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名
北京历史上作为明、清两代的京城，照旧日写小说的人的说法，是天下第一繁华胜处。大街小巷，经纬密布，数也数不清。北京有不少巷子叫胡同，过去写作“衚衕”。实际“巷”、“弄”、“胡同”，都是一样的意思，只不过在读法上是一音之转。北京胡同的叫法是从元代大都时广泛叫起来的。历史上有专门讲北京胡同名称的书，如明代嘉靖年间张爵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了明代北京三十三坊，各坊胡同的名称及方位，对论证北京早期的胡同名称和位置，极具参考价值。再有清代光绪初年朱一新编的《京师坊巷志稿》，那就是《顺天府志》的《坊巷卷》，内容更加详备。此外过去老二酉堂之类的书铺，还专门刻印过一本《京城胡同名》，又叫《进京不求人》。光绪年间，有一署名杏芬女史的，还编写过一本《京师地名对》，是家刻本。以上四书，前二种已有重版，后二种现在很难看到了。
过去有一个好说大话的外地人，去了一次北京，回乡后逢人便吹：“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哪条胡同里我不住个三年二载的。”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足以说明北京胡同之多了。如果将《京师坊巷志稿》所记胡同名数一数，虽然没有三千六，恐怕总也过千了。
北京绝大多数的街名、胡同名，都像过去有些人家的孩子，命名为小狗子、小秃子、三丫头、二妞一样，是随口乱叫，然后约定俗成的。如有座西单牌楼，就叫西单北大街，实际应该叫瞻云坊北大街，因为西单牌楼正名为瞻云坊。有座正阳门，俗名前门，就叫前门大街，实际应该叫正阳门外大街。而这样重要的街，都未起正式“官名”，那些小胡同就更不用说了。元代时，曾把北京分为若干“坊”，像唐代长安一样，都曾起过正式名称，但这些坊名早已湮没无闻。明永乐四年（一四○六年）修建现在的北京城时，也有正式坊名，如什么南董坊、澄清坊、阜财坊、成宜坊、鸣玉坊等等，都是很好的名字。但仍没有再给北京的街道里巷正式命名。
北京的胡同名，看来十分混乱，但如仔细分析，也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排号的，如东四一条至十二条，“棉花”几条，“长巷”几条等等；第二种是象形的，如椅子胡同、裤子胡同、罗圈胡同等等；第三种是以行业分的，如巾帽胡同、珠宝市、鲜鱼口、肉市等等；第四种是以特殊标记形成的，如甜井胡同、门楼胡同、三道栅栏、大栅栏等等；第五种是以历史上名胜古迹得名的，如梁家园、孙公园、隆福寺、灵境官等等；第六种是以明、清两代机关衙门得名的，如旧刑部街、大石作、惜薪司、太仆寺街、大兴县胡同等等；第七种是以历史人物（好坏都有）得名的，如麻状元胡同、包头章、刘銮塑、奉圣胡同等等，总之种类是极多的。“胡同”之外，同时还有“街、路、条、巷、里、大院、厂、坊、桥、河沿、井、栅栏、市、口、池子、潭、庙、宫、司、库、作、局”等叫法，其名堂之多，在世界上也可能是首屈一指了。
北京也有典雅的地名，如西四北的“百花深处”，朝阳门外的“芳草地”。也有最难听的地名，如狗尾巴胡同、猪尾巴胡同、母猪胡同、变驴胡同、牛圈、猪圈等，自然这些难听的老地名后来都被改成好听的了。如鸡爪胡同，改成吉兆胡同；裤子胡同，改成库资胡同；羊尾巴胡同，北京俗音“尾”读“宜”的上声，便改为杨仪宾胡同。北京过去还有不少怪地名，这是别的地方人所想不到的，如“四块玉”、“三川柳”、“马尖嘴”、“山涧口”、“柴竹林”，这些怪地名，你都知道在哪里吗？
打小鼓
昔时在北京住过的人，对于市廛的叫卖声，永远是值得怀念的。专记这些货声的小书，闲园菊农的《一岁货声》，是很值得称道的。这些货声，除去口头叫卖之外，还有不少特别的工具，如夏日卖冰的冰盏声，清脆而悠闲，一直是诗人咏唱的好材料。再如剃头挑子所持的响铁，名曰“唤头”，梭子般中间有缝的两片熟铁，一头有小口，一边走一边用一根小铁棒一划，不断发出铮的一声声金属长音，十分刺耳，似乎使人想起清代开国时的那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恐怖声，但二百多年听惯了，已经变成通俗的市声了。这种声音还很多，下面不妨再举个例子。
几十年前，初到北京的人，如果住的是临街的房屋，每天从早到晚，往往会听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市声：“梆、梆、梆……”十分急促而清脆地响个不停。到大门口看看，也没有发现卖什么的，只看到一两个挑着一对小竹篾筐的人从门前走过。在北京住久了的人，一听便懂了，这是专门收买旧货的。北京俗话叫“打鼓的”，实在应该叫“打小鼓的”。因为这些收旧货的商贩，左手用大拇指、二拇指卡着一个直径不过一寸多的小鼓，像卡着一只火柴盒子一样，右手拿着一根很有弹性的大头竹篾，挑着二只小筐，左臂攀在扁担上，一边走右手一边不停地敲那个小鼓，以为市声传扬，表示收买旧货的来了。打小鼓是很好玩的，难得又准又脆，那么点的小鼓，每下都能敲在点子上，的确不容易。我小时候好奇，常常跟在打小鼓的后面串胡同，看他怎么敲，很是羡慕敲得那个准劲儿。而且声音十分干脆，传得很远，很深的院子有时也能听到外面打鼓声。
打鼓的资本有大有小，识别货物的眼力有高有低，资本小、眼力差的只收买些一般的旧货，如旧衣服、旧木器、旧铜锡器等等；资本大、眼力强的便可以收购价钱贵的皮货、红木家具、瓷器等等。一般都挑两个竹筐，前面竹筐敞着，后面竹筐上面盖块布，里面有什么东西，路人看不见。最高级的，连箩筐也不挑，衣着整齐，见人彬彬有礼，腋下夹一个蓝布包袱，行话叫作“软包”。买到东西，就用这包袱包走。这是专门收买珠宝、古董的，在打小鼓的里面，这是最高级的了。不过他们虽然有不少差别，而打小鼓这一“市声”是一致的，都是上午敲着小鼓串胡同，中午在固定小茶馆喝茶休息，吃干粮，或者叫小饭馆送斤饼、斤面（以秤斤计算的炒饼、汤面之类）来吃。然后大家交换买旧货的情报，如有特别大宗或贵重的，一个人买不了，便大家合股去买。下午再敲着小鼓走一趟，把买到的东西带回去，或交旧货铺、估衣铺转手出售，或第二天五更天到宣武门外晓市（也叫“小市”）上去出售。
打小鼓的都有一张极为伶俐的嘴，十分敏锐的眼光。他看准了你要卖、他要买的东西，却把这东西说成一文不值。说什么你放着反而白占地方，没有意思，日久要搁坏了，大扫除反而麻烦等等。等到他把东西买到手，那就成“无价之宝”了，你要想再买回来，那便比登天还难了。记得同院住的中旅导演陈绵博士，收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个《袁世凯》的剧本。一天，他出去了，他的法籍夫人嫌这些破烂太脏，叫来个打小鼓的，统统卖掉了。他回来知道后十分着急，连忙到附近小茶馆找打小鼓的商量买回来，那打鼓的一听，哪里肯呢？说什么也不卖，后来说好说歹，大概花了四五倍的价钱才又把东西买了回来。所以俗话说：“买死人，卖死人。”因为打小鼓的总想发“横财”，买到手的东西一般是绝对不再卖给原主的。
收旧货
在北京住过的人，大概不论穷富，很少没有不同打小鼓的打交道的。因为居家过日子，总不免有些破旧的东西，没有用处，扔掉有些可惜，收藏也没有价值，也没处放那些破烂，这样收买旧货的打小鼓商人，就应运而生了。以这种方式来收旧货，源于何代何年，其历史根源虽然未能深考，但也是很久的了。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云：
有荷筐系小鼓以收物者，谓之“打鼓”，交错于道，鼓音不绝，贵家奴婢，每盗出器物以鬻之。打鼓旋得旋卖，路旁识者，至以贱价值得宋元字画、秦汉器皿。
这里不但记到打鼓，也说到了打鼓的货物的来源。虽只说到贵家奴婢盗窃的一种，当然不只这一样的。他们的货源主要是哪些呢？大约不外乎这样几种：一是一般人家不用的旧货，这是大宗，但不甚值钱；二是北京流动人口，如在京住了一个时期，要回乡或到其他地方的小京官、赶考举子、毕业的学生，临走把不能带的东西卖掉；三是全家离京回乡或他住的人家，这大都是官宦，每遇搬迁，要卖掉大批东西；四是旗人官吏的后代，家世衰落，靠卖旧货度日；五是大宅门佣工偷出来的东西。第一、二宗是打小鼓的日常的交易，都是一般的旧货，即使是贱买贵卖，也都是较为正常的利润。打小鼓收旧货所最喜欢的却是后面的三种货源，这是收旧货发财的机会。《清稗类钞》说：“京师语云：怕甚苦，且打鼓；怕甚饿，且捡货。盖相传操是业者，岁必有一暴富者也。”打小鼓发财是数见不鲜的。
封建官吏，在京多少年，都有很大的宅子，单是木器家具就有不少，一旦调离他去，行期在即，急于清理搬迁，常以极便宜的价钱卖给打小鼓的，数量往往很大，因而打小鼓的每遇到这样一户，便可赚不少钱。曾经看见过一位做过教育总长、医学院院长的老先生去世后，他家眷急于离京他迁，一个打小鼓的以数十元在他家买走三架大钢琴，而且都是很好的西洋名牌钢琴，其他杂物还不算，只此一桩，亦可见打小鼓的所做的可观生意了。
打小鼓的总喜欢在大宅门附近兜生意，也总喜欢在北城一带旗人多的胡同中兜生意。据说，有一个打小鼓的在一个小胡同内看见几个小孩弹球（即上海话“打弹子”），一个小孩用的球是绿色的，个较大，他向小孩要过来一看，见这个“球”中间还有一个洞眼，便到小孩家中用几块钱买走了。这家大人不懂，以为小孩的玩艺居然会卖了几块钱，意外欢喜，殊不知这绿球是清代大官朝珠上拆下来的一颗翠珠，还是很值钱的“玻璃翠”，打小鼓的一转手之间，便赚了好几百元钱。类似这样的事，在旧时打小鼓的中流传也很多。今日不妨当作为市廛掌故和燕市清话说说了。
由于打鼓的常常买到俏货，因而有人故弄玄虚，抬高古董身价，就说是由打鼓的手里买来的，最著名的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程伟元序中说，“然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之八十卷，殊非全本……数年以来，仅积得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连《红楼梦》都仗打小鼓的才使“全帙流传”下来，足以见旧时北京打小鼓的贡献多么重大了。
那家花园
在清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北京名人宅第的文字，都很有价值，可供后人研究历史掌故作参考。北京是明、清两代都城，几百年来在北京居住过的历史名人不知有多少，差不多每一条胡同中，都有他们的宅第，都是值得后人考证的。这些历史名人的住宅，房子都颇有规模，多设有花园，在建筑艺术上也极考究。这些宅第的兴废，直接关系到我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和考证，在学术上是很重要的。有一年回京，经过米市大街金鱼胡同口，看见拆去了一座老式的四合院，盖起了很好的新式楼房，忽然想到，这不是那家花园吗？那是一处很有名的建筑，拆掉实在太可惜了。
那家花园就是清末那桐的住宅，大门开在金鱼胡同，是东城知名的宅第。东墙临东单北米市大街，后墙临西堂子胡同，是一大片东西长、南北短的宅子，清代末年建造起来的。
那桐，字琴轩，姓叶赫那拉，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由小京官户部主事逐步高升。宣统元年，做到军机大臣。罢袁世凯之后，他还署过直隶总督。在宣统年间，他是煊赫一时的人物。他这所宅子离东安市场近在咫尺，离东华门又极近，进皇宫去也非常方便。还有庚子时，侵略者八国联军盘踞北京，李鸿章以全权大臣与外国人议和，那桐被派为留京办事大臣，帮办议和。李鸿章在京住在贤良寺，这座庙就在那桐家门前，后墙对着他家的大门。
他这所宅子虽然没有王府、贝子府的大格局，但建造的年代近，既新且精，都是磨砖对缝的大四合院子，由西到东，占多半条金鱼胡同。院子中有精美的花园，有戏台。东面有极大的大厅，是带有五间大卷棚的七大间北房，南面又有很大的南客厅。院中还有假山石。整个建筑外面看是中式房屋，室中装饰则是西式的，屋顶都是很高级的多枝镀金花电灯，地上铺着很华丽的大地毯。当年北京还没有高级宾馆的时候，这所房子曾经被派过很大的用处。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这所花园和这个大厅，几次作为会场和宴请贵宾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民国元年九月九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北上北京。清室派贝子溥伦、载沣等人为代表，在那宅举行隆重宴会，宴请孙中山和黄兴。席间溥伦代表隆裕后（光绪女人）致词，说了一些景仰的话，最后说“咱们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国基从此巩固，皇室受福无穷”。黄兴致了答词。这是当年那家花园最重要的一次宴会。其后广西陆荣廷来北京，北京各界也在这里宴请过他，还请谭叫天来此唱堂会戏。那次谭是扶病而来，唱完这次堂会，不久便去世了。
和那家花园最为邻近的，就是贤良寺，简单说，就是贤良寺后墙正对那家前门。如走后门，那就是门对门了。贤良寺前门在帅府胡同、煤渣胡同中间一巷中，原为怡亲王府，后舍为寺。寺中古柏老槐参天，清代外省督抚来京，多住该寺。在本世纪开始，庚子时，李鸿章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就驻节此寺，一时车马盈门，冠盖煊赫。而三十年代时，这里已冷落不堪了，里面先有一个民众小学，后来又有了住家户，人们经过金鱼胡同东头，看着北面那家的房子，南面高大的贤良寺的大墙，如今北面盖了楼，南面则盖了更高的楼，北京历史的陈迹越来越少了。
从有计划地保存一些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旧宅第的角度看，这些房子是不宜拆掉的。略介绍一点历史，权当作京华宅第掌故吧。
书摊
在北京做过学生的人，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有过逛书摊的癖好，有着这种浓厚的兴趣和甜蜜的回忆。书摊的种类很多，一块破布摊在地上，平摆上几本破书，很难超过二三十本以上，这是最寒伧的地摊。卖的人如果在冬天，一定是穿件极破旧的棉袄，或是棉袍子，窸窸窣窣地站在寒风中发抖，如果侥幸卖出一本，会露出满脸感激之情，颤颤巍巍地把书递给你，又窸窸窣窣地把钱接过去。如果要找钱，会翻出口袋里一个破手绢包，珍重地把为数可怜的零头找给你。顺手用袖子擦一下流出来的清鼻涕……至于阔气的呢，那是东安市场丹桂商场中的大书摊，前面是高摆的大摊子，书脊向上竖插，后面是高大的书架子，插满大的、贵的大部头书，摆摊的掌柜站在书摊和书架中间接待顾客，这人冬天着一身黑布棉袍，夏天穿灰士林大褂，出言谦虚文雅，态度朴实安详，彬彬有礼，是典型的京朝派。买书的人站在他摊前，任你随意翻书看书。你可以从早上看到晚上，他对你态度始终如一，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在这二者中间，还可以分出不少等级的书摊，恕我不一一细说了。
我爱逛书摊的癖好是做中学生时养成的。那时每天放学回家，所经过的一段人行道上摆满了旧书地摊，虽然是些破旧、寒伧的小书摊，但对一个刚进中学的学生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每天下学走过这里，总要在小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摆摊的人从来不拒绝，即使对十来岁的小学生，也是一视同仁。
我不知道这几个小书摊边留下了多少人的脚印，而我在这里确曾徘徊过不少年，几乎消磨掉我整个少年时期的课余时间。第一次买了本什么破书已记不得了，但我确在这里买过不少“宝书”。曾经在一个极小的摊子上，买到过一套精装烫金字簇新的《海上述林》，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高兴。也曾买到过四十多本《礼拜六》，使我了解了一点鸳鸯蝴蝶派的原始情况。还买过不少本杂志公司印行的米色道林纸本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如《西青散记》、《琅嬛文集》等等。最念念不忘的是曾买到过一本破杂志，里面逐页贴满了“八行书”，都是写给一个人的，但署名却各不相同，大都是清末名家。先不说其中有康南海、翁常熟等人的亲笔信，多么值得珍贵，单只那些各式各样的梅红的和水印花纹的素雅信笺，就叫我爱不释手，喜欢了好一阵。可惜沧桑之后，早已失散，今天再也看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大书摊的集中地，如隆福寺街、西单商场桃李园下面的几条街、东安市场丹桂商场的几条街，都是大大小小的书铺和书摊。再有东西琉璃厂一百几十家旧书铺，平时虽不出摊，到正月里厂甸庙会上也照样出摊。再有东西小市，每天早晚在地摊上也有卖旧书的。至于在冷摊上买“俏货”的故事，在北京逛书摊的常客中，旧书行业中是说不完的。有人以纹银一两在小摊上买到明代弘治年刻的黑口《元遗山集》，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该集的底本。有人花四块银元买到明刊本《盛明杂剧》后来辗转卖给姚茫父老先生，卖了一百元大洋。这些轶事流传在人们口头，真不知有多少。要买外文书，最好到东安市场丹桂商场正街上的一些洋文书摊，那里东西洋的书都是琳琅满架。
我到西单商场逛书摊，真正是名副其实地“逛”，因去得虽勤，买的却非常少。一个穷学生又能买得起什么呢？因此只有看书。而我感到最大乐趣的也正是这种“逛”，不一定是买。那时我家住在西皇城根，离西单商场很近，斜穿背阴胡同，一会儿就到了。每天晚间吃完饭，总要到商场书摊上遛个弯儿。后来住东单二条，离东安市场近，每晚吃完晚饭，就到丹桂商场各书摊遛跶一趟，看见好书，随手拿起，站着看上半个来钟头，看不完，明天晚间再来，这个摊上看看，另一个摊上再看看，走上四五个摊，已经一两个钟头过去了。该回家睡觉去了。大本的翻译小说如什么《死魂灵》、《罗亭》、《复活》等，我第一次都是这样读的。当然也要买一些，那时我喜欢从大堆旧杂志中，以极便宜的价钱零星买来，凑成一套，这也是极有兴味的一件事。我用这种办法凑成过几年的《文学》、《译文》，早期的《小说月报》，几十本《论语》、《逸经》、《宇宙风》、《人间世》等。《人间世》的第一期，我费了很长时间才遇到它，真比“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还高兴。那朱红酒金仿蜡笺的封面，翻开封面，第一页用米色道林纸印的曲园老人的像，情境历历，仍像在我面前一样。如今烟飞云散，已是好几十年的旧事了。而这逛书摊的美好的记忆，却像嚼橄榄一样，时时回味着，也常常在梦中出现。
老式公寓
如果按照英文概念翻译过来的词义所谓的公寓，即上海习惯上所说的公寓房间，那是很高级的西式套房，同几十年前北京所说的公寓是两种概念。几十年前北京的各种“公寓”，老实说来，那不少是寒伧的。那时在北京上高中、读大学以及当小职员的外地人，有不少人是靠这样的公寓托身的。甚至可以说，几十年前北京的大学生生活，是离不开公寓的。这种老式公寓，现在是早已没有了，而在几十年前，却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一种介乎旅馆、宿舍、家庭之间的特殊寄宿客房，价钱较旅馆便宜，生活较宿舍方便，食宿稍有家庭风味。因而当年大中学生，不少都以公寓为家。二十年代后期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曾介绍这种公寓道：
公寓者，即变相之客栈。另有所谓学员借宿舍者，又公寓之变相也。专租各大学、中学之学生居住，其租费多按月计算，伙食亦按月包，大约自九元至十二元不等，邻近各学校之公寓，亦多仿效之。
简言之，公寓，即按月包租之旅馆，一般连伙食一齐包。至三十年代中，经济不景气时代，小公寓门口用红纸写着：“接待学员，八元房饭。”即一间小屋，每天两顿饭，一月只用八元钱就够了。就这么便宜的价格，开公寓的还能得到不少利润，因为那时物品比较便宜。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吧，一个青岛同学住在二龙坑一个很小的公寓中，他跟我同班，但比我大好几岁，我常常到他公寓去玩。他住一间小南房，一副铺板，一个木条子书架，一张三屉桌，两张木板椅子。窗户、顶棚都是新糊的，连墙也是“大白”纸（北京的一种上面刷了大白粉的特殊糊墙纸）新糊的，北京俗话所谓“四白到地”，倒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看他吃饭，中午每顿端来一小盘菜，如炒菠菜、炒绿豆芽等，总是最便宜的，但也有两三根肉丝。另外一碗高汤，有点虾皮和紫菜。一盘小馒头，大约六个。晚饭什么炸酱面等等，也有一小碗酱，大概每顿合三十枚铜元，一天合六十枚，当时四十六枚一毛钱，这样的伙食连早点大约每月要五元，房钱、灯、水费一元五，大约公寓这间小房房饭费八元，能营利一元到二元。住在这里的学员，每月总要去亲戚家或小馆中吃几顿，这样公寓就可不开饭，自然不退钱，公寓赚得就更多了。
公寓有大有小，房间有考究有简陋，价钱自然也不相同。当年著名的大公寓，如西单白庙胡同里面大同公寓，东城灯市口北辰宫公寓，报子街同兴公寓等等，有的是好几进大院子，有的是宏丽的老式三层楼房，有比较宽大的高等房间，套房包租每月房饭约三十元。那都是带有小客厅的套房，是十分阔气的了。当年不少名人也多住在公寓中，鼎鼎大名的刘师培，当年就常年住在大同公寓中。至于小公寓，那就更多了，如在西城二龙坑一带，学校集中的地方，一所旧四合房，再有一小间厨房兼茶炉而外，所得十三间房，房东兼做掌柜、记账总管，找个亲戚什么侄子、外甥之类做伙计，内掌柜管厨房，这样一挂牌，小公寓就开起来了。十三四个房号，住满客人，一个月除去开支，再赚个三五十元钱，不成问题，这比把房子租出去吃房租合算多了。
公寓生活是十分潇洒的。如同院相处和美，异乡学生长期居住，有家庭般的温暖。对寓中伙友三节（端午、中秋、旧历年）开赏，一进大门的柜房门口，便可见用红纸写着：“端午节赏：一号张先生赏二元，二号钱先生赏一元五角……”更觉喜气洋洋，这也算公寓特有的景象吧。
学生住公寓，寒暑假要回家，临走的时候也要给伙计点钱，也叫赏钱，也都用红纸写上，贴在账房门口，一是向给赏钱的人表示谢意，二是向不给赏钱或给得少的人施加点压力。不过当时真正不给的人也是极少的，除非有特别原因，一般一块总是要给的。常住的人，寒暑假回家，房子一般都打个折扣，留着开学回来，早已给您打扫得干干净净等着您了。这真有到“家”的感觉。卢沟桥一声炮响，这个家破碎了，抛弃了。多少人这次离开再没有回来了。
住公寓不比住客店，一般住的时间都较长，账房对客人都很熟。小公寓里，内掌柜代客人洗衣服、缝缝补补，又多少赚几个，客人生活上也感到方便。除少数公寓有些打牌、酗酒，甚至其他坏事外，大多数住公寓的学生还是比较规矩可靠的。现在三十年代中在北京住过公寓的人还很多，不少人还有安静舒适方便的回忆，不用我再多说了。
京话官话
上海人笑外地人说不来上海话，曰“洋泾浜”，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人到上海住在洋泾浜一带。当年中国人学两句上海腔的外国话，外国人又学两句外洋腔的上海话，这样就出现了“洋泾浜”。另外北京人嘲笑别人口音不纯，一曰“怯”，二曰“南腔北调”。如果随便说说，那也罢了。如果叫叫“真”，“怯”还可以解释为乡下人不懂北京音，胆小，不敢说等等。那“南腔北调”呢？如果问一声什么“南腔”，什么“北调”，这就回答不出来了。如果细想想这话，也和北京是几百年的首都有点关系。
首先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梨园歌管，日新月异。北曲衰而南曲兴，“临川四梦”，尽是南声；“燕子”、“桃花”，亦作北调。就是著名的戏剧院本，不但都是南方人编的，而且昆腔、弋阳腔，一直到后来的徽腔，无一不是南方的腔。再看著名的演员，南明直到康熙时代，南京秦淮河的名手自不必说了。直到清朝末年，享盛名的伶人，大都还是南方人，如大名鼎鼎的程长庚，就是安徽人；余三胜是湖北人，有伶界大王之称的梅博士的祖父梅巧玲是江苏泰州人。这些著名人物都是南方人，而他们一生在北京唱由南方腔变化出来的西皮二簧，这不就是标准的南腔北调了吗？
过去的北京，唱昆曲，一定要会说苏州话，这就像其他地方学评弹一样，不会说苏州话是无法唱的。萧长华唱《请太医》，拄一根大杠棍当拐杖，戴一副特大茶晶眼镜，说的就是一口苏白。韩世昌唱《游园惊梦》样样都好，就是苏白不好，真是毫无办法。因为白云生、韩世昌等都是冀中高阳人，唱的是高腔的昆曲，也就是后来演变为“北昆”的剧种。昆山腔而用北音唱，就更是南腔北调了。吴癯庵老夫子当年教韩世昌唱曲子，一个苏州音教来教去教不会，萧重梅（劳）老先生说起这段故事，边学边讲，极为引人发笑，可惜我文字上无法表现声音，不能记下来，太遗憾了。
明、清两代行科举制，三年一赶考，各省举子到北京去会试，南方文风盛，赶考的举子多，而他们的口音自然十分复杂。如果闽南人说闽南语，广东人说广东话，杭州人说杭州话，四川人说四川话，苏州人说苏州话……这便大家统统不懂“话”了。怎么办？于是当时真正流行了一种南腔北调的话，谓之“官话”，又叫“蓝青官话”、“月白官话”，也是以北京调为基础的，这种话专门流行于官场，在北京各衙门中盛行通用这种话。有些跟官的长随、听差也说这种腔调的话，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官儿，回到家乡却爱仗着官气去欺侮人，谓之“打官腔”，人们对此更是十分痛恨的。至于南腔北调，看来比打官腔还是好得多了。
再有北京是几百年的都城，一些老住户惯说京话，自然伶牙俐齿，轻薄之徒，难免就要嘲弄外地人，常常在语言上编了不少笑话，拿操各地土音的人开玩笑。如嘲笑山西人为“老西儿”，编笑话云：
“三个客人，两个茶碗（读如瓦），掌柜的不是外人，使个大碗吧（音如‘是个大王八’）。”
嘲笑定兴人怯音：
“这个黄天霸儿，拿着个修脚刀儿，说：贼儿，贼儿，我给你剃个头儿。”（因那时剃头、修脚师傅都是定兴人。）
嘲笑绍兴人为臭豆腐，编笑话道：
“臭豆腐，酱豆腐，五香的豆腐干呀！”
我十来岁才到北京，一口乡音，不知受过小朋友多少嘲弄，现在想想还好笑，可惜现在没有人这样嘲弄我了，有谁再这样笑笑我该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