叫袍子，而叫大棉袄、大皮袄。这是过冬的恩物，御寒的佳品，是少不了它的。
穿袍子、大褂等，并不影响日常动作，照常可以骑自行车，一上车，稍微立一立，用手轻轻一拢，后襟正好双折垫在后面座垫上，然后坐下，很自然悠闲地就可以踏起来走了，手里也许还拿着讲义夹呢？至于那些未上车前，先把袍子大褂撩起围在腰间的，那就有些笨伯的样子，毫无潇洒之态了。
冬天挑担子，穿件大棉袄或大皮袄（自然是老羊皮的），腰里再系一条紧腰带，那就十分暖和了。为了走路方便，把大襟一角撩起来，掖在腰带上，这就又麻利，又暖和，走起来健步如飞了。这种头戴毡帽，把棉袄大襟掖在腰带上的，挑着担子赶路的汉子，其形象似乎还在我目前晃动，多么朴实呢？
摇笔杆的朋友，穿件破棉袍子，坐在桌前爬格子，那你的双膝便藏在袍子大襟下，暖暖和和，这是任何鸭绒滑雪衣、高级呢料大衣不能代替和媲美的。新款式，只是新，并不见得就实惠，合体，“破帽遮颜却恋头”，我还是思念袍子呢！
旗袍
有一年选出的港姐，我看了香港报纸登出的照片，有一个很欣慰的感觉，就是清一色，全部穿的是旗袍，既显落落大方之美，又显民族风格之典雅，是很理想的服装款式。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写过《时世装歌》，大概有史以来，变化最频繁的，莫过于妇女的服饰打扮了。旗袍是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时兴起来的女服，迄今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清代旗人（包括满洲、汉军等）妇女穿旗装，梳两把头、穿花盆底子鞋，穿袍子外褂，家常服装，也穿袍子，制如男式，花色很鲜艳，如《四郎探母》之铁镜公主所穿。辛亥后，制定男女礼服，男人穿西式大礼服，常礼服；女人即穿长袍，因系旗人式样，故称“旗袍”。一九二九年四月，南京又颁“服制条例”：“女用甲种礼服，色蓝，长至膝与踝之间。”简单说，就是蓝色旗袍。
旗袍刚刚时兴起来，穿的人不多，式样也较一般，看民国初年的妇女旗袍照片，不管用料多么讲究，都是直腰身、直袖子，与男袍区别不大。我幼小时，夏天帮母亲晒衣服，看她最早的旗袍，樟绒、樟缎一枝花夹袍，花纹凸起，大株牡丹由前后襟下面，一直伸上去，枝叶花朵伸向两肩，极为漂亮，这种料子在织时即考虑好花朵位置，按式裁制，不能错，一错花的位置就错了，或者向下开了，那就坏了。因之由织料到裁剪成衣，都是十分讲究的。但其式样却都是直的。长短及踝，肥瘦都同男式的一样，这可以说是第一代旗袍。
这种样式旗袍在三十年代初、中叶，北京一般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都穿，如五十以下、四十出头的中年女性，也都穿小腰身曲线旗袍，不穿这种老式的了。而在前些年去新加坡访问，接待了几位比我年纪大的老太太，一律都还是这种样式的旗袍，都沿着小滚边，短扣鼻的小纥 纽绊，脚穿黑缎子圆口鞋，使我忽然像见到我母亲同辈的亲戚老太太们，忘去了自己的年龄，感到分外亲切。稍微停顿之后，才感到这是一种幻觉。
在我刚记事时，年轻女人的旗袍就变成大袖口、大下摆了。这大概是从一十年代末期，五四运动时期变的。一般梳的还是“爱思头”（横Ｓ型），烫发也是火剪烫直式的，奶油电烫还远未出现呢。我记忆中则是二十年代末了。那袖口又大又短，袖子上段瘦、下段肥，袖口最大据说可以大到一尺二寸，当然我那时没有量过。下摆就是下襟，也很阔，呈圆形弧线。旗袍内已不穿长裤，均是丝袜了，鞋式系西式皮鞋高跟或中式绣花缎鞋、礼服呢鞋。有一种尖头、斜带子黄皮高跟鞋，当时很时兴，我生母和大姐那时都年轻，还穿着这种皮鞋，形象于今还历历如在眼前，而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样式的皮高跟鞋，现在还摆在鞋店里卖，似乎还很合时式。
大肥袖子，当时叫“倒打袖子”，因其由抬肩起，越来越宽，一反上宽下瘦之常规也。这种样式的旗袍，一直时兴到二十年代末才起了“突变”。所谓“突变”，就是一下子又由宽变窄，由肥变瘦了。
由肥变瘦，是受到了西方的美学影响，即所谓的“人体曲线美”。这样一改，才出现了裹在身上的瘦旗袍，这是三十年代初的事。瘦旗袍的出现，对于过去大肥袖子旗袍来说，有两个重大的突破，其一是照体型剪裁，穿在身上显出曲线；其二是有长袖、有短袖，长袖及腕，短袖在肘上，直至短到腋下。这在肥袖时，是没有的，茅盾的《子夜》中所写旗袍，已是短袖可见腋毛了。这是三十年代初的时代风貌。
最早的瘦旗袍，其缝制工艺，还全是老式的，剪裁腰部挖去很多料子，一律钉钮绊，纥 钮。高领上要钉三排、甚至四排钮子。要镶边，有时镶两条边，外宽内窄。很长，拖到脚面。白杨在《十字街头》中就穿这种旗袍，最长拖到地上。叶浅予画漫画“王先生”，把女人的旗袍画成拖在地上四五个大折，是很有趣的夸张讽刺。
抗战之后，大概是因为大家都穷了，所以时装也由长变短，长旗袍变成短旗袍，长度越短，领子也越来越低，到抗战后期，直到胜利，旗袍短到膝盖，领子也低到几乎没有，钮绊也少了，只腋下一枚，其他均用按钮。胜利之后，逐渐又变，由短又变长了，领子由低又变高了，而且变成后高，前面渐渐降低的斜领，这样颈后托着头发，显得挺秀，而颈喉部并不卡得难受，领口用暗钩扣紧，后改半只按钮互按，其改进都十分科学，腋下用拉链，穿着也方便。更明显的改变，老式旗袍，虽然瘦腰裹身，但仍有大襟、底襟，裁剪缝制都很麻烦，穿着也像男人袍子一样，要钮绊全部解开才能穿能脱。新式旗袍则不然，腰胯间不开口，缝死，像个口袋一样，穿脱一套即可，由头上套，由脚下套，任意，极为方便合体。尤其夏天，腰间只薄薄一层，十分凉爽，比任何裙子都实惠，所以穿惯这种旗袍的妇女们，口口声声总说这种旗袍最方便、最经济，也最美观大方。既能出客穿，也适宜于家居穿，是理想的女服。
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读大学，女同学一年四季都穿旗袍，而且都穿蓝布大褂，朴素而大方，套在各种棉旗袍、夹旗袍外，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制服了。老北京的小媳妇、大姑娘，夏天喜欢穿月白———俗名叫“缸靠”———大褂，也就是月白士林布旗袍，浆洗的十分挺括干净，黑鞋白袜子，头上戴朵石榴花，走起来腰板笔直，不用问，这是老北京姑娘，也许是旗下的大格格呢。
附带说一句：二三十年代中，北京的大小当铺，一律不收旗袍作当头，因其变化太快、又窄又瘦，如果不赎，死号后，卖不出去，不能改作别用，无法处理也。但亦可见当时北京商人之保守了。
冬衣
天气冷了，居家过日子，首先要考虑到冬衣。杜少陵诗云：“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那是思念北国，在川东白帝城边写下的诗。“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是乾隆时短命诗人黄仲则在宣南法源寺养病时，穷愁潦倒中的名句。诗穷而后工，似乎有些道理，但想到诗人冬来无衣的苦况，未免要感慨系之了。
旧时在北京，所谓“长安居，大不易”，每到寒风如箭时节，多少人家为了寒衣发愁，着急呢？可是又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张罗缝制呀。因为在北方，到了数九寒天，没有御寒的衣服，度过冬天是难哪！在北京，过去有“十月一、送寒衣”的风俗，给死去的人烧纸制寒衣。对已死的人还怕他死后受冻，还要给他送寒衣，何况活人乎？丈夫出远门，妻子总要打点寒衣，以寄远人，昔有才女为其良人寄寒衣，并附书云：“欲寄寒衣君不还，不寄寒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托辞委婉而意义深远，深得风人之旨。
北京的冬衣与江南不同，与两广当然更不同。因为北京冬天房中生火炉，长江以南一般不生火。北京冬天屋里较江南暖，室外较江南冷，南方的厚厚的丝棉袄，在北京就不大适用。在屋里它太热，出去单穿它又太冷。有一年冬天回北京，我穿着一件厚丝棉袄到北京饭店参加一个晚会，弄得我受足了洋罪。脱掉吧，里面只有一件衬衫，一件绒线马甲，不成体统，穿着吧，实在热得受不了。
北京冬天的衣着，在屋里穿件小棉袄，或一件毛线衣就够了，到外面去，却要有件大衣，或大皮袄、大棉袍，总之，要有件挡风的厚实衣服。旧时代的一些大学生们，每到冬天，总是一件大厚棉袍子或羔皮袍子，外罩一件蓝布大褂。这似乎已成为制服。有南方同学，未及早为之备，突然变天，便要吃苦头。记得抗战胜利后一年，有一位新加坡的华侨同学，突然天寒，连套三件衬衫以御寒，还哆哆嗦嗦，同学们看着他笑，当时我先借给他一件厚绒衣，下午带他到东四南一家绸缎庄中做了一套里面三新的棉袄、棉袍子，外带蓝布大褂。第二次又降温时，他穿上这套全新棉衣，俨然一位北京式的新姑爷了。棉衣之外，还有棉鞋、手套、围脖等，零七八碎还不少。当年比较臃肿些，动作不便。鲁迅先生本是老北京，在上海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年冬天回北京，已不习惯，在商场被小偷偷了钱，写信给上海说：“不买一物，而被扒手窃去二元余，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
北京旧时穿棉衣，讲究里面三新，即新里、新面、新棉花。新棉花尤其是长绒花第一年上身，极为膨松，其保温力是不下于皮衣和丝棉的。但做件三新棉袄，在当年艰苦的岁月里是多么不容易呢？五口之家，夫妻二人，一位老太太，两个孩子，不要说全买新衣，即使添补添补，每人添一件棉袄，一双“毛窝”（棉鞋），所费也十分可观了。如果没有着落，孩子大人就要受冻，这就难怪《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女婿狗儿要为冬事发愁了。
读书人有两件御寒的皮衣，夏天没地方放，又缺钱用，便送进当铺当了，钱随手花了。天气一冷，西北风一吹，便要考虑筹措钱来赎当，这也是十分伤脑筋的事。道光时邓廷桢有词《买陂塘》，题为《赎裘》，有句云：
怎奈天寒岁暮，寒且住。待积取叉头，还尔绨袍故。喜余又怒。怅子毋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
这又是冬衣的雅韵，于今知者寡矣。
说起邓廷桢《赎裘》词。不免又想自己当年当皮衣的事。读包天笑翁《钏影楼回忆录》记赎当事，改唐人诗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赎当头。”极为发噱，因为在过去，到当铺去当号是没有钱用，十分困难的时候；而赎当则是有了钱，可以赎回原物，十分开心的时候。但穷人家这样开心的时候并不多，所以“一生几见赎当头”，也可当作赏心乐事之一了。天笑翁说的是苏州的当铺，而我读了，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想起北京的当铺来，因为这种事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况味的呀！
北京过去有句谚语讽刺老北京说：“富不离药罐儿，穷不离卦摊儿，不穷不富不离当铺。”就是说有钱的主儿，怕死，一天到晚吃补药，所以叫不离药罐；而真正穷苦者，又有不少人是宿命论者，没有其他办法，便到卦摊上算卦，乞灵于迷信，算算何时可以有钱；至于不贫不富，有时有点钱，但又常常接济不上，便不断跑当铺，当点东西来接济，这总比开口向人借钱方便得多。所以从某种方面讲，在旧时代城市中也是少不了的。而用新的经济术语来说，那就是所谓的“抵押贷款”了。
沦陷时期，生活困难，北京中下等经济力的家庭都常常周转不灵，用文语说，就是时感拮据，必须牵藤补屋了。母亲在家用接不上时，常常瞒着父亲，拿出一两件皮衣服，或一件小金饰，让我去当。我当时十三四岁，社会上的事，还不十分懂。第一二次去时，母亲嘱咐我好多话，什么把钱拿好呀，不要丢了当票呀等等。赎时还是我去赎，这样去了一二次，我便学会当号了。虽然谈不上“不离”二字，但总是去过不少次的。因此那些情景，那当铺的门脸，高大的栏柜……都还历历在目。
我常去的那家当铺，不在大街上，在西城李阁老胡同中，离我家不远，而且比较僻静，去时穿过两条胡同就到了，路上不大容易遇到同学等熟人，因而即使夹个包袱走，也不会难为情。去当物时，母亲叮嘱好我当多少钱。因为要预先考虑到赎当时的情况，所以当的钱尽量少些，够家内周转就好了，不要多，多了不但赎时困难，利钱还要多出。但是当铺对于值钱的东西，却希望你多当些，它可以多赚利钱。有一次我当一支金簪，约莫六七钱重，母亲只让我当重约二钱的钱，栏柜上伙计一再说还可以多当些钱，我不肯，他也只好算了，旧时北京当铺是规矩生意。二分半利，两年半死号。这完全不同于小押当。
估衣
说起冬衣，不禁想起儿时在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上，挤在人堆里看卖估衣的唱估衣的事来，听那卖估衣的汉子一边抖落，一边抑扬顿挫地唱估衣的叫卖声，使人有无限温暖之感。
卖估衣是冬天的好生意，东西庙会、天桥等处都有长期卖估衣的，这些卖估衣的一年到头都卖，但冬天的生意特别好，因为北京冬天很冷，没有两件实实惠惠的防寒衣服，便过不了冬。自然可以去做新的，新的棉袄裤，新的皮袄都可以做，但要的钱多，经济困难的人，或是急于上身御寒的人，或者爱贪便宜货的人，便去买估衣。估衣者，旧衣也。也有经济力量有限，但是爱漂亮要打扮的，便也去买估衣，花买新布衣的钱，到估衣摊上便能买到绸的、呢的，花买新羊皮皮袄的钱，到了估衣摊上，可以买到旧狐皮皮袄。旧时京城中，是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地方，在估衣摊上，花钱不多，便也可以风光风光了。
北京当年没后来那样的寄售商店、拍卖行之类的生意，旧衣服的货源，主要有二：一是打小鼓收旧货的走街串巷收购来的旧衣服，转手再卖给估衣行；二是各家当铺死号的东西。那时当铺中当物的期限是两年半，到期不去赎取，所当的东西便作为“死号”，当票作废，东西便由当铺成批地变卖了。旧衣服就到了估衣铺中，这就保证了估衣铺的货源。北京当时有不少估衣铺。
顾客有一种心理，总以为摊子上的东西比铺子里便宜，何况买估衣，每个人都有一种捡便宜货的心理，估衣铺中很少顾客，而人们专门爱挤在摊子边上看，因此估衣铺都要出摊做生意。两个伙计，用车拉好几大包旧衣服到庙会上，摆好摊子，把衣服摊开，一件压一件，叠成一大堆。每件衣服上有一个小白布条，上写暗码，最高多少钱，最少多少钱，用的是“当字”，一般人不认识。卖时一人在边上照料，一人抖起一件衣服，一边唱，一边给围观者看正反面。唱词中要讲明什么衣服、什么规格、什么料子的里和面，有什么优点，然后报价钱，一边报一边落，落到接近最低价格时，同围观者打招呼，如果有人买，便递给旁边的伙计，同顾客去交易，他便接下一件。如果没有人买，他也接唱下一件。很像外国拍卖行的办法，但是用唱的方式进行，唱得有声有色，十分好听，很值得思乡者的怀念啊！
说相声的朋友，有一个“卖估衣”的段子，差不多有名一些演员都会说，自然其中也大有高低，因为里面有唱的地方，要中气足，能唱，说起来才有劲，卖估衣的一边卖，一边唱，相声段子中为了招人笑，把这种唱词，分成两种，一种叫“怯估衣”，就是故意用外乡口音来唱，带一点“侉音”，北京人外号叫“京油子”，对于说话有点外地口音的总以“侉”或“怯”目之，颇有不敬和嘲弄的成分在内，但亦并无恶意，日久天长，这些人也就乐于接受了。如北京人习惯把山西人叫“老西儿”，还故意学山西人用鼻音说话，而山西人也乐于接受，所以说相声的用“侉”音唱估衣，即使那个地方的人听了，也哈哈一笑，不会介意的。“怯估衣”的唱词有这样几句：
“唉———这一件来个大皮袄，大哥哥买去给大嫂，大嫂穿了满街跑，卖您十块零六毛，唉哟。”
这几句要用沙哑的喉咙唱，发音又侉，辞句又滑稽，自然可以形成很好的艺术效果了。这段“怯估衣”唱过之后，再学唱几段其他腔调的卖估衣，每段在表演时都有一些可笑之处，等到最后，唱一段卖羊皮袍子的，达到制造笑料的高潮，说相声的行话叫作“丢包袱”，这段词很长，其中有几句道：
“嗨———又是一件啰，这件大皮袄，您就仔细地看看啵，什么筒子什么面，宝蓝的线春一尺卖您一块六噢。筒子是大滩羊，出在宁夏的西口外噢。人称‘九道湾’，又叫‘大麦穗’，赛过头场雪，不让二场霜，它是又白又厚外号叫‘一块玉’噢，就是这个里儿，就是这个面儿，连筒子带面子您就买了去，穿在身上，暖在心上，到了三九天，滴水成冰，洒水成凌，您就穿了我的皮袄，在冰地打滚，雪地上睡觉吧……”
唱到这里另一人接着问：“怎么样啦？”
唱的人答道：“冻挺啦！”
这样引得听众哈哈一笑，说相声的人在此以流利、夸张、辛辣的语调，讽刺了卖估衣的人。
卖估衣的人在报价上，也用唱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说相声的也用唱来表演让价钱。接着这段唱价钱，唱时还要表演翻衣裳的动作：
“就是这个里儿，就是这个面儿，就是这个筒子‘大麦穗’，少了您也不要给，多了我也不要，不多不少卖您五十六呀！您要嫌贵，让三块，去三块，买您五十块；您要再嫌贵，让十块，去十块……买您二十块；您要还（读含）嫌贵，让十块，去十块……”
“怎么样啊？”“没有啦！”
说到此处，下台鞠躬！
当年买估衣，不只是穷人，有的官宦人家照样买估衣。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云：
邻居挈眷赴天津，送之登汽车多人，皆衣冠楚楚。余过午归，有贩估衣曹姓者来索值，待希尚不至，时余无事，遂与闲谈。先问其同业中公议之规则若何？答云：无甚规则，惟同业之伙侣，如有亏负钱财逃遁，至累其主者，凡同业中不许收用而已。又问：凡初习是业者，其阶级若何？曰：首须能分别货之名色，能辨其真赝高下，某货能得若干价。然价亦无定，以供求之多寡而涨落，要在随时判定，期不亏失，又得赢利而已。又须习裁度布帛，知其长短能配合制衣之用，又须习酬对买主之法，凡言动语默，随机善应，使人忻悦甘心，买我之货，虽沾余利，不使彼知。余又问其人籍某地，曰冀州。因详问冀州风土人情，皆一一答余，不啻读一部冀州志也。
这也是估衣行的历史资料了。
毛窝
各地方言如果仔细研究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清代学者钱大昕有过这方面的专门著作，现在已很少有人注意，不过内容也少了一些。北京话过去叫“官话”，又叫“京话”，俗语叫“京撇子”，本来是比较好懂的，但偶然间也会有叫外地人莫明其妙的词语。如“骆驼鞍儿毛窝”，读时儿字轻音，“鞍儿”并成一个音，请问读者，懂得这样的高级词语吗？
现在让我来注释一下，“毛窝”者，棉鞋也，“骆驼鞍儿毛窝”者，即江南苏沪等地所说之“蚌壳棉鞋”也。北京近塞外，多见骆驼，因以骆驼鞍儿即驼峰形容之。苏沪地在水乡，时食蚌肉，因以蚌壳形容之。两地的名称，都非常形象，可以说得到艺术境界中神似的精髓。这就是方言之传神处，翻译起来是很难的，要彻底了解方言的习惯。如翻译成外国文，把“骆驼鞍儿毛窝”译成骆驼鞍子上的毛制的窝，或是骆驼毛的窝，都要大错特错，弄得莫名其妙。正像以前人们说的把英文“天河”译成中文牛奶路一样了。
“毛窝”是北京老式棉鞋的总称。为什么叫“毛窝”呢？因为过去有一种用羊毛制成的毡鞋坯，俗话也叫“毡叵箩”，买了来，自己再加工，在鞋口上用布或缎子沿上边，下面再上一双麻绳扎的布鞋底，鞋底上可能还要钉一个皮掌子。鞋里面再放上垫子，这样既暖和又结实，是非常实用的。这叫作“毡叵箩毛窝”，是真正的毛窝，因为是羊毛制成的，“骆驼鞍儿毛窝”是布制的，有里、有面，有鞋衬，里面再絮上棉花，或加一个毡垫子。半片面放，前面尖，后面齐，中间高出一个半圆形的峰，很像一座“驼峰”。两半片合起，缝在一起，上在鞋底上，端端正正，很像一匹骆驼，所以有“骆驼鞍儿”的美名，两片合在一起时，又像一个“蚌”，所以江南又有“蚌壳”的美名。
北京买鞋讲内联升、同升和。毛窝有家做的，也有买来的。不过不管家做的、买来的，都是布面、呢面、大绒面、库缎面，最好还要“千层底”，用新白布垫的、用细麻绳纳的、纳好再拿木锤子砸过，边上再抹上白浆子，涂上蜡，这样的底子做成的便鞋、毛窝，穿在脚上，弹性又好，又轻便、又结实、又不走样，是最好的鞋底。老头们当年最讲究穿“老头儿乐”，帮子是黑库缎、厚棉花，用丝线纳成云头花纹，底子有半寸厚，三年也穿不坏。
“老头儿乐”是什么？不是五六十岁以上，甚至年龄再高些的老北京，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四五十年前，在北京生活过较长时间的青少年，如今最年轻的也都是“早生华发”的老少年，不然便都是垂垂老矣的老叟，这些人听了“老头儿乐”三字，便会哑然失笑：“嗨！这玩艺儿你们哪里知道呢？”显然，他是在卖老了，笑年轻人不知京华旧事。其实他自己一般也只是知道而已，很少真正脚登过老头儿乐。“老头儿乐”怎么是登呢？因为它是老人穿的棉鞋的别名呀！试想如今六七十岁的人，四五十年前，也不过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穿双老头儿乐，像个什么样子呢？因此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也将虚度耳顺之年，却也未穿过“老头儿乐”，现在想买双穿穿，但又买不到。再说买了也穿不出去，一条西装裤，配双“老头儿乐”，走起来扑嗵扑嗵的，像个什么样子呢？
年轻学生，孩子气足，常有故意调皮的怪思想。记得初中时比我低一班的一个同乡同学，家不在京，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冬天到了，好奇心趋使，买了一双“老头儿乐”穿在脚上，上课间操，绕操场跑步，扑嗵扑嗵，招得大家大笑，被级任先生叫出来臭骂一顿，他还嘻皮笑脸地分辩说：“脚冷，这是棉鞋，又不违反校规，这是内联升买的呢！”但是自然拗不过级任老师去，不许穿就是不许穿，一顿骂算白挨，是自找的。
岂明老人旧时写过一篇短文《老棉鞋》，说上海某评弹艺人在北京买棉鞋事，文云：
在前门大街买了一双特制的老棉鞋，鞋头双梁，鞋底厚寸许。估计这双棉鞋在家里拖拖，可拖上五六年，清初鲍冠亭的笔记中有“翁鞋”一则云：北人冬日履棉絮，臃肿粗坌，谓之翁鞋。《李空同集》中用之，当是老人所着，故名。这种棉鞋，制法精粗很不一样，有的缎面细线切花，单梁纸底，穿了也很轻便，抗战前内联升鞋店所制，售价三元，亦颇不廉。……廉价的自然也有，黑布面布底，也更笨重得多，却是使用的更普遍，俗称“老头儿乐”，所谓，“翁鞋”大概就是这名称的文言译语，可是把原来的幽默感全没有了。
“老头儿乐”是一种棉鞋，在前文及引岂明老人文中，已经明确了，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棉鞋呢？这里也必须为京华服饰史注明一句：即前面所说，北京习惯把棉鞋叫“毛窝”，江南苏沪一带人叫“蚌壳棉鞋”，北京人则叫“骆驼鞍儿毛窝”。这是一般青年、中年、男女都可穿的，不过料子不同，肥瘦大小不同，比如绣花缎毛窝，便只有青年妇女穿，男人不能穿。“老头儿乐”是一般棉鞋的变格，布底特别厚，而且是老式直底，左右脚可以换着穿。鞋帮两扇，中间棉花垫得特别厚，再纳成云头、寿字、蝙蝠等花纹，因为棉花厚，所以纳后花纹凸出来，十分好看，两扇鞋帮合在一起，前面还加皮条，做成皮梁。鞋面有布、有大绒、有黑贡缎，价格自然不同。这种“老头儿乐”不但厚实，特别暖，而且最大好处，一伸脚就穿进去，不用弯倒腰提鞋，给穿了厚实棉袄裤的老年人以极大的方便，所以得了“老头儿乐”的美名。一鞋之微，也关系到京华风土文物，乡情所系，岂偶然哉？
帽子
现在外国人很少戴帽子，大礼帽、小礼帽早不时兴了。上下汽车、出入楼房，都是恒温的，冬暖夏凉，根本不需要帽子，中国大官也生活在类似环境中，也不用帽子，可老百姓不同了，在北京冬天零下十度顶西北风骑自行车，不戴帽子行吗？因而迄今为止北京冬季冷天，大人小孩少不了一顶棉帽子。在清代做官的冬天要戴暖帽，而且换戴暖帽的日期，由皇上下上谕统一规定，到那一天说换大家都换。什么是暖帽呢？就是那顶装翎子、顶子的黑缎帽沿的帽子，在帽沿上装一圈皮或绒，如阔气的装水獭皮，没有钱的装剪绒皮，把羊皮长毛剪去，剩底绒，再染成烟色。再不然装黑的平绒也可以。这就叫作暖帽了，实际并不实用，也不暖。因为冬天外出时，最怕冷的是耳朵，这样是中看不中用的，即使是花翎顶戴的所谓暖帽，实际上也还解决不了耳朵冷的问题，这就又有了耳朵帽，用缎子做两个小套子，里面缝点皮子，用根绳连起来，一个耳朵套一只。不套的时候拿下来，像两个桃子形状的东西，放在口袋里也还方便，只是这个小套子，也只能套个耳朵尖尖，真冷的时候，还不大管用。再有就是用长毛皮子，如狐嗉之类，缝个圆圈，套在耳朵上，倒很实用，只是毛茸茸的，远看一对毛耳朵，不大好看。在早年间，冬天最实用的帽子，莫过于毡帽了。北京腊月中儿歌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孩子要炮，老婆要条手帕罩，老汉要顶新毡帽。”当年妇女冬天头冷，用一条五尺多长的黑绉手帕包起来，一般没有官职的男人，便戴顶毡帽。李越缦在鲜鱼口买完毡帽，在他有名的《越缦堂日记》中记云：“京华黑猴儿毡帽，天下闻名。”那时虽然没有注册商标的办法，但这“黑猴为记”的标记，到了三十年代还在，我年幼时在鲜鱼口马聚源帽店门口，还常常看到一个木制黑油漆、红眼睛亮光光的“黑猴”，十分精神，但不知是否就是李越缦当年所见的那位了。
这种毡帽有白和咖啡二色。以白色的为多，是用羊毛制成的。俗名“赶毡”，是把羊毛经过梳整之后，粘在一起，再经粘压而成的。这同织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它可以粘压成各种形状的。新毡帽是里外两层，如叠起来像一个大白瓷碗，是半个球形。如把里面一层拉出来，便是一个椭圆形的像现代橄榄球形的东西。一般新毡帽买来，自己还要加工。把里面一层拉出来，用剪刀剪开，左右剪成两个“半月”形，前面剪成一个小的圆舌头，左右两上半月形上缝上狐皮，前面小舌头也缝一点皮子。不太冷时左右两片合在里面，戴在头上只是一个小毡帽，稍冷翻出来，左右两面，好像鸟翅膀一样，又好看，又暖和。如果再冷，把翻出来的半圆形的狐皮帽耳，再反扣过来，正好合在耳朵和脸上，严丝合缝，极为暖和。比后来时兴的欧洲式“三块瓦”皮帽子实惠多了。
漂亮的毡帽子除去里面缝皮之外，还要在外面用黑缎子沿个边，头顶上还要缝一个“五福捧寿”的花纹，不过这也只是当时年轻的爱漂亮的人们的摩登打扮，年纪大些的自然不弄这些。年纪大的人冬天戴的叫“风帽”，也就是《红楼梦》中说的“昭君套”。是一种顶部半圆、后面又带鱼尾的帽子。做起来很方便，一般剪个样子，家庭中善于女红的主妇都能做。最普通的是棉的，布面子、绸面子都可以。有里有面，中间絮棉花或丝棉，再好一点，里面做上皮里子，这样连头带脸和颈项都可以挡住，即使在大风雪中也不怕了。这种帽子当年都是老年人戴，而且喜欢用枣红宁绸做面子，不过这一般都是现在六七十岁的老人的祖父辈戴的，从历史上说来，虽然不久，但对当代的青年人说，那已是很渺茫的了。
有的帽店在黑缎瓜皮帽左右和后面装上三块捂耳挡风的东西，也当暖帽，这种黑缎子瓜皮暖帽，虽然也很漂亮，但是没有那种“昭君套”的风帽适用。
西方服饰影响到中国之后，白毡帽还很流行，但大多只是农工人士戴了。政界、文化教育界人士不戴了，试想穿着一身洋服，再戴上一顶白毡帽，那不是很滑稽吗？穿上很讲究的袍子马褂，戴上一顶白毡帽，也不大相称。这样最好戴呢礼帽，但冬天又太冷。这样便时兴戴“三块瓦”的皮帽子，这种帽子又叫“火车头”帽子，因为它摆在桌上，很像一个火车头。前面高高的一大块皮，边上皮耳朵，可以翻下来。当年北洋政府的大官、大军阀都喜欢戴这种皮帽子，一顶戴针海龙皮的火车头帽子，要卖五百块大银元。一顶水獭皮的也要卖上百块。自然普通人买不起，只能买一顶兔子皮、剪绒的戴戴了。
这种帽子大帽沿、大捂耳是很威武的，是欧洲式或者可以说是英国式的。抗日胜利之后，一切都时兴美国式的，这种皮帽子也便时兴美国式的了。其特征是前面的皮帽沿和两边皮捂耳都比较小，比较轻便，学生们戴这种皮帽子的人很多，最普通是长毛绒的，黑色的、咖啡色的都很好看，现在可能还有吧。那时北京有名帽店鲜鱼口马聚源、王府井同升和、西单盛锡福，都卖这种漂亮的小皮帽子。
高的筒状的皮帽子叫作“土耳其帽子”，一般戴的人很少，但很神气，有学者风度。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是杨振声先生，冬天獭皮领子大衣，獭皮帽子，一派大学校长风度。二是俞平伯先生，冬天爱戴一顶黑紫羔的土耳其帽子，朴素中有儒雅风度，写到此处，如见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