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椿寺
北京的宣武门外有条下斜街，街西高台上有一所破旧的房屋，路人可以望见里面的残破的筒瓦屋顶，屋瓦上长了一些狗尾巴草。出入是靠南面的一座车门，门前有两株秃树，是槐树，都不高大，纵使盛夏，也没有浓郁的槐影，但树干却十分古老，像一个操持一世，饱经沧桑，越活越萎缩的老人。从这破旧的房屋、山门和老树身上，可以问讯到这个地方的历史，这就是有近五百年历史的长椿寺。谈迁《北游录》十一月癸未记云：
癸未，偶入斜街都土地庙……出过长椿寺，以王文宣移寓焉。万历时，孝定皇太后为归空和尚建。殿庑雄丽，其后多宝阁，则崇祯间田贵妃立，费四万缗，内渗金。多宝塔高一丈五尺，塔中空，藏《妙法莲花经》。猊座中奉铜佛，左九莲菩萨、右智上菩萨。九莲，即孝定皇太后李氏也。智上，即纯孝皇太后刘氏也。俱旃檀莲座，旧供封号牌位。今撤去，壁绘千佛，丹碧炳耀，旁铜像十八罗汉，为大内大善殿物，今携寺中。
谈氏所述都是长椿寺在明末的情况，去今已四百余年矣。这个归空和尚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位苦行者，据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记载：归空原名明阳，自幼出家，“能一再七不食，日饮水数升，持之至五年”，因而众人给他尊号为“水斋”。出家后三十年作行脚僧，不袜不席，云游四方，曾跪行到五台山，为参古松，燃烧一指以供文殊菩萨；又去朝普陀山，燃烧一指以供观音菩萨；后又去朝峨眉，燃烧一指以供普贤菩萨。有人问他：“十指今七，那三指何处？”和尚回答说：“十指依然。”其苦行有似近代湘绮老人的名弟子“八指头陀”，就是归空和尚比他还多烧了一个指头，也可号“七指头陀”了。他由伏牛山云游到北京，一时名气很大，皇太后便为他建了这座庙，万历帝朱翊钧赐额为“长椿寺”。长椿寺在清代香火不盛也不衰，读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二月十九日记云：
十九日，晴，诣长椿寺，是日观音大士诞也。寺僧每岁为善会，士女多往拜者。余幼记名于寺中，故忆髫龄时年年赴善会，今不到者，十余年矣。故僧清莲，余方外师，没已二年。怆怀今昔，不胜感也。
这是本世纪初关于长椿寺的实录。足见是宣南名寺之一，佛事还是不断的。同时常常作为人家办白事的场所。一直到三四十年代，还经常有人借这里“开吊”。一位同学的老祖母病故，原是同仁堂乐家的老姑奶奶，丧事很隆重，在这里开吊，曾去出份子行礼，这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寺内各佛院都还十分整齐。
长椿寺庙院并不算大，院中原来有两株很高大的楸树，花时缤纷满树，游人甚盛。至于所藏所谓万历皇后 的“九莲菩萨像”，还有一丈五尺高的渗金多宝佛塔等镇寺宝物，恐怕就早已没有了。
长椿寺在下斜街。过去出宣武门过桥右转进达子桥，经上、下斜街直到广安门大街，是进出广安门一条近路，不绕菜市口，清代西城宣武门一带人出京都走此。附近名胜不少，如三忠祠、嵩云别墅等，在清末民初还很冲要，先大人汉英公常常说起这些地方，因为“三忠祠”供的是明末死于辽东战事的张铨、高邦佐、何廷櫆，都是山西北路人。因此“三忠祠”等于山西北路的会馆，祠中闲房都寄住着同乡京官，汉英公常常来此找人。不远嵩云别墅也十分著名，而且有园亭之胜，可以摆酒请客。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道：“晨，微阴，宴同僚于嵩云草堂，堂榭明丽，树石幽峭，桂香飘散远闻。”可以想见其情韵。可惜在半世纪前，这些地方就冷落了，汉英公当年虽常说，亦不过怀念其青年时的旧事耳。
崇效寺
还是我上初中时，记得已是沦陷之后，有一年暮春，先大人汉英公带我慕名去看崇效寺牡丹，是下午去的，也是大风天，坐有轨电车由珠市口到牛街，下车走进去，横穿枣林前街，尘土陋巷，行人冷落，到了庙门，也很残破，随便走进去，里面似乎还有住家。庙院并不大，牡丹园在西北角上，也不过三四十株，有黑紫色墨牡丹，有白中泛绿的绿牡丹，我看过小说《绿牡丹》，原想看看像菜叶子那样绿的牡丹，因而看了这样的“绿牡丹”，也不大满意，似乎汉英公也觉得没啥，远不如到公园看牡丹好，因而也未仔细观赏，随意看了看，就出来了。后来就再没有去过这宣南第一名寺。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岂亦佛家之所谓“缘”乎？同样是宣南古寺，法源寺居然得到重修，长椿寺还存几间古屋，而同样三百年间以花事著称的崇效寺，则化为乌有了，岂不令人长叹息乎？
崇效寺俗名枣花寺，庙外早年间都是枣树林。直到现在，其旧址附近仍有“枣林前街”的地名，庙院并不大，佛殿也不雄伟，但是它旧时的名气实在大，其出名除去春城花事而外，更重要的是它有两张名图，流传了将近三百年，可以说是“镇寺之宝”。一卷是《训鸡图》，画一老僧抱鸡而坐，别有猫、犬在旁，曼殊震钧氏说是“不解何意”，实际这是一卷佛家的“护生画”。另一卷是《青松红杏图》，图中画一老僧打坐，作入定状，上面苍松荫覆，下则红杏霞蒸，后面有自朱竹垞、王渔洋而后，题跋者几千家，真是洋洋大观。寺中历届住持僧人，大都是庸俗势利之徒，只看施主官职大小、布施的金钱多少，便献出这卷名图来让一些达官显宦们题跋。《天咫偶闻》所谓“金貂共狗尾偕陈，玉楮与败叶参见”，正说明这种情况。
这卷图为什么当初受到王渔洋、朱竹垞诸大老的重视呢？据传清初崇效寺住持僧拙庵，是明末一员武将，打了败仗后，在盘山落发，做佛门弟子，后来做了崇效寺的住持，因感于松山、杏山的败仗，故作此图，以志亡国之哀。清代初年，一些著名诗人大多都有故国之思，所以也多借题此卷子以抒发其感慨。而年代越后，题的人越缺乏这些真实的感情，只是借古人的光来使自己也出出名，把自己的名字和古人的名字写在一起，不但是狗尾续貂，而且是有些恬不知耻了。
这个享有盛名的卷子，在崇效寺流传有年，古寺、名花、名图，三者相得益彰，而出人意外的是有一度遇到一个极不成器的和尚作住持僧，把这卷“传寺之宝”送到当铺中当了。庚子年，当铺被抢，这幅名图流落出来，被京官杨荫柏收买了去，后来崇效寺住持僧人又设法买了回去，在几十年前仍存在寺中。现在崇效寺已经没有了，尽管白纸坊一带地皮不缺，有的是盖新房子的地方，可有人偏偏要在这个古寺的旧址上盖一间百货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几百年的枣花寺已是历史名称，《青松红杏图》何用问呢？只有感慨系之了。
圣安寺
北京宣南的庙宇也真多，记得以前逛陶然亭，在慈悲庵门框上挂一小牌，上写“北京佛教会第七十六寺”，这还只是佛教会管的，那不归佛教会管的还多，总数当远不只此了。唐人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京近千年的国都，想来也应有此数。《鲁迅日记》乙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记云：“季上 人洒扫圣安寺，助资二元。”季上是许季上，“”音“鸠”，是古字，聚也。意思就是招集人。圣安寺就是我想到的，在这篇小文中要介绍的名寺。
圣安寺在牛街南横街西口路北，是明、清以来很有名的一座大庙，不少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庙中供着金世宗、金章宗座像。还有明代李宸妃的像。前人诗有“停骖惆怅圣安寺，后堂空祀李宸妃”句。半世纪前的圣安寺，是乾隆四十一年拨帑银重修。门额“敕重建古刹圣安寺”，为乾隆御书。
圣安寺最著名的宝物，是藤胎佛像，计有佛像三、诸天像四。编藤丝为佛像骨架，外裹以生丝绢、黏以生漆，外面再以金箔装金，饰以缨络，佛衣甲胄再嵌以珊瑚青金诸宝石，庄严华丽，比泥塑轻便得多，便于移动。这是自唐代以来流传的塑佛像工艺，日本奈良古寺的鉴真和尚塑像，就是这样塑的。这几尊珍贵的佛像原是宫里的东西，明崇祯时赐给圣安寺供奉。圣安寺离法源寺很近，在寺庙关系上，是法源寺下院，旧时这里经常有办白事，为亡人接三停灵，我少年时几次跟家里大人来此为亲友家吊唁行礼，没有正式逛过，想来是很可惜的。看前人手稿，权作文抄公，引一段前人圣安寺的游记，用为京华古寺鳞爪吧：
寺在今南横街之西口四号门，匾曰：敕重建古刹圣安寺。乾隆御笔也。门前有古槐二，入东侧房门，上悬进士匾一，前院有古槐、柏各一，古海棠一株，高及丈余，天王殿各像已旧，尚整。后院海棠、丁香颇高，殊雅静。大院之正中，亭一，南面悬匾曰“瑞像亭”，内供佛像，寺僧云是旃檀佛，不知确否。亭北有甬道达大雄宝殿前。大殿供佛像与十八罗汉像，较古，与通常之像不同。有白面者，塑工至精。像后壁上皆有画像，亦皆古而整……老僧玉明居之。方丈匾为“松风水月”。朱文柄联：“旃檀亭上春秋永；兜率宫中岁月长。”薛宝辰联：“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尚有他人联语。
一甲子弹指而去了，临风怀想，问一声：这些东西现在哪里呢？
我家在先大人汉英公去世之前搬到右安门里里仁街公房中居住，出入到菜市口购物，三天两头从南横街走，经过圣安寺门前，最初虽然残破，还像一座庙，后来越来越不行，弄得庙门内外，乱七八糟，也不知是破庙，还是破工厂、破机关，总之，简直是“四不像”了。令人想起旧时北京破落户子弟，拿花梨条案当砧板切黄瓜、把破棉鞋扔在祖宗龛上……一张嘴还是吹祖宗三代的牛，其风格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关于这点，又是祖宗传下来的老病了。因记圣安寺，附带发两句牢骚吧！
石灯庵
偶然想起，北京旧时的庙宇实在多，叫法也多，有的叫“庵”、有的叫“寺”、有的叫“庙”、有的叫“观”、有的叫“宫”、有的叫“殿”，这些庙和尚、喇嘛、道士、尼姑应有尽有。而且有不少庙名一般听来很怪，却是很有意义、很雅的。比如在西南城角有一个小庙名叫“石灯庵”，就很有点禅宗的机锋。“石”意味着坚固与愚顽，“灯”却意味着光明普照。“主公说法，顽石点头”，这是有名的佛教故事；“以一灯传万灯”，这又是著名的佛教哲言。以“石”为“灯”，便意味着坚定永久，光明普照了。所以石灯名庵，是非常好的。自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小的庵寺了。但在昔时，却也是有点小名气的。乾隆时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七云：“吉祥寺在今猪尾胡同承恩寺之右，元泰定间建，明季改名石灯庵。”
石灯庵的名字是从明代才改的，为什么改名呢？据说万历年间，即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苏州僧人真程由江南到京，当了这座小庙的住持。向施主们募了些金银，重修寺庙，在掘地取土时，得到一个石刻经幢，式样像灯台，周旁刻《般若心经》一部，并刻有唐广德二年少府裴监施、朝请郎赵偃书等字样。明万历时礼部尚书黄汝亨特地为此事写了一块“石灯庵”的匾，挂在寺中，从此这座小庙便叫“石灯庵”了。
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说：
程居此无华饰，朝梵夕呗，二十余年无懈日，日无懈声。绅衿缁素，月八日就此放生，笼禽雀，盆鱼虾，筐螺蚌，罗堂前，僧作梵语数千相向，纵羽空飞……人谓庵小云栖云。
可见这个小庙在明代是十分著名的。后石灯原物失去。《宸垣识略》云：“今寺中有石香炉，云即旧传石灯，然炉上并无镌刻，则石灯已不可考矣。”可见乾隆时石灯即已渺茫了。
这座小庙在六十年前还在，地址在宣武门里往西走，即象坊桥街，经过北洋政府参、众两议院，路北有一小庙，名承恩寺，过承恩寺再往西，即到石灯庵了。前为圆门，匾曰“光明石灯庵”，有古槐当门，庵后有小巷即名“石灯庵”，有门出入，为当时北京佛教会第十二寺，院内客堂匾曰“宝月常圆”。二三十年代中，住持僧号越尘，把寺整修一新，香火不多，有闲房出租，每月得房租四五十元，维持开销。这里过去是西南城角，是死角，一般人很难走到。但离一些学校不远。附近就是私立民国大学，有的学生还在此租房呢，大概比住小公寓还便宜。原石灯已无，石灯为清代后刻者，上为六角亭形，下座中部细，如灯盏扶手，刻制甚精，内灯满可注油燃灯，灯供在大雄宝殿阿弥陀佛前。殿楹联云：
一曰：“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即非庄严，是名庄严。”
二曰：“明月不以常满为心；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第二联尤其好，可惜现在知之者太少了。
中国习惯上叫“庵”的寺庙，大多是女僧住持，因而俗说尼姑庵，《红楼梦》智能儿不就是水月庵的小尼姑吗？而这个石灯庵却一直是和尚当家。当年庙宇有公产，有私产。庙都是受十方供应，募化修建的，怎么会有私产呢？原来有些庙宇，香火冷落，长期无人管理，遇到地方官吏营私舞弊，不良僧人盗卖庙产，这样勾结起来，把庙卖与积有私房钱的和尚，就变成某个和尚的私产了。石灯庵在元、明以来，自然不是私产，而在清末不知何时，却变成私庙，清末住持和尚名潭波，买下当时已破敝不堪的石灯庵旧址，又以私蓄修缮，成为一座整齐小庙，作为自己礼佛奉经之所。六十年前，经堂上还有“三洲感应”大匾，匾上刻着“光绪乙巳年住持僧潭波立”。光绪乙巳是光绪三十一年，那已经是庚子之后，本世纪初的事了。僧人庙产，如徒弟好，相处融洽，也可继承庙产，但是潭波徒弟染有不良嗜好，是个坏家伙，因之潭波临终，留下遗嘱，将庙产改为十方公有，因之后来成了佛教会的庙。一九三五年当时市长袁良主持编撰之巨型画册《旧都文物略》，有石灯照片并文字记载。文字虽略，而照片极为清晰，此一京华历史文物，大约早已化为乌有，赖此照片，得以保存矣。
当时北京内城西南城角，地近太平湖，有一小片水域，风景很不差，因之在清初这里也是文人学士流连咏觞的地方。震钧《天咫偶闻》记云：
石灯庵……西傍官沟之上窄港相通，石桥互接，或倚茂树，或亘颓墙，金晃刹竿，最多古寺，花依篱角，略辨人家。且城带西山，离离瘦碧，尘飞夕日，默默流红，虽不能遽角胜江南，亦无复京华尘梦矣。
震钧记载中，还有汤西厓“初秋小集石灯庵”断句，今录其全诗于后：
岿然削出此香台，恰在蒹葭野水隈。
一夕肯抛明月去，廿年曾共故人来。
因缘旧梦销禅榻，触迕闲情付酒杯。
九陌归途正灯火，少留未用仆夫催。
汤西厓，康熙时人，从诗中可以想见清初大老在石灯庵饮宴时的潇洒情况。不过六十年前，这里已无此情调了。附近有私人花园，园主张燕谋售与富商于宝轩办大同贸易公司，院内古木参天，山石楚楚有致，花木特盛，丁香花极为馥郁，再有这个小园与石灯庵近在咫尺，地名却奇怪，叫“水月庵街”，而这里更无屋庵。是石灯庵也曾叫过水月庵呢？还是另有个水月庵在此呢？这正与曹雪芹所写同名，想来曹雪芹时代这里就有“水月庵街”了，联系到《红楼梦》智能儿，不也是很有趣味的问题吗？
现在城墙拆除，这个角上，盖了不少高楼，四通八达，旧时面目全非，连著名的太平湖也没有了。许多遗迹，也完全淹没在楼群中，消失了。石灯庵不知还在不在，或仍在大楼背阴的夹缝中乎？
天宁寺
陈兼与仁丈在为《燕京乡土记》写的序言中，有一句道“南北河泊荷花”，只这六个字，还是本世纪初的古话，不要说现在人，即使半世纪前，也很少有人去看，谈起来已是“开元、天宝”的古事矣。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六月五日记云：
晨，驱车出彰仪门，至南河泡，其地在京城西南角，有荷池数十亩，水终年不涸，筑堂舍数楹，围以林树，夏间游人甚多。记于庚辰岁，随先人入都，时居西城十八半载，曾随母姊及戚友来游一次。余方七八岁，今逾二十年矣。是日为方勉甫年伯父子所邀，客来颇夥，半皆同里人，杂坐说笑。
日记所记，也就是兼与丈序中所说的“南北河泊荷花”，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著名游览去处，最早是私人兴办起来的。
大约一百二三十年前，有一个姓王的富户，看到这里有一个十几亩大小的水塘，便动了脑筋，出资经营，种了树木，修了园亭，盖了水榭，在水塘中种了红、白荷花，添了游船，没有几年，便名满都下，“莲花池”成了夏天都人游赏的胜地了。震在廷形容那里的风景说：
敞榭三间，一水回折，八窗洞开；夕照将倾，微风偶拂；扁舟不帆，环流自远；新荷点点，茁水如燃；浓绿阴阴，周回成幄……此间大有江湖之思，故宣南士大夫趋之若鹜，亦粉署中一服清凉散也。
固然是文人笔墨，着意点染，但这地方肯定是不错的。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夏，翁同龢写过一首七古，题为“彰仪门外南泡子荷花最繁，子 作图，乃名宝泉河，题奉一笑”。其中有句云：
南泡荷花如酒狂，唐突游人倚窗几……彰仪门西古城角，杰阁无名就倾圮。袁公作堂我题匾，爱此清冷半弯水。后来裙屐日喧哄，我亦罢游经一纪。
翁常熟之诗较之震在廷所记早十六七年，而诗中又有“日喧哄”、“经一纪”之语，即莲花池在光绪元年，尚较冷清，十年之后，已成裙屐喧哄之游赏胜地，而几十年后，又趋荒凉，现在不过百年，这样好的地方，早已没有人知道了。
莲花池如此，“尺五庄”也是这样。嘉庆时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云：“尺五庄在南西门外里许，都人夏日游玩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南西门就是右安门，按文人爱用古语的习惯，也可叫“丰宜门”，这座城门外面，直到丰台草桥，全是“花田”，是明、清两代最有名的游赏胜地，有不少名园，“尺五庄”是其中之一。《林则徐日记》中记他在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六月初九日同李兰卿约同年十六人在尺五庄雅集，文云：“荷池初开，修竹成荫，坐花行酒，文宴甚欢，酉刻散席。顺途至三官庙看时花。”所记与姚元之相同，颇可想见当年宣南士大夫胜游之乐，亦可想见“尺五庄”之风光宜人。所说“时花”即“莳花”，亦称“唐花”，实即盆花。当年南西门外不只尺五庄风光宜人，三官庙即花之寺，也是游览的好地方，广安门外还有著名的“冯园”，右安门外还有著名的“小有余芳”，可惜均早已零落殆尽矣。
南河泡子一直往北三里不到，便是著名的天宁古寺了。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
天宁寺，在广安门外，石路之北，北魏古刹，其塔为隋代造，又有开皇经幢二，今恐无存，昔年寺中设花肆，尤以桂花、秋菊为有名。同、光间，为士夫招伶人宴饮之所，故越缦堂日记每每言及。尚有南河泡，在石路西南，方塘数亩，荷花甚茂，亦夏日逭暑地。王半塘词中有“他年记取小红亭，小红亭外，高柳万蝉鸣”，即此地也。
天宁寺是北魏古寺，几乎所有记载北京地理掌故的书，都记到它，而把它与南河泡子记在一起，只有崇彝书中是这样写的。因先说南河泡子，后说天宁寺，所以我引了崇彝一段文字，其实天宁寺在各书记载中，最著称的是那座隋代修建的砖塔。刘同人《帝京景物略》特别描绘这座塔，说“四周缀锋以万计”，说不管“风定风作”，塔铃都响。塔铃如果一停，塔上就要出现神光了，说得神乎其神。
值得庆幸的是，南河泡子虽然无人提起了，而天宁寺塔居然还在，在西山夕照时，每每经过此处，望上去特别引人遥思———而不知道哪位高明的官，批准在它边上建了两座大烟囱，真是“伟大”到极点了，还能说什么呢？