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督祠

有一次在北京坐车到天坛东面新楼群中去找人,车沿天坛北墙外马路开,转角处往南一转,我在车中偶然回头向外一望,见到东面矮墙上一块路名牌,写着“拈花寺”三字,偶一凝神,车已风驰而过,但我脑海中却回忆起一首小诗来:

夕照拈花万柳风,老槐劲节上苍穹。

燕云无限渺茫态,三百年来想像中。

这是昔时我游览北京东南城角,去瞻仰明末袁督师崇焕祠堂时,路上写的一首小诗。“夕照、拈花、万柳”,是三处名胜的名字,即夕照寺、拈花寺、万柳堂也。“老槐”是通往袁督师祠路上的一株数百年老槐,树根苍虬蟠曲,全部露在土外面,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直上苍穹,旧游历历,事隔数十年,其气势仍在目前也。

北京过去游览的地方,在清代是宣南,到了三十年代,公园、北海、故宫等处相继开放并热闹起来。宣南名寺及陶然亭各处,显得冷落一些了,但游人还总有一些。最冷落的则是东南一隅,即龙潭湖一带,那真是冷落到极点,不但没有游人,甚至知道的人也很少。当年这一带都是田野,同村庄小路一样,和现在的高楼马路,不但无法相比,几乎难以想象。不过有几处寺庙古迹,著名的袁崇焕祠堂是其中之一。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万历进士,是抗清名臣,崇祯时任兵部尚书,因宁远之役,被诬为通敌,被凌迟处死,构成极大的冤狱。一时舆论大哗,都哀痛他被冤屈惨死。据传其仆人佘姓,在行刑后偷负其尸埋葬在广渠门内,后即广东义园。佘姓守墓终身不去,其后人世代守此,俗呼佘家馆。民国六年,在广东新义园内康南海募款建祠,供袁督师遗像。当年这一带的游览路线是先到夕照寺,再到拈花寺,最后到袁督师祠,这是一条游人稀到的路线,当年和同学们骑自行车来此游览,留下一点雪泥鸿迹的印象,在记忆深处也留下了一丝细细的思念。

先到夕照寺,当时这座乾隆时修缮过的庙还很整洁。门额是“敕赐夕照禅林”,院内古柏四株,极为幽邃,夕照寺又名寂照寺,有乾隆二十四年住持僧成绍所撰的碑。文中说明当年修建此寺,主要是为了客居在京师的外省人去世后办丧事停灵的。有无主亡人,夕照寺亦代为棺殓埋葬,是一种慈善事业。庙并不太大,有两进庙院,还有一个小花园。有大雄宝殿、大悲殿、梓潼殿、伏魔殿。大殿挂着道光名进士、山西蒲圻人贺寿慈的对联:

爽气挹西山,妙转法轮回夕照;

恩光凝北阙,常凭神力护宸居。

对仗十分工稳得体,足见这位名进士的翰墨深功。寺中小园有亭甚高,超过城墙,可以远眺,晴日可见西北山痕,故联中曰“爽气挹西山”也。当日在北京,这种可以凭高眺远的地方不多,故甚可贵,今日北京到处已是高楼林立,这就不稀奇了。

由夕照寺去拈花寺、袁崇焕祠,路上先要经过一座火神庙。火神庙门外有株老槐,即是我在小诗中提到的。这个火神庙全名为“灵应火神庙”,庙虽小,修得却很好。院中有大游廊、山石盆景,禅室匾曰“啸傲云霞”。有万青藜书联:“三径尚存高士迹;六时常守梵王心。”成多禄书诗幅:“不到名蓝已十年,重来风味觉萧然。山中幸喜存长历,劫冷空怀不坏烟。”人常说:“天下名山僧占半。”其实天下好房子又何尝不是僧占半。回想平生所见,大大小小的庙,那些大小和尚住得都不坏,又干净,又安静,真比北京大杂院、上海棚户亭子间要好得多。其实为了住房,大可以找个地方去当和尚。读者不要见笑,阿弥陀佛!

正殿供火神,大红胡子,手持利剑,狰狞勇猛。也有一副贺寿慈写的联语:

位镇南方,大焕文明色;

时当朱夏,职司长养功。

当年这一带没有街道,全是菜园子,阡陌相连,在城如在野,这些庙就散处在田野间。由火神庙往南,穿行田间不远,就到了著名的拈花寺了。原是万柳堂旧址,清初是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柱。康熙四十一年建大悲阁舍为寺,康熙御书“拈花禅寺”。当时是北京东南角最著名的文人学士雅集的地方。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待诏的人都曾在此雅集。朱彝尊《上巳万柳堂宴集和冯相国诗》:

不到闲园已隔年,绿杨高映女墙边。

无妨并马横桥渡,更许深杯曲水传。

可以想见当年风光。但在庚子时破坏过甚,三十年代参观时,已十分破敝,不少房屋已改为民居了。当年供康熙御书的御书楼还在,有阮元写的白地黑字大匾“元万柳堂”。康熙刻石联语“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尚在。御书楼上嵌壁尚有十六方康熙御制诗。这些东西现在恐怕早已没有了吧。

袁督师祠堂还在拈花寺南,隔着一条小水沟。祠堂并不大,修建年代不久。房屋很新,而且景仰者多,所以题跋匾额联语甚多。袁是广东东莞人,清末民初广东在京的名人很多,除大同乡外,还有不少小同乡。如有名的版本目录家伦哲如先生就是东莞人。再有张次溪也是东莞人。大门悬长联:

其身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反蒙大难;

鼙鼓思辽东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后署“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夏至乡后学南海康有为撰并书”。丁巳是民国六年,康是保皇党,书“孔子纪元”,这是他创造的。其联语三十年代时,因伪满成立于东北,华北又危在旦夕,所以特别引人感慨,时时有“鼙鼓思辽东将帅”之思。康南海民国六年的联语,二十年后倒成了预言了。

据闻现在龙潭湖公园附近袁崇焕祠还在,而且重修了,什么时候回京,真想再去看看。

顾亭林祠

顾炎武诞辰三百七十一周年时,江苏昆山修竣顾炎武先生祠堂,成立纪念馆,来纪念这位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爱国乡贤,我曾去参加开幕盛会,并代王蘧常仁丈读了纪念文章。读后感慨多端,同时又想起了北京的“顾亭林先生祠堂”。

北京顾亭林祠堂,在宣南下斜街著名的大报国慈仁寺旧址上。这本是三百多年前王渔洋常来的地方。偃松高不寻丈,枝桠占地数亩;毗卢阁高处,可眺望卢沟桥,行人骑乘历历可数;寺藏窑变瓷观音,为稀世之珍。孔尚任谓“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即诗中所说的“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行”是也。报国寺房屋并稀世之珍的窑变观音等,均早已毁在庚子兵燹之中了。只剩下破大门,大影壁,及几株三四百年的老槐了。亭林先生纪念祠,即建在报国寺旧址西面。进了报国寺大门,又一座朝东的小卷顶磨砖门,上有“顾先生祠”四个小篆,这就是北京的顾炎武祠堂了。

顾先生祠虽不大,建筑却十分精致,是北京精致园林院落格局,朝东小门,进门便是垂花门外院落,三间南房,山墙正对小门是影壁。有武进董授经写的篆书匾“炊羹庐”,贴西墙小亭“四柿亭”。二进院东西抄手游廊,正面三间,是祠堂,供亭林先生牌位。两旁附祀的是何绍基、张穆二位,似乎是顾亭林先生的陪客。

顾亭林清初在北京住在报国慈仁寺,其大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志》等,有不少是在侨寓报国寺时写的。按,顾亭林侨寓报国寺是康熙戊申(一六六八年)间事,过了一百七十余年,即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年),道州何绍基和平定张穆,创议募集款项,在报国寺内修了顾先生祠。何绍基字子贞,官也大,又以书法闻名于世,知者甚多,不必多说。张穆知者较少,不妨略作介绍。按,张穆字诵风,一字硕州。功名和官都很小,只是个优贡生,官正白旗教习,但学问好,宗亭林一脉,讲求实学经史地理,编过《顾亭林年谱》,因此以他配飨入祀。同时人吴昆田《同人致祭顾先生祠遂游报国寺》诗云:

入门忽见松阴满,动我凄凉出世心。

古殿尚余明代迹,平生未识梵王音。

壁间飞舞诸天像,座上庄严布地金。

等是云烟轻过眼,且看爽气送遥音。

从诗中可见,初建顾先生祠时,报国寺风光尚好,著名的偃松犹在,故有“松阴”句也。

著名的大报国慈恩寺在庚子战火中,彻底毁坏了。庙中之庙,何绍基、张穆二位修建的顾先生祠,虽然未彻底毁坏,也所剩无多,残破不堪。一九二四年曾经在北洋政府作过总理的张一麐创议集资重建,这就是直到三四十年代还为游人所缅怀景仰的顾先生祠。

顾亭林祠中有两块刻石碑记。一是王锡振撰并书的“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是徐世昌撰并书的“重修顾亭林先生祠记”。徐记落款是“中华民国十年仲夏之望徐世昌撰拜书”。这已是徐做过大总统之后所书了。

半个多世纪前,去游览顾先生祠,因为原是建在报国寺中,重修仍在其遗址上,虽说报国寺已大部分烧毁了,但还保留了一些烧不毁的遗物,供人凭吊。首先是在东面小院内,有一座乾隆御制诗石碑,十分高大,完好如新,由碑可以想见乾隆时报国寺的风貌。乾隆帝到处题诗刻石,以诗人和书家言,这位“八徵寿考”皇帝诗既不好,字亦甜俗,均不足论。但从历史观点看,其题诗刻石均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痕迹,还可以看一看。其诗云:

彰仪街旁寺,开堂久自元。

增修传胜迹,祝嘏为慈尊。

又数百年阅,那庄严相存。

往来惜颓废,葺构省华繁。

幢石难寻址,虬松尚护门。

毗卢弗见阁,祇树不妨园。

顶礼观音在,传闻窑变原。

静观因有会,了识未忘言。

成矣宁无坏,今兮古慢论。

五言识颠末,聊当赑碑。

诗后记“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月御笔”,上镌“所宝惟贤”玺。诗有浓厚的八股气,不过把报国寺的历史和著名的东西都写到了。除了乾隆碑外,在祠堂正院,还有一个唐代经幢,一棵古老的桃树,大约也有二百年左右树龄,也是报国寺未毁之前的旧物了。

大报国慈恩寺原是很大的,顾亭林祠堂只占了旧址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在顾先生祠北面,原是报国寺正院,辽金古寺旧址,房屋虽烧了,却仍有不少参天古树,庚子后,在这里重修了昭忠祠。光绪三十一年开工,三十四年落成。昭忠祠原在东交民巷,是雍正为了祭祀随他出征的阵亡将士修的。庚子后,东交民巷夷为平地。昭忠祠划入奥地利使馆区,所以选了报国寺旧址重建。规模很大,正殿九间,配殿各五间,门前有新雕大石狮,是北京所有石狮中最新的一对。碑为鹿传霖撰。当时大臣为修此祠均报效银两,礼部尚书右参议良揆捐银一万两,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捐银一万两,其他捐银者尚多,不一一介绍。此祠现在大概早已没有了。

在半个多世纪前,北京各省的会馆,被盗卖事,时有发生。因而外省在北京的公产,产权事也常闹纠纷,顾亭林祠,最早是顾生前在报国寺住的那几间房,道光时何子贞、张石经倡议建祠祭祀。民国十年,旅京江苏籍大官张一麐、董康集资重建,规模较大。报国寺虽然被烧了,后来还有当家和尚,便把顾祠侵占了。后来江苏旅平同乡会报请官厅,将该祠产权收回,还成立了保管委员会。后又被私立知行中学占用,后来又打官司,和这个中学订立了租约。纠纷前后闹了好多年。亦是顾祠之旧闻,现在知者亦寡矣。

阅微草堂

近人邓文如先生在其《骨董琐记》中,曾有一则专门记载清代著名学人宣南寓所地址的笔记,如:王渔洋住保安寺街,潘祖荫住米市胡同,祁寯藻住四眼井,李越缦住铁门等等。其中说到纪晓岚的住址是“虎坊桥”。虎坊桥在哪里?具体地说,现在虎坊桥晋阳饭庄那所房子,就是约二百年前清朝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的河间纪昀住宅的旧址,著名的“阅微草堂”就在那里。二百年来,沧桑几变,宣南多少名人旧宅,均已湮没无闻,而“阅微草堂”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知道,可见其盛名是历久未衰的了。

“阅微草堂”之闻名,一是因为纪晓岚这个人,二是因为他的名著《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的著名学者中,纪晓岚的名气所以大,固然是因为他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并编写了一部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且还由于他的诙谐、滑稽。他的滑稽故事流传颇多,如“老头子”、“靴筒走水”、“纪大烟袋”等等,在过去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现在说来也很有趣。实际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处在清代文字狱的压力之下,他负责主编《四库全书》,不但任务繁重,而且相当危险,这种诙谐和滑稽,似乎便成为他的“自我保护术”了。他在一首《过德州咏东方曼倩》的诗中道出了这点苦衷,诗云:“十八年间侍紫宸,金门待诏好容身。诙谐一笑原无碍,谁遣频侵郭金人。”用“诙谐”以“容身紫宸”,便是他的秘密。纪晓岚一生的重要经历,除早年做过福建学台和晚年遣戍去过一次伊犁而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以侍读学士为“总纂官”,领导“四库馆”的时间最长,后来充军伊犁放还之后,又经起用一直做到协办大学士。他长期在京,都住在虎坊桥这座房子里,堂名“阅微草堂”,著名的《阅微草堂笔记》,内容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等五种,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总的书名也以此命名。鲁迅先生说它“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已见,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辩,亦有灼见。……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纪晓岚和刘墉(号石庵)非常要好,两个人都活得岁数很大,刘墉为“阅微草堂”书联云:

两登耆宴今犹健;五掌乌台古所无。

梁山舟也曾为其书联云:

万卷编成群玉府;一生修到大罗天。

前一联“乌台”是指“御史台”,后一联“群玉府”是用《穆天子传》典故,指修《四库全书》。纪晓岚一生在学术文章上样样都不后人,但拙于“书”,字写得颇不入格,其《书刘墉临王右军帖后》云:“石庵今年八十四,余今年亦八十,相交之久,无如我二人者,余不能书,而喜闻石庵论书。”古人虽是大名家,对自己所不能的也决不硬吹,而能坦白承认,这一点也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啊!

虎坊桥迤东路北,这所“阅微草堂”旧址,自二百年前这位“大烟袋”学士死后,不知几易其主,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成了著名京戏科班“富连成”的所在地,萧长华老艺人任总教习,在此多年执教,著名的“连、富、盛、世”字辈中许多身怀绝艺的演员,都是在这所“阅微草堂”旧址中培养出来的。这是一所有前院、有正院、有后围房的大院子,在“富连成科班”占用时,房子还没有多少变动,大体还是老样子。

“阅微草堂”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两进四合院房子,除了“阅微草堂”的匾,当年就挂在正院北房檐前以外,并无什么“泉石之胜”。但有两样花木,却十分可珍,一是藤花,一是海棠。北京的花木中,是特别讲究藤花和海棠的。如吏部古藤、王渔洋手植藤花、慈仁寺海棠、极乐寺海棠等,都是二三百年以上的旧物,过去都是极为有名的,现在都没有了。“阅微草堂”的海棠和藤萝,都是纪晓岚当年的旧物,因而弥足珍贵了。藤萝在前院,老干已死,现在是新发出来的枝条,虽说“新条”,但根部蟠曲,看上去也有百来年了。海棠在后院,已有两三丈高,根部以上分作两杈,都有大碗口粗细,在果木树中是不多见的,即使在北京,这样老的海棠也很少,一望便知是二百年以上的旧物了。所谓“老树着花无丑枝”,春来花发时,一定是极为烂漫的。联想到近些年来,各处名胜古迹中的老树枯死不少,因而也很为“阅微草堂”旧址中残存的这两株海棠和藤萝担忧了。

“阅微草堂”后来改为一家酒肆。进门的过道里挂着一个大红木镜框,是陈蛰庐老人写的。款署“八十七叟蛰庐陈云诰并记”,两方图章,一朱文“癸卯年蛰庐八十七重宴琼林”,一白文“陈云诰印”,跋云:

树杞老友,服务晋阳饭庄,癸卯九秋,邂逅相语,始知此宅为纪文达公旧居,俯仰今昔,率成此篇,树杞索余书,遂录与之。

蛰庐老人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癸卯科的翰林,该科状元是山东人王寿彭,六十年后的第二次“癸卯年”,图章说“八十七重宴琼林”,即老人是二十七岁点的翰林了。其诗云:

城南虎坊桥,市廛焕金碧。

偶过卖酒家,入门占一席。

堂堂何遽深,户庭极闳硕。

借问居肆人,言之遂凿凿:

此日晋阳居,昔日纪公宅。

上溯乾隆中,纪年过二百。

栋宇虽依然,不知主几易。

手植藤尚存,恨无艮岳石。

草堂署“阅微”,难寻旧题额。

语罢情有余,吾闻亦太息。

传舍如人生,百年一过客。

万象皆虚空,流传独书册。

笔记多名言,读者宜爱惜。

第一个癸卯是一九○三年,第二个癸卯是一九六三年,如今又是三十年过去了。这所房子可能还在吧,再过三十年又如何呢?

顾大使公馆

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举行了各种纪念事项,报上发了不少消息。我看着这些消息,深有感慨。不由得想起当年故宫博物院的董事会、维持会、基金委员会的那些老先生们。过去见过面的、听过课的,今天都已经成为古人了,如陈援庵、夏枝巢、沈兼士诸先生。而有两位名气很大,地位很高,只在报纸上见过照片的人,却硕果仅存,尚婆娑人间,这就是张汉卿将军和顾少川(维钧)大使,迩者消息传来,顾大使也以近期颐之年,成了古人了。老成凋谢,深感享年之长,抑归去之速,正如王羲之所说“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了。但贡献是永久的。《顾维钧回忆录》正在不断出版,中文译本也出了好几卷了。

对于顾大使,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对他所知,除去书本上的、报纸上的,再有就是老人们的传说了。什么他是当年巴黎和会上最年轻的外交家呀!他是当年中国美男子之一呀!他衣着多么考究,英语说得多么流畅呀,等等。但是这些,对我说来,都是间接的所知。我对顾大使的直接所知,有一样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就是“顾大使公馆”,直到今天,那十分气派、而又整天关闭的三间大红门,和那钉在门框上的白地黑字,一尺多长的“顾大使公馆”的牌子,还时而在我面前闪过。

这所大宅子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西口路北,三间大红门,很像王府的大门,但比较低一些,汽车可以直开进去。里面很大,有中式游廊四合院。也有西式房舍,还有假山花园。人们往往把铁狮子胡同和吴梅村的诗连起来。震钧天咫偶闻》记云:

吴梅村有“田家铁狮歌”,疑即铁狮子胡同,双狮在一狭巷中,已破碎。巷口另有二石卧狮,制作极工……巷北为志尚书和第,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后有土山,山上树数围。

实际震钧未作深考。谈迁北游录》云:

入宣武门大街,久之,道侧铁狮二。元元贞十年彰德路造,先朝都督田弘遇赐第,狮当其门,今门堙而狮如故也。吴骏公尝作歌。

可见明代“田贵妃家铁狮”在宣武门里,东北城的铁狮子胡同是另一回事。震钧所说志和尚书宅,都是实在的,名“增旧园”。所说“另有二石卧狮”,那就是有名的段执政府。据传是雍正兄弟允禩,即“阿其那”府邸,但阿其那权势盛时,也只是“贝勒”,而这大门比王府还阔。现在还在,大可研究一番。

震钧所说“屋宇深邃,院落宽宏”的宅子,就是后来的顾大使公馆。据说这座公馆房价和重新修建费,共用了三十万银元。不过详情我不知道,不能多说。我只想说说对这所“顾大使公馆”感情上的深刻印象。

在沦陷时期,门框上的那块“顾大使公馆”的牌子一直钉着,未去掉。自然顾大使早在“七七事变”前就不在北京了。当年北京大小宅门都爱在门框上钉个“张寓”、“李寓”的铜牌子或木牌子。有的在姓上横刻两个小字,加上籍贯或郡望,如“陇西李寓”、“荥阳郑寓”等等。少数文化人把名字刻成小木牌,钉在门上,如“张醉丐”、“王雪涛”等位。这些我都是看惯的。像这样把官衔写在牌子上的派头,既不像住宅,又不像机关,在北京是独一份。我小时偶然一次随大人出门时,坐在洋车上看到,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十年代前期,我已进入大学,常常骑自行车去东北城,经过铁狮子胡同,总爱回头望望这座气派的大红门,望望那块“顾大使公馆”的白地黑字木牌子,而每次望见,总有些眷眷之情,而那神秘的大红门总关着,我真希望那大红门一开,一辆双马敞篷大马车走出来,上面坐着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手套雪白手套,扶着“司替克”的顾大使微笑着向路人打招呼!可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我骑车经过这个“顾大使公馆”时,那神秘的大红门不开最好,万一我路过时,大门哗啦一开,那就太危险了,原来当时那里住的是最危险的侵略者冈村宁次!

自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顾大使公馆”中已经没有顾大使了。“顾大使公馆”热闹的时候,还在我出世之前。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益世报》新闻中说:“好事者于二十二日下午在铁狮子胡同顾宅邀集十六位学者开一茶话会,借冀交换政治主张。”这正是吴佩孚虎踞洛阳,北洋政府经济最困难,黎元洪倒台前夕,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的时期。当时阁员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霄,董康的财政总长因被索薪团扯破马褂,已吓得辞职了。据《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八日记云:

下午四时,到少川家茶会。……茶会时,美国前公使芮恩施演说《中国财政》,说的话浅不可耐,此人真没有道理。我与在君问他几句,他竟不知答了些什么鬼话。林宗孟起来,问亮畴何所闻而来……他说,“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他们为什么不向颜骏人讨账?为什么不去向周子廙讨账?为什么不向以前的‘财神’(梁士诒)讨账?为什么都来包围我?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那能有工夫做计划?我大计划是维持北京秩序,此外更无别个计划。”后来在君说了几句话,少川起来说,“今天天太晚了,下回再聚会,请诸位即用‘今日政治计划’做讨论题目。”少川究竟是漂亮的人,亮畴若说此话,岂不漂亮?

日记所记,正见当时北洋好人政府时阁员议政之气氛。这会是定期不断举行的,十月二十七日又记云:“四时,顾宅茶会。亮畴、钧任又大发牢骚,到处骂人,大家都不满意。最后蔡先生起来说:‘我提议这个茶会今天以后不继续开了。就是要开,也须等王、罗几位出了阁之后。’‘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

这是“顾大使公馆”最风光的黄金时代了。当时开会者有蔡元培、林长民、高鲁、蒋百里、王宠惠、叶景萃、陈铎、王星拱、顾维钧、顾梦余、胡适、李煜瀛等人。这时真是名副其实的“顾大使公馆”,我看到时已经不是了。

“顾大使公馆”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时,作为行馆,世多知者,在此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