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

北京旧时代路政不修,有两句流传了多少年的口头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叫“无风三尺土,有雨墨盒子”。反正都是一样。这种情况也有阶段性:明、清两代几百年中最厉害,这一个阶段,城里面大街小巷都是土路,再加车辆多,不论载物的大车,拉人的轿车,以及独轮小车,都是有大铁钉的硬车轮,碾在泥路上,到处碾得都是很深的车辙。那时车又不是按一侧行驶,走起来横七竖八,因而把路面碾得高低不平,到处都是浮土,看上去是平路,其实有不少凹坑,俗名叫“坠窝”,或“潴窝”。车轮一走过,不但颠簸不平,震动很大,而且有时车轮陷进去,牲口力气小,拉不出来,甚或断轴折辐,那就更困难了。

这种路面,一遇雨天,那就是一塌糊涂,实际不只是“一街泥”或“墨盒子”了。这种路有两个季节最伤脑筋。一是春风开冻的时候。冬天路面硬如坚冰,最好走。一到春天开冻,路面都变成稀泥,再来上两场春雨,天气还不太热,湿泥中的水分蒸发不快,最少有半个来月泥泞难行的日子。再有就是六七月间,大雨时行的日子,一场大雨过后,满街尽成泽国,低洼地区,水深过膝,而且积了很长时间泄不掉,这就成了不少水坑了。因而胡同的名字,也常常以此得名,如城里有名的二龙坑,宣南南下洼子大川淀、小川淀等处,都是因此得名的。

读前人日记,常常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越缦堂日记》中不只一次地记到道路泥泞的情况,坐在骡拉轿车中,拖泥带水地走在街衢中,泥水都能没到马肚皮,并牢骚满腹,一再叹喟。《鲁迅日记》也常记宣武门一带的大水。当时宣武门城门内外,地势极低,夏天一到大雨,便要积水。那时先生每天上下班,宣武门是必经之路,初到北京时,坐骡车上下班,后来坐洋车,总之,不管什么车,大雨后经过宣武门时,总要涉水而过。总的来讲,北京地势北城高,南城低,雨天南城积水更多,道路更难走。

庚子之后,北京讲求新政,开始修马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记云:

晚,入城,复过子蕃谈诗。时自四牌楼以南,方筑路,泥石狼藉,镘锸纷如,车行视未筑日益艰……

而四月二十七日又记云:

晨,坐慕兄马车,赴颐和园。自西四牌楼,出西直门,至万寿山路,约十八九里之遥,皆坦平如砥。在马车中,看西山峰峦起伏,林原如画,此为上海所未有者。余于上海,独爱其道路,居则必京师之屋,以其爽垲绝于他处也。始谓二者不可兼得,今则果兼之矣,岂不快哉?

这两则日记,记载了北京最早修马路的具体情况。

北京自清代末年,开始修新式马路,最早是东交民巷使馆区,后通衢大道,陆续修成。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亦曾写到,这里不多引了。但直到三十年代中,柏油马路,还不很多,除去前门大街、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东单、西单南北大街而外,不少大路也不都是柏油马路,如南新华街、虎坊桥、宣外大街、东珠市口等处,一直到很晚才修柏油路。至于各大胡同,那就更少了。西城直到“七七事变”,也只有丰盛胡同、武衣库是柏油马路,那是因为宋哲元将军家在武衣库,修马路为了他的汽车出入。少年时在二龙坑上学,年年秋季开学时,都要沿着大水坑的边沿到学校去,这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时北京道路,柏油路最好,土路平坦的扫干净也很好走。碎石子马路走起来硌脚,而且灰多,实际最不好,沙滩前就是这种路,是名副其实“沙滩”了。

自行车

北京自半世纪前,自行车就一直很多,记得在小口袋胡同上学时,二门里车棚五六丈长,两旁摆得满满的。有专人管存车,发对号车牌子,各学校、各单位大多都有专门管车的人,北海图书馆存车处在最后面,去时总是先骑车到后面,存好车,再提着书包进大楼。四十多年前到上海,那时上海自行车极少,上千人的学校,只有两三个人有自行车,因之各单位都没有存车处,而十几年后,则大变样,到处都是脚踏车了。但迄今为止,各单位存车处还不普遍,车还是乱放的多。脚踏车是外国传来的,各地却也有不同的名字。

上海人叫脚踏车,香港、广州人叫单车,北京人叫自行车,记得老年间还有人叫“自由车”的,但是这个名字没有时兴开,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一个东西,有许多名字,各叫各的,想想也怪有意思。而且它不但有名字,还有别号呢。五十多年前,常和老词人夏枝巢先生见面,老先生每爱笑着说:“我比不了你们,你们脚底下有两只风火轮。”风火轮是《封神榜》哪吒的代步,来去自如,极为方便,是古人的想象,与今天的自行车却颇相像,枝巢老人说得多么有趣,又多么生动呢?一时在我们那一圈人当中,“风火轮”便成为自行车的雅号了。枝巢老人当时说这话是有感慨的,因为他看到同学们骑自行车十分方便,很羡慕,而他自己,无法再骑。而常常也想出去逛逛,当时正在沦陷时期,老人经济并不很好,每思出游,又有出无车之叹,便不免发此感慨了。那时不免有点笑老先生,但一弹指间,自己也不免有同感了。这正如陶渊明诗所说:“昔闻长者言,娇嗔每不喜。如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青年、老年之间,似乎总在重复着一些东西,其可叹不是正在这种地方吗?

平心而论,“风火轮”作为自行车的别号,还是十分惹人相思的。我感到现代科学制品的车辆中,自行车也是最惹人喜爱的。当年北京的大中学生中,不会骑自行车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一般到了初中一二年级,差不多都是骑自行车上学了,到了高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骑自行车上学,偶然有住家离校极近,或是家中极阔的不骑车,但一般也都会骑。我是初中三年级时,学会骑车,开始骑车上学的。好像是一个远房亲戚,弄来一辆很破的自行车卖给我。所住苏园,外面有网球场,黄昏时、晚上,两三天就学会了。后来这辆破车卖给同院一个同学,父亲给一些钱,又凑起来仍旧托那位远房亲戚带着,到缸瓦市一个车行中买了一部新车,很漂亮的天蓝色仿美式大把车,脚登闸。车的内外胎很重要,我记得当时最讲究“必爱司”牌,就是两个英文字母,至于是哪里出产的,就记不清了。这辆车,一直骑了七八年,北大毕业那年暑假,住在同学家里,这辆破车放在门洞中,夜里还被贼偷了。车已很破旧,还能值几个钱呢?而那位“贼先生”守了半夜,还爬下房来,偷了又从房上扛走,十分辛苦,又能卖几个钱呢?可见当时民生之凋敝了。车一被偷,我一时就没有的骑,一时又买不起,恼丧了好多天。现在想起来,也还感到有些遗憾呢。

在北京读过书的人,大概都有一页美好的骑自行车的记忆吧。或是每天按时间脚踩两只“风火轮”驰骋着去上学,在那小胡同中,像鱼似的、游来游去,一溜烟,过去了。或是驰骋在长安街上,像骑着骏马一样,双脱把放一辔头;或是驰骋在西郊路上,香山秋游归来,车把前插着一大枝红叶,那红叶在行进中,像风车一样,在深秋的燕山劲风中哗哗乱响;春天,女同学迎风骑车悠闲地行驶在马路上,那彩色面纱不用扎紧,会自然被风吹拂在脸上,飘飘欲仙;清华园读书的人,晚上夹着笔记,一登破车,由新斋到图书馆看书,那比小毛驴方便得多,自然也没电单车的马达惊扰他人;星期天,一对情侣,肩并肩,骑自行车去逛青龙桥,慢慢骑,有说有笑,情深意长,即使过后分手,那也是永生永世忘不了的绮罗梦啊!

老北京人对于自行车是有特殊感情的,上自退位的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十分喜欢。爱新觉罗·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就生动地记载着他在宫里骑自行车的故事。他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把宫中不少门坎都锯了。有一次他骑车乱转,一位在宫中装电灯的看见了,连忙跪下来向他讨封,他笑着说:“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这是北京当年对把守在桥头行乞的乞丐所起的诨名,他封了装电灯的了。可见溥仪小时候够坏的,是北京人所说的那种“蔫坏”。鲁迅在文章中,曾经讽刺过李仲揆骑自行车,李即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当时他初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当教授,又在国立图书馆做副馆长,每月有五百元的工资收入,却骑自行车上下班,一方面说明李先生年轻时,对自行车的爱好;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时觉着是少见多怪了。至于沦陷时期,容庚教授由宣外老墙根骑着破自行车到沙滩上课,那种艰苦卓绝的韧性精神,更足以成为后生们的仪型了。

现在看到永久、飞鸽、凤凰牌的自行车,十分惹人相思。我小时候,在北京是买不到有商标的国货自行车的。那时北京最大的车行是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的竣记车行,路南,没有楼,三间门脸,里面摆的都是外国牌子的自行车,什么蓝牌、飞利浦、三枪、凤头等等,沦陷之后,又有不少日本货,什么富士山等等。这些外国自行车价钱都很贵,一般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学生们大部分都是到小市上买旧车,买来修理修理,换条新胎,便可骑上转九城了。

北京什么时候才有的自行车呢?大概是在庚子前后吧。但可肯定,在宣统时,已十分普遍了。宣统元年兰陵忧患生竹枝词云:

臀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

噶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诗后尚有注说:“拱其臀,耸其肩,鞠其躬,两目直前,不暇作左右顾,一声噶叭,辟易行人,人每遇之,急避两旁,而骑车遂得意洋洋飞行如鸟而去。”形容逼真,很可看出自行车初风行时的情况了。

大马车

北京旧时人们喜欢说“绕口令”玩,比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求说者越说越快,但越快就越说不清楚,说到后来,便不知咕噜咕噜说的是什么了。如能说得又非常快,又非常清楚,便可得胜,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游戏。绕口令中,有一则云:“门口有四辆四轮大马车,你爱拉哪两辆,你就拉哪两辆。”我小时候常说这个绕口令玩,但很难说好,四声咬清,本来说出来就很慢,一快,便听不清了。我想起这绕口令中的四轮大马车来,这玩艺现在在北京恐怕很难找到了吧。要注意,这是“四轮”大马车,是西洋玩艺,在本世纪,曾在北京出过短时期的风头,但不到二十年,便为汽车所代替,在二十年代之后,便身价大落,只成为大出殡时送葬行列中的车辆了。

北京旧时畜力车辆,有三种叫法:即大车、轿车(也叫骡车)、马车,前二种是“国粹”,后一种是舶来品,专指西式马车。西方的华丽马车,什么时候传到北京,那是很早的。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吉利使臣马戛尔尼入觐,其礼品中,就有英皇乔治第三送给乾隆皇帝的两辆华丽四轮马车,这是十八世纪末的事,但是后来乾隆并未坐此车,一直陈列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上,直到一八六○年火烧圆明园时,还光彩如新,后来大概也一齐化为灰烬了。

自此,直到庚子之后,西式马车才在北京时兴起来。皇家亲贵如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振,权臣大僚如袁世凯,名优名妓如谭叫天、赛金花等,都坐起西式大马车了。最出风头是双马的,一般是单马的。双马的非常少,自然都是特别大的官了。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再度出山,进宫见光绪女人隆裕,坐的就是双马大马车了。走到东安门大街,为隐藏在三义茶馆的革命志士所刺,可惜未中,只把他卫队长袁金镖打死了。

前引孙宝瑄日记所说:“坐慕兄马车,赴颐和园。”就是这种西式大马车,“慕兄”是其胞兄孙宝琦,字慕韩,即仰慕宋代名臣韩琦之意。其时光绪三十二年,孙慕韩是顺天府尹,孙宝瑄在邮传部当差。其时大概各部尚书、侍郎及王公等都已坐马车了。

辛亥后,袁做了总统,出入坐的是金漆、朱轮、饰以黄缎车垫的双马车,拉车的是两匹高大的阿拉伯种枣骝马。北京习惯叫“大洋马”,不同于中国种的蒙古马、川马。大马车一定要洋马才能拉。中国马不够高,驾不起辕。在我小时候,马车早已衰落了,熟识者,只有做过御医的韩一斋家中,还有辆破马车,显示点落日余晖。其衰落的原因,就是马车要养马、有马号、要车夫,开销并不省,但没有汽车快,没有汽车舒服,所以马车很快被新兴的汽车代替了。

私人家的旧马车,都卖给营业性的马车行了。这种马车行同出租汽车一样,按钟点或全天出租给人家。有的人家全家出游,摆老谱,包辆马车,去万牲园、去颐和园,可以多坐人,车厢中面对面可坐四人。后面倒座行李架,还可坐一人。一路走来,晃晃悠悠,十分有趣。二是办白事接三出殡时,女眷送殡,步行太远,走不动,都坐马车,跟在大殡后慢慢走,有时阔人大殡,送殡马车,四五十辆,甚至上百辆。马车由本世纪初匆匆一放光辉,很快便落伍了,至三十年代,则也不免盛衰之感了。

小汽车在北京辛亥以前已有了,但极少。到了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在阔人中已相当普遍,也有不少出租车行,但不如马车行多,因价钱贵,相差四五倍。到了三十年代政府南迁,北京改称北平,市面萧条,汽车价格降低不少。这里引用一段刘半农先生的文章,先生在《北旧》一文中道:

自从首都南迁,从前的大阔人、小阔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携着妻妾儿女,带着整捆整箱的金银细软,纷纷的往别处去另谋生路,但汽车之为物,既不细,又不软,带走既不能,搁着又要锈烂,不得不出于廉价卖去之一途。于是乎北平市面上,自那时起以至于今日,旧汽车之廉价,决非他处人所能梦想。只须你通声风儿说是要买汽车,保管一天之内有十辆八辆开来给你看,请你试坐,价值最高不过一千元,六七百元普通,三四百元的也有,真要廉之又廉。据说还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大家都要过过汽车瘾(特别声明:我并没有说过过阔人瘾)。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同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有数百元的资本就可以买一两辆旧车开个汽车行,所以小汽车行日见其多了。车价也日廉:普通是一元四一点钟,有几家只须一元一一点钟,第二点钟以后还可以便宜些。……

半农先生所写,正是半世纪前北京的小汽车情况,先生当时月薪,大约在三四百元之间,以人力车改坐小汽车看来还是困难的了。因说大马车,附带说一声小汽车,以见半世纪前北京交通情况吧。

“祥子”朋友

过去我说过“祥子”,再说说祥子的朋友。

骆驼祥子》搬上银幕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几十年前,好莱坞著名华裔摄影家黄宗霑先生就想把“祥子”拍成电影,可是几经周折,未获成功。现在终于拍摄成功了,对于电影观众来说,认识历史的苦难很有价值,“祥子”的摄成是值得庆幸的。

我从小生长在北京,有过不少类似祥子这样的朋友,同胡同街坊中,就有一个。他母亲摆茶摊,自己拉洋车,母子二人住在一个大宅门封闭的门洞中,三十大几了还成不了亲,力气很强壮,也给人拉“包月”,但只能混个“肚儿圆”,其他一无所有,遭遇虽然不像祥子那样曲折凄惨,但也是艰难到了极点的。

我最早在《宇宙风》上读一回回刊出的《骆驼祥子》,还正是同前面说的那位朋友天天见面的时候。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第一个经过的就是他作为“家”的那个破大门。说破也并不真破,原本是个很好的磨砖对缝的大红门,那是“盛宫保”(即盛宣怀)宅子的边门,一直不开,所以他们母子二人就在门洞中定居了。门洞没有门窗,他们就用破木板、洋铁皮,钉成一个大方片,挡在前面,又不像门,又不像窗,晚上关紧,白天掩成一条缝,加以门前就是脏土堆,所以更显得破了。他们和祥子是同一个阶层的人,所不同的,祥子是从乡间流落到古城的汉子,而他们母子都是北京城里土生土长的,不但是土生土长,而且还是八旗后裔,往上推几代,说不定还戴过双眼花翎,挂过朝珠呢。清代八旗子弟,到了晚季,繁衍日多,没有那么些官给他们做,只靠那一份钱粮又不够生活,他们不会种田,不能做买卖,于是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很多人去“赶车”,这就是孔子说的:“富若可求焉,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过这不是求富,只是求饱肚耳。可是没有多久,老式的骡车随着时代的推移没有了。辛亥之后,旗人的架子更一落千丈,市面上又大量时兴起四轮大马车、东洋车,于是靠赶车过日子的在旗的爷们儿、哥们儿,便纷纷转入“胶皮团”中,靠拉洋车过日子了。

我这个朋友叫德禄,就是这样爷们的后裔,三十年代末,他也不过二十岁,他是出生在辛亥之后,在他出生时,爱新觉罗的繁华早已随着历史的烟尘消失了。

北京人过去非常重视礼貌,我早上背书包经过他门口,他在擦车,我照例要叫一声:“德禄哥,您擦车。”他照例也招呼道:“上学去,啊———我送您去吧!”我也要回敬一句:“不用啦,不敢劳您驾!”这样客气一番,我就走开了,因为我当时已是中学生,能在《宇宙风》上读《骆驼祥子》了。

我搬进那所房子时,他正给我们房东拉“包月”,房东的车是自己的,并不太新,车箱后面钉一块铜牌子:“某宅自用。”管他吃饭,一个月十六块工钱,还有零星赏钱。按理说,他也能剩几个钱,但他要还他父亲去世时欠下的一屁股债,赚几个钱,都让他舅父要了去了。他舅父住的也不远,当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也拉车,自己有一辆很新、很漂亮的车,洋车车箱有黑漆、桔黄漆两种,大多是黑漆的,而他那辆却是桔黄漆的。老在门口擦车,要不就是托着鸟笼子上茶馆斗黄鸟,却很少拉坐,日子过得颇为悠闲。有一次,正是冬天,我记得遇到他穿着黑布面大羊皮袄,黑大绒“老头乐”毛窝(棉鞋),拉着车不跑,却慢慢踱方步。他是定时接送某家小少爷上学的。所以同样拉洋车,也有三六九等,像这样拉车,自然是特殊的了。现在想来,很明显,他似乎是拿他的外甥当奶牛、拿了外甥的钱过悠闲日子的。

德禄伺候的主人在一家银行当主任,他主要的活儿,就是早晚和中午送接大爷上下班,和送接小姐、少爷上小学,小学离家不过二里来地,但路上要经过单牌楼,而单牌楼附近,车辆行人都是很多的,所以要他拉车接送。有一天早上我上学时,正遇上房东小姐、少爷上车,当时都是一起玩的小朋友,他们要我也坐上去,我不肯坐,因为我比他们大一些,而且洋车车箱很小,三个小孩如何坐法呢?虽然我这一次没有坐车,但我和他们却结下很好的友谊。后来房东全家离开北京,他也七拼八凑买了辆八成新的车拉散座了,我也慢慢长大了。

他母亲在荒僻的胡同口上摆茶摊卖大碗茶,照顾她的主顾,最阔气的就是打小鼓买卖旧货的,其次就只有赶大车的、拾破烂的了。

母子二人住在破门洞中,苦撑苦熬,起早摸黑,见人就打招呼,广结人缘,最后总算没有落到祥子那样凄惨境地……和他分别已有几十年了,他一定还健在吧。

小毛驴

我很爱小毛驴,不过很遗憾,我现在没有小毛驴,设想未来,也很难有一头小毛驴;十分遗憾,情况是实在的,没有半点虚假。其实说来道理也是简单的很:世界上每个人爱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能有的东西;而有的东西,可能也不一定就是爱的东西。

因爱而思,也是人之常情,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我幼年时,曾经与小毛驴有过不少友谊呢?旅居上海三十多年,在南京路和淮海路上,没有一次看见过赶着小毛驴进出百货公司的人,偶然想到小毛驴时,便不免有寂寞之感了。自然,这只是一点淡淡的思念……

幼年时代,是在北国山乡中度过的,那些山村中,到处能看到可爱的小毛驴,因此我从小就和小毛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当时会唱很动听的《放驴儿歌》:

“我的小驴儿,我的小驴儿实在听话;

“要它站住,就对它说:‘噔儿———嗒———噢号———吁!’”

我现在还会唱,只是声音苍老了,那感情还是甜蜜的。

山乡的夏季是最欢乐的,牲口放青,小毛驴也可以自在些日子。小朋友们到河北面滩上去放驴,割大谷草。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母亲却不让我去,怕过河时山洪骤然下来,把我冲走。但我偷着去,回来的时候,有人立在驴背上,而我却不敢,我只会骑着,慢慢地绕过遍布鹅卵石的河滩,哗哗地 过河水,又从小杨树林中穿出来,悠悠然在斜阳中走进村口。

在我过完幼年,快要成为个大孩子的时候,随着父母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叫“北平”,但乡下人习惯还叫她“北京”。那时北京的毛驴还是很多的。《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记云:“季巿来。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同游钓鱼台。”那时在正月里,在阜成门口,西便门口,骑上小驴儿逛白云观,那还是很普通的、最带有乡土情趣、老少皆宜的乐事。秋天骑着小驴儿上香山,西山看红叶,那更是最宜人、最值得赞叹的胜游。诗人和准诗人们在驴背上穿行于秋山红叶之中,则会欣然得句;如果是爱侣,则会互赠红叶,永结同心。这都要感谢这些善良的、忍辱负重的小毛驴。当年骑小毛驴穿行于秋山红叶之间的爱侣们,自然都已皤然白发了,偶然于劫余的残书中,翻出一片夹在书中的红叶,那已变得焦黄发脆的红叶,也许会触动你的思绪,记起一点菲色的梦……那你还会想到那忍辱负重驮着你游山的小毛驴吗?

对于北京的小毛驴的感情,我时常还有一点特殊的想法:就是与其说是爱,倒不如说是可怜。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不论是逛白云观时骑的小驴,还是逛香山看红叶骑的小驴,都太可怜了。不但小,而且毛色不好,非黑非白,一点灰黑或灰红色,毛上一点光泽都没有,其寒伧简直像一只刚褪毛的小公鸡。大个子的男人,一跨腿就骑上了,两只脚都能够到地,这样瘦小的驴,如何能驮得动一个人呢?如果让世界上保护动物组织的人看见,一定会说你虐待动物,也许会讲一下人道主义之外的“驴道主义”呢!可惜一直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因此我昔时每看到这样的可怜小毛驴,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没有主意的骑驴人的笑话,只好父子二人抬着驴进城了。

毛驴不怕小,要毛色漂亮,毛色最好是黑的或铁灰的,都可以,但要油亮油亮的,大长耳朵高高竖着,透明的眼睛中闪着深沉而和善的光,这才招人喜爱。记得《儿女英雄传》中,写十三妹的那个小毛驴,什么白耳朵尖儿、白眼圈儿、白鼻梁儿等等,这便是长得十分俏丽的小毛驴。这是纯黑驴,白眼圈黑白分明,正好同熊猫相反。再配上小骑鞍、小马褥子、小銮铃、大红剔胸、嚼子的饰件上配几个红绒球,十三妹骑上,的、的、的地跑起来,该是多么美丽呢?毛驴少女,配在一起,原是绝妙的,所以画家黄胄爱画她。

“上坡骡子下坡马,平地骑个‘叫戛戛’”,小毛驴雌性者曰“草驴”,雄性者曰“叫驴”,是十分稳妥的代步者。虽然上坡时耐力不及骡子,下坡时冲劲不及马,但在平地上为人奔走,较之前者是毫不逊色的。因之历史上以骑驴出名的人也真不少。

“骑驴过坝桥,独叹梅花瘦”,好为《梁父吟》的诸葛亮高卧隆中的时候,出来入去,总是骑小毛驴代步的。更以骑驴出名的是八洞神仙中的张果老,小时候看年画“八仙图”,张果老和他老人家那匹漂亮的小驴总是站在最当中,因此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张果老好像是八仙的头儿,吕洞宾好像是军师,不知众仙当年是否有此组织形式。这且不管他,只说那头漂亮的小毛驴。而张果老这老头儿也怪,总爱倒骑着小驴,脸向后,这就使某位诗人有了雅兴,遂写道:

“世上多少人,谁似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不过也奇怪:居然没有哪位“批判家”批判他,说他“不向前看”,反而“向后看”,这也是万幸了。

张果老是唐代人;因而联想到,好像唐人也特别喜欢倒骑驴,李白离开长安来到华阴县,不是也曾故意倒骑毛驴三过县衙门前,招惹县官出来接待他吗?县官要打他板子,他狂说什么:“天子殿前,尚容我骑马;华阴县内,不让我骑驴!”居然吓倒了这小小的知县,大有一点“钦差大臣”的味道。当然,最可怜的还是杜甫,“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一辈子过的都是穷日子。

据说王安石罢相之后,闲住南京钟山,以相国之尊,出入也只是骑个小毛驴。因而骑驴之乐,上自神仙相国,下至穷汉野老,都是可以共享的。“独乐乐,与民同乐,孰乐?”孟老夫子的思想,我是十分赞赏的。因而我十分喜欢小毛驴,毛色好固然可爱,毛色差也还可怜。怜者,据《尔雅·释诂》云:亦是爱也。

我之所以爱小毛驴,因为它善良朴实、忍辱负重。当然,它没有吃人的“本事”。柳子厚《三戒》中《黔之驴》的故事,一直是我不喜欢读的文章之一。为什么嘲弄这样一个可怜的小毛驴呢?这篇文章的意义我是完全理解的,但在感情上我却感到接受不了。有一年,清华校庆,开运动会。曾记老教授马约翰先生妙想天开,按照马球规则,在体育馆外足球场上组织“驴球”比赛。那些从香山山村中雇来的可怜的小毛驴,一到人山人海的球场上,听着呼叫声、哨子声、身上又驮着手舞足蹈的球员,都吓呆了。哪里肯动呢?赶脚的为了赚钱,拿大棒子狠命打它,也不肯移动半分……那些小毛驴的可怜相迄今仍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似有同命之感,太深刻了!

在清代,北京各个城门口都有小驴等着人雇来骑乘,叫作“脚驴”。同治时《进京不求人》云:“大街正南菜市口,脚驴轿车打成群。”可见当年脚驴之多。由宣武门到德胜门,由阜成门到朝阳门,曾经在数百年中,作为北京城里的重要的短途交通工具。老太太到后门看闺女,带着小孙子,老太太骑在后面,把小孙子搂在前面,的的……的的,两个时辰到了,到小胡同里头小砖门楼前下驴,比挤公共汽车要从容、安全、方便多了。而且直到家门口,用不着下车顶着大太阳再走二里地。当然,小毛驴在老北京,也只是穷苦平民百姓骑的,稍微有点身份的,那就是骑马、乘骡车或坐轿了。《太平歌词》不是写着吗:

“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一看还有一个推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年老北京持有这种思想者大有人在。如今骑马、坐轿者都变成坐小汽车的了,“推车的汉”也都成了驾驶员了,骑小毛驴的呢……

我小时候在北京,城里已没有脚驴了,只剩下逛白云观打金钱眼、逛西山看红叶骑小毛驴了。而今这种小毛驴也没有了,有一年暮春时候,有幸在京逛香山,但那是坐了汽车去的,当时也未想到可爱的小毛驴。而在回沪途中,火车经过山东境内,闲眺车窗外公路上,忽然发现不少小驴车,那是一种装有胶皮车轮的新式小驴车。其时斜阳向晚,一抹金色的光斜照在公路蓝黑色的沥青路面上,送完货的小驴车,车主人扬着小鞭子,跨在小车辕上悠闲地摇着鞭子,小毛驴轻快地跑着……跑着……我怅然若有所触:啊———在人类已能太空飞行的今天,小毛驴居然还有它的用处。我想起了乾、嘉时方朔的《驴车行》,“驴性驯良驴步稳”,我久久地目送着这一辆又一辆的小驴车,望着那些可爱的小毛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