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园
几年前在北京有一次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参加宴会，其时正是旧历七月十五，过去这里此刻外面大茶棚下，真是衣衫鬓影，高朋满座，槐阴瀹茗，逸兴遄飞。而这次外面黑黝黝的，人却坐在屋里，开着空调，很不舒服，不由想到稷园许多旧事。
朱启钤氏修建中山公园的时期，是在一九一四年秋天徐世昌内阁中，他任内务总长时的事。当时他任内务总长兼市政督办，相当于市长。以这样的身份，筹办一个公园，是比较容易的，不过也颇费经营，首先是经费问题。公园筹建之初，那还是辛亥前后荒废了若干年的社稷坛，现在南面的正门还未开，要进去须走天安门里面左边的“社稷街门”或后面的“社左门”，里面荒芜杂乱，建筑物也不多，改建公园，工程浩大，要一笔很大的修建费和开办费。而当时因北洋政府没有经费，他便在各大官僚之间，发起募捐办法，筹划建园经费。前后募积五万余元银元，朱启钤自己也捐一千元，杨度也捐一千元，除去以私人名义捐款外，当时还有以机关名义捐款的，如外交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国银行等都捐款千元。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大权都在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包括所谓“交通系”的一些人都在内，都是挥金如土，千儿八百现大洋无所谓的，而实际自然都是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不然哪来这么些钱呢？不过搜刮是逐层搜刮上去的罢了。捐款的人是很多的，按照后来成立董事会时的章程，当时捐款五十元的即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各届董事会会长，各届公园委员会主席均为朱氏，前后约担任了三十五年之久。
公园草创之初，于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开辟南面正门，开辟道路，于十月十日就正式开放，这种办事速度，是十分值得后人思考的。现在随便修复一个小小的名胜古迹，动不动就是几年，如果知道当年中山公园开放的情况，该作何感想呢？这样开放之后，一边修建，一边任人游览。由这年秋季到第二年夏，这一时期，朱氏每日到园规划建筑项目，主要建筑物的布置、花木的栽培，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最早的“唐花坞”，也是这时建的，但因当时是木建筑，被养花水汽蒸湿，到一九三五年时，原建筑木料已糟朽不堪，因而全部拆除，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唐花坞”了。
公园草创之初，经费问题解决了，材料则是拆迁旧建筑解决的。当时天安门南面，由玉河桥到南面中华门（清代叫大清门，明代叫大明门）两侧，各有千步廊房屋数百间，清代东为户部米仓，西为工部木仓，这些房屋都被拆除，木料都作为公园建筑材料了。最早兴建的房屋是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处。西南角的大假山是一九一六年堆的，荷塘是同时挖的。由南长街织女桥引水入园。同年在河塘边建成水榭。一九二八年又加以扩充。一九二七年，移来圆明园兰亭刻石等物，建兰亭碑亭。大的方面，修建最晚的是进门后两面的曲折长廊，前后修建于一九二四和一九三一年，先建一百八十六间，后建水榭部分四十五间，自进门处长廊修好后，公园的规模才大体具备，十分可观了。朱桂辛老先生创办营造学会，提倡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学多年，在创办和修建中山公园的过程中，他的这些学术研究受到海内外重视，并为中国建筑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直到今天，著名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也还是朱桂老的弟子。
茶烟文化
不知有多少人还记得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喝茶时的清福：那样的人，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文化层次，那样的生活韵味，像茶烟一样浮动着，淡了，远了，消失了……
中山公园若干年来，与其说它是一个游览的公园，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休息的公园，聚会的公园，喝茶吃饭的公园，或者说它是一个文化中心为好。它的任务首先是开各种会，举办各种展览，其次是人们喝茶休息，然后才是游览，而游览中看花更是主要的。
公园自开放以来，不知开过多少次各种各样的会。在“七七事变”之前，在中山公园所举行过的重大集会，其意义最重大的，莫过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大殿中举行的孙中山先生哀悼会了。旧名“中央公园”，自此之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大殿后来又改名“中山堂”，这都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游园庆祝会，早期最热闹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获胜庆祝会，游人达到三万多人，不过记得这次热闹情况的游客，一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说来也都是白头宫女，为数不多了。一九三六年是丙子年，是苏东坡诞生九百周年，好事者在公园为东坡作生日，也是一时的雅人胜会，参加者当中，陈云诰老先生前若干年才去世，于今则知者甚少了。
第二是各种展览会。当年最有名的展览会都是在水榭举行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张大千先生在水榭举行盛大画展，于非厂先生也随同展出，后来大千居士再没有亲自在此举行过画展。其后是庆祝英皇加冕古物送伦敦展览的预展，也是在水榭举行的。这都是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展览，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过，情景历历在目，什么时候能再看这样的展览呢，我一直在思念着。
当然，那时最经常的文化生活，还是中山公园茶座，不管是东面的来今雨轩，还是西面的春明馆、长美轩、上林春、柏斯馨等等，其茶客不同于一般的茶馆，大体来说，以中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为多。尤其是各个大学的教授、一些著名高中的教员、医生、新闻记者、画家、大学生等等。《鲁迅日记》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记云：“星期休息，上午至中山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这就是由上午直坐到晚上的例子。两顿饭自然都在这里吃。一般都是包子、汤面最方便，而这包子，不是一般的包子，来今雨轩的干菜包子、长美轩的火腿包子、“门钉”澄沙包子（很圆很高、形状像北京城门上的门钉）都是极为有名的。
中山公园进门后那座接连两边长廊的敞轩墙上，旧时有四块嵌壁石刻，刻着以朱启钤为首的公园董事会名单，共三百多人，这些董事进公园不用买票，有些是天天来的。因而人们也把爱到公园来坐茶座而并非公园董事的人都送外号叫“公园董事”，有这个雅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天天来，到固定的茶座上喝茶，有的人如果家中找不到他，到公园茶座上一找便能找到，也有人甚至把工作带到茶座上做。在那里写稿子、批卷子、翻译书的人，也不少见。鲁迅、齐寿山译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完成的。
各茶座都有固定的茶客，如郭则沄、黄节、夏仁虎、傅增湘等，都是春明馆的常客，要有宴会，也到来今雨轩去。马叙伦、傅斯年、钱玄同、胡适之，画家王梦白、速记学专家汪怡，这几位都是长美轩的常客。有人说：二三十年代中，中山公园的茶座，是文化休息茶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以上三点，均可见当年中山公园与文化之密切关系了，因而说它是当时一个“文化中心”，是非常名副其实的，现在不是又有说中国的“茶文化”，其实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是浑然一体的，中山公园浮动在茶烟中的文化气氛，当年是那样淳厚，于今则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来今雨轩
“旧雨不来今雨来”，这是来今雨轩命名的由来。它日日期待着新朋友，自然也更怀念老朋友。
《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上记载着公园创建初期的施工次第。在民国四年项下记云：
建来今雨轩，坛外东南隅建大厅五楹，环厅四出廊。厅后置太湖石山景，为广东刘君所叠，前置石座湖石一，原拟为俱乐部，嗣改为餐馆，有徐大总统题匾。民国十五年，厅前增建铅铁罩棚七间，以避风雨。
在同年的记载中，又记载了建春明馆、上林春云：
于坛外西南隅……建厅房五间，设春明馆茶点社。
坛西门外路迤南路西，建西式商房二十间，设中餐馆及
咖啡馆，以便游人饮食。
如果考证北京公园中的高级茶座饭馆，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便是原始材料，便是从以上记载的年月开始的。
大概是一九三六年前后，上海《宇宙风》社编过一本小书，书名是《北平乎？》，里面收了一篇专谈中山公园茶座的文章，题目为何，作者为谁，大概是谢兴尧吧，都已记不清了，但内容及所附一张简图都还记得清楚，这倒不是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实在是因为这些茶座，如同多年故人，太熟悉了。随时闭目一想，都好像是在来今雨轩大罩棚下面，斜靠在藤椅上，不是听着牡丹畦中嗡嗡的蜜蜂声，就是听着那老槐树枝头的沙沙的知了叫一样，真是：“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不知经过几年几度了。
北京所有公园餐馆、茶座，来今雨轩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记得中山公园的茶座，分东面和西面，东面只有来今雨轩一家，但它是所有茶座中最高级的。大厅南北有窗，四周有廊，廊前有大铁罩棚，夏天大罩棚前还要搭大芦席天棚，前面和右面都是朱栏围着的牡丹畦，左面是清故宫端门的一角，红墙黄瓦，画栋雕梁。边上都是龙钟老态的百年古槐。环境风景之好，自是不用说了。更重要是其经营方式，有许多受到顾客们欢迎的地方。如果从表面观察，起码有三点值得称许。一是设计和设备方面，盖这房子的位置是在社稷坛墙外的东南角，社稷街门的西北方，正对着东南方的端门城楼，和那两株乾隆时钱箨石《社稷坛双树歌》曾咏赞过的树龄有四五百年的老槐。气象极佳。家具设计也很好，不说别的，只说那种户外用的铁架子、人造白大理石面的茶桌，就又结实、又清洁、又稳妥，再好也没有了。二是招待和管理方面，不知道公园的经理姓甚名谁，但相信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管理才能的人，夏天不论生意多么忙，其清洁程度，招待周到，也是第一流的，这且不必说它。最难得的是他家的茶房把主顾们记得一清二楚，多少年不会忘。张恨水先生“七七”前不少年已在南京，抗战后又去重庆，直到胜利才回北京，归来后第一次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刚刚走到廊子上，老远就被一个熟茶房看到了，连忙过来热情招呼，真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三是他家的烹饪技术好，有独创的点心，如肉末烧饼、霉干菜包子等，是别处吃不到的。当然，他家也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脱离一般消费水平，太贵族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来今雨轩的茶客可以说是北京当年最阔气的茶客。外国人有各使馆的公使、参赞、洋行经理、博士、教授，中国人有各部总长、次长、银行行长、大学教授……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茶座吧。来今雨轩茶资最贵，其实茶资贵还在其次，主要是他家的文化层次高，气氛浓，因而一般茶客是很少插足的了。
《胡适的日记》民国十年六月三十日记杜威事云：
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于昨日午间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公饯杜威博士夫妇及女公子之行，到会者约八十人。十二时余，博士一家莅止，稍事寒暄，即入席。酒数巡，主席范源濂起立致辞，由胡适译为英语，大要说……
这是一九二一年的来今雨轩国际文化盛会，当年似此国际文化盛会，在此不知举行过多少次，如果仔细收集，足可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只是这种气氛消失了，花钱可以盖大宾馆，花钱却难买到文化气氛了。
来今雨轩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竖在大厅台阶下面的那块青色太湖石，这是有名的“小青”，本是圆明园旧物。原有大小两块，曰“大青、小青”，俗称“破家石”，据传乾隆南巡，在某地见此二石，十分喜爱。惜二石太大，运送困难。有一富室，尽全部家资，为运此二石来京，待石至京，该富室已破产矣。这同宋徽宗“花石纲”故事是一样的，只可惜很少人知道了。
来今雨轩后面的山石是广东一位刘姓老艺人所堆，此老民国四年来游京师，时已八十余。能诗善画，尤善堆石，公园主事者朱桂辛氏请其堆石纪念。果然玲珑剔透，超逸出群。可惜这位老人的姓名没有记下来，致使这位近代张南垣不为社会知晓，未免太可惜。不知现在还有知道这位刘老名字的读者没有？
此文最后拖个小尾巴，聊存来今雨轩的掌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